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圈的滋味

    读《2666》骆以军《2666》的第二部《阿玛尔菲塔诺》里，有个非常诡诞的女人形象，劳拉。以这个哲学教授阿玛尔菲塔诺那“巡弋、回顾、哀伤漫游”一座彻底塌毁的内心宇宙的视角，她是离弃他（没有犯错），造成他永远无法再找回爱之弥补的空洞躯壳的，那个“逃妻”。但这个遗弃和逃离，是因这位劳拉，作为独立全然自由的女人，她曾在一次一位重量级诗人家里的沙龙，在那荒淫超现实、酒、诗人、艺术家、年轻女孩杂混的夜晚，被那自恋的诗人“临幸”过一次。而后（许多年后）得知这诗人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消息，她便毅然抛弃这许多年已潜伏进正常人世的人妻、人母的角色，启动一场“将诗人从疯人院抢救出来”的行动。问题是，作为一个无钱无任何社会资源的女人，她注定在这个“被她遗弃，从此歪斜的家”，和“诗人不肯离开的精神病院”之间的公路流浪，成为流浪妇，暴露在日晒雨淋、饥饿、没有住宿（中间有一段时间她每晚躲进有钱人的墓陵地穴里睡）、被强暴……这样的“永恒的在途中”，存在于只能在这样肉身与心灵近乎苦行僧的行，于那作为隐喻同样受创的土地、底层的人们、被驱赶出布尔乔亚可以安全栖住的建筑小壳的柔弱脏污羞辱的世间。

    在她的记忆中像极限光焰一样永远记得，当年在诗人家中被“临幸”的画面，她像个小女儿，衰老的诗人像个父亲。然而，当她起心动念发动这个“大拯救行动”时，一种奇怪的印象，她成了把那“被世界损毁、破碎、伤害”的诗人抱在怀中的圣母玛丽亚，那时她成为一个母亲（很怪的，她遗弃了自己家中的丈夫和小女儿）。

    她千辛万苦混进那精神病院，站在已心智散溃的老诗人面前，坚定提出的脱逃计划是这样的：

    “咱们像朝圣者那样翻山到法国去……咱们一起住在青年旅馆里……我和因玛做清洁工或者去巴黎的富人区看孩子。你在家里写诗。晚上，你给我们朗诵你的诗歌，跟我做爱……等过了三四个月后，我就能怀上孕……我还能再继续工作几个月。但到了分娩的时候，因玛就要加倍干活啦。咱们会像乞丐先知或者儿童先知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巴黎的眼睛聚焦在别的目标上：时装、电影、赌博、法国和美国文学、美食、国内生产总值、武器出口、大量制造麻醉剂，所有这些将是咱们胎儿最初几个月的环境……”

    这段告白真是最美的情诗，似乎是像斯蒂芬？金那惊悚小说《战栗游戏》的梗，一个疯魔的读者粉丝，混淆了这作家（诗人）的虚构世界（诗）和真实，她要把他挟持进他作为虚无上帝所创建的那幻影国度里，成为他孩子的母亲。那疯狂的光焰所反照的，是已让诗人无力对抗的这个世界：传媒、流行、跨国金融游戏、区域战争、毒品……但她（她的子宫）可以让诗人那萎瘪枯死的肉身，在现实中又怀下一个真实的“他的婴孩”。

    但那个已彻底疯掉（或许是无比自由）的老诗人，面对女人这番疯话，只是在她面前专心地吐烟圈。当劳拉（疯掉的圣母玛丽亚，无限柔慈疼爱地对那疯掉的上帝）问他：“怎么吐出来的？”

    这个老诗人回答了一段非常诗意的话：“舌头加嘴唇的变化。有时，你好像在用横纹肌。有时，好像你自己在烧烟圈。有时，你好像在嘬一个中等大小的鸡巴。有时，你好像在一座禅室里用禅弓射禅箭。”

    这样又像是幻化变形即生瞬灭，却又百感交集那曾与之交接之刻（多么像性）难以言喻的回忆，烟圈一圈圈吐出，中间有看不见的穿越，“禅弓射禅箭”，如火车穿越过一片景色不断塌糊消灭的旷野。我突然想：这整本《2666》的阅读，不正有一种“同时喷吐出烟圈，它们还停留在将散溃未散溃的魔术时刻，另一团连串烟圈又被吐出”的感觉吗？你被复线交织、层层累叠的推理情感逗引着往那小说烟圈之隧道里钻，同时进行着一部超大型的公路电影、一部超壮阔的“流浪汉传奇小说”。四个文学评论家寻找小说家阿琴波尔迪，逐渐疯掉的哲学家寻找（或等待谜之拼图浮现）他跑掉的妻子，而那妻子长途跋涉、成为疯妇只为了找寻住在疯人院里的老诗人；或是记者卷进那布阵满野的两百具女尸的连续杀人魔之谜……所有的旅途疲惫叠加在下一个旅途上，你满目疮痍，像核爆穿越那绝望的、暴力的、所有人没有明天的活着，说着疯话的、和底层各种盘根错节的、偷拐抢骗的黑帮、拳手、警长、记者、大学生、妓女、酒馆老板……一层一层像极光裙幅、像剥洋葱、像老邦迪亚带着他的村人在无星暗黑之夜迷路踩进陷足的泥淖，那样多重视觉（他又不像福克纳《声音与愤怒》那样一种多声部、多叙事主体架设但回望的是同一谜团暗影），像将一盆尖塔的剉冰先淋上红豆汁，再在那上头淋上抹茶糖浆，再淋上焦糖水，再淋上炼乳……这样的垂直的叠加同时塌陷，就像穿越一坨坨烟圈（散溃的故事团在之后混融成一整片烟雾或烟草味）。奇怪的是，这些在旷野找寻的人，最后眼睛会逐渐失神，像吸毒者或梦游者那样空洞，如果说他们像《寻找剧作家的六个角色》一样，是为了找寻那个抽象意象上“为什么我们被写成故障、残缺、少了什么重要之物的不幸幽灵”的“作者”，但那最终被找到的人，被扳过脸来，我们发现是一张被更恐怖噩梦击打出窟窿黑洞的，更深更深的绝望。

    这第二部里，那个妻子跑掉的哲学教授内心播放的幻灯片，波拉尼奥这样写着：

    “劳拉这个他猜测的形象陪伴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仿佛从冰冷的海水里轰然冒出的记忆，尽管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什么，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什么，只记得前妻在街上的身影，那是路灯在邻居墙壁上照射的结果；再有就是做梦，他梦见劳拉沿着圣古卡特出来的公路逐渐走远，她走在辅路上，只有为了节省时间、躲避收费高速路的车辆才走的道路，由于肩扛行李箱，她有些驼背，无畏地走在马路边缘。”

    你闻到恶时辰了吗？

    马尔克斯《恶时辰》书评西门媚马尔克斯恐怕是最喜欢描写气味的作家了。他的著名谈话录就叫《番石榴飘香》。他的好些小说里也提到满城的番石榴香味。早先我还没对这“番石榴飘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更多的体验都是从他的文字中来的。去年移居广州，见到本地盛产的青色的番石榴，就觉得马尔克斯讲的番石榴肯定不是这种。这种果子气味清淡，不足以构成他营造的那种情境。直到今年见到红熟的番石榴，才一下明白，马尔克斯讲的一定是这种。

