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以前的世界，是个封建之世；秦汉以后的世界，是个郡县之世；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中国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实在是从秦朝起的。所以秦朝和中国，关系很大。
郡县之治，咱们现在看惯了，以为当然的。然而在当时，实在是个创局。咱们现在，且看秦始皇的措置如何。他的措置：
第一件，便是自称皇帝，除去谥法。这件事，便在他初并天下这一年，他下了一个令，叫丞相御史等议帝号。他们议上去的，是“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他又叫他们去掉一个泰字，留了一个皇字，再加上一个帝字，就成了“皇帝”二字；其余便都照博士所议。不多时，又下了一道制道：“朕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亡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第二件，便是废封建，置郡县。这时候，天下初统一，人情习惯于封建，六国虽灭，自然有主张新封的。所以初并天下这一年，就有丞相绾姓王等奏请：“六国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独有廷尉李斯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也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置“守”、“尉”、“监”，守是一郡的长官，尉是帮守管理一郡的军事的，监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御史。中国郡县的制度，到此才算确立。
第三件，便是收天下的兵器，把他都聚到咸阳销毁了，铸做“钟”、“锯”和十二个铜人，当时还是以铜为兵。每个有一千石重。
第四件，是统一天下的“度”、“量”、“衡”和行车的轨与文字。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节。
第五件，是把天下的富豪迁徙到咸阳来，一共有十二万户。
这都是初并天下这一年的事，后来又有“焚书”、“坑儒”两件事。
“焚书”这件事，在公元前213年。他的原因，是因为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有一个仆射周青臣，恭维始皇行郡县制度的好处，又有个博士淳于越，说他面谀，而且说郡县制度，不及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便把淳于越驳斥一番，因而说：“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又说：“他们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因而就拟了一个“禁之”的办法：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许了他，烧书的事情，就实行起来了。
“坑儒”的事情，在焚书的明年，是方士引出来的。当时讲神仙的方士颇有势力，秦始皇也被他惑了，便派什么齐人徐市，发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又派什么燕人卢生，去求羡门、高誓，仙人的名字。炼“不死之药”。这些事情的无效，自然是无待于言的。偏是这一年，卢生又和什么侯生私下谈论始皇：说他“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因而逃去。始皇听得，大怒，说：我烧书之后，召“文学”、“方术”之士甚多。召文学之士，要想他们“兴太平”；召方术之士，要想靠他们“求奇药”；很尊重赏赐他们。如今不但毫无效验，而且做了许多“奸利”的事情，还要“诽谤”我。因而想到，说诸生在咸阳的，有“惑乱黔首”的事情。就派个御史去按问。诸生就互相告发，互相牵引，给他坑杀了四百六十多人。
这几件事情，其中第二、第四两件，自然是时代所要求。第三件，后人都笑他的愚，然而这事也不过和现在“禁止军火入口”、“不准私藏军械”一样，无甚可笑。第五件似乎暴虐些，然而这时候，各地方旧有的贵族、新生的富者阶级，势力很大，要是怕乱，所怕的就是这一班人（后来纷纷而起的，毕竟是六国的王族和将家占其多数；否则就是地方上的豪杰。并非真是“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可见地方上的特殊势力，原是应当铲除的）。汉高祖生平，是并不学秦朝的政策的。然而一定天下，也就“徙齐、楚大族于关中”，可见这也是时势所要求，还没甚可议之处。
最专制的，便是第一件和“焚书”“坑儒”两件事。为什么呢？“皇帝”是个空名，凭他去称“皇”，称“帝”，称“王”，称“皇帝”，似乎没甚相干。然而古人说：“天子者，爵也。”又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可见天子虽尊，还不过是各阶级中之一，并不和其余的人截然相离。到秦始皇，便无论“命”、“令”、“自称”，都要定出一个特别名词来。天子之尊，真是“殊绝于人”了。“太古有号无谥”自是当时风气质朴，并不是天子有种权利，不许人家议论。到始皇，除去谥法，不许“子议父，臣议君”，才真是绝对的专制。焚书这件事，不但剥夺人家议论的权利，并且要剥夺人家议论的智识——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变古”的，独有这件事，是“复古”的。他们脑筋里还全是西周以前“学术官守，合而为一”的旧思想，务求做到那“政学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议论，而且都有学问去发议论，实在是看不惯的。“坑儒”的事情，虽然是方士引起来，然而他坐诸生的罪名，是“惑乱黔首”，正和“焚书”是一样的思想。这两件事，都是“无道”到极点的。
以上所述的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他的对外，还有两件事情。
其一是叫蒙恬去斥逐匈奴，收取河南的地方，如今的河套。于公元前213年，修筑长城，“起临洮，迄辽东，延袤万余里。”秦始皇这一道长城，是因著战国时的旧址连接起来的，并不是一时造成。他所经的地方，是在如今河套和阴山山脉之北，东端在朝鲜境内，也并不是如今的长城。
其二是发兵略取南越的地方，把他置了南海、如今广东的南海县。桂林、如今广西的桂林县。象在如今越南。三郡。又夺了句践的子孙的地方把他置了闽中郡。如今的福建。秦始皇的武功，有一部分人也颇恭维他。然而这也不过是时势所造成（中国国力发达到这一步，自然有这结果），无甚稀奇。不过“北限长城，南逾五岭”，中国疆域（本部十八省）的规模，却是从此定下来的——后来无甚出入。
秦朝所以灭亡，由于奢侈和暴虐。他灭六国的时候，每破一国，便把他的宫室，画了图样，在咸阳仿造一所。后来又在渭南造一所阿房宫，《史记》说它的壮丽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之旗”。又在骊山在如今陕西临潼县。自营万年吉地。单骊山和阿房宫两处工程，就要役徒七十万人。还要连车出去“巡游”，“刻石颂德”——封泰山，禅梁父。又要治什么“驰道”。他又自推“终始五德之数”，说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水德之始，应当严刑峻法，“然后合五德之数”。秦国的刑法，本来是很野蛮的，再经秦始皇有意加严，自然是民无所措手足了。
【第二章】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一节 豪杰亡秦
秦朝吞灭六国，人心本来不服；加以始皇的暴虐和奢侈，自然是思乱者众。不过给始皇的威名镇压住了，一时不敢动。始皇一死，自然一哄而起了。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游，回去的时候，走到平原津，在如今山东的德县。病了，到沙邱的平台宫，在如今直隶的邢台县。就一命呜呼。秦始皇有好几个儿子：大的唤做扶苏，是相信儒术的。看见秦始皇坑儒，就不免谏了几句，始皇不悦，便叫他到上郡去监蒙恬的军。小儿子胡亥，这一次却跟随始皇出来。始皇病重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扶苏，叫他到咸阳去迎丧即位。这封信写好了还没有发，给一个宦者赵高知道了。原来这赵高，是教胡亥读书，又是教他决狱的；胡亥很喜欢他。这时候，他尚了“符玺”，这封信自然在他手里过。他就去劝丞相李斯，要造封假信，废掉扶苏，改立胡亥。李斯起初不肯，经不起赵高再三劝诱，他又说：“秦国的宰相，没有一个能善终的。你如今立了扶苏，他一定相信蒙恬，你一定不得好好儿的回去了。”李斯听了这话，不觉心动，就彼此商量，假造一封诏书，赐蒙恬、扶苏死。一路秘不发丧，回到咸阳，才把秦始皇的死信，宣布出来，拥立胡亥做了皇帝。这便是秦朝的二世皇帝。
二世做了皇帝，赵高自然得意了。他便教二世先用严刑峻法对付大臣；又把自己的兄弟姊妹都残杀了。他又骗二世道：“做皇帝的，总得叫人害怕。你如今年纪轻，在外面和大臣一块儿办事，总不免有弄错的地方，就要给人家瞧不起了。人家瞧你不起，就要想法子来欺你了。不如别出去，咱俩在宫里办罢。”二世果然听了他，躲在宫里不出来，连李斯也不得见面了。赵高就此想个主意，谋害了李斯。这时候，用刑比始皇更严；葬始皇于骊山，已经是穷极奢侈，而且还要造阿房宫，真是“民不堪命”；天下的人，自然要“群起而攻之”了。
公元前209年，就是二世的元年，七月里，有两个戍卒，一个唤做陈胜，一个唤做吴广，都是楚国人，前去戍守渔阳。如今直隶的卢龙县。走到蕲县，如今安徽的宿县。天下起雨来，走不通了。料想赶到了，也是误了限期，一定要处斩的，就激怒众人，造起反来了。不多时，陈胜便自立为楚王，分遣诸将，四出号召。就有：
魏人张耳、陈馀，立赵国的子孙，唤做歇的，做了赵王；
魏人周市，立魏国的公子咎，做了魏王；
燕人韩广，自立做燕王；
齐国的王族田儋，自立做齐王；
南方呢，也有：
沛人刘邦，据了沛，如今江苏的沛县。自立做沛公。楚国的县令称公。
楚将项燕的儿子，名字唤做梁，和他哥哥的儿子，名字唤做籍，表字唤做羽的，起兵于吴，如今江苏的吴县，秦朝的会稽郡治。项梁便自称会稽守。
二世起初受了赵高的蒙蔽，以为这许多人是“无能为”的。谁知到明年正月里，陈胜的先锋周文，已经打到戏了。如今陕西临潼县。二世才大惊。这许多骊山的工人，本是犯了罪的，忙赦了他，叫一个人，唤做章邯的，带着去抵御周文。这时候，秦朝政事虽乱，兵力还强。这些新起乌合之众，如何敌得政府的兵？居然把周文打死了。他就乘胜去攻陈胜，陈胜也死在下城父；如今安徽的蒙城县。吴广先已因攻荥阳如今河南的荥泽县。不下，给手下的人杀了。章邯便去攻魏。
这时候，项梁的兵已经渡过江来了。有一个居鄛人，如今安徽的巢县。唤做范增，前去劝他立楚国之后。项梁听了他，便去找寻楚怀王的子孙；果然找到了一个名字唤做心的。项梁便把他立在盱眙，如今安徽的盱眙县（1955年，盱眙由安徽省划归江苏省，为今江苏盱眙县）。仍旧唤做楚怀王。战国时候，楚国有一个怀王，和齐国很要好的。秦国要想骗他，就叫张仪去对他说：你只要和齐国绝了交，我便送你商於的地方六百里。见第一篇第三章第五节。怀王信了他，果然和齐国绝了交。谁知秦国把前言辞掉了，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大败，只得割地讲和。后来秦又骗他去面会，当面逼勒他割地，怀王不肯，秦人便把他捉了去。后来怀王就死在秦国，楚国人很可怜他的。所以这时候，要立他的后人，而且还要称他做楚怀王。
又有韩人张良，他的祖父，都做韩国的相。韩国灭亡了，他就尽散家财，寻觅死士，要想替韩国报仇。有一次，秦始皇出游，走到博浪沙中，在如今河南的阳武县。张良叫一个力士，伏在沙里，用大铁椎狙击他，惜乎误中“副车”。秦始皇吃这一吓，叫天下大捉凶手十日，毕竟没有捉得到。到这时候，张良去见项梁，劝他立韩国之后，项梁听了他，就立韩公子成为韩王。
于是六国之后，都立起来了。然而这时候，秦兵攻魏，正在危急。齐王田儋发兵来救，谁知道打了一仗，又败死了。项梁引兵而北，连胜两仗，未免心骄意满，又被章邯乘其不备夤夜劫营，杀得大败亏输，项梁也死了。章邯便到北面去，把赵王围在钜鹿。如今直隶的平乡县。诸侯的形势，真是危急万状了。
正当危险的时候，却有一枝救兵来了。你道是谁？原来就是中国绝世的英雄项羽。这时候，项梁已经死了，楚国一方面，总得想个应敌之策。就有人主张分兵两枝：一枝去攻秦，一枝去救赵。然而秦国兵势正强，许多将官，没有一个肯向前的，只有沛公和项羽不怕。大家商量定了，楚怀王便派：
沛公西入关；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谁知宋义见了秦兵也是惧怕的，到了安阳，如今山东的菏泽县。一共驻扎了四十六天，不肯进兵；反叫他的儿子到齐国去做宰相，田儋死后，他的兄弟田荣，立了他的儿子田市。自己去送他，于路置酒高会。项羽见不是事，便把他杀了，这才发兵渡河，和秦军大战。这一战，真是秦军和诸侯军的生死关头，《史记》叙述他的战事道：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兵皆属焉。
章邯虽败，还能收拾残兵，和项羽相持。不想派了一个长史司马欣到关中去求救，赵高竟不见他。司马欣急了，跑回来劝章邯投降项羽。章邯寻思没法，只得听了他。秦人在关东的兵力，就此消灭了。
沛公这一支兵，本来想从洛阳入关的。谁知和秦战不利，便改变方针，南攻南阳；南阳破了，就从武关进去。武关，在如今陕西商县的东边。赵高一向蒙蔽着二世，说山东盗是“无能为的”，这时候，二世不免怪着他。赵高一想不好，不如先下手为强，便把二世弑了，立了他哥哥的儿子公子婴，去掉帝号，仍称秦王，要想保有关中。子婴又想个法子，把赵高骗去刺杀了，夷其三族。子婴做了四十六天的秦王，沛公的兵已经到了灞上了。在如今陕西省城的东边。子婴无法抵御，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这是公元前206年的事。
秦朝亡得这样快，全是由于内乱，所以沛公兵来，无暇抵御。在山东的一枝兵，也心变，投降人家了。秦朝是“统一专制君主”政体初成立的时代，就把什么“宰相谋逆”、“阉宦弄权”、“杀长立幼”、“诛锄骨肉”、“蒙蔽”、“弑逆”种种事情，都弄全了，这也可见得“君主政体”的流弊。欲知其详，请把《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再仔细读一遍。
第二节 项羽的分封和楚汉的兴亡
秦朝既经灭亡，封建政体的反动力就要大张其焰了。原来当时的人习惯于封建，普通人的心里，差不多以为列国分立是当然的。秦国的统一，不过是个变局，秦始皇、李斯等，对于这个问题，却要算先知先觉之士。暴力一过，总得回复到原状的。至于前此业已互相吞并，而渐趋于统一，此等历史观念，并非普通人所有。所以陈胜、吴广谋举事，说：“等死，死国可乎。”这国字是指原来的楚国，就是要想恢复楚国的意思。范增说项梁，也说：“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可以见得当时一般人的心理。既有这种心理，灭秦之后，自然没有一个人独占了的道理，自然还是要分封。
谁应当受封呢？自然是六国之后和当时灭秦有功的人。谁来主这分封的事呢？自然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人。这都是自然之理，无待于言的。沛公入关之后，项羽也定了河北，引兵入关，谁知道沛公早派兵把关门守住了。项羽大怒，便把函谷关打破。这时候，项羽的兵有四十万，驻扎在鸿门；在临潼县境。沛公的兵只有十万，驻扎在坝上。论兵力，是万敌不过项羽的。幸而项羽有个族人，唤做项伯，和张良有交情的。听得项羽下个军令，明天要打沛公，便夤夜来见张良，劝他一同逃走。沛公托他人去向项羽疏通。明儿一早上，又带着张良、樊哙等几个人，去见项羽，把守关的事当面解释了一番，才算支吾过去。当初楚怀王曾经和诸将立一个约，说“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时候了，项羽差人去报告楚怀王，怀王便回他“如约”两个字。项羽哪里肯听，便自己分封诸侯来。他所分封的是：
