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隋朝的内政外交

    第一节 隋文帝的内治

    从董卓入据洛阳以后，到隋文帝统一天下以前，中国实在经过四百年异族和军阀蹂躏的政治，前篇的末章已经说明了。到隋文帝统一以后，天下就换了一番新气象。

    隋文帝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负什么好名誉，然而他却实在有过人之处。我如今且引《文献通考·国用门》马端临论隋朝财政的一段话如下：

    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世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余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

    《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役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其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衫履俭约，六宫服潜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

    总而言之，隋文帝这个人，固然也有他的短处（猜忌、严酷），然而他的长处，却实在不可没的。他的长处，第一在躬行节俭，第二在留心政治，勤于民事。当文帝时候，一切政治，都定有规模，唐以后沿袭他的很多。这个且待第三章里再讲。我如今还要讲一讲隋文帝的武功。要讲隋文帝的武功，就不得不把当时塞外异族的形势先行叙述一番。

    第二节 回族的起源和分布

    历史上为中国之患最深的，自然是北族。北族，匈奴之后便是鲜卑。鲜卑之后却是谁呢？便是柔然。柔然，《南史》上说他是匈奴别种，是错误的。《北史》上说：

    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齐肩，无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溪谷间，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后太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又后来阿那环柔然的可汗，见下节。启魏主：“臣先世缘由，出于大魏。”可见得柔然确是鲜卑的分部。当时北方，鲜卑并没有大部落，柔然如何能突然发生呢？这个由于他所用的，都是高车之众。然则高车是什么种族呢？

    高车就是铁勒（也译作勅勒），汉朝时候，唤做丁令（又写作丁零、丁灵）。然则他在什么地方呢？

    《史记·匈奴列传》：后北服浑庾、屈服、丁灵、隔灵、新藜之国。浑庾，《汉书》作浑窳。隔昆下《汉书》有龙字，是衍文，《三国志》注也没有的。《汉书·李广苏建传》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丁令盗武牛羊。

    《汉书·匈奴传》：郅支……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史记·索隐》引《魏略》：丁灵，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习水七千里。《三国志》注引《魏略》：以上三国，案指呼得坚昆丁令，呼得就是乌揭。坚昆中央，俱去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北海，就是如今的拜喀勒湖。接习水的接字，是沩字，安习水，就是如今的额尔齐斯河。把“地望”、“道里”核起来，都如此。然则汉初的丁令，东西蔓延已经很广了。再看他以后的分布是怎样？案《北史》述铁勒分布的地域是：部名太麻烦，且多不能句读，所以略去。

    独洛河北。如今的土拉河。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金山西南，如今的阿尔泰山，康国北，见第二章第二节。傍阿得水。疑心是如今的咸海。得嶷海东西。疑心是如今的里海。拂菻东。拂菻，就是罗马。北海南。

    《唐书》述铁勒十五部的地域是：

    回纥 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师七千里。娑陵水，如今的色楞格河。

    薛延陀据上文，则薛延陀在色楞格河的南边。

    拔野古 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骨东，邻于靺鞨。

    仆骨 在多览葛之东，地最北。

    同罗 在薛延陀北，多览葛之东，距京师七千里而赢。

    浑 在诸部最南者。

    契苾在焉耆西北鹰娑川、多览葛之南。

    多览葛 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如今的土拉河。

    阿跌

    都播 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

    骨利干 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北距的海，大约是如今的贝加尔湖。

    白霫 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系奥支水、冷陉山。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西拔野古。地圆袤二千里，山缭其外。如今蒙古东部的內兴安岭。

    斛薛 处多览葛北。

    奚结 处同罗北。

    思结 在薜延陀故牙。

    所述分布的地域，也和《史》、《汉》、《魏略》所述差不多的。然则何以见得丁令（丁零、丁灵）就是铁勒（勅勒），也就是高车呢？案《北史·高车传》“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方以为高车、丁零。”狄历、丁令（丁零、丁灵），铁勒（勅勒）本是一音之异译，这是很容易见。至于高车，则《魏书》说他因“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所以得名。《元史译文证补》引阿卜而嘎锡的话，说他古时尝“侵掠异族，卤获至多，骑不胜负。有部人能制车，车高大，胜重乃尽取卤获以返，故以高车名其部”。日本高柔驹吉说：康里Kankly两个字，是土耳其语车的意思。然则高车两个字，就是后来康里部的康里两个字的义译了。高桑驹吉的话，见他所著的《北狄史》。又《元史译文证补》说康里就是康国是错的，看第二章第二节自明。

    这种人现在通称为回族，西汉人则称他为突厥人。《元史译文证补》说：“匈奴之后，突厥最盛。突厥既灭，回纥乃兴。今日者，玉关以西，天山南北，番为回部，无所谓突厥；而突厥之称，乃独流传于西土。曰突而克，亟读之即突厥曰突克蛮，犹言突厥同类，今法人称土耳其国，音如突而克月，称其人类曰突而克；英人称其国曰突而克以；皆为突厥转音。”案以下还有一大段，论突厥、回纥的语言文字的，太长，不能备录了，可检阅原书。又案突而克，中国现在译作土耳其。然而这都是后起分部的名称，并不是古来全族的通号。《尚书大传》：“北方之极，自丁令北至积雪之野，帝颛顼、神玄冥司之。”可见得丁令二字起源之古。据《北史·高车传》，则丁令二字是北方人的称呼，这个北方二字，大约是指北族。在汉族的正音，则当作狄历。狄历两个字分明就是一个“狄”字的“长言”。难道古代所谓北狄的“狄”字，本是指这一种人而言之的么？这个证据还不十分充足，却就不敢武断了。匈奴古代本与汉族杂居河域，迁徙到漠南北，是后来的事情，已见第一二篇。

    第三节 高车和柔然

    丁令的部落分布得如此其广，他的起源如此其早，然而从南北朝以前，却寂寂无闻，这是什么原故呢？我说就由他部落太多，不能统一的原故。《北史》说他：“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要“至于寇难”，才能够“翕然相依”，就可以反证他平时的不能结合。

    丁令部落，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有些关系的，就是《北史》上所谓高车。高车也是全族的通名，《北史》把高车、铁勒，分别为二，非是。但这《北史》所称为高车的一部分，无从替他另定新名，所以仍旧沿用他。读者只要晓得这所用的高车二字是狭义就是了。这所谓高车，狭义的高车。就是丁令部族匈奴之北的。指旧时匈奴所居之地。这所谓高车，在如今外蒙古北境和西伯利亚南境。《北史》上述他的起源道：

    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我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年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说匈奴人筑台于“国北无人之地”；而且他在血统上和匈奴有关系，言语又与匈奴大同，可见得他和匈奴的关系，和他所处的地方了。这一部分的丁令，既然和匈奴关系如此之密，他的程度自然应当略高些；然而还不能自行结合。直到柔然侵入漠北，借用其力，才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关系。这个大约因他所处的地方，太偏于北，还不及漠北的交通频繁，竞争剧烈，所以进化较迟。

