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三省
炮声从北大营传来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一直觊觎中国的广袤土地和丰富的物产，因此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占了台湾岛、旅顺、大连，攫取了南满铁路，获得了铁路沿线的驻军权。
为了扩大在东北的利益，日本开始修建南满铁路的支线，初期为了张作霖曾同意日本修建部分支线，很快日军的修建范围就超出了张作霖的底线。他开始筹划自行修建东北的铁路线。这种触犯日本利益的举动引起了日军的强烈不满，遂决定刺杀张作霖。
河本大作制定了此次刺杀的详细计划。1928年6月4日凌晨，当张作霖的专列行驶到皇姑屯车站时，谋杀者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在袭击中张作霖身负重伤，后不治身亡，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督军。
张学良继任后仍不肯对日军妥协。12月12日，他宣布东北三省改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的管辖。日本开始谋划侵略东北三省。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入关，支援蒋介石。战争结束之后，大量东北军主力驻扎关外主要城市，山海关内防御空虚。同年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大量灾民流离失所，中国内耗严重。日军认为攻占东北的时机到来了。1931年7月，日本开始频繁地在东北制造摩擦，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国方面隐忍妥协的做法坚定了日军发动进攻的决心。
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日军蓄意炸毁了沈阳站与文宫屯站之间的一段铁路，并留下了几具穿有东北军制服的尸体，作为中国军队肆意破坏铁路的证据。随后日军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由于日军进攻突然，众多东北军守备士兵尚在梦中，来不及装备便被日军射杀。在接到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之后，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指示守军“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这样，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1万名东北军，在500名日军的进攻之下仓皇逃窜，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因为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后，19日凌晨该团突围，日军占领北大营。
东三省沦陷
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关东军同时对沈阳发动攻击。19日，日军沿着南满铁路对营口、鞍山、丹东等二十余城先后发起攻击。当时东北军在东北仍有20万人，日军当时仅有1万余人，但由于长期受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日军的进攻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在日军的进攻下东北军全线溃败。
19日6时，日军攻入沈阳，迅速占领了党、政、军、财、教育等机构，省长臧式毅被俘虏，驻守沈阳的军警武装被日军缴械。据不完全统计，共损失步枪手枪11万支，机枪5000余挺，各式火炮约250门，大量的子弹炮弹同样被日军缴获，甚至还有飞机250余架，东三省官银号和私人钱庄，亦被洗劫一空。日军对城内手无寸铁的平民，肆意烧杀抢掠，东北三省广大同胞的生活开始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长春是吉林西边的门户，如果日军能够占领长春的话，就为自己创造了打开进犯吉林，攻打哈尔滨的有利条件。日军在19日凌晨发起了对长春的攻击，长春周边的守军自发反击。但由于周围部队收到不抵抗命令而缺少增援，长春于20日沦陷。1天之后大势已去的吉林驻军在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的率领下向日军投降。日军第二师主力占领吉林。自18日战斗打响，一周内日军攻占吉林、辽宁两省大部分的土地，除了原来控制的南满和安奉线外，日军还对北宁、中东、沈海等十余条铁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10月1日，东北军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向日军投降。同时，奉命所部三个团向齐齐哈尔发动进攻。守军于16日击退他的进攻，同时炸毁了嫩江铁路桥梁，试图拖延日军进攻的脚步。黑龙江省驻军统帅马占山所部1.6万余人对来犯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御，终因装备和兵力的悬殊被日军击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在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收拾残部，在锦州囤积重兵，曾想固守这一山海关的咽喉重镇，但由于12月15日蒋介石的下野，张学良受到的压力急剧增大，锦州城内的关东军就是张学良手中的全部筹码，如果他将全部兵力用来固守锦州，在不确定中央支援的情况下有可能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衡量失去了手中的军队将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然而日军并没有给张学良太多考虑的时间，继10月18日开始对锦州的空袭之后，12月15日，正式发动了对包括锦州在内的辽西地区的进攻。12月17日，日军集结重兵开始了对锦州的进攻，在主帅抵抗意志不坚定的影响下，驻守锦州的军队士气低迷，战斗意志薄弱。28日和30日，日军又派遣两支军队增援锦州，加大了攻城的力度和强度。1月3日，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向河北地区撤退，至此锦州失守。
锦州被攻陷之后，东北最后一座大城市哈尔滨就成为日军最后的目标。哈尔滨是当时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中东铁路的枢纽，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就开始着手攻取哈尔滨。此时马占山、冯占海等留守哈尔滨的东北军将领拒绝了日军投降的诱惑，开始了“哈尔滨保卫战”。
