德国兵现在也一定要觉到在铁丝网对面所发生的事件的。
发生了什么事件呢——是乌鸦畜生想活活地吃人。
就是这样,咱们俩战斗了很久。咱们始终准备着要打它,不过在德国兵面前动手,是应该小心的,咱们真要哭出来了。岂不是手是弄得一塌胡涂,还流着血,并且乌鸦畜生还要来啄么?
于是生了说了出的气,乌鸦刚要飞到咱们这里来的时候,蓦地跳了起来,“呔。”这样说了。“极恶的畜生。”
这样吆喝了,德国兵自然也一定听到了的。
一看,德国兵们是长蛇似的在向铁丝网爬过来。
咱们一下子站起,拔步便跑,步枪敲着腿,机关枪重得要掉下来。
那时德国兵们就发一声喊,开枪来打咱们了——但咱们却连躺也不躺下——跑走了。
怎样跑到了面前的农家的呢,老实说罢,是一点也不知道。
只是跑到了一看——血从肩膀上在流下来——是负了伤了。
于是顺着屋子的隐蔽处,一步一步蹩到自家的阵里忽然死了似的倒下了。
到现在也还记得的,醒过来时,是在联队地域中的辎重队里。
只是,急忙将手伸进口袋里去一摸,表是确乎在着的,然而那野猪皮夹呢,却无踪无影。
咱们忘记在那里了么,乌鸦累得我没有藏好么,还是卫生队的小子掏去了呢?
咱们虽然很流了些悲痛之泪,但一切都只好拉倒,其间身子也渐渐好起来了。
不过由人们的闲话,知道了在这辎重队的拉布式庚少尉那里,住着一个标致的波兰姑娘维多利亚·迦叶弥罗夫那。
好罢。
大概是过了一星期之后罢。咱们得到了若耳治勋章。便挂上这物事,跑到拉布式庚少尉的宿舍去了。
一进屋子里。
“您好呀,少尉大人。您好呀,漂亮的波兰姑娘维多利亚小姐。”
一看,两个人都慌张了。
少尉站了起来,庇护着那姑娘,“你,”他说。“你早先就在我的眼前转来转去,在窗下蹩来蹩去的罢。滚出去,这混帐东西,真是……”
咱们挺出胸脯子,傲然地这样对付他。
“你虽然是军官,但因为这不过是民事上的事,所以我也和别人一样,有开口的权利的。还是请那个标致的波兰姑娘,在两人里挑选一个罢。”
于是少尉突然喝骂咱们了。
“哼,这泰谟波夫的乡下佬!说什么废话。咄,拿掉你这若耳治罢。我可要打了。”
“不,少尉大人,你的手虽然短,我却是曾在战场上象烈火一般,流过血来的人呀。”
这么说着,咱们就一直走到门边,等候那女人——标致的波兰姑娘说什么话。
然而她却什么也不说,躲到拉布式庚的背后去了。
咱们很发了悲痛的叹息,呸的在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就这样地走出了。
刚出门,不是就听到谁的脚步声么?
一看,是维多利亚·迦叶弥罗夫那在走来。编织的围巾从肩头滑下着。
那姑娘跑到咱们的旁边,便使尖尖的指甲咬进手里去,但自己却一句话也不能说。
似乎好容易过了一秒钟的时候,忽然用标致的嘴唇在咱们的手上接吻,一面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那札尔·伊立支,希涅布柳霍夫先生,我真要诚心认错……请你原谅原谅罢,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女人呀。可是,运道是大家不一样的。”
咱们倒在那里,想说些话了……然而,那时候,突然记起了乌鸦在咱们上面飞翔的事……心里想,吓,妈的,便将自己的心按住了。
“不,标致的波兰姑娘,你,无论如何,是没法原谅的。”
(一九二九年四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奇剑及其他》所载。)
爱尔兰文学之回顾 日本 野口米次郎
倘是开了的花,时候一到,就要凋零的罢。我在文学上,也看见这伤心的自然的法则。二十几年前始在英诗界的太空,大大地横画了彩虹的所谓爱尔兰文学运动,现在也消泯无迹了。昨年(译者案:1923)Yeats得了诺贝尔奖金,但这事,在我的耳朵里,却响作吊唁他们一派的文学运动的挽歌。A.E.(George Russell)和Yeats一同,被推举为爱尔兰自由国的最高顾问的事,说起来,也不过是一座墓碣。他们的文学底事业,是天命尽矣;然而他们的工作,则一定将和法兰西的象征运动一同,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永远的篇幅。我现在就要来寻究其遗踪。时节是万籁无声的冬季。我的书斋里的火是冷冷的。挂在书斋里的Yeats的肖像也岑寂。遥想于他,转多伤心之感了。
