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万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来电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立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全权大使。接着，蒙古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都相继来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等参加了这个仪式。由于我们没有经验，采纳了苏联人的建议，在仪式之后举行宴会。苏联人特地向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烤鸭送到勤政殿后全都凉了，已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使大家兴趣索然。从此，在接国书之后再也没有举行宴会。当时外交部负责礼宾的是余心清，从未请外国人担任过这方面的顾问。
建国伊始，全国人民投入紧张而热烈的经济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毛主席出访苏联，其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两国之间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等，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具体问题。
开国大典后不久，即着手进行出国准备工作，中央指定党政各有关部门准备和编写有关的资料，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选定和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
前者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和指导下完成的，后来江青经常插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茶、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这些礼品来不及随车带走，而是陆续运到莫斯科的。原因是订货者一而再地改变主意，审查货物的人又无休止地挑剔，致使一拖再拖，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这次江青胆敢干扰、瞎指挥呢？原因是她于1949年夏季曾去过一次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礼遇和夸奖，于是昏昏然，不可一世了。她似乎一下子成了里手，左出主意，右提意见，俨然以“参谋长”自居了。
大约12月6日，毛主席偕陈伯达（当时陈的头衔是教授）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将经东北的满洲里，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专列经过天津时，因在铁路上发现了一颗手榴弹（实际已破旧了），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此下车去调查。国家初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还未肃清，对保卫工作自然也要求甚严。公安人员的责任无疑极其重大。
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上车护送毛主席至边境站满洲里。
专列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奥特堡尔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已专程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毛主席检阅了仪仗队，但因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气温甚低，只得迅速回到车上。行车一路每至一个大站都有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出面迎接。
等至新西伯利亚城时，苏联外交部打来电话，询问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问有什么特殊要求或愿望，以便满足路上的需要，护理好毛主席的健康，安排和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
列车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毛主席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但几分钟后，他忽然头昏目眩，满头大汗，站立不稳，我急忙上前扶住他，并把他搀回了列车上。几个钟头后，他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在国内时也曾有发生。
从此，主席不再到月台上散步。在雅罗斯拉夫尔，王稼祥大使登车迎接，并陪同至莫斯科。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12月16日中午，车站的大钟正打12下时，火车徐徐开进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车站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因天气太冷）欢迎仪式。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军元帅布尔加宁上车慰问、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主席在路上感冒，身体不适，因而向毛主席解释说，在车站上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须绕行一趟，也无须答礼。如愿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交报社发表就行了。
主席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表示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然后指出：“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主席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斯间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主席、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我住在一层，陈伯达、汪东兴住在二层。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会见毛主席。
6时整，厅门大开了。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及维辛斯基外长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是很破例的，因为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他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的尊重、信任及特殊的礼遇，所以特地作了这样的安排。会谈时只有我一人作翻译，苏方没有翻译在场。这又是特殊的安排，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完全信任和尊敬。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
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在望，中国人民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资本——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取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主席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着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定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似乎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也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伯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会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竟失声笑起来。
