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视品牌的文化价值

    要想解答李约瑟难题，就一定要对中国古代社会有个基本的了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以农耕为主的一个社会。除了种地以外，还要发展手工业。一般人就是做做鞋做做衣服，过去农民都是自己做鞋。

    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意大利鞋商，他到中国后特别高兴。他说这十亿人，一年得买多少双鞋啊！我说你不懂中国，中国有八亿人自个儿做鞋，不买你的鞋。他听完大惑不解。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北京胡同里经常能看见老太太纳鞋底，自己做千层底的布鞋。

    手工业发达以后，必然要出现手工艺，手工艺就是在生活必需品之上出现的一种类似的艺术品。

    手工艺的发展包括手工业的发展，一个是非常大众的，一个是比较小资的。它们的发展会促进社会追求美好的东西，既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追求精神，它就会形成一种品牌。这一块是空的，是看不见的。一个有品牌的东西和一个无品牌的东西，是有差价的，大家都很明白，这是跟世界接轨的结果。三十多年前，我们刚看到外国东西的时候，只对它的质量感兴趣。比如拿到人家的奢侈品包，手一摸，说哎呀，这东西怎么不是牛皮的呀？这么贵的包，怎么也应该是个牛皮的呀！中国人怎么说自己的东西呢？一定说，我这个是小牛皮的，我这个是头道皮的，都是往好了说。西方人不是，西方人一定说我这是谁设计的，说的都是虚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个东西是看不见的，西方人特别强调设计师的价值。我们不管是谁设计的，只是说这东西的质地，所以中国人对纯粹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纯麻、纯毛、纯丝、纯棉，一定要说纯粹的，一说混纺的就不高兴，就说这东西不行，质量不行。西方人没这个概念。

    品牌价值有一个特征，叫无形大于有形，有形的东西不值钱。你去买一个奢侈品包，你花了一万多块钱，这包其实连一千块钱都不值，而是品牌值一万多。你花的全是品牌的钱，这就叫无形大于有形。事实上，我们慢慢开始接受无形大于有形这样一个事实。

    今天的社会还有一个特征，叫文化大于科技。文化价值远远超于科技。大家都喜欢现代科技产品，如苹果、三星等这些品牌。这些品牌的产品拿到手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贵啊，但如果你仔细想它里头的科技发明，可能就觉得不贵了。这样一个平板电脑或者一个手机里，有几千个乃至上万个专利在里头。这么多科学家为此努力工作，你一指可以知天下，这东西就卖几千块钱，并不贵。你若去买一件有文化含义的东西，就更能感觉到无形的价值。这两年文玩市场炒核桃，所谓文玩核桃。俩稍微有点模样的核桃，大概就要一万块。这核桃上面什么科技都没有，它有什么呢？有的是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概念还是炒出来的，不是它固有的。那固有的，就更无法用一般价值去评估了。大家都知道，去年拍卖的鸡缸杯，一个卖了两个多亿。想想看，8.2公分直径这么大一个小杯子卖了两个多亿！为什么呢？有文化，有历史。

    西方的品牌也是文化大于科技。你到奢侈品店去观看一下就知道了。我去卡地亚店，看到一副眼镜，就一个金丝框，俩镜片，卖十好几万。它上面什么科技内容都没有，只有一个东西，就叫文化，那是他们创造的品牌文化。这个品牌文化就是他们的无形资产，可以无限大。这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叫无形大于有形，文化大于科技。如果你能理解这两点，不管是走向社会还是去创业，你都可能会有所收获。

    物质化的民族思维

    英国1626年就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从那以后的一百多年，只是英国人自己坚守这部法律。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人颁布专利法大约二百年后，美国人颁布了自己的专利法，紧接着，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日本人依次颁布专利法，保证了社会的正常高速运转。

    日本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后一个颁布专利法的。日本颁布专利法是1885年。中国是1985年，整整晚了一百年。从1626年英国人颁布第一部专利法到1985年，经过三百五十多年，我们才有了这个意识。

    今天，我们的专利被别人欺负，被别人抄袭非常正常。这些年大家都多少建立起一些品牌意识了，也知道抄人家品牌不对，于是就开始耍小聪明。比如你的那包叫LV，我这包便叫LU，把弯拐大点。朋友有一品牌叫奥普，过去家里洗澡有点冷，拧上俩大灯泡，一下子就暖和了，奥普浴霸。他跟我说，他最恨的是人家假冒他的品牌，他说他看到一个品牌叫奥晋——把“普”字两点给去了，然后在“晋”字上面趴俩鸟。

