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代之争

    五代时的国，原不过唐朝藩镇的变形。这许多武人，虽然据土自专，其实并无经营天下的大志，不过骄奢淫佚而已。所以除中原之地，战争较烈外，其余列国之间，兵事颇少。

    本族纷争不已，必然要引起外患，这是最可痛心的事。当唐之末年，梁之形势，本已独强，所以能篡唐而自立。然而梁太祖死后，末帝懦弱。而晋则李克用死后，子存勖继立，年少勇于攻战。于是形势骤变。河北三镇和义武都入于晋。梁人屡次攻战，都不得利，只得决河以自守。李存勖自称皇帝，建国号为唐。是为后唐庄宗。923年，庄宗破梁兵于郓州。乘梁重兵都在河外，进兵直袭大梁。末帝自杀。梁亡，后唐迁都洛阳。

    后唐庄宗，本是个骄淫的异族。虽然略有犷悍之气，却并不懂得什么叫政治的。所以灭梁之后，立刻骄侈起来。宠信伶人宦官，政治大坏。925年，命宰相郭崇韬，傅其幼子魏王继岌伐蜀。把前蜀灭掉。而皇后刘氏，听信宦官的话，自为教与继岌，令其把郭崇韬杀掉。于是中外震骇，讹言四起。魏博的兵，乘机据邺都作乱。庄宗命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去打他。嗣源手下的兵也变了，劫嗣源以入于邺。嗣源以计诳叛人得出。又听其女婿石敬瑭的话，回兵造反。庄宗为伶人所弑。嗣源即位，是为明宗。明宗在五代诸君中，要算比较安静的。在位八年，以933年死。养子从厚立，是为闵帝。时明宗养子从珂镇凤翔，石敬瑭镇河东，闵帝想把他两调动，从珂便举兵反。闵帝派出去的兵，都倒戈投降。闵帝出奔，被杀。从珂立，是为废帝。又要调动石敬瑭。敬瑭又造反。就把契丹的兵引进来了。

    废帝鉴于闵帝的兵的倒戈，所以豫储着一个不倒戈的将，那便是张敬达。于是发兵，把晋阳困起来。石敬瑭急了，乃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求救于契丹。刘知远劝他：“契丹只须饵以金帛，便肯入援，不必要这么优厚的条件。”

    而石敬瑭急何能择，不听。于是契丹太宗发大兵入援。打破张敬达的兵，挟着石敬瑭南下。废帝自焚死。敬瑭受册于契丹，国号为晋，是为晋高祖。称臣于契丹。沙陀虽是异族，业已归化中国。他自己并无根据地，迟早要同化于中国的。李克用等虽是异族的酋长，一方面亦可算作中国的军人。梁、唐的兴亡，也可算是中国军人的自相陵捽，其性质还不十分严重。至于契丹，则系以另一国家的资格侵入的，其性质，就非沙陀之比了。以地理形势论：中国的北部，本该守阴山和黄河。守现在的长城，已非上策。自燕、云割后，不但宣、大全失，山西方面，只有雁门内险可守；河北方面，则举居庸等险而弃之，遂至专恃塘滦之类，以限戎马。宋朝所以不敢和契丹开衅，最大的原因，实缘河北方面，地利全失之故。燕、云不能恢复，女真之祸，自然接踵而来了。所以十六州的割弃，实在是中国最大的创伤。然而外有强敌，而内争不已，其势必至于此而后止。

    晋高祖的称臣于辽，臣下心多不服。高祖知国力不足与辽敌，唱高调的人，平时唱着高调，临事未必肯负责任，甚且有口唱高调，实怀通敌之心的。所以始终不肯上当。对辽总是小心翼翼，不失臣礼。942年，高祖死了。兄子重贵立，是为出帝。听信侍卫景延广的话，罢对辽称臣之礼。辽人来诘问，景延广又把话得罪他。两国的兵端遂启。国与国的竞争，不但在兵力，而亦在纲纪。纲纪整饬，即使兵力不足，总还可以支持。纲纪荡然，那就无从说起了。晋辽启衅之后，辽兵连年入寇，晋兵从事防御，胜负亦还相当。然而国力疲敝，调兵运饷，弄得骚然不宁，本已有岌岌可危之势。加以假借外力，晋祖既开其端，安能禁人之效尤。于是有替契丹力战的赵延寿，又有举兵以降敌的杜重威。946年，辽人遂入大梁，执出帝而去。明年，辽太宗入大梁。

    辽太宗是个粗才，不懂得治理中国的——假使这时，来的是太祖，汴梁的能否恢复，就成为问题了——于是遣打草谷军，四出钞掠。又遣使诸道，搜括财帛。多用其子弟亲信为刺史。一班汉奸，因而依附着他，扰害平民，弄得群盗四起。太宗无可如何，反说：“我不料中国人难治如此。”乃弃大梁北归。行至滦城而死。刘知远先已自立于太原，及是，发兵入大梁，是为后汉高祖。

    后汉高祖，也是沙陀人，入汴后两年而死。子隐帝立。三年而为郭威所篡，中原之地，自后唐入据以来，至此始复脱沙陀的羁轭，而戴汉人为主。汉高祖之弟旻，称帝于太原，称侄于辽，受其封册，是为北汉。

    后周高祖篡汉后，三年而殂。养子世宗立。世宗性英武，即位之初，北汉乘丧，合辽兵来伐，世宗自将，大败之于高平。当时天子的卫兵，实即唐朝藩镇之兵的变相，自唐中叶以后，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已成习惯。小不如意或有野心之家饵以重利，便可杀其将而另戴一人，此时的藩镇，看似生杀自由，实则不胜其苦。五代时的君主，所以事势一有动摇，立刻势成孤立，亦由于此。而且累朝不加简阅，全是老弱充数，所以卖主则有余，御敌则不足，这要算是五代时最根本的大患了。世宗自高平回来，深知其弊。于是大加裁汰，又命诸州招募壮勇，送至阙下。择其尤者，为殿前诸军。又裁冗费，修政事，于是国富兵强。