斯大林虽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主席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较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追根寻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斯大林内心的打算是，不管中苏之间要签订什么条约或者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由毛泽东签署，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是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五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遇到的难题，或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斯大林让步了
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
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就是见到斯大林，也不会反映他受到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柯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随后，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主席，意在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
他不理解也不想揣测主席的心思，大概一心只盘算如何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
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们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不攻自破。
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己、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同时又谈到毛主席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米高扬提议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即地铁）、集体农庄及苏联各负责人。毛主席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月11日，毛主席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
已决定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主席打电话，征求毛主席的愿望和意见。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讲到。
12月21日，斯大林70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
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人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头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皇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毛主席得知周总理从北京启程的确切日期后，就准备外出旅游。1月14日乘火车离莫斯科北上。
15日，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地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界限了。
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驰了一个多小时。
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海面的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大约一米至一米五。”
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顿时都活跃起来，欢腾、鼓掌，苏方人员尤其为毛主席的豪情和开阔的胸怀深深感动。
在列宁格勒，毛主席下榻于斯莫尔尼宫，即以前日丹诺夫的办公大厦。在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书记利亚诺夫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机器震动得地面抖动，隆隆机器声震耳欲聋。这个工厂是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据点，工人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参观后，毛主席在该厂文化宫接受青少年的献礼、致敬，场面十分热烈欢快。主席兴致勃勃，笑逐颜开，愉快地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莫斯科，除在园内散步外活动极少，使人感到拘束紧张和乏味。
接着，毛主席参观了艺术馆，即冬宫展览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客厅、藏书室等。
主人告诉我们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可以参观，但目前正在整修，很遗憾。
毛主席侧过脸对我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在列宁格勒郊区，毛主席参观了保留下来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防御工事及战场残迹。军区的一位上校参谋向毛主席介绍当年战地情况。他讲了一段后停了下来，问是否需要继续讲下去。
毛主席回答说：“可以了。”主席回过头来对我说：“听那些背熟了的一套应酬话有什么意思。”
的确，那位上校把列宁格勒这座英雄城当年残酷激烈、千变万化的战斗经过，讲得非常枯燥无味，简直是背诵经书。
毛主席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晚上，主席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一场芭蕾舞《巴亚捷尔卡》。在演出后，毛主席派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花篮。台上台下的鼓掌和欢呼声全融合在一起。列别娃谢幕五六次之多。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掌声如此热烈非凡的原因之所在于是面向毛主席鼓掌，用手送吻三四次。由此可见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之热爱，对中国革命领袖的爱戴。毛主席也甚为感动，露出真挚的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还礼。
主席在列宁格勒短暂停留，16日启程，翌日回到莫斯科，仍住在姐妹河斯大林别墅。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同毛主席已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及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陛、东北外贸部处长常彦卿、中央财经计划局处长沈鸿、外贸部机要秘书苏农官、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东北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东北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和警卫参谋何谦等同志。
毛主席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总理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良，毛主席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毛主席同周总理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总理的意见。这样，周总理心中有了数，来到莫斯科立即投入了工作。
王稼祥到200公里以外的雅罗斯拉夫尔去迎接周总理一行。1月20日周总理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比迎接毛主席规模小些。
周总理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一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周总理住在单独一座别墅里。离毛主席住处较远。周总理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主席，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总理索性搬到毛主席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这样更便于同主席商量问题。
