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手段的变化

    1 现代战争中不可预期的新元素

    此处我并不打算详细探究现代战争全新且难以预期的形式。但是，既然我将重点探讨心理因素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势必需要简短梳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情况。

    战争将会有力地推动个人、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因为其将改变武器、战略、人道主义概念、权利观念、风俗习惯——总而言之，改变一切。同时，战争也将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对人类生存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分别研究某些特定变化之前，我将先对其做整体分析，来说明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到地上与地下、海面上与海面下以及空中的战争的。

    现代陆地战争的首要特征，即军队人数从以前的几十万人上升到现在的几百万人，战场范围从过去的有限空间拓展至如今长达几百英里的战线。

    沿着这条长长的战线，士兵们在泥土中挖掘壕沟并进行着殊死战斗。而将领们则除了用电话下令发动进攻或在某些要塞加强防守之外，再无其他活动。

    早期的枪支射程都在几百米之内，而且瞄准度很低，杀伤力很弱，如今早已为射程在6至125英里的加农炮所取代。这些大炮的威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数日之内便可彻底摧毁看似坚不可摧的要塞，并能够几乎即时消灭暴露在其炮筒之前的战斗力量。

    海上战争也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自战争初始，潜水艇便被投入使用，能够在几分钟内击沉造价达300万英镑的巨型军舰，迫使后者不得不进入港口躲避，甚至不敢轻易驶出港口。

    除了这些陆海战争，还有空战——尽管飞机的打击力量尚未获得充分验证，但是由于飞机能够数以千计地飞越边境进入别国领空，其很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战争中，从恺撒至拿破仑，战争一直由将领个人主导，依赖人们的运筹帷幄。将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后方遥控着一切情况。在路易十六和拿破仑时代，有画家为了描绘战场画过这样一幅画：在画面近景中，士兵们在用大炮向敌人猛力开火，而在画面远景的山坡上，坐落着将军们的指挥部。

    若是换作当今的时代，观众们便可看到一幅全新的景象：几十万军队悉数出动，在画面中却不见一人一枪，因为士兵、战马、枪炮、战壕全都隐藏起来了。

    但是，如果观众目光敏锐并且保持长时间观察，最终将会不时地看见一些人，他们偶尔从背景显现出来，慢慢地爬过田野，又迅速跳起来跃入战壕。

    如果观众希望看见正在指挥这支隐形军队的将领本人，便将发现他正在缓缓地、悄悄地退出画面。他通过接收和发送电报或电话信息的方式，向不同军团发出指令，他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便是下令用火车将军队运至想要攻打或守卫的地点。

    最后，如果我们这位想象中的观众想要找到所有军队的最高统帅，则可能需要走上很远的一段路程。如今我们得知，自1914年9月5日至25日，在马恩战役整个过程中，元帅和其副手们都一直待在距离战场120英里的地方。

    数以百计、陆续不断的小规模遭遇战也取代了过去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战模式。除了在波兰和俄国，在其他地方并未出现大型战役。但是，为了在许多小型战役中夺取一点微弱优势，仍然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除了我在上述指出的变化外，本场战争还为人们带来许多出其不意的感觉。例如，在战争之前，所有军校都教授步兵应该呈开放队形分批前进，以此避免人员的严重损耗。但是本场战争自始，德国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大举进攻的冒进方式。德国军队在沙勒罗伊出人意料地采取这种方法，在那时还是成功的，因为这种出其不意的阵势大大挫伤了法军的士气。但是到了伊瑟战役时，这种方法却失败了，因为德军将自己大面积暴露在英法两军之前，成为集中攻击目标，在短短几天之内便损失了15万人。

    总体说来，法军将领完全不了解德军的战术。鉴于对法国战备的整体考虑，目前活跃在战场上的马勒泰尔将军（General Malleterre）于1915年8月9日写道：

    即便是在最近几年，当法国逐渐从好战转向和平主义，并最终清楚地看到德国的威胁时，法国军方仍然懈怠地认为东部防线牢不可破，法军有能力通过阿尔萨斯与洛林发起迅速反击。

    但是，德国在1914年8月迅速策划、组织并实施了作战方案，打得法军措手不及。正因如此，当法军首次接触敌人并发现暴露于来源不明的炮火之下时，感到非常震惊。德国攻势的惊人之处在于，在发动步兵之前，先用密集的火炮攻势将法国本就脆弱的防线置于瘫痪状态。我所知道的都是我的亲眼所见，我将永远记住法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坚守与撤退的日子，也将永远记住法军由于根本不能将战线向前推进一步而愤怒万分。

    ……德军于1870年和1914年发起的两次攻势都体现了战略、人数与物质上的强大优势。

    由此可见，德国人确实预知了战争中的一切，除了某些尚属未知的特定心理因素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探讨现代战争中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转变。

    2 现代战术、战线延长、进攻与防守

    从战术角度上来看，原先由于供给困难而异常复杂的现代战争已经大为简化，因为先前战争的宏大部署在目前仅仅意味着发动前线进攻与包围敌人。目前的困难则包括大量人员的调动与部署，还包括武器与食物补给。因此，铁路至关重要。铁路系统比对手发达的作战方仅凭此项便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能够打败人数占多数的敌人——俄国的战败即为实证。德国人能运用铁路系统将军队调遣至预先确定的地点，并用简单的战术战胜敌人——将一大队军团调至敌人侧翼，突袭之、包围之，然后俘获大量战俘与大炮。弗雷德里克大帝很久以前说过：“如果发动突袭，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能够打败十万人的军队。”

    尽管如此，法军将领们在战争早期甚至还坚定地相信，德国将难以抵挡俄国的入侵。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德军是胜利的一方。即便俄军胜利，也无法从其大本营向前推进太远距离，因为其交通设施不够发达。如果德军撤退，其必然将摧毁通往其境内的铁路，因此即使俄国入侵德国，也不可能深入其境内。

    当前战线的延伸绝对违背了过去完全集中兵力的原则，并避免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现代战争是较大空间范围内的一系列遭遇战，很少产生决定性后果。

    此外，战壕的应用大大改变了过去关于攻守的概念。

    从心理学角度看来，进攻方显然比防守方具有突出优势。守方一无所知地等待不知将从何而来的攻击，自然处于劣势地位。自拿破仑时代起，所有军事教科书都提出了这一原则。此外，它还是德国军队的基本教条：

    弗雷德里克大帝对路易十五致信称：“即使人数不占优势，也最好主动占据进攻地位”，“敌人在遭遇袭击时常常自乱阵脚，正好提供可乘之机”。弗雷德里克大帝通过主动进攻赢得了许多战役的胜利，这是因为他的敌人们常常拘泥于旧时兵法的僵硬形式与准则，防守十分无力，不能采取有效的反击手段；拿破仑的许多胜利也是由于对手的战略战术有许多破绽，在冯·毛奇（von Moltke）时代，包围敌人的原则也很成功，因为敌人并未找到有效的反制措施。

    战壕的出现并未消除进攻方的这些优势，除非涉及重要军事行动，指挥官很少敢于下令大规模向战壕发起进攻。我提到过一个事实：当德军想要占领加莱并袭击法军侧翼时，便贸然对法军的战壕发起攻击，在短短几天内无谓地牺牲了15万人的生命。

    尽管如此，守方对攻方这种偶然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攻方如有足够的弹药供给，便能重获优势。俄军总参谋长在1915年6月的军队公报中写道：

    总体说来，我们在进攻中的损失并没有防守时大，因为防守需要顶着敌人的重重火力。比如，当我们进攻某一个村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挺机关枪，俘获629名奥地利战俘，其中包括19名军官，而我们自己只有50名人员伤亡。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不像拿破仑的将领，德军的多数成功将领都是老人。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兴登堡（他已在统领第四军团时退休）、麦肯森等人都已年逾七旬，冯·黑泽勒（von Haeseler）元帅更已是80岁高龄。他们都已位列退休名单，好将职位让给更年轻的军官，但是如今却又被召回。在拿破仑时期，年轻人能够战胜资深将领，如今情况却正好相反，无疑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如今确保成功的资质已完全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如今当然还需要大胆攻势，但也需要更多深思熟虑。

    3 现代战争中的要塞和战壕

    当今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关于要塞的概念。在这里不存在预见性的问题，因为单凭经验便可判断：如果诸如南锡之类的开放城市周围有临时战壕的保卫，便能抵挡围城军队的进攻。但是，安特卫普等地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却在短短数日内沦陷。这场战争将无疑标志着永久防御工事的终结，因为没有一座工事能够抵抗甚至很短的时间。查尔蒙特（Charlemont）的要塞在8月29日受到自75英里之外的攻击，在3天之内沦陷，这期间守军的子弹甚至没有碰到敌军。隆维的要塞在坚持6天之后陷落，安特卫普也没能坚持过两周。当然，德国人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还有比在攻打法国和比利时要塞时所用的射程更远的大炮，因此能够在三四天内摧毁这些工事。