我不能将爱尔兰和印度分开了来设想。那都是受着英国的铁槌底的统治,在那下面不能动弹的国度。他们两国民,是所谓亡国之民,只好成为极端的乐天家,或则悲观论者。就爱尔兰文学看来,A.E.代表前者,Yeats是属于后者的。我在这里,只要文学底地来讲一讲爱尔兰,印度的事情,则以俟异日。
读者首先必须知道在爱尔兰人,是没有国语,没有历史,加以没有国家这一个根本底事实,还必须知道爱尔兰的青年(二十几年前的青年,在现在,是也入了斑白的老境了),……他们是抱着三个的决心,文学底地觉醒了的。三个的决心云者,是什么呢?第一,是没有国语的他们,就从近便的英文,来造出适于自己的目的的表现的样式。第二,是回到过去的诗歌去,认精神底王国之存在。第三,是他们在从新发见了的文学底遗产上,放下自己的新文学的根柢去。这些三个的决心,精神底地,是极其悲壮的。于是这文学运动,便负着如火的热烈的爱国心的背景,而取了惊人的美丽的攻击的态度了。
所谓爱尔兰文学运动者,是袭击的文学。在国内,是用了文学底新教之力,以破坏传统底地主宰着国民之心的正教派底文化,在国外,是使人认知爱尔兰之存在的爱国底行为。世间的轻率的人,每将这爱尔兰文学运动和同时兴起的英国的新诗运动相并论,但这二者,出发之点是两样的。决不是可以混同的事。除了都是出现于同时代的运动以外,毫无什么关系。英国的新诗运动,是觉醒于新的诗的音律,以自觉之力,发见了前人未发见的诗境,而要从限制自己,有时且腐化自己的维多利亚女皇朝文学的恶影响,救出自己来。一言以蔽之,则英国的新诗运动,主点是在对于凡俗主义的自己防御。即使这运动(倘若可以称为运动)也有攻击的矛头之所向,那也不过是为“自己防御”而发的。将这和爱尔兰文学运动相比较,是那因之而起的精神,全然不同。我的朋友而现居印度的诗人James Cousins,这样地说着,“宗教底地,称为基督新教徒,文学底地,则称为异端者,也称为抗议者的 Protestant的工作,即始于Protest之点。我的文学底工作,也从这里出发的。我二十三岁的时候,在伦敦的Crystal Palace偶然看见了冷骂爱尔兰人的滑稽画。我愤怒了,我于是回国,决心于反对英格兰人之前,先应该向自己的国人作文学底挑战。我写了一篇叫作《你们应该爱Protestant的神而憎一切加特力教徒》的文章。自己是为爱国心所燃烧了,但这之前,却不得不嫌恶本国人。被认为直接关系于所谓爱尔兰文学运动的三十人的几乎全部,不妨说,都是新教徒。而且所以起了这新运动的动机,也不妨说,三十人大略都一样。就是,是反爱尔兰,是新教徒的少数者的工作。”
数年以前,在日本,“归万叶去”[10]这句话,被听取为有着意义的宣言。究竟有多少歌人,能够在古代的诗歌精神中,发见了真实的灵感呢?归于古代的事,不但在日本人为必要,无论那一国的新文学,都必须知道古代的人民的文化和天才,和近代的时代精神有怎样的关系,而从这处所,来培养真生命的。爱尔兰的青年诗人,将文学的出发点放在这里,正是聪明的事。英国的新诗运动,也以自然的行为,而是认了这一点的时候,英国的诗坛和爱尔兰的新文学,便有了密接的关系了。Yeats之称赞Blake,Francis Thompson之于Shelley发见了新意义,都是出于自然的事,而在英国诗坛,也如上述的Blake和Shelley一样,同时研究起Vaughan和Herbert来。所以,以出发的精神而论,英格兰、爱尔兰两国的新文学,是不同的,但也该注意之点,是渐渐携手,同来主张英语诗的复活底生命了。然而无论到那里,爱尔兰人总和英格兰人是先天底地不同的魂的所有者。他们不象英国人那样,要以文学来救人类的灵魂。英国的诗人,即使怎样地取了无关于宗教的态度,也总有被拘之处。不能象爱尔兰的青年诗人一般,天真地,宿命底地,以美为宗教。也不能将美和爱国心相联系,而来歌吟。英国人一到歌咏爱国心的时候,他们总是不自然的,理论底的。过去不远,英国的Tennyson,也曾和宗教底疑惑争斗了。Browning虽然超绝了宗教底疑惑,却被拘于自己的信仰。和他们相反,爱尔兰的文学者,是不疑宗教,至于令人以为是无宗教似的。简短地说,是他们漠不关心于宗教。更真实地说,是他们虽然是宗教底,而不为此所囚的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实不疑宗教,所以他们是自然的。漠不关心于宗教,所以他们是天真的。虽然是宗教底而决不为此所囚,所以他们是宿命底的。
