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军作战方法的心理基础

    1 战争的目的

    德军在打仗时缺乏道德观念，这点无可厚非，因为虽然他们经常用错了手段，但不代表他们不重视心理战术。德国作家曾写道，战争的目的即是使用一切手段摧毁敌方的意志，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手。

    “只有屈服并消灭了一个国家的灵魂时，才能称之为胜利。”

    支配敌国的国魂即是道德效应，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心理层面。不仅如此，德国人不仅仅把战争作为掌控对手意志的手段，还把它作为展示自己国家道德优越性的决定性手段。

    这个观点最先由黑格尔提出，后经很多作家加以丰富，最终形成了现代战争学观点。德国作家泽贝格（Herr Seeberg）在一篇题为《战争的道德正当性》的论文中曾做出过评论，后被意大利《科学评论》在1915年5月刊中总结为：

    战争修改了真正的历史价值和力量的关系。它根据国家实力重新定位了国家的地位，并给予他们与自身能力相符的活动空间。战争加速了揭露真理的进程。这就是战争在历史上的道德重要性，我们必须寻找到战争的正当性。没有人认为战争仅仅是炫耀武力，因为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战争恰恰相反。

    战争不仅是展现武力上的优越性，也是展现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战争是评断历史的最伟大的法官。有些国家可能崛起，有些国家可能衰落，但战争的评判却永远是公允的。

    在审视影响德国人当前的战争心理原则之前，让我们先来回想一下文明国家为了限制战争法则所做出的一些尝试。

    2 战争的法则

    历史上似乎只有瑞典人讨论过战争法则的局限性。波利比乌斯说：“所有战争都是对现有法则的破坏，但战争也有自己的法则。”

    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罗马，统治者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则。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毁灭城市，屠杀臣民，幸存的俘虏则被当作奴隶贩卖，或者为了取悦大众，被放在竞技场中被野兽生吞活剥。当时的作家都不敢发出反对的声音，即使抗议，程度也不激烈。

    这些观念和战争法则都长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情况稍有好转，人们已不再屠城，伤者得到救治，其他改善手段也已出现。

    几年前海牙国际法庭上出现了旨在修订战争法则的案件。几个知名的法学家试图成立战争法，虽然他们的努力令人敬佩，但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构想根本无法成为现实。他们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除非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保证遵守战争法，否则战争法本身将毫无意义。《海牙公约》只会对那些遵守公约却被无意遵守的国家侵略的国家造成伤害。这正是德国人的想法：德国人同意通过了他们从来不打算遵守的《海牙公约》，以此制约他们的敌人的行动力，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德军违反《海牙公约》的行为与大部分法学家的理论不谋而合，他们一直都对试图限制征服者的意志这一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只要没有人强大到奋起反抗，征服者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

    自格劳修斯以来，几乎每一个德国作家都承认除非出于自愿，否则战争法将对任何国家都毫无约束力。吕德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有时候必须采取一定的恐怖手段以快速结束一场战争——例如对平民毫不留情地施以惩罚。德国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征服者屠城并掠夺财富。

    这个观念与古代的观点如出一辙。在古代，敌国之间没有法则可言，只要征服者认为符合自己的利益，便可以选择杀害伤者和屠杀囚犯。在德国人看来，战争不过是动物王国里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无谓之争，要么做猎人，要么沦为猎物。因此人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理论学家对古时骑士精神遭到无情破坏根本毫不在乎。在另一章中提到的杀戮和毁灭不过是德国人秉承原则的一种应用，正是这些原则激发了德国军事作家的灵感和德军总参谋部的指令，具体请参看下文。

    3 德军总参谋部制定的心理原则

    我之前提到过德军引起举世公愤的一些行径，这种行径不仅是个别士兵或堕落的知识分子纵容自己残暴本能的体现，而是德国人长久以来坚持原则的结果，这些原则由德国理论学家制定，由德国军事作家传播，最终影响了日耳曼军官。其中一些著作由安德勒教授翻译并在1915年1月15日的《巴黎评论》上发表：

    德军总指挥部称：

    因为19世纪的道德理念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往往沦为感情用事或多愁善感，所以对于有效战争手段的研究常常违背了战争的本质和目的。而未来关于战争手段则给予了我们无限可能……通过仔细研究战争史，我们可以完全驳斥那些被夸大的人道主义理念。

    据克劳塞维茨观察：

    任何一个发动战争却不感到愧疚，也不吝啬流血的人，一定会占到上风，除非他的敌人也不心慈手软。若要把中庸之道引入战争哲学，无疑是荒谬的。

    哈特曼将军说：

    实用的军事理论存在自己的专属利益，必须凌驾于国际法律的科学要求之上……当战争手段需要动用一切资源时，任何对战争行为的限制都会削弱整体的战斗力……国际法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给战争设置了障碍，就有可能导致军事行动陷入瘫痪……

    从本质上来看，战争就是对现有文明和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则的破坏，因为战争会取代它们的位置，并将武力和个人权力合法化。文明不过是通过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此支撑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保障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布伦奇里曾经提出过“文明战争”的说法，这当真是无稽之谈，因为文明和战争本来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体。

    只有对敌人施以折磨和伤害，才能真正抑制和摧毁他们的意志。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其效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对作战对象的完全征服。

