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至今，我们为科学和民主、为伸张人的主体性所走的道路实在太曲折、太缓慢了。“五四”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窒息了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也摧残了哲学。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本来是中国人民沿着“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历史中的一次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我们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前进步伐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广为宣传的哲学甚至连主体性这个术语都只字不提，直到“文化大革命”后80年代初，哲学界才明确提出主体性问题。尽管在讨论中出现了许多关于主体性概念的混乱与误解，但毕竟能公开明确地以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概念为主题来加以讨论，这可以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哲学家召唤西方主体性的又一次发动和继续。我们在20世纪刚刚结束的今天，一方面感到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原则和主—客关系式，我们却直到今天才明确提出，未免显得太晚；一方面又感到，今天能公开、明确、直接地提出和讨论主体性问题，毕竟是20世纪哲学发展的最后胜利和成果。这个胜利成果显然还是极其初步的。我想，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继续发展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伸张主体性哲学，这条道路是发展科学、发扬民主的必然。那种想以提倡中国传统的“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来“拯救危机”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它缺乏科学，使人受制于自然；缺乏民主，使人受制于封建统治者。
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因其被抬高到唯一至尊的地位而在现当代日益显露其弊端，例如物欲横流、环境污染，反而造成了物统治人的现象，使人丧失了精神上的自由。本来，这并非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过，然而中国学术界有一种意见却认为这是由于主客体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斗争的结果，应该反对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式，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来代替它，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其实，要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更应该依靠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以认识自然规律、支配自然，否则，不重自然科学，忽视自然的必然性、规律性，自然就会报复人，人与自然反而不能和谐相处。中国长期处于受自然宰制、屈服于环境的状况，是同传统的“前主体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科学上的落后有联系的。受自然宰制，难道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吗？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正当我们为民主与科学而不断努力奋斗之际，正当我们不断呼唤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主—客关系式之际，国际上对民主与科学以及主体性精神却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主体性精神也好，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使欧洲人在民主与科学方面都创建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来，人文主义却越来越走入歧途：对人的过高估计把人变成了极端自负的、无所不能的神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一例。这样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达到绝对完善的地步，自然不再像文艺复兴之初那样是受尊重之物，而仅仅是供人奴役、宰制的工具，此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人文主义变成了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自然疏离着人、威胁着人。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已是众所周知的。正如一些当代西方思想界人士所慨叹的那样：西方人已从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统治下获得了自由（民主），却又堕入了物统治人的不自由；科学给西方人以驾驭自然的能力，却又可能是摧毁人自身的力量。许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已经不断地指出了这种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走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的危害，并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指责那种把主体、自我夸大到疏离自然和君临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在根本上没有主客之分、主奴之分，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万物一体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西方的问题出在颠倒了两者的位置。
面对这种国际思潮，我们该怎么办？中国思想文化界已有各种议论。我以为不应当谴责科学本身，似乎非否定科学不足以回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当把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企图在中国的封建道德意识中去寻找凝聚力；不应当把西方的人文主义看成不过是个人主义，而想在孔学和儒学那里去发掘人文主义以抑制西方的人文主义，排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所遇到的问题，就裹足不前，而一味宣扬和照搬一些过时的东西。我们首先有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但由于国际市场和国际思潮的冲击，当然也有西方发达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双重的，因而也是更艰巨的：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要强调伸张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向西方近代哲学学习。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西方晚了几百年，现在还处于披荆斩棘之中。如果说西方人当前强调的是超越科技与民主、超越人文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那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中国人则应该注重学科学，学尊重人的主体性，学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要把人的主体性吹胀到万能的地位，对自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对他人采取自我主义，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就像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说的那样，虽过时不能照搬而仍有“魅力”。
