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洞国“无可奈何”

    南满北宁线上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北满的长春却是一派死气沉沉。

    当我东北野战军在1948年3月间结束了冬季攻势之后，东北大地上的大城市就只有三座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这就是沈阳、长春和锦州。

    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眼中，沈阳是东北“剿总”所在地，是卫立煌用30万大军据守的中心，卫立煌自认为还可以守得住。锦州最接近关内，与华北基本上可以相互支援，南面还有出海口，有范汉杰率领15万大军防守，问题不大。最不放心的就是长春。道理很简单，当四平失守之后，长春已经被卡死在哈尔滨和四平之间，南北铁路都已不通，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大多在北满，如果林彪对长春发动进攻，长春必然是凶多吉少。

    就算林彪不发动进攻，长春在四面包围之下，过的也是“四面楚歌”的日子。对外联系全靠飞机，对于偌大一个长春，且不说几十万市民，就是供给10万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无济于事（长春机场在５月就被我军攻占，长春对外联系基本上被切断，物资来源全靠空投）。所以，长春成为卫立煌的一个包袱。卫立煌曾经私下对人说过：“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即陈诚）走了这步死棋。”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主张干脆放弃长春，把长春的军队调出来，加强锦州的防备。可是蒋介石不同意。蒋介石认为长春是东北的大城市，如果放弃，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太坏。何况如果守住长春，可以吸引林彪的兵力，减轻沈阳和锦州的压力。说放弃容易，如果想要再收复就难了。所以蒋介石决定仍然要死守长春。既然决定要守，又派谁去守呢？

    这时的长春驻有两个军，一个是滇军系统的六十军，军长是曾泽生。一个是将新一军一分为二之后新编成的新七军，军长是李鸿。城中还有一个官员，是吉林省籍的梁华盛。在卫立煌眼中，这三人都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必须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在当时东北所有大员中，只能派郑洞国。

    郑洞国乃是黄埔一期出身的蒋门嫡系，在多年的征战中立过不少战功，在当时也算是一员有名的将领，1946年3月被老同学杜聿明拉着来了东北，当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在杜聿明有病时代理司令长官。1947年陈诚到东北后，他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1948年卫立煌来东北后，他又改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所以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中，他算是一个“三朝元老”，再加上“天子门生”的身份，卫立煌认为他是可以坐镇一方的。国民党的东北“剿总”一共设了8个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孙渡、马占山、万福麟、梁华盛、陈铁、张作相。这8人中，只有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４人是黄埔出身。4人中，陈铁是卫立煌的老部下，在抗日战争中和卫立煌在山西与日寇作战时，同八路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被蒋介石打入另册，撤去了一切职务。由于陈铁是贵州遵义人，与何应钦是同乡，所以抗战胜利后，被何应钦拉出来到滇军的第一集团军做副总司令。一来因为他是贵州人，滇军容易接受；二来何应钦想用他在必要时替代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当蒋介石决定把滇军调到东北打内战时，他也就跟着到了东北。恰逢卫立煌又到了东北，念着他们之间的老关系，也就让他做了东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以他这种身份，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去独当一面的（陈铁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贵州起义）。还有一个梁华盛，是杜聿明带来的，为人恃强凌弱，与各方都搞不好关系。

    他在任吉林省主席时，和驻吉林的滇军六十军关系搞得很坏，军长曾泽生与他势同水火，梁华盛自己又没有部队，是个光杆副司令，在长春已经无法立足，只好跑到沈阳去混日子。另外4人中，孙渡是滇军，此时驻防热河。还有3人，都是蒋介石为了在东北人民面前装门面而任命的老东北军的知名人士，其实是无兵无权无事可干的挂名人物。所以，在8个副总司令中，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郑洞国和范汉杰两人。范汉杰去了锦州，到长春去当然就只有郑洞国最合适。

    郑洞国也看清楚了上述情况，所以虽然有很多朋友都劝他别去长春，但他明白，真要他去长春他是不能不去的。这样，在他向蒋介石请辞无效，向卫立煌请假又走不了的情况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无可奈何”在1948年3月接受东北“剿总”副司令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的任命，到了长春。

    郑洞国到长春之后，抓了16个字：“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两个月之后，长春的大房身机场失守，长春遂被人称为“陆上孤岛”，16字方针就只剩下了12个字。如果说得更简单一点，就是两个字：困守。

    二、林彪要对长春“久困长围”

    早在1948年夏天，为是否打长春，如何打长春，东北局的林彪、罗荣桓等领导人和中央曾有过一场讨论。5月29日，东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对长春“久困长围”方略。报告说：

    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综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可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费时须长时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而敌仍能保持半个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此种结果，对我甚为不利。……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

    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太同意上述意见，并对上述意见提了不少问题。

    6月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对付长春可能采取的三种方案：一是进攻，但是无把握；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主力南下北宁线，但是敌人可能突围逃走；三是以部分主力实行长期的围城打援。他们的主张当然是第三种方案。

    当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之后回头再来看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领导人的上述意见，的确显得过于小心、过于谨慎。这种小心和谨慎是由于两次四平之战和５月间与长春守敌的一仗血的教训给他们所带来的（5月下旬，东野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只攻占了大房身机场和城外几个据点，未能攻克长春的坚固工事，虽然消灭了5000多名敌人，自己也伤亡了2000多人）。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在已经吃了几次亏之后，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让部队受太大的损失，这种态度也完全可以理解。对于打大城市、打大型的攻坚战的把握与信心，是在锦州战役的实践之后才完全树立起来的。但是，如果把林彪和毛泽东当时来往电报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在对大局的观察、判断和把握上，毛泽东是要比林彪高出一头。不过，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正是出于对东北局领导人的上述思想活动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虽然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还是在６月７日的电报中“基本上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于是，对长春进行“久困长围”就成为由东北局提出、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决策。

