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认为，孤立的现在视域和孤立的过去视域都只能是人为的抽象。从事历史研究，需要理解历史事件，而真正的理解总需要有一种历史视域。现实的、真实的（不是人为的、抽象的）历史视域只有一个，即融合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为一体的、有连续性的统一整体，这是一个由现在视域和过去视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大视域”，“一种唯一的视域”[14]。这个“大视域”超出了现在的界限而上溯到过去，也超出了过去的界限而延伸到现在。
5.“大视域”中的现在沉积着过去
前面谈到对“现在的视域”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谈到今人在必然从“现在的视域”看待过去时是否会陷入以今度古的主观主义偏见问题，经过上述的一番分析，现在很清楚，对“现在的视域”做正确的理解，就是把它理解为“唯一的大视域”；按这样的理解，则在现在中都沉积着过去，现在包含着过去的痕迹，因此，从“现在的视域”看过去，不会发生以今人的标准衡量古人的主观主义问题，这种主观主义只有在孤立地看待“现在视域”时才会发生，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
6.“大视域”中的过去孕育着未来
另一方面，就“大视域”超出过去的界限而延伸到现在来说，这一点正说明过去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为什么人们通常都说，一件事情的真实意义往往要到它离开了当时的现实环境以后才显示出来？这就需要有一个“大视域”的观点。古代的东西决非“自在之物”，它们总要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显现自身、展开自身。“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15]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古与今的“时间距离”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之物，不应该理解为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应该理解为展开、深化历史事件之意义的条件。那种认为历史研究只是弄清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所谓“真相”和原作者、原历史人物本人的意图和目的的观点是片面的。
总之，宇宙整体也好，人类历史的整体也好，其每一瞬间都既隐藏着——负载着和沉积着过去，又隐藏着——孕育着和蕴含着未来。只有这样看历史，古和今、过去和未来才是互通互融的。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今人和古人的对话，对话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这种古今相通论。平常大家都爱把由古到今、由过去到现在的时间发展看成是纵向的关系，但就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由在场到不在场的关系而言，则可以说是“横向”的：今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蔽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这种古今融合的“大视域”显然也只有靠想象才能达到。历史研究者应该运用想象，从古今融合的观点研究历史，应该把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后的历史流变过程中从“大视域”中去理解。我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有创新意义的范例。
注释：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388、38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2] 同上书，390、361页。
[3] Paul Ricoeur，From Text To A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p.17.
[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2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18、219页。
[6] 同上书，422页。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2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20页。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219页。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232页。
[11] 陈寅恪为冯友兰新中国成立前所著《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的“审查报告”，见该书，商务印书馆，下卷书末。
[12] 同上。
[1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389～391页。
[14] 同上书，391页。
[1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380页。
二、王船山的“通古今而计之”的历史观
1.以“势”为基础的“天”的视域
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中心概念是“势”。通俗一点说，“势”就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1]王船山不像程朱理学家那样把“理”看成是最高的和离开具体事物而独存的，而是强调“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2]在这种合一中，“势”是更根本的。王船山强调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要把它们放在这种以“势”为基础的“天”的整体中来考察。王船山的这个观点颇有些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说的置身于“唯一的大视域”中考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点。王船山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他以丰富的具体的史实为例，对他的历史哲学做了卓有远见的说明。“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3]“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牁之可辟在内地也。”[4]秦始皇罢侯置守，他本人的原意是出于个人的统治；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其本意是为了求珍马，这都是历史“真相”（关于张骞与“善马”事，王船山所说与历史真相颇有出入。这里只是就王船山的历史观点立论），单就历史人物本人的意图和目的而言，皆微不足道，无甚历史意义，但放在历史流变的整体中，放在“天”或“唯一的大视域”中来看，则秦始皇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汉武帝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又如王船山评唐肃宗自立一事，也是根据同样的观点：“肃宗自立于灵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伦，罪无可辞也。裴冕杜渐鸿等之劝进，名为社稷计，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诛也。……肃宗亟立，天下乃定归于一，西收凉陇，北抚朔夏，以身当贼而功不分于他人，诸王诸帅无可挟之功名，以嗣起为乱。天未厌唐，启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济公，未尝不为唐幸也。”[5]历史事件的深刻意义和历史人物的巨大作用，远远超出了历史事件本身和人物自己的意图和目的，由此可见一斑。王船山这几段话里所说的假私以济公之“天”和“存乎神者之不测”，都不可用唯心主义的或神学意味的天意或神意来解释，那是一种肤浅之见，王船山乃是要求人们从历史流变过程的整体来看待历史，他这里的“天”是他的整个历史研究的一种视域，就像伽达默尔的“大视域”一样。
王船山不仅作为历史学家举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他的历史理论，而且作为哲学家，还进一步就这些历史事实做了哲学上的概括：“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者也。……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诚有不可测者矣。天之所启，人为效之，非人之能力。圣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则罪在人而不在天。”[6]“因一时之利害言之”就是从孤立的过去视域看历史；“通古今而计之”就是从“大视域”看历史，从一种宽广的视界（“天”）看历史。“天者合往古今来而成纯者也。”“天”是往古今来的流变的整体（“纯”）。王船山的这一概括与伽达默尔“惟一的大视域”的提法，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可以互相辉映、互相发明。
2.“天因化推移”
历史发展的整体是历史地存在着的人活动于其中的东西，因此，它也是不断变迁的，而不是封闭的。从历史整体看问题，以“天”观物，或者说，以“大视域”观物，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保持一种一成不变的、唯一的观点。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古今的递嬗，我们对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王船山说：“天无可狃之故常，”“天因化推移，斟酌曲折以制命”[7]。这就是说，观看历史的“唯一的大视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因化推移”的。“唯一的”并非不变的。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通古今而计之”和“大视域”的真正含义。贺麟先生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一文[8]中，把王船山的“天”与黑格尔的“理性的机巧”相比拟，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贺先生的论述很深刻，很有说服力，对我理解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很有启发。只是有一点贺先生没有谈到，即黑格尔的“理性的机巧”最终归结为“绝对理念”、“绝对知识”，而王船山的“天”的概念则无追求最终的绝对之意。他虽然如前所述认为“天”是理势的合一，但他更多地强调“势”之发展变化。他的“势”是唐代柳宗元重“势”的思想之发展，与抽象的理是对立的，而黑格尔的“理”终究是抽象的。王船山的“通古今而计之”的“天”和伽达默尔的“大视域”始终不脱离时间、不脱离现实，而黑格尔的“绝对”是要求超出时间的，他认为时间概念是精神尚未完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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