    这时候，南唐、后蜀，都想勾结契丹，以图中原。世宗乃先出兵伐后蜀，取其阶、成、秦三州。次伐南唐，尽取江北之地，南唐称臣奉贡。959年，世宗遂自将伐辽。时值辽穆宗在位，沉湎于酒，国势中衰。世宗恢复瀛、莫、易三州，直趋幽州，恢复亦在旦夕。惜乎天不假年，世宗因患病回军，不久就死了。子恭帝立，还只七岁。当时兵力，最强的是殿前军，而赵匡胤是殿前军的都点检。当主少国疑之日，自不免有人生心，于是讹言契丹入寇，匡胤带兵去防他。至陈桥驿，兵变，拥匡胤回汴京，废恭帝而自立，是为宋太祖。当时偏方诸国，本都微弱不振，而中原经周世宗的整顿，业已富强，加以宋太祖的英明，因而用之，而统一的机运就到了。

    第二、宋朝初年的政治

    于此，得将十国的情形，略一叙述。当唐末，割据的有两种人。其一是藩镇。如：

    【吴】杨行密，本是唐朝的庐州刺史。886年，乘淮南的扰乱，进据广陵。后来秦宗权的将孙儒来攻，行密被他打败，逃回庐州，又逃到宣州，仍被孙孺围起，后乘儒军大疫，把他灭掉。还据广陵。尽并淮南之地。

    【吴越】钱镠，是唐朝的杭州刺史。平越州董昌之乱，保据两淅。时在896年。

    【南汉】刘隐，以905年，做唐朝的岭南节度使。死后，其弟岩继之。保据岭南。

    【前蜀】王建，是神策军将。田令孜的养子。随令孜入蜀，为利州刺史。时令孜以其弟陈敬暄为西川节度使。王建和他翻脸。893年，把成都攻破。897年，又攻并东川。

    其二是流寇。

    【楚】孙儒死后，其将刘建锋、马殷等，逃据湖南。895年，建锋为其下所杀，推殷为主。

    【闽】王潮，河南固始人。寿州人王绪造反，攻破固始，用潮为军正。绪因避秦宗权，渡江而南，直流入福建。后为其下所杀，推潮为主，893年。占据福州，潮死后，弟审知继之。

    诸国之中，吴的地势和中原最为接近。行密子渥，又尽并江西，地亦最大。937年，吴为李昪所篡，改国号为唐，是为南唐。传子璟，乘闽、楚的内乱，把他灭掉。遂有觊觎中原之意。前蜀亡后，后唐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知祥攻并东川。于933年自立。传子昶，昏愚狂妄，亦想结契丹以图中原。所以周世宗对于这两国，要加以膺惩。湖南自楚亡后，南唐在实际上并未能有其地。其明年，即为辰州刺史刘言所据。自此王逵、周行逢，相继有其地。都居朗州。受署于后周。荆、归、峡三州之地，905年，梁太祖以其将高保融为节度使。从后唐以来，自立为一国，是为南平。宋初诸国皆仅自守，惟北汉倚恃辽援与周本系世仇。至宋初，关系亦未能改善。其情势如此。

    宋太祖的政策和周世宗不同。周世宗是想先恢复燕云的，宋太祖则主张先平定中国。这不但避免与辽启衅，亦且西北一带，自五代以来，中国对他的实力，不甚充足。存一北汉，虽然是个敌国，却可替中国屏蔽两面，所以姑置为缓图。962年，周行逢卒，子保权幼。潭州将张文表，意图吞并朗州。保权来求救，宋太祖出兵，先因假道，袭灭南平。文表已为朗州兵所击破，宋兵却前进不已。到底将朗州打破，执保权以归。诸国最昏乱的是后蜀，最淫虐的是南汉。宋于965年、971年，先后把他灭掉。南唐是事中国最谨的，亦以征其入朝不至为名，于975年，把他灭掉。如此，吴越知道不能自立了。灭南唐之岁，太祖崩，太宗立。978年，吴越遂纳土归降。其明年，太宗自将伐北汉。先是宋亦屡次伐他，其意只在示威，使之不敢南犯，这一次，则决意要灭掉他。于是先分兵绝辽援兵。北汉遂出降。自朱全忠篡唐自立至此，凡七十三年。

    五代时偏方诸国，既不大，又不强，扑灭他们，原不算得什么事。但是从唐中叶以来，所以召乱而致分裂之源，则不可不把他除掉。所以召乱而致分裂之源是什么呢？一是禁军的骄横，一是藩镇的跋扈。禁军虽经周世宗的整顿，究竟结习未除。宋太祖便是因此而得大位的。此弊不除，肘腋之间，就不能保其无变，还说得上什么长治久安之计？所以宋太祖先于杯酒之间，讽示典宿卫之将石守信等，令其自请解去兵权。至于藩镇，唐时业已跋扈不堪，五代时更不必说了。宋太祖乃用渐进的手段。凡藩镇出阙的，逐渐代以文臣。属于节度使的支郡，都令直达中央。各州官出阙，都令京朝官出知，以重其体，又特设通判，以分其权。

    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直隶三衙。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军。不甚教阅，名为兵，其实不过给役而已。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又历代的宰相，于事都无所不统。宋朝则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知，而言路之权又特重。这原是因大权都集于中央，以此防内重之弊的。立法之初，亦可谓具有深意。然而宰相既无大权，而举动又多掣肘，欲图改革，其事就甚难了。这就是后来王安石等所以不能有所成就，而反致酿成党争的原因。

