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浮夸的信充满着沉痛的傲气，那是二十一岁的艺术家往往表现得过分的。吕西安写完了信，一颗心飞回老家，看到大卫牺牲了一部分积蓄替他装修的美丽的房间；他曾经体味过的安静，朴素，小康的乐趣，历历如在目前；周围全是母亲，妹子，大卫的形象；他们临别的哭声又听见了，他自己也不由得哭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巴黎，没有朋友，没有依傍。过了几天，吕西安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夏娃，做姐妹的特别不幸，只要听到献身于艺术的弟兄报告生活，心里总是苦多乐少，现在我就怕加重你的心事。你们不是都为我做了牺牲吗？我不是把你们每个人都拖累了吗？我想着过去的日子，家庭中的快乐，才能忍受眼前的孤独。在巴黎尝到了初步的苦难和初步的幻灭以后，我怎么能不超越我们之间的距离，像老鹰一般快快的飞回老巢，到真正爱我的环境中来呢？你们的灯光有没有闪动？灶肚里的木柴有没有滚下来？耳朵里有没有嗡嗡的响声？母亲可曾说：——吕西安想念我们？大卫可曾回答：——他在人海中挣扎？亲爱的夏娃，这封信我只写给你一个人。将来我遇到的善恶祸福也只敢告诉你一个人。说到善恶也真可叹：世界上应当善多恶少，而这里偏偏相反。你只要听我几句话就能知道许多事情：特·巴日东太太觉得我丢了她的脸，到这儿第九天就翻脸不认人，把我打发了，赶走了。她见了我掉过头去；而我因为她要捧我出台，因为要跟着她踏进上流社会，在安古兰末好不容易张罗的两千法郎已经花了一千七百六。你不是要问怎么花的吗？唉！可怜的妹妹，巴黎真是一个怪地方：十八个铜子可以吃顿饭，上等酒家最普通的一餐要五十法郎；有四法郎的背心，有两法郎的裤子，时髦裁缝少了一百法郎不给你做，雨天街上积水，过街要付一个铜子。不管路程多近，雇一辆车至少一法郎六十生丁。我住过了繁华地段，如今搬在格吕尼街，巴黎最破落最黑的一条小街，挤在三座教堂和索蓬纳的古老建筑之间。我在格吕尼旅馆住着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空无所有，脏得厉害，房租还得十五法郎一月。中午吃一块两个铜子[105]的小面包，一个铜子牛奶；晚饭在弗利谷多饭店吃，二十二个铜子一顿，吃得挺好，铺子就在索蓬纳广场，到冬天为止，每月开销不至于超过六十法郎，至少我这么希望。开头四个月，我的二百四十法郎可以对付了。四个月内，《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和《长生菊》大概能卖出去。因此你绝对不用为我担忧。目前固然冷冰冰的，又清苦又寒碜，前途却是美妙的，富裕的，灿烂的。最近的变故使我受了伤害，可没有把我压倒。多数大人物全受过这一类的挫折。伟大的喜剧诗人普劳德做过磨坊伙计。马基雅弗利的《论霸主》是夜晚写的，白天还不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了不起的塞万提斯在来邦德战役出过力，丢了一条胳膊，被当时一般不入流的文人叫作下贱的独臂老头；不朽的《堂·吉诃德》写了第一部，隔了十年才完成第二部，因为没有人肯印。现在的局面不至于到这一步。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才苦闷潦倒；作家出了名就有钱，将来我一定有钱。我此刻完全靠思想过日子，大半天的时间在圣·日内维埃佛图书馆补足我缺少的学识，不下这番苦功绝不能有大发展。所以我差不多快乐了。仅仅几天工夫，我已经高高兴兴地适应我的处境。