由于事先已有充分准备，在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定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共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的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人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的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的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沿袭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所执行的方针、政策，同时也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他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们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还要强烈。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天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苏方提出在我国的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广州等城市设立领事馆；在西部地区，苏方在我国的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设领事馆，中国相应地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斋桑设立领事馆。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实际做法有很大的差距。苏联非常积极地、争先恐后地按协定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并立即开展了活动。而中方除了在驻赤塔、海参崴两处勉强设立和维持了不长时间的领事馆外，在其他几个地方根本没有开设领事馆。曾担任赤塔中国总领事的徐介藩说：苏方按老习惯，把一切外交人员都当作外国情报人员看待，处处提防，行动极不自由。所以他只在赤塔工作了不多的时间，就不愿返任了。
毛主席对苏联的这些作法是有意见的。
在1月22日的会谈中，双方决定委托恩来与米高扬、维李斯基进行具体会谈。后来在会谈时，我方加入了王稼祥、李富春，苏方加入了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罗申。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主席也参加会谈。
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以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
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于是，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以上两项在苏联未移交之前均由中苏共管。
《关于贷款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规定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内万批还清。
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指出：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定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在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已搬走了大量的装备。）
《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夏天，刘少奇访苏时已表明：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各民族自治的原则，我们应当承认蒙古独立。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
斯大林一听立刻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
总理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定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谈中提出了如何对待苏联在中国（主要是东北和新疆）的侨民问题。主要是关于他们的国籍问题和居留条件。苏侨中有人既不愿加入中国国籍，也不愿要苏联国籍。这样就成为无国籍公民，而无国籍公民在中国居住，中国则不能答应。苏方对年轻的苏侨，愿意承认他们的苏联国籍，而对年龄较大，原系革命时期逃离苏联的人则不乐意承认并抱有怀疑态度。这个问题大概到1955年才彻底解决。
在一次谈话中，斯大林主动地提出，在盛世才时代，他们帮助新疆人民建立武装力量，训练干部，以对抗国民党的势力，并在那里建立有相当大的军火库，储存了一部分武器弹药。现在决定将这部分物资全部转交中方，望中方指定专人负责接洽、接收。主席当即委托周总理办理。
我还记得《条约》的有效年限开始谈定是20年，不知后来怎么变成30年。翻译时，我曾问主席，他说：“原来是20年，不知什么时候改为30年。”
看来，他并不看重年限。
周总理的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协定，一方面还要到李富春率领的那批人的住处，即莫斯科“苏维埃”大旅社指导工作。这时，孙维世从欧洲参加戏剧表演活动回国，途经莫斯科，来看望周总理。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养女，我建议把孙维世留下来做些生活方面的翻译工作，周总理同意了，她住在了姐妹河别墅的三楼。
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将毛、周、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可能斯大林想谈谈心里话。
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
突然，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
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
毛主席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
可是，话刚开一个头，就被别的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刘少奇访苏时已谈清了。
在此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打了第三次电话，也是最后一次。因我正陪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谈判，电、话是孙维世接的，她一听讲话者是斯大林，就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吓得把话筒给丢了。于是斯大林把我从会场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在电话上讲，你译给毛主席听。”
斯大林问：“你最近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如可？”
毛泽东答：“还好。”
斯大林又问：“你还有些什么考虑、愿望和要求，我们还应该再进一步做些什么？”
毛泽东答：“周恩来今天已进城去了，正在克里姆林宫商谈呢。”
斯大林说：“我是想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以新的意见或想法。”
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从此，斯大林再也没有来过电话。
毛主席、周总理在条约和协定文本的准备过程中，还进行着其他活动。如：2月6日、7日、13日分别参观飞机工厂、斯大林汽车工厂，到国立实验大剧院观司《天鹅湖》，还参观了“光”集体农场。
这些活动中值得详细讲述的是，毛主席看望了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和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
在毛主席步入莫斯科大学的大门正厅时，我请他注意内厅门头正面匾额上的李时珍画像。李时珍已列为世界着名科学家，可是在解放前，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位大医药学家的却不很多。在旧中国，很少有人重视他，甚至很少有人谈到他。1949年夏，我们跟随少奇同志来到这里参观时，第一次看到李时珍的画像同世界着名科学家的画像挂在一起，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国留学生们齐集一堂，热烈欢迎毛主席，并要求毛主席给他们讲话。
毛主席首先对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表示谢意，祝愿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习中获得优良成绩。毛主席说：校方称赞中国留学生很用功、学习成绩一般都好；我们的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家；你们之中有的是在打基础，有的是在深造。我想说的还是那几句老话：学习要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一切理性知识只有与感性知识相结合，经过实践的验证、鉴定、充实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总而言之，学以致用，学到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运用、考验，使之起到应有的作用；学而无用或学而不用，这种事情虽然很少，但在实际生活中是有过的；我们国家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希望你们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