    这种番石榴的香味很特别，浓烈、有侵略感，同时还有一种向上飞扬的感觉。街上有人担行而过，很远都能闻到。哪怕只有小小一只，整个家都是它的香味。

    在番石榴飘香的季节，走到哪里，都能被它笼罩着，马尔克斯最先为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讲故事的氛围。

    马尔克斯描述过的气味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疯狂时期的大海》，里面描写的那片疯狂大海泛着玫瑰花味。

    最近我读他的长篇小说《恶时辰》，发现这部也极体现马尔克斯那种营造氛围的才华。

    我比较注意的是，里面充满了对各种气味的描写。以气味来烘托氛围，是很便捷的方式，当然，这对一般的作家来讲，是难以做到的。它要求作家有极强的感受能力。

    小说开篇是从清早的教堂讲起的。

    作家写道，神父打开朝向庭院的那扇门，就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他想起的是歌词：“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

    这种清新和轻微的伤感，马上就被作家打破了。

    神父走进厕所，屏住呼吸撒尿，因为浓烈的氨水味催人泪下。直到他又走回那扇小门，重新又闻到晚香玉的香味。

    但整个教堂的味道是臭烘烘的。

    从这种气味的强烈对比和着重描写，臭清新恶臭短暂的香臭，带出的并不只是神父早起的一个线路，更预示着整个故事的基调。

    小说第一个高潮便是小镇音乐家巴斯托尔的遇害。每天清晨五点钟，教堂钟响之后，他便在鸽房开始吹奏单簧管。作家写道：“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这小镇上，宛如雨中晚香玉的清新美好的事物，就在这一天被毁掉了。

    塞萨尔·蒙特罗轻信了自家门上的匿名帖，妒火中烧，便冲去巴斯托尔家，把他枪杀在鸽房。作者这时又一次强调了气味，写出死亡的丑恶面目：“马斯托尔……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直冲鼻孔。”

    小说最着力描写的气味是全镇笼罩的死牛味。连日大雨导致河水上涨，上游漂来一只死牛，停留在小镇边，死牛的腐臭味污染了整个镇子的空气。

    最早关于这死牛味的描述，正是来自镇长向杀人犯塞萨尔·蒙特罗索贿时的交谈。

    在此前的关押过程中，犯人被饿得奄奄一息，在这个时候，镇长又对他进行了各种威胁：如果走正常程序，他至少要付两万多，时间还很长；如果按上面的命令，就是设埋伏杀死他，没收全部财产，正好用这笔钱来支付大选开支。话已至此，这位身兼百万富翁的杀人犯只能爽快地答应交钱逃生。

    小说这样写道：“小船激起的浪花吓得对岸一群兀鹰凌空飞起。那股腐臭味弥漫在码头上，旋即随着晨风飘散开来，钻进各家各户的屋子。”

    之后又描写了不同人的反应。码头上的人三三两两地议论着。“那只死牛陷在河对岸的乱草堆里，大街上臭气熏天。”镇长于是悬赏，让人拉出死牛。

    镇长满足于他的权力，此时，他说：“我们这个镇是个幸福的乐园。现在所缺的就是这类事，人们没活干，就爱胡思乱想。”

    小说之后也时不时地描写一下气味。当写到镇长以抓捕贴匿名帖的人为借口，实行了宵禁，想更严厉地控制整个小镇的时候，作者又重新写回教堂。教堂此时增加了一种新的臭味。“因为宵禁，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后来，神父才发现这气味来源于没有清理的老鼠夹子。

    这段描写，正如小说开端的关于教堂的气味描写，都是有意味的。

    神父这么多年一直为教区的道德衰败混乱自责，又每每鼓起勇气，想改变现状。这次，他和正直的大夫，要去为被抓捕关押、又被警察打死的人验尸，终于和镇长正面冲突。镇长掏枪威胁，他们只得退出。

    在小说结尾，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即将来临。

    神父怀着澎湃的心情写下了书信。小说没有说明这封信的内容和寄往的方向，但读者能猜想到，这其中寄托了他什么样的情怀。

    神父急切地寄出信之后，作者有了一段难得的动情描写：“上午，空气潮湿，烟雾弥漫。近中午的时候，天放晴了。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院里，在晚香玉的花丛中一瘸一拐地跳跃了半个时辰。小鸟的啼声越来越高，每叫一次就提高八度，到后来声音尖厉得用耳朵都听不见了。”

    接着，作者就写到了气味：“黄昏，安赫尔神父出去散步。忽然他发觉整整一个下午总有一股秋天的芬芳伴随着他。”这馥郁的香气，就像书房里的姑娘的气息。

    第二天清晨，“朝霞灿烂，空气清新，似乎预示着无论出什么事，今年的十二月也会准时到来。”

    《恶时辰》是马尔克斯获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写一个镇子，罪恶横行，变局欲来。他写一个镇长，孤独、强势、神经紧张、玩弄权术、贪恋金钱。也写到这个镇里各种人的表现。以匿名帖事件开始，展开的是各种争斗、罪恶。作者不断地转换视角，人物繁多，五十多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和历史。把这些穿起来的，便是小说家营造出的特殊的氛围。这种把读者也牢牢拴住的氛围，很多都是依靠这种嗅觉的通感。

    作者在小说里有一句点题的话：“你们没来以前，这里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糕。”这不单是句粗口，也是用气味描绘了小镇的现实。

    向平凡人的鬼迷心窍致敬

    闫红

    《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很多年前翻过，才翻了个开头就被大段说理挡住。前阵子逛书店，傅惟慈译的新书出现在手边，买回来从头细看，发现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

    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是伦敦的一个证券经纪人，中产之家，妻子贤惠，子女乖巧，过着广告里展示的那种生活，时而工作，时而度假，兢兢业业的小日子。

    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地，他离家出走了，去了巴黎。人们都猜他搭上了新欢，描述出新欢应该有的面貌，他的弃妇托付作者去巴黎寻找他，作者勉为其难地去了那里，却发现，这位昔日的证券经纪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苦逼的画家，而在此前，他并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训练，甚至没有显示出热爱绘画的端倪。

    被改变的还有性情，从过去的忠厚老实、索然乏味，突变为冷漠桀骜，当然，你能感觉到，起码在叙述者眼中，他变得比过去有魅力了。这或者也是叙述者开始长期追踪他的音讯的原因，而他，每一次都不让作者以及我们这些读者失望。

    我们看到他身处窘境而怡然自得，看到他被褐怀玉、孤芳自赏，看到他长途奔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最后，在一个遥远的丛林茂密的岛屿，在一个土著女子的怀抱里，他安妥了自己的灵魂。