    柔然的强盛，始于社仑；木骨闾七传。和魏太武帝同时。屡侵后魏北边。太武帝把他打败，社仑就度漠击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于是兵势大振。公元428年，太武自将攻他，时社仑从父弟大擅为可汗，“震怖北走”。柔然所用的，是高车之众；高车之众，是“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的，所以不足以当大敌。太武北至兔园水，大约是如今的土剌河。降其部众数十万。大擅忧愤而死。后来太武又两次征讨高车，把投降的部众都迁之漠南，也有好几十万。

    这迁徙到漠南的高车，大约慢慢的就和本在漠南的诸部族同化了，所以后来不听得再有什么举动。至于遗留在漠北的，大约仍隶属于柔然，所以后来柔然得以复振。柔然的复振，在东西魏既分之后。大擅五世孙丑奴，和他的从弟阿那瓌，相继为可汗，都和东西魏做敌国。到公元552年，才为突厥所破。柔然虽然是鲜卑，然而从拓跋氏南迁之后，漠北不听得再有什么鲜卑的大部落，所以柔然所用的，可决其都是高车之众。然则柔然的盛强，就要算是丁令部族第一次见头角于历史上了。继柔然而兴的，便是突厥。

    第四节 突厥的起源

    突厥的起源，研究起来，却是一件很有兴趣的问题。案《北史》述突厥起源，共有三说：

    [一]其先在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国西北山。山有洞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了，《隋书》作“地方二百余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渐至数百家。经数世，有阿贤设者，率其部落，出于穴中，臣于蠕蠕。

    [二]或曰：突厥本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阳，为蠕蠕铁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

    [三]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阿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年幼，而跳最高，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

    又《元史译文证补》卷一，译拉施特《蒙古全史》，述蒙古种族的起源道：

    相传古时蒙古与他族战，全军覆没，仅遗男女各二人。遁入一山，斗绝险戏，唯一径通出入，而山中壤地宽平，水草茂美，乃携牲畜辎重往居。名其山曰阿儿格乃衮。二男一名脑古，一名乞颜。乞颜义为奔瀑急流，以其膂力迈众，一往无前，故以称名。乞颜后裔繁盛，称之曰乞要特；乞颜变音为乞要，曰“特”者，统类之词也。后世地狭人稠，乃谋出山，而旧径芜塞，且苦艰险。继得铁矿，洞穴深邃。爰伐木炽炭，篝一火穴中，宰七十牛，剖革为筒，鼓风助火，铁石尽熔，衢路遂辟。后裔于元旦锻铁于炉，君与宗亲，次第捶之，着为典礼。

    这一段话，和《北史》突厥起源的第一说，极其相类。洪文卿说：恐是蒙古“袭突厥唾余，以自述先德”。但是蒙古为什么要拾突厥的唾余，以自叙先德呢？当蒙古盛时，突厥也是个被征服的民族。我再三考校，才晓得蒙古本是宝夷、突厥的混种（这个且待后来再说）。这一段活，定是《北史》第一说的传闻异辞。

    就这几种说法看起来，其中有许多同点：[一]突厥是狼种。（《北史》第一、第三两说。）[二]突厥姓阿史那氏。《北史》三说都同。[三]突厥有十姓，阿史那是其一。《北史》第一、第三两说。[四]突厥先世，尝为他族所灭，《北史》第一、第三两说，和《蒙古全史》。遁入一山。《北史》第一说和《蒙古全史》。[五]始出此山的人，为阿贤设。《北史》第一、第三两说。[六]突厥人长于锻铁。《北史》第二说和《蒙古全史》。[七]纳都六设的“设”字，是突厥“别部典兵者”之称。《唐书·突厥传》。纳都六三字，就是脑古的异译。[八]蒙古的始祖，《蒙文秘史》名孛儿帖赤那，“孛儿”，译言“苍”，“帖赤那”，译言“狼”。阿史那、泥师都，都是帖赤那的异译。

    这种传说，似乎荒唐，然而突厥牙门建狼头纛；突厥可汗，每岁率重臣，祭其先窟。西突厥也岁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又拉施特“身仕宗藩之朝，亲见捶铁典礼”；断不能指为虚诬。然则突厥的起源，一定就要在这几种神话里头讨消息了。这讨消息的法子怎么样？我说仍不外乎考求他的地理。突厥先世所居的山：据《北史》第一说，在西海之东，高昌国西北；第二说是金山之阳；第三说，山名跋施处折施，不曾说他所在的地方，但和阿辅水、剑水，总不得十分相远。剑水，便是后世的谦河，在唐孥乌梁海境内。据《蒙古全史》，山名阿儿格乃衮，也不曾说他所在的地方。我说突厥先世为他族所灭，就是魏太武灭沮渠氏的事实。

    这时候，突厥在平凉境内，大约也受过兵灾，于是逃到一座山中。这座山就是所谓跋施处折施（也就是所谓阿儿格乃衮）。其位置在高昌国的西北，金山之阳，和所谓谦河相距并不甚远。我何以敢断定突厥先世为他族所覆灭，就是魏太武灭沮渠氏的事情呢？因为这种野蛮部落，他所记的神话并不能很远。试看高车的神话，也不过托始于“匈奴既在漠北之后”可知。若说他荒诞不中情实，那更不必疑心。请看一看《唐书》的《回纥传》，回纥是怎样灭亡的，再看一看《元史》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他们自己却说成一件什么事情，就可知道了。

    然则突厥也是在近塞地方，文化程度比较高一点，所以能用铁勒之众的。

    第五节 突厥的盛强和隋朝与突厥的交涉

    突厥之强，起于土门。土门部众渐盛，始和后魏通商。公元552年，土门攻柔然，大破之。柔然可汗阿那瓌自杀。土门于是自立为伊列可汗。伊列可汗卒，弟木杆可汗立，西南破嚈哒，见第二章第二节。西北服结骨，见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二节。北服铁勒诸部，东北服宝带，见第三篇下第二章第一节。东南服奚、契丹。见第三篇上第三章第二节。于是突厥的疆域，北包西伯利亚，东北至满洲，西接罗马，西南包俄领中央亚细亚，开北族未有之盛。木杆可汗卒，弟佗钵可汗继之。这时候，周、齐纷争，彼此都怕突厥和敌人结好，争“结婚姻，遗缯帛”，以买他的欢心。于是佗钵大骄，道：“使我在南两儿孝顺，何忧贫也！”

