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建立及其统一中原的战争
960年春，后周的禁军统帅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被众兵士“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国号为宋，定都开封。此即“陈桥兵变”。赵匡胤即宋太祖，而他所建立的宋朝史称“北宋”。北宋建立之时，外部环境十分恶劣，北有强大的辽及其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林立着后蜀、南平、楚、吴越、南唐、南汉和闽等诸多割据政权；其内部形势也不容乐观，有心怀不轨的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之流。面对这样的局面，宋太祖用了三年时间平息了内部的叛乱，巩固了其在中原的统治，然后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
963年正月，宋太祖出兵湖南，开始了他的统一征程。他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先后灭掉了楚、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祖曾三次发兵北汉，但都未获得成功。976年10月，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太宗继续着太祖未完成的统一大业。978年先后征服漳泉（闽）与吴越，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同时他用了三年的时间进攻北汉，并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迫使北汉归降。至此，除了北方辽控制下的燕蓟十六州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和西南的吐蕃、大理之外，宋朝将原“五代十国”重新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内。中国从“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得以结束，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建立。
北宋中央集权的加强
“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给宋初统治者以警惕，他们思考着怎样才能使自己建立的宋王朝长期而稳定地统治下去。对于中唐以来分裂割据、战乱不断的根源，宋初宰相赵普认为是“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举措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首先，加强中央的军事权。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发动兵变夺得的帝位，他深知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即位之初，一些禁军将领所拥有的强大的兵权令他深感不安。为了防止陈桥兵变的重演，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设酒宴请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禁军将领。酒酣处，“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将听完，“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从而把军队的最高统帅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同时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改革。他淘汰了禁军中的残弱者，并命令各地长吏将本地的精兵选出来，用于补充中央禁军。这一措施使得各地精锐尽入中央，地方再也没有与中央对抗的优势兵力。改革禁军的措施之二是禁军不再设最高统帅，改由“三衙”，又称“三司”（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领。同时设置枢密院，统管全国军政。“三衙”长官统称为“三帅”，由皇帝任命，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有领兵权而无调兵权和发兵权。枢密院则恰恰相反，“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这样，“三衙”和枢密院相互独立，互不统属且相互制约，从而有利于皇帝的直接控制。
除了领兵权与发兵权相分离外，宋朝还对禁军实行“更戍法”。即不断更换士兵的戍守地点，通常每三年更换一次，但将领并不随之调动。从而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这些举措虽然消除了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威胁中央的可能，但也为后来宋朝对外战争的连连失利埋下了伏笔。在兵力的布置上，宋朝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即禁军的一半戍守京师，另一半戍守全国各地，造成了一个“强干弱枝”的局面。
其次，加强中央的行政权。宋以前，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极大。宋太祖即位后，大大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他把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中书为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这就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稍后，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逐渐使其地位和职权与宰相相近，以分割宰相的行政权。此外，设三司统管全国财政。这样，宰相、枢密院、三司共同对皇帝负责，相权所剩无几。地方官吏的权力也大为削弱，宋太祖规定各州郡长官只负责本州事务，而其“支郡”（节度使所管辖的除其驻地以外的州郡）归中央管辖。朝廷选派文臣担任该地区的知州、知县。随后，建隆四年（963），在知州之外又设“通判”，用来监督牵制知州。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的发展日益成熟，已成为统治者笼络人才、巩固统治的一项重要举措。宋朝在继续推行科举制度的同时，又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完善。宋朝大大增加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太祖在位时，共开榜15次，取进士188人。到太宗时，开榜仅8次，共取进士1487人。不仅如此，录取者的待遇较之以前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避免徇私舞弊的现象，北宋创立了“糊名”、“誊录”制度，使科举考试更加公平、公正。为了杜绝官员们通过科举考试结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宋太祖后期，举人通过“省试”后还必须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新中的举人就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那些主考官的门生。
宋朝还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官”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职”指文官的荣誉头衔，并无实际职务；“差遣”则指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这一制度的实行，一方面有利于统治者选拔贤能人才身居要职，维护中央的选拔管理权，但另一方面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和官僚队伍的迅速膨胀。
最后，加强中央的财政权。自中唐以来，地方财政大权几乎都由方镇把守，他们把收缴的财富一大部分供自己享用，只向朝廷供奉其中的一小部分。宋太祖即位后，着力改变这种状况。他下令规定：各地所收的财赋留一部分充当地方政府的必要开支，其余的悉数上交中央，不得私自留用。宋初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司即“漕臣”，掌管地方的财政收入并监察地方的管理，以保证地方对中央的足额上供。同时设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提举常平司分管地方的司法、军事以及生产等事务。此外还禁止地方政府互通贸易，经商获利。
宋初所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巩固统一、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显露，给宋朝带来严重的统治危机。
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变法
宋初实行“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即：允许土地买卖，不限制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数量。这一政策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并且成为北宋社会矛盾的根源。北宋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是极为沉重的，宋朝在沿用唐朝两税法的同时，还采用了“支移”和“折变”的苛法。“支移”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强迫农民把所要缴纳的税粮送往他处，途中所需费用自付；“折变”是指官府借口需要将征收之物换成其他的物品征收。不仅如此，宋朝的农民还要缴纳丁口税，服劳役。
繁重的苛捐杂税再加上对外战争的失利，迫使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993年有王小波、李顺义起义，他们不但建立了农民政权，还发行了“应允元宝”和“应运通宝”两种货币，1430年有山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和湖南的瑶民起义。1407年又爆发了河北的王则起义。这些起义虽先后都遭到镇压，但极大地震撼了北宋的统治者。
北宋中期社会问题严重的另一个表现是“三冗”和“两积”，即：冗兵、冗官、冗费和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宋朝为了应对严重的边患，军队数量猛增，从太祖时期的20万增至仁宗时期的140多万。军队数量虽多，但素质很低，战斗力十分低下，是为“冗兵”。官、职、差遣相分离的制度致使宋朝官僚机构重置，官僚队伍膨胀。再加上科举取士的增加及恩荫制度造成宋朝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吏泛滥，出现“冗官”现象。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吏的俸禄再加上每年要向辽、西夏缴纳的钱物，使宋朝的财政出现危机。国库从略有盈余到收支相抵再到财政赤字，是为“冗费”。“三冗”使北宋社会呈现积贫、积弱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变法，进行改革。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1.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范、富二人联名上书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陈述改革的意义及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和加强军备。“庆历新政”的重中之重放在了整顿吏治上，改革者希望通过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达到克服统治危机、稳定封建统治的目的。