    作者富有感情地描述了他的皈依之地：“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四围一片郁郁苍苍的树木。那里是观赏不尽的色彩，芬芳馥郁的香气，荫翳凉爽的空气。这个人世乐园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他就住在那里，不关心世界上的事，世界也把他完全遗忘……”

    自然景观已经没话说，更迷人的，是作者这句旁白：“这里的夜这么美，你的灵魂好像都无法忍受肉体的桎梏了。你感觉到你的灵魂随时都可能飘升到缥缈的空际，死神的面貌就像你亲爱的朋友那样熟悉。”

    丛林、花香、寂静，随手可以抓一把的灵魂，以及随时可以劈面相逢的死神，这不就是创作者寻觅的天堂吗。难怪画家最后画出了不朽之作，他又一不做二不休地将其付之一炬，不过，读者万万不必有什么遗憾，不能看到的，才是最美的，何况，画家另外留下了很多杰作让我们一叶知秋。

    复述到这里，怎么像个特别美好的白日梦呢？即使画家最后眼瞎了，得麻风病死了，也还是死在路上，死得孤独又豪迈，不可能有更好的死法。

    正是这种圆满，使得我狐疑不断，它未免显得概念化，画家离家出走之后，与过去决裂到无一丝黏连，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只老虎，连回回头的欲望都没有，似乎不太符合人性，而更像是作者意念里诞生出来的人偶。这让我不得不猜测，与其说作者想描述这样一个人，不如说他想传达一种思想：勇敢地将庸碌生涯一脚踢开吧，去做一个勇敢的人，活出一个伟大的自己。

    啊，那就不要再嘲笑那些辞职去西藏的小伙伴们了，该画家真是那些前赴后继地行走在西藏路上的人的鼻祖。他们中间也有画家有诗人，有虽然不是画家诗人但追求诗意生活的人，他们的追求，对他们自己而言，不见得比这位思特里克兰德更没有意义。

    无论是《月亮和六便士》，还是那些辞职去西藏的小资文都告诉我们，虽然各种行为守则要求我们循规蹈矩，但要把自己活爽、活高兴，最重要的是活出斜睨众生的高级姿态，都必须鬼迷心窍，说走就走。即便有点不合常情，有点损人不利己都没关系，不这样，都不能说明你已经踢开了那个太多计较盘算的自己。

    这样的理念并不只为毛姆和西藏浪游者所有，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表述。

    比如茨威格那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可以视作这篇小说的姊妹篇。让男人鬼迷心窍的是事业这个事业不可以做狭义理解，让女人鬼迷心窍的则是爱情。和《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一样，《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的主人公C太太也身处中产阶层，这是一个最为稳定的阶层，比贵族低调，比底层稳妥，他们一般也会小心地保持着这个阶层的风范，避开各种失礼失态。

    然而，可怜的C太太，在丈夫去世之后偶尔逛赌场解闷时，迷上了一双富有感情的神经质的手。这是一个赌徒的手：“一只右手一只左手，像两匹暴戾的猛兽互相扭缠，在疯狂的对搏中你揪我压，使得指节间发出轧碎核桃一般的脆声。那两只手美丽得少见，秀窄修长，却又丰润白皙，指甲放着青光，甲尖柔圆而带珠泽。那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这双超群出众得简直可以说是世间唯一的手，的确令我痴痴发怔了尤其使我惊骇不已的是手上所表现的激情，是那种狂热的感情，那样抽搐痉挛的互相扭结、彼此纠缠。我一见就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激情一齐驱上手指，免得留存体内胀裂了心胸。”

    这双手属于一个正赌到迷乱的年轻人，值得注意的是，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于他，也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出生于一个奥国籍波兰贵族家庭，一直在维也纳求学，准备将来进外交界服务。”他通过了初考，而且成绩优异，他的一位叔叔为了奖励他，带他去市郊游乐区赛马场开眼界。“叔父赌运亨通，接连赢了三回”。

    他尝到了赌博的甜头，生活就此逆转，从一个前途无量的准外交官变成一个自甘堕落的赌徒，可是，如果不是这种转变，他如何展现他那狂暴的迷人的激情，怎么会以24小时，影响一个女人的一生？

    是的，这个女人迷上了他，为他做了很多疯狂的事，这使她又兴奋，又羞愧，当她最终回归到正常的环境中时，她竟然无法面对自己，她背负着这个精神包袱度过了大半生。

    作者肯定了她的行为，不但肯定她，还通过各种方式，肯定了包括赌徒在内的许多人的疯狂，茨威格把那种疯狂描述得极富魅力，同循规蹈矩的庸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毛姆可以和他私下里握握手，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同样是不魔疯不成活，不魔疯很可耻。

    这不太符合常理，我们的常理是，赌博是可悲的，抛妻弃子是可恶的，和陌生男人私奔是可耻的，如果这些人出现在社会新闻里，一定会被劈头盖脸地辱骂。可是在小说里，我们被说服了，似乎，那些作者巧舌如簧的描述，在某个不易察觉的节点上将我们打动，如果我们愿意做更多一点回顾，会发现，阅读的时候，我们常常毫不犹豫地选择，和生活中的评判截然相反的方向。

    比如《西厢记》，红娘、莺莺和张生都是正面角色，而老夫人不说是反角吧，起码也是个灰色形象。然而，如果你用理性的眼光打量一下，张生和莺莺急急奔赴的所在，很可能是生活设下的陷阱，初夜之后，张生先去看他备下的那方手帕：“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情种如他，也很在乎莺莺是不是处女，若是生活有变，他们不能终成眷属，焉知莺莺的下一个男人，会不会像他这样郑重地在新房中备下一方白手帕。

    但人们还是赞美他们的勇敢，以及红娘智勇双全的穿针引线，而《红楼梦》里，保守的袭人怕宝玉和黛玉之间弄出“丑闻”，让王夫人变个法子把宝玉搬出大观园，真是一片赤诚之意，却被后世读者骂得狗血喷头。

    文学作品里的评判标准就是总和生活背道而驰，陶渊明的诗里写“草盛豆苗稀”，就显得非常浪漫，有一种就是要和现实对着干的快意。虽然说，你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好处，但有时候，没好处就是最大的好处，它意味着，我们终于可以与这个步步为营的世界分道扬镳，按照自己的心意，不计其余地活一把。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白蛇现象”。

    这个白蛇，是《白蛇传》里的白蛇，在后来的许许多多文艺作品里，她都是一个正面形象，与之相对的，是法海的反面形象。然而，追本溯源，《白蛇传》最初出自《警世通言》里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那里面的白蛇，可谓来者不善。

    她跟许宣（许仙在《警世通言》里的名字）初相见，就害得他吃了官司，与他同居不久，就被道士窥见他头上有一股黑气。各种迹象表明，白蛇的存在，之于许宣凶多吉少，他对此也心知肚明，却一次次地，不能拒绝她。这个故事的最后，还是她赢了法海。

    我想这是因为，白蛇代表欲望，法海代表理性，许仙代表生活中的普通人。活在平凡世间，时刻被理性束缚，让人怎能不觉得白蛇是可爱的？即便她对生命有所危害，但那危险也是甜的，很刺激的一种甜，刀尖上舔蜜的快感。