    目前战争的结果证明，要塞只是将那些原本应作战的士兵固定住，它们提供的隐蔽不过是迷惑和陷阱罢了。华沙和科夫罗看似坚不可摧，因为前者有30多个工事包围，后者作为俄国后撤的最后一道防线，配备有最先进的现代防御设施，也具有强大的弹药储备，德国人在此处缴获了400多门大炮。

    现代战争虽然终结了要塞的时代，但是开启了战壕的时代。战壕是露天的要塞，如果部分被占领或摧毁，就能转移到其他地方。防守战壕仅需很少人力，但是却比构造最为科学的要塞都要坚固。战壕常常使守方比攻方占据更多优势，因为如果要冲破战壕防线，需要比普通战场上高出10倍的人员和炮弹储备。

    战壕如此坚固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便费很大力气攻占其中一道，敌人还能在后面再挖几道，于是又不得不发起新一轮进攻。

    战壕不仅终结了从前的战略部署，也意味了滑铁卢之类决定国家命运的战役的消失。

    现代战争中战壕的新颖性在于它的范围、重要性和加固方式，而并不在于它的使用方式，因为战壕其实一直被用于战争中。从前的要塞总是在工事四周平行地挖掘一些战壕，在1640年围攻阿拉斯时，法军便是这么做的，后来在1658年包围敦刻尔克时，也应用了这种方法。

    很久以前，战壕不仅被用于进攻，也用于防守。众所周知，惠灵顿迫使马塞纳撤退，是通过双重战壕包围通往里斯本的路线，并分割成两段——前一段长30英里，后一段长75英里。战壕宽度为5米，由25000人用一个月挖掘完成。战壕也在许多现代战争中得到使用，尤其是在特兰斯瓦和日本战场上。

    在抗击德军侵略的初始阶段，法国并未使用战壕，尽管军事教材中早已阐述过战壕的重要性。就此我想指出，在1906年10月24日出版并于1911年10月28日修订的《步兵陆地工事指南》中，均有提及战壕，甚至还收录了战壕的几种不同类型，既有露天的，也有上面有所遮盖的。

    现代战争中的战壕有几大新颖之处：一、部署了重火力，从而使其真正具备了工事的题中之意；二、战壕本身能绵延长达300或400英里。这一延长本是源于马恩战役后的临时需要——德法两军都要尽力包抄对方，又要避免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覆盖之下，唯一适合的掩体便是战壕。因此双方沿着整条战线挖掘战壕，一直伸至海边。这300多英里的地下掩体才花了几个星期就建成了。

    接连数月地待在战壕里要求士兵们有不懈的耐心和勇气，因为士兵们不得不暴露于敌军机关枪的扫射与脚下地雷的危险之中。以下这段对战壕的描述文字来自于一位军事作家的亲眼所见：

    请想象这样一条沟，有一人身高之深度、两人前后并立之宽度。士兵们就站在沟底开火，火药筒和其他装备碰撞着一面沟壁发出响声，另一面沟壁上掘出些台阶，以便轻松出入。根据地势不同，战壕的长度也各有不同。

    如果有一枚炮弹落进战壕，便足以导致里面所有人丧生，因此士兵们发明了弹片屏障。这些屏障是一些土制的墙体，厚度足以抵挡炮弹碎片，并将壕沟分隔成若干相互连通的部分，每个隔断都留出容纳一人通行的空隙。从上空看下去，壕沟就像一个耙子，弹片屏障便是一个个耙齿，每两个耙齿之间足以容纳三至四个机枪手。如果场地允许，在壕沟一侧或背后还能挖出一块更大的空间，让暂时空闲的士兵稍作休息以恢复体力。这块空间顶部覆盖着厚厚的树枝和泥土，底部铺着稻草。每两道壕沟之间常有过道连通，以便成百上千人在其中来回穿梭——正是通过这种地下工事，敌对两军争相发起进攻。

    要夺占战壕已然非常危险，但是此后的防守却往往更加危险。因为这些战壕通常已在此前的战役中被炮弹毁坏了些许，必须顶着敌人的炮火予以维修。一名炮兵说：

    我记得在一次进攻中，由于前期火力工作很彻底，受命攻占一组战壕的兵团仅仅花费了13分钟、牺牲了80人便取得胜利。但是之后，他们遭遇了敌人的11次反击战，虽然守住了战壕，却花了整整6天6夜，并牺牲了1500人。

    必须承认，战壕除非构造得当、防守有力，否则也并不真正是坚不可摧的。对于俄国人来说，战壕毫无用处。（法军将领不久便亲身体会到：只有将大炮架至要塞前方位置合适的战壕里，才能守卫要塞。一旦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法国许多要塞便从此能够抵挡德军的进攻。）俄国人则不能理解战壕的原理（俄国一份报纸的军事评论文章将其所有要塞的陷落归为战壕的缺陷，也正是该报说：由于缺乏技术专家，俄军没有能力建造合适的战壕抵挡侵略。但是，能力不足永远都是蹩脚的借口。）无法阻挡德军前进的步伐，因此竟沦落到实行焦土政策，野蛮地焚毁自己的城市。

    1915年9月3日的《泰晤士报》描述了俄军实施焦土政策以暂时阻止敌人前进的一系列做法：

    俄军后撤的沿途已俨然成为一片火海，路边的房屋都被焚毁，绵延有数英里。克莱罗夫的每条街道都在燃烧。当匈牙利人进城时，整座城市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盆，因此他们无法通行，只能绕道而走。当他们抵达弗拉基米尔-沃林斯基时，那里也在燃烧，他们从那里还看见韦尔巴镇和远处的所有村庄——统统都在燃烧。科韦利的整片平原已化为一片熊熊火海，周边所有村庄都在燃烧。没有随俄军撤退的滞留居民惊恐万分，已经说不出话了。

    被焚毁的不仅有村庄，也有大城市。例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原有40000人口，在焦土政策后一切荡然无存，仅有烧焦的残垣。俄军在撤退的路上焚毁了所有东西，似乎尤其重视能将德国人阻止几个小时。

    4 弹药和军需

    当战争爆发时，作战人数被普遍视作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如今不得不得出这一结论：可获取军需的数量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俄国常常战败的一大原因即军需不足，尽管俄军人数相对敌人要多得多。一位英军将领所言极是：只需两个人和若干挺机关枪守卫战壕，便能抵挡一个旅的攻击。要夺占一个由大炮和机关枪以每分钟600发射击频率守卫的战壕，需要铺天盖地的榴弹炮轰炸。

    尽管今天看来似乎非常明显，弹药数量的重要性却在很晚才被认识到。经历了6个多月的战争后，这一理念才被法国、英国、俄国所认可。由于不够及时，已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在战争爆发之际，没有一个法军将领认识到这一事实：必须大规模制造子弹。1914年9月，工厂每日产量不足7000枚，到了1915年5月，每日已能产出80000枚，但即便这一数目仍然不足。

    法军将领如此忽视弹药供给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宣战时，兵工厂的多数工人都被送上前线，之后又被分别从所属兵团中抽调回来，但这一过程便浪费了一个月。今天，经验告诉我们，少数人与大量弹药的组合远比多数人和少量弹药更有价值。

    5 人数因素

    充足的军需补给是现代战争的主导要素，但人数的优势同样非常重要。德国人一贯强调人数的作用，尽管他们也很小心地指出其限制。以下是伯恩哈迪的观点：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道德和智力一直是主导因素，在一些可变范围内要强于人数要素。毫无疑问，在一些案例中，道德力量本身便足以抵消其他一切缺陷。个人杰出品质将能提升全军甚至全民族的能力水平……在一场不确定的对抗中，如果双方实力相当，实力的效果便会逐渐下降，显示出最高道德和最强牺牲精神的那一方才能最终获得胜利。如果双方的道德水准相当，能够保证最长时间财政支持的那一方将获得胜利。

    因此，军队的稳健比人数重要。同一作者又写道：

    1870年和1871年时，法兰西共和国派出的大批军队尽管人数占据优势，照样被勇猛的普鲁士军打得落花流水。另外众所周知，日本的军队人数虽然远远少于俄国，却能不断战胜俄国。美国内战也同样如此，南方军队虽然人数占优，却一直输给北方军队的稳健。

    尽管如此，如果双方其他差距都不大，那么人数多的一方当然会取得胜利。

    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即便是天才面对绝对人数优势也会无能为力；此外，规模够大的群体只要正常发挥，也会战胜一切占智力与道德优势的对手。因此，天才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对抗多数优势，因为当多数优势到达某一特定程度时，将显示出势不可挡的威力。

    “一战”中的军队人数极其庞大，因为其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一些军事作家估计，德国有900万武装力量。毋庸赘言，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因为这场战争不仅仅涉及各国军队，更涉及各个国家整体，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战争初期，由于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和大规模编队，德军损耗严重。自从马恩战役失利后，德军采取了所谓防守进攻战术，即先选定恰当的防守位置，待敌人实力出现减弱迹象时反戈一击。这种方法自马恩战役后使用至今，却并未产生显著效果，因为参战各方几乎完全势均力敌，除非其中一方在实力、弹药、指挥上占据优势，并在敌人前线打开数英里的口子，否则将不可能出现任何变化。如果防线在某一特定位置撕破，整个防守都可能一溃千里。

