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四年十月,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经的抿着嘴,好像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在巴黎,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待在街上,坐在椅子里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1],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笑容,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或是讪笑,或是讽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
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像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定做啊,只是保存在那儿。”对啦!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也不由得要扑哧一声的笑出来。
那过路人的服装,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的款式,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就凭这点儿细腻,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你的分析能力必须像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像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铜纽扣的,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叫作斯宾塞的!……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岂不像拿破仑复活了一样吗?
顾名思义,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安和会之前,这英国人就把大氅的问题给解决了:既能遮盖胸部,又不至于像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2]。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那些四五十岁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一双翻统长靴,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老太太们见了,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3]?总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至少亲眼见过的人,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因为要辨别服装,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要想象它那种法国希腊式[4]的实际场面,绝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
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这种昂昂然的气概,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好几处都乱糟糟的黏在一块儿,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还像害了大麻风似的。
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阔大的麻子脸像个脚炉盖,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像罗马人的面具,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着脸架子。应当长骨头的地方,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该有窝儿的部分,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配上一对灰眼睛——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更显得凄凉;整个的脸被一个堂·吉诃德式的鼻子[5]镇住了,像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这鼻子,想必西万提斯也曾注意到,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而结果是着了迷。那副丑相,尽管很滑稽,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要是犯了禁,就得教女人发笑或是难受。看到这种不幸,连法国人也不作声了,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
02 一套少见的服装
这个在造物面前极不得宠的人,穿得跟清寒的上等人一样,那是有钱人常常模仿的装束。帝国禁卫军式的长统鞋罩,把鞋子盖住了,使他可以把一双袜子多穿几天。黑呢裤发出好些半红不红的闪光;裁剪的款式,跟褶痕上面又像发白又像发亮的条纹,都证明裤子已经穿了三年。衣衫的宽大并掩饰不了瘦削的体格。他的瘦是天生的,并非学毕太哥尔的样而素食的缘故;因为老头儿的嘴巴生得很肉感,嘴唇很厚,笑起来一口牙齿跟鲨鱼的不相上下。大翻领的背心也是黑呢料子的,里头衬一件白背心,还露出第三件红毛线背心的边,教你想起从前迦拉穿到五件背心的故事[6]。白纱的领结,扣得那么有模有样,正是一八〇九年的漂亮哥儿为了勾引美人儿而苦心推敲的;可是那硕大无朋的领结,拥在下巴前面,似乎把他的脸埋在一个窟窿里。一条编成发辫式的丝表链,穿过背心,拴在衬衫上,仿佛真会有人偷他的表似的!半绿不绿的大褂非常干净,比裤子的年代还要多上三年;丝绒领跟新换过的白铜纽扣,显得穿的人平时的小心简直是无微不至。