    你想跟她走，你想甩掉那个拉拉扯扯的法海，但你又不敢这样做，你知道这一辈子太长，长得来得及让你将后果全部承担。

    幸好有文学，它可以帮你做做白日梦，“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你放下各种顾忌，各种现实考量，一门心思朝向心中的热望。你知道，反正这只是梦一场。进去了还可以出来，害怕了就随时叫停，不妨做得再泼辣一些，写得再畅快一点，供自己意淫，给围观者望梅止渴。

    这或者就是毛姆笔下的人物第一次这样不像真人的原因，他爱这个梦太多，爱白蛇样的诱惑太多，他老想帮她说话，这就超出了一个作家的本分。他不能够再以刀锋般的真实描述生活，虽然，我也知道，大师的生活别具一格，但也不是他笔下那种，类似于西藏浪游者的想象，众多的毒舌金句，也遮掩不了作者过于昭显的热望。

    但假花常常比真花漂亮，虚构出来的流浪记，比真实的漂泊更动人，作家放一个梦想模板在那里，让读者觉得生活还有指望，总比时刻冷峻发问讨喜。没错，前者属于白蛇那一路，后者则是法海的范畴。

    美国式的贫穷

    《十二月十日》书评苏更生赤贫是一种罪恶，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贫穷却是一种可笑、滑稽的悲哀，就像你坐上了出租车，却一直盯着计价器，每一个跳动的红字都让人心悸。

    乔治·桑德斯是美国近年来颇有影响力的作家，短篇作品多发表在《纽约客》，被媒体赞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所谓“我们的时代”，当时是指美国的现在。在一个安定自由的社会里，人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乔治·桑德斯选择写贫穷，美国式的贫穷。

    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最长的故事是《关于桑蓓卡女郎的日记》，小说中所写的是若干年后，美国社会宁静祥和，穷人很少，但贫富差距仍在。有钱的人家会在花园里养一种装饰品，叫桑蓓卡女郎。她们是活人，从第三世界穷国来到美国。她们接受了某种手术，让透明的绳子穿过身体，几个女郎串成一排，穿着飘飘白裙，挂在有钱人家庭院里当装饰。有特定公司从第三世界发现穷姑娘，提供机票和住宿，让她们来到美国当桑蓓卡女郎，把工资寄回老家。她们的父母可能等钱吃饭。

    大多数人家都会养桑蓓卡女郎，特别有钱的人家还会养上一打。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普通的工薪族。他虽不富裕，但是也能勉强生活，养房、养车、养孩子。庭院里除了杂草，没有其他。他的女儿参加了同学生日会，在同学家看到了一排桑蓓卡女郎，非常漂亮。不久就是女儿生日，爸爸也想给女儿一个惊喜，但无奈信用卡早已透支，只好让女儿失望。不过意外来了，他买彩票中了大奖，一万美金领回家。爱女心切的父亲没有拿钱解决生活急需，而是为女儿筹办了生日会，并买来了四个桑蓓卡女郎。

    有钱让人开心，生日会也让同学羡慕，摆脱了往日的困窘，家庭都会更幸福。生日会很成功，只是女儿不太喜欢桑蓓卡女郎，担心她们被吊着会很痛。爸爸解释说：“通过某种手术，她们这样悬挂是不会有痛楚的，而你同学家都有的，我们家没有，不是很奇怪吗？”

    我一直认为对物质的追求并不俗气，但可恶的是别人比你拥有更多物质，这种相对贫穷让人厌倦。乔治·桑德斯所写的正是这种相对贫穷带来的噩梦，它不极端，还有丝丝可笑。或许这种可笑就是现代人类欲望的真实状态，毕竟饿死已是很遥远的事，而买不起“高级货”才是真实的焦虑。

    在这个故事里，男主人公在一家大型企业上班，对公司的感觉是“烦透了”，但理性告诉他，上班是件好事，不应该仇视有钱人。或许等到哪天他自己也发财后，就会因努力致富而骄傲。不过他在这间公司里混天度日，又不愿离开，发财是不可能的。

    我有时怀疑上班是最大的邪教。商业社会，你谋得一份职业，为此获得金钱。某些被称道的品质，诸如靠谱、上进、努力，都是商业社会希望职员所拥有的。若你表现优异，获得认可，便可获得更多金钱，与此相关的还有金钱带来的一切“高级货”，而上班这件事大多数时候都让人厌烦。不过这种想法太过偏激，像对现代文明竖起了中指。大多时候你只能接受，并力图从中获得乐趣。渐渐地，人也真的会从中得到乐趣。

    男主人公也是如此，他厌恶工作，却对薪水兴致勃勃。买得起桑蓓卡女郎更是让他激动，至于女儿的不安则没有放在心上。某天晚上，他女儿偷偷将桑蓓卡女郎放了。出售女郎的公司要求赔偿，因为这只是租借。男主人既面临女儿被警察抓走（因为放跑女郎违法），又面临经济困局，不知从哪里挤出一笔钱来。

    故事在男主角的疑问中结束，他不解地问，为什么桑蓓卡女郎要跑？即便女儿将她们放了下来，她们也可以不跑掉。毕竟她们已离家万里，来到美国找到工作。眼下一跑，等着她们寄钱的父母恐怕要失望，她们为什么要走呢？

    这正是乔治·桑德斯小说的奇妙之处，真正的问题被人遗忘。那些悬挂在木架上的桑蓓卡女郎，最穷苦的女郎，成为装饰品的活人女郎，为什么不要再赚钱了？远离了极端贫困的社会，当然会忽视这个问题。只是男主角没有问过自己：嘿，她们都逃跑了，你为什么不跑呢？

    平行线与柱子

    从《扶桑十旬记》说开去刘柠晚清官绅游历东瀛者众，后有专著或游记付梓者是亦夥，著名者有何如璋、黄遵宪和王韬等。除了国中的出版物，日本对此类资料也相当重视，“东洋文库”中就收有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在此类文字中，《扶桑十旬记》（包括该书收录的其他三种）容量不算大，却颇具代表性，代表了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精英的战略视野，问题意识极其鲜明。不仅有严肃的涉及制度文明的“高大上”内容，也不乏轻松活泼的对文化习俗的观察，甚至有娱乐的话题。我们先从“软”的谈起。

    方才有位读者问到几位老爷子东游时，可曾有过“冶游”的经历。我个人觉得，有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也是东洋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况且，他们作为官人，既有预算，又有足够的时间。但即使有，也不一定会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包括杨早的高祖杨芾在内的三位作者，考察东洋是受政府的派遣，回国后提交考察报告，是公务行为，不宜谈私人经历。其次，也有知识人的面子问题。尽管在那个时代，文人冶游并没有太多像今天那样的负面印象，但到底不适合写在考察报告中。这方面，最性情者莫过于王韬，他毫不讳言东瀛冶游，甚至有点津津乐道，其所谓“一日看尽东洋花”式的“爱国主义”的大胆表达比郁达夫等留东学生早了何止一代！且没那么滴血溅泪，拖泥带水，要直接得多。