    6 海战和空战

    海战显然比陆地战争经历了更多发展，因为战役渐渐倾向于在海底进行，而不是在海面上。至于那些花费数百万英镑打造的军舰，能在几分钟之内被一颗水雷或潜艇鱼雷炸沉，未来会不会继续被使用都是问题。潜艇在海战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因为它们不仅通过制造破坏而给敌人带来物质损失，也通过引起恐惧而发挥心理的影响力。正是在恐惧这一心理因素的威慑下，即使最大的军舰都不得不躲避在港口中不敢再次驶出。

    如果德国拥有足够的潜艇，就可以对英国形成有效封锁，但是，至今为止的专家意见都还倾向于部署大型军舰，而将潜艇置于次要地位。这一偏好实在无章可循，因为潜艇在未来的重要性早已被预见到。1905年时，时任英国海军第一上将的费舍尔称，潜水艇将为海上战争带来变革。战前几周，珀西斯科特上将也写道，潜水艇的引进已使水上舰船毫无价值。他说：“潜水艇将把军舰逐出海洋，就像汽车将马车赶下公路一样。”

    一个原先为海军总工程师的意大利人建议，将潜水艇改装成军舰与驱逐舰的集合体，既能在水下导航，又在水面不露痕迹，仅露出包含烟囱、发动机和大炮的部分。船体仅在水上部分有装甲护面，因为对于水下部分而言，周围水的密度足以保护其免受炮弹袭击。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文明进入了不稳定状态。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盼望更多其他变化的出现。

    第二章 战争激发的新型情感与新型人格

    1 新型人格的出现

    一场经久不息的战争，诸如目前使欧洲陷入动荡的这场战争，属于有能力改变人们心理因素均势的基本事件之一。其结果便是：促使人格发生多种改变（已在其他章节中提及）——某个人会做出令其熟人惊讶不已的反常行为，甚至当其本人回到先前环境并试图恢复原有人格时，也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

    这类变化与引发的事件同时产生。在某一时期，奢华和对安逸的热爱使得人们不可能想去过危险与贫困的生活，也没有准备好日日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战争一旦降临，成千上万的人却能变得与古代最著名的勇士一般英勇无畏，英雄主义对他们来说非常平常。当在文献资料中读到这些人的名字时，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在公民生活中无比平和的人却能在战场上显现出无比的英勇。

    因此，“一战”再次证明了我在其他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表面上持久不变的人格仅仅来自持久不变的环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人可能变得与之前完全两样，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潜质，在环境的压力下以不同形式出现。因此，没有人可以声称他完全了解自己。

    对于军队中的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所有旁观者都为其心态变化而感到印象深刻。有一个法国人如是说道：

    我们的士兵们正在形成一种奇怪的心理，环境经常将他们提升到英雄主义高度，他们自愿牺牲、充满狂热并完全无私，却极度厌恶不必要的交谈。在火线上，喋喋不休者是不为人容忍的，因为法国人再也听不进多少好话了。但是，士兵之间及其团结，当需要发动非常危险的突然袭击时，根本不需要寻找志愿者，因为人人都准备好献身。职责与战争使得每个士兵都变得崇高。我认识的一个军官曾经是个猎人，他指挥的士兵是巴黎的一群混混，但如今他们都是出色的军人。在同僚眼中，他们过去的劣迹早已一笔勾销。（《泰晤士报》，1915年7月27日）

    这种新的心态显示出特定情感的变化发展，下面我将指出其中最主要的。

    2 爱国主义的升华与种族精神的影响

    热爱自己的祖国，或爱国主义，使得个人有必要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历经几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与共同利益，种族精神逐渐变得稳定，爱国主义情结也逐渐增强，因为集体保全的直觉远远超越了个人保全。

    种族精神是战争中真正的参战一方，其存在越发受到威胁，就将越发勇猛地捍卫自身。爱国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而非理性的遗传品质，任何仅仅处于理性的爱国主义者都是非常差劲的，他的爱国主义不可能持久。谢弗里荣说过：

    如同宗教和道德，爱国主义并不关于理性，而是关于生活。它是一种直觉，是一种随着生活发展而不断形成的幻觉与情感，它所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并完善自身展示形式。它部分为保全个体，部分为保全群体，部分为保全种族。因此，如果有人称爱国主义非常愚蠢，是为了死后再无关联的事物牺牲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与其争论，因为其论点本身基于“只有个体才能存在，个人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仅限于其自身”这一错误前提。与之相反，正如一片树叶的生存依赖并服务于树，一个人的存在也依赖群体并服务于群体，其部分——无疑是主要部分并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从这一点来讲，爱国主义是符合逻辑的。当一个人为某样不属于自己的事物而牺牲时，并不是错误或是误判，而是出于集体生活对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平常时期是潜在的，却可能突然苏醒。

    由祖先传承而怀有的爱国主义是长期累积的最高作用力之一，总会在关键时刻展现力量。在宣战当天，正是爱国主义将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各派人士召集在一起，正是爱国主义发挥了潜意识的推动作用，使得他们抛弃一切理性论争，同心协力地为其服务。

    很多小事都显示了这种情感的惊人影响力，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即一名士兵于1899年从军队脱逃，成为一名农夫，并与一名德国女子结婚，还生下6个孩子。他对兵役肯定持有极强的憎恶感，因为他为此不惜脱逃。但是，当战争爆发时，他却毅然离开新家庭，返回法国参战。

    还有许多类似事件，其中最感人的可能莫过于一名年届花甲的国务大臣报名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参战，最终被炮弹碎片击中而丧生。

    3 鲁莽与冒险精神

    热爱冒险是人性的一部分，并以不同方式呈现，例如：赌博、狩猎、搏击、探险等。

    一国的征服者或创建者只有多次将自己置于命运的赌桌上，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于战争来说尤其贴切。但是，成功的概率比起失败来并不会小太多，因此必须对各种可能性有清晰的概念。

    俾斯麦为了统一德国历经了许多冒险。因为若是换作他人，可能还会犹豫攻打看似强大的奥地利，更会为之后是否攻打法国而犹豫不决。

    基于很小的成功概率的冒险就是鲁莽，这种形式的勇气既无好处又很危险，并已在这场战争中让我们牺牲了数千条生命。以下内容摘自一位炮兵军官（M.de B.）从前线给我写来的信，之后我还会引用他的有趣观点：

    在英勇与鲁莽之间存在许多不同，后者必须绝对禁止和受到惩处，因为后者将害得我们损失整个军团。在德军不屈不挠的攻势面前，我们如此骄傲地鲁莽行事，却经常损失惨重。因为鲁莽，我们失去了一些最好的士兵，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

    4 战时法国宗教情感的复兴

    在法国，战争带来了许多神秘主义的表现，但完全不同于德国在政治上的神秘主义。

    在德国人特有的神秘主义理念中，上帝将德国皇帝命为其在世间的最高统治，从而要与世俗事务保持距离。如今上帝已经选定德国人来改造世界，并为此目的赋予德国人所有优秀的品质，他便再也不必操心了。

    德国人的神秘主义理念确信上帝时时在给予庇护，并不需要刻意向其祈求。但是法国的神秘主义理念却不太确信这种庇护，因此要通过不断地祈祷来努力获取。一位知名学者在主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声称：“法国遭遇的这场灾难是对我们所犯下所有罪过的惩戒。所有宗教派别都一致认识到这场灾难的赎罪意义。”

    该作者认为，为平息上帝的愤怒，必须发动公众向其祷告，因此政府也收到这样的请愿。当然，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因为一个仅仅能为可怜乞求所打动的上帝，显然对现代人来说过于残暴。尽管如此，这种宗教理论还是影响了战争，谢菲尔斯将军在1914年12月26日的《高卢报》上发表文章称：

    我们很容易理解全能的上帝为何不允许战争拥有我们预期的速度与破坏性，因为这场战争是脱胎于重生，而重生意味着必将有坟墓存在。上帝为法国人安排了一场漫长、艰苦、血腥的磨难，从而促使法国人的灵魂得以重生。这是战争如此持久的真正原因，它由于超自然而变得最为真实。超自然的力量一直主导着宇宙万物，这无可置疑。

    毫无疑问，对于真正信徒而言，神秘主义精神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但是有时也会带给他们一些奇怪的理由。

    宗教感情显然在前线出现复兴，但在法国其他地方却并不突出。由于教皇和一些中立国中天主教派的敌意，也由于一些神职人员断言法国的失败是上天的惩罚，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受到深深的伤害，并开始对天主教普遍反应冷淡。

    5 战时公众情感的发展变化

    要谈论战时公众感情的变化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尽管所有社会阶层的情感和思想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其最终形式却仍然未知。战争停止或是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公众意见，因为事物本身如何，远没有人们如何看待它们更为重要。一个坚信自己必将失败的人不久便将看到失败真正降临。目前，世界受到集体观念的统领，这种集体观念形成缓慢，一经完善之后却有不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德国为赢得民意而大费周章。但是德国当局扭曲了太多事实，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其陈述。尽管如此，德国人关于最终胜利的神秘主义信念并未减弱也不会减弱，除非感到战争之神放弃了德国。