    决策既定，就得坚决实施。东北野战军为了便于指挥北满的战事，在1948年4月组建了前方第一指挥所（8月24日改称为第一兵团），以萧劲光为司令员，萧华为政委，陈伯钧为副司令员，唐天际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为参谋长。6月，东野总部决定由第一指挥所具体执行长春的围城任务，第一指挥所对外就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围城指挥所。围城部队原来是以一纵和六纵为主，6月份以后，东野总部将一纵和六纵的两个师撤下来休整（后来一纵去了沈阳地区，六纵去了北宁线打锦州），而以十二纵的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六纵的十八师、独立六师、七师、八师、九师、十师和一个炮团，总共约14万人组成围城部队（辽沈决战开始后，围城部队完全由十一个独立师和一个骑兵师担任），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按东野总部“要使长春成为一座死城”的命令，对长春进行了全方位的严密包围封锁。在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共同发布的指示中，对于封锁长春的具体部署是：

    （一）划长市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区内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必须通行者由各县政府制造通行证用居留证发给人民（军队人员外出者由团部发通行证），以便凭证检查。

    （二）在宣布断绝对长市商业关系、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告），凡以上项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但持有证明文件并其所运物资系流向我区者，则必须允许放行，不得借故留难。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规定手续执行没收者，必须从严追究。

    （三）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但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殴打及开枪。

    （四）为实行上述封锁政策，应在各大小道口设立检查站以便实行盘查和戒严。除军队担任者外，必须组织人民的放哨戒严，使敌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此项戒严和盘查细则由当地军队会同地方规定之。

    （五）劝告封锁区内前沿地带的居民，将多余粮食及暂不需用资料窖藏起来，不要被敌抢去。

    东野总部的指示是十分明确而坚决的。在这样的封锁之下，长春敌人的日子当然只会是愈来愈难过，长春必然被我军困为一座死城。

    6月15日至20日，我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全面部署和研究了围城任务。

    围长春绝不是简单消极地围困，而是要把中央和东北局关于“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弹尽粮绝、人心动摇时再攻”的基本方针认真落实，把军事的围困、经济的封锁和政治的瓦解三者结合起来。围是为了日后的攻，为了更好地攻。所以，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由围城部队和吉林省委共同组织的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在围城期间做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围困的同时开展了广泛而强大的政治攻势，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军抢粮抓丁，长春人民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解放长春”等口号，通过标语、传单（围城部队先后散发了100多万份传单）、对敌喊话等方式灌输到长春的人民心中。围城指挥所萧华政委在政治工作会议上还用了古代兵家的名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来教育大家，要用强大的政治攻势来为军事行动扫清道路。为此，围城指挥部还统一组织了两次攻心突击周。

    由于我军不能入城，所以对敌喊话是当时开展对敌攻心的主要形式。我围城部队从开始时用一般的“欢迎你们投诚”之类的喊话，发展为有针对性的真正能起到攻心作用的喊话，如“八月中秋快到了，你们的父母妻子盼望你回家收割庄稼”，“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有死路一条”。针对六十军是云南来的这个特点，围城部队特地组织原来从一八四师起义的云南士兵用云南话喊话，如“云南老乡们，我们都是被蒋介石欺骗来当炮灰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欢迎你们过来，带武器有奖，愿意回家的发路费”。这些喊话在当时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对士兵喊话，在我军的广播中还反复播送了郑洞国远在上海的夫人陈泽莲写给他的一封信：

    桂庭（按：郑洞国字桂庭）：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安危，使人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桂庭，逐人衰弱与憔悴的不是岁月，而是忧愁。数月来我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多了！桂庭，你们被困在这孤城，到底要紧不？我得不着一点实际情形，真令我焦急万分。今天看报上说，长春机场又失守，长春情况危急。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个？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应该很平安，因为你向来对人很好，心更好，应当有好报。秋风起，更愁人也！

    这样的广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难估量的。正如一个向我军投诚的国民党士兵所说：“讲别的还能忍着，一提到’家‘，这心就碎了……”

    三、蒋介石“杀民养兵”

    长春本为松辽平原的粮仓，物产丰富，伪满时期是全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在最繁盛的时期人口曾经超过60万，日寇投降后都还有50万。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这里一直战事不断，有不少人口外迁，也有不少农村中为逃避土地改革打击而逃来的地主，还增加了大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到1948年3月，城内军民总数，据长春市政府的估计，在60万人左右。四平被攻克之后，长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外逃，一些老百姓眼见长春被围，也向乡下转移，人口有所减少。到6月份被解放军完全围困时，城中全部人口估计仍在50万左右。

    这其中，军队有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有6万人，各种地方游杂部队和从农村逃进城的各路土匪（郑洞国为了管理这些人曾经将其编了两个旅，实际上并不能真正管理）以及后勤人员加起来有4万人。这大约50万人每天要吃，要烧，天一冷还要取暖，就成了城中头等重要而又最难解决的大事。新七军原来就驻在长春，屯集了一些粮食和马料，问题不大。六十军是在3月间从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长春的，没有什么家底。刚进城时只是由新七军分了一些作为马料的大豆和豆饼给六十军。

    郑洞国为了稳定军心，曾花大力气采购了150万公斤军粮，长春市政府也买了50万公斤大豆。所以军队先还有些粮食吃，后来就只能把马料与粮食掺和吃，最后连六十军的军人也不能吃饱了。外边的接济只有空投。据当时美联社的专家估计，每天要40架飞机的空投才能勉强够得上城中的需要。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安排的民航班机一天最多只能来四次，空军的飞机也不多，一般是一天九次。可是，或是由于天气不好不能来，或是由于我军有高炮进行对空射击而不敢来，再加之由于原来驻长春的空军与新七军发生过摩擦，空军不愿卖命，所以空投时都在高空以极不负责的态度进行，往往把粮食投到了城外解放军阵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大米我军就得到了3000袋以上，我军开会的临时会场全都是用敌人的降落伞做的。到了9月份，国民党东北“剿总”竟称“机油两缺”，连象征性的空投也无法维持了。据国民党军队自己的统计，在整个长春围困期间，长春守军得到的空投粮食总数不过300吨，平均到每个军人头上也只有6斤，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必然一天比一天少。在春天时，长春城内的高粱米卖几元钱一斤，到7月时就卖到3650万元（当时的1万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元）一斤。当时有人做了一个计算，每斤高粱米约有3万粒，故而每一粒高粱米要值1200元。到了最困难时，无粮可卖，偶尔有屯粮发财者，竟然卖到一亿元一斤。一捆青草也要一捆钞票换，一个金手镯只换一个小馒头。那些空投下来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最困苦的当然是老百姓。长春市政府在1948年4月份做了一次调查统计，认为城中的所有粮食只能吃到7月。7月以后，不说百姓，就是军队也无法保证。驻在城中的六十军和新七军6个师的师长联名发电报给蒋介石，认为如此死守长春不是办法，或者撤出，或者派大军前来援助，解决围困局面。蒋介石的回电仍要长春守军坚持守，在电报中说什么“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对于粮食问题，蒋介石则出了一个十分恶毒的主意，就是叫郑洞国“杀民养兵”。其具体办法就是让长春市政府出面，强行将所有老百姓家中的粮食全部收归公有，不许市场上有任何粮食交易，然后由政府进行计口授粮，按人分配。很明显，这一办法就是把老百姓的粮食全部搜刮起来供军用。