同中国留学生一道参加欢迎会的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少数外国留学生。原打算请毛主席参观物理系、化学系等，后因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离开苏联回国的前几天，毛主席赴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与他们一起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商务参赞处的部分同志、医科大学的部分留学生。
又一次误会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来看望主席。主席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随后他交给主席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
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作“官方”声明。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特别提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存在30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毛主席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在战争年代我党常常以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表明我们对某一局势的态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要师哲一人去。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主席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事实是客观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
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
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开局面，我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作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吗。”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
在汽车行至离别墅还有几里之遥的地方，斯大林就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开门迎接。进入别墅客厅时，仍然只有我们四人，莫洛托夫的车拉得很远。半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及维辛斯基、罗申等都来了。他们来只是参加聚餐，并没有别的活动。尽管如此，晚宴的气氛仍旧冷清、无聊，丝毫没有欢快和喜庆。主席仍然沉默着，一言不发。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及兴味索然的沉闷气氛的缘由和经过。
为了打破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继而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全都离座起舞，而客人们仅仅观看。后来，主人们硬把恩来和我拖进舞场。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拉毛主席上场，也始终没有成功。宴会和舞会更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入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我们半夜三更才返回住地。
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象，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应该说，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和热情的。他说过，这种感情是因为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中国100多年来受外国欺侮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很有影响；中国人民聪明智慧，有古老高超的文化；中国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在谈判中，他常常只让我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苏方一定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我们的信任。他在会谈中经常对我们说，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
凡是访苏的中国领导人，无论是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一律认为都是斯大林的客人，谁也不敢怠慢。他们对待毛主席就象对待斯大林一样尊敬，而且常说：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客人。
斯大林很看重毛主席。1950年2月我们回国前，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
在会见中，斯大林主动提出，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设毛主席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主席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
斯大林当即答应派尤金来华。并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主席表示欢迎，并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问问。”斯大林是很尊重别人的。会谈时，凡是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斯大林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
尤金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的工作。我和费德林担任翻译，把书稿译成俄文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将《实践论》、《矛盾论》提前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向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实际上，这时他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处是想“越俎代庖”，又丝毫不了解中国的事理、心理状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相互关系的各方面，以便重新做出估价。
可以这样说，在1947年、1948年间，苏联认真地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但所站的立场是模棱两可的；而在1949年间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灵活、巧妙，革命确实在步步走向胜利（这在中苏两党当年来往的电报中反映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态度，较认真地接近和支持中共了。苏共领导层中大脑比较清醒、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几个。其余的人，对中国问题不甚了了，大多是人云亦云，或只会随声附和而已。
1月21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应邀出席列宁逝世26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结束后的便宴上，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表现得格外活跃。
贝利亚对毛主席说：“我们都非常想到中国去看看，你同意吗？不知何时能实现这个愿望？”
毛主席说：“欢迎。”
贝利亚睁大眼睛说：“这个回答我揣摩的了。”
马林科夫说：“如果你不拒绝，我们就依次报名，排号到中国去。”
莫洛托夫见这个场面轻松愉快，就建议把民主德国的格罗提渥总理也请来参加。
斯大林立即反驳说：“欧洲人是离不开老婆的，请他来就必须同时也请他的夫人，一个妇女参加到这个场合里来，谈话恐怕有些不方便。”
莫洛托夫这个小小的建议未被采纳。