    一个人可能放弃发现不同国家间真实民意的尝试，因为媒体仅仅报道各国政府允许的内容——或许英国除外。我在此节选了一份匈牙利报纸的文章内容，仅仅作为参考资料，并不做任何强调：

    在这场已持续8个月的可怕战争期间，公众情感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中，全民都充斥着狂热情绪。到了第二阶段，人们的脾气发生变化，公众渐渐对战争无动于衷，无人对胜利欣喜若狂，也无人对失败激动万分。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公众情感的第三阶段，一种极端的紧张与兴奋取代了先前的无动于衷，产生了极强的反应。公众情感会对任何刺激产生反馈，并被最小的事件所触动。人们的悲痛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刻，对逝者的缅怀从未像现在这样令人心碎，对所有事件的感触也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这一切已远远超出了精神上的兴奋，几乎成为一种病态现象。（《匈牙利日报》，1915年4月4日）

    本章和下一章将会向我们显示，我们将如何大大调整关于人格一成不变的旧观念。我必须重申，构成人格各种要素的集合仅仅由于社会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稳定而维持稳定。由于遗传而累积的影响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心理内核，不确定的环境却可能为其带来一些新的因子，从而改变人格，将个体转变成完全陌生的人，不仅使同代人震惊不已，更让子孙后代为之迷惑不解。

    第三章 作战勇气及其起源和形式

    1 勇气的不同形式

    生命是人的宝贵财产，但在特定情形中人却甘愿牺牲生命，尤其是当遵从祖国号召的冲动超越自我生存的天性时。勇气可帮助人们反抗对于危险的天然畏惧，其包含不同元素，并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一个整体组合。勇气可能是偶然的，因此相对容易实践。但若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勇气却困难得多，除非习惯已将勇气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

    “一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能够就勇气这一主题进行许多有趣的思考，因为在不同战场上的观察记录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在从前线收悉的诸多信件中，我挑选了以下这封来自炮兵军官M.de B.（上文已提及）的信件：

    关于英勇这一概念，战争已使我对之前总是混淆的诸多有关品质做出区分。首先，我开始意识到西班牙语中为何有这样一句话：“他只在今天勇敢。”关于英勇，最值得钦佩的是一个人能够离开安全地带，不受战斗的刺激，冷静地投身经过完全估计的已知危险之中。

    真正的勇气是谨慎的，严格限制于必要，更不会威吓或咆哮。除非人们开始动摇，必须跟随榜样的力量。

    一个人的勇气完全取决于环境，这对于耳根子软的法国人尤其适用。换作德国人，肯定会在这方面少些波动。

    士兵对于司令官的信心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仅仅由于不同的领导方式，同一拨士兵可能在相同情况下成功，也可能失败。

    自从战争开始，法军的勇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摒弃了所有草率和冲动的特质——他们使我们损失惨重。起先，士兵们听命于指挥官一成不变的过时战术指导，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并疯狂地向敌人发起冲击，使得敌人不费一兵一卒地获得胜利。显而易见，这种战术很快便导致法军的惨败，与法军将领的无能一道为德军的胜利做出贡献。

    在1914年10月5日的《费加罗报》中，一名德军将领在访谈中强调了这一点：

    你们的步兵值得表扬，但他们有非常严重的缺点——其中最危险的便是他们的勇气。你们的步兵不做任何保护便暴露自己，似乎很乐于让自己成为攻击目标，因此瞄准他们并开火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的所为当然十分英勇，却也十分荒谬。你们法国人认为勇气总是有益的，确实，勇气在攻占要塞或白刃战中至关重要。但是太多勇气常常是更加麻烦，而不是优点。你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确是事实。你们似乎不知道，若要攻克目标，首先必须隐藏自己，在伪装中靠近目标，尽量不向敌人暴露自己。在地上挖个坑并藏身其中，利用乡间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处坑洼，看得见敌人但不要让敌人看见自己。

    或许你们某天终将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一切。在战斗中必须冒险，但是在战争之外不要做无畏的冒险。

    最终，士兵们通过亲身经历学到了这一切指挥官们在和平时期忘记教授的知识。一名法国军官在1914年11月29日的《闪电》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法军的变化：

    我们关于勇气的概念已经发生转变。我们的勇气并未减少，却变得更加温和适度、更加有所保留、更加小心谨慎——总而言之，更加讲道德。我们原来的勇气与杰出、高贵相挂钩，勇敢的人总能突显于整支队伍。从第一刻起，他们便被视作军中之花，也明显在队伍管理中受到特殊对待。但是，当群体不存在时，例外也不存在了。在战壕中，一个士兵的勇气只有两个见证者——这相当于没有。战壕中的勇气不会带来荣誉，而且通常是不自觉的表现。这种勇气几乎完全等同于保持冷静，以便允许头脑和意志充分发挥功能。那些伊普尔战役的幸存者将会感到足够光荣，因为他们毫不疯狂，也没有露出任何疯狂的潜质。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赢得的荣耀，这并不得益于少数人受性格或环境激发而展现的品质，而是由于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品质。

    以上言论清楚地向我们展现：间歇性的、莽撞的勇气已经被一种持久、深思熟虑、谨慎的勇气所取代，这种无畏将在当前发挥更大作用。

    在战火中观察到的事实向来都尤其有趣。以下是若利沃博士（Dr.Jolivot）给我写的信，其中对军官们所发挥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见解：

    在重火力的影响下，士兵们变得像受惊的马匹，但还能够盲目地听从长官的指令，如果指挥官们不在了，这些士兵都会很快崩溃。在阿尔贡战役中，我看见一支连队在受到第一次攻击后便迅速溃败，而其他仍然有指挥官的连队却保持稳定运转。这些人或许能够再次集结，但除非长官们能够用声音和行动传递信心，否则一切都是徒劳。这些士兵可能抛弃枪支和行军袋等最有价值的物品，其中部分人还有可能发起暴动。

    2 英雄主义

    现代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必然会导致失败或英雄主义。幸好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所见的是英雄主义——事实上它是如此普遍，可被视作一项基本品质。简单一瞥英雄事迹簿上长长的名单，都会让人对此确信无疑。以下是我随机挑选的一些事例：

    126步兵团的一名预备役士兵首先歼灭了德军所有机枪手，然后只身跃入由20名德军守卫的战壕，击毙若干，并与剩余一些人展开白刃战。

    第三轻步兵团的一位士兵和三名战友受命于1914年10月8日侦查敌军位置。他发现埋伏在篱笆之后的40名德军，杀死其中18名，其余敌人侥幸逃脱。

    第四骑兵团的一名下士尽管只身一人，却凭借冷静和勇猛俘获了德军一名上尉和23名士兵。

    一名海军士兵，为了掩护同伴撤退，他独自坚守战壕，面对上百名敌军，且只有若干沙包作为防卫。尽管他的一只手臂被刺刀扎伤，却成功地拖住敌人并重新返回队伍。

    319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单手杀死4名德军，俘获8名。他两度受伤并被送往后方，却未等伤势痊愈便主动返回队伍。

    此类英勇壮举数不胜数，存在于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士兵中，因为英雄主义不分等级。但是，这些都是间歇性英雄主义的例证，现代战争中的战壕却使持续性英雄主义变得不可或缺，并呼吁下文中提到的勇猛。

    在1914年11月29日的《闪电》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一名在伊普尔战役中生活在战壕里的军官说道：

    24日晚上，我们突然被派往伊普尔附近火线上的一条战壕中，我们在那里蹲守了12天13夜，我在第13天时负伤了。我们全身都是泥土、夜晚被雾水打个湿透、久坐到全身麻木，那些子弹与炮弹却像冰雹一般，日夜从未停止袭击，甚至从未停过一刻钟。

    ……我们要向所有戏剧性的英雄主义梦想说再见了，势如破竹的进攻、用敌人的血染红刺刀……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与此相反，我们被炮弹爆炸的浓烟呛倒、被其巨响震得双耳发聩、被掩埋在弹片中；我们听到伤员的惨叫，却无法移动过去救援他们；我们的脸溅上了一个战友的脑浆，看到另一个人的手臂被炸飞，扶起双脚粉碎的第三个人，又搬走胸腔破碎的第四个人。我们不得不目睹和听见所有一切，我们尽管会战栗，却绝不会畏缩。尽管命运最终将让我们躺进坟墓，对我们而言这进程似乎加快了——因为我们此刻便如同被活埋，并为这地狱般的折磨日夜祈祷。

    莱昂·布尔茹瓦（Leon Bourgeois）将战壕中的生活总结如下：

    他们的双脚在冰冷的水里，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沉默地忍受，听着夜晚最微弱的低语，一直不能睡去。他们的双手紧握步枪，时刻准备战斗或死去。一夜接着一夜，一连数百英里——他们都是警惕、冷漠的。他们的指挥官们就在附近，也同样保持沉默。但是当战争打响时，他们便见不到指挥官了，那些指令只能通过电话从远处传达到他们这里。子弹在呼啸，大炮发出突然的轰响，这些强大的破坏物落在战壕上，将它淹没。当一轮袭击风暴过去后，他们便集合队伍，清点剩余的士兵。没有一刻的迟疑与困惑，沉默的士兵们与指挥官们迅速再次就位。