    冯·布鲁姆写道：

    战争旨在增加对敌人的伤害。……战争中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进攻对方领土，这是为了扩充军饷，或者使对方市镇彻底陷入瘫痪。

    哈特曼将军说：

    我们必须用战争为敌国带去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我们必须一直将战争的包袱压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国家战争的宗旨……从军事层面来说，一旦爆发战争，恐怖手段必须成为国家的作战原则。

    而对战争征税的权力则是由克劳斯威茨最先提出的：

    为了战争而增加税收是国家理所应当的权力，其唯一限制条件可能就是这个国家过于贫弱，或者趋于灭亡。

    德军将领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更加明确。哈特曼将军说：

    税收不仅意味着在侵占地区积累军需，更包括对该地区方方面面的搜刮……

    所以我们在此声明，首先，出于军事需要，不需对公共和私有财产进行区分，军队可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声称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军队应当享有军事行动的绝对自由。这一原则意味着军队必须反对国际战争法中任何试图限制军事行动自由权的条款……

    这些原则被德国人最大限度地运用到本次战争当中，他们毫不在乎那些关于他们破坏了人类遗产和历史文物的抱怨。这点可以从一位德国将军为一份德国报纸撰写，并由1914年12月15日的《世界双月刊》摘录的文章片段中看出来：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们的士兵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都是合法的。如果那些法国人的建筑在我们的枪下毁于一旦，我们根本无所谓……法国人称我们是野蛮人，我们一笑了之。最多我们会暗自思忖一下，这个头衔有没有道理。我们不希望再有人指责我们破坏了兰斯大教堂或者其他什么教堂和广场，因为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些指责了。如果我们得知我们的军队二次进攻兰斯获得成功，那么其他任何事情根本都不重要了。

    德国人十分不能理解中立国家对他们的愤怒，因为在德国人看来，他们只是尽自己义务遵循了实用主义战争理论，而且他们不明白纵火和抢劫有任何不妥之处——腓特烈大帝很久以前说过：“抢劫和盗窃完全是两码事。”

    4 德军运用的各种心理战术

    德国人在战场上运用各种各样的心理战术，比如恐怖袭击、突袭和夜袭等，但所有这些战术都源于同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出其不意地冲击敌方，继而降低敌军士气。下面我将对这几种心理战术进行详细描述：

    恐怖袭击——这是德军军官采用的最基本的心理战术，也是德军大屠杀和纵火罪行的来源。我们将在另一章研究这种心理战术的后果，在这里我一笔带过。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致力于恐吓敌军。他们枪杀或者折磨了大批无辜平民，以达到恐吓的效果，最后再烧杀抢掠一番，直至最后的幸存者也变得一贫如洗。建筑都会遭到轰炸，最后除了废墟什么都不会留下。我们很清楚，德军是如何细致地在比利时的城镇和村庄里展开这个心理战术的。将所有人都集中到一个空地上，枪毙其中一部分人，然后洗劫并焚毁所有房屋。这些都是公开行径，并且德国军官们还以此为荣。安德勒说：

    在8月22日针对当地政府的声明中，冯·布鲁姆将军提到了德军对昂代恩的大洗劫，他说：“我非常满意，最后总司令下令烧毁了所有房屋，并枪杀了百余人。”

    这些指挥者如此野蛮，不过是传承了德国战争传统模式罢了，这种做法在德军之中很常见。20世纪，德皇腓特烈一世时期，每个战俘都要被剁去一只手，在抢掠并焚毁了米兰之后，他还下令杀光俘获的所有居民。在西西里，他的儿子下令将囚犯剥皮，或者弄瞎他们的双眼。1622年，蒂利屠杀了海德堡的所有居民，还烧毁了整座城市。1631年，他洗劫了马格德堡，毁掉了1500座房屋和6座教堂，还活活烧死了大部分居民。萨瓦利特说：

    必须指出，德国人犯下的此等暴行必将最终激起对手的报复行为。人们曾经强烈指责卢浮瓦对普法尔茨下达的命令，这在当时震惊了莱茵河左岸，但却是对德军残忍行径的报复。事实上，卢浮瓦就此表示：“如果德国人始终没有学会体面地战斗，那我们必须比德国人做得更没人性。”

    德军总指挥部总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直到中立国买账为止。他们甚至声称比利时的神父和小姑娘会挖出伤员的眼珠，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指望这种说法会有人愿意相信。

    在敌国领土上开展战争的必要性——这也是德国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要实际运用这个原则，就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准备工作，比如建造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仔细研究所有调动与部署细节，等等。德国人太过急于进攻，所以忽略了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尽管这意味着德国有可能与英国交战。事实上，把战场设在敌国具有极大优势，因为这样便于军队对征服地区强取豪夺，从而获取更多补给。一份德国报纸指出：

    整个军事行动都基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在军队补给方面，德国花费得越少越好，从敌国获取越多越好，最好能够再把多余的物资运回德国。

    整整三个月，五分之四的军需都源于我们已攻占的城市，即使现在补给能力已大大降低，也能满足我们西边军队五分之三的需求。粗略估算，德国每天可以省下300万到400万马克的军费。

