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的富豪，既为这所谓“异端”的宗教底华丽方面所蛊惑，同时也脱离单纯的原始底生活样式了。然而接着这事而起的，是寡妇孤儿的榨取，那住屋的夺取，奢侈，欢乐和饮酒之风，和这些一同，也流行了使用各种的香料、黄金、装饰品；赞美女性所具的优美、典雅、淫荡；终至于倡道复归于异民族之神的信仰了。
由以上的所讲，已经完结了我们的对蹠底阶级，即胎生期底资本主义的说明。然而这资本主义，那自然不消说，是极其原始底的，交易底性质的东西，并非在真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这游牧底集团，对于新发生的这压抑底秩序，竭力反对了。稍富的人，固然能有仗着政治底手段，来直接反抗的机会，但下层民众，对于支配阶级的道德，却不过在嘴上说些不平。在先前，相对底平等主义，对于邻人的好谊，生活的简易化这些事，曾经怎样正当地施行过，民众是知道的。于是以为这些是民众的真的生活，而且是惟一合法的事情，我们的神，民众的神，即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联盟的军神，是嘉纳这真理的，其他一切的企图，则和我们的神相违背，而主张过去的生活之唯一合法了。
往时，神的豫言者之所以被尊敬的理由，是因为用了平常人的话，即对于民众，不能给与一些反响。所以无论怎样的雄辩家，也不直接向民众诉说。民众不过由豫言者在半发癫中说出来的奇迹底的言语，知道他的精神。因为倘不这样，民众就不相信辩士和豫言者的话。他们的意思，是以为凡有一切，都由Animism（万有神道），即视之不见的伟大的力，作用于实现而生的。
无论如何，这是重大的反抗。但到底，这成了怎样情形呢？岂止不是现状维持呢，倒是成了使历史的车，向后退走的倾向。然而这时候，和神的名是不相干，但将这过去加以分析，赞美，换在更好的位置上，并将过去加以理想化，不放在自己的背后，而反放在前方，换了话来说，就是，只好将一看是理想化，圣化了的旧的秩序，作为理想的对象了。
然而这理想，是小有产者底，小市民底，小农民底的满足。但是，在各人还都住在陋屋里，连这也做不到的人，便局在无花果树下，而且大家都靠着自己的劳力而生活着的时代，则希温（Zion）山边，曾经度着由完全的邻人爱而生活，因此也充满着神的真理和生活的平和的事，却也不难推想的。所以豫言者们，也没有论及社会底理想和意向的必要。那有这样的必要呢？他们说过平等，说过分田，说过小经济，然而这是中农民的理想，是称为榨取者，则还太幼稚，然而达得最高了的中农经济的理想。作为饱满的，而且度了仗着邻人爱的平和生活的结果，他们对于全地上的革命，是也抱着相同的见解的。据那时的他们的意见，则是怀着狼可以和羔羊一同饲养，狮子决不来害小儿那样的思想。倘是这样，那么，这地上，是成了平和的乐园了的罢，为什么呢，因为由自己的劳动以营生活的邻人爱，据他们的意见，是根本底，而且唯一的，万世不易的神的真理的缘故。
三 卢梭和嘉勒尔的社会观
现在，更用新的现代的例，来讲一讲这事情罢。这是在法兰西的例子。法兰西革命的原因，如诸君所知道，是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革命勃发以前，法兰西的有产阶级，不但已经发达到动摇了两个最高阶级（贵族和教士阶级）的基础和支配力那样程度而已，这两个阶级，对于农民阶级和中产市民阶级，是同为可怕的重压物的。法兰西革命在那本身中，就带着复杂的倾向。这就是，大有产阶级成了支配阶级，想自由地支使宪法，和这相对，别一面则小有产阶级虽然不过暂时，但压迫了大有产阶级，并且引小资本家及几乎没有资产的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为同调，将实现一七九三年的宪法的事成功了。这在民主主义的发达上，是给了非常之大的影响，而且促其进步的。将这解说起来，便是在教士阶级和剥了金箔的贵族之下，有着大有产阶级的层，在大有产阶级之下，有着在或一程度上，可以称为“国民”的无差别的民众，要说为什么称为无差别的民众，那便因为在这里面，混淆着农民阶级的利害和一切形态的都会无产阶级的利害。