    北齐灭亡之后，突厥拥立了文宣帝的儿子范阳王绍义。周人把宗女千金公主嫁给他，才把绍义执送。佗钵可汗死，继立的名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可汗时，周亡隋兴。沙钵略又师佗钵的故智，助周营州刺史高宝宁为寇。先是周臣长孙晟，替周人送千金公主于突厥，对于突厥的内情颇为熟悉。隋文帝用他的计策，离间了木杆可汗的儿子阿波可汗和其主西方的达头可汗突厥分部的首长，也称可汗，其共主则称大可汗。和沙钵略构兵，突厥于是分为东西。沙钵略乃请和，千金公主改姓杨氏，封为大义公主。沙钵略死后，弟莫何可汗继之，擒获阿波。莫何死，沙钵略之子都蓝可汗立。大义公主又煽惑他犯边。隋文帝又用长孙晟的计策，煽惑了都蓝的兄弟突利可汗，突厥主东方的，总称为突利可汗。这个和后来颉利可汗的兄弟，同称号而非一人。叫他构杀大义公主。

    就故意把安义公主嫁给突利可汗，而不许都蓝尚主，以挑动都蓝之怒。都蓝果然大怒，发兵攻突利可汗，破之。突利逃奔中国，隋朝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如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鄂尔多斯翼后旗。封他为启民可汗。这时候，安义公主已死，又把义成公主嫁给他。都蓝死后，突厥内乱，启民靠着隋朝的援助，尽有其众。西突厥自阿波被擒后，子泥利可汗，继主部众。尼利死后，子处罗可汗继之，不善抚御，部下反叛，也入朝于隋。于是周齐以来北方的强敌，就算给隋朝的外交政策战胜。——然而这种手段，毕竟是卑劣的，所以也不能持久。

    第六节 朝鲜半岛三国和中国的关系

    同隋朝有关系的，还有一个高句丽。如今也得叙述一叙述他的起源。

    从汉武帝灭卫氏，分置四郡后，昭帝时，临屯废入乐浪，真番废入玄菟。公孙度又分乐浪南境置带方郡；晋时俱属平州。朝鲜半岛的北部，就入于中国的版图。然而悬隔东北，中国的实力，究竟及不到他，于是貉族的势力，就乘机侵入。貉族的起源，已见第一篇第六章第三节和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三节。从汉武帝平定朝鲜之后，秽貉分为两支：一支入朝鲜半岛东部的，号为东秽，也称不耐秽。不耐，汉乐浪郡属县，东部都尉治。其留居旧地的为夫余国。后汉光武时，始通中国。晋初，为慕容廆所破，公元285年。晋人援之复国。公元286年。其后事，遂不复见于中国史上。据《朝鲜历史》所记载，则夫余尝分为二；中国历史上所载，为北夫余；别有一支，移居于加叶原，在如今沿海州境内。谓之东夫余。后降于高句丽。北夫余“正慕濑，和部酋河伯之女柳花私通，生子名朱蒙。南走至忽本，亦作卒本，在如今兴京县境。自立一国，号为高句丽。以高为氏，是为东明圣王。都沸流山上。

    林泰辅说：佟家江的支流富尔沟，就是古时的沸流水，山当在其附近。时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东明圣王卒，子琉璃明王类利立。先是北夫余王优台，娶忽本人女召西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唤做沸流，一个唤做温祚。优台死后，召西奴转嫁东明圣王，沸流、温祚，也都相随而来。琉璃明王立后，“沸流兄弟郁郁，自视如赘疣”。于是与其臣十人南走，温祚立国于北汉山下，是为北慰礼城。在如今汉城之北以有十臣相辅，号为十济。后来又以百姓乐从，改号为百济。公元前18年。汉成帝鸿嘉三年，沸流立国海滨，民不乐从，郁郁而死。北夫余得晋援复国，后为靺鞨所逼，也降于高句丽。以上据朝鲜金泽荣《韩国小史》，兼参考日本人林泰辅《朝鲜通史》。朝鲜史籍所载高句丽百济开国的事情，也和中国《后汉书》、《晋书》、《南北史》、《隋书》所载无大出入，不过事实略为完备些罢了。朝鲜半岛详备的史事，也起于中国唐以后高句丽、百济，还是文献无征的。

    同时又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是为新罗及驾洛。《魏书》称为迦罗。案三韩部落，也已见第二篇。三韩之中，以马韩为最大。箕準给卫满杀败之后，逃到马韩之中称王。又传了九世，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这一年。才给百济灭掉。先是秦始皇时候，中国人避苦役出塞的，和辰韩杂居，谡之秦韩，亦称为辰韩，而分别本来的辰韩，谓之辰韩本种。其众分为六村。有一个人，姓朴，唤做赫居世，为六村所服，推为共主，同高句丽立国同年。居于金城，如今的庆州。是为新罗。初名徐罗伐，后改难林，晋惠帝时，才改称新罗。又有少昊金天氏之后八人，从中国的莒县，西汉属城阳，东汉属琅邪，如今仍称莒县，属山东。迁徙到辰韩。后人称其地为八莒，如今朝鲜的星州。他的后人金首露，以公元42年，受弁韩九干“干”，弁韩酋长之称。的推戴，立国，是为驾洛。传八世，到公元531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才降于新罗。此节也据《韩国小史》。以上所说的话，固然未必十分可信；然而朝鲜半岛的南部（三韩），是由汉族开发，却是无可疑的。

    高句丽的初兴，在鸭绿江支流浑河流域。琉璃明王，从沸流山迁居国内。在如今的桓仁县境。八传到山上王延优，又迁都丸都。在如今辑安县境。对于辽东，时有骚扰。公元246年，魏幽州刺史毋丘俭，攻破丸都。山上王的儿子东川王优位居，迁居平壤。四传到故国原王钊，又迁都丸都。这时候，慕容魔做了晋朝的平州刺史。公元342年，攻破丸都，虏钊母妻；而且掘其父墓，载其尸而还。故国原王卑辞求和，乃还其父尸。高句丽自此不敢再为侵寇。又四传到广开土王谈德，南伐百济，取城五十八、部落七百。见《永乐大王碑》。又救新罗，败百济、日本的联合兵。这时候慕容氏入据中国，高句丽乘势，尽取辽东之地，国势大振。

    百济从灭掉箕氏之后，迁都四泚，如今的夫余。尽并马韩之地，与新罗时相攻伐。高句丽强盛之后，新罗、百济尝联合以御之。先是日本九州地方的熊袭人，尝靠新罗做声援。公元200年，日本仲哀天皇伐熊袭，卒于军。他的皇后（神功皇后，中国历史上叫他做卑弥呼）乔装男子，渡海攻新罗。新罗人不能御，进金帛八十艘请和。于是日本于弁韩故地开任那府，如今庆尚道洛东江以东之地。派兵戍守。南北朝以后，新罗渐强，公元562年，陈文帝天嘉三年。夺取日本的任那。日本屡出兵攻新罗，百济妒忌新罗的强盛，也反与高句丽联盟。于是新罗势孤，不得不乞援于中国，就酿成了隋唐时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涉。