    第三、变法和党争

    宋辽的竞争，开始于979年。太宗既灭北汉，即举兵以攻幽州。大败于高粱河。985年，太宗听边将的话，命曹彬、田重进、潘美等分道伐辽，又不利。自此以后，宋就常立于防御的地位。1004年，辽圣宗自将入寇，至澶州。是时太宗已崩，真宗在位。宰相寇准，力劝帝亲征。真宗车驾渡河，乃以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和议。辽主以兄礼事帝。1042年，辽兴宗又遣使来求关南之地。宋仁宗使富弼报之。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当仁宗时，夏元昊造反。宋人屯大兵于陕西，屡战不胜。1043年，亦以银、绢共二十五万五千成和议，谓之岁赐。

    对外的不竞如此，内之则养兵之多，至一百十六万，财政为之困敝，而仍不可以一战。宋代的财政，和前代不同。前代开国之时，大抵取于民者甚轻，所以后来还有搜括的余地。宋朝则因养兵之故，唐中叶后所兴盐茶等税，都没有除掉。就是藩镇的苛税，虽说是削平之时，都经停罢，实亦去之未尽。所以人民的负担，在承平之时，业已不胜其重了。

    内治则从澶渊和议成后，宋真宗忽而托言有天书下降。于是封泰山，祀汾阴，斋醮宫观之事纷起，财用始患不足。而政治亦日益因循。真宗之后，仁宗继之。在位最久，号为仁君，然而姑息弥甚。仁宗之后，英宗继之，则在位不过四年而已，未能有所作为。当仁宗时，范仲淹为相。曾有意于改革。然未久，即不安其位而去。至1068年，神宗即位，用王安石为宰相，力行新法，而政治的情势始一变。

    王安石的新法，范围所涉甚广。然举其最重要的，亦不过下列三端：其一、青苗、免役之法，是所以救济农民的。宋承唐、五代之后，版籍之法既坏，又武人擅土，暴政亟行，其时的农民，很为困苦。而自两税法行之后，估计丁、赀之数，以定户等，而签差以充役。役事重难，有破产不能给的。人民因此，至于不敢多种田，父子兄弟，不敢同居，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其惨苦不可胜言。王安石乃立青苗之法，将各处常平、广惠仓的畜积，当农时借与人民，及秋，随赋税交纳。取息二分，谓之青苗钱。又立免役之法，令本来应役之户出免役钱，不役之户出助役钱，以其钱雇人充役，免却签差。

    其二、裁兵、置将及保甲，是所以整顿军政的。宋朝既集兵权于中央，沿边须戍守之处，都由中央派兵前往，按时更调，谓之番戍。其意原欲令士卒习劳，不至于骄惰。然而不悉地形，又和当地的百姓不习熟，不能得其助力，往往至于败北。却因此多添出一笔“衣粮”之费，财政更受其弊。安石先将兵额大行裁减。置将统兵，分驻各地，以革番戍之弊。安石之意，以为根本之计，是要行民兵的。于是立保甲之法。令人民以五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保有保长，大保有大保长，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初令保丁每日轮派五人，警备盗贼。后来教保长以武艺，令其转教保丁。募兵阙，则收其饷，以充民兵教阅之费。

    其三、改革学校、贡举之法，是所以培养人才的。自魏、晋以后，学校久已有名无实，不过是进取之一途而已。科举则进士、明经，所学都失之无用。王安石是主张行学校养士之法的。于是于太学立三舍。初入学的居外舍，以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授之以官。又立律学、武学及医学。于科举，则因自唐以来，俗重进士而轻诸科。乃罢诸科，独存进士。改试经义、论、策。其所谓经义，则改墨义为大义。又立新科明法，以待士之不能改业的。

    王安石所行的新法，以这几件为最有关系。此外尚有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变法之初，特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规划财政。安石对于理财，最为注意。

    当其时，一岁的用度，都编有定式。经其整顿之后，中央和各州的财政，都有赢余。宋初官制，最为特别。治事都以差遣，官不过用以定禄、秩而已。神宗才革新官制。一切以唐代为法。遂罢三司，还其职于户部。枢密仅主兵谋，所管兵政，亦还之兵部。新设的机关，亦都废罢。

    王安石的新法，范围既广，流弊自然不能没有的。特如青苗，以多散为功，遂不免于抑配。抑配之后，有不能偿还的，又不免于追呼，甚或勒令邻保均赔。保甲则教阅徒有其名，而教阅的人，反因此而索诈。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宋朝当日，既处于不能不改革之势，则应大家平心静气，求其是而去其弊。而宋朝人的风气，喜持苛论，又好为名高。又因谏官权重，朋党之风，由来已久。至此，反对新法的人，遂纷纷而起。反对无效，则相率引去。

    安石为相，前后凡七年。终神宗之世，守其法不变。1085年，神宗崩，哲宗立。年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宰相。新法遂尽废。安石之党，多遭斥逐。当时朝臣都奉太皇太后为主，于哲宗的意思，不甚承顺。哲宗怀恨在心。太皇太后崩后，遂相章惇，复行新法，谓之“绍述”。旧党亦多遭斥逐。1100年，哲宗崩，徽宗立。太后向氏权同听政。颇进用旧党，欲以消弭党见，而卒无成效。徽宗亲政后，亦倾向新党，复行新法。然用一反复无常的蔡京。徽宗性本奢侈，蔡京则从各方面，搜括钱财，去供给他。于是政治大坏，北宋就迫于末运了。