新政的推行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1045年初，范、富、韩等人相继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庆历新政”没能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北宋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局势下，王安石带着他的变法思想和变法举措登上了历史舞台。
2.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呼声由来已久。早在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就曾上书宋仁宗要求变法，但未被采纳。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很想有番作为以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力排众议，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1069年，王安石开始逐步颁行新法，并推向全国。新法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富国”、“强兵”、“育才”。“富国”方面的举措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和免行法。“强兵”方面的举措有：保甲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和将兵法。“育才”方面的举措有：改革科举制度，对太学实行“三舍法”和编纂并颁行《三经新义》。由于王安石变法是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因此又叫做“熙宁新法”。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其中的一些举措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如青苗、募役等法，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农田水利法也促进了宋朝农业的发展。强兵方面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总之，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使北宋的国力有所增强。
然而王安石变法并非一帆风顺。他所推行的新法沉重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一些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再加上后期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新法的推行更加困难。但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并未中断，然而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改元元，由反对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把持朝政。高太后很快任用司马光入朝执政，逐步废除新法，并将变法人士相继排挤出中央政府。史称“元祐更化”。
1093年，哲宗亲政，改元“绍圣”。他一方面重新启用原变法官员，另一方面沉重打击守旧大臣，史称“哲宗绍述”。但哲宗的举措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仍不失为中国11世纪的一次伟大改革。
北宋的灭亡与南宋的建立
宋王朝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称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因为在它周边先后建立起来的辽和西夏同宋形成鼎立之势。北宋与辽、西夏都发生过多次战争，但相互之间也有和平共处之时。不论战与合，都对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太祖建宋之初制定的“先南后北”的政策也包括了对辽所占领的燕蓟地区的征服。然而他还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就已驾鹤西去，收复燕蓟的重任就落在了其继任者太宗的肩上。979年，北汉降。太宗认为此时是收复燕蓟十六州的最佳时机，于是御驾亲征，趁胜北伐。战初还比较顺利，但在进攻幽州（今属北京）时受阻，久攻未克。太平兴国四年（979）七月，辽军在高粱河大败宋军，就连御驾亲征的宋太宗也负箭逃命，宋军损失十分惨重。高粱河之战后，辽又数次南下，但未能最终占据上风，双方相持不下。
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12岁的辽圣宗即位，由萧太后执掌实际权利。太宗认为此时辽政局不稳，正是收回燕蓟地区的有利时机。于是雍熙三年（986）春命宋军兵分三路向辽进发，结果再次惨败。史称“雍熙北伐”。两次对辽战争的失败，使太宗放弃了收复燕蓟十六州的计划，逐渐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对辽只作消极的防御。
宋对辽的消极态度使辽的气焰更加嚣张，辽军多次南下大败宋军。1004年，辽军进逼州。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御驾亲征，使宋军士气大振。宋辽双方相持不下，最终议和。合约规定：宋辽疆界不变，两国为兄弟之国，但宋每年向辽缴纳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成为岁币，史称“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宋朝用屈辱换来的和平，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宋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早在唐朝时就与中原王朝有联系，其“李”姓乃唐太宗所赐。982年，李继捧朝见宋太宗，向宋献出夏、银、静等州，并携眷留居开封，以示其归顺之心。他这一举动遭到其族弟李继迁的反对，李继迁转而向辽称臣，被封为夏国王。宋真宗时，李继迁遣使求和。1004年，其子李德明即位，臣服于宋、辽两国。1031年，李元昊即位。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都兴庆府（今属宁夏），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元昊称帝后不断向宋发动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1044年，双方订立合约，李元昊取消帝号，在名义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1.5万公斤，称岁赐。并在沿边重开榷场进行贸易。此后宋夏两国虽仍有战争，但总的来说是以和为主。和平期间，两国的经济文化也都得到了发展。
当宋朝的统治者在应对不断加深的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时，另一个少数民族势力——女真族悄然崛起。女真族原名黑水，居住在黑龙江一带。唐朝时，隶属于渤海国，辽建立后，臣服于辽。辽为了方便统治把一部分女真人迁到辽阳以南过定居生活，他们被称为“熟女真”。其他的仍生活在原处继续过着渔猎生活，被称为“生女真”。10世纪时，生女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都会宁（今属黑龙江），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大金。
当女真的势力逐渐强大时，北宋却迎来了它统治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1100年正月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他擅长书法丹青，喜爱古玩花石，对音乐也有颇高的鉴赏力，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成为他治国的才能。他身边的一些奸佞之辈便投其所好，使徽宗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政事。当时，最为奸佞的有六人：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号称“六贼”。
蔡京为相长达17年之久，倡导“丰亨豫大”，使宋徽宗生活在极度的奢侈中。崇宁元年（1102）徽宗命童贯在苏杭设立造作局，专门为其打造一些奢侈品。崇宁四年（1105）徽宗又命朱勔在苏州设立应缝局，专门搜罗东南地区的奇花异石，然后运回开封。这种专门运送花石的船队，每十条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花石纲危害百姓二十年，致使民不聊生，民怨四起。北宋末年先后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两次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却使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当金逐渐强大时，开始进行抗辽斗争。1120年，金、宋两国签订了“海上之盟”，商定共同攻辽。盟约规定：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属内蒙古），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属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属山西）。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则答应将燕蓟还于宋。1125年，金灭辽。辽灭亡后，金不但没能兑现自己签订“海上之盟”时的承诺，反而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北宋。1126年，金军直逼开封城下，宋徽宗忙将皇位传于太子赵桓，自己却逃亡到南方。桓为宋钦宗，改元靖康。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虏获徽、钦二帝及后妃、大臣、宗亲等3000余人北撤，同时带走了大量珍宝，如浑天仪、皇室礼器、针灸铜人等。北宋就此灭亡，史称“靖康之难”或“靖康之变”。
金军在撤离开封以前，册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但遭到北宋旧臣的极力反对，被迫退位。1127年5月，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属河南）即位，改元建炎，后又迁都临安（今属浙江）。这个重建的宋王朝史称南宋，赵构即宋高宗。
南宋基本上延续了北宋后期吏治腐败的局面。高宗时，有秦桧专权，秦桧独相17年。在此期间，他打击政敌、排除异己，扶持自己的亲党势力。在对金的态度上，他与宋高宗狼狈为奸，向金乞和，迫害主战将领。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高宗在朝臣的舆论压力之下，罢黜了一批秦桧的亲党，同时也平反了一些冤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宋的吏治状况。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宋孝宗在位27年，是南宋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吸取秦桧专权的教训，采取措施限制了宰相的权力。同时为岳飞平反，并启用一些坚持抗金的大臣。虽然孝宗的举措使北宋社会较之以前有起色，但他的北伐还是以失败告终。孝宗以后，南宋政局一片混乱。先后有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专权。另一方面，民间的起义此起彼伏。冲击着南宋一直都不稳固的统治。
南宋与金的对峙
宋高宗即位之初，任用李纲为相，摆出一副抗金的姿态。然而不久，他就逐渐倒向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向金乞和，李纲随即被罢免。1128年，金军南下攻宋，宋高宗逃到海上，金军追踪失利，被迫北撤。在经建康（今属江苏）附近的黄天荡时，遭遇韩世忠部水师的阻击，双方相持40余天，金军才最终得以撤归。1140年，完颜宗弼再次大举南侵，南宋军民奋起反抗，先后有刘琦指挥的“八字军”取得“顺昌之役”的胜利和岳家军取得的郾城大捷。正当形势对宋朝十分有利之时，宋高宗却仍坚持向金妥协的政策，下令撤兵。岳飞被迫班师回朝，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1141年宋金两国签订“绍兴议和”，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宋每年向金输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今属陕西）为界，并割让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的大半给金。