    据吴真老师的统计，杨芾老先生在短短106天的游历中，竟然去看了17次劝业博览会。为什么去那么多次呢？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太好玩了，不去都觉得对不住自己。吴真老师也提到了巴黎的万国博览会，请允许我再做一点补充。巴黎的两次万国博览会（1867年和1889年），是日本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尤其1867年万博会，正值明治维新前夕，明治政府倾国力打造日本馆，以期根本扭转西方世界对东洋社会的偏见，提升“软实力”，为即将启动的社会大变革造势，动静之大，非同小可。日本馆内设茶室，吴服女郎伺候，现场演奏三味线，表演东洋舞踏，茶香盈室。乃至日本馆终日人头攒动，创下了开幕6个月，观众逾110万的纪录（这在19世纪是不得了的数字），被法国报纸称为“巴黎的日本”。更主要的，日本人亲眼看到自己的“国粹”浮世绘对印象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的巨大影响，从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反过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软实力，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接着，又通过1889年万博会，再次完成了向西方的自我推销。继而，又通过自由民权运动和日俄战争，彻底挣脱了西方列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举跻身列强，实现了所谓“打不过，便入伙”式的转型。

    但与此同时，因日俄战争时，发生了一些日军对俄军战俘的残虐行径，经西方媒体的放大，“日本人性恶论”的舆论也开始做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用英文写了一本书《武士道》，并在美国出版，从正面宣传东洋文化，拂拭了西方对新近加盟列强俱乐部的东洋小兄弟的不信任感。这个人，就是新渡户稻造，战前当过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其头像至今仍印在五千日元的纸币上。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1907年3月，日本又举办了东京劝业博览会。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家盛宴”。作为主会场的上野公园，全称是“上野恩赐公园”，是日本最早的国家公园。内有11个博物馆，如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等，还有东京最早的动物园，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当时称东京美术学校）也在其中。“博物馆”一词，也是日文从英文的“Museum”舶来在先，后又被中国“拿来”的，“美术馆”亦然。这一系列的博物馆大多是在那个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建成开放的，对日本的文化启蒙，特别是近代文明的普及居功甚伟，让普通的国民，至少是中产阶级，认识到什么是西方文化，什么是一个现代人的“文化教养”。据竹久梦二的发妻他万喜回忆，明治末年，梦二从九州的乡下进京，是一介在首都打拼的苦逼艺青。创作之余，常逛劝业博览会，特爱乘观览车、滑水板。可以说，至此，日本从文化自信心上已经基本没问题了，觉得自个儿已经可以“脱亚入欧”、登堂入室了。而新渡户稻造则从理论上诠释了东洋“独特”的文化，相当于打造了一张“入欧”的门票。

    所以说，这个东京劝业博览会对日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最主要的职能便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完成。虽说加入了列强，成了列强的一员，可仍然是小弟弟。民族自信心的树立在前两次巴黎万博会的时候应该说就已经完成了，但尚未最终确认。而东京劝业博览会的主要观众是日本人，主要功能是文化普及，同时也有娱乐，寓教于乐。日本非常重视博物馆事业，形式多样化，展示内容丰富而实用，如东海村原子力博物馆。东海村是日本关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建有首台核发电机组，但早已废堆了。废堆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核电博物馆。有很多中小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去参观，学习核能发电的原理。日本就是这样，博物馆多且实用。所以说文化科技的昌明，与博物馆作为国家事业，倾国力推进有很大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近代化的早期，虽然还没有“文化立国”“教育立国”这些提法，公开的提法仍然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但作为国策，其实是“古已有之”的。经过明治期的改革，日本进入大正时代。大正年代是日本最自由、最西化的年代，有所谓“大正浪漫”“大正民主主义”之称。日本此时已加盟列强俱乐部，从早年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被确认为是当然的列强的一员，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彼时，日本的心态还是非常开放的。

    以上谈了“软”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进入“硬货”。有两个问题，我先来回应一下。先说第二个问题：在当时那样一种西化、开放的环境下，为什么后来会导致中日战争那样一种暗黑的结果呢？拙著《中日之间》里有一篇长文《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番个人性的解读和诠释，我认为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必然因素，比如说明治年间《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的颁布实施，但在法理结构上有一些程序错误，比如说“天皇统帅权”问题，陆、海军省大臣须由现役军人出任等问题，这些是宪法程序性问题。这种程序错误不断积累，迟早会发展成一个大bug，导致死机系统崩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个人认为要者有如下三点：首先是经济萧条。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大恐慌。但对日本来说，早在大恐慌之前的两年，已经开始萧条，1927年前后，横滨正金银行发生挤兑事件，酿成金融危机，随后就跌入经济危机的深谷。屋漏偏遭连夜雨，1929年，又赶上全球经济大恐慌，经济持续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经济长期萧条之下，各种社会问题频发，各阶层矛盾开始激化，是一个必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际关系开始恶化，不仅仅对中国，关键是与英美为敌，开始反西方，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转向。因为明治维新本身就是一场西化运动，脱亚入欧，又有“大正浪漫”“大正民主主义”等，都是西化指向的东西，但突然间就开始反起西方来，包括抵制普世价值等。但日本史学界认为，这种转向的背后，也有美国“逼迫”的因素。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是一个社会基础。明治维新以降，直到昭和前期，将近半个世纪，虽然推进了一场西化运动，但国家主义的指向十分明显，包括它的大陆政策等，其实都是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的话，那么整整两代受国家主义洗脑的两代精英长大成人，充斥在党政军警特各个要害部门，为国家主义的物化提供了牢固的社会基础。我认为，上述这三点条件具备，日本法西斯化是必至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那个时代，法西斯化还没有被后来的，如战后的民主主义证明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民主主义也还没能自证它就比法西斯更好。就概念而言，“纳粹”（Nazism）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听上去似乎很理想主义，蛮“高大上”的。因此，法西斯在当时也未尝不是一个“选项”，包括中国的“青年社”等，对世界各国的政治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从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来看，不由得为中国当下的状况感到忧虑。因为日本在大正年间，不仅非常西化，而且《明治宪法》已经开始实施了，理论上日本已然是一个立宪国家，一度有稳定的两党制（政友会和民政党），议会政府和国民选举一应俱全，只不过是宪法中存在一些程序错误，社会思潮中国家主义的要素比较厉害，但警惕者其实还是有的。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所谓“天皇机关说”，他其实是发现了这个隐性的程序错误。但这种健康要素都遭到了无情压制。美浓部教授的声音，在当时非常弱小，完全被淹没了，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再返回来说第一个问题，即洞主邱先生的问题：邱先生认为，回过头来看，百年中国和日本是两条平行线。我认为，中国走了一条平行线，但日本却是一根柱子是从一个原点出发，一次又一次被夯实的结果。回首百年中国精英对日本的关注，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轴，其间有过四次高潮。杨芾先生这一拨，即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谓的“黄金十年”（1898-1907）时期那时日本已经有25000名中国留学生。