    胜利带来的收益还不止于此。通过与发达国家开战，我们获益更多。我们可以把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掠夺来的财物运回德国，这些财物包括堡垒、谷物、羊毛制品、金属和木材。德国凭借智慧和商业头脑从战争中获取经济收益，每天可以高达600万到700万马克。自开战以来，西线战场累计已攫取了20亿马克的财富。

    综上所述，把战场设在敌国境内的巨大好处不言而喻，几乎无须赘言。尽管如此，法国政治家过去45年来都生活在安逸享乐中，没有认真聆听这样的经验教训，以至于疏于防范。倘若他们认真做过思考，就会尽力守住法国北部边境。从经验上来看，一些战壕本应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抵御敌方进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所有外国军事教材都强调过战壕的重要性，战壕的作用也在日俄战争中得到过证实。

    大规模进攻——为取得我前面提到的效果，也就是立即占领敌国领地并成功恐吓敌手，不但需要最先进入敌国，还需要动用武力。在侵略法国和俄国时，德军都成功做到了这点。我在上文中提到，侵略行动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因为如要完成一次进攻，不仅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需要所有储备物资的支援。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收集到相关信息，但是当时德法边境很有可能已经集结了200万德军，这一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战争后期，德国虽然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但却仍然成功地将大部队集结在进攻点。在第一次佛兰德战役中，尽管面对无数战壕，德军还是以紧密队形不断向前推进。因为这一战术，德军几天内便折损了15万士兵。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成功，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攻下法国北部城市加莱。

    威胁恐吓的各种手段，德国总指挥部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削弱敌军士气的办法，他们会采用夜袭、窒息性气体、空投炸弹等手段。事实证明，用气球投掷炸弹并不会造成任何实际损失，只能影响到敌方的士气。具有最明显心理效果的行动之一，便是趁着英国舰队防范不周的时候，利用巡洋舰向英国沿海小镇投掷炸弹。这种行动其实风险很大，因为很有可能遭遇英国的战舰攻击或者被鱼雷炸沉。但是，由于这一行动极为重要，所以德军还是义无反顾地予以采取。这次行动并未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但是却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影响。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这次袭击使得英国政府原计划向法国增援60万军队的计划彻底搁浅。

    事实上，这次袭击吓坏了英国人，这是他们即使处在拿破仑时期都未曾体会过的恐怖经历。这促使他们留下了一部分原本打算调遣去往欧洲大陆的军队，以保护自己本土的安全。因此，德军冒着损失几艘巡洋舰的风险，却为自己减少了60万的敌军力量。

    所以说，轰炸英国海岸是一场心理战，它与导致1200名乘客遇难的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属于同一性质的行动。只不过德军在击沉卢西塔尼亚号时犯了个大错误，他们没有预见死亡的乘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人。因而此次事件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愤慨，甚至几乎直接导致美国参战，继而让德国失去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

    突袭——当可以采用多种战术时，德国人总是倾向于突袭，所以夜间袭击就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了。一名军旅作家写道：

    人们并不畏惧强大的力量，而是畏惧未知的力量。危险本身并不让人们心生恐惧，怀疑才是恐惧的来源。夜晚容易催生恐惧，因为在夜幕掩映下，有太多的未知和出其不意。

    与此相比，协约国却忘记了军事战争中突袭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协约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时显得尤为突出。倘若他们在土耳其宣战第二天立即展开行动，打胜仗就会很容易，因为土耳其当时不可能抵御来自海陆的多重同时突袭。但是协约国没有这么做，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商讨哪个国家拥有君士坦丁堡。这种做法无异于在鸡蛋还未孵化出来就开始数小鸡，其结果便是给予敌人充足的时间组织防御。一份英国报纸客观地指出，在这场战役中，英国和法国均未显示出足够的热情。

    在两国尚处于和平阶段便发动快速进攻也是一种打击对方士气的突袭方式，这在现代战争中也较为常见。这种战术的典型范例就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对其盟国希腊和塞尔维亚的侵略。这次侵略以失败告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保加利亚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的将军没有消极应战，而是积极反攻，破坏了保加利亚一次又一次的突袭行动，使得原本指望迷惑对手的保加利亚军队反而士气大落。自信本身是好事，但不能盲目夸大自己的实力，也不能指望敌人一定会按自己的设想出牌，因为自己设想的通常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关于现代战争中心理战术的研究，我暂时便探讨到这里，在研究战争中心理战术的特点时，我也已经充分展示了运用心理战术的效果。需要重申，在战场上无论借用了何种物质工具，归根结底都是运用心理战术的结果。

    第二章 德军对作战原则的具体运用：烧杀劫掠

    1 德国战俘日记中对烧杀抢掠等行径的记述

    我将要举例证明的烧杀抢掠罪行都是我之前所描述德军所用战术的后果，并通过各种媒介与载体记录下来。

    关于事实的准确性，自然难以描述，因为德国人对这些指控全盘否认。但是，类似的证据太多而且相互印证，加之来源不尽相同，所以绝无可能将其全部推翻。无论如何，从德军战犯身上搜出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许多对于罪行的坦白。

    在这种情况下，证据的价值更取决于其来源而非数量。比如，人们之所以会认为亚述君主会令囚徒们挖出自己的双眼，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将这个场景刻在宫殿的浮雕上。德军战犯的日记本起到了类似的记录作用，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意料到这在今后将成为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有鉴于此，德军种种暴行的细节必将大白于天下，人们将会了解，德军方面对比利时牧师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现在让我们仔细审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首先从德国战犯的日记本开始，我只挑出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以下是贝迪尔教授翻译并发表在1915年1月1日《巴黎评论》上的文章。文中包括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名和所在军团：