    但是当隋朝时候，这种复杂的关系还没有发生。隋朝的用兵于高句丽，纯粹因他侵犯中国而起。公元598年，高句丽姿阳王元，广开土王七传。率兵侵犯辽西。隋文帝遣汉王谅率师击之，遇水潦，馈运不继，不利而还。高句丽因此益骄。

    第七节 隋唐的兴亡

    隋文帝时候，天下蓄积之多既如前述；而且这时候，绥服了北方一个强敌，并不曾动什么干戈。论理，这时候的中国，大可以希望太平。然而这种基业，到炀帝手里，竟都败坏掉了。隋文帝的废太子勇而立炀帝，读史的人，都以为失策。然而太子勇是个什么样人？立了他，又有什么好处？我说：这时候还承南北朝的余风，太子勇是北齐文宣帝一流人，炀帝是陈后主一流人。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既然要行“君主世袭”之制，这种事情，是无可如何的。隋文帝废勇立广的事情，可自把《隋书》或《通鉴纪事本末》……参考。这一类事情（显著而容易查检的），本书实因限于篇幅，不能详举了。

    隋炀帝的贻害于天下，可以总括为“务巡游”和“事四夷”两件事情。属于前一项显著的，便是：

    （1）以洛阳为东都，大营宮室。

    （2）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二水，以达于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江淮间的邗沟。又开江南河，从京口达余杭。如今浙江余杭县。

    （3）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至涿郡。如今的京兆。

    （4）治驰道，自太行抵并州，由榆林以达于蓟。

    属于后一项的是：

    （1）北巡，幸启民可汗帐，赏赐不可胜计。

    （2）诱西突厥献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就是如今的青海。河源，是指黄河下源。鄯善、且末，都是汉时西域国名。谪罪人以戍之，转输巨万，于是西方先困。（3）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入朝，参看第二章第二节。所过郡县，供帐极其劳费。

    （4）而其骚动全国的，尤在东征一役。帝征高句丽王元入朝，不至。公元611年，征天下兵会涿郡，以伐高句丽。明年，攻辽东，不克。而将军宇文述，又以九军大败于萨水，如今朝鲜的大宁江。损失巨万。公元613年，再征天下兵会涿郡。杨玄感督运黎阳，举兵反，乃还师。遣兵击杨玄感，玄感败死。公元614年，再征天下兵会涿郡。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不至；高句丽亦困弊请和。于是掩耳盗铃，受其降而罢兵。

    炀帝的无道，是人人所知开运河一事。或有人替他辩护，说于调和南北的文化有益。然而开运河，用不着“坐龙舟”游玩。炀帝的开运河，和汉武帝的“事四夷”一样，所做的事情，虽不能说他全然无益，然而以如此“劳费”，致如此“效果”，总是极不经济的；而且他做事的动机，全没有福国利民的思想。所以就他的行为而论，毕竟是功不抵罪的。

    天下搅得如此，自然有许多人纷纷而起。于是：

    窦建德据乐寿。

    翟让、李密同起兵，后来李密杀掉翟让，据洛口。在如今河南的巩县，隋于此置仓。

    徐圆朗据鲁郡。在如今山东的滋阳县。

    刘武周据马邑。在如今山西的马邑县。

    梁师都据朔方。如今陕西的横山县。

    薛举据天水。

    李轨据武威。

    萧铣据江陵。

    林士弘据鄱阳。如今江西的鄱阳县。

    朱粲据南阳。

    杜伏威据历阳。如今安徽的和县。

    李子通据海陵。如今江苏的泰县。

    陈稜据江都。

    沈法兴据毗陵。如今江苏的武进县。

    公元615年，炀帝北巡，至雁门，为突厥始毕可汗启民的儿子。所围，援至乃解。明年，再造龙舟如江都，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而从驾的将士，都是北方人，宇文化及宇文述的儿子。等因之作乱。公元618年，弑炀帝，立秦王浩，炀帝弟秦王俊的儿子。拥众北归。隋将王世充，立东都留守越王侗，和李密相持。听得化及北归，忙和李密连和，叫他把化及堵住。化及就弑杀秦王，自称许帝。后为窦建德所杀。

    唐高祖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公元617年，起兵攻破长安，奉西京留守代王侑为帝。明年，就废代王而自立。先平定薛仁杲、薛举的儿子。李轨，灭掉刘武周。这时候，河北全为窦建德所据。河南则王世充和李密相持，世充杀败李密，李密降唐。又借名收抚山东，出关要图自立，为唐将盛彦师所邀斩。世充于是弑越王侗，自称郑帝。公元621年，唐秦王世民攻王世充，围洛阳。世充求救于窦建德，建德发兵来救，世民据虎牢迎击，大破之，生擒建德，世充乃降。明年，建德旧将刘黑闼复叛；徐圆朗先已降窦建德，建德亡后，降唐，及是也叛应之。为唐太子建成所破，于是北方略平。南方惟萧铣所据的地方最大。灭王世充这一年，也给唐朝灭掉。林士弘先已为萧铣所逼，退保余干，如今江西的余干县。未几而死，其众遂散。朱粲降唐复叛，也给唐朝灭掉。江淮之间，杜伏威最强。陈稜、沈法兴，都给李子通灭掉，李子通又给杜伏威灭掉，杜伏威入朝于唐，于是南方也平定。

    北边则高开道为其下所杀。刘武周将苑君璋据马邑，降突厥，后见突厥政乱，亦来降。公元628年，讨平梁师都，天下就大定了。

    【第二章】唐朝的初盛

    第一节 太宗灭突厥

    唐高祖的得天下，大半由于秦王世民之力，而即位之后，却立建成做太子，于是有“玄武门之变”。高祖传位于世民，是为太宗。玄武门之变，可用《通鉴纪事本末》参考。然而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不传的。

    唐太宗是一个贤主，历史上称他勤于听政，勇于纳谏，能用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直臣魏征。在位之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仅三十九人”。这种话，虽然不免有些过情，而且未必合于事实，譬如断死刑之所以少的，一定是由于官吏希旨，粉饰太平，这是可以推想而得的。然而“贞观之治”，总要算历史上所罕见的了。唐朝的治法，是集魏晋南北朝的大成，这个且待第三章里再讲。而唐朝一朝，和域外诸民族，关系尤大。现在且述个大略。

    唐朝的对外，最重要的还是和北族的关系。突厥启民可汗死后，子始毕可汗立，部众渐强。这时候，又值中国丧乱，边民避乱的，都逃奔突厥。于是突厥大盛，控弦之士数十万。割据北边的人，都称臣于突厥。唐高祖初起，也卑辞厚礼，想得他的助力，然而却没得到他多少助力。天下已定之后，待突厥还是很优厚的，然而突厥反格外骄恣。大抵游牧民族，总是“浅虑”而“贪得无厌”的；而且这种人所处的境遇，足以养成他“勇敢”、“残忍”的性质。所以一种“好战斗”的“冲动”，极其剧烈，并不是一味卑辞厚礼，就可以和他“辑睦邦交”的。而且一时代人的思想，总给这个时代限住，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前朝的遗孽，想倚赖北族，北族也把他居为奇货。”这种事情，“齐周”、“周隋”之间，已经行过两次了，已经行之而无效的了。