    郑洞国把这一难题交给了长春市长尚传道。尚传道一看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事。尚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更重要的是，“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八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啊”！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案总得有一个办法来执行。想来想去，最后由第一兵团司令部和吉林省政府共同制定和发布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要点是：所有人家的粮食只能留自家所吃粮食到9月底，多余的必须一半卖作军粮，一半在市场上出售；由街道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对上述情况进行检查实施；所有买卖粮食均必须按照政府所议定的价格，不准抬价；若有违反者从严惩治，直至处以极刑。上述办法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效果，刚开始还有一点粮食出售，没有不卖高价的；当没有粮食出售时，上述办法更是等于零。到了7月，城中根本就已无粮可售了。

    这里还有一个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问题，在当时城内已无什么商业流通可言，“买卖”这一概念严格来说已经变形或者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所谓买卖实际上就只是想方设法买粮，在粮价已由几元一斤变为一亿元一斤的时候，原来的纸币已经失去了任何作用。郑洞国无奈，就在城中由国民党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一种“本票”，票额从起初的几十万一张一直涨到几百亿一张，最高时的粮价是本票三亿元。谁能有这种本票呢？老百姓当然没有，只有发行本票的军队和政府才有。所以这段时间在长春城内实际上是军队和政府用他们自己印刷发行的一张纸去掠夺老百姓，而一些手握实权者甚至在这时大发横财。据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

    由于滥发大额本票，长春的物价比关内的国民党统治区高十、百倍以至千倍。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头目纷纷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成千亿地汇出款项。这百亿、千亿的钱在长春只值几斤或几十斤高粱米，而汇到内地就可换成几十两、几百两黄金。因此，他们利用长春人民的血和泪大发横财。据我所知，新七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

    六十军则比较困难，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至于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团长以上的官员，在白骨累累之上，每天还是过着大米白面、鱼肉荤腥、饱食终日的糜烂生活。

    当无法买粮时，首先是军队开始抢粮。凡是见到普通百姓人家家中有粮就抢，甚至于见到家中冒烟就去抢，弄得穷苦人家有一点粮也不敢举炊。这时，国民党空军对城中的投粮一天最多也只有9架次，城中各军队之间为抢到空投粮食而相互斗殴的情况天天发生，有的部队是每天都用大锅把水烧开，一抢到空投粮食就倒进锅里，以防别的军队来抢走。没粮食吃的老百姓就开始吃各种代用品，最先是吃酒坊中的酒糟，然后吃草根、树皮、树叶，以至见到地上的树叶也会发生争抢。在长春城中，一捆钞票只能换到一捆青草，一个大饼可以换来一个大姑娘。除了无粮，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没有燃料，先是拆房、挖棺材，以后把柏油马路上的沥青都挖来做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因饥饿而死者逐渐出现，逐渐增多，乃至出现了卖人肉的事件发生。

    当长春城中的饥饿日益严重时的7月下旬，郑洞国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仍然要他坚守长春，同时要他从8月1日开始疏散人口，也就是驱民出城，用仅有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在分明知道我东野大军早已把长春团团围住、不能自由出入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就是只要长春不要长春人，就是把饥民往我军的枪口之下赶。这是蒋介石在进一步“杀民养兵”。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缓和城中生活的困难，郑洞国命令部下采取各种办法将居民驱逐出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了种种手段。第一是用武力驱赶。凡是家无存粮者、无职业者、所谓违法乱纪者、狱中囚犯、乞丐、伤残、无身份者，都用武力赶出。甚至还订有指标，一个警察要赶走8人，一个保长要赶走3家，连原来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都要以教员的身份赶出城去。第二是煽动，说“共产党是为你们穷人的，你们快出去找共产党吧”！第三是造谣。一会说“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解放军放卡子三天，可以随便出城”；一会又说“八一是毛泽东的生日，大赦三天”。凡是出卡的一律搜身，任何食物也得被搜走。而且，凡是出卡子的就一律不准再进。就这样让大量饥民拥出长春，起先我们的哨兵仍然不准他们出城，而且我军已经在包围圈四周设定的线上修筑了铁丝网，挖了壕沟。可是这些饥民出城时就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身份证予以没收，而且是以武力坚决阻止再回城中。

    这样一来，就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滞留了大量出不来进不去的长春饥民。在8月份，我围城部队曾经放出一些，三天之中就有两万多饥民出了封锁线。但是数量愈来愈多，到9月间已高达数万。

    四、围城部队救饥民

    我军采取的“久困长围”办法，在不长的时间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使长春守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粮食不继、人心动摇、矛盾加剧，再加上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25日至9月底，就有1.35万人出城投诚，其中新七军3700人、六十军3800人、土杂部队6200人，在投诚者中有的是一个班一个班地集体投诚。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着一些顺口溜，当兵的说：“豆饼面子是好饭，提心吊胆把岗站，心一横来牙一咬，去投八路见晴天。”当官的说：“中央军官有三怕：一怕光发本票不发粮，二怕战场遭黑枪，三怕当兵的不打仗，成队成帮去投降。”

    但是，长春守军驱赶饥民出城的这一招，我围城部队事先是未曾预料到的。当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时，围城部队立即上报了东北局，东北局也立即责成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既要保证围城的成功，又要救助饥民。8月14日，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为主任的“难民处理委员会”，长春附近的九台、伊通、双阳等县的县长全都参加。由这个委员会负责组织了兴隆、净月、长南等三个办事处，进行饥民的收容救治工作。正如前述，在8月份时就已收容了两万多人。不过这时我围城部队并未放开哨卡，只是少量收容，饥民还不能自由出城。