孝宗即位后发动北伐，然又遭失败。1164年，宋、金两国再次签订合约，内容为：宋、金两国的关系由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每年宋向金输银20万两，绢20万匹，两国疆界不变，史称“隆兴议和”。与“绍兴议和”相比，在“隆兴议和”中，宋的地位有所提高。
“隆兴议和”之后，宋、金之间保持和平40余年。到了宁宗朝，权臣韩侂胄又积极谋划北伐。开禧二年（1206）北伐开始，最后的结局仍是失败。嘉定元年（1208）宋、金再次重订合约：宋金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增至银30万两，绢30万匹，另付给金军“犒军费”300万两，史称“嘉定议和”。当宋、金两国不断开战时，蒙古族在漠北草原迅速崛起壮大，并开始南侵。1234年宋蒙联军攻破蔡州，金朝灭亡。
经济发展
两宋在政治上虽然软弱可欺，但经济却高度发达，令许多史学家称奇。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在两宋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在两宋时期，中国最终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基调。
1.农业
经过了五代十国的动乱，北宋基本上统一了中国。虽然宋与辽、西夏、金等之间都有战争，但总的来说政治还较为稳定，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北宋年间，宋朝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13万户增至宋仁宗天圣年间的1000多万户，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则达到了一个顶峰——2026万户。南宋时期由于战乱，人口相对北宋有所减少。但从整体上来看大体与北宋中期相当，并无人口锐减的迹象。宋朝人口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在经济重心彻底南移以后，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等地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了北方地区，甚至已超过了京畿地区。
人口的增长势必造成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耕地面积的增加。北宋初期，由于年年战乱，土地荒芜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巩固统治，增加税收，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流民，刺激垦荒。966年，宋太祖颁布《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994年，太宗又下诏规定：“凡州县矿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政府的鼓励性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朝的耕地面积最多时是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达到了5.25亿亩。但由于宋朝土地隐漏现象严重，许多学者认为宋朝的实际耕地面积比5.25亿亩这个数字要大得多。
宋朝农具的改进与耕作技术的完善与其大力垦荒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会有不断的改进和创新。水车是一种灌溉用的运水器，宋之前较为少见，甚至在唐朝，关乎水车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到了宋朝，水车已经非常普及。除了有人力运转的龙骨车，还出现了借水力运转的筒车。水车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农民抵御旱灾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作物的丰收。
在王桢的《农书》里记载着一种宋朝农民创造的水田农具——秧马。秧马的形状像只小船，农民骑在上面用两腿在泥中撑行，插秧时既省时又省力，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曲辕犁在唐朝就有使用，到了宋朝更为普及。它是将以前的直长辕改为短曲辕，故称曲辕犁。它的特点是轻便、灵活、省力，深受广大农民的喜爱。曲辕犁在形状和功能上都跟现在的犁相似，是我国古代农民的一大杰出贡献。此外，宋朝还有平整农具耖，整地农具踏犁、耥，中耕农具耘爪，收割农具推镰等农具。
在耕作技术上，宋朝人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地形、水土等条件选择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推广种植占城稻。占城稻原产越南，具有耐旱、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1012年，江淮、两浙遭遇旱灾，宋真宗下令让当地农民试种占城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占城稻在江淮、两浙地区迅速推广。随着占城稻的推广，农民把它与当地的稻种相搭配结合，逐渐培育并推广双季稻和三季稻。在施肥上，宋人不仅用人畜粪便做肥料，还以河泥为肥，并且懂得适时适量地施肥。这一切措施都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特别是在长江下游地区，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大量地销往外地。于是“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便广为流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且自然灾害频发，因此农田水利的兴修在历朝历代都很受统治者的重视，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宋大诏令集》中记载：“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由此足见宋朝统治者对农田水利事业的关注。北宋时，政府对北方的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做了修缮，如至道年间修关中的郑、白二渠，使灌溉面积达到一万多公顷。此外，宋太宗还命人在雄、莫、霸、沧等州修筑堤堰，引水溉田，使大面积的旱田变成了水田。宋神宗时，在福建莆田修建了木兰陂，可以算作是北宋水利兴修的一个代表。木兰陂不但能蓄水，而且具有抵御海潮的功能。它的修建使受益农田达到万余顷，粮食增产颇多。
宋朝的农田水利工程虽然主要是为了解决灌溉问题，但也不乏其他类型。江南地区雨量充沛，但有些地区地势较低，雨水聚集便形成沼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宋朝统治者便以太湖流域为中心，挖出许多排水沟渠，逐渐形成了一个水田灌溉网，使许多的沼泽地不但能种粮产粮，而且产量还相当高。也就在那时，江南的苏州、常州、湖州等地成了宋朝著名的粮仓。
宋朝农作物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茶叶、甘蔗、蚕桑、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茶原产于云南，到宋朝时茶已经成了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两宋时期，茶叶的种植面积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增加，福建、浙江、四川、云南、安徽、湖北都广植茶树。宋朝的茶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多，著名的有：四川的蒙顶茶、湖州的紫笋茶、绍兴的日铸茶等。宋朝统治者还在产茶区设立官茶园，征收茶税。茶税在当时成为国家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甘蔗原产中国，起初人们主要是生食，到了隋唐人们开始用甘蔗制糖。随着制糖业的兴起，宋朝的甘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福建、浙江四明（今属浙江）、番禺（今属广东）以及四川的广汉、遂宁等地都以产甘蔗著名，其中以遂宁为最。
桑蚕业在宋朝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在产桑之地，宋政府禁止砍伐桑树，若有违反者，酌情处理，最重可至死刑，于是许多地方官员鼓励百姓广植蚕桑。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在襄城上任时“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罪，民益赖幕，后呼为‘著作林’”。除了以上的经济作物外，宋朝的果树和花卉种植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柑橘、荔枝、香蕉；牡丹、菊花、芍药等有广泛的种植，大大丰富了宋人的日常生活。
2.纺织业
宋朝纺织业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供应皇室和国家的需要，宋朝政府在许多产地都设置了丝织作坊，其中规模最大的是967年冬在汴京设立的绫锦院。绫锦院规模最大时有工匠千余人，织机400余张，主要出产锦、罗、绫等高级丝织品，专供皇家服饰之用。
1104年，宋徽宗又设文绣院，有绣工300多人。皇城北边还有一个后苑作坊，作坊内分有缂丝作、织罗作、绣作、染作、绦作等部门，专门生产皇室衣物以及皇室婚嫁所需之物。除了中央政府设立的丝织作坊外，宋朝还有许多地方政府建造的作坊。最为出名的应属1083年建立的成都机院，主要出产四种蜀锦：土贡锦、官告锦、臣僚衣天子锦和广西锦。
宋朝不仅官方丝织作坊遍布全国各地，民间的纺织业水平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北方主要是河北路和京东路；南方则有成都府、梓州（今属四川）、两浙地区，出现了南北并进之势。据记载，宋朝在1050年左右，政府的绢帛丝绵收入为8745535匹，到了108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45万匹，为唐朝最高纪录的三倍多，足以说明宋朝纺织业生产规模之大。
宋朝纺织业发展的表现之二是丝织工艺的提高。在宋朝，丝织品仍然是纺织品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宋朝政府征收赋税的十种布帛中有八种是丝织品。在当时，蜀锦和“东绢”（出产于京东路的绢）并列为天下第一，极负盛名。宋朝的丝织品有“细、密、轻薄”的特点。单州成武县的纱“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若雾”。陆游对亳州轻纱则叹道：“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明朝文震哼等人则评论：“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由此可见宋朝丝织工艺的高超。
宋朝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工艺——缂丝。缂丝大体分为花、素两种，但因各地的织法不同又种类繁多。明朝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向我们展现了宋朝缂丝工艺水平高超的程度：“宋人缂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割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亦如宋绣有极工巧者，元刻迥不如宋也。”