我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在爱尔兰的山中,会有失少孩子的事,当此之际,警官便先拾枯枝,点起火来,做成篝火,于是口诵誓辞,而后从事于搜索失掉的孩子。从这一个琐话来推想,也就可以明白爱尔兰人是怎样地迷信底了。然而又从这迷信无害于他们的信仰之点来一想,即又知道爱尔兰人的心理状态,是特别的,就是矛盾。这矛盾,总紧钉着无论怎样的爱尔兰人。从Bernard Shaw起,到在美国乡下做使女的无名的姑娘止,都带着矛盾的性质。从信仰上的矛盾而论,我想,日本人是也不下于爱尔兰人的。近代的日本人,恰如近代的爱尔兰人一样,是无宗教的罢,但日本人的大多数,又如爱尔兰人的大多数一样,是宗教底。日本人大多数的宗教底信仰,并不为各种迷信所削弱,换了话来说,就是信仰迷信,两皆有力的。更进一步说,也就是日本人的个性,是无论怎样的宗教底信仰或迷信,均不能加以伤害的不可思议的人民。假使这一点可以说伟大,那就应该说,爱尔兰人也如日本人一般的伟大。从虽是别国的文学,而在日本,爱尔兰文学的被理解却很易,共鸣者也很多这地方看来,岂不是就因为日本人和爱尔兰人,性质上有什么相通之处之所致么?至少,有着矛盾的国民性这一点,他们两国民是相类似的。倘以为文学底地,日本不及爱尔兰,那就只在日本没有Shaw和Yeats这一点上。这是遗憾的,但我尤以为遗憾者,还有一件事。这非他……是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不如爱尔兰人的深。爱尔兰人,至少,是爱尔兰的青年文学者,他们的生命,是不仅受五官所主宰的。
他们住在五官以上的大的精神底世界中,还觉醒于大的生命里。概念底地说,则他们是认识了永远性的存在,他们的眼,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将外部和内部,合一起来,而看见内面底精神,从外面底物质产生出来的那秘密。他们的诗歌,可以说,是出于永远性的认识的。这爱尔兰人的特质,从古代以来,就显现在他们的哲学上,诗歌上。这特质,外面底地,是广的,但内面底地,却含蓄,因而是梦想底的。外面底地,是平面底,而在内面底地,却有着立体底的深。
在爱尔兰,有两种的诗人。其一,是外面底地运用爱国心以作诗,而主张国民主义。和这相反,别的诗人,则想如Yeats的仙女模样,披轻纱的衣裳,以柔足在云间经行。前者主张地上的乐国,必须是爱尔兰,而后者则想在那理想境中发见天国。他们两人,是如此不同的,然而在爱尔兰人,却将他们两面都看得很自然,毫不以为奇怪。先前已经说过,是矛盾的人们,所以在别国人是不可能的事物,在他们,是可能的。也可以说,他们的特质,是在使矛盾不仅以矛盾终。他们将矛盾和矛盾结合,使成自然……这是他们的有趣之处。我自己是看重这特质,个人底地,也将他们作为朋友的。而且非个人底地,是对于爱尔兰有非常的兴味的。其实,在他们,固然有无责任的不可靠的处所,但除他们之外,却再也寻不出那么愉快的人们了。
就从上文所叙的国民性,产生了所谓爱尔兰文学。历史底地来一想,爱尔兰的文化,是经数世纪,和诗的精神相联系的。恰如日本古代的万叶人,是诗歌的人一样,爱尔兰人也是诗的人。据爱尔兰人所记的话,则王是诗人,戴着歌的王冠;法律是诗人所作,历史也是诗人所写的。千年以前,在爱尔兰要做国民军之一人,相传倘不是约有诗集十二本的姓名,便不能做。英国人还没有知道诗的平仄是怎样的东西的时候,爱尔兰人却已有二百种以上的诗形了。在英国,百年以前,Wordsworth才发见了自然之为何物,而爱尔兰人则已发见之于千年以前。到十九世纪,英国乃强迫他们,令用英语为一般国语,但他们的真精神,却回到他们的古代精神去,成了他们的爱国热猛烈地燃烧起来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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