    9月间，出城的人数大增，“真空地带”滞留的饥民愈来愈多，而且有一些人死亡。我军在长春城外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发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立即给围城指挥所写了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了东野总部领导手中。东野总部一方面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一方面迅速采取措施，在中央指示还未下达之时，东野总部领导于9月11日电令围城指挥所：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应组织军民及时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这是我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而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长春前线的围城指挥所立即遵照东总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饥民全部放出并给予安置。为了保证放出城的饥民都能得到安置，这种放行未敢无限制地敞开，而是每个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将其安置在临时赶建的几十个收容所中。为了防止饥民在饥饿衰弱的情况下一下子吃得太多而使肠胃出毛病，收容所头两天先给饥民吃稀饭以后逐渐改吃正常食物。这项工作是以流水作业的方法进行的，收容所中的饥民送到可以生活的农村去之后，又接纳下一批饥民，一直到长春解放为止。当时只是在收容所中就发放了4000吨粮食、250公斤盐，方才把从“真空地带”放出的饥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个多月中，总共安置长春的出城饥民20万人左右。

    在长春城中，由于蒋介石命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郑洞国明知守不下去却也不得已而为之。在“杀民养兵”的指导思想之下，在“只要长春城，不要长春人”的残酷驱赶下，10万军队活下来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进攻，郑洞国直到长春城破时都还控制了一大批军粮，以备在最后关头时让军队作战。所以，城中的军人有不少饿得发病、水肿，但没有饿死的。在所有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有关记述中，一致承认当时没饿死过一个军人），大批的老百姓却饿死了。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杀民养兵政策的结果》，文中说：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按：尚传道回忆的上述两个数字可能不很准确，我军在长春解放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是1.3万多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郑洞国在晚年回忆一生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五、突围的梦不再想

    在长春这座“死城”之中，困着的是10万血气方刚的军人。虽然他们自知前途渺茫，但不能不为可能寻找到的出路而做最后的努力。这其中，有还寄希望于蒋军可能到来的救援，有打算拼死突围的，有听天安命而随大流的，也有若干开始考虑与蒋家王朝分手而弃暗投明的。10万大军在我围城数月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必然会出现矛盾，出现分裂。这种情况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领全军起义。

    蒋介石和卫立煌对长春这10万守军，原来还有过派军队援救的打算。当北宁线打响之后，连头等重要的锦州都保不了，也就完全无法顾及长春，虽然表面上仍然在不断地给长春的高级将领称兄道弟的来电来信，表示“大军即将前赴解围”之类，但事实上是根本无力解围，只得多次命令长春守军冒险突围，自寻生路。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突围已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一旦突围失败可以把责任归集为突围者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让当事者承担罪名。郑洞国心中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为了逃生，舍突围别无他路，他也就打算拼死突围。10月初，他知道我北满主力已经南下北宁线作战，于是就命令新七军做了一次试探性进攻，目标是大房身机场，想先夺回机场，恢复对外的空中交通。

    10月4日，郑洞国给新七军军长李鸿下达了率领新七军最强的三十八师攻取大房身机场的命令，同时命令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配合行动。曾泽生心中知道当时六十军的战斗力已很难胜任这种打进攻战的作战任务，因为六十军的军粮远不如新七军，有的军士已经出现水肿，这时出战无异于去送死。曾泽生对郑洞国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郑洞国说：“难道说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泽生无奈，只派出了一八二师的一个团。10月6日，李鸿率三十八师出城向西北方向进攻。由于这是几个月来敌军第一次出击，我围城部队事先未得到情报，准备不很充分。加之敌军一出来就是三十八师一个师，还有新七军六十一师和六十军一八二师的配合，所以双方刚接战时敌军就突破了我围城的独立七师防线。我东野总部得到报告之后，命令前线围城指挥所的萧劲光司令员“必须以炮火控制机场，防敌机空投。如步兵能占领即占领，并将跑道破坏”。我围城部队的独七师和独十师不仅坚决地阻击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把机场跑道炸了一个大窟窿。这一招很起作用，机场已不能使用了，又何须拼命去占领机场！李鸿和曾泽生都主张把部队撤回来，曾泽生又找郑洞国说官兵没粮，饿着肚子怎么冲得上去。郑洞国只好下令出击部队全部在8日退回城内。这一次突围就这样结束了。

    为了防止敌人再次突围，在当时我围城主力十二纵和六纵为了配合北宁线的战事已调到开原、通江口一线布防的情况下，东野总部在原来6个独立师的基础上又调集了5个独立师和19个独立团，对长春的包围进行了纵深的二线部署，确保长春城中的敌军不可能有任何突围的希望。

    可是，在第一次突围的尝试失败之后，蒋介石又曾两次下令，还给郑洞国、李鸿、曾泽生三人各写了一封亲笔信，要长春守军全部经四平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并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10月16日，郑洞国得到了蒋介石的第三次突围命令和亲笔信，电令说：

    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你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你部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

    郑洞国接到蒋介石如此命令，不能不马上开会研究。16日下午郑洞国通知两个军的军长和参谋长来开会，曾泽生说有事不到，李鸿说有病请假，都是由参谋长来代理。会上，郑洞国原文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并宣布只能遵命突围。郑洞国在会上宣布，决定于17日拂晓实行突围。

    郑洞国未曾想到，就在16日晚上，他就得到了消息，六十军已经决定起义。当他给曾泽生打电话时，电话已经切断。郑洞国只得给新七军下达了“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的命令。17日早晨，曾泽生就把六十军所以发动起义的原因和起义的决定用信件告知了郑洞国。郑洞国立即上报了卫立煌。

    长春城中，再也无人提“突围”二字。如果原来还有人在做突围之梦的话，从此之后，连这个梦也无人再做了。

    六、曾泽生弃暗投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下，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向我军投诚。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十军的起义。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并非在大军压境之时的临时决定，有着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是我党我军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

    曾泽生是云南永善人，黄埔三期出身，以后又参加过黄埔军校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他参加过北伐。北伐之后，因“不愿做腐败之军人”而辞去了国民军的少校军职。1929年，他与潘朔端等20名青年军人被滇军录用，从此长期在滇军中任职，是龙云和卢汉手下最重要的军事骨干之一。