宋朝纺织业发展的表现之三是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工艺的发展。入宋以来，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种棉者逐渐增多，后又发展到江浙地区。彭乘的《墨客挥犀》中说道：“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至千株者。”宋人赵汝适在《诸番志》中也记载道：“吉贝，数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半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厚者谓之兜罗锦，次曰木棉，又次之曰吉布。”1975年，浙江兰溪出土了一条长2.51米，宽1.16米的棉毯，成为宋朝棉纺业发展的有力实证。
3.制瓷业
一说起瓷器，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景德镇。然而，在宋朝除了景德镇，还有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和龙泉窑这五大名窑。汝窑窑址位于今河南汝州市，所产瓷器均为宫廷使用，市场几乎不见。汝瓷的土质细腻，釉中含有微量的玛瑙末，致使产出的瓷有特殊的色泽。主要有天青、豆青、虾青、葱绿、天蓝等色。尤以天青色最为珍贵，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誉。在烧制工艺上，用满釉支烧的方法烧成支丁痕。故汝瓷有“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丁釉满足”的特点。汝窑烧制的时间极短，仅为二十年左右，因此传世的极少，件件汝瓷都弥足珍贵。在当时民间就流传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件”的说法，而今全世界尚存的汝瓷不到七十件。
官窑，宋徽宗政和年间设立，最初在开封，南宋时迁往杭州。因此有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生产品主要用于宫廷的生活和陈设。北宋时，官瓷有淡青、粉青、灰青等色调，而以粉青为尊。釉的开片细纹好似蟹爪。南宋在沿袭北宋风俗的同时，又有所创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紫口铁足”，即所产瓷器的口沿处呈现灰紫色，底部呈黑褐色或深灰色。
定窑窑址在定州，在今河北丹阳境内。定瓷以白色瓷为主，另有红、黑等色，但宋人甚喜红。苏轼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瓷的绚丽。定瓷产品主要用于宫廷的贡品，但生产规模较大，品种多。在纹饰上，有画花、刻花、印花等工艺。孩儿枕是该窑的名品之一。南宋之后，定窑发展大不如前。
钧窑又称均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县一带。由于烧制钧瓷的釉土中含有微量的铜铁元素，出产的钧瓷绚丽多彩。有天青、天蓝、海棠红、胭脂红、火焰红等诸多的颜色。烧制时形成的“蚯蚓走泥纹”更是堪称一绝。由于钧瓷在宋朝是皇室专用瓷，数量和样式都受到及其严格的控制，因此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
龙泉窑又称哥弟窑，位于浙江龙泉县。极盛于北宋后期和南宋，产品多出口。相传该窑由章氏两兄弟共同主持，兄主持的称为哥窑，而弟主持的称弟窑。哥窑出产的瓷器釉质莹润，表面布满裂纹，有术语称“冰裂纹”，又叫做“金丝铁线”。弟窑却无此种瓷器产出。
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真宗景德年间，在昌南设官窑。此处官窑所产瓷器底部都要注明“景德年制”的字样，故昌南镇更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洁白细密，白中透青，有“影青”的美名。宋人彭汝励在《送许屯田》中大赞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景德镇瓷吸收了定窑的刻花技术，在所刻花纹上涂上青白釉，这一技术在明清发展到极致，出现了誉满天下的青花瓷。
除了以上六大名窑外，耀州窑、磁州窑、余杭窑等也都是宋朝重要的产瓷地。
4.冶矿业
宋朝的冶矿业与前代相比又有一个大的飞跃。金银铜铁等各种矿品的产量都比唐朝有了很大的增长。宋朝在产量大的矿区都设有矿监，委派官吏，对其进行直接的管理。宋初设置的冶矿务有200所左右，到了宋英宗时期增加到了270余所。这一数字比唐朝高了近百。到宋神宗时期，承包制得到发展，大大推动了宋朝冶矿业的发展。宋朝冶矿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煤炭开采业的发展煤炭的采掘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据顾炎武推测，两汉时中国人就已经开始采掘煤了。到了宋朝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规模上较之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煤炭采掘主要集中在北方，“今西北处处有之”，而最多的地区则集中在河北、陕西、河东（今属山西），其中又以河东最多。在河东“地塞民贫，仰碳为生”。由于北方地区煤炭丰富，当地人除了家用外，还把它当做一种商品出售。又因煤炭“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贱于木”，在许多手工业中也使用煤炭。宋仁宗时，在河东路铸造铁钱就使用煤炭。用煤炭冶铁，所产铁品质优良，有苏轼的诗为证：“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冶铁业的发展中国的冶铁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到宋朝，冶铁水平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仅规模扩大，品种繁多，而且出现了新的锻造方法。北宋的冶铁业主要集中在北方，有两大产铁中心：兖州莱芜监和徐州利国监。莱芜监从秦汉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产铁区。徐州利国监是宋朝新兴起的产铁中心，最初叫做邱冶务。经过30年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8冶发展为30冶。铁产量巨大，年均约可达50万斤。铁产量的增加使朝廷的铁课量也逐年增加。从宋太宗末年的5748000斤增长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的8241001斤，虽然在宋神宗时期有所减少，但仍是唐朝铁课数额的近3倍。
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铁器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兵器、铁制农具、铁制生活用品无所不有。在锻造技术上，宋朝人民除了将前代的一些锻造技艺进行推广，还有了新的创造——淋铜钢。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进步，宋人将钢运用于农具的制作，有力地推动了宋朝农业生产的发展。
冶铜业的发展铜在封建社会是用来铸造货币的，因此铜的开采与生产受到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北宋时期，铜的生产主要集中在南方，以韶州岑水场、潭州浏阳县永兴场和信州千山场最为有名。宋朝冶铜业的发展可以从铜税收入的增长得以明显的展现。从宋太宗至道末年到宋神宗元丰元年，除了宋真宗时期有所下降外，其他都逐朝递增。特别是宋神宗时期收入达14605959斤，是宋太宗至道末年4122000斤的3倍多，唐宪宗元和年间266000斤的数十倍。其他的矿业如金、银、铅、锡等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
宋以前，官府对商业还有严格的管制，即限制市场贸易的时间和地点。唐朝时，城市中的居民区称作“坊”、商业区称作“市”，坊与市之间有围墙隔离。官府在市驻有士兵，对商业活动进行严格的监视，并限制市的开放时间。到了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限制逐渐被打破。人们进行商业活动不再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是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进行。市与坊之间的界限也逐渐被打破，由于市场的解放，宋朝出现了专门的商业街，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
1.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宋朝城市商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商行”的增多。商行是由一批同行的商人组织成立的一种机构。参加商行的商户称作“行户”，他们的头领叫做“行头”。行头的主要职责是协调行内事务，并代表行内商户同官府进行事务协商。宋朝商行的种类非常多，简直是无所不包，有纱行、果子行、肉行、药行、花团、金银市、丝锦市、裁缝作……由于地区不同，对“行”的称呼也不尽相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据记载，到南宋时，商行已达414个。
宋朝城郊地区存在着一种定期开放的集市，称草市，有的地方称其为墟市。它是连接城乡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纽带。草市定期开放，两次开放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依当地的经济贸易状况而定。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草市逐渐出现了坐商的商铺。当这种商铺逐渐增多时，草市也逐渐演变成了镇市。镇是一种新型的行政单位，与城市不同，主要是由于商业的发展而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许多镇的发达程度超过了其所在的州县，当时民间就有“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诸如此类的俗语。
由于城市、镇、乡村集市的发展，宋朝逐渐出现了经济网，并出现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主要有以开封为中心的北方经济中心，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经济中心，以成都、梓州为中心的蜀地经济中心和以太原为中心的西北经济中心。
2.货币
宋朝货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多元化，不仅有铜铁、金银货币，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铜钱是宋朝的主要流通货币，因此封建政府牢牢把握着铜币的铸造权。为保证铜钱的质量，宋政府规定，流通中的铜钱“每千钱需重四斤”，还下令将在民间使用的劣质铜币上交给国家。北宋政府的铸钱量相当庞大，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达到顶峰，为506万贯。尽管北宋政府铸造数量如此巨大的铜币，北宋却出现了“钱荒”。主要原因有三：一、大量的铜钱被人们储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二、宋朝对外贸易致使大量的铜钱外流；三、当时的人们为获高利，销熔铜钱以制铜器。
铁钱原流通于五代十国的后蜀、南唐等国。宋统一南方后，下令禁止铁钱的流通。但宋仁宗时，因与西夏开战，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宋政府在陕西、河东两路发行铁钱。于是，这两个地区就成了铜钱、铁钱共同流通的地区。金银并不是宋朝的主要流通货币，但用途较广且流通量日益增加。在宋朝，金银不但用于制作首饰、奢侈品以及作为一种财富被储藏起来，而且广泛地用于皇帝对大臣的赏赐；官员之间的馈赠、行贿以及对个别商品的征税，也需缴纳金银。到了南宋后期，白银作为货币的情况大为增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白银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奠定了基础。
