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孟子·尽心上》。
[2] 《语录》十五。
[3] 《语类》九。
[4] 《答顾东桥书》。
[5] 《传习录》。
[6] 《传习录》。
[7] 同上。
[8] 同上。
[9] 《传习录》，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二、从天人合一到主客二分，从道德意义的知行合一到认识论意义的认识与实践
1.道德上的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知行合一就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知行合一是方法，是手段，天人合一是理想，是目标。
孟子认为人之善端乃“天之所与我者”，但必须扩而充之，“强恕求仁”，也就是必须通过修养之行，“反身而诚”，才能达到与天为一、与万物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至此，人就可以成为最有道德的圣人。
程伊川强调“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将去也”。“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知就是知理，而“理性本善”，故“真知”也就是知“良知”。能知良知，知理性本善，则只要“循理而行”[1]，就可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朱熹讲“知行常相须”，其所谓知，就是知“天理”，而朱熹所谓“天理”或“太极”的主要内容是“仁”，也就是有道德意义的义理之天。他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2]所以朱熹和程伊川一样，也认为循理而行即可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最明显地表达了它与天人合一说的密切关系。王阳明所谓知是指良知，所谓行主要是致良知。人与天地万物原是一体，人之良知即天地万物之良知，人之心即天地万物之心。此心或良知又称“明德”或“一体之仁”，人皆有之。[3]人与一切生物以至非生物皆息息相通，“一气流通”，这是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说之主旨。王阳明认为，当人不为私欲所蔽时，人既能“自知”其良知，亦必能实行此良知，故“知行合一”之“本体”就是“天人合一”。但因私欲障碍，人往往不能实行其良知，知行分离，于是天人相隔，这既“不是知行的本体”[4]，也不是天人合一，不是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只有“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5]，亦即致良知——实行良知，才能“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6]，回复到天人合一，这也同时就是回复到“知行的本体”即知行合一。可见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已经达到一而二、二而一的地步：知与行合一则天与人合一，知与行分离则天人相隔。可以说，王阳明把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知行合一的思想以及二者间密切相关的思想都发展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顶点。
王阳明以后，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想逐渐衰退，西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逐渐抬头。主客二分式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主体与客体原本相互外在，彼此对立，而主体要通过自身的主体性，认识客体（认识）和改造客体（实践），从而达到主客的统一。这样，以道德意义为核心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就逐渐为认识论意义的认识与实践的思想所代替。明清之际以后的哲学发展趋势大体上就是如此。
2.认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和主—客二分
王船山既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主客二分即所谓“能所”的思想，所以他既有道德意义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也有认识论意义的认识与实践的思想。而认识论在王船山哲学中占有比在前人哲学中更重要的地位，就如同主客二分思想在他那里占有比在前人哲学中更重要的地位一样。王船山明确反对程朱的知先行后说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而主张“知以行为功”[7]，颇有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之意，当然，这里说的实践还不是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是指一般的日常活动和行动。
颜元提倡“事物之学”，攻击程朱陆王的“主静空谈之学”，他所主张的“习行”虽然仍以“习礼”、“习乐”为主，但他也从认识论角度强调实际活动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格物致知”之“格”即“手格猛兽之格”，“格物”即“犯手实做其事”[8]，必须“手格其物而后知至”，“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9]。颜元实际上是形象地、具体地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
魏源公开反对天人合一和万物一体的思想，与此相应，他颇多主客二分的思想，着重从认识论角度谈知行问题，他强调“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10]。
魏源以后的一些近代先进思想家如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都不注重讲天人合一，他们强调“我”或“心之力”，实际上就是强调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着重讲认识论，讲主体改造客体即实践的作用，尽管他们中有的人也谈知行合一，但那已不是重要的了。至孙中山则明确提出心物二元论，公开反对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知行合一说，提倡“知难行易”说。不管他的知行观有这样那样的可以指责之处，但无论如何，他摆脱了儒家主要从道德意义谈知行问题的旧传统，而专门从认识论角度谈知行问题，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先进思想家向西方学习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的一个总结和成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如果说中国哲学史在王阳明以前是以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思想为主流，那么，中国近代哲学史，或者说得早一点，自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以后，则是一段学习和发展主客二分思想和以之为基础的认识与实践理论的历史。前者重道德修养，后者重科学认识；前者以王阳明为集其大成者，后者至孙中山而告一大的段落。
注释：
[1] 《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上》。
[2] 《语类》九。
[3] 《大学问》。
[4] 《传习录》。
[5] 《大学问》。
[6] 同上。
[7] 《尚书引义》卷三。
[8] 《言行录》。
[9] 《四书正误》。
[10] 《墨子》。
三、 “知”哲学与“行”哲学
1.儒家传统重“为道”：“知”哲学与“行”哲学的统一
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的知行合一思想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一般都要求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付诸实践，使哲学与实际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打成一片，他们不单是讲哲学，而且要用哲学，身体力行。所以一般哲学家，当然主要是儒家，都集哲学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于一身，他们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很赞赏金岳霖对这个道理所做的概括：既有内在的圣智，就必然可以外在化为王者治国安邦之道，哲学思想必然可以在经国济世的活动中得到实现，哲学家必然要成为政治家。[1]所以“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可以成为“无冕之王”[2]。
儒家哲人的这种特点不仅与知行合一思想直接相关，而且说到底还是他们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本来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人主要地不是作为认识者与天地万物打交道，而是主要地作为一个人伦道德意义的行为者与天地万物打交道，故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个最充满人伦道德意义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哲学思想与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融为一体，个人与他人、与社会融为一体。这样，在儒家传统中，哲学与实际的政治生活、人伦生活合而为一，哲学家与实践的政治家、道德家合而为一，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西方传统哲学重“为学”：“知”哲学与“行”哲学的相对分离
和这种情况不同，西方哲学传统重主客二分，重对自然的认识与征服，重认识论与方法论，比起中国儒家传统来，较少重人生哲学。如果用“为道”与“为学”的术语来说，中国儒家传统是重“为道”，而西方哲学传统则是重“为学”。重“为道”的哲学家必然把自己的哲学与人生、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3]；重“为学”的哲学家则比较脱离实际生活，处在实际生活之外，用金岳霖的话来说，“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4]。也可以说，他“知”哲学而不“行”哲学，不身体力行。前者往往兼作政治家、道德家，后者则往往脱离实际，对哲学做学究式的研究，在自己的哲学推理和论证中自得其乐。这当然不是说西方传统哲学家不讲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相反，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则与他们本人的生活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的哲学思想并无紧密联系，或则与他们的哲学思想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本人的生活并无紧密联系，他们都不像中国的儒家哲人那样，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既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5]，甚至于哲学家与政治家、道德家，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都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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