    当次日的军中公报描述这场战争时，会用一些直白、简洁的语句概括整场英勇斗争，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些士兵或指挥官的名字。从最高到最低级别，这些军人的脑海里从未出现过荣誉。

    3 习惯对于勇气的影响

    现代战争要求持续的勇气，而习惯在其起源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因为这种勇气是通过重复经历相同危险而形成的。通过习惯，士兵们最终从间歇性勇气迈向持续性勇气。

    当我在叙述战壕生活的艰苦时，不能做任何夸张，因为出于不同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一个总是生活在阳光中的人若展望矿井中的生活，想到那些持续存在的爆炸危险，就会觉得离开阳光、宽敞的环境而前往只能爬行前进的黑暗洞穴，就如同离开天堂进入地狱。但是如果老矿工退休后，或许会怀念先前在地下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那才是天堂，而阳光中的生活才是地狱。

    正是出于习惯的力量，战壕里的士兵斗志昂扬，并未显示出任何疲惫。习惯给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当他们从战场上回到工厂、农田或办公室时，不止一个人将会怀念这些致命的战壕。

    赫里欧（M.E.Herriot）就士兵们在战壕生活中的快乐做出以下中肯的表述：

    这些泥泞的沟里铺着湿稻草，住着我们的士兵。他们确实已到达人类苦难的最大限度，这种苦难包括贫乏、严寒、日复一日的紧张以及没有尽头的危险。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人关于事物的概念有时可能比事物本身要糟糕。另外，人能够逐渐习惯任何事物。我从未听过任何人抱怨，这倒不是由于腼腆，因为我们的士兵毫不腼腆。尽管战壕里的生活条件艰难到了极点，我却不仅没听到任何抱怨，而且所见的战士都非常愉快，这种愉快源自我们国民性格最大的几项优点——自信、乐观、坚定。

    我们必须记住以上几个词，因为那是战壕中士兵们的精神支柱，也是那些指挥官的主要支撑。他们知道其重要性，也采取不同方法予以培养与维系。战壕里的所有人都能很快适应这种可怕的生活，一个在类似条件下生活很久的士兵如是说：

    要习惯战壕生活并不算非常困难，至多要花上不超过一个星期。到了最后，士兵们都是如此适应敌军轰炸，以至于如果炮弹响声停止，他们可能会因为过于安静而失去听力。我们每天都能注意到，士兵能随着炮弹的声响入睡，一旦响声停止却会惊醒。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形成了习惯，自从开战以来它的形成速度快得超出人们预期。

    前线士兵寄回的所有信件都显示出他们是如何迅速地适应了新生活。以下内容展示了习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显示了法国士兵们是多么轻松地适应了这种战争环境：

    此刻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沮丧，无论子弹和大炮如何呼啸，我都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失去镇定，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当最初几场战役打响时，我们冲锋过早，因为我们所想到的只有白刃战，最终我们由于过于仓促而被子弹击中。现在不同了，当我们进攻时，我们肚子贴地向前爬行，并利用哪怕最小的土块儿作为掩体，从而得以随心所欲地向德军开火。有些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子弹来自哪里。上次行动中，我们处于一个几乎难以防守的位置，同时需要抵抗来自侧翼和正面的袭击，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却。

    在这里探讨习惯的心理成因并不合适，习惯来自调整适应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无法调整自己，便不能形成习惯。

    根据时间长短，习惯能建立临时或永久的自发神经反射系统，请参见一位夜间遭遇突袭的军官所提交的报告：

    专业训练的自动作用是多么珍贵啊！几秒钟前我还在做梦——这是晚上唯一的消遣，现在我已站在我的士兵面前，在他们的目光中感到某种神奇的力量。我立即成为冷静沉着的指挥官，坚信自己的命令正确，并自信能够以自身的坚定激励那些软弱的人。

    来自习惯的勇气出现在面对已知的危险时，并不断地在相似情境下加以重复。这种现象常常被注意到，例如总是遭受炮弹袭击的士兵可能不再会注意它们，但是如果投射物发生变化，士兵们可能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不得不形成一种新习惯来克服这种干扰。

    我已经阐述了许多事实，足以证明习惯对于持续性勇气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同和平时期一样，我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中四分之三都受习惯控制。

    但是，产生持续性勇气的习惯对不可预知的危险毫无效果，因此，对抗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勇气显然另有来源——其意味着强大的意志、紧绷的神经，很不容易持续。在这种时候，军官们便开始发挥引领作用了。

    4 心理感染的影响

    心理感染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对于士兵的生存更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仅其一项便产生了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或缺的集体凝聚力。

    众所周知，心理感染这种现象能够促使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而不是根据自身意志。它对智力影响很小，却对情感影响很大，在其暗示与操纵下，群体中的所有人的感觉和反应都是一样的。

    许多来自各种情感组合的心理状态——例如乐观、悲观、恐惧、勇气等——都可能变得有传染性，某些想法理念也可能偶尔产生传染性，但是这些都与其感性或神秘主义的内容成比例，因为一个完全理性的想法永远不可能具有传染性。

    当一个人加入诸如军队等某种具备专业特征的集体时，心理感染便对其产生作用了。集体精神随后会叠加在其人格之上，从此他的感觉、思想和意见形成都基于群体的意见，而不是他通常作为个人的所感所想。

    塔布罗（Tabureau）上尉写道：

    由于某种令人震惊的奇迹，当一个士兵穿上军装时，他的心理状态突然改变了，他的个人感情弱化了，却获得了集体生活的全新感觉。他再也不是杂货商、铁匠或农夫，而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他的个人观点消失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促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如果他听见周围人说“敌人情况很糟，我们可以一口气消灭他们”，他就会确信敌人是软弱、可笑、可鄙的。但如果周围人告诉他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被出卖了”，他也同样会确信所有长官们都将他出卖给了敌人。

    当我们的士兵们正在战场上时，如果有人喊“各自逃命去吧”，那么他们也会丧失全部理智，像个疯子一样落荒而逃。根本不花片刻时间思考，也根本不去注意危险真实存在与否。

    心理感染使得谣言、意见的传播变得非常危险，尤其是当失败已削弱一支军队的士气。以下这封我已提及数次的炮兵军官的信便是例证：

    战争开始数日之后，我便发现有一件事证明了您的观点。8月20日在斯特拉斯堡，有传言称敌人的火炮射程很远，我们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袭击。这一传言让几小时前还热情高涨的一队士兵迅速成为一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仅仅是敌人的火炮，便震撼了军队士气。突然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马，我被抛进了一个弹坑中。我也不明白为何会想到您，但在残存一半知觉之际，我震惊地意识到这些士兵受到了心理传染的影响，我们这些炮兵未受影响，是因为我们不属于他们的群体。5天之后，还是这群人，受到了某些战友事迹的激励，也受到我军在北方取胜传言的鼓舞，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之前那群犹豫不决的乌合之众再次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不仅如此，这位军官还提醒我注意：“当士兵重新回到原来所属队列中时，他们便表现得异常出色。但若他们被编入其他队列，情况则大为不同——他们一有机会便离开新战友并牢牢地握住机关枪，因为在这陌生环境中，由心理传染激发的自信消失了。”

    第四章 战争中由于缺少远见和心理错误导致的后果

    1 政治心理学的普遍特点——缺少远见与洞察力

    多数物理现象都能被简化为公式，但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却不能，因为后者包含了诸多不同因素，无法依照某一简单规律予以预见。

    即使对于近在手边的事件，预测仍然是毫不确定的，因为并没有太多头脑能够抓住事件发展的最近联结点，更别提更远的结果了。事实上，多数政治家甚至不能在最小限度内预测某些重大事件的发展。

    预测遥远未来中事件的难度显而易见，但是为何少有人能够准确洞察却不易理解。历史显示，政府虽然拥有所有信息来源——驻外使节、军事专员们、间谍和其他机构，本应能便利地获得情报，却几乎连邻国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例如：如果拿破仑三世知道德国在1870年时的真正军事实力，就显然绝对不会向德国开战，从而导致法国损失惨重；如果法国了解1914年之前德国的军备状况和战略意图，就可能及时修补我们此前暴露出的所有缺陷，为战争做好准备。

    政治家们向来对国民心理暴露出更加不足的洞察力，因为他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成见对他人做出判断，并用同一标准衡量所有人的心理，这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伟大的政治家向来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但是即便他们能成功洞悉本国国民的行为动机，其他国家国民的动机对他们而言却像一本合上的书。

    拿破仑是如此熟悉法国人的心理，却完全不了解俄国人和西班牙人，正是这种不了解诱使他发动战争，从而导致他的帝国最终灭亡。

    俾斯麦最卓越的成就之一，便是他不仅深刻了解德国人，也深刻了解其他国家的国民。他知道该做到什么程度、到何处便该适可而止、该如何着手动员民众。通过在电报中改几个词，他迫使法国宣战——或许在两到三天的耐心研究后，法国人会发现真相，但是俾斯麦了解法国人的心理，并推测出法国人不可能有这份耐心。