在宋朝，川陕路的经济特别发达，仅次于两浙而优于其他诸路。川陕境内流通的货币是铁钱，铁钱质量大价值小。在当时，65斤铁钱的价值只相当于5斤铜钱的价值，它的这种缺陷与当地发达的经济状况极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便应运而生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成都的16户商人、富豪“连保作交子”。商户们先缴纳铁钱领取等值的交子，但需“每贯剥落三十文”作为制作交子的费用。商人到异地进行商贸活动时，可持交子到指定的地方换取铁钱。这就使商户们在外出经商时，不用再随身携带大量的铁钱，因此交子深受商人的喜爱，迅速在川陕地区流行开来。1023年，开始了官办交子。宋神宗熙宁年间，宋夏开战，宋政府打算扩大交子的使用范围，但遭失败。徽宗时，改称交子为钱引。南宋时期，铜钱日益减少，纸币的流通范围和发行量较之北宋都大为增加。有流通于东南诸路的东南会子（南宋末年，又改钱引为会子），流通于京西、京湖的湖北会子也称为湖广会子，以及淮南地区的两淮会子，也叫“淮交”。
海外贸易
宋朝经济的繁荣不仅在国内经济上有充分的体现，而且表现在它的对外贸易上。由于宋朝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再加上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宋朝海外贸易成了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来，陆路贸易频繁发达。随后虽然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一直无法与陆路贸易媲美。可到了宋朝，中国的海外贸易却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原因主要为宋朝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一个国家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与频繁，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支撑。只有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才会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宋朝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长足发展无疑促进了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
在经济重心南移以后，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成了海外贸易的产品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一些进行贸易出口的沿海城市逐渐发展成港口，如泉州、广州。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说道：“海港而不是古老陆地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由于海外贸易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宋朝政府对国民进行海外贸易是支持鼓励的。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宋朝政府还建立了完备的市舶制度来管理和控制对外贸易。
宋政府不仅支持本国商人出海贸易，还对外国商人有许多的优惠政策。对于本国商人，宋政府规定：商人出海前到政府指定的地方领取出海贸易凭证，在回来时按国家要求上交抽解和博买（宋朝市舶司对出海贸易商船所征收的税，所收钱物全部交给政府），但不能交易国家法律禁止的货物，并对一些获利优厚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外商，宋政府承认其在中国的贸易权，并允许其享有在华居住、入学、入仕的权利，同时保护他们的财产和风俗习惯不受侵犯。在这种鼓励政策下，宋朝商人为获取更多的利润，积极地发展贸易规模，扩大海外市场，掀起了宋朝海外贸易的高潮。
市舶司在唐朝就有建立，到宋朝日趋完备。它是封建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而设立的专门的政府机构。北宋时共设五处：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南宋时则有广西、福建、两浙三司。市舶司体制的建立，使北宋政府直接控制国家的对外贸易，而且随着这一体制的不断完备，海外贸易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行业，并被纳入有序的发展轨道。
两宋时期，造船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生产的船舶载重量大大增加，在张舜民的《画墁集》中记载着：“丙戌（1106）观万石船……钱载二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在造船技术上，宋朝推广了唐朝的水密舱技术，增强了船只的抗沉性。对世界航海史影响最大的就是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它的使用大大保障了航海的安全性，增强了航海的目的性，成为世界航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宋朝造船技术的进步以及指南针的运用，减少了海外贸易的成本与风险，无疑对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朝的海外贸易十分繁荣。唐朝的对外贸易港主要有广州、泉州、扬州。到了宋朝，对外贸易港口的分布不再呈点状，而是形成了区域：广南、福建和浙江。每个区域内又有较多的大小不同的港口，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港口网。如广南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潮州、琼州，福建有泉州、福州、漳州，两浙有杭州、明州、温州等。宋政府在每个区域内最大的港口都设有市舶司以统管对外贸易事务。
宋朝海外贸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罗盘的使用使宋朝的商船可到达更远的地区，从而大大扩大了贸易范围。中国的商船到达东亚、东南亚、孟加拉湾、红海周边以及东非沿岸，与今天的朝鲜、日本、越南、马来群岛、印度、印尼、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都有过贸易往来。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番志》中都有中国宋朝对外贸易的记载，尤其是《诸番志》中对许多国家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宋朝对外贸易的珍贵史料。
此外，海外贸易物品的种类也大幅增加。随着宋朝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宋朝对外贸易物品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自西汉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一直在中国出口商品中占支配地位。到了宋朝，丝绸虽然仍是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其第一的位置已经被瓷器取代。在宋朝商船所到之处，瓷器非常受欢迎。据《诸番志》记载，在东南亚如果“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现代考古在东亚、东南亚、非洲都发现了大量中国宋朝的瓷片，足见宋瓷的受欢迎程度。除了瓷器和丝绸，中国的陶器、茶、药材也广销海外，深受欢迎。在进口方面，宋朝除了依旧进口海外珍宝，还进口香料、日用品和军事用品。这些在《宝庆四明志》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科技发展
著名的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朝却不如后来的宋朝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朝是人文主义的，而宋朝则较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两宋的科技成就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技术的发展
造纸术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但到了宋朝，中国的造纸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朝的纸不仅用来书写、印书，还可以用来做一些日用品。如：纸衣、纸被、纸帐等。辛弃疾曾诗云“纸帐梅花归梦觉”就是很好的证明。宋朝的纸不仅质量大大改进，品种也颇多，出现了许多地方品牌。有以光滑洁白著称的徽纸；以厚薄适中闻名的鄂州蒲圻纸。蜀中的薛涛笺更是纸中精品，薛涛笺是彩色的，且纸上印有暗花，精美之极，备受世人的青睐。此外余杭的由拳纸、广东南路的梅州纸、温州的蠲纸都是当时的纸中名品。
印刷术在宋朝的发展表现为雕版印刷的盛行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宋朝的雕版印刷除了有木板雕刻外，还出现了铜板雕刻。宋朝印刻非常精美，简直无与伦比。《书林清话》中有云：“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矣！”因此，宋版书历来都被收藏家们视为珍品。
关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据记载，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更加方便快捷，且成本低。约13世纪的时候这项技术传到朝鲜，后经朝鲜传到日本。欧洲出现活字印刷术则在毕昇发明此项技术的400年之后。
火药最初是由一些道士在炼制长生不老之药时配制出来的，在宋以前就有。到了宋朝，火药开始大规模地运用于兵器的制作。在《武经总要》里记载了十几种火药武器，有弓弩火药箭、火球、烟球等，并且还详细记载了这些火药武器的配置方法。在兵器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是管状火器的发明。1259年，寿春府造出的“突火枪”，是世界上最早的管型火器。但由于其为竹制，寿命不长。到了13世纪末，出现了金属制的火统与火炮，使这种武器的威力大增。
指南针的发明就更早了，大约在先秦时期。到了宋朝，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事业。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介绍了四种指南针的用法，其中“水浮法”和“缕悬法”较为稳定。“水浮法”就是将指南针放在一个有水的容器里来确定方向；“缕悬法”是用线将指南针系起，使其悬在空中以指明方向。前者逐渐发展成为水罗盘，而后者发展成为旱罗盘。航海罗盘的使用不仅给航海事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同时也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天文学
宋朝天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仪器的制作、天象星图的绘制以及历法的进步等方面。宋朝的浑仪特别值得注意。浑仪最早出现于汉代，但到了宋朝，它更加精确。1010年，韩显符制造出一台可用于教学的浑仪，观测方法较之前代有所不同，而结果更加精确。1030年，燕肃发明的莲花漏也是宋朝天文仪器的杰作之一。新型的莲花漏大大简化了宋以前的多级漏壶，应用水的漫流提高了计时的精确度。
苏颂制成的水运仪象台应该最能代表宋朝天文仪器的制作水平。苏颂是宋朝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元
元年（1086），他在检查旧浑仪时发现，不同的人使用时有不同的结果。于是，他便想做出一个浑仪与浑象相结合的水云仪器来避免这种人为的误差。苏颂在韩公廉制作的木样机轮的基础上，于元八年（1093）制成了水运仪象台。
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是当时世界上制作水平最高、观测值最为精确的天文仪器。整个仪器高约12米，宽7米，分上、中、下三层。上层是放着浑仪的观测室，有一个可以自由开启和关闭的天窗；中间一层放置浑象；最下面是动力装置和报时钟。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有多个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融测时、守时和报时于一体的综合性天文台，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可活动的天窗观测室的天文仪器，是世界上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最早的天文钟。这些世界之最无疑使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天象星图的绘制上，苏州的石刻天文星图世界闻名。它是由王致远于1247年把宋朝天文学家黄裳绘制的天文星图刻于石板而得。天文星图高2.16米，宽1.08米，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星图，下部是碑文。石刻天文星图共有刻星1431颗，石刻清晰，星位准确，有力地代表了宋朝天文学的成就。