    第四、辽夏金的兴起

    文化是逐渐扩大的。中国近塞诸民族，往往其初极为野蛮，经过若干年之后，忽崭然露头角。其政治兵力和社会的开化，都有可观。这并非其部落中一二伟人所能为，而实在是其部落逐渐进化的结果。辽、夏、金的兴起，都是此例。

    现在的热河，自秦、汉至唐，本系中国的郡县。不过地处边陲，多有异族杂居罢了。杂居在这区域中的异族，主要的是鲜卑。当两晋时，鲜卑部落纷纷侵入内地，独有所谓奚、契丹的，仍居住于西辽河上游流域，没有移动。南北朝时，契丹曾为柔然及高句丽所破。隋时，休养生息，渐复其旧。唐武后时，其酋长李尽忠造反，又遭破坏。于是其酋长大贺氏亡，遥辇氏起而代之。然亦积弱不振。到唐末，而其部落中有一伟人出，是为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契丹旧分八部，部各有一大人。尝公推一大人司旗鼓。“及其岁久，或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公议，更立其次。太祖始并八部为一。遂于916年，代遥辇氏，为契丹的君长。这时候，北方适无强部。于是太祖东征西讨，东北灭渤海，服室韦。西北服黠戛斯。西征回鹘，至于河西。其疆域，东至海，西接流河，北至胪朐河，南与中国接壤，俨然北方一大国了。

    太祖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后又背之，通好于梁，所以李克用很恨他。后唐之世，契丹和中国交兵。其时后唐兵力尚强，契丹不得逞。然而后唐的幽州守将周德威恃勇，弃渝关不守，平州遂为契丹所陷。至于营州，则唐朝设立都督府，本所以管理奚、契丹的。此时契丹盛强，唐室的威灵，久已失坠，其为所占据，更不待言了。太祖死于926年，次子太宗立。越十年，而石晋来求援，安坐而得燕云十六州。两河之地，遂为契丹所控制。

    太宗是个粗才，所以入中国而不能有。先是太祖的长子名倍，通诗书，善绘画，又工医药等杂技，是个濡染中国文化极深的人。而太祖的皇后述律氏，不喜欢他。平渤海之后，封为东丹王，命其镇守东垂，东丹王浮海奔后唐。废帝败亡时，先杀之而后死。太宗死后，述律后又要立其第三子李胡。李胡暴虐，国人不附。于是契丹人就军中拥立东丹王的儿子，是为世宗。李胡发兵拒敌，给世宗打败。世宗在位仅四年。死后，太宗的儿子穆宗继立。沉湎于酒，不恤国事。中国当此时，很有恢复燕、云的机会，惜乎周世宗早死，以致大功不成。969年，穆宗被弑，世宗之子景宗立。在位十四年。

    子圣宗继之。圣宗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圣宗时，为辽的全盛时代。澶渊之盟，即成于此时。1031年，圣宗死，子兴宗立。年少气盛，于是有派人到中国来求割关南之举。中国遣富弼报使，反复争辩，才算把求地之议打销。此次所增岁币，中国和契丹，争论纳、贡两个字。《宋史》上说系用纳字，《辽史》上则说用贡字的，未知孰是。然而即使用纳字，也体面得有限了。兴宗时，算是契丹蒙业而安的时代。1055年，兴宗死，子道宗立。任用佞臣耶律乙辛，政治始坏。1101年，道宗死，孙天祚帝立。荒于游畋，于国事简直置诸不管。而东北方的女真，适于此时兴起，辽人就大祸临头了。

    西夏是党项部落。唐太宗时，归化中国。其酋长姓拓跋氏。后裔思敬，以讨黄巢功，赐姓李。为定难节度使。世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传八世，至继捧，以宋太宗时来降。尽献其地。而其族弟继迁叛去。985年，继迁袭据银州。明年，降于辽。1002年，又袭据灵州。明年，为蕃族潘罗支所杀。子德明立。三十年未曾窥边。然以其间西征回鹘，取河西，地益大，1032年，德明子元昊立。立二年，遂反。至1043年才成和。元昊定官制；造文字；设立蕃、汉两学；区划郡县；分配屯兵。其立国的规模，亦颇有可观。

    金室之先，是隋、唐时的黑水靺鞨。渤海盛时，靺鞨都役属于他。渤海亡后，改称女真。在混同江以南的，系辽籍，谓之熟女真。以北的不系籍，谓之生女真。金朝王室的始祖，是高丽人。名函普。入居生女真的完颜部。劝解部人和他部的争斗。娶其六十未嫁之女。遂为完颜部人。生女真程度，本来很低，函普以高丽的文化教导之，才渐次开化。函普的曾孙献祖，徙居安出虎水，始筑室，知树艺。其子昭祖，渐以条教，统辖诸部。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入于苏滨、耶懒之地。至其子景祖，则统门、五国诸部，亦来听命。女真民族，渐有统一之望了。景祖始受辽命，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其三子世祖、肃宗、穆宗，相继袭职。以至于世祖之子太祖。遂有叛辽之举。

    女真人虽甚野蛮，然自渤海立国以来，业已一度的开化。更加以高丽人的启发，遂渐起其民族自负之心。当这时候，女真人的强悍，非辽人所能敌，女真人亦自知之。特苦于部族众多，势分而弱，不足以与辽敌。从景祖以来，诸部渐次统一，而金朝人的欲望，亦渐次加大。刚又遇着天祚帝的荒淫，年年遣使到海上去求海东青，骚扰无所不至，为诸部族所同怨。金太祖遂利用之以叛辽。金太祖的叛辽，事在1114年。兵一举而咸州、宁江州、黄龙府，次第陷落。天祚帝本是个不懂事的，得女真叛信，立刻自将大兵去征讨。兵未全到，闻后方有人叛乱，又忽遽西还。其兵遂为金人所袭败。东京亦陷落。天祚帝忽又把金事置诸度外，恣意游畋。而遣使与金议和。迁延不就。至1121年，金太祖再进兵，遂陷辽，上京。旋辽将耶律余睹来降。金人用为向导，中京、西京，又次第陷落。南京拥立秦晋国王淳，亦不能自立。而宋人夹攻之兵又起。