12月15日，日军从榆树和舒兰两个方向发起了对哈尔滨的攻击。在前期的战斗中，哈尔滨守军先后击溃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多次的失利刺激了东北军本部的神经。从吉林和辽宁两地调拨重兵，在轰炸机和火炮的掩护下于1月28日起对哈尔滨全线发动攻击，虽然期间东北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由于装备劣势，抵抗能力日趋削弱。1月6日，哈尔滨沦陷，日军正式占领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计划的开始。此后，东北三省被奴役长达14年之久。国民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表面上看是对日军的妥协，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相互之间的争斗才是根本原因。如果对日本坚决抵抗，那么首当其冲受到损失的就是张的东北军，在后续战斗中继续投入的也应该是以蒋的嫡系为主，其他派系有可能趁机坐大，威胁蒋的主导地位。无论什么原因，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都对东北三省的沦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节 “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
卢沟桥事变，平津危急
自“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之后，为了进一步对中国入侵，日军陆续运兵入关，同时占领华北部分领土。可是日本人的野心并没有就此满足，通过“一二八事变”，日军成功地分散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占领满蒙的注意力。
在占有了东北地区和掌握了出关要地之后，日本开始谋划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地，华北五省就是日军的下一步目标。此时国际大环境和国内的状况使得日本不能以军事的手段去占领，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脱离国民政府的领导进行自立；同时，日本军方威胁南京政府，如果事件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就将付诸武力。亲日的何应钦和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和察哈尔部分自治。
通过“华北五省自治活动”，虽没有达成日本的根本目的，但也成功地使中央军撤出河北，为日军今后的进攻提供了军事便利。1936年，日军“大东亚共荣”的计划已经成熟了，全面侵华成为日军的首要目标，日军开始增兵东北，同时部分精锐关东军进驻华北，积极地为战争做着兵力部署。
中国国内，1936年蒋介石通过非战手段，迫使两广地区军阀服从中央，基本上凝聚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在“西安事变”之后和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协议。国内各界人士抗日呼声空前高涨。中国的抗日形势让日军高层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认为必须打消国内的抗日浪潮。此时日军掌控了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部分领土，作为交通枢纽和铁路交会中心的平津地区的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只要占领平津，日军就将获得向华北腹地、华南、西南地区进攻的有利条件。日军已经从通县、南口、丰台三个方向对北平进行了包围，只有卢沟桥一个出口还在中国的掌控之中。这时候，在北平的日本军队开始频繁地进行作战演练，意图制造摩擦，寻找开战的借口。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的一个步兵中队全副武装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实战演习。10时左右以1名士兵失踪为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进行搜查。由于当时夜深，日军进城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所以遭到了当时驻守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的阻拦，驻军长官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随即日军包围宛平。8日凌晨，日军开始炮击卢沟桥，对中方军队发动进攻。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路军将士在营长金振中的率领下，对日军的进攻坚决抵抗，寸步不让。二十九路军司令部发电勉励前线战士“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是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这也确实是退不起的一战。如果丢了卢沟桥，北平将陷入日军的包围，成为一座孤城，所有对北平的支援都必须通过日军的封锁。日军接连发动了三次对宛平的攻势，都被守军打退。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之后进入了停滞阶段。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全国通电号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对大事变！”，并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同日，日本国内发表声明：“时间不扩大，争取就地解决。”7月9日，久攻不下的日军利用中国政府抵抗一直尚未坚决的机会，开始谋划利用和谈拖延时间。9日，国民政府和日军进行了第一次谈判，达成了包括撤军换防在内的几项协议，但日军显然没将这些放在心上，不仅将阵地向前推进，同时从朝鲜和东北调集军队和飞机增援华北。
11日和17日，又分别达成两次协议。通过这近10天的拖延，日军完成了部队的调集，完成了对北平的重兵包围，但它却麻痹了冀察当局的视线，拖延了二十九路军的战斗部署和外围的支援时间。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声明卢沟桥已经是不能再退的最后一步。“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即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各界对坚守在北平的二十九路军报以热情声援。各地民众组织战地慰问团为二十九路军送去各种慰问品，帮助二十九路军运送补给和军需，修建防御工事和战壕，救治伤员，平津地区的抗日热情达到了顶点。