所封的人：王、号、所王的地方、都城。
刘邦：汉、王、巴蜀汉中、南郑如今陕西的南郑县
章邯：雍、王、咸阳以西、废丘如今陕西的兴平县。
司马欣秦的降将：塞、王、咸阳以东至河、栎阳如今陕西的临潼县。
董翳秦的降将：翟、王、上郡、高奴如今陕西的肤施县。
魏王豹魏王咎的兄弟。咎自尽之后，豹逃到楚国，楚人立他做魏王：西魏王、河东、平阳如今山西的临汾县。
韩王成不多时，项羽把他杀了，改立了旧时候吴县的县令郑昌：韩、王、阳翟如今河南的禹县。
申阳张耳的嬖人：河南王、洛阳如今河南的洛阳县。
司马卬赵国的将：殷、王、殷故墟、朝歌如今河南的淇县。
赵王歇：代、王、代如今的蔚县。
张耳：常山王、赵、襄国如今直隶的邢台县。
英布楚国的将：九江王、六如今安徽的六安县。
吴芮秦国的番阳令，起兵跟了诸侯入关的。番阳，如今江西的鄱阳县：衡山王、邾如今湖北的黄冈县。
共敖义帝的柱国，传到他的儿子尉，给汉朝灭掉的：临江王、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
燕王广给臧荼杀掉的：辽东王、无终如今直隶京兆的蓟县。
臧茶燕国的将：燕王、蓟如今的北京。
齐王市：胶东王、即墨如今山东的即墨县。
田都齐国的将：齐、王、临淄如今山东的临淄县。
田安战国时齐国最后的王唤做建的后人：济北王、博阳如今山东的泰安县。
他却自立做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九郡的地，《史记》、《汉书》上，都没有明文。据恽氏敬所考，是泗水、薛、郯、琅邪、陈、砀、东郡、会稽；会稽郡里，又分出一个吴郡来。见他所著的《西楚都彭城论》。表面上把楚怀王尊做义帝，实际上却把他迁徙到江南的郴；如今湖南的郴县。不多时，又把他弑了。
他分封的意思，不过是猜忌汉王，不要他占据关中形势之地；所以生出一个解释来，说巴、蜀、汉中，也是关中之地。战国时曾属于秦，所以生出这一说。就把来封了他。却把秦国三个降将封在关中，去堵住他的路。这三个人，都是项羽亲身收服的，而且这三个人，带着秦人在外打仗，死掉许多，秦人很恨他，不怕他据着关中反抗。他自己所据地方，既大，又是本来的势力根据地，形势也是很好的。
然而他把赵、魏、燕、齐的旧王，都搬到别处，去改封了自己心爱的人，人家心上就有些不服。加以当时还有“有功而未得封”或“拥兵而无所归”的人，也想要捣乱。天下就多起事来了：这一年四月里，诸侯罢兵，各就国。八月里，田荣就并了三齐；田荣见项羽把田市迁徙到胶东，大怒，留住他，不许他到胶东去。田市怕项王，就逃了去。田荣大怒，追上，把他杀了。又发兵打死田都。这时候，有一个昌邑人，唤做彭越，本来起兵跟汉王的，带着一万多人，在钜野（如今山东的钜野县）没有归宿。田荣就给他一颗将军印，叫他打死田安，田荣就并王三齐。陈馀也起兵攻破张耳，迎接代王歇还去做赵王。赵王感激陈馀，就把他封做代王。陈馀和张耳，本来是好朋友，后来张耳给章邯围在钜鹿，陈馀不敢去救。张耳派两个人去求救，陈馀没法，只得派了几个兵，同着他两个去试试。这时候，秦国的兵势盛，都死了。张耳疑心这两个人是陈馀杀掉的。钜鹿解围以后，屡次盘问他。陈馀大怒，把印解下来，给张耳道：我这兵请你带了罢，我不干了。张耳手下有个人劝张耳就此接受了。陈馀没法，只得带了几十个人到大泽去渔猎。项羽因他没有从入关，只封了他南皮（如今直隶的南皮县）等三县的地方。陈馀心上不服，田荣起兵之后，便去请兵，打破了张耳。项羽既然是霸王，好比春秋时候的霸王。诸侯闹了这种乱子，当然是他的责任，只得亲身去攻打田荣。汉王乘机，用韩信做大将，八月，还定三秦；又派兵出虏了韩王郑昌。明年，正月，汉王出关，降河南王申阳；渡河，降西魏王豹，虏殷王卬。就带了塞、翟、韩、殷、魏的兵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这时候已经打死了田荣。田荣的兄弟田横又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项王“连战未能下”。汉王却乘虚攻入彭城。项王听得，带了精兵三万，从胡陵如今山东的鱼台县。回攻汉王。这一仗，把汉王杀得大败亏输，士卒死了二十多万人。
然而汉王据了荥阳、如今河南的荥泽县，是个黄河津渡之处。据了荥阳，就可以出兵河北。成皋，如今河南的汜水县，西边就是著名的虎牢关，是从山东到洛阳去的紧要关隘。据住成皋，东来的兵，就不得到洛阳，关中自然安如泰山了。和楚人相持。有萧何留守关中，发关中的人补充军队；运巴蜀的粮供给军饷，项羽的后路（梁地）却时时为彭越所扰。汉王一方面，有韩信平定了西魏、汉王败后，反汉为楚。赵、代，又攻破了齐；田广死了，田横逃到岛上。到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召他，他走到离洛阳三十里的地方自杀。项羽一方面，却连一个最得力的英布也叛降了汉了；渐渐的兵少食尽。项羽无法，只得和汉朝讲和，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当时河淮二水间的运河。《史记·河渠书》：“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荥，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从鸿沟以东为楚，西为汉。约既定，项羽就引兵东归，汉王却背约追他，合着韩信、彭越的兵，把他围在垓下。如今安徽的灵璧县。项王带了八百骑突围南走，到乌江，大江津名，在如今安徽的和县。自刎死了。天下就统一于汉。这是公元前200年（现在都考证为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的事。
自从陈涉发难，六国之后，纷纷自立；秦亡之后，项羽又大封诸侯；到这时候，又都烟消火灭了。这要算“封建的反动力”第一次失败。
豪杰亡秦，要算中国平民革命第一次成功。以前汤放桀，武王伐纣，秦灭周，都是以诸侯革天子的命。三家分晋，田和篡齐，是以大夫革诸侯的命。这时候，革命的是一班什么人，成功的又是一班什么人？请看：
《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这六个字，是用钱撒泼的别名。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这八个字，是无赖行径，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尝折券弃责。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只这几句话，活画出一个无赖的行径。要是细心搜寻，一部《史记》里不知可以搜出多少条来，现在且别细讲他。再看辅佐他的人：萧何、曹参，都是个刀笔吏；只有张良是个世家子弟，然而他的性质，也是和江湖上人接近的；陈平便是个不事生产的人；韩信、彭越更不必说了。汉高祖用了这一班人，却居然成功，项王“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这是陈平说项王的话，见《史记·陈丞相世家》。分明带有贵族性质，就到底败亡。而且当时不但贵族里头没有人，就是草野之间出一点“贤人”的名声的，这个人也就没甚用处（如周文、张耳、陈馀等），反不如这一班无赖，这不是气运使然么？实在就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里，有一段论这事的，题目是《汉初布衣卿相之局》，考据得很精详，可以参看一参看。
第三节 汉初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斗争
项羽灭掉了，天下就算太平了么？还没有呢，当时还有几种特殊势力。
其一是“功臣”。侯国革命时代，革了命，谁应当做皇帝是一定的。譬如夏亡之后，做皇帝的当然是汤；商亡之后，做后帝的当然是武王。断没有伊尹、太公出来和他竞争的道理。平民革命时代就不然了，你好做，我也好做。项羽虽灭，韩信、彭越……个个和汉高祖资格平等的，怎教他不生心？做皇帝的如何不要疑心他？疑心他，他如何不要自卫？这班人又都是身经百战的，如何不可怕？在各种特殊势力之中，这一种要算是最危险的了。
其二是“宗室”。这一种特殊势力，是有意造出来的。当时的人对于封建有两种心理：一种是被灭的人，要想恢复固有的基业。秦朝末年，六国之后，纷纷自立，就是这一种心理。一种是灭掉人家的人，要想封建自己的子弟亲戚，以为屏藩。淳于越劝秦始皇：“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是这一种心理。这种议论，秦始皇没有实行，汉高祖却实行起来了。
其三就是“外戚”。外戚成为一种特殊势力，其根本也是从历史上来的。当分裂的时代，部落和部落，国家和国家，总是互相仇敌。能够互相联络的，本家之外，自然只有亲戚。终汉之世，外戚的为害最烈。难道汉朝的皇帝，性质和别一朝不同，总喜欢任用外家么？也因为汉时的社会，“去古还近”，人心为“风气所囿”，不能自拔的缘故。至于汉高祖的丈母家，更是助他取天下的，事成之后，自然也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了。这里头的关系，读史的人都不大留意。我现在把他揭出来，却是很有趣的。
《史记·高祖本纪》：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箒妾。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尝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看“避仇从之客”一句，便知道吕公也不是安分之徒，正和“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的人是一路。再看：
高祖为亭长时，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这十个字，妙不可言。一句话点穿他都是造谣，毫无对证。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尝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尝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可见当时“造谣惑众”，两口子都是串通了的。还有吕后的妹夫樊哙，是和高祖同隐于芒、砀山泽之间的，沛县人起兵时，就是托他去寻找高祖。吕后的哥哥，一个唤做泽，一个唤做释之，都是跟随着高祖起兵的。高祖彭城之败，得了吕泽的兵，方才站住。吕氏一系，有这许多人，如何不要成为特殊势力呢？所以当时的人说：“吕氏雅故，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这句话，实在不是瞎说的。
当时的功臣，有封地，都给高祖和吕后两个人灭掉。这个可算刘、吕两系，合力以摧残功臣系。
齐王韩信。韩信破齐之后，就自立做了齐王。这时候，高祖没法，只得因而封之。到破了项羽以后，便“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把他改封为楚王。后来又用陈平的计策，伪游云梦，趁他来谒见，把他捉起来。说有人告他造反，带到京里，赦了他，封为淮阴侯。公元前197年，代相陈豨反了。高祖自将去找他，吕后在京城里，又叫人诬告韩信谋反，又把他杀掉。
梁王彭越。高祖背约追项羽的时候，约会韩信、彭越，他俩都不来。高祖没法，用张良的计策，加给韩信封地，又封彭越做梁王，他俩才都来。韩信死这一年，也有人告他谋反，高祖便把他废了，徙之于蜀。走到路上，遇见吕后，彭越哭着对她说实在没有谋反，求吕后替他做主，放他回家乡。吕后便带他到洛阳去见高祖，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再叫人告彭越谋反，又把他杀掉。
韩王信。韩国的子孙，以勇敢著闻的。高祖定三秦时，叫他击灭郑昌，就立他做韩王。天下既定，把他迁徙到晋阳，要想靠他抵御匈奴。他便自告奋勇，请徙治马邑（如今山西的马邑县），汉朝许之。谁知道，匈奴兵力很强，把他围了起来，他抵敌不过，只得差人求和。这件事给汉朝知道了，便去责问他。他急了，就索性投降匈奴，带他入寇。韩信死的这一年，给汉朝将军唤做柴武的打死。
淮南王英布。英布本来是项羽的降将，自然不能自安，也是韩信死的这一年造反。明年，给汉高祖打败了，逃到江南，吴芮的儿子吴臣把他骗去杀掉。
赵王张敖。张耳给陈馀打败之后投奔汉王，后来跟着韩信去打陈馀。陈馀死后，便立他做赵王。张耳死后，儿子张敖，接续下去，又尚了鲁元公主。高祖走过赵国，张敖出来迎接，甚为恭敬。高祖却“箕踞漫骂“，赵相贯高不忿，就想谋弑高祖。事情没有成功，倒给人家告发起来。同谋的人，都图个自尽。幸而贯高挺身到京，力白张敖并不知情，张敖的性命，才算保全。然而赵王的位子，却保不住了。这是公元前199年的事。
燕王卢绾。卢绾和高祖是同乡，他的父亲，就和高祖的父亲是好朋友。卢绾和高祖同日而生，长大来，又是好朋友。高祖击灭臧荼，就封卢绾做燕王。后来高祖去攻陈豨，卢绾也派兵夹攻。陈豨差人到匈奴求救，卢绾也差个张胜到匈奴去，叫匈奴别救他。这时候臧荼的儿子在匈奴国里，对张胜说道：“你们何必急急攻陈豨。陈豨灭亡，连你们燕国也保不住了。”张胜以为然。就叫匈奴发兵攻燕，好等燕国借此撤兵自救，不去攻陈。卢绾见张胜去后，匈奴的兵反来攻打，说张胜反了，就上书汉朝，请族诛张胜。不多时张胜回来，说明原因，卢绾才知道他都是为着自己，懊悔不迭，就随意杀了一个人，对汉朝说是张胜。后来这件事情发觉了，汉高祖就叫樊哙去打他。卢绾逃出长城外。这时候，高祖已经病了，他和高祖毕竟是有交情的，时时在长城外打听，想等高祖好了，亲自进京来解释。后来知道高祖死了，便逃到匈奴，死在匈奴国里。
只有长沙王吴芮，因所封的地方很小，而且偏僻，无关大局，所以没有灭亡。当时所封建的同姓，却有：
荆王贾。高祖的从父兄。韩信废后，分其地，立贾和楚元王。英布造反的时候，刘贾给他打死。
楚元王交。高祖的同父弟。
吴王濞。高祖兄仲的儿子，英布灭后立的。
齐悼惠王肥。以下七王，都是高祖的儿子。
代王恒。就是文帝。代本来是封高祖兄仲的（仲名喜），仲为匈奴所攻，弃国逃回，才拿来封文帝。
赵隐王如意。张敖废后立的。
淮南厉王长。英布灭后立的。
梁王恢。彭越灭后，立恢和淮阳王友。
淮阳王友。
燕灵王建。卢绾废后立的。
“高祖刑白马与诸侯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个真可算得把天下当一家的产业了。
高祖死后，形势就一变，变做“外戚一系，内斗功臣，外斗宗室”的样子。原来吕后的干政，不是从高祖死后起的。《史记》上说：“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高祖固然是个好色之徒，然而吕后的留守，却不尽因“色衰爱弛”的缘故。高祖从灭掉项羽以后，重要的战役，大概是自将，还要出去巡行，一年倒有半年不在京城里。这时候，京城里的事情，不是交给吕后，是交给谁？若说全权托宰相，却并没这一回事，请看《萧相国世家》自知。所以高祖死后，吕后出来管理朝政，她这资格，是早就养成了的。吕氏一系，又有许多人夹辅她，自然没人敢反抗。
高祖晚年，爱了一个戚夫人，生了个赵王如意，要想废掉太子立他，赖大臣力争得免。其实也为吕氏在当时，是一种特殊势力。要有吕后，才能和功臣系相持，换个戚夫人，就糟了。高祖死后，孝惠帝即位，吕后就“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叫孝惠帝去看，惠帝看了大哭，病了好几月。从此以后，惠帝不以他母亲所为为然，却又没奈何她。就无心政事，一味取乐，渐渐成病，公元前188年，死了。惠帝的皇后，是鲁元公主的女儿。惠帝的外甥女。无子，太后叫她杀掉后宫有子的美人，取其子以为子。这时候，立了他，是为少帝，太后临朝称制。公元前184年，少帝年长了，知道他的母亲是给吕后杀掉的，口出怨言，吕后把他废掉了，立了个常山王义，改名为弘。太后所封孝惠帝的儿子，有好几个：就是淮阳王强，常山王不疑，襄城侯山，轵侯朝，壶关候武。强死后，徙武为淮阳王。不疑死后，徙山为常山王，改名义。这几个人，历史上说他不是孝惠帝的儿子，这句话究竟是实情，还是汉大臣造的，现在无从断定，请看下文。从此到公元前180年吕后死以前，朝廷的政权，始终在她手里。