把帽子戴在脑后的习惯,三套头的背心,埋没下巴颏儿的大领带,长统鞋罩,绿色大褂的白铜纽扣,都是帝政时代款式的遗迹;跟这些相配的,还有当年信不信由你的哥儿们[7]那股卖俏的劲儿,衣褶之间那种说不出的细巧,浑身上下那种整齐而呆板的气息,令人想起达维特的画派和约各设计的瘦长家具。只要瞧上一眼,你就会觉得他要不是一个有教养而给什么嗜好断送了的人,便是一个进款不多的家伙,一切开支都是被有限的收入固定了的,万一打破一块玻璃,撕破件衣服,或是碰上募捐等等的要命事儿,就得把他整个月内小小的娱乐取消。你要在场的话,一定觉得奇怪,这张奇丑的脸怎么会浮起一点笑意,它平时的表情不是应当又冷又凄凉,像所有为了挣口苦饭而奋斗的人一样吗?可是这古怪的老人,像母亲保护孩子那么小心的,右手拿着件分明很贵重的东西,藏在双重上衣的左襟底下,生怕不巧给人碰坏了:你看到这个,尤其看到他急急忙忙,活像那些有闲的人偶尔替人跑腿的神气,你可能以为他找到了侯爵夫人的小狗什么的,带着帝政时代的人物所有的那种殷勤,得意扬扬的给送回去;他那位上了六十岁的美人儿,还少不了他每天的问候呢。世界上唯有在巴黎才能看到这等景致,大街上就在连续不断的演这种义务戏,让法国人饱了眼福,给艺术家添了资料。
03 一个得罗马奖的人的下场
一六六六年起,法国政府设有罗马法国学院,简称为罗马学院,由王上指派艺术家前往留学。凡得头奖的(即所谓罗马奖)青年画家,雕塑家,建筑家等,均由国家资送罗马学院研究。一七九三年革命政府曾一度加以停办,一七九五年执政府又下令重开。但音乐专业学生能够参与罗马奖会考,自一八〇三年始。
一看那人瘦骨嶙峋的轮廓,虽然很大胆的穿着过时的斯宾塞,你也不敢把他当作什么艺术家;因为巴黎的艺术家差不多跟巴黎的小孩子一样,在俗人的想象中照例是嘻嘻哈哈,大有“噱头”的家伙,我这么说是因为“噱”这个古字现在又时行了。可是这走路人的确得过头奖,在法国恢复罗马学院之后,第一支受学士院褒奖的诗歌体乐曲,便是他作的,一句话说完,他就是西尔伐·邦斯先生!……他写了不少有名的感伤歌曲,给我们的母亲辈浅吟低唱过,也作过一八一五与一八一六年间上演的两三出歌剧,跟一些未曾刊行的乐曲。临了,这老实人只能替大街上一所戏院当乐队指挥;又凭着他那张脸,在几处女子私塾内当教员。薪水和学费便是他全部的收入。唉!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为了几文学费而到处奔跑!……这种很少传奇意味的生活,原来还藏着多少的神秘哟!
因此,这个穿斯宾塞的老古董不单是帝政时代的象征,三套头的背心上还大书特书的标着一个教训。他告诉你“会考”那个可怕的制度害了多少人,他自己便是一个榜样。那制度在法国行了一百年没有效果,可是至今还在继续。这种挤逼一个人聪明才智的玩意儿,原是篷巴杜夫人的弟弟,一七四六年左右的美术署署长波阿松·特·玛里尼想出来的。一百年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你们屈指数一数吧!第一,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在一切生殖的神秘中,这是连野心勃勃,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其次,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你对埃及人又将做何感想?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它想把“会考”当作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雕塑家,镂版家,音乐家制造出来以后,它就不再关心,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钮孔上的鲜花一样。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葛滦士,华多,法利西安·达维特,巴涅齐,奚里谷,特刚,奥贝,达维特·特·安越,欧也纳·特拉克洛阿,曼索尼哀等等[8],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它的名字叫作天生的倾向)的光,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
政府把西尔伐·邦斯送往罗马,想教他成为一个大音乐家,他却在那儿养成了爱古物爱美术品的癖。凡是手和头脑产生的杰作,近来的俗语统称为古董的,他都非常内行。所以这音乐家一八一〇年回到巴黎的时候,变成了个贪得无厌的收藏家,带回许多油画,小人像,画框,象牙的和木头的雕刻,五彩的珐琅,瓷器等等;买价跟运费,使他在留学期间把父亲大部分的遗产花光了。在罗马照规矩待了三年,他又漫游意大利,把母亲的遗产也照式照样的花完了。他要很悠闲的到佛尼市,米兰,佛罗伦萨,鲍洛涅,拿波里各处去观光,以艺术家那种无愁无虑的心情,像梦想者与哲学家一般在每个城里逗留一番,——至于将来的生计,他觉得只要靠自己的本领就行了,正如娼妓们拿姿色看作吃饭的本钱。那次奇妙的游历使邦斯快活之极;一个心灵伟大,感觉锐敏,因为生得奇丑而不能像一八〇九年的那句老话所说的,博得美人青睐的人,他所能得到的幸福,在那次旅行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他觉得人生实际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理想的典型;内心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不调和,可是他对这一点早已满不在乎。在他心中保存得很纯粹很强烈的审美感,使他作了些巧妙,细腻,妩媚的歌曲,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很有点名气。在法国,凡是靠潮流靠巴黎一时的狂热捧起来的那种声名,就会造成邦斯一流的人。要说对伟大的成就如此严厉,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宽容的,世界上没有一国可与法国相比。德国音乐的巨潮和洛西尼的洋洋大作不久就把邦斯淹没了;一八二四年时,凭他最后几支歌曲,还有人知道他是个有趣的音乐家,可是你想,到一八三一年他还剩点儿什么!再到一八四四年,在他默默无闻的生涯中仅有的一幕戏开场的时候,西尔伐·邦斯的价值只像洪水以前的一个小音符了;虽然他还替自己服务的戏院和几家邻近的戏院,以很少的报酬为戏剧配音,音乐商已经完全不知道有他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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