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导论-历史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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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末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G.B.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新科学》一书中最早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18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Franois-Marie Voltaire,1694—1778)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意指人们不应把历史理解为史实的堆积,而应对历史做哲学的思考。从此,历史哲学便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探讨历史演变的规律。康德在《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人性在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过程中可以逐步得到完满的实现,这一实现过程就是人类历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认为历史不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而是理性自身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这一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历史中存在着与自然规律一样的因果律,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没有原则上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思辨的历史哲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德国历史哲学家O.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反对19世纪流行的历史进化观点,提出了文化比较形态学,认为世界历史由若干独立的文化单元组成,如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每个文化单元都经历大致相同的周期,即由发生、发达到衰落,人们可以预见历史的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历史学家A.J.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 bee,1889—1975)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在《历史研究》中把人类历史分成26个文明单元,每个文明都经历兴起、生长、衰落、解体等阶段。文明是由于“挑战”与“应战”而兴起,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少数人的创造性和多数人的摹仿,文明的衰落则是由于少数人变成统治者而失去创造性,多数人离心离德,起而反抗统治者,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

    从20世纪初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导地位逐渐为批判的历史哲学所代替。批判的历史哲学不再把重点放在解释历史事实上,而放在解释对历史的理解的性质上。其主要代表为狄尔泰、W.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B.克罗齐、R.G.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K.R.波普尔等。他们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倾向于否认历史有规律、否认历史可以预言。

    和前两篇的思路一样,本篇的目的不是介绍历史哲学本身,而是论述第一篇中提出的哲学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在历史观方面的体现。

    第二十四节 古与今

    一、伽达默尔的古今融合论

    1.人与世界的融合和古与今的融合

    太史公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天与人的关系,有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两大类型,或者用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术语来说,有人与世界融合和主—客关系两类。我们平常讲天人合一与主—客关系,往往只限于讲人与自然或人与物的关系,其实,这两种关系也可以适用于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适用于今人对待古人、现在对待过去的态度问题。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互相独立、彼此外在的东西,似乎存在着孤立的古或过去、孤立的今或现在,从而认为研究历史只不过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这种态度就是主—客关系的观点;反之,把古和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没有孤立的古或过去,也没有孤立的今或现在,从而认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体中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就是人与世界融合的观点,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合一或人与万物一体的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融合也可以算作是人与万物一体或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如果不管其中的“天”有时系指义理之天或意志之天等含义)或人与万物一体,只讲主与客的融合,人与自然、人与物的融合,而不太讲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融合,至少是不直接正面地讲这种融合。太史公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应该说包含了这种融合,而且他的《史记》应该说贯穿了这种古今融合的历史观,但太史公算不得哲学家,他没有把这种观点提升为一种哲学理论和哲学系统。西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客关系式,现当代许多哲学家都力图打破主—客关系式,而强调人与世界的融合或在场与不在场的结合,但他们也只是着重从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讲这种融合。真正系统地从哲学上、从本体论上(而不只是在方法论上)讲古与今、过去与现在的融合,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一个崭新的视野的,无疑当首推德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

    2.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不在恢复历史原貌,而在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

    伽达默尔指出,西方传统的观点总是认为,研究历史上流传的东西,其最高目的就是恢复过去的原貌(“原本”),就是要求研究者“把自身置于”历史上流传的东西“这个他物中”,即“把自身置于过去的处境中”,“在过去自身的历史视域中来观看过去”[1],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理解历史上流传的东西。伽达默尔认为,这种一味想恢复历史原貌的观点,是一种“使异己性成为客观认识对象”的要求,是把历史上流传的东西加以“对象化”[2]。伽达默尔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主—客关系的观点。所谓“异己性”,意即把历史上流传的东西看成是与研究者(主体)互相外在的东西;所谓“使异己性成为客观认识对象”,就是说,历史研究不过是把历史流传物当作认识对象,当作被认识的客体。

    但是,历史上的东西是能够真正修复得了的吗?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止于修复吗?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诸种细微的背景,事件与背景连成了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时间和历史的迁移,这些背景改变了,事件本身的面貌也随之改变,时间和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也不可能绝对地被复制和重现。[3]黑格尔早已意识到了恢复历史原貌之不可能。他有一段很形象生动的说明:古代的艺术作品,现在已“缺乏当初由于神灵与英雄的毁灭的悲剧而产生出自身确信来的那股精神力量了。它们现在就是为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已经从树上摘下来的美丽的果实:一个友好的命运把这些艺术作品传递给我们就像一个少女把那些果实呈献给我们那样。这里没有它们具体存在的真实生命,没有长有这些果实的果树,没有构成它们的实体的土壤和要素,也没有决定它们的特性的气候,更没有支配它们成长过程的一年四季的变换。同样,命运把那些古代的艺术品给予我们,但却没有把它们的周围世界,没有把那些艺术品在其中开花结果的当时伦理生活的春天和夏天一并给予我们,而给予我们的只是对这种现实性的朦胧的回忆”[4]。伽达默尔引证了黑格尔的这段话,以论证“一切修复之无效”,并指责施莱尔马赫想重建历史“原本”的原来条件以修复历史“原本”的企图之“无意义”[5]。