    六十军和在东北战场上的九十三军都是滇军，是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和卢汉经营多年的部队。龙云和卢汉本是云南昭通炎山彝族的一对表兄弟，他们从彝家山寨走出来，在行伍中奋斗几十年，从士兵直到成为滇军中无可替代和毋庸置疑的统帅，被全国公认为“云南王”。他们的部队都是亲自带出来的，其地方观念和家族色彩很重。但是，尽管滇军在1921年就开始追随孙中山，1927年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云南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听从了蒋介石“清党”“剿共”、堵截红军的种种命令，而且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出滇参加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滇西战役中立了大功，又把云南作为打通中缅交通线的基地，作为远征军的后方基地。可是，蒋介石按照自己一贯的排除异己的不变方针，总是把滇军看作非其嫡系的、不可靠的地方势力，另眼相待，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完全除去龙云在云南的力量，让自己彻底统治云南。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主力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开赴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的投降。龙云和卢汉明知这是在搞釜底抽薪、调虎离山，但是在这种民族大义面前又不能不去。谁知，就在卢汉率滇军主力离开云南之后，1945年10月，蒋介石制造了著名的“云南事变”，命令驻云南的杜聿明所率的中央军包围了云南省政府，残酷镇压了云南地方势力，将龙云绑架到重庆，改组了云南省政府。紧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分别开到海防、河内、北海，然后直接海运东北，到东北打内战，让其在与共产党作战中相互削弱，两败俱伤。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的这一套手法使滇军将士心寒齿冷，但在蒋介石强大的中央军面前又无可奈何。六十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东北内战前线的。到了东北之后，六十军仍然保持了滇军的很多特点，部队团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曾泽生的学生或老部下，基本上未让蒋介石插进自己的人，连新兵补充也是从云南征兵，所以曾泽生在六十军中有极高的威信。

    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就被分割使用。六十军的一八四师放在海城地区，由杜聿明指挥；一八二师放在昌图地区，由孙立人指挥；军部和暂编二十一师放在抚顺，曾泽生能指挥的就只是一个暂编二十一师。这种安排事实上是为了便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监视。至于在给养、待遇上当然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两种对待。所以，六十军的一八四师到达东北不久，就是在被分割使用的情况下，由于在海城怕作为杂牌被蒋介石放弃，在潘朔端师长率领下于1946年5月举行了起义。一八四师起义之后，六十军当然更被另眼相看，不断有以各种考核、视察、联络之类名义派到部队中的监军和钦差大臣。同时又把六十军调到北满作战，把九十三军调到热河作战，使两支滇军部队远远分开。当新组建的一八四师被歼以后，又把原来的中长路交警二总队改编为暂编五十二师拨给六十军，用以取代一八四师。交警二总队是众所周知的属于军统系统的原忠义救国军，战斗力不强，让其到六十军，实际上也是用来监视六十军的。所以，六十军和蒋介石嫡系军队之间长期是离心离德，而且分歧愈来愈大。

    我云南中共党组织早在1937年六十军刚组建时就派有党员杨重等人进入该军开展工作，并在一八四师中建立了滇军中第一个党支部。我党还从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等同志到六十军中，根据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泄露”的方针开展工作。杨重还担任了曾泽生的副官长兼特务营长，1947年秋天因为身份可能暴露，才根据组织决定离开六十军（当时正在长春城外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所以对六十军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当滇军到了东北之后，党中央就把争取滇军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朱德、叶剑英都亲自过问过这方面的工作。滇军元老、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很早就与我党有联系，身份暴露后前往延安参加革命，这时也被中央派到东北，担任了东北军区高级参议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对滇军的工作。

    根据六十军的具体情况，东北局对敌工作部门开展了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如不断地送给六十军各种传单和宣传品，利用云南同乡的关系经常给六十军的各级军官写信，将被俘后思想转变较好的云南籍官兵有意释放回去做策反工作等。1947年5月，暂编二十一师在海龙突围时被我军俘虏7500多人，备受优待，我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将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云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出身）亲自给俘虏上课，给他们指出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和对滇军利用、分化、瓦解、消灭的用心，勉励他们参加革命、将来打回老家去，解救云南的父老乡亲。我政工人员还向他们散发《新民主主义论》、《蒋管区内幕》等书。最后，我军将120多名军官当场释放，让他们回去，并请他们给曾泽生等滇军高级军官带回一封信，劝他们效法潘朔端将军走自新之路。特别是张冲和已经起义并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的潘朔端一直坚持用各种方式对六十军官兵做工作，对六十军官兵逐渐认清前途、选择正确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于云南的刘浩是1937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延安派往东北工作之时，是由刘少奇和朱德亲自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刘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是亲戚，刘浩过去在云南时就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龙云、卢汉有交往。所以他到东北之后，就利用各种关系在滇军中开展工作，曾三次面见卢浚泉，面交了朱德的亲笔信。根据刘浩在多方努力之后掌握的情况，东北局在研究之后认为，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工作基础要比九十三军好，曾泽生的情况要比卢浚泉好，所以决定把争取滇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六十军，并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一个由东北局联络部长李立三兼任书记，一个由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兼任书记，刘浩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担任副书记。刘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泽生的亲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讨论了起义问题，陇耀表示理解，但说目前条件不成熟，以后再从长计议。他希望我军能尽快把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官兵释放回来，以免卫立煌安插大批的蒋军嫡系军官。我军根据陇耀的请求，将被俘的暂编二十一师200多名军官在教育之后放回了二十一师。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军中有不小的影响。