    第二拨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开始，狼狈不堪的左翼知识分子逃亡到日本，如茅盾是带着情人秦德君过去的，郭沫若再度赴日，实现了从诗人向历史学家的转型。这批人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回国，或即使留在日本，也成为非常小众的存在了。台湾的就不算了。

    第三拨是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1978年，邓公初访日本，签署《中日和平条约》。他在日本受到了国家元首的礼遇，参观了新日铁公司，乘坐新干线，等等。《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问邓公的感受，邓说：“非常快，好像有人在推着我们跑。中国需要跑。”邓在日本国会演讲，做了一番对日本政界、财界的非常积极的表态，欢迎他们来中国投资，支持中国的改革事业。邓前脚回国，后脚就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成为第二代领导人，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邓公的脑子里，日本式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的摹本。不仅邓本人，那个时代的精英层亦大抵如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批的精英赴日考察，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看了个“底儿掉”。

    我个人觉得，目前即从过去五年，直到未来的几年，是第四拨。其实这四拨精英所关注的问题，除了有一些时代差别（譬如当时日本没有IT业，因此也无从关注），无论是制度文明还是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其实该关注的都关注到了。而且以杨芾为代表的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的视角，对文化细节的那种关注，包括那种典型的知识人的表述，我觉得都非常之好，弥足珍贵。

    我们发现，那一代精英关注异域异文化的视角之独到，观察之深入，往往是后人所不及的。比如最近有些学者在参观了日本国会后在媒体上也写了观察，在我们这种法律门外汉看来，都十分肤浅。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受制于个人的视角，或者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化制约，就其关注的深度来说，未必胜过我们的祖先。就日本而言，它是一次一次的夯实。杨芾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包括公检法、消防、金融造币、新闻出版、残障人士特殊教育，等等，扫描之广，已鲜有死角。而其中有些观察，不仅对中国有利，即使对日本来说，也不失为文化社会学的一个绝好的田野资料。如杨芾对东京神田旧书店街的考察（1907年6月15日）和对京桥区林立的报馆的记录（1907年6月26日），让我们认识到日本高度发达的新闻出版和文化内容产业，其实绝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领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最早的现代化西化的结果。之后，仍然是这些领域，但是在每一次机遇中都被一次次地夯实。我们看日本随便一个乡村小学，都有百年校史陈列，历届校长的面孔，优秀毕业生的人生轨迹，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一目了然。与之相比，中国则是一个一个的点，连成一条直线，有些地方还是虚的，没历史，没重量。但日本，起点可能只是一块铁饼，但后来一次次积累、夯实，终于成了一支结实的大铁柱。

    今天，国中的精英仍然在成批东渡，或者到欧盟国家，到美国，诉求都一样试图引进、移植西方的文明。但问题是，今天我们关注西方的视线，已经把制度文明排除在外了。而当时制度文明则是考察的对象之一，今天已经彻底出局了。现在充其量是器物层面或者说技术层面的一些考量。因此在出发点上就是有问题的，是更局限的，所以你很难期待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回首百年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命运确实很悲催。远的不说，就我说的这四拨，就没有一次能坐实的。当然有李泽厚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问题启蒙的主题被救亡的节奏压倒、打乱，等等。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它在接受舶来文化，或移植外来文明时，在心态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先进的东西始终进不来？或者进来却始终无法落地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本书中也谈到日本的小学多么好，幼儿园多么好，他们百年前就知道了。上世纪80年代那些精英，那些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教委、机械部、电力部等机构出去的精英官僚们，他们也都看到，都了解，但为什么到今天仍然有汶川学校那样的问题呢？你随便到内陆省份的一个县级市，去看一所新建的学校，再比较一下政府大厦及其中心广场，学校注定只有“向隅而泣”的份儿，跟日本完全没法比。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从西方或者从日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的问题，而是说即使看到什么，也视而不见，或者装作视而不见的问题。这导致即使在异域发现好东西，也无法移植，无法落地。剩下的，就是“中特主义”说了算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既然是“中特主义”说了算，你还去人家那儿穷考察什么呢？

    最后一点，包括杨芾老先生，也包括其他三种著作的作者，我认为那一代精英在心态上，仍有一种天朝文化上位的余绪。是哪位作者写的忘记了，他说日人的文明全部是自西洋引进，而没看到文化移植背后日人心态上的谦逊积极及其本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子此其一；其二，另外的作者（张维兰），看到东京的街头（137页），“男女皆勤于工作，唯女子往往袒胸，男子往往上下无衣，股际略兜白布，殊不雅观”。我觉得这里，这些老先生们其实是以中土文化本位主义的坐标来关照异域文化。日本的这种裸露身体的穿着，如大相扑选手那样，男人只穿一条兜裆布，其实是一种文化。对待身体和性的问题，日人与中国是有大别的。一方面有气候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东瀛夏季溽热漫长，日人酷爱泡温泉，导致其身体观与中国完全不一样。另一位老先生建议今后国人应该到哪儿去留学的问题，说干脆就在国内，说日人也无非是引进西洋的。但实际上日人之引进西洋，从来是有所选择的，西方的器物文明与“大和魂”是相互融合的，否则也是难以生根的（所谓“和魂洋才”）。

    所以从这点上也能看出百年前那一代精英，依然活在天朝文化上位的余绪中，是文化“遗民”。虽然那时国力已经很不堪了，且输了甲午（日清）战争，但是他们却仍然无法走出那种余绪，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那一代人，即所谓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精英们，他们的心态真的非常开放，而且“三观”很正，内心并没有多少战败国奇耻大辱的感觉。我个人乱想，如果没有1937年以后的那一幕，国人对日本的怨恨究竟能否会到今天这种程度，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打个问号的。

    没有一个民族天生残暴

    《菊与刀》与《弯曲的脊梁》关于国民性的不同认识郑东阳2014年7月1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达成协议，决定修改日本宪法解释，解禁日本战后一直执行的禁止使用集体自卫权的防卫方针，并在7月1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

    自安倍执政后，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几乎每次有新闻提到“日本”二字，都可以让许多中国人心跳加快，批判安倍的文章几乎都夹带了对日本国民性的讽刺和不屑。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香港某卫视的节目，一位中年观众提到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他认为日本的国民性一直没有变化，即“外表谦卑、内心残暴”。

    在中国，《菊与刀》获得的关注远比作者所在的美国多，许多关心中日关系的中国人，无论是学者抑或是各种军事论坛的网友，都能张嘴就说出其中的几句经典论断。本尼迪克特最为出名的论断是，日本的民族性只有“耻”感而没有“罪”感；在“耻感文化”下，善行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维系，而在“罪感文化”中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省。“知耻不知罪”等“国民劣根性”理论直到今天都被许多中国人拿来解释日本为什么缺乏真诚的忏悔。

    且不论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本身就是美国在1947年开启对日本这个特殊敌人的一个研究项目（课题）的成果，对一个民族的性格、优劣下定义本身就存在争议，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民族优劣论、残暴论等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背道而驰，因此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曾在国民教育中，将“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切割，提醒民众辩证看待问题，“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至今中国官方批评的对象仍然是“日本右翼”“安倍政府”，并没有突破其“历史结论”，但中国民间显然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国民性”批判在当下中国仍然盛行。