革命已经准备的时候，大有产阶级是利用了大家以为舆论指导者的生活有些稳固的上层智识阶级，作为自己的代辩者的。充当了这样的智识阶级的前卫之辈，是以博学负盛名的学者，如服尔德（Voltaire）、迪特罗（Diderot）、达朗培尔（D'Alembert）、海里惠谛（Helvetius）、诃尔拔夫（Holbach）等，他们相信文明和文化，以为将来的产业底富的增加，科学底智识，农业的进步，是可以绝灭那由于中世纪底偏见的阶级差别的不合理，创造以新的科学为基础的人生，于是就得到这地上的繁荣的。
然而小有产阶级，却并不这样想。他们对于向科学和艺术的这样夸大的期待，还抱着很大的不满，因为科学和艺术，不过是一种结约，现实底地，是毫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他们的。不独如此而已，这些还反而助长制造品的膨胀，成为大商业和大资本的发达，这大资本，则成了他们的阶级压迫的盾牌了。
一切文明的本体，在壮丽的旅馆中，在模范庄园中，或则在大产业经营的建筑物中，在大有产阶级的大商店中。瑞士的一个钟表匠，费一生于书记或别的半从仆的生活，脱巡警的拘捕，而寻求着亡命的天地的小有产阶级直系出身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是毕生没有出这阶级的圈外的，然而标举了圣书底豫言者的别派，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撒但的作为，这是凯因的规定。”而且你们的富，你们的名誉，你们的文明，你们的艺术，你们的学问——这些一切，都不是必要的东西，所必要者，只有地上惟一的真理。那么，所谓真理者，究竟是指什么呢？依他的回答，便是平等。是造立经济底平等。由平等的经济个体，结起相互契约来，以创成国家底组织，国家尊重各人的平等，这么一来，则少数者的一单位，岂不成了对于大多数者，更无抗辩的权利了么？然而承认大多数者的原则底的支配权，平等人的支配权的这组织，依卢梭的意见，是真正的地上的极乐。这里有装入他的理想底内容的理由，他主张人们应该依照自然受教育，应该复归到自然所生照样的圆满无双的人——以前是文明使他堕落了的——去，并且从此又生出更新的女性的模范来，生出作为母性，是单纯而宽大，并且对于自己所受的任务，是用鲜花似的典丽——那时的有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上层的文明底女性，是没有灵魂的偶人——加以处理的作为朋友的女性来。卢梭将他自己的神的本相，分明地这样说，“有谁在我的心里说，人们应该平等，我们由活泼的劳动，由和自然的融合，而享受大的慰安，这是神的声音，是在不需什么教会的各人心里的神的声音。如果人们中止了榨取邻人，而成了在地土上作工的劳动者，则他在自己的心里，听到神的声音的罢。”
这回，来讲一个英吉利的例子罢。
还没有到制品时代，商业资本时代，只是铁的前进时代，即机械产业，工场产业勃兴未久的时候，在铁的堆积之下，被挤出了仓舍去的农夫，手工业被夺了的小手工业者们，便叫出怨嗟之声来。当这时，奋然而起的，是英吉利的豫言者嘉勒尔（Thomas Carlyle）。然而他的话，和卢梭的话是一样的。他向机械产业者说，“你们对着地主，城主，或则封建底的羁绊，扬着反抗的声音。但在封建时代，地主之不得不扶养农夫者，乃是和父对于子的一样的关系，而农夫是几与家畜相等，愈怠于饲育，即愈不利于饲主的。然而你们现在的态度，却过于不仁。你们以这不仁的态度，只在暂时之间，便榨取完穷人，或则吸尽了你们榨取过的地主的全身的汁水，要将这改铸为金币。你们胡乱搜集小孩，将他们的生命抛在机器里，要造出贱价的薄洋布来。你们有什么权利，能说你们是自由主义者，是求自由的人呢？和‘旧’相斗争的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旧’者，比‘现在’还要好些，因为那时人们是神一般过活。但是，神是什么呢？神的规定是什么呢？那就是邻人爱。在已有定规的世界上，无需叫作竞争这一种不仁的关系。也无需叫作簿记、减法、利益之类的东西，以及强凌弱，和令人以为这是当然似的优胜劣败的争斗。应该回到人类关系的原始组织去。应该回到有机底存在，相互爱去。”