吕后对于宗室，杀掉一个赵隐王如意，又杀掉一个赵幽王友，就是淮阳王，如意死后徙封。一个赵共王恢。就是梁王。燕灵王建死后，她又叫人杀掉他的庶子，又割了齐国的琅邪、济南二郡，都拿来封自己一系的人。还割了齐国的城阳郡，来做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太后要封诸吕时，右丞相王陵便引“高祖白马之盟”来抵抗她。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这句话倒也爽快）于是王陵免职，封诸吕的事，就实行起来。琅邪王是高祖的堂房弟兄，在高祖手里不甚得法，吕后秉政，才去拍马屁，所以也是吕后一系的人。
对于功臣系，就是叫吕禄、吕产起初是吕台带的，吕台死后，吕产接他的手。带了南北军，汉朝京城里的兵，参看第八章第四节。夺掉太尉周勃的兵权。这件事在惠帝死后。张良的儿子，唤做张辟疆，这时候只有十五岁，做侍中的官。去见陈平道：太后只有这一个儿子，现在死了，她哭得并不伤心，你知道是什么缘故？陈平道：我不知道呀！张辟疆道：皇帝（指惠帝）没有大的儿子，太后心上，就是怕他们这班人。你何不请于太后，叫吕台、吕产、吕禄，都带了南北军。那么，太后心安，就不来害你们了。陈平听了他。《史记》上说“吕氏权由此起”。十五岁的小孩子知道什么？自然是太后指使他去的。大概张良是外戚一系的人；所以高祖要废太子，吕后叫吕泽去逼他画策（《留侯世家》）；吕后要想叫吕氏带南北军，又是张辟疆出去。
吕后临死的时候，吩咐吕禄、吕产等道：“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无送丧，为人所制。”谁知吕后一死，风波就起来了。原来齐悼惠王有九个儿子，这时候，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都在京城里，便叫人去招呼哀王襄，叫他起兵来诛诸吕，自己做内应。齐哀王果然听了他，发兵而西。吕禄、吕产便叫灌婴去打他。这灌婴也是功臣系里的人，如何肯替外戚系出力？走到荥阳，便和齐王联合。陈平、周勃等乘机叫郦商高帝的谋臣。的儿子郦寄去说吕禄，“以兵属太尉”，归国就封。吕禄还犹豫不决。他们又找到一个尚苻节纪通，就叫他诈传诏旨，把周勃送到北军里；又分了一千兵给朱虚侯，朱虚侯就把吕产杀掉。于是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外戚系的势力，到此就算消灭了。
然而宗室系和功臣系的暗斗又起来了。当这时候，最紧要的便是“皇位继承”问题，《史记》上记他们的事情道：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
这件事，《史记》上说明他们是“阴谋”，可见得“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这句话，并非实录。不过他们恐怕“即长用事，吾属无类”，所以造为此说罢了。这时候，宗室里头要算齐最强，他们毕竟把他排掉了，立了一个无势无力的代王，这个也要算宗室和功臣系的一场暗斗。
文帝即位，把城阳、琅邪、济南三郡，都还了齐；徙刘泽王燕。刘泽虽然宗室，却是吕后封他的，齐王起兵的时候，把他骗来，软禁起来。却叫人去发其国兵，并将而西。刘泽无法，说齐王道：你软禁了我，也很无谓。现在京城里人，正在那里议立谁做皇帝呢。我在姓刘的里头年辈最尊，你不如放我进京去替你游说游说。齐王就放了他。谁知他一进京，也主张齐王立不得，要迎立代王。当诛诸吕的时候，诸大臣许把赵地王朱虚侯，梁地王东牟侯。文帝听得他两个本意要立齐王的，只把朱虚侯封做城阳王，东牟侯封做济北王。城阳王立两年就死了，济北王不久到底以谋反伏诛。齐哀王死后，儿子文王则又死了，没有后人，文帝便把他的地方分做六国，立了将闾、志、辟光、贤、邛、雄渠六人，这个已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了。汉高祖的儿子，还有一个淮南厉王长，公元前174年，以骄恣伏诛。
然而这时候，诸侯里头还有一个吴国。他的国里有章郡秦鄣郡，治今浙江长兴县。铜山，可以即山铸钱。又东煮海水为盐，以是国无赋税。又招致了许多亡命，本来是危险分子。文帝时，吴太子来朝，和皇太子景帝。饮博，争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杀之，自然是加一层怨恨。文帝是用软功的，吴王不朝，便赐以几杖，以示承认他有病的意思。吴王得汉朝宽容，反谋也就缓下来了，然而造反的资格毕竟还在。到景帝即位，又用了晁错，削起诸侯的地来。原来汉初封建同姓，土地都很大。这时候，承丧乱之后，户口还少，承平数世，也就加多起来，诸侯的力更强了。到文帝时候，各种特殊势力，只剩了这一种，自然要从此想法子。所以贾谊说：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这种法子是一个和平的法子，文帝手里没有实行。到景帝即位，任用晁错做御史大夫，晁错的主意，却比贾谊激烈了。他不用“把诸侯的地方分给他自己子孙”的法子，却硬用天子的权力来削诸侯的地。他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一举就削了楚、赵、胶西三国的地方。于是吴王恐“削地无已”，就和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及楚王戊，元王的孙。赵王遂，如意的儿子，文帝所封。同举兵反起来了。
吴国的反谋，蓄了三十多年，一发起来自然声势浩大了。他下令国中，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一共得了二十多万人。又发了闽、东越两国的兵。他移书诸侯道：“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
幸而有善于用兵的周亚夫，总算应时戡定。当时七国的兵，系吴楚两国西攻梁；济南、菑川、胶东、胶西四国，共攻围齐；赵国也发兵入齐西界。汉景帝派将军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吴、楚的兵最轻剽，难与争锋。梁国的都城睢阳（如今河南的商邱县）被围甚急，亚夫不去救，却东北壁昌邑（如今山东的金乡县），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粮道。吴、楚兵攻睢阳不克，攻亚夫军又不胜，粮尽，只得退回。亚夫遣兵追击，大破之。吴王逃到东越，给东越人杀掉。楚王戊自杀。济南、茁川、胶东、胶西四国的王都伏诛。齐王将闾本和四国有谋，后来才后悔了，守城拒敌，到这时候，也惧而自杀。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从此以后，汉朝就“摧抑诸侯，不得自治民补吏”，实权都在“相”的手里。武帝时，又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把自己的地方分封自己的子弟。从此以后，列国疆域更加狭小，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了。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也带一点功臣系的臭味，所以后来毕竟不得其死。参看《史记·绛侯世家》。
【第三章】汉初的休养生息
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捣乱，都已讲过，就可以讲到汉初社会的建设方面了。要考察的情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质方面的支配，物质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汉初社会的精神方面却是怎样呢？《史记》上说：
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
为什么有这种心理？请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汉的纷争。这时候，社会的状况如何？如何不要发生这一种心理呢？
社会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过的。生于其间的人没一个能不受它的鼓动，而且受其鼓动而不自知。
《汉书·孝文帝本纪赞》：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又《食货志》：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纲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难得。功臣是最喜欢捣乱的，也能够“论议务在宽厚”，更为奇怪。我说：这都是受了社会心理的鼓荡而不自知的。《吴王濞传》：“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抚循其民。”当时的郡国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这个也是受社会心理的暗示，其效验，居然“天下初定期……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当时的政治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可考见的共有三端：其[一]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文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税一。其[二]是简省刑罚，高祖入关，就和人民约法三章。其后萧何定《九章律》，虽然沿用秦法，然而断狱四百在实际上却是简省的。文景时代，又屡有减轻刑罚的举动。详见第八章第五节。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无为主义。所以贾生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就“谦让未遑”。《史记本传》。匈奴屡次入寇，从景帝以前，始终取防御主义。这种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继，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至公元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汉书·食货志》：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这个富力的增加，也总算得快的了。然而这种政治也有个弊病，便是（一）豪强之徒侵凌穷人，毫无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觉黯然无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时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讲。
【第四章】汉朝的武功
第一节 匈奴
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力扩张的时代。这是为什么？[一]战国以前是分裂的，秦汉时代变做统一的大国。[二]去战国时代未远，人民尚武之风还在。[三]从汉初到武帝，经过七十的休养生息，富力也极充足。
从秦到清盛时，二千多年，中国“固定的领土”和“对外扩张的方向”，无甚变更。这个规模，是秦始皇开其端，汉武帝收其功，所以说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数秦皇汉武。咱们现在要讲汉朝的武功，因为匈奴是汉朝一个大敌，就从他讲起。我在第一篇第六章第一节里，不是说过当时的匈奴，都是些“分散溪谷”的小部落，只有河套里的一个部落，稍为绝大么？这个部落便是秦汉时候的匈奴。当秦始皇时候，匈奴的单于唤做头曼。秦始皇叫蒙恬去斥逐他，头曼不能抵抗，只得弃河套北徙。到秦朝灭亡，戍边的人都跑掉了，匈奴复渡河而南，仍旧占据了河套。这时候，匈奴国里又出了个冒顿单于，东击破东胡，西走月氏，南并白羊、楼烦二王，又北服丁令等小国，这个丁令，在贝加尔湖附近。贝加尔湖，当时唤做北海。就并有如今的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南部了。老上单于时，又征服西域。
他这时候，便把从前“分散溪谷”的小部落都并而为一，匈奴的统一事业到此时才算完成。所以《史记》上说：
自淳维以至头曼，《史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乐彦《括地谱》：“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力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中国谓之匈奴。”这种话，靠得住与否，可以暂时不必管他。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然而他的人数毕竟不多。《史记》上先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则匈奴控弦之士，实在还不足二十四万。既然“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那么，控弦之士之数，一定等于全国壮丁之数。老弱的数目，算他加两倍，妇女的数目，算他和男子相等，也还不过百五十万。（控弦之士）×2=老弱男子之数；控弦之士+老弱男子之数=男子之数；（男子之数）×2=匈奴全人数。所以贾生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他所以强盛全由于：[一]游牧部落性质勇悍；[二]处塞北瘠薄之地，当然要向南方丰富之地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北狄之患公共的原因。
这时候，他所占据的地方，是“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如今直隶的蔚县。以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如今陕西的肤施县。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如今山西的代县。云中”。如今山西的大同县。
匈奴和汉朝的兵衅，起于公元前200年。以前只算得盗边，这一次才是正式的交战。韩王信既降匈奴，就引导他入寇，参看第二章第三节。高祖自将击之，被围于平城，在如今大同县。七日乃解。于是用刘敬的计策：[一]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三]约为兄弟，以和亲。刘敬是个战国的策士，战国以前，本国人本和戎狄杂居的，用这种“婚姻”、“赂遗”的政策，以求一时之安或为欲取姑与之计的，是很多。刘敬还是这种旧眼光。然而这时候的匈奴，已经变做大国，不是前此杂居内地的小部落，暂时敷衍，将来就可以不战而屈的。所以他这种政策，毕竟无效。从此以后，经过老上冒顿的儿子，公元前174年立。和军臣老上的儿子，公元前161年立。二世，都和汉时战时和，到伊稚斜军臣的兄弟，公元前126年立。手里，形势就一变了。