    1914年9月3日，在索姆（马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法国平民被直接扔进燃烧的房屋中，活活烧死。

    一个撒克逊军官的日记本：

    8月24日，阿登的一个迷人小村庄被我军纵火烧毁了。在我看来，这个村子似乎是无辜的，但是有士兵说，有个骑自行车的村民假装摔倒，其实是为了扣动来复枪的扳机，于是我们就将这个村民射杀，又烧了整个村子。

    还有一段：

    就这样，我们毁掉了8间屋子和里面的住户。其中两个男人，他们的妻子和一个18岁的小女孩儿被活活刺死。我为她感到惋惜，她是无辜的！

    还有一本日记本的片段：

    8月25日（比利时），300名平民遭到射杀，活下来的人被迫为死者掘墓，你真该看看那些女人！

    由于一部分士兵对待他们的战俘较为仁慈，因此第五十八旅的斯坦格将军在8月25日对将士下令：

    从今往后，再无战俘一说，我们必须处决所有战俘。无论他们是否受伤，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一律枪决。即使是一个大型军团的战俘，也必须全部处死。我们决不留活口。

    某一杂志也刊登了这些日记本里的其他一些片段。以下这则最为骇人听闻：

    8月23日，我们抓住了几个自称是狙击队的士兵，我们将其分成三排站好，这样一颗子弹就可以贯穿杀掉三个人。我们占领了默兹，对其大肆破坏。到处都变得乱七八糟，房屋尽毁，那些平民的尸体惨状简直不堪描述。我们还在角落里和修道院里找出一些幸存者，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

    保罗·哈扎德是一名翻译官，他翻译了很多德军战俘的日记，我从其处摘录了一部分：

    8月18日，我们枪毙了大约50个村民。

    另一本日记本：

    8月25日夜里，我们杀害了几名平民。你无法想象比利时现在的惨状。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毁了，所有的东西荡然无存。教区神父总是最先受害的，牧师们也不能幸免……

    世上的种种恶行本来便无从抵赖，但当这些罪行由德国士兵自己说出来时，更是成了确凿无误、不容置疑的事实，任凭德国百般抵赖都无法推翻。

    2 关于烧杀劫掠的其他记载

    官方文件中记录的军事行动大多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虽然没有上述摘录来得真实可靠，但不管怎样也是确凿的证词，所以我在此引述其中部分内容。以下是从一份官方报告中节选出来的部分内容，有关迪南大屠杀：

    在一番烧杀抢掠之后，士兵们放火烧了房屋。这个镇子很快陷入一片火海。简而言之，迪南被彻底毁灭了，原本1400多间房屋最终只剩下了200间。

    ……委员会手上有迪南大屠杀遇害者的名单，上面有将近700个名字，即便如此，这份名单仍然还是不完整的。在死者中，有73个女人和39个年龄在6个月到15岁之间的小孩子。

    迪南有7600个居民。其中十分之一死于非难，每个家庭都至少丧失了一个家庭成员，甚至有的家庭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1914年11月30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德军在迪南所犯罪行的恐怖细节：

    有的家庭被全体枪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找来了两把机关枪，上百平民包括男女老少就在露天被全部枪杀了。

    对战俘的屠杀和折磨更是数不胜数，1914年12月31日的《泰晤士报》如是报道：

    9月6日，一个名叫巴克兰德的骑兵被捕。他被绑起来，被德军士兵用刺刀剖开肚子。在桑布尔维耶，一个法国军官被绑在一棵树干上，他的四肢被分别绑在四匹马上。一声哨响之后，马鞭扬起，马儿奔向四个方向，把人体整整撕裂成了四份！现场目击者至今回忆起来都颤抖不止：“我看见他穿的那条红色裤子被一下子撕裂，整个身子散落成了好几块。”

    这份报纸还报道，巴东维莱几名妇女和儿童被浇上汽油，然后被活活烧死。

    1915年1月26日《费加罗》报道了隆维一个难民的叙述：

    他们把一个老人的脚绑起来，然后用一条电线把他吊在门上，电线不断地勒入他的皮肉中，使得他不断地惨叫。那个老人整整叫了20小时，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比利时发生的众多惨案中，最为血腥的是对鲁汶的洗劫和对其居民的大屠杀。相关报道有很多，但我特别关注了一个名叫福格利斯特的瑞士公民的描述，当时他就住在鲁汶。以下是从1915年5月5日的《日内瓦日报》中摘录出来的：

    大屠杀和大火是有预谋的，到了特定时间经过一声令下就开始了。整个场面恐怖得难以言表，德军很快就烂醉如泥，并干出了种种可耻行径。福格利斯特先生听到几个军官说：“……把他们全部杀光、全部烧死。”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鲁汶曾有43000名居民，但现在却只有不到21000人活下来。