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这次便宴，但他坐在最靠边的座位上，只顾低头吃饭，一直没有说一句话，不知心里在盘算什么？！
签约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为举行中苏条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被请到克里姆林宫。中方有毛主席、周总理，苏方有斯大林、马林柯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如李富春、赛福鼎、陈伯达等）都在另一间客厅。斯大林面对周总理和维辛斯基说：“你们对今天的仪式、程序都协议好了吗？双方应参加的人员都到了吗？”
维辛斯基答：“还得稍等一等。”
斯大林问维辛斯基：“前几天我们外交人员送来的那封信，我转到你那里去了，你先研究，拟出个答案来，我们再谈。这封信你看到了么？你有何看法？”
维辛斯基：“我研究过了，至于答案，我想先听取你的意见。”
斯大林一面向一间小屋走去，一面回答维辛斯基：“我没有看，没有考虑它，你怎么先听我的意见；我送你到那里是要你看、先提出意见来。”
这时，维辛斯基躲在斯大林背后作了个鬼脸，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还未读那个文件呢！怎能提出意见呢？！”
我说：“你撒了一个小小的弥天大谎。”
维辛斯基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否则如何交卷，如何收场呢？！”
签字仪式开始了。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柯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罗申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要高些。各种镜头对着我们，摄影灯在不断地调整，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也不得不常常调整一下姿势。
突然，斯大林对我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毛主席问我斯大林说的什么（同时斯大林也要我翻译给毛主席听）。
我如实地作了翻译。
他听后说：“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斯大林非常敏感地回头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说：“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
这样，他就不好再问了。
中苏贸易协定，是苏联对外贸易部在苏联外交部协助下，与中国贸易代表团合作准备的。当时苏方还未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斯大林斥责，所以就称中方未准备好该协定的中文本，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这种事发生在庄严郑重的签字仪式上，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洞察力，一眼就看穿了这件事的本质，同时用一针见血的话消除了我的顾虑。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同毛泽东坐一起。
斯大林指着中国武官边章五问我：“他是谁？”我作了介绍。
斯大林接着说：“他相貌堂堂，笑容可掬，令人愉快。”
这时，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能莅临。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我历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斯大林说：“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
斯大林破例出席招待会
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的工作。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为此，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勤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
酒会预定晚上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间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2000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共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
席间，毛主席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到午夜，尽欢而散。
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项事宜。
来宾中有不少我所熟悉的人，在社会主义各国驻苏使节中，熟人就更多了。其中特别活跃的是保加利亚大使布拉葛耶娃和捷克代表斯沃傅达，她们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带头鼓掌、呼口号，不顾自己的外交身份，以党内的同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苏方外交人员抱怨说：热情的“老太婆”有时会带来麻烦的。
我记得，有一次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王稼祥一走进宴会大厅，维辛斯基外长就离开了别的客人。前来与他们握手、问好，并向他们敬酒。当时，肖华将军也在一旁。
布拉葛耶娃突然走过来，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她一面问好，一面向周总理说：“肖华是一位少年英雄，我很喜欢他，我要认他作我的干儿子！”
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恐怕太便宜了吧？！”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毛主席谈行。
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
周总理了解到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的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
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周总理对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分别准备了纪念品，全部礼品分配妥当后，工作人员们前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并向周总理握手致谢。最后领取纪念品的是瓦利娅玛露霞和克信妮，她们三位同中国代表团朝夕相处时间较长，也是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人。尤其是瓦利娅，她原在斯大林的餐厅工作。周总理见她做事麻利，常常一个照顾一二十人的饮宴，而且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运筹自如，所以在闲谈中多次夸赞瓦利仅轻巧灵活，既能吃苦耐劳，又形如飞燕。
管毛主席房间卫生的就是平时为斯大林打扫卫生的30多岁的玛露霞，她是格鲁吉亚人。瓦利娅不言不语，而玛露霞则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在值班（何谦长相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但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正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
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毛主席、周总理一直送上汽车，她们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站在冰天雪地里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离去。望着望着，她们个个都流了泪，特别是瓦利娅哭得泪人一般，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泣不成声。看见这种情形，我请求主席允许我下车，代表他们同她们再作一次告别。我安慰了她们，向她们再次表示感谢。并再三告诉她们后会有期。我同送行的一位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切。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
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却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露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
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接近他、亲近他。
登上归程
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