    二战前，日本的文人政府曾试图改变国家的政治走向，伊藤博文、犬养毅等首相被杀。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势力大增，政府开始向民众洗脑，警察开始大肆逮捕一些异议人士，如佐野学与河上肇这样的左翼名流。很快这些学者被当局以“思想犯罪”起诉，但戏剧的是，锒铛入狱的佐野学在监狱中写了一本“忏悔录”，其中谴责反战者是“一股倒退的力量，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走愈远”，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同时还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辩护，宣称：“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与自己相比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随后，日本政府随即公开了佐野学的上述言论，不到一个月，500多名在押的左翼政党成员，以及1/3左右的共产党员纷纷效法佐野学。全民洗脑的后期，许多日本少年的梦想是加入神风特攻队，驾着木制飞机奔向盟军，进行自杀性袭击。

    或许很多中国人会认为佐野学等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弯曲的”，但显然脊梁软硬曲直和铁锤的大小与力度有关，人皆凡胎，任何脊梁都禁不起敲砸。包括法西斯在内的极权主义，透过宣传、组织和暴力共同织成的铁幕下，绝大多数人的脊梁肯定要弯曲，还须学会“变脸”，指望极少数人不怕粉身碎骨是不切实际的。

    与日本相比，许多中国人对德国充满了好感，甚至常冠予“优秀民族”的赞誉。但在纳粹德国和东德，人们的脊梁还是弯曲了，为什么？一个所谓的“优秀民族”在不同制度下的迥异表现，显然无法用“国民性”来粗暴解释。德国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曾思考过，为什么德国文化受理性的熏陶如此彻底，但却屈从于纳粹主义及其淫威，并且变得如此残暴。在人类的所有思想性中，理性算是非常纯粹和崇高的，但却也是最脆弱的。

    阿伦特是犹太人，曾侥幸从纳粹集中营里逃出。但阿伦特并没有因仇恨而对德国人进行“国民性”总结。上世纪60年代，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并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写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在阿伦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极权主义下的个体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即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而变成了官僚行政体系中一只被驱动的齿轮。

    那么，“极权主义下的个人为什么会丧失思考的能力？”这与纳粹等极权主义的庞大组织和宣传、暴力手段有关。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彼特沃克的著作《弯曲的脊梁》试图对比纳粹德国和东德宣传体系的异同，从传播学角度探索德国人在这两个历史阶段“脊梁弯曲”的原因。

    彼特沃克的研究认为，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东德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在这中间，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所以建立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洗脑体系”。单纯的宣传是不够的，如二战时，希特勒组织了大规模的对外宣传，效果甚微；“冷战”时的苏联，俄罗斯之声曾响遍全球，但事实证明对西方大多数受众基本无效。在正常社会里，信息来源丰富且独立，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可以强大到占领一切渠道，并且可以辐射所有受众，也没有一种力量能控制所有媒体和思想，但纳粹德国在国内的宣传却十分有效这基于“洗脑”网的建立，希特勒及其粉丝们控制了“信息和知识的传播工具，实现了高度的‘集中与统一’，宣称自己掌握绝对的真理。从报纸到电台电影，从作家到艺术家，从律师到学者，全部受控于一个力量，灌输一种观念，神化一个人，不允许怀疑，只允许信仰，严禁选择，能做到传播的强制性，时段的全天候，媒介类型的全辐射”。

    回过头看日本，也曾有过类似的历史体验，人们狂热地崇拜天皇，相信军方，发自内心地追随他们把国家推到战争深渊。军方喜欢诉诸广场政治，以激情、口号与一种被塑造出来的集体感来感化民众，而被他们枪杀和绑架的文人尊奉科学原则，试图通过说理、辩论、科学逻辑等方式来扩散其认定的历史规律或真理。军国主义文人们继续繁殖他们的理论。二战前夕和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而且与德国相比，当时的日本近现代化才开启不久，社会公众的受教育程度、知识分子的力量都比德国逊色不少。

    从“国民性”角度解析一个民族的残暴与否显得十分粗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天生残暴。今天的日本，即使实现所谓正常化也不是历史上军国主义帝国日本的复活，日本当代的内外环境也不可能支持帝国复活这一灾难性想象。

    而且让无数中国人咬牙切齿的石原等“右翼势力”及一些日本论坛的网友在日本的影响并没有中文媒体上呈现得那么大。对职业的右翼政客，日本主流媒体普遍采取回避报道态度，媒体不希望被他们利用，虽然这些政客非常愿意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认为这是很好的宣传机会。而那些在互联网上狂欢的日本中下层的年轻人，没有享受到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恩惠，对国家和自己的将来恐慌，并认为自己失业和生活艰难与“境外敌对势力”有关，对于这些愤怒的青年，日本的公知和主流媒体给予较多关注，除了他们是社会出现的新群体外，主要是因为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日本社会病态的表现，而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是消费他们的政治主张，哗众取宠，而是借此批评社会政策。

    当然这些表现也不能用来证明日本“国民性”的另一面，只能说得益于人类文明和制度的不断健全，基于此，才能使得社会对爱国者有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对职业操弄者保持距离，但对新出现的底层愤青，给予关心，因为那是民主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是政府社会政策不力的副产品。任何“爱国”的声音，不管是否狭隘都被视为“政治正确”，这正是纳粹德国、日本等曾经犯下的错误。

    上海地域文化的一曲挽歌

    《繁花》过后，意兴阑珊任大刚今天的中国，新闻事件的离奇曲折正在完败小说家的奇妙构思。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为基础吸引普通读者的小说创作，正面临着数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危机。

    小说何为？《繁花》的出现，可能是部分答案。《繁花》之吸引人处，不是情节，也不是人物。读《繁花》，犹如菜场老爷叔泡着一壶茶，坐在弄堂门口，絮絮叨叨地用上海方言讲着这一片居民区四十多年来的蜚短流长。老爷叔向围坐的听众展示的画卷，迥异于一些旅居上海的作家想象的十里洋场，不同于本土作家笔下的旧时光，与衡山路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里弄里的老上海新生活。

    这种贴近口耳之间的展示，端赖作家娴熟自如的方言运用。很难想象，如果作家再将它“翻译”成“普通话”版，这部小说的魅力是否依旧。可以说，至少在这部小说中，方言运用具有本体论地位，人物也好，情节也好，不过是“用”，是展示方言魅力的工具。这是这部小说的体用关系。

    上海的方言小说在近代已经出现，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

    作者金宇澄先生是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而举凡在大众读物里做过编辑工作的，很少不为形形色色的作者千篇一律的语言所苦不堪言。哪怕是知名度很高的作者，他的作品署名“张三”大概可以，署名“李四”也未必有读者发觉。语言的平面化，其实是思想和思维平庸化的直接表征。

    日常工作中看到的平面化表达，已经严重伤害了作家的文学情怀，他要尝试一种不一样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方言，抵达生活本真。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他的这个尝试，至少使笔者从新闻事件与小说创作界限日渐模糊中清醒过来，重新确立了两者的边界新闻记述，无论如何无法在语言运用上寻求多大突破，而小说却可以运用裕如。