    福格利斯特先生亲口证实了一系列暴行，他手上一直保留着证据。在鲁汶发生的惨案让人们见识到了前所未知的恐怖。

    关于官方文档中收集到的一些德军行为，只有虐待狂心理才能予以解释得了：

    在某地，182人被枪杀，一个年轻人被活埋，他的头埋在土里，腿在坟墓外面，这样他的折磨者就能一直看着他受尽折磨时的惨状。另外，还有一个比利时战俘的双手被放在锅里煮了。

    为了寻找一个适合大规模屠杀的场所，普鲁士人一路拖着一群疲惫不堪的妇女、农民和哭泣的儿童。他们时不时会停下来，因此这些可怜的人以为到了枪决地，于是彼此拥抱，彼此做出临终告别。但是却都不到时候，他们还要继续向前走。普鲁士人会用鞭子抽打他们，用来福枪的枪托推搡他们。最终，一名军官下令他们停下，挨个排好队，让士兵放低来复枪枪口瞄准目标，然后他轻蔑地说了句：“再看你们美丽的祖国最后一眼吧。”

    为开脱自己的罪行，德国人声称是那些平民先开的枪，但是对于那些在德国澡堂里洗澡的几千名俄国人受到的痛苦折磨来说，这个理由根本不够充分。瑞赞诺夫先生的一本书里记载了这个事件。这本书的摘要刊登在1915年8月1日的《两个世界月刊》里。摘要里并没有大肆渲染大众的愤慨，而是主要描述了各个阶层的有识之人特别是那些德国军官的认罪和忏悔。

    此外，德军士兵也会当着受害者亲人的面强奸女性受害者，如果这时亲人们显示出一丝反抗，就会立即被枪杀。受到这种刺激，很多人最终因为绝望而自杀或是发疯。这种邪恶行径体现出了德国人性情中残暴虐待狂的一面。这是无从抵赖的。

    德国人凶残和掠夺的天性可以说在所有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以下是1807年惠灵顿将军的描述，当时他所在的德国部队在英国部下服役，一起对抗拿破仑：

    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德国部队里，从将军到鼓手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是一群嗜血成性、臭名昭著的暴徒。无论路过何处，他们都会杀戮、抢劫、虐待平民。

    因此，我所列举的罪行不过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德军侵略比利时不禁令人回想起十几个世纪以前日耳曼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当时同现在一样，德国人养育了太多的子孙后代，发现自己的国土已经无力养活这么多人，便如潮水般地侵入了邻国的土地。有几次，罗马人曾对这些入侵者大开杀戒，但这还不够。据说普罗布斯大帝曾经杀死了数万名德国人，但依然无法阻挡德国人摧毁高卢战争的宏伟纪念碑。一个世纪以后，德国人卷土重来，却摧毁了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如今，德国人更是立誓要鞭笞全世界，正如他们当年鞭笞了罗马帝国一样。

    倘若没有德皇威廉二世的直接授意，鲁汶、兰斯和阿拉斯的宗教纪念碑绝无可能遭到破坏。这说明德国皇帝对天主教恨意极深，这点在他早年给改信天主教的亲戚的信中可见一斑。“我恨你信奉的天主教，我要把摧毁天主教作为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1914年10月3日的《法兰西》杂志刊登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里说道：

    人们告诉我要对天主教无限崇敬，但是那些天主教教堂在我看来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无礼地漠视上帝，转而崇拜所谓的圣人，而他们在拉丁迷信中大部分都是取代神祇的白痴。兰斯大教堂将他们的法国国王奉若神明，可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通奸者。在兰斯大教堂的门廊里，这些皇帝雕像的位置居然比上帝的形象还要显眼。

    德国人教育我们要配得上自己的民族，当我们提到教堂时就必须对天主教的迷信表示愤慨。

    从以上内容便可看出，德国人为何会对古代教堂如此深恶痛绝。

    3 奥匈帝国军队的暴行

    在第一次侵略塞尔维亚时，奥匈帝国军队跟他们的同盟德国军队侵略比利时一样，表现得毫无怜悯。瑞士洛桑大学的瑞斯教授曾赴塞尔维亚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刊登在1915年4月7日的《巴黎评论》上。以下是从报告中节选出的片段，描述了奥匈帝国士兵在长官的命令下的种种暴行：

    我亲眼看见了残害和杀戮：受害者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刺死，有的喉管被割开。有的被先奸后杀，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吊死，有的被来复枪或棍棒活活打死，有的被取出内脏，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被砍下四肢，有的被割去耳鼻，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被切掉胸部，有的将皮肤切成条状、骨肉分离。最后，有个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女孩被扔去喂猪。

    这不禁让每个人想起巴尔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打仗时受到的指控。巴尔干半岛国家声称，他们都是半野蛮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活在互相屠杀中，只有土耳其人才能使他们和平相处。但是因为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德军，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最高形式的文明也不能消除人类的野蛮。我们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学说都必须考虑到这个背景。这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4 恐怖心理战术的弊端

    德军为自己的四处杀戮和纵火申辩称，只有这种做法才能恐吓到敌国居民，才能迫使他们放弃抵抗，跪下来乞求。

    恐怖统治一直是革命家和国王采用的手段，他们以这种手段威慑他们的敌人，让那些对他们心存疑虑、不愿臣服的人以儆效尤。同时，这种施虐还能暗暗满足很多人天性中嗜血的一面。所以，当同样的手段出现在历史上时，我们不应觉得惊讶。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亚述的浮雕表明，的确是国王亲手挖出战俘的眼珠，然后再命令士兵们做一些难度更高的虐待，比如剥下战俘的皮，然后用这些皮来装饰城墙。