随着增援部队的陆续到达，日军撕毁了签订的所有协议。26日，日军向北平驻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全部撤出平津地区，遭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拒绝。日军遂向宛平驻军发动攻击。同时，日本国内增派20万军队，进一步增强在华的军事力量。日军指挥部下达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就是消灭平津地区中国的所有武装力量。
28日上午，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在大炮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之下，日军以2个连队和4个旅团的数万兵力，从北平的南苑、西苑、北苑三个方面向驻守的二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二十九路军将士没有屈服，奋起反抗，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抗日战歌。其中驻守南苑的部队中还有部分在受训的学生，他们也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二十九路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28日夜，军长宋哲元无奈地率部突围。29日，北平沦陷。同时，天津的守军在日军炮火的攻击之下因伤亡惨重，被迫撤离天津。30日，天津宣告失守。
在占领平津之后，日军开始对中国实施了全面进攻，并狂妄地叫嚣要在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中国进入了生死存亡之际。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各界空前团结，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七七事变”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标志着亚洲范围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式点燃。
第三节 淞沪会战，一战定相持态势
血战上海
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又进入了一段相对长时间的平静期。“七七事变”后。7月24日，日军声称一个叫做长崎的水兵在虹口失踪，在靠近中方治界范围内开始大肆搜查，在水兵被找到之后仍不肯罢手，8月9日，海军大山勇夫大佐和部下硬闯虹口机场，被守军击毙，成为这次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虹口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海军迅速向上海增援，日军在黄浦江和长江口集结了大量的军舰，企图向中国施压。从8月10日开始，国民党先后调张发奎所部前往上海，用来扫清日本岸上的所有据点，并做好阻止后续日军登陆的准备。11日，张治中将军率第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师及重炮兵两个团抵达上海，向预定的战线推进，准备抗敌。
8月13日上午，日海军开始炮击我军闸北驻地。下午我军五二三团一营与日海军陆战队一部在西宝山路展开激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就此展开。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张治中将军率领麾下八十七、八十八师，在空军的掩护下开始肃清日军在岸上的所有海军陆战队据点。在激烈的战斗中，第二六四旅旅长黄梅兴以身殉国，但战斗的进展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日军在岸上的主要根据地被拔掉大半；在得到空军的支援之后，继续向日军阵地推进。空军将袭击的重点放在了日军主要集结的地点和海面上的日方军舰。日军也对南京路等重要地点进行了报复式的轰炸。8月16日，海军驻沪司令部，击毙日武官本田。战斗的初期我军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随着8月下旬日本援军的陆续到来，和中国军队缺乏多兵种协同作战经验的弱点，日军依靠空军和海军的优势对中国军队进行炮击掩护，装备精良的地面部队迅速登陆，和中国军队进行正面接触。因为日军援军是沿着吴淞到川沙一路进行登陆作战，如果日军登陆成功并建立滩头阵地的话，那么再无险可守的上海必将给中国军队造成巨大的威胁。为了阻止日军登陆，缺少重型武器的中国军队只能依靠血肉之躯和精神长城抗击日军的进攻，可谓是“一寸山河一寸血”。8月22日，在海军炮火的支援下，日军一部突破国军的防线，占领狮子林，但很快被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率部夺回。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前沿阵地反复易手，中国军队寸步不退，在日军登陆的主攻方向展开了顽强的防守，日军受到了入侵中国以来最顽强最坚决的抵抗。
8月31日，日军出动30架轰炸机并配合海军舰艇炮火在吴淞地区强行登陆，我守军依托炮台和简陋的工事，对登陆日军造成了极大阻碍。但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陆续抵达，日方开始发动总攻，罗店、吴淞至江湾、四川路全线成为日军第一阶段的重点方向，地面部队迅速推进，配合海空军的支援，我军首尾不能相顾，被迫全线撤离。5日清晨日军越过泗塘河桥，打通了狮子林、吴淞间的通道，而宝山城中国守军由此陷入重围。随即日军分三路对宝山发动最后的攻击。奉命坚守宝山的五八三团三营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抱必死决心，与日军展开血战，最后尚存20余人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终于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前沿阵地先后被日军攻破，被迫退守杨行、月浦一带。9月10日，陈诚宣布攻势转变为守势。
淞沪沦陷及日军速决速战的破产
时间进入9月下旬，日军越来越多的在上海登陆，遂决定将对华作战的主要方向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大量日军沿铁路线南下，到9月末，日军陆、海、空三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0万。面对日军的不断增加，蒋介石也调遣了几乎全部的精兵良将前往上海，当时集结了75个师70多万人。虽然中日双方的人数是3.5：1，但是中国军队和日军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进攻，中国军人只能以血肉之躯去抵挡。