武帝和匈奴启衅，事在公元前133年，用大行王恢的计策，叫马邑人聂壹，阳为卖马邑城诱匈奴单于入塞，伏兵三十余万于其旁，要想捉住他。单于还没入塞，计策倒泄漏了。从此以后两国就开了兵衅。其中最有关系的有三次。一是公元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开朔方郡，恢复秦始皇时的旧界。二是公元前119年，因为伊稚斜单于用汉降人赵信的计策，益北绝漠，要想诱汉兵到那里，趁他疲极而取之。汉朝便发了十万——这是官发的，又有私员从马，凡十四万匹，运粮重的还在外——叫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分一半去打他。卫青出定襄，如今的和林格尔县。
打败了单于的兵，追到置颜山赵信城。赵信所造的。霍去病出代如今山西的代县。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置颜山、赵信城、狼居胥山、姑衍、瀚海，都应该在漠北，不能确指其处。从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三是公元前121年，匈奴西边的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朝就开了河西四郡。酒泉，如今甘肃的高台县。武威，如今甘肃的武威县。敦煌，如今甘肃的敦煌县。张掖，如今甘肃的张掖县。从此以后，汉朝同西域交通的路开，匈奴却断了右臂了。参看下节。这都是武帝时候的事情。
伊稚斜之后，又六传而至壶衍鞮单于。伊稚斜子乌维单于，公元前114年立，公元前107年卒。子詹师卢立，年少，号为儿单于，公元前102年卒。季父句黎湖单于立，公元前101年卒。弟且鞮侯单于立，公元前101年卒。子狐鹿姑单于立，公元前85年卒，子壶衍鞮单于立。出兵攻乌孙。这时候乌孙已尚了中国的公主。公元前73年，宣帝本始元年。中国发五将军，又叫校尉常惠，护乌孙兵，去攻匈奴。匈奴闻汉兵出，驱其畜产远遁，所以五将军无所得。常惠的兵从西方入，却斩首三万九千余级，获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头。这个自然是个虚数，然而为数必也不少。匈奴怨恨乌孙，这一年冬天，单于自将去攻他，归途又遇见大雪，士卒冻死了十分之九。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杀伤不少。
加以饿死，人民去掉十分之三，畜产去掉十分之五，匈奴竟变做一个弱国了。然而没肯服中国。直到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死，壶衍鞮单于的兄弟，公元前68年立。握衍朐鞮单于立，国中起了内乱。五单于争立，后来都并于呼韩邪单于。而呼韩邪的兄呼屠吾斯，又自立做郅支骨都侯单于，杀败了呼韩邪。于是公元前52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款五原塞。如今绥远道的五原县。明年，就入朝于汉。郅支单于见汉朝帮助呼韩邪，料想敌他不过，恰好这时候，康居见下章。给乌孙所攻，来迎接他去并力抵敌乌孙。郅支大喜，便住到康居国里去。公元前36年——元帝的建昭三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副都护陈汤，矫诏发诸国兵，把他攻杀了，传首京师。前汉时代的匈奴，到这时候便算给中国征服。
第二节 西域
汉时所谓“西域”，其意义有广狭两种。初时所谓“西域”，是专指如今的天山南路，所谓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南山，是如今新疆和青海、西藏的界山；北山，是如今的天山山脉；河，就是塔里木河。这是狭义。但是后来交通的范围广了，也没有更加分别，把从此以西北的地方，也一概称为“西域”。这“西域”二字，便变成广义了。
狭义的西域，有小国三十六，后稍分至五十余。其种有“塞”，有“氐”、“羌”。氐、羌是“行国”，塞种是“居国”。诸国大概户数不过数百，口数不过千余或数千。最大的龟兹，户数六九七〇，口数八一三一七，胜兵数二一七六。最小的乌贪訾离，户数四一，口数二三一，胜兵数五七。不过是一个小部落，实在不足称为国家。其中较大而传国较久的，只有焉耆、如今新疆的焉耆县。龟兹、如今新疆的库车县。疏勒、如今新疆的疏勒县。莎车、如今新疆的莎车县。于阗如今新疆的于阗县。五国。汉时当交通孔道的，有车师、北道，如今新疆的吐鲁番县。楼兰南道，如今已沦为白龙堆沙漠。二国。余均无足齿数。从此以西北，却有几个大国。
原来葱岭以西，是白种人的根据地。现在欧亚两洲的界线，在地理上并不足为东西洋民族的界线；东西洋民族分布的界线，还要推葱岭、帕米尔一带大山。试观葱岭帕米尔以西诸国，和欧洲的历史关系深和中国的历史关系浅可知。白种有名的古国，要推波斯，后来为马其顿所灭。亚历山大死后，部将塞留哥（Seleucus）据叙利亚（Syria）之地自立，是为条支。后来其东方又分裂为帕提亚（Parhia）、巴克特利亚（Bactlia）两国，便是安息和大夏。大夏之东，也是希腊人所分布之地，西域人呼为Ionian，就是Yavanas的转音，这是大宛。大宛之北为康居，再西北就是奄蔡了。奄蔡，就是元史上的阿速，到将来再讲。
安息是如今的波斯。大夏在阿母、西尔两河之间。大宛在其东，大约在如今的吹河流域。其北就是康居，康居的地理，《元史译文证补》把他考得很清楚的。原文甚文，不能备录，可以翻出一参考。奄蔡，也见《元史译文证补》。据近世史家所考究，蒲萄，苜蓿，亦系希腊语Botrus、Medike的译音（参看近人《饮冰室从著·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这一节又须参考西史。这都是阿利安族。《汉书》上总叙他道：“自宛以西，至安息，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之利。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又颜师古说：乌孙“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据近代人所研究，这种形状很像德意志人。《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这些国的种族属于阿利安大约可无疑义了。
此外又有所谓“塞种”，大约是白种中的“塞米的族smites”。其居地，本来在如今的伊犁河流域，后来为大月氏所破，才分散。《汉书》上说：“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罽宾。如今印度的克什米尔。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此外又有乌戈山离，“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蔬、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难兜国，亦“种五谷，葡萄诸果，与诸国同属罽宾”，大约亦系塞种。《汉书》上明指为氐羌的，是“蒲犂与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随畜，逐水草”，此外更无明指为氐羌的。只有婼羌、鄯善，亦系行国；温宿则“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可以推定其为氐羌。据《后汉书》，则西夜子合，各自有王。又有德若，“俗与子合同”。又载车师，蒲类，移支，且弥，亦均系行国。移支“俗勇敢善战，以寇抄为事。皆被发。尤酷与羌类。”此外都不明著其种族。西域诸国前后《汉书》载其道里方位很详。如今的新疆省，设县不多，若把县名来注，反觉粗略；若把小地名来注，太觉麻烦，反不如检阅原书的清楚而正确了。所以除几个大国之外，不再详注今地。若要精密研究，看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最好。
汉初，中国西北的境界限于黄河。渡河而西，祁连山脉之北是大月氏。后来河西四郡之地。从大月氏再向西，便是西域三十六国了。大月氏本来是个强国，冒顿和老上单于时，两次为匈奴所破；逃到伊犁河流域，夺了塞种的地方。塞种于此时南君罽宾。乌孙本来和大月氏杂居的，尝为大月氏所破，到这时候，便借兵于匈奴，再攻破大月氏。于是大月氏西南走，夺了大夏的地方。乌孙便住在伊犁河流域。汉武帝听得大月氏是个大国，想和他夹攻匈奴。募人往使，张骞以郎应募前往，路经匈奴，给匈奴人留住一年多。张骞逃到大宛，大宛派个翻译，送他到康居，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这时候，大月氏得了“沃土”，殊无“报胡之心”。张骞留了一年多，不得要领而归。恰好这时候匈奴的浑邪王，杀掉休屠王降汉，汉朝得了河西的地方。张骞建言，招乌孙来住。汉武帝就派他到乌孙，乌孙不肯来；而张骞的副使，到旁国去的，颇带了他的人回来。汉武帝由是锐意要通西域，一年之中，要差十几回使者出去。
使者走过各国，各国是要搬粮挑水供给他的。加之当时出使的人，未必个个都是君子，颇有些无赖之徒想借此发些财的。因为所带金帛甚多。这种金帛，回来时候，未必有正确的报销。要是无赖一点，沿路还可以索诈，或者还可以带着做点买卖。其行径，颇不敢保他正当。因此当道诸国，颇以为苦。于是楼兰、车师先叛。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发兵打破了这两国。后来又有人说大宛国里有一种“天马”，汉武帝差人，带了“金马”去换他的。大宛王不肯，和汉使冲突，把汉使杀掉。武帝大怒，派李广利去打大宛。第一次因为路远，粮运不继，不利。武帝再添了兵去，公元前101年到底把大宛打破。大宛离汉甚远，给汉朝打破之后，西域诸国见了汉朝就有些惧怕。加之以乌孙也是一个大国，他起初和中国颇为落落寡合，后来因为时常同中国往来，匈奴人要想攻他，乌孙人急了，就尚了中国的公主。
从此以后，乌孙和中国往来极为亲密。这都是汉朝的声威所以远播的原因。至于三十六国，当老上单于攻破月氏之后，就臣服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之间，赋税诸国，取给足焉。”从浑邪王降汉之后，而汉通西域之路始开。攻破大宛之后，则“敦煌西至盐泽，如今的罗布淖尔。往往起亭。而轮台、如今新疆的轮台县。渠犁，轮台东。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然而当这时候，匈奴还时时要和中国争西域。公元前68年，郑吉攻破车师，屯田其地，保护了南道。公元前59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于是匈奴所置的僮仆都尉消灭，而中国叫郑吉并护南北两道，谓之都护。治乌垒城，在如今库车县东南。元帝时又设立戊己校尉，屯田车师。西域诸国，就全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了。南道，是如今从羌婼，且未经于阗到莎车的路。北道，是从吐鲁番经焉耆、库车到疏勒的路。当时的争夺西域，只是争两条通路，而汉朝以屯田为保护路线的政策。
第三节 朝鲜
貉族的情形，第一篇第六章第三节已经讲过了。当汉武帝时，貉族在如今奉天、吉林两省之间，大约从东辽河的上游起，北据松花江流域。当时辽东郡的塞外。汉人称之为秽，亦作岁。役属“卫氏朝鲜”。
朝鲜是亚洲一个文明的古国。他的始祖，就是中国的箕子，这是人人知道的。但是箕子的立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却是疑问。朝鲜的古史，当箕氏为卫满所灭时全然亡失。朝鲜人要讲古史，反得借资于中国。朝鲜人所自著的，只有新罗的僧人无极所作的《东事古记》，然而这部书不大可靠。据《东事古记》说：唐尧时代，有一个神人，唤做檀君，立国于如今的平壤，国号朝鲜。到商朝的中叶，传统才绝。这一段话，近来史家都不甚信他。箕子的立国，向来都说在平壤，近来也有人疑心，说箕子所走的朝鲜，实在如今的辽西。到后业，才逐渐迁徙而入半岛部的，但也没有十分充足的证据。
朝鲜当战国时代，曾经和燕国交兵，给燕国打败了。这时候，辽东地方全为燕国所据。朝鲜和燕国以浿水为界。如今的大同江。秦灭燕之后，又扩充到浿水以东。秦灭汉兴，仍以浿水为界。卢绾之乱，燕国有个人，唤做卫满，逃到朝鲜，请于朝鲜王准，愿居国的西境，替朝鲜守卫边塞，朝鲜王许了他。所住的，大约就是秦朝所占浿水以东的地方。后来卫满势力大了，就发兵去袭朝鲜，朝鲜王战败，逃到马韩部落里，卫满就做了朝鲜的王。
三韩在朝鲜半岛的南部。马韩在西，占如今忠清、全罗两道；马韩之东是弁韩，弁韩之东是辰韩，占如今的庆尚道。汉武帝时，要想到中国来朝贡。这时候，卫满已经传子及孙，名为右渠，阻碍三韩，不许他到中国来。又袭杀中国的辽东都尉。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两道，把朝鲜灭掉，将其地分置乐浪、如今的黄海、平安两道。临屯、汉江以北。玄菟、咸镜南道。真番地跨鸭绿江。四郡，从此以后，朝鲜做中国的郡县好几百年。直到东晋时代，前燕慕容氏灭亡，中国在辽东的势力才全失坠。
秽貉的酋长南闾，公元前128年，曾经率男女二十八万口内属。汉武帝替他置了个沧海郡，隔几年，又废掉了。朝鲜灭后，秽人有一支，迁到半岛的东部去的，唤做东秽，又唤做不耐秽。留居故地的，就是后来的夫余。
第四节 闽粤南越和西南夷
以上三节所说，都是对外的事情。“中国本部的统一”，却是也到汉武帝手里规模才大定的。秦始皇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已见第一章。秦朝灭亡的时候，龙川令赵佗并了这三郡之地，自称南越武王。越国灭亡之后，“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史记·越勾践世家》。秦有天下，取其地置闽中郡。粤王无诸，和他的同族名摇的，都佐诸侯灭秦有功。汉高帝立无诸做闽越王，都治；如今福建的闽侯县。帝又立摇做东瓯王。如今浙江的永嘉县。公元前138年，闽越攻东瓯，武帝发兵救之，兵还没有到，闽越兵先已退去，东瓯请“举国内徙”。于是徙其人江淮间，东瓯的地方就空了起来。公元前112年中国灭掉南越，又灭掉东越，福建、广东两省，就永入中国版图。
当时又有所谓西南夷，《汉书》叙述他的形势是：
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如今贵州的桐梓县。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如今云南的昆明县。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如今四川的西昌县。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隽、昆明。如今云南的大理县。编发，随畜移徙，无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隽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徙，如今四川的天全县。莋都，如今四川的清溪县。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如今四川的茂县。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以上所述，第一类是濮族（倮罗），从黔江流域到金沙江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第二种大约也是氐羌一类。因为若是粤族，便要断发，氐羌则或编发（就是辫发）或被发。又粤族本居沿海，没有畜牧的。这一族人“随畜移徙”，明是从北方高原之地迁来。所以知道他是氐或羌族。在澜沧江流域，文明程度极低。第三种是氐族，在岷江、大渡河流域和嘉陵江上源。