    1948年春，六十军驻守吉林、永吉地区。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卫立煌的方案，让其撤到长春。蒋介石给了曾泽生一个秘密命令，要六十军在撤离前将小丰满水电站炸掉。与之同时，驻守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团长胡彦也收到不少我军的宣传品，要他们认真保护这个东北最大最重要的水电站（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量在当时占整个东北发电量的一半，在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在这种必须认真抉择的情况下，曾泽生在与部下商议之后说：“蒋介石要我们做花园口式的罪人（按：1938年6月，日寇入侵豫东，蒋介石为了掩护其溃退，遂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淹没土地5.4万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万、受灾人口1250万的大惨案），我们没有那么蠢。共产党说了，谁破坏小丰满，谁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战犯。”他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让胡彦将团部弹药库引爆，给人造成电站已炸的假象，保护了小丰满水电站。这说明，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曾泽生已经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既然滇军与蒋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云南事变”问题上甚至可以说有深仇大恨，可是为什么他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走，还要与我军作对，不愿起义投诚呢？为什么我党还要在与之作战的同时花大力气进行争取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云南事变”之后，龙云被蒋介石绑架到了重庆，免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所有军政职务，名义上让龙云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南京。卢汉不得不忍辱负重在云南仰人鼻息，收拾残局，维持乡梓。滇军主力两个军全都被送到东北内战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在东北的滇军，特别是滇军中的主力六十军就成了蒋介石和卢汉之间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军是1937年组建的，卢汉是其第一任军长，军中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卢汉一手提拔的。六十军还在东北打内战，就表明卢汉还在跟着蒋介石；六十军如果有了反叛蒋介石的行动，就表明卢汉对蒋家王朝的反叛，在云南的卢汉和在南京的龙云就会受到蒋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还有，当时在锦州的卢浚泉是卢汉的叔叔，他所统率的九十三军和六十军的情况完全相似（卢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后，第六兵团事实上也就只有九十三军一个军，由原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任军长）。如果六十军反叛了蒋介石，九十三军也就难以生存。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六十军的将领们一直是抱着对卢汉怀恩抱德、荣辱与共的态度在过日子，一直抱着保护龙云与卢汉的目的在过日子。正如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自己所说：

    人人抱着“可以叛蒋，不可叛卢”的信念，因此，内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排挤打压，外受解放军的进攻包围，内外交困，艰险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劳任怨，惨淡经营。即使在困守长春、弹尽援绝、杀马烹犬、勉强度命的严重关头，也仍然死力挣扎，以期维持云南政治局面的稳定，不负卢汉而后已。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义则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产党的争取工作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策影响，却已在第六十军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时机成熟，就会发芽滋长。

    曾泽生和六十军的领导人是从围城到了十分危急的9月中开始考虑自己出路的。蒋介石要派来援军已绝无可能，长春绝不可能再守下去，也绝不能突围出去，滇军要想再行入关也是绝无可能。在这几种绝无可能之后就只有两条路：一是为蒋介石殉葬，被解放军所消灭；一是起义反蒋，投向共产党。9月22日晚上，曾泽生约他的两个师长白肇学和陇耀密谈。三人都倾向于走后一条路，唯一的顾虑就是怕六十军起义之后云南的卢汉立刻就会被蒋介石搞掉，所以对具体步骤未能进一步研究。

    但是想来想去，他们估计，蒋介石已经被打得手忙脚乱，自顾不暇，难以加害云南。至于远在后方的眷属的安危此时已无法顾及，有冤有债，只能以后再算。所以，他们逐步下定了起义的决心，从9月26日开始，他们进入了起义的准备时期。

    六十军要起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新七军和名义上属于六十军的暂编五十二师，因为这是以自己的两个师对付对方的四个师，马虎不得。其次是能否争取郑洞国一道起义，或至少要争取郑洞国不以武力来反对。10月13日，曾泽生、白肇学、陇耀三人在六十军军部进行了实质性的研究，做出了以下决定：（一）派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的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和五四四团副团长李峥先作为代表持三人共同署名的信件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接洽；（二）接洽妥当后，即于16日夜开始行动；（三）对新七军进行布防，并同时对其军师级军官送信进行规劝和警告，对其士兵进行喊话，说明六十军起义的原因，争取其同情与支持；（四）对暂编五十二师以武力加以监视，并先行扣留其师长和各团团长，争取挟制其就范；（五）派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六）做好处理伤病员和后方人员的准备。

    10月14日夜，张秉昌和李峥先持曾泽生等三人的信件出城到了我军前沿阵地，经过哨卡盘问和逐级转送，他们二人到达我一兵团政治部时已是15日上午。这时，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正在研究如何作战，因为我东野总部从沈阳得到了内线情报，知道蒋介石已命令长春守军突围，而且命令沈阳的新三军和新六军前往接应。得到六十军要起义的消息时，他们相当审慎，怕是敌人在突围前搞的花招。所以，一方面向东总报告，一方面同六十军来人进行商谈，并向六十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必须表明六十军如何对待新七军的态度；（二）起义后的集结地点和路线由我军指定；（三）立即派出高级官员出城谈判。

    就在15日，东北局领导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就给萧劲光、萧华来电，认为从全局分析，六十军要起义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应立即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6日，中央就给东北局来电，就如何处理有关问题做了明确指示：

    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和处置也是正确的。唯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制。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作战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区域，愿意加入我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和六十军代表谈判，并注意这些代表。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六十军能按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的指示具体而明确，萧劲光和萧华得到电报之后立即将同意并鼓励六十军起义的决定告诉了六十军的两位团长，让他们立即回城通知曾泽生。

    16日，郑洞国通知曾泽生到他处议事。曾泽生让白肇学和陇耀掌握好部队，并说：“在我未回来之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曾泽生到了郑洞国处，见郑垂头丧气，面容憔悴，拿出了蒋介石的电令，才知是蒋介石坚持要长春守军突围。郑又告诉曾，当天与锦州的联络已完全中断，锦州方面的情况不明。曾泽生心中装着起义的大事，敷衍了几句就与郑告辞。他到新七军军长李鸿处，想劝说李鸿一起行动。但李鸿得了伤寒病，正在发高烧。曾泽生怕万一谈不好，就会坏了大事，故而未能告诉他什么消息，就回来等待与解放军联络的人员。这天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回来了，告诉了已经和解放军谈好，并让派出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商谈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曾泽生立即做出了当晚按原定计划起义的决定，并派去两个副师长李佐和任孝宗作为正式代表出城与我军围城部队进行具体商谈。