宋朝的历法成就也同样突出。两宋颁行历法之多，实属罕见。北宋有9部，南宋有10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历法的不断进步。1106年，北宋颁行的纪元历被后人称为“宋历莫善于纪元”。而1199年的统天历测定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跟现行公历纪年一致，比西方格列高利早了近400年。因此梅文鼎说：“尤莫于统天。”
3.数学
宋朝数学的成就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涌现出了刘益、贾宪、秦九韶、杨辉等一批杰出的数学家。刘益，北宋初期的数学家。他最大的贡献是对正负开方术的研究突破了以前方程系数只能为正数的限制。他的主要著作是《议古根源》，虽已失传，但我们仍能从后人的评价中看出它的价值。杨辉说过：“刘益以勾股之术治演段锁方，撰《议古根源》二百问，带益隅开方，实贯古今。”
贾宪略晚于刘益。他的增乘开平方法把刘益的正负开方术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在增乘开方法的基础上，贾宪又提出了“开方作法本源”，这个理论可以用一个三角数阵图来表示。他的这一成就完成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理论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步，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早了5个世纪。
秦九韶是南宋杰出的数学家，其数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九章算术》一书中。他最大的数学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大衍求一术”，解决了一次同余式组的理论总结及推算。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比西方的欧拉、拉格朗日和高斯三人合力的同类证明早了500多年。他的另外一个数学成就是关于高次方程数值的解法，他将前人的增乘开方法运用于高次方程的解值中，成功地建立起高次方程正根的一般解法，他的这项成就同样比西方的同类成果早了500多年。因此，美国科技史学家萨顿层高度评价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也确实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杨辉生活于南宋末期，著作颇丰。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前人的成就进行了整理和收集，使许多现已失传的著作得以保留。如刘益的《议古根源》，贾宪的《算法学文古集》和《黄帝九章算法细草》都因杨辉的转引而得以部分的保留。杨辉的数学贡献还有：一、将传统的筹算法编成歌诀，为珠算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基础；二、研究出了高阶幻方（纵横图）的构成规律；三、将沈括的“隙积术”发展成“垛积术”，推动了高阶等差极数的研究。
4.医学
宋朝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朝政府的大力支持。淳化三年（992）设立翰林医官院，元丰五年（1082）改称为翰林医药局。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室和大臣看病，但遇有天灾或战乱时，翰林的医官们还要奉旨到地方进行救治。
1044年，设立太医局，是宋朝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当时的著名医家担任讲师。太医局的招生名额有限，招生条件也相当严格，并依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进行上、中、下三个等级的评定，并据此进行奖惩，这种方法无疑是我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一大进步。
在医术和药典的编纂方面，宋朝的成果也非常突出。973年，宋太祖下令修订唐朝的《新修本草》，变成《开宝新详定本草》，974年又对其重订，简称《开宝本草》。1057年，又以《开宝本草》为蓝本，汲取多种医书思想编成《嘉本草》，共载药1082种。稍后又颁布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刻板印刷的药物图谱——《本草图经》。1092年将《嘉本草》和《本草图经》合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
除了官修药典，宋人唐慎徽以个人之力编成《证类本草》，书中共记载药物1746种，图294幅。同时作者还旁征博引，对宋以前的药物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证类本草》问世后，逐渐取代了官修的药典。1108年，宋徽宗下令对《证类本草》进行修订，修订后改称《大观本草》。后来又经过两次修订，分别称为《政和本草》和《绍兴本草》。
在药方学上，宋朝先后编撰了《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在个人著书方面也相当丰富，有沈括的《苏沈良方》、许叔徽的《普济本事方》，陈言的《三因方》以及严用和的《济生方》。这些医书对临床医学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医药学方面，北宋的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但总结了前人的针灸学成果，同时负责设计了两具铜人。铜人内有脏腑，外刻经穴，并标注名称，用作教学和考试。此外他还编撰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以使后人对穴位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在宋朝，由于刑罚的需要，解剖学也有所发展。在《区希范五脏图》和《存真环中图》中都有反映。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这种解剖学并没有转变成一门科学，最终也没有很大的进展。宋朝医学成就还在一个方面有所反映——法医学。宋慈在担任提点刑狱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知识。1247年写成《洗冤录集》，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书中对尸体的检验方法、死者的死亡原因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该书不仅在国内极受重视，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
5.沈括与《梦溪笔谈》
在谈到宋朝的科技成就时，沈括与他的《梦溪笔谈》是不能不提及的。沈括，北宋中期人。据《宋史·沈括传》记载，他“博学善文，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李约瑟高度赞誉他为“中国整部科学技术史上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沈括的《梦溪笔谈》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业、医学、水利、历法、建筑、地质、气象等各个方面，基本上总结了那一时期的自然科学的成就。
在地质方面，他对古生物、化石、石油等都有记载。尤其是对石油的记载，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在数学方面，他提出“隙积术”，解决了高阶等差极数的求和问题；物理学方面，沈括的成就更加突出，其中最受世人推崇的就是他提出了地磁偏角理论；在天文学方面，他首次算出夏至日和冬至日的长度，并用实验的方法来解释月球的盈亏现象。其他成就就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沈括的这部鸿篇巨制充分反映了宋朝的科技水平。
10思想、文化和艺术
由于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中国文明的向前发展，还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在宋朝，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广销海外，深受欢迎。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西方，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文明进程。在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外的香料和棉花、数学和天文历法等也有传入。数学符号“0”的传入，使中国在表示数据空位时不再使用“□”。邓广铭在《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曾说道：“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1.宋诗
唐诗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高峰，宋诗虽有所不及，但仍在学习唐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北宋初期，杨亿、刘筠、钱惟演效法李商隐，创立“西昆体”。“西昆体”追求辞藻的华丽、对仗的工整、声律的和谐，对宋初诗歌影响巨大。到了宋仁宗时期，宋朝的一些著名诗人先后出现，宋诗的特征较之“西昆体”也大为不同。
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诗追求平淡，描写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于是有后人评论到：“自苏舜钦始窥李杜，而宋诗之势始雄；至梅尧臣专攻韩孟，而宋诗之体始峻，笔始遒。”欧阳修，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提倡诗文改革，著有《六一诗话》。他深受韩愈的影响，但同时又博采众长。因此他的诗歌体裁较为多元化，既有针砭现实的，又有感叹人生的，还有以诗论诗的。
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在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受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其政治思想的影响，王安石的诗颇具政治色彩。《河北民》《兼并》《省兵》等诗歌都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描绘，揭露了宋朝的统治弊端。当然他也有抒情写景的诗，《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成为千古流传的佳句。
苏轼，北宋文坛的又一颗巨星。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他的诗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洒脱大气著称于世。如《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苏轼的诗想象丰富，比喻奇特，豪放洒脱，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对后来的秦观、黄庭坚等人影响巨大。黄庭坚创立了在宋朝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他以杜甫为榜样，但并未继承杜甫的诗作思想，而是采用了他的写作手法和风格。陈师道也效法杜甫，对黄诗十分推崇，与黄庭坚、陈与义合称江西诗派三宗。