我们决不能亦步亦趋地按西方的步伐，先花几百年的时间补完主—客关系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哲学之课，等它的流弊完全暴露之后，再走西方现当代“后主体性的”哲学之路。我们应当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之合理处，即万物一体的高远的境界，避免其不重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也包括发掘和阐发中国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两者相结合。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代替和排斥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当然不行，但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相结合，则是必由之路。中国的21世纪将是现代科学越来越发达的世纪，是知识和必然性越来越占重要地位的世纪，正因为如此，21世纪也将是一个更需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用一种天人合一的“爱”来拥抱知识和敢于面对现实、肯定必然性的世纪。 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既是积极进取、不断追求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也是自由、超越、豪迈的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注释：
[1] 《左传》昭公十八年。
[2] 《论语·八佾》。
[3] 《论语·述而》。
[4] 《论语·季氏》。
[5] 《孟子·尽心》。
[6] 同上。
[7] 《老子》第25章。
[8] 《老子·天地》。
[9] 《荀子·正名》。
[10] 《荀子·性恶》。
[11] 《荀子·王制》。
[12] 《荀子·天论》。
[13] 同上。
[14] 《荀子·解蔽》。
[15] 同上。
[16] 同上。
[17] 《韩非子·解老》。
[18] 《春秋繁露·阴阳义》。
[19] 《郊祭》。
[20] 《汉书·董仲舒传》。
[21] 《基义》。
[22] 《汉书·董仲舒传》。
[23] 《论衡》。
[24] 同上。
[25] 同上。
[26] 《晋书·王衍传》。
[27] 同上。
[28] 《老子注》第25章。
[29] 《释私论》。
[30] 《崇有论》。
[31] 《庄子注》。
[32] 同上。
[33] 《沙门不敬王者论》。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宝藏论》。
[37] 同上。
[38] 《不真空论》。
[39] 《物不迁论》。
[40] 《华严义海百门》。
[41] 《坛经》。
[42] 同上。
[43] 《天对》。
[44] 《断刑论》下。
[45] 《非国语》。
[46] 《正蒙·太和》。
[47] 《正蒙·乾称》。
[48] 《语录》。
[49] 《正蒙·太心》。
[50] 同上。
[51] 《遗书》十一。
[52] 《遗书》二十二。
[53] 《语录》二十三。
[54] 《答黄道夫书》。
[55] 《语类》十三。
[56] 《语类》八。
[57] 《与李宰书》。
[58] 杨简：《象山先生行状》。
[59] 《与曾宅之书》。
[60] 《与赵监书》。
[61] 《语录》。
[62] 《学习记言》卷二。
[63] 《传习录》。
[64] 《大学问》。
[65] 《传习录》。
[66] 同上。
[67] 同上。
[68] 同上。
[69] 《慎言·道体》。
[70] 《慎言·道体》。
[71] 《雅述》上篇。
[72] 《焚书·夫妇论》。
[73]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74] 《焚书·答邓石阳》。
[75] 同上。
[76] 同上。
[77] 《焚书·念佛问答》。
[78] 《思问录·内篇》。
[79] 《周易外传》卷五。
[80] 《大全说》卷八。
[81] 《尚书引义》。
[82] 《续春秋左氏博议》。
[83] 《尚书引义》。
[84] 《存性编》。
[85] 《存学编》。
[86]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87] 同上。
[88] 同上。
[89] 《默觚》。
[90] 《皇朝经世文编序》。
[91] 《仁学》。
[92] 同上。
[93] 《上欧阳瓣疆师书》。
[94]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
[95]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96] 《建国方略》。
余论 希望的哲学
一、以希望哲学代替猫头鹰哲学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说，“哲学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就像“密纳发的猫头鹰”一样，“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总是“灰色的”。其实，这种一味强调尾随于现实之后的哲学观点，乃是以黑格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即“概念哲学”的特点。我这本《哲学导论》所主张和强调的，正是要突破固定的概念框架，超越现实，拓展未来，所以我想把这种哲学叫作希望哲学，以与猫头鹰哲学相区别。
通常所说的现实，就是指出场的东西（在场的东西）以及逻辑上有可能出场的东西（符合逻辑概念的东西）。人们一般总以为只有现实才是最真实的；即使是非现实的东西（不在场的东西，包括不符合逻辑概念的幻想），也要被归结为或者说还原为现实的东西，才能说明其真实性。我当然并不否认现实的东西的真实性，我想探讨的是，人生的意义和真实性是否只在于现实性。
现实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就是有界限、有限定：感性中的东西固然是有界限、有限定的，即使是思维中的概念也是有界定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限的。人生的“生”就是生存、生活，而生存、生活是一种行动、一种活动，行动、活动就意味着不断地突破有限。人如果停滞在现实性中而不思突破其有限性，或者说，安于现实而不思前进，那就是死亡而不是人生：停滞于感性中有限的东西，固然是死亡；停滞于一些固定的概念，那就叫作思想僵化，也是一种死亡。所以人生应是一种不断突破现实的有限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希望。我这里所说的希望不是指那种只想而不见诸行动的空想，空想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安于现实的表现。希望使人不满足于和不屈从于当前在场的现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超越现实，即超越在场、超越有限，而挑战自我，不断创新。显然，正是希望而不是现实，才更显示人生的最高意义和真实性。那种一味强调现实性，把一切都还原为现实性的哲学，是只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的哲学，我们应该以希望哲学代替猫头鹰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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