    第五、宋和辽夏的关系

    宋自仁宗以前和辽、夏的关系，此前已讲到。神宗时，对辽还保守和平，对夏则又开兵衅。夏元昊死于1051年，子谅祚立。十六年而死。子秉常立，年方三岁。是年，宋鄜州将种谔袭取绥州。明年，为神宗元年，夏人请还前此所取塞门、安远两寨，以换取绥州。神宗许了他，而夏人并无诚意。于是改筑绥州，赐名绥德，又进筑了许多寨。夏人遂举兵来犯。神宗用韩绛、种谔，以经营西边，迄不得利。而开熙河之议起。熙河是现在甘肃南部之地。唐中叶后，为吐蕃所陷。后来虽经收回，而蕃族留居其地的很多。大的数千家，小的数十百家为一族。其初颇能助中国以御西夏，后来亦不免有折而入之的。神宗时，王韶上平戎之策。说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王安石主其议，用为洮河安抚使。王韶就把熙、河等州，先后恢复，建为一路。时在1073年。

    其后八年，有人说秉常为其母所囚。神宗乃发兵五路，直趋灵州。未能达到。明年，给事中徐禧城永乐，又为夏人所败。这两役，中国丧失颇多。1086年，为哲宗的元年。是岁，秉常死，子乾顺立。

    来归永乐之俘。当时执政的人，不主张用兵，就还以神宗时所得的四个寨。而夏人侵寇仍不绝。于是诸路同时拓地进筑。夏人国小，不能支持，乃介辽人以乞和。1099年，和议成。自此终北宋之世，无甚兵爨。

    天下事最坏的是想侥幸。宋朝累代，武功虽无足称，以兵力论，并不算薄。然而对辽终未敢轻于启衅。实以辽为大国，自揣兵虽多而战斗力实不足恃之故。徽宗时，民穷财尽，海内骚然。当时东南有方腊之乱。虽幸而打平，然而民心的思乱，兵备的废弛，则已可概见了。乃不知警惕，反想借金人的力量，以恢复燕云，这真可谓之“多见其不知量”了。宋朝的交通金人，起于1118年。所求的，为石晋时陷入契丹故地。金太祖答以两国夹攻，所得之地即有之。1122年，童贯进兵攻辽，大败。是岁，辽秦晋国王淳死。辽人立天祚帝次子秦王定。尊淳母萧氏为太后，同听政。辽将郭药师来降。童贯乘机再遣兵进攻，又败。贯大惧，遣使求助于金。于是金太祖从居庸关而入，攻破燕京。辽太后和秦王都逃掉。明年，而金太祖死，弟太宗立。是时，辽天祚帝尚展转西北。传言夏人将遣兵迎致。金人分兵经略。夏人亦称藩于金。至1125年，而天祚帝卒为金人所获。辽朝就此灭亡。宋朝去了一个和好百余年的契丹，而换了一个锐气方新的女真做邻国了。

    以契丹的泱泱大风，而其灭亡如此之速，读史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然而这亦并无足异。原来契丹的建国，系合三种分子而成：即一、部族，二、属国，三、汉人州县。二、、三、的关系，本不密切。便一、也是易于土崩瓦解的。国民没有什么坚凝的团结力，仅恃一个中心人物，为之统驭；这个中心人物而一旦丧失，就失其结合之具；一遇外力，立即分崩离析，向来的北族，本是如此的，契丹也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当金人初起兵时，其意至多想脱离辽人的羁绊，而自立一国。说这时候，就有灭辽的思想，是决无此理的。辽人的灭亡，全是自己的崩溃。在金人，只可谓遭直天幸。然而虽有如此幸运，而灭辽之后，全辽的土地，都要经营，也觉力小而任重，有些消化不掉了。所以燕云的攻克，都出金人之力，而仍肯以之还宋。但是金人此时，亦已有些汉人和契丹人，代他谋划了。所以其交涉，亦不十分易与，当时金人提出的条件是：燕京之得，全出金人之力，所以应将租税还给金人。营、平、滦三州，都非石晋所割，所以不能还宋。交涉久之，乃以宋岁输金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别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的条件成和。于是燕云之地，金人都次第来归。

    平心而论，以这区区的代价，而收回燕云十六州，如何不算是得计？然而营、平、滦三州的不复，却不但金瓯有缺，而且是种下一个祸根。这不得不怪交涉的人的粗心，初提条件时，连这一点都不曾想到了。于是金人以平州为南京，命辽降将张觉守之。金人这时候，所有余的是土地，所不足的是人民。尤其是文明国民，若把他迁徙得去，既可免土满之患，又可得师资之益，真是一举两得。于是还宋燕京之时，把人民都迁徙而去，只剩得一个空城。宋人固然无可如何。而被迁徙的人民，颠沛流离，不胜其苦。路过平州，乃劝张觉据城降宋。张觉本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就听了他们的话。而宋朝人亦就受了他。等到金人来攻，张觉不能守，逃到燕山。金人来质问，宋人又把张觉杀掉，函首以畀金。徒然使降将离心，而仍无补于金人的不满。1125年，金人遂分两道入寇。