汉武帝时，有一个人唤做唐蒙，出使南越。南越人请他吃蜀的“枸酱”，唐蒙问他你这枸酱从什么地方来的，南越人说：从夜郎国里，走牂牁江来的。如今的北盘江。唐蒙才晓得走牂牁江可以通南越。回来时候，就上书武帝。请通夜郎，以为是“制粤一奇”。武帝就拜唐蒙做中郎将，去晓谕夜郎。于是把夜郎的地方置了个犍为郡。隔了几年，公孙弘做了宰相，说“事西南夷繁费”，于是“罢事西南夷”。
后来张骞从西域回来，说在大夏时看见蜀的布和邛的竹杖，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从身毒国来的。如今的印度。如此看来，从蜀走西南夷，一定可通身毒，到得身毒，就可以通大夏。这一条路，比走“匈奴中”安稳得多了。于是再事西南夷，要想找通身毒的路。找了几年，到底找不到。伐南越这一年，发了夜郎的兵沿牂牁江而下。夜郎等国起初以为汉朝离他远，断不能占他的地方的，且乐得弄些缯帛，所以都听了唐蒙的话，愿意等中国去置郡。到这时候，见中国要发他的兵出去打仗，就有些不愿意。于是夜郎附近的且兰如今贵州的平越县。先反，给汉朝打破了，把他的地方置了个牂牁郡。于是“西南夷振恐”，纷纷都请“置吏”，就邛都、越巂郡。莋都、沈黎郡。冉馳、汶山郡。白马武都郡。的地方都置了郡。后二年，又灭掉了滇，把他的地方置了个益州郡。
从汉武帝通西南夷之后，云南、贵州也算入了中国的版图，本部十八省的规模就此定下来了。然而因“枸酱”而通西南夷，因“蜀布”、“邛竹杖”而再事西南夷，都是以商人的贩运为其动机的。这种事情，研究起来觉得殊有趣味。
【第五章】前汉的衰亡
第一节 汉武帝的内政
汉武帝这个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观。他的文治见第八章第六节。然而他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聩的事情。我如今且把武帝手里罗掘的事情，举其大者如下。
（一）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其本来是“郎”的，就再增加爵秩。后来又命民“买爵”，“赎禁锢”，“免赃罪”，特置“武功爵”十七级卖给百姓，共直三十余万金。
（二）用齐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孔仅管盐铁。铁器皆归官铸，制盐的，都得用官发的器具。又榷酒酤。
（三）算缗钱舟车。做卖买，放利息的人，有资本二千个钱，出一算；一百二十个钱。做手艺的人，有资本四千个钱，出一算；有轺车的人出一算；商贾有轺车的出两算；船长五丈以上出一算。
（四）置均输。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做大农丞，又代孔仅等尽管天下盐铁。桑弘羊想了一个法子，叫各处地方把本地的“出口货”做“贡品”，官却把他贩卖到别处。
（五）改钱法。秦有天下，仍定以黄金、铜钱为货币。黄金用“镒”计重；铜钱仍照周朝的旧样子，每一个重“半两”，上面就铸着“半两”两个字。汉兴，黄金仍用斤计重，钱文的轻重屡次改变，最后才定为“五铢”。初用“英钱”。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就是半两），六年行五分钱（就是英钱）。文帝时，铸四铢钱。武帝初年，改做三铢，后来又行半两，最后才改做五铢。五铢通行以后。铜钱的轻重，就没有改变。汉朝的五铢钱，在唐朝铸“开元通宝”以前始终算做良好的货币。文帝时，“除盗铸令，使民放铸”，铜钱本已很多。武帝时用度不足，就即多铜的山铸钱，“钱益多而轻”。“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绩，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形，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其二较轻，方形，其文马直五百。其三更轻，其文龟，直三百。销半两，铸三铢，禁私铸。后来为三铢钱轻，又铸一种“赤仄钱”，一当五。然而白金、赤仄，毕竟俱废不行。到后来，到底“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钱法才算大定。这一次的办法，却颇合于“货币政策”的原理。所以钱法就此定下来。可见天下事不合学理是不行的。
以上几条，第一条波及吏治，固不必言。而且“买复”去民太多，则“征发之士益鲜”，就不得不再兴别种苛法。官筅盐铁，则物劣而价贵。算舟车，则商贾裹足，物品缺乏。设均输的时候，桑弘羊说：“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则明是和商贾争利。而其害人最甚的，尤要算“算缗”和“变乱钱法”。《汉书·食货志》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师古曰：曹，辈也；分辈而出为使也。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
这种行为，简直和抢劫无异。论钱法，则文帝时听民铸钱，本已害人不浅。贾生说：“法使天下公得……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执，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又说：“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可谓“怵目刿心”了。到武帝时，“法钱不立”，而突然禁民私铸，这时候的钱并不是不能私铸的，而且私铸了是很有利的。大抵禁止私铸，只有两个法子：其（一）是国家所铸的钱技术极精，人民不能效为；其（二）是“铸造费”极多，私铸无利。此外都不足恃的。
武帝专令上林三官铸践之后，所铸的钱大约颇为精工。《汉书·食货志》，说私铸的人“计其私铸的人“计其费不能相当”，就自然没有人铸了。政府想借铸钱取利，专靠严刑峻法去禁止人民私铸。于是“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就演成极大的惨剧了。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傥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参看第八章第四节。
第二节 霍光废立和前汉的外戚
武帝因相信神仙之故，许多“方士”、“神巫”都聚集京师，就有“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把“木人”埋在地下，说可以度厄。到后来，就互相告讦，以为“咒诅”。于是“巫蛊”之狱起。水衡都尉江充和太子有隙，武帝派他去治此狱，他就说在皇后、太子宫里，得到木人更多。太子急了，要见武帝面诉，江充又不许。太子无法，只得矫诏发兵，把江充杀掉，因而造反，兵败自杀。于是武帝就没有太子，到晚年，婕妤赵氏，生子弗陵，武帝想立他做太子，恐怕身后儿子幼小，母后专权。先把赵婕妤杀掉，然后立他。武帝崩，弗陵立，这个便是昭帝，有霍光、金日、上官桀，同受遗诏辅政。武帝的儿子燕王旦，因为年纪比昭帝大，反不得立，有怨望之心。和上官桀、桑弘羊同昭帝的姊姊盖长公主等结连谋反，事觉伏诛。
自此大权尽归于霍光。昭帝死，无子，此时武帝的儿子只有广陵王胥在。霍光说广陵王曾经犯罪给先帝废掉的，不可立。迎立了武帝的孙子昌邑王贺，一百天，把他废掉了。再迎立戾太子的孙子病己，改名为询，这个便是宣帝。宣帝立，大权还在霍光之手。宣帝少时，因戾太子之故，系掖庭诏狱，几乎丧命。幸而掖庭令丙吉保全他，后来替他娶了个许广汉的女儿。宣帝在民间，就依靠他的外家史氏和丈母家许氏。即位之后，把许氏立为皇后。霍光的夫人名显，想把自己的女儿立做皇后，听得大怒。
趁许皇后生了太子，就是元帝。教一个女医生，进毒药把她药死，霍光的女儿就立做皇后。霍光死后，宣帝渐夺霍氏之权。霍光的儿子禹，侄孙云、山，相对而泣。霍光的夫人也急了，就把当初谋弒许皇后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大惊道：这是灭族的事，如何使得？于是就有反谋。事情发觉，都给宣帝杀掉。霍皇后也废掉。按霍光的废立，向来读史的人都说他大公无私，把他和伊尹并称，谓之“伊霍”。
然而看《汉书·霍光传》，废掉昌邑王之后，杀掉他群臣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再看《夏侯胜传》：“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则霍光和昌邑王，明是互相齮龁之局。
再看后来霍氏的权势，和他的结局，则所谓“伊霍”，和历代所谓“权臣”，原相去无几。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若把儒家改制所托的话，通统认作实在，在后世，都是“欺人孤儿寡妇”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个“天下为公”的尧舜；在后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汉高，而在古代，忽然有个“非富天下”的汤，“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异“如金石与卉木之不同类”，就无从互相比较，无从把许多事情，归纳了而得其公例。科学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他。并不是要跟死人为难。
霍光秉政的时候，鉴于武帝时天下的疲弊，颇能安静不扰，与民休息，天下总算安稳。霍氏败后，宣帝亲揽大权，宣帝是个“旧劳于外”的人，颇知道民生疾苦，极其留意吏治。武帝和霍光时，用法都极严，宣帝却留意于平恕，参看第八章第五节。也算两汉一个贤君。宣帝死，元帝立，从此以后便步步入于“外戚政治”了。
外戚不是偶然发生的东西，是古代社会组织上，当然有的一种阶级，我在第二章第三节里已经说过了。却是中国，从秦汉而后，又有所谓“内重”、“外重”之局。外重是外有强臣，政府无如之何，到后来便变成“分裂”之局；像后汉变做三国是。内重是中央政府权力甚强，政府说句话，通国都无如之可，到后来便成了权臣篡国之局；像王莽的代汉是。前汉时代，地方政府的权力，本来只有诸侯王是强的。从七国之乱以后，汉初的封建名存而实亡，就成了内重之局。而外戚又是当时社会上一个特别的阶级，那么，汉朝的天下，断送在外戚手里，是势所必至，无可挽回的。因为任用贤才，是有英明的君主才能够，是特别的事情。普通的君主，就只能照常例用人。而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脱除阶级思想。照常例用人，不是宗室，就是外戚。宗室是经过七国之乱以后，早已视为“禁忌品”，断不能用他秉政的。那么，照常例用人，就只有外戚。英明的君主，不能常得。所以外戚的被任用，是势所必至，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汉朝外戚的专权，起于元帝时候。元帝即位，任用外戚史高，又用了旧时的师傅萧望之、周堪。元帝是个“柔仁好儒”的人，颇崇信师傅的说话。史高心上，不大高兴，就和宦官弘恭、石显结连，把萧望之、周堪排挤掉，这是汉朝外戚和宦官发生关系之始。成帝即位，任用外家王氏，王凤、王音相继为相，权力大盛，“郡国守相，皆出门下”，内官更不必说。王氏之势，由此而成。成帝无子，立侄儿子欣做太子，是为哀帝。哀帝颇喜欢大权独揽，要“上法武宣”，然而他这个人，其实是糊涂的。
罢斥王氏之后，仍代以外家丁氏和祖母的同族傅氏；又宠爱了嬖人董贤，给他做了大司马，所以政治毫无改善之处。哀帝亦无子，死后，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王氏即日驾幸未央宫，收取玺绶，召了他的侄儿子王莽来“定策”。迎立了元帝的孙儿子衍，这个就是平帝。夺掉董贤的官，董贤自杀；又逐去傅氏、丁氏，灭掉平帝的母家卫氏，于是大权尽归于王莽。平帝即位的时候，年尚幼小，到后来长大了，为卫氏之故，心常不悦，为王莽所弑。迎立宣帝的元孙婴，号为孺子。莽“居摄”，称“假皇帝”，公元8年，把他废掉自立，改国号曰新。
【第六章】社会革命
王莽这个人，后世都把他骂得是个“十恶不赦”的，然而他实在是个“社会革命家”。
要晓得王莽是个怎样人，先要晓得西汉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我不说大地主、豪商、擅山泽之利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富豪阶级么？要晓得当时的情形如何，我且引两个人的话来做证。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拜爵。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师古曰：……十分之中，以各输本田主也。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服虔曰：不得专杀奴婢也。《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武帝。
此外类乎此的话还多，一时也征引不尽。《史记·平准书》说：文景极盛之后，“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似乎兼并之祸，是起于武帝以后的。然而其实不然。试看晁错的话，当文帝时，农民的困苦业已如此，再看荀悦说：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也。据《文献通考》引。
可见第三章所引《汉书·食货志》所述的盛况，只是社会的总富颇有增加，并没有普及于众人。不过这时候，承大乱之后，人心容易厌足，再加以当时政令的宽简，也就暂时相安罢了。这种贫富的阶级，从东周以后逐渐发生成长，根深蒂固，区区秦汉之际几年的战乱，如何就得破除？那么，如何会从武帝之后才发生呢？所以汉朝的儒者，没一个不讴歌颂祷井田的。退一步，便是“限民名田”。哀帝初，师丹、孔光等辅政，曾拟有实行的办法，给豪贵反对而罢。也见《汉书·食货志》。后世的人，都笑他们迂阔，安知道在当时实在是时势所要求？在这种情势之下，要想什么“限民名田”等平和缓进的方法，和富豪商量，请他让步，毕竟是无望的。所以王莽即位之后，就取断然的处置。下令道：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这种办法，还承认奴婢是私属，总还算和平的。然而到底不能实行，三年之后，就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
“田曰王田”，是所以剥夺大地主的权利，他当时又立了五均、司市、泉府。司市以四时仲月，定出一个物价的标准来。商人的东西，有卖不掉的，五均按平价买进。有要借钱的，泉府可以出借，按月取息百分之三。这个，大约是所以救济小资本家和劳力的人，摧抑重利盘剥的。又设六筦之令，官卖酒、盐、铁器，铸钱，税“采取名山大泽各物”的人。
他所行的事，最不可解的，是废掉汉朝的五铢钱，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黄金另为一品，在外。大概当时的人，有一种思想，以为货币是富豪所用以兼并贫民的。所以务求灭杀他的效力。晁错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而亡逃者得轻资也。”就是这一种思想的代表。王莽大约也是抱这种思想的人。
王莽的立心，虽然是为民请命，然而他所行的政策，实在是背于经济原理的。所以弄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王莽传》上的话。他更有一误点，就是过于“迷信法治”，不管目前的形势。《汉书·王莽传》说：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解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弥甚。
再加以种种迂阔的行为，如大改州郡名及官名等。自然要土崩瓦解了。