    我之前还提到过，早期的罗马人跟现在的德国人一样，对被侵略国家和对战俘的待遇有着相同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任何对于征服者来说有利的战争都是正当的，而战败国毫无权利可言，利益只能最大限度地惠及本国民众，由其独享。

    冷酷和野蛮一直是罗马的传统，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共和国后期，罗马人的礼仪和风俗都变得不那么血腥了。《埃涅伊德》里没有记载罗马人的任何野蛮行为，西塞罗称赞马赛勒斯没有毁掉锡拉库扎纪念碑，而同时他却对弗里斯掠劫者大为轻蔑。

    当代德国人的残忍在于他们带着我们又回到了历史上最原始的时期，但是他们的谋杀、折磨和掠夺已经形成一定体系，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俾斯麦早就说过，在战争中必须对平民极其残忍，才能尽早达成和平协议。他在1870年说：

    真正的战略在于狠狠打击你的敌人。你要尽可能对你进攻城市的居民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以打消他们的斗志，这样他们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战争早日结束。必须向敌国人民传递这样一个讯息——除了留下他们的双眼哭泣，你不会留下一草一木。

    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将战争变得残忍恐怖，让无辜的平民乞求和平。

    我们已经见识了德国人是如何以火一样的热情遵守这个指导思想的，包括放火烧房屋，活烧妇女和儿童，或者以各种方式折磨他们，但是这些行为除了逼迫居民大规模迁徙之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现在从法律或者人性的角度讨论这些做法的合法性无济于事，但我们至少可以反思一下它们造成的后果。这些战术不仅没有如德国人希望的那样卓有成效，甚至还引起了其他国家对德国人的深恶痛绝，从而为德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无数的敌人。

    事实上，恐怖战术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有效，那就是战事时间较短的情况。一旦战线拉长，恐怖战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它只会使敌人奋起反抗，因为一旦被侵略的民族意识到自己得不到饶恕，就会奋力抗争直至最后一秒。而且他们不但会反抗，还会牢牢记住这样的耻辱。开战之前，德国控制着比利时绝大部分的商业，尤其在安特卫普地区。早在和平时期，人人便已承认德国在比利时的地位。倘若德国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如此粗暴地对待这样一个国家。

    此外，残酷手段的系统运用是建立在被侵略方永无可能踏入自己领土并进行报复的前提之上，但没有人能保证风水没有轮流转的一天。连拿破仑都做不到。如果哪天10万哥萨克大军踏入柏林，并且对柏林的男女老少施以德国人曾在迪南和鲁汶犯下的罪行，谁来可怜这些德国人？

    5 德军的辩解

    在全盘否认对自己的控告之后，德国人负隅顽抗，试图以报复为由，开脱自己在比利时人和法国人身上犯下的罪行。

    众所周知，德国总理在国民议会上发表的言论，在其中他指控比利时小女孩儿挖出德国伤兵的眼珠；德国媒体也报道称，比利时牧师也挖出过德军战俘的眼睛并砍下他们的手指。尽管这些听起来极不可信，但是在所谓的事实面前倒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是这件事彻底推翻了德国人的指控。

    德国的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始终存在剑拔弩张的关系，新教教徒早已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就往天主教徒身上泼脏水，而天主教徒为求自保，成立了调查领导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就是澄清对天主教徒的指控。

    德国天主教徒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教内的牧师有罪，所以调查领导办公室展开了一系列细致的调查，不费吹灰之力就迫使德国当局承认对比利时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德国人随后辩解道，他们之所以烧毁像鲁汶这样毫无抵抗能力的城市，是因为当地平民先对德军开火。他们认为，平民根本不该掺和到战争中来。但是，一旦这个问题涉及德国的自身利益，规则就反过来了。下面关于俄国进入东普鲁士的段落是从德国报纸上摘录下来的：

    当敌人穿过德意志帝国的边境，他们将感受到来自我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我们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任何一个有能力作战的公民都有义务击退这些入侵者，将他们赶回家去。我们整个民族都必须拿起武器，不让敌人有喘息之机，我们必须用各种方式夺走他们的军火，截断他们的供给，俘获他们的侦察兵，捣毁他们的救护车和战地医院，然后在夜间杀掉他们。

    6 运用恐怖方法的心理教训

    以上我所阐述的烧杀抢掠等行径，早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就被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使用过了。这种毫无人性的作战方法似乎广为流传，甚至将我们带回到远古蛮荒时期。

    倘若读者认为文明的进步会让人们更加聪明，更富情感，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约束掩盖了一些国家野蛮的本性，但这不过是障眼法罢了，一旦社会失去了约束力，这样的本性就会立即重新显现。

    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文盲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天性都是野蛮的，因为人的天性与智力的联系本来就不紧密，而且教育能够施加的影响力更是很小。一旦失去社会约束，德国军人的残暴天性就会暴露无遗。

    在历史上，高度发达的文明曾经不止一次与嗜血残酷联系在一起。这种事情在文艺复兴时期、莫卧儿帝国时期都发生过，当时大量诗人、艺术家、学者，这些人为繁星分类，发明仪器测量黄赤交角，但同时也是这些人用战俘的头颅建造了金字塔。