    第六、宋和金的关系

    当时的宋朝，万无能抵敌金人之理。于是宗望自平州，宗翰自云州，两道俱下。宗翰之兵，为太原张存纯所扼。而宗望陷燕山，渡黄河，直迫汴京。徽宗闻信，先已传位于钦宗，逃到扬州。金兵既至，李纲主张坚守。宋人又不能始终信用。宋朝的民兵，本来有名无实。募兵当王安石时，业已裁减。蔡京为相，又利用其阙额，封桩其饷，以备上供。这时候，不但有兵而不可用，亦几于无可用的兵。到底陕西是多兵之地，种师道，姚古，又算那方面的世代将家，先后举兵入援。然亦不能抵抗。

    不得已，乃以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宋主尊金主为伯父；宋输金金五百万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段百万匹；以亲王宰相为质的条件成和。旋括京城内金二十万两，银四十万两，交给金兵。金兵才退去。这是1126年的事。此时宗翰还顿兵太原，听得这个消息，也差人来求赂。宋人说既已讲和，如何又来需索？不给。宗翰大怒。分兵攻破威胜军、隆德府。宋人以为背盟，遂诏三镇固守。又把金朝派来的使臣萧仲恭捉起来。这萧仲恭，是辽之国戚。急了，要想脱身之计。乃假说自己亦故国之思，能替宋朝招降耶律余睹。宋朝人信了他，给以蜡书。仲恭到燕山，便把蜡书献给宗望。于是宗望、宗翰，再分兵南下。此时太原已陷，两路兵都会于汴京。京城不守，1127年，徽、钦二宗及后妃、太子、宗室诸王等，遂一齐北狩。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

    此时只有哲宗的废后孟氏，因在母家，未被掳去。兵退之后，张邦昌乃让位，请她出来垂帘，立高宗为皇帝。即位于归德。

    高宗初即位时，用李纲为相，命宗泽留守汴京。二人都是主张恢复的。然而当时北方的情势，实在不易支持。于是罢李纲，而用汪伯彦、黄潜善。高宗南走扬州。这时候，宋使王师正请和于金，又暗中招谕汉人和契丹人，为金人所发觉。于是宗望、宗翰，会师濮州。遣兵南下。高宗逃到杭州。金人焚扬州而去。这是1129年的事。未几，金宗弼又率兵渡江。陷建康，自独松关入，陷杭州，高宗先已逃到明州。金兵进逼，又逃入海。金人以舟师入海追之三百里，不及，乃还。宗弼聚其掳掠所得，自平江北还。韩世忠邀击之于江中。相持凡四十八日，宗弼乃得渡。自此以后，金人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不再渡江，宋人乃得偏安江南。然而东南虽可偷安，西北又告紧急。当宗翰与宗望会师时，曾遣娄室分兵入陕西。宋人则以张俊为京湖川陕宣抚使。俊以金兵聚于淮上，出兵以图牵制。而宗弼渡江之后，亦到陕西参战。两军会战于富平，宋兵大败。陕西之地多陷。幸而张俊能任赵开以理财，又有吴玠、吴璘、刘子羽等名将，主持军事，总算把四川保全。

    这时候，宋人群盗满山。自1129年之后，金人不复南侵，乃得以其时平定内乱。而金人亦疲敝已极。于是立宋朝的叛臣刘豫于汴京，国号为齐，畀以河南、陕西之地。想借为缓冲，略得休息。而刘豫又起了野心，想要吞并江南。屡次借兵于金以入寇。又多败衄。至1137年，遂为金人所废。先两年，金太宗死了，熙宗继立。挞懒专权用事。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秦桧为御史大夫，上状于金人，请立赵氏之后。为金人所执。金太宗以赐挞懒。后来乘机逃归。倡言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天下才得太平。高宗用为宰相。至此，遣使于金，请将河南陕西之地相还。挞懒答应了。1138年，遂以其地来归。明年，挞懒以谋反伏诛。宗弼入政府。金朝的政局一变。和议遂废。宗弼和娄室，再分攻河南、陕西。此时宋朝的兵力，已较前此略强。而宗弼颇有轻敌之意。前锋至顺昌，为刘琦所败。岳飞亦自荆襄出兵，败金人于郾城。吴璘亦出兵收复陕西州郡。而秦桧主和议，召诸师班师。1160年，以下列的条件成和：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宋称臣于金，宋岁输金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

    宋南渡以后之兵，以韩、岳、张、刘为大。四人在历史上，都号称名将，而且都是我国民族的英雄。可惜刘光世死后，其兵忽然叛降伪齐，留下韩世忠、岳飞、张俊之兵，号为三宣抚司。秦桧与金言和，乃召三人论功，名义上虽各授以枢府，而实际上则罢其兵柄。未几，岳飞被害，韩世忠骑驴湖上，亦做了个闲散的军官了。于是诸军虽仍驻扎于外，而改号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直隶中央，各设总领，以司其饷项。

    和议成后八年，金熙宗被弑，海陵庶人立。先迁都于燕，后又迁都于汴。1160年，发大兵六十万人寇。才到采石，东京业已拥立世宗。海陵想尽驱其兵渡江，然后北还。仓猝间，为虞允文所败。改趋扬州，为其下所弑。金兵遂自行撤退。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是有志于恢复的。任张俊为两淮宣抚使。张俊使李显忠等北伐，大溃于符离。1165年，和议复成。宋主称金主为伯父。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地界则如前。

    金世宗时，是金朝的全盛时代。当海陵时，因其大营宫室，专事征伐，弄得境内群盗蜂起，世宗为图镇压起见，乃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夺民地以给之。于是女真人的村落，到处散布，中国人要图反抗更加不容易了。然而金朝的衰弱，亦起于此时，诸猛安、谋克人，都惟酒是务，“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的。既失其强悍之风，而又不能从事于生产，女真人就日趋没落了，然而还非宋人所能侮。