宋室南渡后，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元袤。杨万里号诚斋，他的诗又被称为“杨诚斋体”。杨万里多描写自然景色，诗风轻快，意境新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诸如此类的诗句在他的作品中屡见不鲜。范成大的诗体裁较为宽广，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表达爱国之情的，也有描写田园风光的。他的《四时田园杂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陆游，宋朝最杰出的爱国诗人，传世的作品有9300多首。陆游的爱国诗篇慷慨激昂，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晚年他在家中也写了一些细腻、闲适的诗作。总的来说，陆游写诗各体兼备，尤其擅长七律，所作诗篇感情饱满。后人读来，都能感受到作者那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元袤传世作品较少，在写作内容和手法上也不如前三人。南宋中叶以后，宋诗的发展可谓是江河日下，再也没出现可与前人媲美的诗人。只是在南宋灭亡之际涌现出文天祥、汪元量等一批描写宋元易代的诗人。
2.宋词
词又叫长短句，出现于晚唐时期。到宋朝，词发展到了它的鼎盛阶段。宋词与唐诗并驾齐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北宋初年的词人有晏殊、晏几道父子及欧阳修等，他们多效仿五代风格，作品大多婉转缠绵、伤感凄清、娴雅而又带有淡淡的惆怅。柳永则推动了宋朝慢词的兴盛。他的词多描写世俗生活，表现男女之情，情景交融，深受下层人民喜爱，后来的秦观、周邦彦深受他的影响。
苏轼的词开创了豪放派的先河。他的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狂放；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伤感；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奔放，又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感慨。苏轼这种“自成一家”的词风，深深影响了宋朝词坛。南宋词人辛弃疾把他的豪放之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北宋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以及两宋之交的女词人李清照词风婉约，作品大多细腻多情，婉约轻柔。尤其是李清照，在宋室南渡以后，她的词充满了浓浓的哀伤之情。辛弃疾现存词作有600多首，他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他的词气势磅礴，充满感情。读他的词，我们能感到他志在收复失地的豪迈，也能感到他壮志难酬的悲壮。在他的词中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朴实清淡，也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落寞。
南宋后期，姜夔的影响较大，他尤以咏物词出名。《暗香》与《疏影》是其经典之作。除了咏物词，他还有感怀身世、感伤乱世的作品。此外他还精通音律，自编词曲谱。
3.散文
提起古代散文，人们通常会想起唐宋八大家，而宋朝就占了其中的八分之六，足见宋朝的散文成就之高。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散文最能代表他的文学成就。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叙事自然流畅，
议论委婉曲折、意蕴深远。他的《醉翁亭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
三苏之中最杰出的无疑仍是苏轼。苏轼认为写文章“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他的文章中既有气势磅礴的议论文，又有清新优雅，发人深省的札记。从不同风格的文章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个既大气又不失细腻的苏东坡。苏轼之父苏洵的文章尤以议论见长，笔力雄健，措辞犀利；苏辙擅长策论，文章不及父兄。
曾巩文风效仿欧阳修。他的文章自然流畅，语调平缓，让读者在不急不躁中领略他的条理清晰、顿挫抑扬、收放自如。他的文章似乎波澜不惊，但却感情真挚，不得不让人敬佩。王安石的散文气魄宏大，跌宕起伏，议论时结构严谨、脉络清晰、语言简洁，往往三言两语就可极尽之理。南宋时，再也没人在散文上出其六人之右，宋朝散文的高峰一去不复返。
4.音乐、戏曲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音乐和戏曲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音乐主要表现在市民音乐的繁荣和词曲音乐的兴盛，市民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说唱音乐。宋朝城市出现了固定的娱乐中心，称“瓦子”，又叫做瓦舍或瓦肆。瓦子中又分为大大小小的勾栏，专供艺人演出，市民音乐就在这里繁荣起来。宋朝市民音乐的种类有：小唱、缠令、细乐、叫声、清乐……丰富程度大大超过了唐朝。
词曲音乐是宋朝最具特色的音乐，由于词的发展顶峰在宋朝，因此在这一时期，词与音乐也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最具代表性的有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宋朝的戏曲形式也比较多，有产生于北宋时期的诸宫调，也有宋朝杂剧。在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兴起的一种戏曲艺术，称为南戏，是在杂剧等说唱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永嘉南戏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戏曲品种。
5.绘画、书法、雕刻
宋朝的画作主要分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三大类。山水画的代表很多，李成擅长画平原山林；范宽多描绘山水林石；郭熙博采众长，其画秀雅清新；米芾、米友仁父子自称“米派”，作品气韵生动，富含情趣。南宋时期，李唐、刘松年、马远与夏圭号称“南宋四家”，为这一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人物。宋神宗时期的崔白在花鸟画上颇有建树，他的画色彩淡雅、笔锋细腻，花鸟的形象栩栩如生。宋徽宗赵佶也是花鸟画的高手，他的作品更是生动逼真、神形具妙。
宋朝的人物画更是人才辈出。李公麟被评为“宋画第一”，他的绘画题材包罗万象，其传世作品都堪称名作。如：《五马图》《兔胄图》。风俗画也是人物画的一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谓把宋朝风俗画的水平展现到了极致，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此外，苏汉臣以及“南宋四家”在人物画上也颇有造诣。
李建宗是北宋早期的书法大家。他师法欧阳询、徐浩，书风严禁、遒劲，尤善行书。宋朝书坛影响最大的是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苏轼，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罕见的天才人物，在书法方面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苏轼擅长行书和楷书，他的字丰腴酣畅，但又不失险劲多变。苏轼还提出书法的关键在于“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对后世影响深远。
黄庭坚擅长行书和草书。他的字流放洒脱，用笔瘦劲奇险，笔势伸张，纵横奇崛。代表作有《松风阁诗》《诸上座》等。米芾，隶、楷、行、草诸体皆精，以行书为最佳。他的作品纵横不羁、跌宕多姿，代表作有《蜀素帖》《多景楼诗帖》等。蔡襄师法虞世南、颜真卿、徐浩等人，书风多样，他的楷书端庄平和，行书潇洒飘逸，草书更是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北宋后期的蔡京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据《宣和书谱》记载，他的字“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因此有人认为北宋四家中的“蔡”实指蔡京，只是因为他的人品为世人所不齿，才以蔡襄取代。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瘦削尖利，别具一格。到了南宋，在书法上的造诣值得推崇的就寥寥无几了，张即之可算一个，他糅合众家之长，但又不失个性，代表作有《报本庵记》等。
四川的大足石刻是宋朝雕刻的杰出代表之一。大足石刻以佛教体裁为主，但表现出浓郁的世俗气息。石刻中有许多反映人们生活和劳动的场景，色彩鲜艳，雕刻形象质朴生动。山西晋祠的彩塑，人物造型端庄、体态雍容，栩栩如生。福建泉州的老君像，高5.5米，是由一整块岩石雕刻而成。河南巩县的宋陵墓群最能代表宋朝的厚葬之风，整个陵墓群恢弘大气，雕刻形象逼真，技艺精湛。此外，河北正定兴隆寺的佛像雕塑、山东长清灵寺的罗汉彩塑以及山西晋城玉皇庙的神像雕塑等都是宋朝雕刻艺术的代表。
6.史学
两宋史学的繁荣不仅表现在《资治通鉴》和《通志》上，还表现在地方志的大量编撰、对前朝史的修订以及金石学的兴起等各方面。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所著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的事件，这部史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司马光在书中着重分析了前代国家兴衰、政治得失的原因，希望统治者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达到“跻无前之至治”的目的。而司马光也因《资治通鉴》的完成与司马迁合称“两司马”。后来的袁枢对《资治通鉴》进行改编，将其按时间顺序排列，著成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胡三省也对《资治通鉴》著有《通鉴注》，成为人们阅读《资治通鉴》时极有帮助的一部参考书。
《通志》是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所著的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与唐朝杜佑的《通典》、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方志学在宋朝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大量方志史书的编纂上。《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记胜》《方舆胜览》等都是地方志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宋朝金石学的创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历史文献学的内容。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宋朝金石学创立的标志。
7.理学
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发展到宋朝，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理学体系。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杂糅佛、道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宋朝理学的先驱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胡瑗强调人的修身养性；孙复则重视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石介推崇韩愈的道统论，认为“道”为万物本源。
理学的真正奠基人是周敦颐。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因此他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濂学”。他主要的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他主张人们放弃物质利益，遵守封建的伦理纲常，并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他的这种思想深受统治者的欢迎。