然而王莽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大原因。原来古代的治法，是从极小的地方做起的。所谓家，起初都是个小部落，君主和人民，本不十分悬隔；而政治上的机关，却极完备。所以一事务易于推行，而且也易于监察，难于有弊。到后世，就大不然了。一县的地方，甚或大于古代的一国，何况天子？而所设的机关，却极其疏阔。就有良法美意，也无从推行。而且专政体的官吏，都是对于君主一个人而负责任的；君主监察所不及，就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来的。固然也有好的官吏，然而政治上不能只凭希望。那么，更有什么事情能办得好；不但办不好，而且总是有弊，倒不一事不做，还好希望苟且偷安，“汉文式”政治的所以成功，其原因就在乎此；“反汉文式”政治的失败，其理由也在乎此。王莽也是其中的一个人。所以中国一切事情的停滞不进，和君主专制政体，是有很深的关系的。
然而王莽这个人，他的道德，他的人格，毕竟是很可景仰的。《汉书·本传》说他初起的时候道：
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
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这许多事情，后人都把个“伪”字一笔抹杀了。我要请问，何以见得他一定是伪的呢？人一定说：他后来做了皇帝，所以见得他起初都是伪的。我要请问，在从前那种政体之下，一人有了非常的抱负，要行非常的改革，不做君主，是否能始终贯彻？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原故，事势上皇帝又可以取得到手，是否可以取来做一做，以实行自己的主张？还是应该守君臣之义，专做一姓一家的奴隶，听凭天下的事情，一切败坏决裂？人家又要说：他所做事情，一件都没有成功。然而我没听见把成功失败，判决人的好坏的。他当时，为了实行自己的主张的原故，把儿子都杀掉，是何等廓然大公。比第一篇第三章笫三节所述的“尧杀长子”何如？他为了办理天下事务之故，至于“常御灯火，犹弗能胜”，何等勤力！到后来败亡的时候，火都要烧到身上了，他还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是何等自信力。
咳！王莽这种人，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他的道德，他的人格，毕竟是深可景仰的。
【第七章】后汉的灭亡
第一节 光武中兴
王莽变法，把当时社会上的经济关系，搅得稀乱，自然要民愁盗起。
当时聚众劫掠，和官府小小反抗的，到处都是。而其势力最大，毕竟成为扰乱种子的，就是绿林兵。这一支兵，起初藏匿在湖北绿林山中，在当阳县境內。所以得绿林之名。后来分为两支，一支向南郡，如今的江陵县。号为下江兵；一支向南阳，号为新市兵。随县平林乡人，随县就是如今湖北的随县。也起兵附和他，称为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就在军中。景帝五世孙刘縯、刘秀也起兵舂陵，如今湖北的栆阳县。和新市、平林兵合。于是大家会议，立哪一个做皇帝？“南阳诸豪”要立刘縯，而新市、平林诸将要立刘玄。毕竟是新市、平林诸将势力大，把刘玄立做皇帝。他起初号为更始将军，所以历史上就都称他做更始。更始既立，北据南阳，王莽发大兵四十万去攻他，和刘秀等战于昆阳。如今河南的叶县。
大败，于是响应的人，四面而起。更始派兵两支：一支攻洛阳，一支攻武关。攻武关的兵，先入长安，王莽被杀，这是公元23年的事。更始这时候，已迁都洛阳。明年，又迁都长安。这时候，海内的人，望治颇切。而更始给平林、新市诸将挟持住，不能有为；诸将所干的，都是些强盗行迳的事情，不成体统。于是四海失望，关中离心。他们又把刘縯杀掉，刘秀因出徇颍阳，未与其难。于是刘秀先把河北平定，取了河内，以为根据地。这时候天下大乱，拥兵劫掠的人，到处都是。而琅邪樊崇等一派，都“朱其眉以自别”，号为“赤眉”，其众尤盛。公元25年，赤眉拥众入关，更始被杀。这时候刘秀已经在河北做了皇帝——后汉光武帝。洛阳太守朱鲔，本来是忠于更始的，更始死后，才把洛阳投降光武。于是光武迁都洛阳，所以后世称光武以后为东汉。
光武既都洛阳。明年，关中大饥，赤眉东走。光武勒兵宜阳，如今河南的宜阳县。胁降了他。于是历年的流寇扫清，天下渐有澄清之望。然而割据一方的，还有：
延岑据汉中，后来投降公孙述。
隗嚣据陇西。
窦融据河西五部。
公孙述据成都，全有益州。
李宪据淮南。
刘永粱孝王八世孙，据睢阳。
佼强、董宪、张步这三个人，和刘永结连，据如今山东的东部。
秦丰据黎邱。
田戎据夷陵。
卢芳据九原，和匈奴结连。
其中除实融以河西五郡降汉，不烦兵革外，只有隗嚣能得士心，公孙述习于吏事，稍有规模。其余都是强盗行迳，给光武以次削平，天下就此大定了。
第二节 后汉的武功
光武既定天下，颇能轻徭薄赋，抚绥百姓；明帝、章帝两代，也颇能谨守他的成法；所以这三代，称为东汉的治世。然而东汉一代，内治上的政策，不过因袭前汉，无甚足述。只有明、章、和三代的戡定外夷，却是竟前汉时代未竟之功，而替后来五胡乱华伏下一个种子。其事颇有关系，现在述其大略如下。
匈奴从呼韩邪降汉之后，对于中国，极为恭顺。后来休养生息，部落渐渐盛了，就埋下一个背叛骄恣的根源。再加以王莽时，抚驭的政策失宜，于是乌珠留若鞮和呼都而尸两单于，就公然同中国对抗。北边大受其害。公元46年，呼都而尸单于死，子蒲奴立，连年旱蝗，赤地千里。乌桓乘隙攻破之，于是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遂空。先是呼韩邪单于约自己的儿子，依次序立做单于，所以从呼都而尸以前六代，都是弟兄相及。呼都而尸要立自己的儿子，把兄弟知牙斯杀掉。
乌珠留的儿子比，领南边八部，心不自安，公元48年，自立做呼韩邪单于，投降中国。于是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的单于，入居西河美稷县如今的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分派部下，驻扎边地，帮中国巡逻守御。中国人也待他甚厚。章帝末年，北匈奴益形衰弱，南匈奴要想并吞他，上书请兵。刚刚章帝死了，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派自己的哥哥窦宪出兵，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勒石燕然山而还。大约在如今杭爱山一带。过了两年，公元91年。窦宪又派左校尉耿夔出兵，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
这一次出塞五千余里，为从前汉以来出兵所未曾到。金微山大约在外蒙的极西北。从此以后，匈奴就远引而去，其偶然侵犯西域的，都只是他的分部。正支西入欧洲，就做了后世的匈牙利人。匈奴龙庭，《史》《汉》都没有明说，他的地方大约从汉开朔方郡以前，在阴山山脉里。所以侯应议罢边塞事，说：“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见《前汉书·匈奴传》）儿单于以后，所住的地方，离余吾水很近——天汉四年，且鞮侯单于悉远其累重于余吾于北，而自以精兵十万待水南。征和二年，右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壶衍鞮单于时，北桥余吾，令可渡，都见《汉书·匈奴列传》——余吾和仙娥，似乎是一音之转。那么，匈奴徙居漠北之后，是住在如今色愣格河域的，合第四章第一节和第一编第六章第一节看。这种人，从中国本部的地方，逃到漠南；从漠南逃到漠北，再从漠北辗转迁入欧洲。种族的迁移，可谓匪夷所思了。
王莽末年，不但匈奴背叛，就西域也都解体。然而这时候，匈奴也无甚力量慑服西域。所以西域地方，就变做分裂的形势。北道诸国，臣服匈奴；南道地方，却出了一个莎车王贤，战胜攻取，降伏各国。光武帝既定天下，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要求中国再派都护。光武帝恐劳费中国，不许，于是西域和中国断绝关系。明帝时，大将军窦固，派假司马班超，出使鄯善。楼兰的改名。鄯善王广，待超甚恭。数日之后，忽然怠慢。超知有匈奴使者至，激励部下三十六人，乘夜攻杀之。鄯善人大惧，情愿投降。班超回国，窦固奏上他的功劳，明帝就真把他做军司马，教他再立功西域。于是班超仍带了前此的三十六人到西域去。这时候，于阗王广德攻杀了莎车王贤，称霸南道；而龟兹王建，倚仗匈奴的势力，攻杀疏勒国王而立了他的臣子兜题。
班超先到于阗国去，在于阗王面前杀掉匈奴的使者，胁降了他。又差一个小吏田虑，走小路到疏勒去，出其不意把兜题拿住；自己跟着去，立了疏勒旧王的儿子，名字唤做忠的。于是西域诸国，纷纷进来朝贡。这时候，是公元73年，西域诸国已经和中国断绝关系六十五年了。汉朝也出兵北路，打破车师，再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公元75年，明帝崩，龟兹等国背叛，攻没都护。朝廷以为事西域繁费，就废掉都护和校尉，并召班超回国。班超要行，疏勒人怕受龟兹侵犯，留住他不放。于是班超就留居西域。公元80年，班超上书，请平定西域，平陵人徐干，也奋身愿意帮助班超。章帝给他一千多人，带到西域去，就把班超做西域都护。于是班超调用诸国的兵，把西域次第平定。班超在西域，直到公元109年才回国。任尚代他做都护，以峻急，失诸国欢心。和帝初年，诸国一时背叛，邓太后仍用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才把他镇定。班超带着区区三十六人，平定西域，真是千古的大英雄。他的事迹，本书限于篇幅，苦难详举，读者诸君，可以合着《前后汉书》的《西域传》参考一遍。
班超平定西域，葱岭以西诸国都来朝贡。公元104年，班超差部将甘英前往大秦，走到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大，往来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就折了回来。大秦，就是统一欧洲的罗马，这时候，从亚洲到欧洲，陆路不通，甘英所拟走的，是渡红海到欧洲的一条路。安息西界船人的话，历史上说是安息要阻碍中国和罗马交通，故意说的，其实都是实情。详见洪氏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和欧洲的交通，此次将通又阻，直到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大秦王安敦，据现在史家考校，便是生于公元121年，没于公元180年的Marcus Auiclius An。班勇平定西域，只限于葱岭以东，葱岭以西遂绝。
还有汉朝人和西羌人的交涉，这件事，是后汉分裂做三国和五胡之乱的直接原因，在第三篇里讲。
第三节 后汉的外戚和宦官
前汉给外戚篡夺，后汉仍旧用外戚。这件事情，把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很觉得稀奇，然而无足为怪。我早说过，外戚是一种“特殊阶级”。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
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娶宋杨两个女儿做贵人，大贵人生子庆，立做太子；小贵人生子肇，皇后窦氏，养为己子。窦皇后谮杀二宋贵人，又废掉太子庆，改立肇做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太后临朝，用哥哥窦宪做大将军，专权横恣。和帝年长，和宦官郑众合谋，把他杀掉，这是后汉的君主和宦官谋诛外戚之始。和帝生子，屡次不育，就把皇子寄养在民间。和帝崩，皇后邓氏，到民间去收了一个“生才百余日”的儿子来，把他立做皇帝。明年死了，是为殇帝。立清河王的儿子祐，是为安帝。太后临了十五年的朝。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斥逐邓氏，用自己皇后的哥哥阎显、耿贵人的哥哥耿宝，又宠爱了中常侍江京、李闰、樊丰、刘安、陈达；还有乳母王圣、王圣的女儿伯荣等一派小人。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唤做宝，立为太子。
阎后和宦官合谋，谮杀李氏，废宝为济阴王。公元132年，安帝到南阳去，死在路上。阎皇后和阎显密谋，秘不发丧，驰回京师，迎立章帝的曾孙北乡侯懿。不多时，死了。宦者孙程等迎立了济阴王，是为顺帝，杀阎显，迁太后于离宫。孙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顺帝用自己皇后的父亲梁商做宰相，在外戚里，总算安分的。粱商死后，儿子梁冀接他的手，就大专权骄恣起来。顺帝死后，儿子冲帝立，一年而死。太后和梁冀“定策禁中”，迎立章帝的孙子清河王缵，是为质帝。年少聪明，目梁冀为“跋扈将军”，为翼所弑。迎立章帝的曾孙蠡吾侯志，是为桓帝。大权全在梁冀手里，桓帝心不能平，而满朝全是梁冀的人，只得再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合谋，把梁冀杀掉。抄他的家产，约三十多万万，减掉一年租税之半。从此以后，汉朝外戚专权的局完，宦官乱国的事情起了。
宦官的品类，固然是不齿于人的，然而他和皇帝极为接近。从来做皇帝的人。大概是闲置在深宫之中，毫无知识。天天同他接近的人，他如何不要听信。前代论治的人，也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总要注意于皇帝的“前后左右”，使得他“罔非正人”。前汉时代，还懂得这个意思。在宫禁里侍候皇帝的，还多用些士人，而且要“妙选名儒，以充其任”。
和帝时。邓太后秉政，才把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官，都改用阉人。历代君主，又都和他们谋诛外戚，于是宦官的权力大盛，不但干预中央的政治，甚至“兄弟姻亲，布满州郡，竞为暴虐”，就激成了天下的乱源。这时候，朝政日非，而风俗颇美，天下的士流大都崇尚气节。一时名士，外任州郡的，对于宦官的亲戚，无不尽法惩治。激于意气，以致过甚的行为，也是有的。于是宦者和士流，互相嫉恶，就激成“党锢之狱”。参看第八章第二节。桓帝死后，无子，迎立章帝的玄孙解渎亭侯宏，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立做皇后，有个人唤做陈蕃，颇与有力。因此太后感激他，用他做太傅，又用自己的父亲窦武做大将军。陈蕃也是名流系里头的人，天下颇想望其风采。陈蕃和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杀。于是党锢之禁更严，灵帝长大之后，相信宦官，尤其死心塌地，而汉朝的天下就完了。
【第八章】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第一节 官制
汉朝的制度，大概是沿袭秦朝；秦朝的制度，又沿袭三代以前。这种制度，虽未必有什么精意存乎其间，然而去古还近，大概积弊是一天深一天的。制度是一层层地，不管理论堆积起来的；所以愈到后世，愈不切于事实，愈不合于理论。秦汉的制度，确有优于后世之处；况且后世的制度，又都是沿袭秦汉而渐变的。不明秦汉的制度，就连后世制度的真相也不能明白，所以研究秦汉时代的制度颇为紧要。
变封建为郡县是从秦朝起的，咱们现在就从秦汉时代的官制讲起。
秦和西汉，中央政府最高的官是丞相，或称相国。有时但置一人，有时分置左右丞相。后汉则以太尉，天公司徒，人公司空，地公分部九卿，称为三公。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制。参看第一篇第八章第三节。太尉在前汉，为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职，和丞相对掌文武，像宋朝的二府。此外又有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前汉的宰相，往往从御史大夫递升。这三种，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