    德国战术的广泛传播并不代表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观察家杂志》说：

    如果现代战役自此之后不设立一定规则，人类的未来只会是黑暗和不确定的。

    如果人类对德国的做法无动于衷，被动承认这是战争所必不可少的元素，那么就无法阻止德国的敌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毫无疑问，未来的战争里所有国家都会采取德国的做法，对敌人不讲人道、冷酷无情，因为凡是遵守《海牙国际公约》的国家在面对无所顾忌的国家时都是异常弱小的。

    因此可想而知，人道主义学说正在逐渐退化，这一点通过对比德国军官的言论和他们对烧杀抢掠的看法以及1796年波拿巴对军队下达的命令就可见一斑。

    不难理解，所有关于社会学、人道主义学、海牙公约，以及其他一些试图改善国际关系的学说，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早就被人们扔到了大洋彼岸。

    一旦这些暴行合法化，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被编入一本特别的读物，而且将被作为初级教育的必读课本，因为与德国毗邻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德军入侵意味着什么。如果早就了解德国人的残暴本性的话，法国人民一定会敦促政府加强法国北部边境的防御工事，那么法国的繁华地带就不会成为一片废墟。而且，这本书还能够防止战后德国从太平洋展开新一轮侵略。虽然这本书不足以完全切断我们与德国人的商业往来，但至少会一直提醒我们，德国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必须与他们保持距离。

    第三章 德国的作战方法对于中立国家感情的影响

    1 德国的作战方法对中立国造成的心理影响

    德国喜好毁灭和屠杀的作战方法引起了全球抗议，但是德国人一开始并不以为意，因为他们不过是按业已形成的原则办事，所以他们并不知晓自己的做法会给中立国带来困扰。但随着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德国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尽管他们的做法在他们自己看来并没有错，但滥用这种做法的后果却给他们树立了更多更强大的敌人。

    由于进攻比利时这样一个中立国已经引起了英国的敌意，所以德国不确定招惹其他列强是否值得，尤其是美国。如果无法通过残忍手段获取战略优势，那无疑是个心理上的失误，而且再也无法说服大众顺从德意志的霸权和文化。

    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之后，德国人立刻试图通过报纸、讲座和宣传册转变舆论方向，只可惜当时世界对他们的恨意已深，而且他们的残忍行径根本无从抵赖，所以已经无力回天了。德国人最后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宣传取得的成效微乎其微，以下从《科伦日报》中摘录的段落足以证明：

    我们必须坦白，德国人，尤其是普鲁士人，并没有赢得人心。运用心理战术影响其他国家的情绪并不是德国人的强项。德国人希望通过媒体让中立国对自己产生共鸣，但是这已经为时已晚，而且似乎也缺乏技巧。

    在下文中，我将概述世界多国公众对德国的抗议。我就此希望提醒各国，当有一天他们也想模仿德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谴责，也会引起他国公众巨大的敌意。

    宣扬骑士精神的时代无疑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当我们抛弃某些律条时，我们时常被带回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体验原始的野蛮人性，这时或许只有公众舆论才能拯救我们。

    2 美国人的反应

    现在我将引用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士之一的几句话，他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据1914年11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说道：

    比利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但是比利时却受到了侵略，比利时的人民被套上枷锁。

    德国人轰炸了不设防城市，尽管这是《海牙公约》里明确禁止的。

    《海牙公约》第43条和第50条禁止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但是德国人没有遵循这些条款，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条款完全不适用，否则维斯、鲁汶、亚斯科特和迪南就不会被毁灭了。而且德国人对比利时中部施以恐怖和系统的毁灭性惩罚，其实是为了散布恐惧心理，并非为了追索补偿。这正是《海牙公约》里明文禁止的。

    1914年10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艾略特教授说：

    德国的作战方法深刻影响了公众的看法。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德国人的种种恶行开脱——他们轰炸平民城市和不设防城市，毁坏珍贵纪念碑和艺术珍品，在北海上埋下水雷，以屠城为威胁勒索赎金，还逮捕手无寸铁的百姓，拘留平民作为换取和平的人质，然后当发生骚乱时将他们即刻处死。

    一位名为沙佩尔的柏林人曾给闻名遐迩的卡内基研究所的校长丘奇先生寄送过一份德国知识分子的声明，而丘奇先生在他的回信中写道：

    当我看到德国人固执地希望博得美国人的好感时，我甚至为他们感到惋惜。

    沙佩尔博士，如果情形调换，如果别国的士兵在柏林的大街上大步前行，如果柏林的百姓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毁、同胞被杀，您和您的92位同僚难道不会向这些入侵者进行疯狂的报复吗？

    ……即使你们在未来一千年都友好地对待法国和比利时，即使这一千年里的每一分钟你们都在为赎罪而祈祷，也不足以抵销这两个国家所遭受的战火和洒下的鲜血，也抽不干你们的铁蹄下两国人民洒下的眼泪之海。

    ……你们根本没有理由发动这场战争。尽管你们装备齐全，国防强大，但是这世界上总有你们无法攻破的防线。你们的船只曾畅通无阻地在海上航行，你们的商品曾在世界上各个角落畅销，你们的祖国曾作为一个人道的国家享誉全球。但是人们对你们的好感已然丧失，今后50年你们都无法赢回你们曾经在物质和精神上拥有的优势地位。