    然而隋唐之际，还是如此。突厥内部，有个义成公主，煽惑他犯边。而外面却也有个齐王暕，可以给他利用。始毕死后，弟处罗可汗立。处罗死后，弟颉利可汗立。从启民到颉利四代，都妻隋义成公主。这是北族的习惯如此。到颉利，就迎齐王暕，置之定襄，在如今山西平鲁县的西北。没一年不入寇，其至一年要入寇好几次。北边几千里，没一处不被其患。高祖几乎要迁都避他。而唐朝对待他的法子，也还是用隋朝的老文章，这个真可谓极天下之奇观了。处罗可汗的儿子，主治东方，仍称为突利可汗。太宗和他，本来是认得的，于是设法离间他。而颉利这时候，又失掉铁勒的心。北方的铁勒，一时叛他，推薛延陀、回纥为主；而国内又遇着天灾，于是国势大衰。公元629年，颉利拥众漠南，想要入寇。太宗遣李靖等分道伐他。李靖袭破颉利于铁山，在阴山之北。

    颉利遁走，为唐行军总管张宝相所擒。于是突厥之众，一时奔溃。也有北降薛延陀的，也有西走西域的，而来降的还有十几万。太宗初时，想把他处之塞内，化做中国人。当时魏征主张把他迁于塞外，温彦博主张把他置诸中国，化做齐民。辩论的话，具见《唐书·突厥传》。太宗是听温彦博的话的。著《唐书》的人，意思颇有点偏袒魏征。然而温彦博的话，实在不错。唐朝到后来，突厥次第遣出塞外，而且不甚能管理他，仍不啻实行魏征的政策。然而突厥接连反叛了好几次，到默啜，几乎恢复旧时的势力，边患又很紧急，这都是“放任政策”的弊病。——“唐朝驾驭突厥的政策，和他的效果，这件事情，颇有关系，可惜原文太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可自取《唐书》一参考。后来见他不甚妥帖，才用突厥降人萧思摩为可汗，叫他还居河北。

    这时候，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已徙居突厥故地，真珠可汗，名夷男。突厥还没灭亡的时候，太宗就册封他做可汗，以“树突厥之敌”。突厥灭后，就徙居突厥故地。形势颇强。萧思摩不能抚驭，依旧逃归中国。公元644年，真珠可汗卒，子拔灼立。薛延陀内乱，太宗趁势又把他灭掉。于是回纥徙居薛延陀故地。铁勒的强部，本来只有薛延陀和回纥，薛延陀既亡，回纥还没强盛。对于中国，奉事惟谨。于是北方的强敌，又算暂时除掉。

    至于西突厥，则在高宗手里，才给中国征服的，见下节。

    第二节 藏族的兴起

    唐朝所谓西域，和汉朝的情形，又大不相同了。后汉和西域的交通：葱岭以西，从永初以后就绝掉；葱岭以东，直到桓帝延熹以后才绝。参看第二篇第七章第二节。两晋时代，只有苻坚盛时，曾命吕光征服西域，也只及于葱岭以东。详见《晋书·吕光载纪》和西域诸国的传。后魏到太武时，才和西域交通，兼及于葱岭以西。当时西域又分为四域：“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这就是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所说“狭义的西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是如今的伊兰高原。“者舌以南（详见《元史译文证补》二十七上）月氏以北为一域”，是如今吉尔吉思旷原之地。“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是如今俄领土耳其斯坦之地。其详见可参考《北史》。然而后魏和西域，没有多大的关系。隋炀帝时，曾招致西域诸国入贡，共四十余国。惜乎当时的记录，多已失传，所以“史不能记其详”。总之，中国和西域的关系，汉朝以后，是到唐朝才密切的。

    要晓得魏晋以后西域的情形，就得晓得月氏和嚈哒。月氏，已见第二篇第四章第一节。他从占据大夏故地之后，在西域算做大国，文明程度也颇高。中国的佛教，就是从月氏输入的。参看第三章第六节。到西元五世纪后半，公元551年—公元600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至隋文帝开皇十年。才给嚈哒所破，支庶分王，便是《唐书》所谓昭武九姓。《北史》：“康国者，康居之后也……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

    《唐书》：“康国，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支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并姓昭武。”案康居没有住过祁连山北，月氏西徙，也远在突厥勃兴以前。《北史》说康国是康居之后，明系误谬。《唐书》“为突厥所破”，突厥也明系匈奴之误。月氏为嚈哒所破，中国史不载其事，西洋也不详。但月氏西徙以后，分其国为五部翕侯，后来贵霜翕侯并四部为一，明有一统一的共主。照《北史》、《唐书》所载，只有村庶分王，明是统一政府给嚈哒灭掉以后的情形。康国，亦称萨末鞑，又作飒秣建，元魏称悉万斤，就是如今的撤马儿干。

    安，又称布豁，亦作捕喝，就是如今的布哈尔。东安，亦称小安，又称喝汗，在安东北四百里。曹，又称西曹，亦称刧布咀那，在米国之北，西三百余里而至何国。东曹，亦称率都沙那，苏都识匿，北至石，西至康，皆四百里。中曹，在康之北，西曹之东。石，亦称拓支，又称柘析，又作赭时，就是如今的塔什干。米，又称弥末，又作弭末贺，北距康百里。何，亦称屈霜你迦，又作贵霜匿，在刧布咀那西三百余里。火寻，亦作货利习弥，又作过利，就是后来的花剌子模，戊地，《西域记》作伐地，在布豁西四百余里。史，亦称佉沙，又称羯霜。南有铁门山，就是《明史》所谓渴石，如今的加尔支。以上昭武九姓诸国释地，据《唐书·西域记》，参照《元史译文证补》和近人丁氏谦的《西域记考证》。《北史》又有乌那遏，都乌游水西（如今的阿母河）。

    东北去安四百里，西北去穆二百里。又有汗国《唐书》作宁远，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东距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西北去石国，各五百里，国王也都姓昭武，又《北史》另有大月氏国，都剩蓝氏城，小月氏，都富楼沙城。总而言之，月氏虽为嚈哒所破，以至土崩瓦解，然而枝庶分王，依旧到处都是，实在不止《唐书》所载昭武九姓。诸国的全亡，当在大食东侵以后，史书阙略，无可详考了。然而嚈哒又是什么呢？

    西藏古时候唤做什么？就是唐朝的吐蕃。这种回答，是很容易得到的，是人人以为不错的。然而实在太粗略了些。案《唐书》：

    吐蕃，本西羌族，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氏。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伏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这两说，都说吐蕃就是羌。如今的藏族，和历史上的羌人有一个大异点。便是藏族是“一妻多夫”，羌人是“一夫多妻”。然则为什么历史上“一妻多夫”的种族，不把他算做藏族的祖宗，反要拉一个“一夫多妻”的羌人呢？