此外又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秦名郎中令。掌宫殿掖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中间曾改名大理。掌刑辟；大鸿胪，本名典客，又曾改名大行令。又有典属国一官并入。掌诸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大司农，本名治粟內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泽之税；谓之九寺六卿，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务的。
带兵的官，通称校尉。而司隶校尉，主督察大奸，兼有警察的性质，权最重。带北军的中尉，主徼循京师，后改为执金吾。
治京师的官。秦朝称为内史。汉景帝时，分置左内史。武帝时，改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又把向来的都尉，改为右扶风，分治内史的右地。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后汉时，改京兆尹为河南尹。
外官仍分郡县两级。郡有太守；县的户数，在一万以上的称为令，不满一万户的为长。其下都有丞、尉。十里一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徼循，禁盗贼。到侯所食的县，唤做“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的唤做“邑”；有蛮夷的唤做“道”。
秦朝又有一种监御史，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监郡的。汉朝省去这个官，由丞相派史出去“刺郡”。武帝时，把天下分做十三部，十二部各置刺史，一部属司隶校尉——以六条督察所部。（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赦，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详讹言。（四）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二千石远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出于六条以外的，便不问；往来巡行，并无一定的治所。后汉以后，权渐重而位亦渐尊，然而还不过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这时候的郡，什么事情都和中央政府直接。所以秦汉时代，实在是个“两级制”。到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95年），因各处纷纷盗起，列郡不能镇压，改刺史为州牧，简九卿等官，出去充任。于是其权大重，而中央政府又不久解纽，诸州牧各自据土，纷纷占据地盘，就俨然变做三级制了。
爵分二十级：（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后来因避汉武帝的讳，改为通侯。也都是秦制用以赏有“功”、“劳”的人。
秦汉官制的特色：[一]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个副贰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独立的职权，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后来，纷纷任用什么尚书、中书、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职权，也夺归六部；于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权愈扩张无限。[二]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相同。这个有好处，亦有坏处。[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地方自治的意思，还有存留。《汉书·高帝纪》：“二年五月癸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见得这时候，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和后世名存实亡的，大不相同。
这其中也有许多方面的因果关系，且待后文讲到后世制度的时候，比较详论。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后世的人，都说秦朝焚烧诗书，毁灭儒术。这句话，其实是错的。马端临说：“案《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有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文献通考》卷四十。这一段考据，颇为精详。虽然虐待其人，然而师承传授，确自有的。可见得儒学并没有绝。不过这种传授，是为继续“博士官之所职”起见，不是为教育人才起见，不过是古代“学术存于官守”之旧，不能算得学校。
到汉朝武帝时候，公孙弘做宰相，才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才是以传授学术为目的，可以算作学校。然而营建学舍确是王莽手里的事。
案《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儿宽传》：“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师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时就有太学的。而《礼乐志》又说：“……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马端临说：“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武帝时，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入，拜祀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间献王所封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雍也。”《文献通考》卷四十。按马氏这个说法，很确，并可同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所说，互相证明。
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为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后汉光武时，就营建太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明、章两代，都崇儒重道，车驾屡幸太学。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羽林”之士，皆学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本初质帝年号时太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学校可谓极盛，然而衰机也就伏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学校人数只求其多，不讲实在。入学的，大概都是一班贵族子弟，并不是真正讲求学问的人。所以，范晔说这时候的学风，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又《三国志》董昭上疏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明是把一种纨绔子弟的习气，移植到学校里。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所以到后来就激成“党锢之祸”。学校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所以汉朝的太学生，是和外戚结党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窥”。
国家的学校虽然如此，究竟还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太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学术的兴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于社会上“智识的欲望”，不容一笔抹杀。后汉则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禄前后万人，蔡元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先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更非前汉所及，俱见《后汉书》。私人教育，总比国家所设立的学校为盛，这个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色。
至于选举，则有两种：其[一]郡国岁举孝廉。又汉武帝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绍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恋决断，才任三辅县令。是用古代“诸侯贡士”之制，后世的人，以为这是乡举里选，却是错的。乡举三老，方和《周礼》的“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则朝廷要用哪一种人，特诏标出科目，令公卿郡国，各举所知。这个却是后代制科的先声。汉朝选举制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后世比较才见，且俟后文再讲。
第三节 赋税
汉朝的田赋，本来是十五而税一；景帝以后，变做三十而税一，已见前。光武中兴以后，亦是三十而税一。到灵帝时，才加天下田税，每亩钱十文，谓之“修宫钱”。
田税以外，另有一种“口税”，谓之“算赋”。人民从十五岁起，到五十六岁止，每人每年出钱百二十文，谓之一算，以治“库兵”“车马”。其事起于高帝四年。见《本纪》如淳引《汉仪注》。又有七岁到十四岁出的，每人二十钱，以食天子，谓之“口赋”。武帝时，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见《昭帝本纪》元凤四年如淳引《汉仪注》。按《汉书·昭帝纪》，五凤四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减四十为八十。”所谓减，都是指当年而言，并不是永远变更定额。又《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则是永远减免的。
又有一种“更赋”，亦见《昭帝纪注》引如淳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案以上三种，第一种是“税”，第二种是“赋”，税是种田的人出的，赋是修理兵器费用，全国人民都负担的。《汉书·食货志》所谓“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第三种是人民服兵役的代价，就是课人民以“一种兵役的义务”的“变相的完纳”。
汉朝的国用，以田租为主。《汉书·食货志》说：“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所以掌谷货的大司农，是管国家财政的；掌山泽之税的少府，是掌天子私财的。所以武帝命大司农兼管盐铁，孔仅、东郭咸阳说：“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很有称颂他的意思。此等杂税，已见第五章第一节。昭帝时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要求停罢，和桑弘羊争辩了许多话，到底只罢掉一种酒酤，其余都没有动。亦见《汉书·食货志》，其两方面争辩的话，详见《盐铁论》。
第四节 兵制
西汉所行的，是民兵之制。人民都有当兵的义务。《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又《王制正义》引许慎《五经异义》：“汉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两说相同。案今文家说，民年三十受兵，已见第一编第八章第五节。《高帝纪注》又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五经异义》：“《高孟氏韩诗》说：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则汉朝人民的服力役，比古代迟三年，服兵役却早七年。或者汉代所承，实是古制；三十受兵，是儒家托古所致，亦未可知。
其兵的种类，有“材官”、“车骑”、“楼船”三种：材官是步卒，车骑是骑兵，楼船是水师。《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官仪》：“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负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大约‘材官’最为普通，‘车骑’边郡较多，‘楼船’只有沿江海的地方有。
京师有南北军：“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据《文献通考》，其详可参看原书。武帝时，增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都属北军。八校尉，都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刑法志》：“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晋灼曰：胡骑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又有期门、羽林，都属南军。
《文献通考》引章氏说：“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案期门是从六郡良家子孙里选出来的，见《汉书·东方朔传》。羽林兵，初名建章营，设于太初元年。后来又取从军死事的人的子孙，养在羽林。“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见《百官公聊表》。前汉时，各郡都有都尉，帮着太守理武事。王国里头，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这种制度，都是沿袭秦朝的。