10月1日开始，日军地面部队在海空军的协助下，分两路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意图包围大场至江湾地区的国军。到10月9日，沿线国军阵地相继失守。10月15日，蒋委员长训话警示前方将士：“前方自应奋勇应战，如有擅自退却者，当予依法连坐，其余战地文武官佐，亦应各本天良，一致抵御。如有擅退或抗击不力等情事，亦当依法严惩，决不宽贷。”中国在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上海之后，立即在原有驻军的配合下对日军的阵地发起攻击，意图夺回蕰藻浜以北的阵地。双方激战至25日，中国军队被击溃。日军趁势占领翔大公路，逼近南翔、大场，占据了有利态势。日军调集各种火炮、飞机，对大场附近国军阵地狂轰滥炸，袭击过后阵地成为一片焦土。日军地面部队趁势进攻，国军只能节节撤退，决定放弃大场一线，退守苏州河。
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二营400余人在团副谢晋元的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以掩护主力的撤退。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中国守军孤军奋战坚守不退，仓库上空飘扬的青天白日旗就是照耀在租界难民心中的明灯，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了四行仓库，支持壮士们抗击日军。抗击了三日三夜，敌人六次冲入阵地之内，但都被击退。守军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又突出重围，退入英租界。史称“八百壮士”。
然而，局部的英勇战斗并不能弥补整体上的差距，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登陆，意图切断沪杭铁路，对中国军队实施包围。此时，日军已经将在华全部精锐部队投在这一战场，国军每天减员一个师。由于装备和补给上的巨大差距，中国军队被迫一撤再撤。11月8日，眼见日军合围之势将成，统帅部下令全线撤退。由于各部撤退得仓促，很快由撤退演变成了大逃亡。各部损失惨重。日军进占上海各镇。随着11日上海最后的掩护部队撤出，日军占领上海全境。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国民书，沉痛宣布上海沦陷。
此战中国军队付出了30万军人的鲜血，成功拖住了日军全部的主力3个月之久。由于日本先天条件的限制，虽然日军击溃了当时60%的国军主力，但是根本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对中国展开全面的进攻，中国军队彻底粉碎了日军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计划。至此，中日两国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第四节 以华制华，伪满政府和
汪伪政府的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日本在华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此时日本开始考虑武装入侵东北，然后扶植建立对日亲善的傀儡政权，因为这既有利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又容易缓和民族间的矛盾，有益于日本对中国的长时间占领，而且可以通过亲日的奴化教育，渐渐完成日本吞并中国的意图。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日军认为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关东军在土肥原贤二的建议下确立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以末代皇帝溥仪为核心的、管辖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的新政权“满洲国”。在这个新政权中，日本的意志将占据一个主导地位，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军事、外交，可使日本得到足够的资源，也是日本南下进攻中国、北上进攻苏联的战略中转。一心渴望复辟帝制的前清贵族们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作为他们利益代表的溥仪即将登上“满洲国”的皇位。
爱新觉罗·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的时候登基，年号“宣统”。
1912年溥仪退位后，仍居住在北京城内，过着“小朝廷”的生活，受着封建传统的帝王教育。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件”将其赶出紫禁城之后，溥仪就落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内，成为代表日本利益统治东北地区的最佳人选。
1932年溥仪从北平到达东北。3月1日，“满洲国”正式成立，定都长春，任命了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管辖范围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省部分领土。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就开始根据原定步骤，利用伪满洲国实现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将东北变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军事基地。日本在满洲国的各个行业都建立了垄断性质的公司，大肆攫取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尤其是煤、铁、石油等重要的军事资源，同时包括林业、农业的资源。日本还控制了税收和军事，满洲国的军警实际上成为日军的附庸，成为其进攻东北抗日武装的爪牙。同时，日本对东北推行奴化教育。为了对东北地区的同胞灌输“大东亚共荣”的思想，奴化中国人民，日军编写的教科书中充斥着谎言、欺骗，以及对侵华战争的美化，对军国主义的赞美。在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中，日本语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青少年所学的知识也只是怎样顺从日本的殖民。对东北的青少年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东北三省的同胞在日军的殖民统治下遭受了巨大苦难。日本先后配售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同胞的生活日渐困苦不堪。