    如果统治者不了解国民心理，通常会付出沉重代价。英国首相由于不了解布尔人的心理，从而将本国拖入特兰斯瓦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毫无用处，因为英国不得不意识到它不可能征服这一个小国的灵魂，最终只好授予其全部自由，并放弃征服该国的一切念头。

    第二帝国时期的所有战争史充分展示了缺乏远见和洞察力的政治特征，因为那一时期的每一场战争。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和墨西哥战争——都显示出法国统治者的无知。他们的利益仅仅在于发起一场战争，再无其他，但是他们的目标本该是阻止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从而削弱普鲁士的实力。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法国就不会遭遇之后的战争灾难。

    1870年战争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也在最大限度上暴露出政治家们缺乏远见与理解力。如果浏览1865年～1870年间法国的报纸、议会演说和外交文件等资料，并研究从萨多瓦到色当发生的诸多事件，便会发现这里充斥着错误判断、可笑的预测和各种错觉，到处体现的都是盲目无知，却丝毫没有任何洞察力的迹象。如果这些事件之后能够为人理解，也只是因为他们的后果已经形成，再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了。

    考虑到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必须承认即便是近在手边的事件也难以预测。因此，不必感到惊讶——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天晚上，法国某位最知名的政治家还能够写出以下内容：

    奥匈帝国非常安静平和。其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费加罗报》，1914年6月5日）

    各方既不能理解目前事件，又对其后果毫无预知，我们对此如何解释？首先，这主要是由于多数政治家都将自己封闭在源于神秘主义或情感的政治理念中，他们并不从事件中推导结论，而是由结论构成事件。他们的理念无关于现实，通常只是他们感情和欲望的反映。

    如果我们能够回溯到很多历史错误的根源，我们总能发现其或多或少都是由于缺乏远见、洞察力与了解。

    在政治家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中，心理错误是可能导致最惨重损失的。因此，政治家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一国的命运都常常受他的远见或过失所左右。凭借远见与判断力，加富尔促成意大利统一，俾斯麦成就了日耳曼帝国。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因为统治者缺乏远见而失去色当，并遭受了入侵。个人的意志并不能完全左右历史发展，却至少能够影响历史的前进路线。我们的鲁莽与过失所造成的后果，最终还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政治家犯错通常是由于忽视了操纵其国民的情感、神秘主义与集体作用力的影响。“一战”提供了许多这类错误的例证，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我们巴尔干政策的失败，尤其是当外交家们认为局势明显缓和时，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却嘲弄般地挑起了冲突。

    人并不是棋盘上毫无知觉的棋子，他们不在冷静计算下随便挪动，因为在思辨的过程中，过于自信总会导致人们不能理解起初的动机。

    预见未来的天赋对于政治家总是很有用的，但对于个人而言，并不见得特别有益，克莱蒙梭如是说道：

    根据长期观察，我发现看得太远的人总是很不幸，因为短视的同伴们往往将其视为公敌。没有什么比有限的视野更容易助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了。历史上每一个坏政府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应当暂时把这些大而化之的内容放到一边，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在战前和战时犯下的一些心理错误。

    2 法国的心理错误和缺乏远见

    法国犯下了许多心理错误，其中最严重之一便是对和平的幻觉。因此，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忽视了战备，甚至反对通过三年制兵役的法案。在此期间，德国持续上升的威胁姿态正使得危险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尽管如此，我们的诸多统治者并没能看清这些，他们确信欧洲绝不会在这一文明时期燃起战火，甚至在宣战之时，多数内阁大臣还投票反对三年兵役法案。当德国人在一天天加强战备时，法国人还在梦想着世界和平。

    此外，法国统治阶级还认为，即使战争爆发，冲突也不会持续很久，因为那些现代武器——机关枪、大炮、炸弹能够迅速决出胜败。他们认为，征兵制将抽调出所有18至46岁的健全男子，这将大大损害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交战国最终将受到贫困的威胁。

    经验表明，以上这些推断毫无价值。战争似乎更可能持续很久，而不能迅速终结——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寇松（Lord Curzon）对英国的志愿兵们所说：再过很多个圣诞节，他们才能重回祖国。尽管所有预测都与现实相反，人们早已迅速适应了新环境。老人、妇女和儿童勇敢地取代了男人们的位置，靠劳动为国家产出生存资料，尽管社会生活与生产的节奏慢下来了，却并未停止。

    此外，法国统治阶级还普遍确信，只需一两场大的战役便能决定交战双方的命运，因为其将牵涉大量作战人员。然而恰恰相反，本场战争的一大主要特点便是极少有大规模战役，只有非常密集的小规模冲突。

    很少有学者预见到目前战争中的种种暴行，但是在我看来，它们并非难以预料。很久以前，我已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就这场正在迫近且不可避免的战争写道：

    我们不要忘记，这和许多载于史册的战争一样，是终极的斗争。同样，它也会使得交战国中的一方永远地消失。在这场战争中，将会涌现许多可怕、残酷的行径，整座整座的村落都将被彻底毁灭，不会剩下一幢房子、一棵树乃至一个人。

    我当时确信战争一触即发，便在那本书里又写道：

    让我们铭记这一切，便以此教育子女、训练士兵，让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关于和平、博爱和其他废话——当穆罕默德二世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时，那些拜占庭人正是这么夸夸其谈的。

    法国前外交大臣阿诺托（Hanotaux）也指出了统治阶级自战争爆发以来犯下的心理错误，数量还真是不少：

    列强有重要理由介入巴尔干局势。早在土耳其控制巴尔干之际，列强就应该对其进行削弱与牵制。土耳其从南部对俄国实施了陆海双重封锁，并威胁了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领地。非常奇怪的是，法国在外交上未对此表示警惕，也丝毫没有掌握有关土耳其最终立场的准确信息，因此在开战数日之前还贷给土耳其2000万英镑。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法国在之后显然必须有所行动时，却并未采取任何及时有效的措施。我们在此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的局势。

    3 德国的心理错误和缺乏远见

    法国人的心理错误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涉及心理准备不足，并最终导致了灾难。德国人也犯了许多错误，尽管不像法国人那样惨重，却仍然导致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从几年前一位德国名人接受采访的报道中能够看出，德国人主要指望凭借以下因素征服法国：

    ①法国的宗教与政治纠纷。

    ②法国国内反军事化倾向。

    ③法国已形成普遍的劳动者联盟并常常宣布大罢工，因此当战争爆发时，也可能出现军队“罢工”。

    ④法国人身体和精神的衰颓。

    ⑤法国陆海军组织混乱。

    ⑥法国人天性中的和平主义倾向。

    事实已经证明，以上推断毫无根据，这点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做出这些推测的人只是在转述其本国内部的普遍想法，却忘了最根本的心理因素——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关键时刻促使所有法国人万众一心、共渡难关。

    德国人不理解的另一件事是：为何对比利时中立地位的侵犯会惹恼英国，并使得英国国内长期对立的党派立即和解？无论如何，德国人都不会预见到破坏条约的后果，因为德国教科书中关于国际法准则的说法完全不同于英国。此外，德国也不能预知弱小的比利时竟会奋起反抗武装侵略，因为在此德国又忽视了心理因素的力量。

    以上种种事例都表现出德国人缺乏远见，正因如此，德国迅速进军巴黎的计划最终流产。

    我们早已说明，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错误地认为俄、英、法都不会介入。因此德国建议奥地利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并鼓励其占领塞尔维亚。这也属于本章提出的心理错误范畴。

    德国关于意大利的心理错误也非常严重，由于对这一盟友态度过于傲慢，最终还树立了新的敌人。

    德国人最严重的心理错误之一，即对所占领国家实施了毫无必要的野蛮暴行。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中立国都与其疏远。这一后果当然不是德国的目的，因为其随后在美国斥资百万买断报纸、印发宣传册、四处演说，只为了改变美国公众的态度。白里欧（M.Brieux）清楚地描述了美国国内感情发展的过程：

    一个对我而言最最有趣也最重要的事实，即我亲眼看见了美国民意逐渐向法国倾斜。在此我将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Butler）为例：在战争初始，他非常支持德国，并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随着事态发展，真相渐渐变得无比清晰，如今他已经开始坦率地表达对法国的同情了。三个月之后我回去时，他对我的态度比之前热情得多。

    在我结束演说时，常有年轻人激动地上前来对我说：“我们是德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与您握手。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所以不要让我们再做任何解释。”我当然知道，他们的表现是源于对德军在各地暴行的义愤。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年轻人们甚至交给我一份500多人的签名，以抗议德军的暴行。

    德国人的心理错误持续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学者们签署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宣言，否定一切显而易见的事实；教授们向中立国公民鼓吹，德国的目标是征服并进一步治理那些小国；电报、小册子、宣传品充斥着夸张与谎言，试图愚弄全世界；德国首相更是无耻地编造出理由，为自己“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的言论辩白。