    10月16日夜，六十军在曾泽生军长的率领下按原定方案举行起义，起义指挥所设在五四五团团部所在地裕昌源面粉厂（曾泽生起义之后才知道，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团长朱光云是我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对象，五四五团也正在主动与我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我军要五四五团停止单独起义，全力支持六十军起义）。由于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较好，暂编五十二师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随同起义（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儿在败退时与蒋军失散，我军在防区中找到之后，通过我地下组织将李的妻儿送入长春。这事给李家的震动颇大，李泰然曾几次给我军送出军事情报，还表示争取早日反正。在这关键时刻，李泰然在五十二师起义问题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六十军起义是三个师的全部行动（只有一个军参谋长徐树民，因为是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特务，所以在起义之前就被曾泽生抓了起来，连同本是军统特务的暂编五十二师师长、团长等数人，都被曾泽生派武装押送交给了我围城指挥所）。为了最后一次争取郑洞国和李鸿，曾泽生在16日晚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封信，晓以大义。这封信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军队中若干有识之士对时局的一份宣言。信中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之腐败无能，官僚之伪劣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郑洞国和李鸿未能接受忠言，拒绝起义。但是，郑洞国并未采取任何反对或以武力加以阻止的行动，只是在明知无效的情况下派了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和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三人前来劝阻，走了一个表示他不同意起义的过场。新七军也未采取敌对行动，而派来两名副师长表示既不参加但也不阻止起义，只希望双方不要发生冲突。这一事实说明，郑洞国和李鸿内心已经十分矛盾了，动摇了。

    10月17日，在我方联络员刘浩的陪同下，曾泽生出城见到了我围城前线指挥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对有关事项做了具体安排。当天夜里，六十军的2.6万多名官兵就开出了长春城，到九台地区休整。

    六十军的原有防地全部由我军独立六师和八师入城接防。

    曾泽生率六十军全军起义，这在解放战争中是继吴化文在济南率一个整编师的起义之后第一次整个军的起义，也是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起义人数最多的一次起义，不仅受到了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震动了全国。六十军的起义使国民党军队“固守长春”的形势急转直下，不仅使新七军被迫投诚，使长春迅速得以和平解放，而且使东北战局发生了对我军十分有利的变化，加速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9年1月2日，六十军全军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走进了人民革命的队伍。曾泽生仍然担任军长，白肇学和陇耀仍然担任师长，只是更换了暂编五十二师的指挥员（以原六十军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任师长）。在经过政治整训之后，这支军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1949年南下入关，参加了鄂西战役和解放四川的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两次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屡立战功。

    七、长春和平解放

    当郑洞国在10月16日夜间第一次从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中得知六十军起义的消息时，他就已经明白了长春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妙。他除了向卫立煌报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办法。当第二天早上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姜弼武给他送来劝他一道起义的信件时，他出于作为蒋介石亲信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同意。但在当时的围城现实中，他又无力进行阻止，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所以，他对姜弼武说：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心中无底。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之后，长春城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新七军。郑洞国在无奈之中，只好将新七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谁知会上竟是一片沉默，只有蒋介石派来的两个督察官和军统特务头子在会上说空话，表示要到长白山打游击。

    17日晚上，郑洞国接到曾泽生给他的电话，这是曾泽生离开长春时最后一次给他的电话，并告诉他说是解放军代表要和他谈话。在电话中，我方的刘浩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希望你多考虑，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拒绝了我军的最后一次争取。

    据《周恩来年谱》一书记载，当中央在17日17时得到东野总部的电报，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我军正在“逼郑投降”时，周恩来认为对郑洞国还可以做最后的争取，因为如果郑洞国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能够起义的话，会对整个黄埔系的国民党军人产生不小的影响。当天晚上，周恩来给他的这个当年的黄埔学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用电报发到长春前线。周恩来在信中说：

    兄今危处孤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遗憾的是，这封电报由我围城部队抄写之后，在我军进入长春时交给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要他立即面交郑洞国。史说派一个参谋去送。由于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还在进行抵抗，秩序很乱，这个参谋就未能进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说报告送信结果。待史说知道时，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封重要的信件郑洞国未能看到。

    这封信，郑洞国不知道，但此时他认为，最可靠的新七军也可能在寻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患病，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史说和军参谋长龙国钧眼见全军覆没的时候快要到了，为了保全全军官兵的身家性命（当时新七军还有3000多名伤员和1000多家属），只有起义或者投诚。

    新七军是由新一军分出来的，算是蒋军嫡系，他们觉得应当听郑洞国的，和郑洞国一道行动。郑洞国不发话，他们总觉得不便首先采取行动。史说和龙国钧在与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商议之后，决定去请郑洞国到新七军来参加营级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大家恳请郑洞国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带领大家起义。为了顾全郑的面子，对外就说是受了新七军的胁迫。可是，当17日下午龙国钧到郑洞国处请郑到新七军开会时，郑洞国不但不愿去开会，反而厉声斥责龙国钧说：“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史说和龙国钧过去在印度新一军时曾任过郑洞国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我没有亏待过你们。你们今日为什么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龙国钧知道了郑洞国的态度后，就未敢坚持请郑洞国去开会，急忙退出。这样，新七军希望郑洞国领头起义的计划落空。

    可以算是意外，也可说是必然，就是这时，由于一个记者的好意，将新七军的想法促成了现实。17日的晚上，和郑洞国十分接近的一个名叫杨治兴的记者到史说家做客。杨问史：“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有意率领新七军退出国共间的战斗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问杨：“郑司令官意下如何？”杨说：“有此意，他不便明说。”事后得知，郑洞国并未授意杨治兴前来与史说谈话，但史说却认为这是郑洞国有意派杨治兴来间接表态的。18日一早，史说就派出新七军的炮兵指挥官王及人等三人出城，与围城部队接触。我军要新七军派出正式代表进行正式谈判。

    当天晚上，史说在征得军长李鸿的意见后，派出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编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等五人为正式代表出城，我围城指挥所派解方参谋长为我方代表，双方进行了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代表的谈判，共同认为，新七军现今要按起义的要求处理各种问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新七军主力三十八师是孙立人的老部队，不少军官对孙立人颇为迷信。这时孙立人已去台湾，如果要宣布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只能以放下武器投诚的形式。双方还就放下武器之后若干问题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双方代表签字之后，长春和平解放就已成定局了。

    18日夜，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新七军愿意放下武器及我军处理有关问题的具体意见。

    19日，按照双方商定的方案，我军进入长春接管新七军防地。包括曾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三十八师在内的新七军完全按预定方案放下了武器，交接十分顺利（长春解放以后，新七军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不少人参加了我军的队伍，其中的一部分炮兵立即被编入我炮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以后的战斗）。