汽车驶进城里后，离火车开动时间还早，于是车队沿着高尔基大街驶至市中心区，并绕了几个广场，才到达基辅车站。在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告别讲话。
这时，车厢里挤满了中苏双方的保卫人员，莫洛托夫想和毛主席再讲几句话，我们好不容易硬挤进去。
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要有了健康的体格，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我们祝愿你一路福星，平安到达目的地。
莫洛托夫最后说，回国的路途很远，在苏联如同在家里一样，你如果愿意在苏联境内的某地休息或游览参观，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安排好。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胡志明。毛主席、周总理、胡志明各一个车厢。负责送行的苏联外交副部长和工作人员是一个车厢。中方人员有陈伯达、欧阳钦、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均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
列车启动了，毛主席、周总理踏上了归程。在车上，毛主席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报纸上公布了中苏条约签字的消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苏联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毛主席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观迎和热情的款待。
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主人建议在这里参观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到那里时，厂里的工人早已下班了，只有汽锤车间尚有几个工人在操作，大概是专门为了让毛主席一行看看六吨级的大型汽锤工作的情形。我们还参观了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里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候中国贵宾。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马拉尔地区的矿藏。学校领导赠送给毛主席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在这个模型上用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整个模型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毛主席把它带回北京后，曾陈列在中南海里。
在鄂木斯克，毛主席游览了市容，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领导特意引导中国客人参观了正在加工中方订货的车间，并说工人们特别热情地精心地赶制这批订货，部分成品正装箱出厂，陆续运往中国。
我们达到新西伯利亚时，已是黄昏。在这里，毛主席参观了契卡洛夫飞机工厂和制造枪炮的兵工厂。这两个厂都是国防工厂，平常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
午夜时分，毛主席、周总理到大戏院观看演出。热情的演员们几乎等了一夜，晚上演出结束后一直没有卸妆。毛主席到后，他们立即演出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断。苏方安排毛主席一行到大戏院不仅是看戏，而且也让客人们看看大戏院的建筑，这座大戏院前后用了20多年才建成。
当车队返回火车站时，主人又邀请毛主席参观车站的新型调度室。这时在调度室值班的是一位20多岁的姑娘。她的头饰、胸饰明光闪闪、灿烂异常，在强烈的灯光下，耀眼刺目，使人无法睁眼。毛主席走进屋子，女值班员立即热情地起身迎接，和毛主席握手，但未来得及谈话，毛主席就转身退出了房间。他低声对我说，光线太刺眼了。
莫斯科人常常说西伯利亚荒凉无比，只有狼。西伯利亚人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这里不仅有狼，更有年轻漂亮的姑娘。
22日，专列抵达克拉斯诺伯尔斯克城，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欢迎。毛泽东一行参观了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观看了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演出。其中有一组新编的歌曲，内容是赞颂斯大林、毛泽东和中苏友好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组节目是专门为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而赶排的。
23日，毛主席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
24日，毛主席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数小时，游览了市容，并参观了茶叶包装厂。当地负责干部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这家工厂的情况和生产程序，并再三说明该厂是完全依靠中国而存在的，因为它的原料——茶叶全部从中国进口，产品行销全苏。
当专列经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时，当地党政军领导登车看望毛主席，恭请中国客人进城憩息，促毛主席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们很失望。上乌金斯克原是中国领土，当地居民基本是蒙古族人。中国历史上着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毛主席不在此停留也许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25日，毛主席一行在赤塔停留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并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他们的舞蹈和歌唱都是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和伟大领袖的。由于赤塔可供参观的地方不多，中国贵宾们很快又登上列车，继续赶路了。
专列离开苏联边城赤塔后，大家再也没有休息。毛主席一直坐在餐室里眺望外景。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明媚。我和陈伯达坐在旁边陪着毛主席。由于无事可做，陈伯达开始说东道西，我也在一旁打趣助兴。毛主席不耐烦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呢？！这样，才打破了无聊的气氛，开辟了同他交谈的途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历史、文化、战争和自己的往事一直谈到今天新的世界。
列车到了边界终点站——奥特堡尔。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登上主席的车厢作最后话别。苏方陪同的其他人员把列车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州里车站，并帮助中方人员做完了换车、装车等全部工作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时，毛主席再三吩咐我们要把苏联同志招待好。
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各一辆吉斯小轿车。在满洲里换车时发现送给毛主席的那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水箱被冻裂了。
一进入国境内，毛主席就轻松了许多，我们也轻松了许多。毛主席、周总理在哈尔滨、长春稍事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在沈阳大和旅社住了几天。毛主席因身体疲劳，只开了一次干部会，也没有在市内参观游览。一天早饭后，毛主席说要出击走走，叶子龙立即要了三台车，毛主席站在旅社的门口等车，我劝主席回屋等候，以防着凉。其实是怕出意外。上汽车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是去看望苏联专家。可专家们大部分都去工作了，临时只找回少数几个。
到苏联专家住所后，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有解决。”
苏联专家们对东方人这种特有的机敏和幽默一时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头上的问题”是指思想和理论，“脚下的问题”是指实践和实际。
我向他们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
3月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的负责人的热烈迎接和慰劳。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3个月的时间，是毛主席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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