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纪末的康德哲学起，近代哲学进入第三期。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辩证法和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在各方面的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自己的最高阶段。上一个时期中盛行的伽利略的数学方法和牛顿的形而上学方法被代之以发展、进化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运用辩证法总结了前人的思想特别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创立了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他们看到，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权固然由神权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但17世纪和18世纪机械论的宇宙观，又把人的精神和主体性束缚于自然界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之下，个人的自由意志被抹杀了，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没有得到统一。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置身学院，在抽象的哲学范围内，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起而再一次为维护人类精神的能动性、独立自主性、主体性而斗争。他们给哲学规定的任务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精神、自我、主体在他们的哲学中都占中心地位，所不同者只是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把握的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加以规定和说明。他们都承认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真理是多样性的统一以至对立面的统一，统一性更根本，所不同者只是这种最高统一体能否由思想认识来把握，以及对这种统一体作何理解。他们都认为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片面性，企图在肯定思想概念更根本的基础上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所不同者只是结合的方式与程度如何。
康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认识论的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哲学史上关于认识过程的三分法，用“感性”、“知性”、“理性”三环节构成了他的整个认识论的体系。他结合休谟和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思想，主张知识既要有感觉经验的内容，又要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形式。他认为，作为感觉经验之外部来源的“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对知识起主导作用的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的“自我”（主体）的“综合作用”：“自我”靠自己的“综合作用”把多样性的东西统一于普遍性、必然性之下，从而构成科学知识。就康德极力说明思维中普遍性、必然性的客观意义而言，他是企图在现象界内使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的。
但是人心的综合决不满足此种统一，人心还具有比“知性”更高的“理性”阶段，“理性”要求超出有条件的知识、经验的范围之外，以达到无条件的最高统一体——理念。知识、经验是现象界，理念是本体。前者是可知的领域，是必然的王国，后者是不可知的领域，但可为信仰所把握，是自由的王国和道德的领域。康德受卢梭自由思想的影响，确信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主张道德意志高于知识。他虽然企图把情感当作连接知识和意志之间的桥梁，但他毕竟没有真正把二者统一起来。可以说，康德为了维护人的精神的独立自由，维护人的主体性，而有意地把自由从必然性中分离出来。
康德认为，“知性”的概念范畴总是非此即彼的，只能应用于多样性的事物，若用它们去规定超经验的最高统一体——世界整体，则必然出现“二律背反”。康德这套思想对破除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旧玄学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它促使黑格尔达到了具体真理是亦此亦彼的、是对立统一的结论。
费希特原来主张斯宾诺莎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后来受康德的影响，认识到因果必然性只是现象，自我不是必然性的奴仆而是独立自由的主体。他为了更彻底地伸张人的主体性、伸张人的独立自主性，便打破康德的二元论，取消了康德的物自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皆自我——主体所创造。此自我不是个人之我，而是普遍的我，是道德的自由的我。自我、非我，二者的统一，这就是一切事物进展的历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是按因果必然性联系起来的，而是趋向于此道德之自我，为完成此道德之自我的目的而存在的。
谢林从费希特哲学出发，又深受斯宾诺莎哲学和当时文学上浪漫派的思想影响，创立了自己的同一哲学。谢林不同意费希特把自然（非我）看作自我的产物。他认为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体和主体，表面相反，实则同一，都是同一个“绝对”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绝对”是浑然一体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万事万物的根源。谢林的这种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模式有所突破，对西方现代哲学中反对主—客二分式的思潮有一定影响。谢林继承费希特，主张变化发展的观点，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是正、反双方对立统一的过程，并且他也用目的论的发展观代替17—18世纪的机械观。不过，谢林认为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艺术而不是费希特所说的道德，只有艺术的直观或称理智的直观，才能把握活生生的、精神性的“绝对同一”。
黑格尔是集德国唯心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第一次系统地自觉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社会动荡，人心思变，就思想界来说，17—18世纪的机械观仍未被根本打破。黑格尔把这样的时代归结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分裂，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分裂，无限与有限、统一性与多样性分裂的时代，他认为这些分裂、对立的病态只有在统一中才能得到医治。统一的趋势已经到来，问题是如何从哲学上加以说明，所以他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哲学的中心任务是扬弃分裂，达到统一。在他看来，康德、费希特、谢林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但远未能完成。