    这种小聪明特别多。我们从小就是这个锻炼，说人家那品牌我为什么不能抄啊？我小时候作业都是抄的，也没怎么着，我最后也大学毕业了对不对？在我们的社会中，对抄袭的判罚，不管是专利的抄袭，还是影视剧本、小说的抄袭判罚，都是非常非常轻的。在英美等国，对专利的抄袭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

    翻过头去想李约瑟难题，我们试图去解答这个难题。我认为由于中国人不注重无形资产，由于长时期养成的农耕民族思维，我们一定是物质化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物质化，一说黄金就得24K，不纯都不高兴。过去到香港金店里，围着买24K的全是中国人，他们觉得18K、14K里头掺假。西方人不那么认为，人家的首饰，18K就到头了，没有人用24K黄金给你打首饰，因为24K黄金非常柔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对无形资产就形不成有价值的概念。

    入清以后，康熙一刀就把所有的品牌意识切掉了。清朝末年同光中兴，资本主义最后一次萌芽，品牌意识又出现了。我们似乎记住了前面被灭杀的教训，开始叫半个牌子，叫外号，比如“王麻子剪刀”“狗不理包子”等等。然后呢，有“泥人张”“葡萄常”，有“北京烤肉季”“烤肉宛”，翻译过来就是“烤肉的姓季的”“烤肉的姓宛的”。全叫一半，不叫全了，叫全了很容易被扼杀掉。我们看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很多品牌都不成形，都是半个，不那么光明磊落。

    制度缺失扼杀创造力

    由于在明朝末年没有把握住机会，我们把无形资产这份价值彻底地抛弃了。生活中，经常可以遇见一些现象，比如说你去一些大商场，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很仔细地在看一件家具，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拍一些照片，然后拿出尺子量量尺寸。他干嘛呢？他回去一定要做同样的东西。

    我碰见过一个女老板，她跟我说，设计人员最没用。我问：为什么没用？她说花那么多钱雇他们根本不合适，她说自己每年设计一次。她是开商场的，每年带着孩子周游世界，到各国去专门逛商场，拿个照相机。她跟我说，她连尺寸都不量，她说欧美人的尺寸，未必适合中国人。她说她看见什么好，就拿照相机咔哒照一张照片，回来以后把照片扔给工厂，让工人按照中国人的尺寸随便改一下就行了。这就是她的设计，她大言不惭地告诉我，这是她每年的设计月。我听着都很悲哀。

    为什么到今天，很难看到我们自己真正有创意的东西？老说创意文化，可我们今天看到身边很多很多心爱的商品，都有别人的影子。一个本身有创造力的民族，为什么不愿意创造了呢？就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保护，你发明的东西谁都可以抄，抄了以后他可以迅速赶上你，你还会有发明的乐趣吗？西方很多人躺在发明上，能吃一辈子，所以每个人都愿意发明。它的专利保护，不仅仅是有形的东西，不仅仅是品牌，包括一些外观，包括一些商业模式，它都可以申请为专利，一旦是你的发明，你就会在这个专利上坐享其成。而我们靠抄袭坐享其成，那社会怎么进步？

    李约瑟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毕竟不是中国人，他跟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尽管他学了很多中文，但他未必能读懂中国，能读懂中国人的只有我们自己。

    这是百宝嵌，白的是螺，螺是点上去，粘上的，钿是镶嵌进去的，螺、钿就这么一点儿不同。

    这哥们儿是谁呢？拄着一拐，铁拐李。这发型很酷，拿着一个红红的葫芦，这红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朱砂。这个蓝色的是青金石，这是松石，里头嵌有银丝。底下这种白的都是寿山石，剩下就是螺钿了。

    这块板底板是紫檀的，年代是康熙时期。背面写着七个字，第一个字是葫，第二个肯定是个芦，猜都猜出来了。看到没有，这是葫芦，葫芦之内天地老。这话说得玄妙。

    底下这方印写的是眉公。这已经不是人名了，能看出来这是一个人的号，或是别人对他的尊称——“眉公”。清代康熙年间很少有直接把个人名字署上去。明朝人写字，跟清朝人不一样。清朝乾隆以后写字都是馆阁体，中规中矩。明末，江南文学大家是董其昌、文徵明，他们的行书就是这个风格。尤其是董其昌，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其字，他临的董其昌的字几乎可以乱真，康熙年间董字最时髦。这个字完全是按照董其昌字的风格写出来的。

    这是一个小桌屏，最早它是有功能的，搁在桌子上挡风，比如把砚台搁在这，使墨汁不易干。但是现在只是一个陈设。底座是紫檀的，利用小料做得很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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