    如今的海藏高原，在地文地理上，可以分做四个区域。

    （1）后藏湖水区域。其地高而且平。

    （2）前藏川边倾斜地。雅鲁藏布江以东，巴颜哈喇山脉以南，大庆河以西，诸大川上游的纵谷。兼包四川、云南的一部。

    （3）黄河上游及青海流域。

    （4）雅鲁藏布江流域。喜马拉雅、冈底斯两山脉之间。

    （2）（3）都是羌族栖息之地，（4）是吐蕃发祥之地，（1）就是藏族的居地了。藏族见于历史上的，凡三国，都有“一妻多夫”的风习的：一是嚈哒，一是女国，《唐书》作东女（对于西女而言之。“西女，西北距拂菻西南际海岛……拂菻君长，岁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亦见《唐书》），又称苏伐剌孥瞿罗，（《西城记》同）。《西域记》又云：其地在大雪山中，北距于阗，东接吐蕃，正是如今后藏之地。女国的结果，《唐书》本传不详，《南诏列传》南诏给韦皋的信，有“西山女王，见夺其位”两句，可见女国系为吐蕃所灭。一是《唐书·南蛮传》的名蔑。原文云“其人短小，兄弟共取一妻。妇总发为角，以辨夫之多少。”而嚈哒最大。

    嚈哒的事迹，中史阙略，西史也不详，但约略晓得西元五世纪中，是噘哒的全盛时代。他疆域，西至波斯，东至天山南路，都城在吐火罗，就是如今波尔克。《北史》把吐火罗嚈哒，分做两国，是误谬的。据丁氏《大唐西域记考证》、《南史》“滑国，车师别种”，《北史》“大月氏之种类，亦曰高车之别种”，都是误谬的。噘哒盛强的时候，曾征服西北两印度。公元522年顷，北印度乌苌国，有超日王出，把嚈哒逐之境外；而突厥亦兴于北方，攻击噘哒。嚈哒腹背受敌，公元562年顷，国遂分崩，突厥代领其地。

    以上是葱岭以西的情形。葱岭以东，从后汉以后，诸小国就开了一个互相吞并的局面，其兴亡不甚可考。到唐时，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五国较大。高昌，就是汉朝车师之地，其王是中国人。详见《晋书》和《北史》，兹不备举。也役属于西突厥。唐太宗时候，对于高昌、焉耆、龟兹三国，都用过兵。初设安西都护府于高昌，后来徙治焉耆。这时候，葱岭以东，要算绥服。到公元653年，高宗灭掉西突厥，把西突厥的属地，都分置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于西域的威声，这时候要算极远了。

    第三节 印度阿利安人入藏

    如今要说到吐蕃了。讲吐蕃人的历史，自然要以吐蕃人自述的话为据。《蒙古源流考》一书，是蒙古人既信喇嘛教之后，把旧有的《脱卜赤颜》，硬添上一段，算是蒙古人系出吐蕃王室的。参看第三篇下第二章第一节。拿来讲蒙古的历史，极不可靠；却是其中述吐蕃王室的来历，都是吐蕃人自己说的话。据原书：原书文理极劣，且全录太繁，所以加以删润。

    巴特沙拉国乌迪雅纳汗生一子，善占之“必喇满”占之，曰：“此子克父，必杀之。”而锋刃利器，皆不能伤，乃贮以铜匣，弃之恒河中。外沙里城附近种地之老人，见而收养之。及长，告以前事。此子遂向东方雪山而去，至雅尔隆赞。唐所有之四户塔前，众共尊为汗，时岁次戊申，戊子后一千八百二十一年也。是为尼雅特赞博汗。胜四方部落，为八十八万土伯特国王。传七世，至智固木赞博汗。案“赞博”，都是“赞普”的异译。为奸臣隆纳木所弒。其长子置特，逃往宁博地方。次子博啰咱，逃往包地方。三子布尔特齐诺，逃往恭布地方，一本作恭博。案这个人，就是后文硬把他算做蒙古的始祖的。隆纳木据汗位一载，旧日数大臣诛之，迎立博啰咱，是为六贤汗之首。六贤汗后，又传衍庆七汗，妙音七汗，而至名哩勒丹苏隆赞。名哩勒丹苏隆赞，以丁丑年生，实戊子后二千七百五十年。二十三岁，己丑，即汗位。

    名哩勒丹苏隆赞，就是《唐书》的弃宗弄赞。即位之年，岁在己丑，是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9年。生年丁丑，应当是隋炀帝的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这一年是戊子后二七五〇年，则尼雅赞博汗始王土伯特的戊申，是周赧王的二年了。公元前313年。《源流考》的世次年代，固然全不可据。然而这所谓土伯特，如今西藏人自称，还是如此。异译作唐古特，图伯特。土伯二字，就是吐蕃的对音。“蕃”读如“播”。“特者，统类之词”，见上节引拉施特《蒙古全史》。所谓恒河、雪山喜马拉雅山。都在印度地方。和如今研究“西藏学”的人，说“西藏地方的贵种，是印度阿利安人，由喜马拉雅山峡路，迁入西藏”的话也相合。然则所谓土伯特，就是我上节所说藏族的名称。至于吐蕃的王室，自出于巴特沙拉国，并不是土伯特。

    然而藏族的藏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说这就是羌字。“羌”、“藏”，古都读如“康”。到“羌”字的读音改变，就写作“藏”字；“藏”字的读音又变，就又写作“康”字了。土伯特本只占领后藏高原的地方；从印度迁入的阿利安人，和吐蕃王室同族。更只占领雅鲁藏布江流域。自此以前，前节所举的（2）（3）两个区域，都是羌人分布的地方。汉时的所谓羌人，据地本在青海和黄河上游流域，已见第三篇第一章第一节。这一带地方，到晋朝时候，为鲜卑、吐谷浑所据，吐谷浑是慕容廆的庶兄。和廆不睦，西徙附阴山。后来逐渐迁徙，而入于如今的青海地方。他的子孙，学中国“以王父字为氏”的例，就把吐谷浑三字，做了国名。详见《晋书》、《南史》、《北史》。羌人都被他征服。其独立的部落，还有宕昌，《北史》：在吐谷浑东，益州西北。”

    邓至，在平武（如今四川的平武县）以西，汶岭（岷山）以北。党项，东接临洮（如今甘肃的岷县）、西平（如今甘肃的西宁县），西拒叶护——指突厥的辖境而言。都是在岷山以北的。其岷山以南，诸大川的上游，则有嘉良夷、附国、薄缘夷等。《北史》：“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应当是如今的鸦龙江和金沙江。“附国西有薄缘夷。其西为女国，女国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女国在如今的后藏。女国东北的山，应当是长江、怒江之间的山了。此外《北史》和《唐书》，所载琐碎的名字还很多，今不具举。都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所以吐蕃强盛以后，就都为所役属。