天一亮我就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不用担心生活；我想得很多，我研究学问。退出了上流社会，虚荣心不再时时刻刻受委屈以后，还有什么能伤害我呢？一个时代的伟人应该离群索居。他们不是森林中的鸟儿吗？只管歌唱，让自然界听着出神，不叫一个人看见。我预备这样做，只要能实现我宏伟的计划。我失去特·巴日东太太毫不惋惜。这种作风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想念。我也不懊悔离开安古兰末。那女的把我扔在巴黎独自打天下，倒是对的。巴黎是作家，思想家，诗人的乡土。唯有这儿能培养一个人的声名；而声名所产生的美丽的果实，我已经看到了。唯有这儿，在博物馆中和私人的收藏中，作家能看到以往的天才的不朽的作品，使我们的想象受到鼓舞和刺激。唯有这儿，在规模宏大，终年开放的图书馆中，能找到知识和精神食粮。总之，巴黎的空气和一切极细微的事情都有一种精神，文艺作品受到感染而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这种精神。在咖啡馆或者戏院里谈半小时话，比在内地住上十年学到更多的东西。的确，这儿样样值得你观看，比较，样样能提供你知识。物价贵到极点，也便宜到极点，这就是巴黎。每只蜜蜂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蜂房，每颗心灵都有适合它的养料可以吸收。即使眼前苦一些，我并不后悔。美丽的远景摆在面前，我的心虽然痛苦了一个时候，看到前途也快慰了，再见了，亲爱的妹妹，别希望我经常写信，巴黎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生活的速度快得惊人。我热烈拥抱母亲，大卫和你。
02 弗利谷多
许多人都记得弗利谷多的名字，他的铺子可以说是解决饥饿，救济贫穷的庙堂。王政复辟最初十二年间住过拉丁区的大学生，很少不是弗利谷多的老主顾。晚饭一共三道菜，加上一壶葡萄酒或者一瓶啤酒，定价十八铜子，多付四个铜子就能有整瓶的酒。同行的招贴上印着“面包尽量”几个大字，就是说不怕客人“过量”；这种营业方针使那位照顾青年的老板不曾发大财。好些显赫的要人都经过弗利谷多哺育。在索蓬纳广场和黎希留新街的拐角儿上，不少名流一看见装着小格子的玻璃门面，心中便浮起许许多多无法形容的回忆，觉得意味深长。七月革命[106]以前，弗利谷多的儿子孙子从来没改动门面，玻璃老是那暗黄的色调，一派古老稳重的气息表示他们不喜欢招揽顾客的外表。现在的饭店老板几乎都拿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做广告，橱窗里陈列的有扎成标本一般，根本不预备烧烤的野味；有稀奇古怪的鱼，正如唱滑稽的说的“我瞧见一条出色的鲤鱼，要买也不妨等上十天八天”；还有名为时鲜而早已落市的蔬果，摆得五花八门，给士兵和他们的乡亲看着取乐。老实的弗利谷多不来这一套，只用一再修补的生菜盆装满煮熟的李子，叫顾客看了眼睛舒服，知道别家饭店在招贴上大吹特吹的“饭后点心”，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六斤重的面包切成四段，保证“面包尽量”的诺言。这就算铺子的排场了。主人的姓大有文章可做[107]，如果早生两百年，莫里哀准会替他扬名。弗利谷多饭店至今犹存，只要大学生想活下去，那铺子一定能开下去。大家在那儿照常吃饭，东西既不多，也不少；吃的时候也像工作的时候一样，心情或者阴沉，或者开朗，看各人的性格和情形而定。那有名的铺子当时有两间又长，又窄，又矮的餐厅，凑成一个直角，一间面对索蓬纳广场，一间面对黎希留新街。桌子特别长，颇有修道院风味，不知从哪个修院饭厅搬来的，刀叉旁边的饭巾套着湛亮的白铁箍，刻着号码。