    宋孝宗亦以生时传位于光宗，光宗后李氏，与孝宗不睦；光宗又有疾，因此定省之礼多阙。群臣以为好题目，群起谏诤。人心因之颇为恐慌。1194年，孝宗崩。光宗因病不能出。丞相赵汝愚，乃因閤门使韩侂胄，请命于高宗的皇后吴氏，请其出来主持内禅之事，光宗遂传位于宁宗。宁宗立后，韩侂胄亦想专权，而为赵汝愚所压。乃将汝愚挤去。朱熹在经筵，论其不当。侂胄遂将朱熹一并排斥。此时道学的声势正盛，侂胄因此大为清议所不与。要想立大功以恢复名誉。当光宗御宇之日，亦即金章宗即位之年。章宗初年，北边仍岁叛乱，河南、山东，又颇有荒歉。附会韩侂胄的人，就张大其辞，说金势有可乘。韩侂胄信了他，暗中豫备。至1206年，遂下诏伐金。开战未几，到处皆败。襄阳、淮东西，失陷之处甚多。侂胄复阴持和议。金人复书，要斩侂胄之首。侂胄大怒，和议复绝。而宁宗的皇后杨氏，和侂胄有隙，使其兄次山和礼部侍郎史弥远密谋，诱杀侂胄，函首以畀金，和议乃成。岁币增为金银、绢三十万两、匹。时为1208年。明年，金章宗死，卫绍王立，而蒙古兵亦到塞外了。

    第七、宋的学术思想和文艺

    宋朝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其学术思想和文艺，都有和前人不同之处。

    天下事物极必反，有汉儒的泥古，就有魏晋人的讲玄学。有佛学的偏于出世，就有宋学的反之而为入世。

    宋学的巨子，当推周、程、张、朱。周子名敦颐，道州人。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大意，以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因其一动一静，而生五种物质，是为五行，再以此为原质，组成万物。人亦是万物之一，所以其性五端皆具。但其所受之质，不能无所偏胜，所以人之性，亦不能无所偏。当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张子名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他把宇宙万物，看成一汇。物的成毁，就是气的聚散。由聚而散，为气的消极作用，是为鬼。由散而聚，为气的积极作用，是为神。所以鬼神就在万物的本身，而幽明只是一理。气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相互之间，本有其好恶迎拒的。人亦气所组成，所以对于他物，亦有其好恶迎拒，此为物欲的根原。此等好恶，不必都能合理。所以张子分性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而说人当变化其气质。周、张二子所发明的，都是很精妙的一元论。

    二程所发明，则较近于实行方面。二程是弟兄。洛阳人，大程名颢，小程名颐，大程主“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小程则又提出格物，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名熹。他原籍婺源，而居于闽，所以周、程、张、朱之学，亦称为濂、洛、关、闽。朱子之学，是承小程之绪的。他读书极博，制行极谨严。对于宋代诸家之说，都有所批评，而能折衷去取，所以称为宋学的集大成。但同时有金溪陆九渊，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支离。他说心为物欲所蔽，则物理无从格起，所以主张先发人本心之明。大抵陆子之说，是为天分高，能直探本原的人说法的。朱子之说，则为天分平常，须积渐而致的人说法的。然正惟天分高，然后逐事检点不虑其忘却本原；亦惟天分平常，必先使他心有所主。所以清代的章学诚说朱陆是千古不能无的同异，亦是千古不可无的同异。以上所说，是宋学中最重要的几个人。

    此外在北宋时，还有邵雍，则其学主于术数。南宋时，张栻、吕祖谦和朱熹，同称乾淳三先生。祖谦喜讲史学。永嘉的陈傅良、叶适，永康的陈亮，都受其影响。其说较近于事功。讲宋学的人，不认为正宗。然实亦互相出入。宋学家反对释氏。他们说“释氏本心，吾徒本天”。而他们所谓天，就是理，所以其学称为理学，尊信其说的人，以为其说直接孔、孟；而孔、孟之道，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下来的，所以又称为道学。后来的考据家，则谓宋学的根原，是《先天》、《太极》两图；而此两图，都是出于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的，所以说宋学实出道家。又有因宋儒好谈心性，以为实是释氏变相的。然后一时代的学问，对于前一时代的学问，虽加反对，势不能不摄取其精华；而学问的渊源，和其后来的发展、成就，也并无多大的关系，往往有其源是一，其流则判然为两的。所以此等说，都无足计较。宋学总不失为一种独立而有特色的学术。

    清代的汉学家，对于宋学，排斥颇力。其实考据之学的根源，亦是从宋代来的。宋儒中如著《困学纪闻》的王应麟，著《日钞》的黄震，都是对于考据很有工夫的。所以宋朝人对于史学，亦很有成绩。自唐以后，正史必出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只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独撰，《新唐书》为修及宋祁所合撰。虽出两人之手，亦去独撰的不远。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于五代，为编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其事实的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

    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大盛。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事物，至此都做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犊，总是供人观览，而非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板。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抄本，得书尚觉艰难。至公元908年，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

    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活字板是宋代毕昇所创，事在仁宗庆历中（公元1041至1048年）其时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用铜制。