汪伪政权的成立
日本在尝到了傀儡政权带来的甜头之后，每当侵占了中国领土，都试图推行这种政策，“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并先后建立了冀东防共政府、蒙古军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大大小小的政权，但都没能达到让日本人满意的程度，直到汪精卫叛变建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号精卫，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之一，一直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事业，对推翻清政府做出过自己的努力，在袁世凯掌权期留学法国，后参加护法运动。抗日战争爆发时，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的副总裁，权势仅在蒋介石之下。汪精卫对日本的态度暧昧，主张与日本合作所谓的“和平救国”路线，但与狼子野心的日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1938年汪精卫叛逃越南，与日本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谈判。1940年，在日本支持下于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替日本统治除东北外的其他日占地区。
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尝试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建立所谓的“和平建国军”和大量的伪警察、特工组织，配合日军对广大的敌占区抗日武装进行清剿；为了配合日军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开始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破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运动；配合日军对根据地进行进攻和清剿，妄图消灭在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人民实施法西斯统治，建立保甲制度，残酷镇压沦陷区人民财富。在经济上，大规模发行伪币，造成普通居民大规模破产；圈占土地，将工矿企业实行对日“委托经营”，为日本掠夺中国矿产提供了便利。强征棉粮等军事物资，还收取各种苛捐杂税，为日军的战争提供了数额庞大的军费。在教育上，延续东北的奴化教育，在青少年中推行日语的学习，把“东亚联盟”作为其“新国民运动”的核心思想，通过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等方式，达到扩大宣传的目的。在外交上，追寻日本政府的意志，承认伪满洲政府，加入《国际防共协定》，对美英宣战，成为日本政府的忠实走狗。
但还有一种说法说认为，在汪伪统治的日占区稳定了人民的生活，因为汪伪的求和使得日军没有在华再发动大规模战斗，和平地收回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租界。如1943年3月与日本签约日本租界，随后在七八月份又收回了英法两国在上海的租界，10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汪伪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或许除了他自己没人能说得清楚，真相早已随着他的作古而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无论汪伪的真实目的究竟如何，他的政府都是对日本在华的统治和奴役沦陷区的人民提供了便利和帮助。
1943年，汪精卫因病去世，陈公博成为汪伪政权新的权力核心，接任了汪伪遗留的重要职务，继续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
伪满洲国和汪精卫的伪政权，是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产物，为日本维持统治区、掠夺中国的物产和资源提供了便利和帮助，大量的伪军警加入到了进攻抗日武装和镇压人民群众之中，充当日本奴化教育沦陷区同胞的刽子手和执行者。
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束，这两个伪政权也走到了尾声。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始进入中国，对日本关东军发动攻击。在苏军机械化部队面前的日军很快就失去抵抗能力，随着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7日溥仪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伪满洲国灭亡。溥仪被移交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也宣告解散，包括陈公博在内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被先后处决。
第五节 以战养战，疯狂掠夺中国
向中国转嫁危机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掠夺资源，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战斗的突然性，日本获得了东北完整的工农业体系。关东军每占领一地，都首先抢占交通运输线和金融机关，其目的就是抢占黄金等贵重金属。东北有丰富的粮食、木材和矿产资源，日军强征中国劳工为其开采各种资源。日军在大陆作战的武器弹药大量都是出产于东北的兵工厂，通过对东北的压榨，为侵略中国积蓄了大量战略物资。
但这些没法满足日本的饕餮之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的资源短缺就愈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经济就很难承受战争的耗费。4年多的时间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完全来自于军事工业，其他产业完全成为战争的附庸。且由于日本短时间内灭亡中国的目的没有达成，日本的各项资源被迅速消耗。二战的时候没有可以出口资源。此时，日本国内的各项战略物资都开始实行配给。为了节省石油，日本国内的汽车都采用了木炭代替。