在老弗利谷多手里，桌布每逢星期日更换一次，据说后来弗利谷多的儿子改作一星期换两次，因为同行竞争，老店受到威胁。这铺子好比一个工具齐备的工场，而不是豪华富丽，大开筵席的礼厅，客人吃完就走。店里忙得很，侍应的人来来去去，从来不闲着，大伙儿都在干活，没有一个多余的人。菜的品种不多。马铃薯终年不断，爱尔兰一个马铃薯没有了，到处绝迹了，弗利谷多照样供应：三十年来始终煎得黄黄的，像铁相[108]喜欢用的那个色调，上面散着细末子的菜叶，面目不变，叫唯恐衰老的妇女看了眼红，一八一四年看到的马铃薯，你到一八四〇年再去看，保证没有分别。店里的羊排和里脊牛排，相当于万利酒家的松鸡和鲟鱼片，算是了不起的名菜，需要早上预定。母牛肉不少，小牛肉很多，做成各种新鲜花样。大批的鳕鱼和青花鱼在大西洋沿岸一出现，弗利谷多铺子就大批涌到。一切都跟蔬菜的交替和法国时令的变化息息相关，你在那里知道的事都是有钱的，有闲的，不关心自然界顺序的人从来想不到的。拉丁区的大学生在弗利谷多饭店里知道的季节最正确：他知道什么时候大豆和豌豆丰收，什么时候白菜在中央菜场泛滥，哪种生菜货源充足，萝卜是不是歉收。民间向来有种无稽之谈，说牛排的供应和马的死亡率有关[109]；吕西安住进拉丁区的时节又在流行这样的话。像弗利谷多铺子里那种动人的景象，巴黎很少饭店看得见。那儿有的是青年人的朝气，信心，不怕穷苦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当然，表情激烈，严肃，又阴沉又骚动的脸不是没有。大家穿著很随便。熟客一朝衣冠端整的上门，立刻有人注意。谁都知道那不是去会情人，便是上戏院或者到上流社会去交际。据说后来成为名流的几个大学生，当初就在那饭店里订交的，你们看下文就知道。除了一般为着同乡关系，在桌子尽头坐在一处的青年之外，吃饭的人大都一本正经，难得眉开眼笑，或许因为喝的是淡酒，兴致不高。弗利谷多的老主顾可能还记得某些神态抑郁，莫测高深的人，身上仿佛裹着贫穷的冷雾，吃了两年饭，忽然像幽灵似的不见了，便是最爱管闲事的熟客也摸不清他们的底细。至于在弗利谷多铺子交了朋友的人，往往到邻近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又浓又甜的杂合酒，或者来一盅掺烈酒的咖啡，借着暖烘烘的酒意巩固他们的友谊。
吕西安搬进格吕尼旅馆的初期，像进教不久的人一样，行动拘谨，很有规律。他对高雅的生活有过惨痛的经验，把活命之本送掉以后，拼命用起功来。可是这股第一阵的劲道很快要被巴黎的艰难困苦和繁华的诱惑打消的，不论过的是最奢侈的还是最清苦的生活；除非你真有才能而拿得出顽强的毅力，或者为了雄心壮志下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吕西安下午四点半就上弗利谷多铺子，他发觉早去有好处，饭店里花色比较多，爱吃的菜还能叫到。他像一切富于想象的人一样，特别喜欢某一个位置，他挑的座儿证明他眼光不错。吕西安第一天走进饭店，从座客的相貌和偶尔听到的谈话上面，发现靠近账台的一张桌子坐的是文艺界朋友。其次，他自然而然感觉到坐在账台附近可以同饭店主人攀谈，日久相熟了，手头不宽的时候也许能通融欠账。因此他拣了账台旁边的一张小方桌，桌上只放两份刀叉，两条白饭巾不用箍儿，大概是招待随来随去的客人的。同桌的是个又瘦又苍白的青年。似乎跟吕西安一样穷，清秀的脸已经有些憔悴，破灭的希望使他脑门显得疲倦，在他心上留下许多沟槽，而播的种子没有长出芽来。由于这些残余的诗意，无法抑制的同情，吕西安很想接近那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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