    从印度侵入的阿利安人，因为做了土伯特王，就改称土伯特（吐蕃），而他种族的本名遂隐。吐蕃王室强时，羌人都被他征服，和中国交涉，都是用吐蕃出名。羌字的名词，就暂时冷落。但是羌人毕竟是一个大种族，他所占据的地方也很大，这羌字的名词，毕竟不会消灭的。到后世同中国交涉，就又用羌字出名。

    但是这时候，羌字的读音，已经改变了；就照当时的口音，把他译作藏字。到后来，藏字的读音，又改变了，于是藏字又变作地理上的名词，而向来“译做羌字藏字的一个声音”，当时的口音，译做康字。于是把西藏一个区域，分作康、藏、卫三区，而康字、藏字遂同行，变作地理上的名词。如果推原其始，则有“一妻多夫的风习”的这一个民族，应当正称为土伯特（吐蕃），不得借用藏字。从印度侵入的这一支人，更应当加以区别，或称做“吐室”，或称做“阿利安族”；现在一概称为藏族，不过是随俗的称呼，学术上精密研究起这种笼统的名词，是不能用的。“现在的所谓藏族”，依我剖解起来是如此，不知道对也不对，望大家教正。

    羌族和土伯特所处的地方，都是很瘠薄的，所以文明程度不高。吐蕃王室，从印度侵入，他的文明程度，自然要高些，所以就强盛起来了。吐蕃的信史，就起于名哩勒丹苏隆赞，以前的世次，都是不足信的。唐太宗时，吐蕃因求“尚主”不得，曾经一攻松州，如今四川的松潘县。太宗派侯君集把他打败。但是旋亦许和，把宗女文成公主嫁他。这位文成公主，和吐蕃的开化，大有关系，如今西藏人还奉祀她。文成公主好佛，带了许多僧侣去。弃宗弄赞又打破泥婆罗，如今的廓尔喀。娶了他一个公主；这位公主，也是好佛的。吐蕃从此，才信奉佛教，而且派人到中国、印度留学，定法律，造文字；也都见《蒙古源流考》。弃宗弄赞，可认为一个热心文化的人。后来吐蕃和中国构兵，都是弃宗弄赞死后，专兵权的大臣所为。弃宗弄赞对中国，始终很为恭顺。看《唐书》本传自知。

    因为和吐蕃交通，而中国的国威，就宣扬于印度。这也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时候玄奘游历到印度，对乌苌国的尸罗逸多王，陈述“太宗神武，中国富强”。尸罗逸多便遣使交通中国。公元648年，尸罗逸多死了，其臣阿罗那顺自立。中国使者王玄策适至，阿罗那顺发兵拒击。王玄策逃到吐蕃边境，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攻他，生擒阿罗那顺，下五百余城。中国和印度，发生兵争的关系，在历史上就只这一次。

    第四节 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

    从隋炀帝东征失败以后，高句丽就格外骄傲；联合百济，屡侵新罗。新罗无法，只得求救于中国。唐太宗初时，也无意于为他出兵。到公元642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弑其主建，建号荣留王，是婴阳王的兄弟。立其侄宝藏王臧。太宗以为有隙可乘，想趁此恢复辽东，就出兵以伐高句丽。《唐书》载太宗谓臣下：“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可见得这一次用兵的动机，全不是为新罗。

    太宗的用兵，自然和隋炀帝不同，然而这时候，中国用兵于高句丽，有种种不利之点。所以以太宗的神武，也犯了个“顿兵于坚城之下”的毛病，不能得志。太宗以公元645年二月出兵，四月，渡辽河，克辽东；进攻安市，在如今盖平县境。破高句丽援兵十五万于城下。然而安市城小而坚，攻之遂不能克。九月，以辽左早寒，遂班师。这一次，虽然没打败仗；然而兵威的挫折和实际的损失，是不待言而可知的。太宗深以为悔。

    御驾亲征，手下的人把这件事看得太隆重了，用兵就不觉过于持重，不能应机，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反不如偏师远斗的利害。公元660年，高宗因高句丽、百济攻新罗益急，遣苏定方自成山在如今山东的文登县。渡海攻百济。破其都城，百济王义燕降。百济人立其弟丰，求救于高句丽、日本。公元663年，刘仁轨大破日本兵于白江口，如今的锦江。丰奔高句丽，百济亡。公元666年，泉盖苏文死，三子争权，国内乱。明年，高宗遣李伐高句丽。公元668年，也把他灭掉。于是朝鲜半岛，只剩了新罗一国。唐朝在平壤设了个安东都护府，以统治高句丽、百济的地方。这时候，中国对东方的声威大振，日本和中国的交通，在此时也称极盛。

    第五节 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

    以上所说的，是东西北三方面的情形。还有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方诸国的交涉，也得大略说一说。中国的海岸线，是很长的。闽、浙、广东当时且兼有越南的一部分。等省，曲折尤富。南方的国民，在海上所做的事业也不少，可惜中国历代，都注意于陆而不注意于海；就是盛强的时候，国力也只向西北一方面发展。这许多冒险的国民，做了国家的前驱；不但没有国力做他的后盾，使他的事业发扬光大；连他们的姓名事迹，也都在若有若无之间了。现在且根据着历史所载，把当时南方诸国的情形，大略说一说。

    案当后汉时，中国交州的境域，大约包括如今越南的北部，从广和城以北。分为交阯、九真、日南三郡。三国时，分为交阯、新兴、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六郡。晋初因之。晋初，日南的南境，据地自立，这个便是林邑。其都城，就是如今的广和城。唐至德以后，谓之占城国。林邑的南边，就有扶南，在澜沧江下流暹罗湾。真腊，如今的柬埔寨。赤土；如今的地那悉林。这都是后印度半岛较大的国。其顿逊、毗骞、诸薄、马五洲、自然大洲，却是因扶南而传闻的。《南史》：扶南，“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顿逊，当在马来半岛的南端。毗骞，似在苏门答腊。诸薄国，马五洲，或者是婆罗洲。自然大洲，或者是巴布亚。史称扶南王范蔓，“作大船，穷涨海，开国十余，辟地五六千里”。想是因此而传闻的……范蔓是中国人。

    此外当南北朝时候，通贡于南朝的有：

    诃罗陁。

    诃罗单。《宋书》说他都阇婆洲，怕就是阇婆达。

    婆皇。

    婆达。

    阇婆达。《唐书》：“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地理志》：海峡（如今的马六甲海峡）之南岸为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则当在今苏门答腊的东南端。