    在以上这些活动中，德国人很少取得收获。他们最大的成就也不过是驱使土耳其对协约国开战，但那很简单，因为只需向土耳其政府亮出金钱和威权——这两样东西向来对土耳其统治者很有效。如今人们承认，如果协约国在1914年12月初允诺一些利益，土耳其将会保持中立，也不可能想要阻止协约国的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只要巧妙地花费几百万英镑，便足以保证土耳其不会制造任何麻烦。

    德国人不仅在有关心理的问题上很少获得成功，而且在多数时候都会犯错，这证明了冯布罗关于德国人在政治上无能的言论。这种无能也源自他们对其他国家国民心理的无知，因为德国人总想用同样的标准衡量任何人。

    以下段落摘自一份德国报纸，1915年3月29日的《泰晤士报》也予以转载，其中表明，德国人自己最终也承认犯下了许多心理学错误：

    我们这么多的计算都错了！我们原以为整个印度都会在欧洲第一声枪响时群起推翻英国人的统治，但是看看，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却和英国人一起与我们斗争。我们以为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会分崩离析，但这些殖民地却与英国空前地保持一致。我们期望南非针对英国的起义获得成功，却只看到了惨败。我们期望爱尔兰发生骚乱，但爱尔兰却把一些最好的部队派来对抗我们。我们原以为主和派将在英国占据绝对上风，但是英国全民都狂热地支持对德开战，包括那些主和派。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堕落了，不可能认真地涉入战争，但英国人却成为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法国和俄国也同样如此。我们认为法国政府已经堕落，早已失去全民团结，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法国人也是强大的对手。我们认为俄国政府将不会有所举动，因为俄国人对政府深深失望，不可能愿意为政府出战。因此，我们指望着俄国政府的迅速崩溃。但是俄国政府的动作非常迅速，并成功地动员数百万臣民，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力量。那些诱使我们犯下以上所有错误和误解的人已经为此负起沉重责任。

    德国人的心理学错误给每个国家的学者都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意大利学者帕累托在1915年3月1日接受《科学评论》采访时指出：

    由于奥地利当局的残暴和德奥想将意大利置于其附属地位，意大利与同盟国这两国的关系已经疏远。

    在另一方面，德法之间不可能形成同盟或持久和平，因为德军不仅占据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对其居民进行了残酷迫害，更在通过不断动作想要抢夺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过于激进，未有足够耐心去采取渗透与瓦解手段。如果再等待一段时间，英法两国国内的反战派或许会占据上风。

    ……英国和古代罗马一样，能够获得所占领国家人民的友谊，或将其完全囊括于势力范围之内。这便是罗马能够成功抵抗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的原因，也是英国在当前保持凝聚力的原因。但是德国却不具备这种统治艺术，看看今天德国统治下的阿尔萨斯、洛林、波兰……

    4 俄国的心理错误和缺乏远见

    俄国人缺乏远见的表现完全不同于德国或法国。其实那并不是缺乏远见，而是源自俄国统治者神秘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心理学错误。这些错误使得俄国人在加利西亚等地非常不受欢迎：当俄国人在战争初始征服这些地方时，却基于宗教原因迫害其新臣民，忘记了宗教信仰其实是一国最神圣的财富，是无法用武力手段剥夺的。关于俄国人在加利西亚大肆打压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并无具体资料，因此只能从一些国外报纸中获取——这些报纸应该是客观的，因为他们原本一贯亲俄。以下这段来自于1915年2月16日《日内瓦日报》的报道：

    根据1914年9月30日颁布的一条法令，加利西亚的所有乌克兰语书籍——甚至包括祷告手册都将被警察收缴并销毁。如不遵守法令，将被判处3个月监禁或罚款3000卢布。禁止一切使用乌克兰语的通信，包括私人信件。奥地利管辖下邮局、铁路等机构的20000名加利西亚员工统统失业，一下子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这些职位空缺全部改由俄国人来填补，尽管他们甚至不懂当地方言。

    乌克兰议会代表团主席在1915年4月28日的《日内瓦日报》上发表文章称：

    俄国对加利西亚的入侵一举破坏了我们多年的努力，乌克兰语不仅被禁止在官方使用，也在教堂和学校内被禁止。加利西亚的所有乌克兰报纸都受到镇压，图书馆被捣毁，国家博物馆的收藏也被运回俄国。所有乌克兰社团都被解散，数百名重要人士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东加利西亚的所有乌克兰人加入东仪天主教会已有两百多年（在战前几乎无人信仰东正教），该教成了乌克兰的国教，如今却受尽各种镇压。教区总主教被流放至俄国内陆的库尔斯克，许多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徒们在惊恐和饥饿中被强迫皈依东正教。俄国人现在开始将天主教堂改造成东正教堂——“它们在两三百年前就是东正教的，现在理应回归东正教。”

    一家俄国报纸称，教廷枢机议会已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俄国人在东加利西亚的宗教生活。沙皇的一份宣言也称：

    在历经天主教和波兰人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加利西亚终于回到了俄国神圣母亲的怀抱。

    因此，受着残酷镇压的加利西亚人在俄军撤出其国家时，是如此欣喜若狂。

    1915年的《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一个法国人在德国的日记》，其中提到：

    俄国迫害的唯一结果便是引起波兰人的怀疑，导致他们向德国和奥地利进一步靠近。

    该时刊的另一位通讯员也在1915年3月23日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俄国严酷手段对波兰人情感的影响：

    我看到的波兰人非常消沉……其中一人跟我说：“看看俄国在东加利西亚的总督是如何剥夺人民的所有自由的。所有人都开始怀念奥地利的统治，即使是那些原本乐于成为俄国人的罗塞尼亚人。必须承认，这让人丧气。此外，新政府的一半成员都是德裔俄国人，一群前普鲁士密党还在掌控沙俄内阁。他们在1905年违背过沙皇的诺言，如今还会这么做。”

    ……甚至在华沙也有许多人感到心灰意冷，因为学校刚刚收到新的禁令，迫害仍将继续。报纸甚至不被允许谈论任何有关沙俄王储的事。

    这些愚蠢的规定几乎将人带回遥远的野蛮年代，也证实了波兰人的怀疑。波兰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贾沃斯基（Jaworski）在1915年5月15日的《科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称：

    会有人相信我以下所说的一切吗？在俄军占领的波兰全境内，所有波兰家庭——所有，我必须重复，都在为亲人们痛哭，他们的亲人只是太热爱祖国、热爱自由了，因此或是被绞死，或是在俄国监狱里被活埋，或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度过余生。

    所有爱国的波兰人都深刻了解情况的严峻，并确定了一条行动路线。他们拒绝了俄国皇储诱惑性的许诺，因为他们知道波兰与俄国在文明和国家利益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俄国胜利了，波兰必然毁灭。

    我一直关注俄国在加利西亚短暂统治中犯下的那些严重又愚蠢的心理学错误，因为它们证实了我常常在书中提及的理论——神秘主义的心理因素完全超越了情感和理性因素。个人若受到神秘主义的驱使，便会失去了一切理智，全然无视自身利益，也不会受到任何论证的影响。

    第五章 源于心理错误的战略错误

    1 战略中的心理因素

    所有伟大的将领都坚信，战争既有关于战略，也有关于心理学。拿破仑说过：“在战争中，士气便是一切。士气与意见的威力相当于物质力量的三倍。”

    战略错误可能由军需不足、意外事件等各种原因导致，但多数都仅仅源于心理因素。例如，我们由最权威当局处得知，协约国之所以在战争初始表现不佳，完全是由于指挥官的懦弱和缺乏远见。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在战争时期，诸如坚持、耐心、主动等心理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一场战争中，如果起初便犯下心理错误，那么之后可能导致许多战略性错误。例如，法国政府非常了解德军在1870年时的有生力量，因为这一信息在许多文件中都已得到披露。尽管如此，法国还是做出了错误比较并导致了许多误判。即便有梯也尔这样的杰出人士，法国依然以为德国的军事力量绝不会超过法国国民军，尽管后者当时主要由平民组成，严重缺乏纪律性和军事训练。

    2 法国方面源于心理错误的战略错误

    “一战”与之前的所有战争并无相似之处，其不仅比先前有了出乎意料的新发展，还揭示了一些普遍规律的运作方式。伯恩哈迪在《现代战争论》一书中清楚地展示了一些绝对重要的规律：

    战争同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样，在其中总会不断出现一些特定的规律和现象，而且原因和结果之间常常存在一些永不改变的联系。某些情况和原因将永远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大多数特殊现象都在不断变化。

    我无法列举所有错误，只能提及其中一些代价最为惨重的——原本只需一些远见便可以避免它们。

    要说法国将领在1914年还不了解德国的军事手段，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某种我所称为“阶级虚荣心”的情感却让法军将领们相信，法军的作战方法更好，直至第一场惨败便让他们知道，德军的作战手段无人能敌。在那时，法军既没意识到大炮的攻击威力，也没意识到战壕的防御能力。这些都能轻松地阻挡德军入侵，但到法军意识到时，为时已晚。在和平时代，这些事情必须引以为鉴。