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和战争的需要，日军开始加快对中国物资掠夺的步伐。1940年11月，日本内阁通过一项草案：“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我方物资动员计划规定的对华供应额急剧减少。鉴于这一形势，中国经济措施应在我方指导下，不拘泥于历来措施，迅速加强中国各方面经济力量的综合运用，促进当地必要物资的调拨及获得帝国所需物资的进口。与此同时，要合理地降低我方在中国的消耗。以此，期待帝国的国防力量特别是综合战斗力的迅速提高。”日军主要的掠夺目标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煤、铁、石油等矿产类和粮、棉、麻、油等农产品；二是对中国沦陷区财政金融的垄断和掠夺；三是控制交通，牢牢掌握中国的交通线；四是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珍品。五是中国的劳动力。
疯狂掠夺
矿产资源和农产品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一直都是日本极其重视的。从接收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开始，到占领了煤铁资源的重要产地华北地区，日本采取了各种方式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比如在华设置的农、矿等行业的统治机构、利用傀儡政权军事力量抢占各类资源，并开办各种类型的所谓中日合资企业。日本在华各种企业全速运转，大量开采中国的煤铁资源。1941年，日本从中国掠夺的煤约5600万吨、生铁约140万吨；1943年则各是5000万吨和180万吨。1942年我国全年的煤炭产量是约6600万吨，其中有约600万吨被日本掠走，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88.3%。而且由于开采煤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又加剧了日本对劳动力的掠夺。为了掠夺煤炭运往日本国内，日军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采取各种方式强征了大批百姓充当劳工。比如日军占领大同之后，就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以人换煤”政策，到日本投降时，一共开采煤炭1400万吨，也导致了大概6万名矿工的死亡。东北因为采矿致死的民工多达200万之巨。同时，大量的劳动力被日军用来修筑战斗工事，甚至有大量劳工被运往东南亚开采石油、橡胶等资源。日本通过占领、武装移民等各种方式强征中国的大量耕地。到日本投降之前，仅在东北日本侵占的耕地就多达3.9亿亩之多，而且日军只允许沦陷区的人民耕种日本急需的农作物，通过棉粮统购和各种强买强卖措施，大肆掠夺中国的农产品。
在财政金融的垄断和掠夺方面，通过控制傀儡政权的财政权，对沦陷区人民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强迫人民购买各种名义的日本债券。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各地设立各种由其控制的“国有银行”，大量发行所谓的法币，明令禁止原法定货币流通，并通过贬值、回收等手段，搜刮了大量法币，用以套取中国外汇基金，购买非沦陷区的各项物资。通过各种欺诈手段，汲取和利用中国民族资本，为其经济掠夺服务。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随着军事入侵，从东北扩张到华北、华东并逐渐向南部市场扩张，排挤其他国家经济，掠夺我民族工业。日本经济入侵的手段，首先是通过降低或取消日本商品的关税，降低日本产品的成本，使日本产品占领中国市场。通过各种强制措施和正当手段侵占轻重工业，控制原材料和成品市场。日军还垄断了交通运输，控制了货物的调配和流通，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经济市场的命脉。
日本通过各种殖民机构完成了对中国交通的垄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通过“满铁”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全垄断了占中国当时铁路总长度的41%的东北铁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日本经营着整个东北地区的公路、铁路和航海运输业，可以说完全垄断了东北的交通运输资源。在占领华北地区之后，日本建成了公路、铁路、河运、海运在内的完整的水路交通系统，控制了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港口，通过这些便利的交通，源源不断地将掠夺的物资运往日本本土。
在占领中国的几年时间内，日本掠夺了文物400多万件，其中主要是书画类，约300多万件。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可以追溯到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日军通过王道士掠走了敦煌的大量文物。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每到一地，日军就大肆搜刮各种文物典籍，大量的珍贵书画、瓷器、典籍、工艺品被运往日本。目前，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收藏的近万件中国文物，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清末工艺品无所不包，基本都是抗日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流失在海外的名画书卷，约有三分之一在日本。而且，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随处可见中国的历史文物。对于不能带走的中国历史文物，日本则丧心病狂地将其摧毁。日本的侵略战争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极其严重。
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国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日本约占领了1000座中国的大小城市，对这些城市进行了挖地三尺的掠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总共达6000亿美元，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造成的隐形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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