    这时的郑洞国还在他设在银行大楼的司令部里，身边就只有副参谋长杨友梅和一个特务营，何况连杨友梅都是主张放下武器的。当杨友梅将最新的情况告诉郑洞国时，他完全绝望了，也完全垮掉了。因为他这10万大军未能打过像样的一仗，就这样被困死了，被拖死了，且一块一块地垮掉了。作为一个打了几十年仗的黄埔一期学生、职业军人，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到此时，他仍然拒绝杨友梅关于放下武器的劝告，而是向东北“剿总”卫立煌做了如实报告。这时，他的老上级、老同事杜聿明已经又一次被蒋介石派到沈阳来收拾残局。杜聿明到沈阳后，就用电报通知郑洞国，说准备派直升机到长春来接他出去，问有没有可供降落的地点。面对这封电报，郑洞国只有苦笑，因为长春城中已经完全由解放军控制了。所以，他给杜聿明回了一电：“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相报。”

    郑洞国有两点未曾料到：（一）杜聿明的电报是秉承蒋介石的意见发出的，可是当时沈阳并没有直升机，就是有，驾驶员也不敢在除了银行大楼之外全城都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情况下在长春降落，所以杜聿明自己都说这封电报“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二）他和杜聿明是还会见面的，而且同处的时间不短，不过那是在以后的战犯管理处。

    对于新七军这种既不是起义，又不是投降的按放下武器方式投诚过来的一个军，很多重要问题应当如何处理，说实话，当时我军真的还没有什么经验。为此，东北局在研究之后，在19日做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上报中央：（一）仍以解放团的名义组织起来；（二）所有政工、特务人员单独组织，愿走者将来可以送走；（三）对郑洞国等人以礼相待，争取让其发宣言或通电，但不勉强；（四）让郑洞国和曾泽生等都来哈尔滨；（五）暂由军政大学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组织运送工作。上述意见报经中央后，中央在20日就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根据上述决定，我军一直未向银行大楼发动进攻，而是再次通过杨友梅给郑洞国做工作。杨友梅希望郑能尽快改变顽固态度，以免银行大楼被炮火进攻所毁，以保全郑洞国的性命。可郑洞国就是不肯。20日下午，杨友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我军给一点面子，在21日早晨让他们的特务营象征性地打一阵枪，做出一个经过抵抗的样子，然后特务营就投降，我军再进银行大楼，对外宣布就说郑洞国是在抵抗中受伤被俘。我军进入银行大楼谈判的独立九师朱政委将这一意见向上级报告之后，上级还真同意了这一罕见的作战方式，真给了郑洞国一点面子。不过，由于后来郑洞国的确是连一点皮毛都未伤，所以我军在对外宣传中一直未说过他是“受伤被俘”。

    21日早晨就要当俘虏了。郑洞国在20日这最后一天当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日子里，悲从中来，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通宵不寐。这天晚上，长春城中一片宁静。他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的电报，值得一读：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

    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

    我们读了这封电报就可知道，为了在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界面前落一点好名声，郑洞国在这里说了很多谎话。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蒋介石的一批平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天子门生”中，郑洞国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在最后还能忠于蒋介石的为数不多的陆军中将。

    当郑洞国把这封电报发出之后，已是凌晨。按照我军与杨友梅已经达成的默契，在凌晨4时，银行大楼外响起了好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很像是我军向着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最后据点，也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银行大楼发起了猛烈“进攻”。可是，这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中绝无仅有的、名副其实的一次“假打”，国共双方的真枪实弹（这其中基本上都是郑洞国的特务营放的）全都朝着天空，“战斗”结果，双方无一伤亡，特务营的400多名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唯一的例外，是被我军司令员萧劲光派去接郑洞国的潘朔端所坐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时，司机被流弹所误伤。

    大街上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郑洞国在大楼的地下室中也到了要“成仁”的时刻。当他为自己找不到武器而正在着急时，早已准备好的卫士已将他团团围住，拥到了一楼大厅，而由潘朔端带来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此恭候。郑洞国到此时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他只得被押上汽车，送出长春。

    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后，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如下消息：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军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壮烈成仁。所属300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18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20日致杜聿明、赵家骧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由于《中央日报》如此造谣，以至郑洞国的亲属看到此消息之后还冒险前来东北奔丧。紧接着，我们的《东北日报》也在头版《中国战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通栏标题之下，发表了国民党军队第一兵团和新七军投诚的重要消息，还特地发表了郑洞国和李鸿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

    东北三大城市之一的长春，到此时完成了全城的和平解放。时间是1948年10月21日早晨。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讲，就在长春和平解放过程中，也有人给长春造成了不小的灾难，这就是蒋介石。六十军起义之后向城外开拔时和新七军决定放下武器以后，蒋介石曾派空军到长春以“轰炸长春的抗命部队”为名，进行狂轰滥炸。这种行为，连郑洞国都觉得是滥杀百姓，曾与空军联络，叫他们不要这样让老百姓遭殃。

    就在这天晚上，在长春郊外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也即我东北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萧劲光、萧华等我军领导干部在盛宴上与郑洞国见面。郑开始是闷头喝酒，一言不发。后来被我方的真诚所感动，才说了这样的话：“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当然听凭处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他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不做广播，二是不参加公开的宴会等活动。考虑到他的处境，我方全部予以同意。

    鉴于郑洞国在长春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并未阻止六十军的起义和新七军放下武器投诚，我军一直将他本人和他所率的一兵团都作为投诚对待，给予了相当的优待（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曾特地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郑洞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1991年在北京病逝之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规格不低的遗体告别仪式，与此同时，在台湾也举行了追悼仪式。在众多黄埔将领中，海峡两岸同时举行悼唁仪式的仅有两位，就是杜聿明和郑洞国。

    我军用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管齐下的办法，基本上未打一个大仗就解决了国民党的10万军队，其中还有几万人带着武器加入了我革命队伍的行列。和平解放长春的方式使一个全国知名的大城市得以完整无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且很快就能在解放全国的斗争中发挥其重大影响。还有，就是这种和平解放大城市的方式为全国其他城市的解放提供了若干有益的经验，使今后能有更多的大城市也能走这条和平解放之路。在这里，长春的和平解放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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