据嘉勒尔说，则这些一切，都以宗教底精神为前提，然而，无论什么，凡一切，都应该从被机器声，放汽声，数钱声弄得耳聋了的人们的内底感情，誊写出来。
四 作为社会底理论的托尔斯泰主义
我还可以无限量地引用这样的许多例，然而诸君也知道着，当文化的黎明期将要过去的时候，或者那历程将要急激地到来的时候，旧时代是总从那中心里，生出时代的天才儿来的。他们站在旧传统中，以反抗旧世界，但对于旧传统，则在离开事实的看法上，以最理想化了的形式来眺望。
倘从这观点，来略略观察作为社会底理论的托尔斯泰主义，我们便即刻发见这样的事，就是，纵使托尔斯泰主义是取缔反动的护民官，对于反动的革命家，即揭起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旗子的，但倘将不用未来而用过去的名义，或者用了称为未来而不过是变形底过去的名义，来挑发反资本主义的一揆的人们，都大抵归在豫言者的范畴里，则要而言之，可以说，托尔斯泰主义在那观物的方法上，是豫言者底的。
托尔斯泰比较了都会和农村，将理想底价值放在农村上，是事实。这大地主——托尔斯泰是大地主——对于有产者的一切东西，都抱着彻底底的反感；在他，凡是产业，商业，有产者底的学问，以及有产者底的艺术，无不嫌憎。他从小市民阶级，小官僚阶级——他由大地主的感情，最侮蔑这阶级——起，直到大肚子的商人，学术中毒的医学博士，技师，丰姿楚楚的贵妇人，以行政底手段自豪的大臣们止，都一样地怀着反感，他们是和他所希望的完全的融和的世界，相距很远的人们。
托尔斯泰的社会否定说，可以说是原始底的；还有，他自己的个性否定说，这在结果上，是带社会底性质的，但这在他的哲学观之中，已经讲过——到后来，要讲到的罢，他的社会否定说，是对于无为徒食者，放肆的资本家，智识阶级而放肆的官吏的一种地主底抗议，这位伟大的地主的“老爷”，是在寻求可以过显辛[4]那样生活法的理论的。显辛呢，作为诗人斐德是做脚韵诗，作为显辛，是农奴制主张者。斐德·显辛和托尔斯泰，都不避忌和站在反动底见地的别的地主老爷们相交游。对于这些地主老爷们，即使怎样地说教，也是徒劳，而且不能给与一点什么内底的满足，是连托尔斯泰自己，也由那伟大的聪明性，自己明白的。关于这内底满足，在今天的演讲上，我还想略略讲一讲。
他，赞美农村，同时也认识了农村的两个极端的对照的存在。这就是地主和农夫。
赞美地主，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为这成了赞美寄生虫——掠夺者。地主是贪着别人的劳力而生活的。一面高扬着地主主义，老爷主义，又怎能讲平等主义呢，惟这老爷主义，乃是掠夺底，榨取底的色彩浓厚的东西，在托尔斯泰，惟这老爷主义，是他的憎恶的有产阶级的主要的标记，根本底的咒诅的对象。然而农夫却和这相反的。农夫对于坐在土堤上，和自己们讲闲话的善良忠厚的老爷们，全然很亲密；他们懂得老爷们也在一样地想，年成要好，银行是重利盘剥的店，是吸血机器；又在道德底的以及经济底的方面，只要没有直接接触到地主和农夫这种阶级差别底之处，是也能够大家懂得互相的调和点的。
作为那理想论，托尔斯泰使之和有产者底的都会相对峙者，是小家族的集合体这农民阶级。在这里，各人是和那家族一同，仗着自己的劳力过活，也不欺侮谁，从生到死，种白菜，吃白菜，又种白菜，而尽他直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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