    当然,如果把历史研究仅仅归结为某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之类的事实性考证或某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的考证,或某种难读的铭文之辨认等,总之,仅仅归结为可以用一些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的方法加以鉴别的事实之真伪的研究,那诚然可以说,原则上是可以恢复历史“原本”的面貌的,但这样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一般说来,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工作。即使对某个作品的作者本人之原来意图、目的和心理事实的甄别,也不能看成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我很同意伽达默尔的这一见解:“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6]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以为这里的“意义”也应该包含古代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而不是对作品的文字解读、注释和事实考证)。黑格尔在讲到古代艺术作品之所以不能修复时,也主要是指他所谓的古代艺术作品中那种“对神灵的崇拜”和“有生气的灵魂”,由于“周围世界”的变迁而“没有了”[7],以致“我们通过把这些东西(按:指‘从树上摘下的果实’,即保存下来的古代艺术作品)放回到它们的历史关系中去所获得的,并不是与它们活生生的关系,而是单纯的表象关系”[8]。这就是说,古代艺术作品与它们原来所处的“周围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即古代艺术作品原来显示的那种神灵崇拜的氛围和意义,是不可能再恢复了。伽达默尔在这里显然赞同黑格尔的意见。伽达默尔说:“正如所有的修复一样,鉴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即使是“按其古老状况重新设立的建筑物,都不是它们原本所是的东西”[9]。

    人们常说,历史研究者如能把自身置于过去的处境中,就可恢复和重现历史事件原来的意义。这种设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人是历史的存在,他本身就是历史的浓缩物和沉积物,今日的历史研究者不可能摆脱和跳过他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而站在一个后无来者的所谓过去自身的处境中去看待过去。那种认为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只是恢复原本的观点,实际上是和那种按主—客关系模式,脱离人、脱离现象而追求“物自身”(“自在存在”、“自在之物”)的抽象观点一脉相承的。“物自身”的观点表现在作品与读者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脱离作品与读者的内在联系而追求作品“自身”;表现在古今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脱离历史原本与我们研究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脱离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追求原本“自身”和过去“自身”。古今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只不过是古代的作品与今天的读者的关系罢了,脱离前者与后者的内在联系而追求前者自身,所得到的只能是抽象之物。

    黑格尔在否认了修复观点的有效性之后,曾为历史研究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扬弃对历史事件的“单纯的表象关系”,把它提升到一种“较高的方式”即思维、概念的方式,也就是提升到哲学。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本质或最高使命压根儿就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恢复(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在于通过永远具有现在性的思维、概念,同过去的事物相中介、相沟通。[10]黑格尔的这种观点虽然超过了施莱尔马赫企图恢复历史过去的想法,但他一味抬高思维、概念的观点,却是抽象的,抹杀了历史的现实性。

    伽达默尔超出了黑格尔,他虽然也主张恢复历史原本之不可能,主张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不止于“恢复”,但他主张我们仍然可以把现在与过去、今与古沟通起来、融合起来,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在于这样的沟通和融合,而且,这种沟通和融合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抽象的思维、概念中,在作为绝对精神的最高形式——哲学中实现,而是在时间的、历史的具体现实中实现的。

    3.人不可能离开“现在的视域”看待过去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隶属于历史,永远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不能每时每刻外于历史的流变,因此,我们不可能站在我们的处境的对面,把我们的处境当作外在的对象来认识,就像主—客关系模式所设想的那样。据此,伽达默尔认为,我们现在的人在看待过去时,必然是从已有的历史处境中,或者说,从现在的视域中,去看待过去。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从现在的标准去看待过去,以今人之立场去衡量古人呢?这是否会陷入主观主义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对“现在的视域”如何理解。

    4.“现在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结合为一的“大视域”

    一种理解是把“现在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分裂开来,前者是历史研究者自己现在生活于其中的视域,后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时的视域,这两个视域是各自孤立的、彼此陌生的、异己的。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从现在的视域看过去,诚然会发生以今度古的主观偏见。我国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历史研究者在解释古代史料之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1]。陈寅恪这里所说的“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脱离历史流变的孤立的现在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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