后汉光武帝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只留着京师的南北军。然而后来郡国也往往复置。北军里的八校尉，虎贲并入射声，胡骑并入长水，又省掉中垒校尉，所以号为北军五营。此外另有一支兵，驻扎在黎阳，谓之黎阳兵。又会扶风都尉带一支兵，驻扎在雍悬，护卫园陵，俗称为雍营。秦朝和西汉时代，有一种特色，就是“这时候，去古未远，人民尚武的性质还在，无论什么人，发出去都是强兵。”巴蜀等一两处地方是例外。所以秦朝的用兵，不论骊山的役徒，闾左的百姓，都发出去守；汉朝也有所谓“七科谪”、张娄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见《汉书·武帝纪注》。“弛刑”、“罪人”、医少年”、“勇敢”、“奔命”、“伉健”……这都是未经训练的人。
然而发出去，往往战胜攻取。将帅里头，也极多慷慨效命的人。譬如后汉的班超。又如前汉的李陵，以步卒绝漠，这是历史上只有这一次的事情。有这种民气和民力，傥真能利用，中国的国力实在可以扩张到无限。偏遇着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人，把民力财力大半消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面。秦始皇的用兵，已经很不经济；汉武帝更其专信几个椒房之亲，家无法度，以致总算起来，总是败北的时候多，胜利的时候少。细看《汉书·匈奴列传》可见。伐大宛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经济的确证。汉朝用兵，所以结局总获胜利，是由于这时候中国和外国的国力，相差太远，并不是用兵的得法。这种用兵，结局虽获胜利，毕竟是以最大的劳费，得最小的效果的。就使胜利，也所得不偿所用兵的所失。这种用兵，实在一无可取。中国大有可为的时代，就给这两个人弄糟了的。然而后世，很多崇拜他、原谅他的人，可谓侥幸极了。
第五节 法律
从秦汉到魏晋，可以算做中国法律的“发达”、“长成”时代。案自秦以前，我国的法律究是个甚么样子，实在无从考见其详细。第一篇第八章第六节所举，实在有许多儒家的学说夹杂在里面，无从分别。但是全把儒者的学说辟掉，刺取了许多零碎的事实，也并不能考见其真相。自秦以后，其“承袭”、“变迁”的途径，才确有可考；其“进化的状况”，就可以窥知了。秦朝的法律所以贻害天下，有两种道理：其[一]是由于他所用的“刑罚的野蛮”。第一第八章第六节，已经说过。《汉书·刑法志》说：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到高后元年，才除掉“三族罪”，“袄言令”；孝文二年，又除掉“收孥相坐律”。然而足为中法律史上开一个新纪元的，实在要推公元前167年（孝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这一件事。《汉书·刑法志》记他的始末道：
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于是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按《史记索隐》：“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张斐注云：以淫乱，易人族类，故不易也。”《文献通考·刑考》二马氏按语：“……景帝元年诏，言孝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则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兄贺，皆坐腐刑；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愚按自高后时即除三族罪，而文帝时新垣平谋逆，也用过三族之诛。见《汉书·刑法志》。大概是偶一为之之事。这时候，笞者多死，景帝时，又两次减少笞数，第一次减苔三百为二百，五百为三百；第二次再减苔二百为一百，三百为二百。并定“棰”的式样，当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则先时苔背也。毋得“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其动机都发自缇萦，缇萦可以算得我国历史上一个纪念人物了。
其[二]然而秦朝的害天下，实在又在其“用法的刻深”。汉宣帝时，路温舒上奏说道：见《汉书本传》。
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今治狱吏……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总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
这种情形，在当时司法界已成为风气。《汉书·刑法志》说：文帝时候“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宣帝留意刑罚，特置廷平，又“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都只是救济一时，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然则根本解决的办法何在呢？那就在于“删定律令”。案汉朝的法律，是沿袭自秦的，秦朝所用的，却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汉初，萧何改为九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为十八篇。后来张汤又加了二十七篇，赵禹加了六篇，共为六十篇。而又有汉朝的例案随时编集起来的，谓之《令甲》、《令乙》……《决事比》。大概其初苦于法文太简，不够用，于是不得不随时增加；而其增加，绝没有条理系统；以致也有互相重复的，也有互相冲突的。司法的人大可上下其手。
《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因为法律太杂乱，难于使用之故，于是解释的人很多，到后来就也都承认他可以引用。《晋书·刑法志》说：“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再合起《正律》和《令甲》、《决事比》来，就是“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简直是不可收拾了。
删定的必要，前汉时人，就知道的。所以汉宣帝留心刑狱，而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这是一时的事，“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宣帝未及措置，到元帝、成帝手里，才下诏议行。班固说：“有司……不能……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所以到后汉时，还是错乱得那么样。直到魏文帝手里，命陈群、刘劭等删定，才定为新律十八篇。新增十三篇，旧有的六篇，废掉一篇。晋武帝还嫌他“科网太密”，再命贾充等修订，共为二十篇，于公元268年泰始四年。颁行，是为《晋律》。我国的法律，从李悝手里具有雏形，直到这时候，才算发达完备。参看《晋书·刑法志》。
《晋律》现已不传，然据近人余杭章氏所研究，则其单辞只义，有很文明的，转非隋唐以后的法律所及。章氏说：隋唐以后的法律，是承袭北魏的，夹杂了鲜卑法在里头。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论这事，可以参看。
第六节 学术
两汉的学问，从大概说起来，可以称为儒学时代。从儒学之中再分别起来，又可以分为今时代和古文时代。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史记·儒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大概当时的休养生息，是取黄老的主义；参看第三章。对待诸侯王等，则实系取申韩之术。到汉武帝，任用赵绾、王臧、田蚡、公孙弘等一班儒臣；又听董仲舒的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战国时“百家之学并行”的现象，至此就“定于一尊”了。
儒家之学，所以独盛，近人都说因其明君臣之义，而且其立教偏于柔。《说文》训儒为柔，便于专制，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这也不尽然：[一]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有此先见。[二]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因其环境而变迁的。儒家之学，二千年来受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自然有许多便于专制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儒学，确和后世不同；这点子便于专制之处，就别一家的学说，也是有的。
假使当时别一家的学术，受了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也未必不生出便于专制的说法来。况且到后世，反抗君主的议论，道源于儒家之学的很多。近世讲今文学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别一家的书，主张专制的话也还在，岂能一笔抹杀？若说法家的便于专制，显而易见，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术，隐而难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则全是用后世人的眼光议论古事，实在是陷于时代错误的。然则儒家之学，所以独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个在后世是全然出于因袭，并没有什么道理。儒家之学，在社会上势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动他。况且君主也是社会里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会以外。
全社会的人，都把孔教当作“天经地义”，他如何会独想推翻孔教呢？至于汉武帝所以尊崇儒术，则和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参看第一章。是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因为他“治县”最完备。《七略》说儒家之学，出于司徒之官，是不错的。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仍要留着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禅，也是教儒家议礼），也是这个道理。不必过于深求，反生误解的。
西京儒学的传授：最初，就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到后来，则分为十四博士。就是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书》的欧阳、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礼》的大小出后苍；《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严、颜二家，同出胡毋生；只有《诗》的鲁、齐、韩三家，没有公共的祖师；然而三家的说法，总是大同小异。
到平帝的时候，才另有一派学问。其源出于刘歆，歆移书博士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于是别立《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诗》“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这一派为“古文之学”。
“今文”就是汉时通行的隶书。西汉诸经师，都是口耳相传；所传经文，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到刘歆等，才自谓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参看第一编第十章第二节。所传的经，别有古文本为据。于是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学”，就称西汉经师所传为“今文学”以别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学以后，对待的名词；古文未兴以前，今文两个字的名词，也是没有的。
东汉之世，古文之学，比今文为盛：卫宏、贾逵、马融、许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师；而郑玄遍注群经，尤称为古学的“集大成”。其实郑玄是兼用今文的，不过以古文为主。三国时代，出了一个王肃，专和郑玄为难，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部书，以互相引证。又有一个注《左传》的杜预，和他互相影响。于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郑王两派，互相水火。
古文家本没有师法可守，个个人是互异的，但不如此的互相水火。遭晋永嘉之乱，两汉经学传授的统绪中绝，于是今文家的书，只传得《公》、《谷》和《韩诗》，而并无传他的人；古文之学，也几乎中绝，而魏晋人一派的学问大行。现在所传的《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只有《公羊》的何休《注》，还是西汉今文家言。其余《诗经》的《毛传》，是纯粹古文家言。郑《笺》虽兼采今文，然而既没有师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礼》，和赵岐注的《孟子》，都只算得古文家言。
此外《书经》的《伪孔传》、《易经》的王弼《注》、《谷梁》的范宁《集解》、《左传》的杜预《集解》、《论语》的何晏《集解》、《尔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晋人的著作。
咱们原不必有什么“薄今爱古”之见，就看了儒家之学和其余诸家，也是平等的。难道还一定要考出什么“今文家言”来，以见得“孔门口说”之真？然而这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生于现在，要考校古代的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传的书；而古人所传的书，也有个分别。大概其说法出于从古相传的多，则虽看似荒唐，而实极可靠；把后人的意思掺杂进去多的，骤看似乎可信，其实仔细考校，总和古代社会情形不合。从这一点看起来，却是西汉今文家的话，价值最大；东汉古文家次之；魏晋时代的人，价值最小了。百家所传的书，只有儒家最多。咱们现在，要考校古史，其势不得不借重于儒家的经；要借助于儒家的经，其势不得不借重于汉以后经师之说；要借重于汉以后诸经师之说，就对于汉朝的今古文，和魏晋人所造的伪书，不能不加以分别。本书里头，论到学术派别、书籍真伪的地方很多，都是把这种“分别史材”的眼光看的。
汉朝人还有别种学问，并入别一篇里讲，以便有个条理系统，免得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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