    在为数不多的几位亲眼看见比利时的灭顶之灾的美国人当中，德维尔先生是其中一位。他将他的恐怖记忆写成了一本书，下面我摘录其中一段：

    我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目睹过大量恐怖而令人反感的事情，但没有哪次可怕过亚斯科特。我丝毫没有夸张，但是亚斯科特确实有三分之二的房屋被烧毁，在那之前被疯狂的士兵洗劫过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犯罪的证据俯拾即是……

    3 瑞士和其他中立国家的看法

    与德国接壤的瑞士一开始是倾向于支持德国的，然而当他们得知德国在比利时大肆屠杀和纵火时，他们就倒戈相向了。

    下文是一位瑞士联邦法官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选段：

    虽然德国在1867年严肃地保证不会进攻卢森堡，之前也在1831年严肃地保证不会进攻比利时，但是德军依然毫无理由地侵略了这两个国家。

    即使是大海也冲刷不清他们身上的罪孽。

    如果国家不再尊重国家之间神圣的契约，整个人类都会处于危险之中，在国际交往之中我们还能相信谁呢？如果法律条文不再有效，反而是谁强谁说了算，那条约还有什么价值呢？历史上那些恐怖可憎的前例难道可以为如今的侵略行为辩解吗？难道基督教1900年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法律的进步以及其他成就全部都是白费了吗？难道胜利就可以掩盖那抹不掉的污迹吗？虽然现在德国人的额头上戴着胜利的花环，但当他们清醒的时候，想到他们引以为豪的德国式忠诚，他们一定会满面羞愧。

    我之前说过，这个时代的德国当局企图蛊惑整个民族，让人无从辩驳。在1914年11月6日的《日内瓦日报》上，一位作者写道：

    当一个人坚持自己拥有真理所以不动身寻求真相时，我们便拿他毫无办法。就目前来看，德国人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遮蔽天日的高墙，即使是最强大的意念也无法穿透。德国传教士歌颂和崇拜上帝，因为上帝让德国的皇帝、大臣、军队和整个德意志民族变得清白、正义和纯洁，德国人因此拥有恐怖的自信和伪善的满足感。这样的德国人可以以义愤为由毁灭世界上所有与他们想法不一致的人，还以此为豪。

    ……从另一方面来看，德国拥有头脑最清醒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已习惯于仅仅研读国内的文献，对所谓的“真相”深信不疑。他们在德皇和大臣面前歌功颂德时还把我们作为铁证。他们就像一群用功读书的小学生，无条件地信任自己的老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说服他们校墙之外另有真相呢？我们如何告知他们除了《德国国防报告书》，世界上还有各种书籍，其中记载的内容应该得到不失偏颇的估量？

    德意志精神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精神分歧太大，已没有交流和沟通的必要。

    德国似乎陷入了病态的兴奋状态，已然集体癫狂，对此，时间是唯一的解药。根据以往类似病例的医学诊断，这种精神错乱症来势迅猛，但紧接着又会从极度兴奋过渡到极度抑郁。

    在瑞士人写过的众多文章中，我想引用亨利·波吉博士发表在1915年4月15日《两个世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他写到瑞士人起初是如何同情德国人，之后又是如何转而对德国人的肆意破坏行为感到义愤填膺。如果当初德国人了解心理学的话，他们就会意识到肆意焚烧和屠杀不过是逞一时之快，而这样做带来的苦恼往往大于快乐：

    战争伊始，即便德国总理在德国国民议会上做了那番愤世嫉俗的演讲，即便德国攻占中立国比利时，瑞士仍然少有人对此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因为，当时瑞士区大部分人和当地报纸都是支持德国的，因为他们种族上较为接近，商业联系较为紧密，两国也世代友好，这些原因都促使他们对德国抱有好感。

    ……然而，德国人随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做出了恐怖而残忍的行径，在他们攻陷而且毁灭了梅赫伦、卢万及兰斯大教堂之后，瑞士德语地区的公共舆论和媒体都开始发生转向，还发起了许多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连当时最著名的泛德主义者维特教授都给德国知识分子写了公开信，谴责德国人在鲁汶犯下的滔天罪行。

    荷兰、丹麦、挪威和其他中立国家并没有像瑞士和美国那样坦白表明自己对德国人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离德国太近，一直生活在德国的淫威之下，因而并没有太多的言论自由。比利时的遭遇更足以让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西班牙国内舆论则对德国存在很大分歧。战争初期，西班牙天主教派明确地站在德国人这边，这一点我在之前提到过。但是西班牙的著名学者卡哈尔却坚决采取相反的立场，以下是从他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

    我们居住在窑洞中的祖先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烧杀抢掠，在折磨无辜平民的时候，尚不需借助人类学的观点；而今天的侵略者却利用他们深谙哲理、饱读诗书的优势开脱自己的罪行和罪孽，还向世人宣告他们是优越种族，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这位作者认为好战的种族将永远存在，不会消亡：

    被征服的人民只会牢牢记住和极力模仿征服者所用的方法，而且会伺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这帮孤儿长大成人之后，可怕的屠杀又会重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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