    第八、宋的制度和社会

    宋代的兵制和北宋以前学校选举之制，此前已讲过。今再补述其余的制度如下：

    宋代的制度，都是沿袭唐代的。其取之于民的，共分五项：一、为公田之赋。二、为民田之赋，这都是田税。三、为丁口之赋，是身税。四、为城郭之赋，是宅税和地税。五、为杂变之赋，亦谓之沿纳，是唐行两税之后，复于两税之外，折取他物，而后遂变为常赋的。凡此种种，其取之都用两税之法，于夏、秋分两次交纳。宋代病民的，不在于税而在于役。自王安石行青苗法后，元祐复行科差，绍圣再变为雇役。自后差雇两法并行。因欲行签差之法，必须调查人民的资产。其中责令人民自行填报的，谓之“手实”。由官派人查轧的，则谓之“推排”。卖买田产时，将物力簿同时改正的，则谓之“推割”。诸法都难得公平，又难于得实，总是厉民之政。在中国法律上，官和人民交易，亦同人民和人民交易一样，谓之“和”。所以和籴及和买，本应确守私法上的原则。然而其后，都有短给和迟给的，甚或竟不给钱，而所籴所买，遂变为赋税。这亦是厉民之政。

    两税以外的赋税，都起于唐中叶以后。因其时藩镇擅土，中央的收入减少，不得不求之于此。宋代养兵太多，遂沿而未改。其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其法起于唐之刘晏。借民制盐，而免其摇役，谓之灶户，亦称亭户。在刘晏时，还是行就场征税之法。一税之后，任其所之。后来渐变为官卖，又或招商承买，则谓之通商。茶法，亦起于唐中叶之后。制茶的人，谓之园户。岁输定额的茶，以代赋税。其余悉数由官收买。官买茶的价钱，都是先给的，谓之“本钱”。于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设立榷货务六处。除淮南十三场外，其余的茶，都运到这六榷货务，由官发卖。酒：州郡都置务官酿。县、镇、乡、闾，则听民酿而收其税。坑冶：官办的置监、冶、场、务等机关，民办的，则按一定分数，“中卖”于官。商税，起于唐代的藩镇，而宋因之。州县各置收税的机关，名之为务。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过税取百分之二，住税取百分之三。所税的物品和其税额，各处并不一律。照例都应得榜示出来，然而实际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后，能否确实遵守，就很难言之了。这实在也是厉民之政，和清代的厘金无异。宋代还有一种借官卖以省漕运的办法，是为“入边”和“入中”。

    其法：令商人入刍粟于边，或入现钱及金帛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钞，令其到指定的地方，支取货物。其初只解池的盐，用此办法，为陕西沿边之备。后来东南茶盐和榷货务的缗钱，都许商人指射，谓之三说。更益以犀、象、香药，则谓之四说。在实物经济时代，运输货物，本是件最困难的事。如此，既省行政上的麻烦，又省转运时的弊窦，本是个好法子。但官吏和商人，通同作弊，把商人所入的刍粟，高抬其价，谓之“虚估”，而官物遂不免虚耗。

    又且入刍粟的土人，并不会做盐茶等卖买，得钞都是卖给商人或京师的交引铺，他们都要抑勒钞价，实际入刍粟的并无利益，群情遂不踊跃，边备仍不充实。后来乃令商人专以现钱买茶，官亦以现钱买刍粟。于是茶不为边备所需，而通商之议起。通商之议既起，乃停给茶户本钱，但计向者所得的息钱，取之茶户，而听其与商人卖买。到蔡京出来，又变茶法。由官制长引、短引，卖给商人。商人有此引的，即许其向茶户买茶。如此，便只是一种买茶的许可证了。后来淮浙之盐，亦用此法，为后世所沿袭。南渡之后，地方削小，而费用增广。盐茶等利，较北宋都有所增加。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板帐钱等。系将各种杂税，或某种赋税上增取之数，以及其他不正当的收入，凑起来的。其厉民更甚。

    宋代的人民是很为困苦的。因为唐中叶以后，武人擅土，苛税繁兴，又好用其亲信做地方官或税收官吏之故。宋兴，此等苛税，多所捐除，然而仍不能尽。至于豪强兼并，则自天宝以来，本未有抑强扶弱的政令；加以长期的扰乱，自然更为利害了。所以宋代的平民，其受剥削特甚。当时民间借贷，自春徂秋，出息逾倍。而且各种东西，都可以取去抵债。折算之间，穷人自然格外吃亏了。当时司马光上疏，诉说农民的疾苦，曾有这几句话：

    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更有何可生之路耳。

    可谓哀切极了。王安石所以要推行青苗法，其主意，就是为防止民间的高利贷。然而以官吏办借贷之事，总是无以善其后的。所以其法亦不能行。在宋代，得人民自助之意，可以补助行政的，有两件事：其一、是社仓。社仓之法，创于朱子。其以社为范围，俾人民易受其益，而且易于感觉兴味，便于管理监督，和义仓之法同。而在平时可兼营借贷，则又得青苗法之意。其一、是义役。义役是南宋时起于处州的松阳县的。因为役事不能分割，所以负担不得平均。乃由众出田谷，以助应役之家。此两法若能推行尽利，确于人民很有益处，而惜乎其都未能。南渡之后，两浙腴田，多落势家之手，收租很重。末年，贾似道当国，乃把贱价强买为官田，即以私租为税额。田主固然破家者众，而私租额重而纳轻，官租额重而纳重，农民的受害更深。南宋亡后，虽其厉民之政，亦成过去。然而江南田租之重，则迄未尝改。明太祖下平江。恶其民为张士诚守，又即以私租为官赋。江南田赋之重，就甲于天下。后来虽屡经减削，直到现在，重于他处，还是倍蓰不止。兼并之为祸，可以谓之烈了。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之论。这固然也有好处，然而容易失之迂阔，亦容易流于过刻。而好名而激于意气，则又容易流为党争。自辽人强盛以来，而金，而元，相继兴起，宋人迭受外力的压迫，其心理亦易流于偏狭。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这固然足以表示正义，而且也是民族性应有的表现。然而不察事势，好为高论，有时亦足以偾事。而此等风气既成之后，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实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则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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