邵雍的思想被称为“象数学”。他把“数”看做是天地万物中最本质的东西，物质的本质是精神。与邵雍同时代的张载其思想与邵雍大不相同。张载的学说被称为“关学”，他认为宇宙是由物质的“气”构成的，气的聚散形成世间万物，而且主张“理在气中”。一般认为他的思想体系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程颢、程颐两兄弟创立的“洛学”将宋朝的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认为“天即是理”，理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最高法则。此外，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和统治秩序也都是“理”必不可少的内容，人们必须遵守，不得违反。在提高自身修养方面，他们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在继承和发展二程学说的同时广泛地汲取前人的思想成果，最终成为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理生气，气生阴阳，然后才发展成世间万物。他认为“人欲”是邪恶的，是与天理相对的，因此要“去人欲，存天理”。朱学与洛学被后人合称为程朱理学，成为宋朝理学的代名词。由于程朱理学思想有利于封建统治，因此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
陆九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他创立的学说被称为“心学”。他认为“心即理”，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的“本心”，是固有的。因此，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净化自己的灵魂，人们要放弃欲望，追求“本心”。
在理学蓬勃发展之时，陈亮鲜明地反对理学，还创建了“永康学派”。他认为道理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间，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抽象的事物。同时提倡功利，认为利与义是统一的，实质是一样的。叶适也认为理学的“仁义”思想是空谈，并提出“务实而不务虚”。同时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理”不能脱离物质而单独存在，他所代表的学派被称为“永嘉学派”。
宋朝民俗
中国古代的婚姻虽都重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汉唐以来，由于门阀制度的影响，人们择偶非常看重门第，甚至有士、庶不能通婚的规定。但随着唐末以来门阀制度的衰落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宋朝婚嫁已是“不顾门第，只求资财”。宋人“娶妻论财”已蔚然成风，不仅盛行于平民百姓中，就连官僚贵族甚至皇室宗亲都以此为据。
1.婚姻习俗
宋以前，婚嫁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宋朝政府简化古礼，只留下纳采、纳吉、亲迎三礼。纳采是婚姻的准备阶段，宋朝男女双方先交换草帖，草帖上注明各自的生辰八字以及家庭的基本状况。若双方均感满意（但主动权还是由男方掌握）即可交换定帖，定帖的交换即意味着两人正式订立婚约。纳币也就是男方向女家赠送钱财，是婚姻确定的标志，分下定礼、下聘礼、下财礼三个阶段。下定礼是双方有了正式的婚约之后，由媒人牵线约定日子，男方向女方赠送礼品。女方在受到礼物之后还要进行回礼。定礼之后的聘礼和财礼也由媒人奔走于双方约定日期，但较之定礼，聘礼和财礼要简单得多。
婚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亲迎，即男方迎娶新娘。在迎娶过程中，礼俗很多。迎娶前有催妆和铺床。催妆是指在迎娶前几日，男方送一些梳妆打扮之类的用品给准新娘。铺床是在迎娶的前一天，女方家人到男方家收拾布置新房。催妆和铺床后，就是迎娶。宋朝男子一般用花轿迎娶新娘。新娘在下轿前，有人拿着花斗，里面装有谷、豆、钱等物，一边念咒语，一边将斗中之物往空中抛洒，俗称“撒谷豆”。新妇下轿后，要跨鞍马才可进中门，之后举行交拜仪式正式结为夫妇。交拜礼之后，为了祝福新人婚姻美满幸福，早享天伦，还有撒帐、合髻等礼数。结婚三日后，新郎带着妻子回娘家拜见岳父岳母，俗称“拜门”。女家也向男家送些酒食之物，称餪女。在宋朝，离婚妇女改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主动权仍旧掌握在男子手中。而随着宋朝程朱理学思想的逐渐发展，妇女改嫁也渐渐遭到反对，改嫁现象逐渐减少。
2.丧葬习俗
在宋朝，佛、道等教对人们的丧葬习俗影响颇深。受其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死后有灵魂，因此宋朝世人烧纸钱以及使用纸质的冥器蔚然成风。受佛教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人死后，人们还要请僧人做法事以超度亡灵。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宋朝盛行薄葬，但如今也有学者认为宋朝的厚葬依然蔚为风气。宋朝的厚葬首先表现在皇室成员的丧葬上，皇室成员尤其是皇帝和皇子丧事极其隆重。如由于仁宗“厚葬过礼”，结果引起“公私骚然”。俗语说上行下效，最高统治者的厚葬之风深深影响了封建贵族乃至民间。距今考古发现，宋墓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墓中随葬品不但有金、银、漆器，还有奇异精美的丝织品，而且在宋朝以重金购买风水宝地安葬先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除了土葬，宋朝还流行火葬，其原因之一是受佛教的影响，因为佛教认为只有火神才可以把亡灵带到极乐世界。原因之二，火葬的费用少。最重要的是不占用土地，这一点在土地兼并盛行的宋朝对贫民大众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3.宋朝节日
宋朝的节日繁多，有帝后的“圣节”、季节性节日和节气性节日以及宗教节日。帝后的“圣节”是指帝、后的诞辰，始于唐玄宗，被后世承袭。“圣节”之日，普天同庆。皇帝设宴款待群臣和外国使节，而各地则需进贡贺礼。在“圣节”那天，不得有屠宰、丧葬之活动。
季节性的节日就很多了，有元旦、上元、寒食、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宋朝的元旦即为现在的正月初一。由于元旦是一年新的开始，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在元旦人们祭祖、拜年、贴对联、燃放烟花爆竹、投麻豆、外出游玩。在饮食上，元旦的饮食是最丰盛的，不过宋人也喜欢吃一些有特色的食物，如素饼、屠苏酒、五辛盘（五种有辣味的蔬菜）和百事吉（柏枝、柿子、橘子）。上元节就是元宵节，为每年的正月十五。在这一天，人们要观灯，猜灯谜，吃灯圆子和油缒。灯圆子就是用面粉做成的丸状物；油缒是以豆沙为馅的面饼，并用油煎制。
寒食在清明的前三天，又称“禁烟节”。寒食节历时三天，在此期间，人们不得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寒食的第三天为清明节，人们上坟扫墓，外出踏青。端午又称端五、重五、沐兰令节。在这一天，人们用五彩丝线编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佩戴在身上，以作辟邪之用。家中则将用艾草编成的小人挂于门前，以此来辟邪。端午节人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赛龙舟。饮食方面，人们吃粽子、白团、五色汤圆，饮菜酒。
七夕又叫乞巧节，主要是用来纪念牛郎织女的。这一天，女孩子们都设香案，向织女讨教，希望自己能像织女一样聪慧、心灵手巧，故称“乞巧”。而男孩子们则祭拜牛郎，以求变得聪明。中秋自古以来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历朝历代都很受人们的重视。在这一天人们赏月、拜月、放灯、吃月饼。重阳为每年的九月九日，又叫重九节。在这天，人们的主要活动有登高，赏菊，参加斋会。饮食方面主要是喝菊花酒，吃重阳糕。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人们要将房前屋后打扫干净，换门神，举行驱傩仪式（驱赶瘟疫）、放炮仗、守岁、吃消夜果。
4.饮食与服饰
宋人的主食因南北差异而有所不同。北方人喜吃面食，而南方人多吃米饭。宋朝的面食种类较多，有面条、饼、包子、馒头等。米饭分为水饭和干饭两大类，两大类各自又有许多小的品种。在菜肴上，种类多得更是数不胜数，而且各地都有非常有名的小吃与特色菜肴。在宋朝，豆腐已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常见菜肴，这在中国饮食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笔。当时人们称豆腐为“乳脂”或“盐酪”，由于豆腐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且价格低廉，深受百姓的喜爱。东坡豆腐、煎豆腐、豆腐羹在当时都是极其有名的豆腐菜肴。
宋朝烹饪技术的进步为做出各式的美味佳肴提供了可能。在宋朝，厨房的分工非常精细，各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责，他们各司其职且不可越俎代庖。在烹饪方法上也有炸、煎、烩、炒、烧、焙、酿、煨、冻、煮、蒸、炙等三十余种。在饮料方面，宋人主要饮茶与酒，也喝少量的汤（用药物配制的饮料）和果汁，一些达官贵人还喜喝鹿血。
在封建社会，服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服饰的穿着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如宋朝官服主要有四种：祭服、朝服、公服和时服。宋朝官员的朝服在款式上相差无几，以花纹的不同来区分职位的高低，公服即常服，则以颜色区分。宋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衣，五品以上穿朱衣，七品以上穿绿衣，九品以上穿青衣。到了宋神宗时又有变动。宋朝男子的服饰主要有幞头、袍、短褐、衫、襕衫、裳、直裰等。这些衣服基本上是沿袭古制，没有大的变动。女子的服饰主要有袄、衫、半臂、背心、裙等。
背子是宋朝男女都穿的一种便装，出现于隋唐晚期，到宋朝时样式已有所不同。宋朝的背子“袖长至手腕，两裾平行且不缝合，衣服在两腋下开叉”。由于它穿着方便且美观大方，深受人们喜爱，背子因男女又有不同。古代男女都留长发，但男子发式简单，女子则要复杂得多。宋朝女子都梳发髻，发髻的样式非常多，有花髻、包髻、同心髻、高髻、盘龙髻、龙蕊髻等等。她们还喜欢在发髻上插一些金银玉制的发簪、发钗来增加美观。
裹足始于南唐李煜朝，到宋朝已较为普遍，世人都以裹足为美。苏轼就曾写诗赞道：“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但裹足摧残了女性的肢体，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大陋习。
南宋的灭亡
南宋与北宋有着极其相似的命运。当金朝灭亡后，蒙古的铁骑便踏上了南宋的国土。起初，蒙军的主要目的在于西征，并未全力攻宋。蒙哥即位后，开始集中兵力进攻南宋。1258年，蒙哥御驾亲征，进攻四川，但战事受阻，他也死在军中。蒙哥死后，忽必烈夺得汗位。他采取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派大军围攻襄、樊二城，南宋军民浴血奋战五年最终痛失二城。襄、樊二城的沦陷致使蒙军可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接威胁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
1274年，度宗死，恭帝即位。是年秋，蒙军奔临安而来，并于1276年攻破临安，掠走恭帝及宗室百官。漏网的官员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拥立度宗的儿子为端宗，继续抗元，但不久端宗病死，文天祥也战败被俘。被俘后，文天祥面对高官厚禄无动于衷，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为后世所敬仰。在端宗病逝、文天祥被俘后，张世杰与陆秀夫又立度宗的另一子赵昺为帝，退至崖山。1279年，元军向崖山发起猛攻。陆秀夫见突围无望，抱幼帝跳海身亡，南宋至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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