    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方言日趋式微的背景下，《繁花》的方言运用和所引起的强烈关注，提醒着一种裹挟各种诉求的语言运动正在渐渐迫近。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方言的背后，不仅关涉地方文化，而且以方言为底色，可以加贴政治标签、经济地位和人格尊严。

    通常，语言无非用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看法和信息，但是当每个人都被体制化，语言，尤其是方言，会被附加体现政治尊卑的强大功能。

    笔者老家乡下一个长辈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福建沿海当兵，刚服役不久，就拍了一张从悬崖上纵身跃入大海的照片寄回来，乡亲们争相传看，轰动一时。要知道在闭塞的川西平原，走出过四川的人物屈指可数，见过大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能够纵身跃入大海的，万无其一。

    过了一两年，这位长辈回乡探亲，已不复乡下青年打扮，不仅一身整洁干净的军装，而且对短暂作别的故乡做陌生状，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烧了多年石灰的石灰窑，用电影和广播里经常听到的普通话问道：“这是大队的灰窑吗？”随行的喽啰们赶紧应答：“是，是，是。”

    这个排场拉开了他与乡邻之间的距离。那个时候的乡下人都知道，讲普通话的，要么是主导本地政治生活的南下干部，要么代表着来自京城的政治权力。如今这个本乡青年讲起了普通话，大概多多少少沾了些官气，与“我们”不在一个档次了。而即便在上海，前些年里，在一些公开或私下场合，是否讲“普通话”也是标识所议论事情是否“正式”与“官方”的某种暗示。

    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通行一种人人听得懂的语言，为政令畅通计，原本为必须。但是当它被传统政治附加上更多的身份识别功能时，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比如在传统政治生活中，是否娴熟使用官方指定的语言（很多时候是改进了的京城方言），甚至会影响仕途得失。戊戌变法时，广东人梁启超得到光绪帝召见，仅赐六品顶戴，未予实官。传闻梁启超讲不好官话（普通话），奏对时口音差池，不能达意，光绪帝不快而罢。

    一个静态的社会，面对国家通用语言，方言的尴尬处境或许是零星的、个体化的。随着人口大规模迁徙，方言的冲突，不仅夹杂着政治尊卑，还含有更为广泛的经济差异等。据《湖广填四川》一书的作者、客家人肖平自述，1987年中秋，他从成都双桥子车站坐班车回洛带镇（成都郊区一座客家人聚居的小镇），车厢内挤满了洛带镇去成都卖完水果回家的果农，他们在用“土广东话”（客家话）谈天说地。而坐在肖平前面的一对情侣对车厢内的汗味和语言明显不适。但见女的“伸长她那娇嫩高贵的脖子，把车厢扫了一圈，用百灵鸟才有的清脆嗓音大声说道：‘怎么成都还有越南人？’一句话让车厢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在尴尬而持久的沉默中，一股悲哀、一股伤痛涌上我的心头。”

    这里，方言是一种最方便的身份标签，一旦被人贴上，要想撕下来，与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一样难。相似的情况笔者也遇到过。有一年坐成都市区开出的长途汽车，车到一个乡镇时，售票员与一个当地乘客发生了争执，这名乘客显然不熟悉售票员的省城方言，蔑称售票员为“***”（旧时四川大米产区百姓对经济发展程度更低地区人们的称呼），这种源于“无知”的逆向歧视，立刻使售票员大发雷霆，冲突升级，双方大打出手。

    而就在《繁花》面世的几乎同时，另一部上海本土小说《东岸纪事》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趣的是，这前后脚描写黄浦江两岸日常生活的两部小说，《繁花》直接用方言叙事，那些生活场景至今依稀可辨，《东岸纪事》的方言虽然要少得多，但作为对浦东前史的追忆，作者夏商先生同样敏锐地观察到方言背后窘迫的身份识别：

    “（家住浦东的）的乔乔也是农村户口，家里有自留地。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她被认为是‘上海人’，这得益于她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从中学开始，她察觉到了语言中的尊卑，有意识学起了上海话。而所谓上海话和本地话的区别，仅仅是声调的平仄起伏。……虽然中学时还知根知底的同学不无妒意地诋毁她：‘明明是乡下人，弄得像上海人一样，真触气。’”

    闭塞如四川，开放如上海，其内部都存在着这一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在中国，政治位阶各不相当的地方，虽然同时都在使用各自不同的方言，但是高位阶的可以取笑低位阶的，而不是相反。而且大体上，是北方取笑和歧视南方。曾经一段时间，很多影视作品表现尤为典型斤斤计较、嗲声嗲气的上海男人；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链子，举止粗俗，言语必定为“……啦”的粤港客。他们往往被认为品格和见识上存在短缺，譬如小气、拜金、鼠目寸光，等等。而经济地位低下地区的方言，则专属不堪职业的从业者，隐喻其经济生活的窘迫、寒酸，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格猥琐。

    以政经关系为内容，以方言为载体，客观上存在着一条隐形的歧视链条。静态地、长久地生活在方言之中，往往习焉不察。当人口巨量迁徙滚滚来到面前，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政经关系因此被揭穿。透过形形色色的方言遭遇，让人看到了自己政经生活的真相。

    限制方言使用，不就可以泯灭差异，回归平等了吗？有人就是这样想的。而这恰恰颠倒了本末。应该说，政经关系的法律和自然地位不平等，才形成了一条对方言使用者的歧视链。剥离政经和自然因素，方言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但是很不幸，它正在快速地流失。

    比如上海，去年有一项调查显示，有27.6%的孩子明确表示自己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即便父母都是上海人，由于在学校说惯了普通话，在家也不自觉地用普通话和父母交流。四川成都也是如此，前年有一篇报道称，一些土生土长的四川娃不愿，甚至完全不会说四川话了。

    从建立统一市场角度看，绝大多数地方相互之间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固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其必要性，但如果其代价是某一个大的方言区域因此消失，其文化上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就像人们不会轻易把一个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摆放在自己的卧室里一样，在方言里，隐藏着对日常生活和情感无比精确的命名，内含着一地人民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腻感受。一地的方言，隐秘而精确地摹写和规范着一地人民的生活样态、思维习惯。而猛烈的政治冲击和经济涤荡，在没有足够调适空间的前提下，犹如将自己的卧室改造为车间以生产政经利益，纤微而细腻的神经因此变得粗粝迟钝，正如上文所言，语言的地域性特点被强制熨平的背后，是思想的扁平化和差异性的消失，与此同步的，是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与单调。在这点上，《繁花》的出现，毋宁说是上海地域文化的一曲挽歌。《繁花》过后，意兴阑珊。

    我女儿四岁多的时候，有一次说：“爸爸讲四川话，所以是四川人；妈妈讲河北话，所以是河北人；我讲普通话，所以是普通人。”做普通人是好事，但是以思维单一、丧失丰富内涵为目的造就的普通人，恐怕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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