黑格尔认为，多样性的东西，彼此分离对立的东西，都不是最真实的，只有普遍性、统一性才是最真实的，不过这种普遍不是脱离特殊的抽象普遍，而是包含特殊在内的普遍，叫作具体普遍（黑格尔又把普遍与特殊的这种有机结合叫作个体），这种统一不是脱离矛盾、对立的抽象统一，而是包含它们在内的统一，叫作对立统一或具体同一。具体普遍、对立统一，是黑格尔全部辩证法的核心。另一方面，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又认为只有精神性的东西才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单纯物质性的东西不可能有普遍性、统一性，因而也没有真实的存在。脱离精神无真实性，和脱离统一无真实性，这两条原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既是“绝对精神”，又是对立的统一。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特别是费希特、谢林的正反合的思想，把“绝对精神”这一最高统一体展开为逻辑、自然、精神三大阶段，也就是从思维到存在、从主体到客体又到二者统一的过程，从而完成了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同一说。逻辑理念不脱离自然和人类精神，思维不脱离存在，主体不脱离客体，但逻辑理念是自然和人类精神的灵魂和根本，思维、主体是存在、客体的灵魂和根本。而自然则不过是逻辑理念的外部表现，至于人类精神，乃是自然发展中所预想的目标之完成，是逻辑理念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就此而言，人类精神又是最具体的、最现实的，因而也是最高的。黑格尔明白声称，关于人类精神的学问是最高的学问。这是他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者一样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的表现。精神的特点是自由。“绝对精神”是人类精神和自由的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人的主体性的顶峰。在这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统一，没有异己的东西限制自己。整个自然界的发展就是趋向于这种统一和自由的过程，这就是人类精神出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所在。不过他根据具体统一的思想，认为自由必须与必然相结合，个人必然与社会整体相结合。黑格尔由于过分强调普遍概念的至上的性质，由于主张普遍概念的超时间的永恒性，他的逻辑理念最终还是超感性的、形而上的东西。
关于人类精神是否能把握以及如何把握最高统一的问题，黑格尔既不同意康德的不可知论，也不同意谢林等神秘主义者所谓凭直观就可以一蹴而就地加以把握的观点，他认为最高统一体可以凭思维加以认识，而且必须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他把这条道路不仅一般地按尼古拉、康德等人的基本观点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而且又把它们细分为一些较小的阶段。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第一次把人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法做了系统的、详细的阐述。
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是唯物论者费尔巴哈。他驳斥了康德割裂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思想和不可知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说，他以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人为出发点，建立了“人本学”唯物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黑格尔等唯心论者所喧嚷的抽象自我、抽象主体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和现实世界。
4.现当代哲学
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哲学史进入了现当代哲学的发展时期。
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工业生产更加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面对社会上新的矛盾和自然科学上新的发现，人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新的哲学概括。到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已失去光辉，黑格尔学派已经解体。但是黑格尔以后的各种哲学派别都同黑格尔哲学以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有各式各样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基本思想，在以往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产生了其他各种哲学派别，它们或则发展了黑格尔哲学，或则批评甚至反对黑格尔哲学（我们把这些流派姑称为“现当代西方哲学”）。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现了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实证主义、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流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人格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支派如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历史社会学派、日常语言哲学等，以及科学哲学；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玛斯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西方现当代哲学虽然派别林立，但大体上可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关注科学，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研究哲学，甚至把科学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其中有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人文主义思潮关注人的问题，其中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英美哲学界近半个世纪，但在欧洲大陆却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形而上学的和思辨的传统在那里仍然有强大的势力。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形而上的和思辨的哲学兴趣，特别是对现象学的兴趣逐渐威胁着英美的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主要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但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很严格的，往往是重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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