    我们必须承认，法军非常漠视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当战争爆发时，我们再次见证了45年前所有错误的重现——缺少侦察，没能利用自然地势找好隐藏地点，过远发起进攻又缺少火力支持，等等。幸亏我们这次够灵活，成功地改正了这些错误，但却损失了许多人员，并招致数场失利。如果我们的军官看到过德军的大练兵，就会了解所有要点。这些人之所以会忽视如此重要的事情，是由于他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已根深蒂固，容不下任何与之相左的观念。因此，专家们向来都只能接受自己的想法。如果您将这一规律代入周围某些朋友身上，就会很快发现这完全正确。

    在所有源于心理成因的战略错误中，我们可能提及对兰斯教堂的轰炸。法方只是听信一些军官说兰斯周围的要塞已经保不住了，因此下令守军撤退。事实上，只需稍作努力便可以使这些要塞变得坚不可摧，因为德国人在攻占其后在此驻留了一年多，并从此处向教堂大肆开炮。关于这次不可思议的撤退，即便是军方人士也不能给出解释，下令这场撤退的军官必将长期对此耿耿于怀。1914年10月初，谢尔菲斯（Cherfils）将军就兰斯要塞的重要性说道：

    由于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抛弃了埃纳防线，也抛弃了兰斯四处壕沟却毫无损伤的要塞。那些要塞都变成野蛮德国人军事行动的坚实阵地，他们从那些地方向兰斯进行轰炸，并致力于破坏其一切宗教、历史、艺术瑰宝……

    在战争早期，法军将领们还抱有非常奇怪的幻想。1914年8月25日，即德国入侵法国并闪电进军巴黎之时，法军官方公报称：

    我们完全保留了利用铁路系统的自由，所有海域都为我们补给开放。我们的举动帮助俄国进入战斗状态，并直插东普鲁士的心脏地带。

    实际上，俄军离直插东普鲁士心脏还差得远，恰恰与此相反，普鲁士军队此时正在直捣俄国的心脏地带。

    从心理学角度看，法军的公报也是站不住脚的。例如，12月5日的公报称“兰斯遭到极其疯狂的轰炸”。德国当然希望这一事实为人所知，但我们却不应告诉公众100万法军竟无法抵挡几千德军，任由他们在法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大肆破坏。

    在法国犯下的所有源于心理的战略错误中，最严重的错误，即在战争开始时，法军将领相信德军会取道阿尔萨斯。因此，法军所有兵力都向东集结，而实际上敌人却从北方发起入侵。法德两国的学者都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证德国将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境内。直至8月中旬，《泰晤士报》的军事评论员还以地图说明，德军30个军团已在法国北部和西部集结完毕，而在东部边境上只有三四个军团，但这一切都是徒劳。这些错误概念的力量太强大，以至于法军将领毫不动摇，其最终苦果便是沙勒罗伊的惨败。

    3 海战中的心理错误

    心理因素在海战中对协约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协约国海军的糟糕表现完全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胆怯。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说明精神影响可以使物质力量毫不发挥任何作用。当然，协约国中并不缺乏勇士，但却大大缺少果断与有魄力的人。战争伊始，当哥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轰炸菲利普维尔后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如果协约国的地中海舰队能派出些许军舰紧随其后，我们早就能在君士坦丁堡了，也不会在之后再为攻占达达尼尔海峡损失太多军舰和人员。当时指挥舰队的将领本可以轻松穿过海峡，但他却并不敢这样做。

    即便是海军内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协约国缺乏远见，还在海战中犯了许多战术错误。海军上将德古伊（Degouy）在《巴黎评论》上说：

    首先，这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将影响我们在未来的所有行动。协约国舰队在一开始未能发起迅猛攻击，因此未能释放全部战斗力。

    ……我们在战争开端便失去向奥地利舰队给予沉重打击的机会，我们本可以让其长期无法恢复战斗力的。

    我们的海军没有准备好开展有力行动，一是由于缺乏准确信息；二是由于缺乏辨别我方和敌方在交战时将采取哪些行动；三是由于缺乏军事洞察力或政治智慧；四是由于缺乏进攻性心态。谨慎——我不愿将此称作怯懦——对我们来说是更加自然与容易拥有的心态，它毫无争议地取代了敏锐、镇静、自信、大胆这些成功的要素。

    这位作者还指出尽管英国海军比对手强大得多，却在战争初始表现得胆小懦弱：“在这一事例中，强者对弱者系统地采用了消极防守战术。”事实上，当战争爆发时，德国舰队尚处于非常危险的位置：

    当时（7月25日和26日），德军舰队正在卑尔根海岸附近，远离基地——舰队必须回到基地更新设备、添加燃料、增加补给，才能为一场决定性的重大交锋做好全部准备。除此之外，对德国更不利的是，英国舰队正是空前强大的时候。

    以上作者评论称，他无法理解英军如此小心谨慎的原因：

    英国的举动完全不符合那句名言，“敌人的海岸便是英国的前线”。当时，英国完全有时间做出一切准备——组织潜艇防卫、核对舰艇与海岸的信号、装备辅助船只并集结作战单位、加强海岸防卫力量……但是英军并没有抓住机会积极行动。

    在波罗的海地区，情况也同样如此，英军还是毫无动作，显得非常迟钝。

    英国海军的怯懦或许源于其政府内阁的犹豫不决，但是这些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危险却再次证实了一点：决断和远见对于一国统治者非常重要。

    目前的战争也同样让英国政治家们看到，其前任是多么缺乏远见。黑尔戈兰（Heligoland）岛是德军最重要的海军驻地之一，因为其靠近海岸，并保卫着汉堡的港口。因此，如果这座岛能被英国占领，便可能改变战争的整体格局。数年前，这座岛还属于英国，但是索尔兹伯里爵士于1890年将其让给俾斯麦，以换取德国对英国在桑给巴尔管辖权的认可。他无疑认为自己的所为是抛砖引玉，但事实上却是得不偿失。这又佐证了我在《政治心理学》中提出的一条结论：“缺乏远见的政治家是灾难的制造者。”

    俄国方面也犯了类似的心理错误，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的海军上将还说过：

    俄军有鱼雷艇、驱逐舰、布雷艇、扫雷艇和潜艇等，数量同法国和英国一样。事实上，他们在波罗的海还有许多轻型舰艇，但也同样从不利用这些无价资源，除了简单的防守。俄军也许是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没有做好立即发动攻击的准备，也许还出于成见认为德国海军还如以往一样胆怯、保守、不足为敌——但德国海军的力量早已突飞猛进了，并还在德国造船业的推动下持续扩张……

    这一切都证明了我反复指出的那条规律：在战争中，心理因素是物质因素的灵魂，因为后者如果缺少强大意志的推动便毫无价值。

    从我的上文所言中，读者务必不要认为协约国舰队在战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诚然，它们曾经胆怯地在港口的钢丝网后面寻求避难，但是它们确实上了战场，而且它们的存在本身便给予我们海权，阻止德国舰队入侵北海和波罗的海，也切断了德国舰队与他国舰队的交流联系。英国舰队尽管行动稍显迟缓，却还是为国家赢得了海上主导权。

    4 德国的战略错误

    德国人的心理错误当然没有其对手严重，但是数量仍旧不少。正如我已在上文指出过的，他们做出了许多错误的预测。

    伯恩哈迪意识到了战壕的作用，他在《现代战争论》一书中说道：

    我们当然不会藏身于土墙与壕沟之后，德国人的天赋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一个全力捍卫自身的人不会轻易牺牲行动自由，躲进壕沟里。（vol ii p 250）

    尽管如此，德国人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进入壕沟。

    德国最具名望的将领也同样对未来局势做出了许多误判。一位瑞士作家写道：

    冯德戈尔茨元帅并不是第一次做出预言。当1912年巴尔干联盟成立时，他还十分健谈。他应当比任何人都了解土耳其军队，因为那正是他一手组建的，因此他的门口围堵着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英国甚至法国的众多记者。他口无遮拦地向记者们宣称：可怜的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将会遭遇惨痛打击，土耳其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人人都相信他，他的这番预言也主导了奥地利与德国的全部政策……随后发生了阿德里安堡的占领、萨洛尼卡和约阿尼纳的占领、科索沃与莫纳斯提尔战役等一系列惨败，证明这位伟大将领的预测完全错误。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为此倍感耻辱。

    与操纵心理相比，开枪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由于不善于操纵心理，为自己招致许多敌人——这些本是他们可以轻松避免的。无论如何，他们的心理战术只注重一点——恐吓。这便导致了我们今日所见的结果。

    德国人从未成功了解过敌人的心理，这是他们那些战略预测经常失误的原因。费伊勒（Feyler）上校就此指出：

    在战争中，政府有15个月都在承诺尽快达到远期目标，但是这些目标从未得到实现。德军原本计划在6周内攻占巴黎，却没有考虑到意外事件的影响；他们计划在秋天进军加莱，却无法绕过比利时军队的抵抗；空军本打算轰炸伦敦，却没有对伦敦造成太大影响，反而大大破坏了空军的名誉；海军潜水艇本应封锁英国，却毫无建树；他们还打算在华沙、维尔纳、里加等地围堵俄军，却反而受到俄军的大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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