    盘盘。据《唐书》在哥罗西北。哥罗在海峡北岸，则盘盘当在马来半岛南境。

    丹丹。《唐书》说：“在南海，北距环王，限小海，与狼牙修接。”亦当在马来半岛南端。

    干陀利。

    狼牙修。如今的苏门答腊。

    婆利。如今的婆罗洲。

    当隋朝时候和中国有交涉的，又有一个流求，就是如今的台湾。此外见于《唐书》的便有：

    甘毕。在南海上，东距环王。（环王即是林邑。）

    哥罗舍分。在南海南，东距堕和罗。

    修罗分。在海北，东距真腊。

    僧高。在水真腊西北。

    武令、迦乍、鸠密。这三国当与僧高相近，故《唐书》以其名连举。

    富那。和鸠密同入贡的。

    投和。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

    堕和罗。在投和之西，亦名独和罗。南距盘盘。自广州行五月乃至。

    昙陵陀洹。都是堕和罗的属国，昙陵在海洲中。陀洹，又名耨沱洹，在环王西南海中，和堕和罗接。

    罗越。在海峡北岸。

    赡博。《唐书》说北距兢伽河。（恒河）当在今阿萨密附近。

    室利佛逝。在海峡南岸。

    罗刹。在婆利之东，与婆利同俗。

    诛奈。在环王之南，泛交址海，三月乃至。

    甘棠。《唐书》说居大海南，无从知为何地。

    诸国的种族，大抵分为两种：一种裸跣、黑色、拳发、垂耳的，是马来西亚种。仍有食人的风俗。参看第一篇第六章第五节。一种深目高鼻的，是印度西亚种。宗教文化，都属印度一系。其和中国交通，从晋到唐，大概没有断绝。可惜历史上的记载，只有宋文帝、梁武帝、唐中叶以前，三个时代较详。欲知其详，可自取从《晋书》到《唐书》的《四裔传》参考。

    当这时代，最可注意的，是中国曾经和西半球交通。案《南史》：

    扶桑国。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昏。昏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坐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嗣王立，三年不亲国事。

    这一国政教风俗，虽和中国相类。然“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是新罗俗；贵人名对卢，是高句丽语，大抵是朝鲜半岛的人民移植的。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扶桑在大汉东二万余里，明明是南北美洲。近人余杭章氏《法显发现西半球说》。见《章氏从书·太炎文集》中。据法显《佛国记》，说法显所漂流的耶婆提国，就是如今的南美洲的耶科陁尔。法显不但发现西半球，而且还绕地球一周。然而《佛国记》说耶婆提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无足言。则法显以前，印度人已有到西半球的。《南史·扶桑传》又说其“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其俗遂改”。可见朝鲜半岛的人到西半球，又在印度人以前了。

    第六节 武韦之乱和开元之治

    以上所述，要算是唐朝全盛的时候，如今便要经过一个中衰期了。这便是“武韦之乱。”

    太宗以公元649年崩，高宗即位。高宗的初政，也是很清明的，所以史家说“永徽之治，媲美贞观”。然而从公元654年，纳太宗才人武氏为昭仪；明年，废王皇后，立武氏为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谏诤都遭贬斥。从此以后，朝政渐乱。高宗有风眩的毛病，不能视事，件件事情，都叫武皇后干预，实权就渐入于武后之手。

    高宗以公元683年崩，高宗的太子名忠，非武后所生，武后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弘。弘卒，立了他的兄弟贤。又把贤废掉，立了他的兄弟哲。这时候，哲即位，是为中宗。明年，武后把他废掉，立了他的兄弟旦，睿宗。迁中宗于房州。如今湖北的郧阳县。公元690年，以旦为嗣，改姓武氏；自称则天皇帝，国号周。

    公元698年，还中宗于京师，立为太子。公元705年，武后有疾，宰相张柬之和崔元、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谋，运动宿卫将李多祚，举兵杀武后嬖臣张易之、张昌宗，奉中宗复位。然而中宗的皇后韦氏，又专起权来。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后侄儿子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三思因此出入宫掖。还有替武后掌文墨的上官婉儿，中宗立为婕妤，和韦后都同武三思交通。武氏的权势，又盛起来。张柬之等五人，反遭贬谪而死。中宗的太子重俊，不是韦后所生，韦后和武三思等，日夜谋摇动他。

    重俊又怕又气，举兵把武三思、武崇训杀掉，自己也给卫兵所杀。公元710年，韦后弒杀中宗，要想临朝称制。相王旦的儿子临淄王隆基，起兵讨诛韦后，奉相王即位，是为睿宗。然而这时候，政治上的空气，还不清明。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向来干预惯政治的；在政治上，还颇有实权。又要想谋危太子。睿宗立临淄王为太子，就是玄宗。直到公元711年，才算把他安置于蒲州，而命太子监国。明年，把太平公主召还赐死。睿宗也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武韦之乱”，到此才算告一结束。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君临天下十五年，看似旷古未有之事。然而这时候，朝廷上并没有什么特殊势力，自然没有人去反抗她。

    唐朝的宗室，只有越王贞，琅邪王冲，想起兵反抗他。异姓之臣，只有徐敬业曾一起兵。都是并无凭藉的人，自然不能成事。这时候，政治界上的情形，却给她搅得稀烂。从越王贞、琅邪王冲起兵之后，她疑心唐朝的宗室，都要害她，就大杀唐宗室。从徐敬业起兵之后，更其“杯弓蛇影”，于是大开“告密”之门，任用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滥用刑诛，贻累人民，实为不浅。又滥用爵禄，收拾人心，弄得政界上，全是一班“干进无耻”、喜欢兴风作浪的小人。中宗复位以后，直到睿宗禅位以前，政界上的空气，总不得清明，都是她一手造成的。颇像近时的袁世凯。

    既然一味注意对内，对外一方面，自然无暇顾及。于是突厥遗族骨咄禄，颉利的疏族。就强盛起来。骨咄禄死，弟默啜继之，复取漠北，回纥度碛，南徙甘凉间。恢复颉利时代的旧地。大举入攻河北，破州县数十。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也举兵背叛，攻破营、平二州，侵及冀州。参看第三篇上第三章第二节。朝廷发大兵数十万讨之，都不能定。还有吐蕃，当高宗时候，就破党项，灭吐谷浑；又取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武后时，总管王孝杰，虽然把四镇恢复，然而吐谷浑故地，毕竟为吐蕃所据。中宗时，又把河西九曲的地方，赏给吐蕃，而且许其筑桥于河，以通往来。于是河洮之间，被寇无虚日。

    内政外交，当这个时代，都糟透了。玄宗出来了，总算是小小清明。玄宗任姚崇、宋璟为相。宋璟罢后，又任用韩休、张九龄，内政总算是整饬的。对外呢？突厥默啜死于公元743年，毗伽可汗立，用老臣暾欲谷的话，和中国讲和。毗伽死后，突厥内乱。公元744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直抵其庭，把他灭掉。对于吐蕃，玄宗初年，就毁桥守河，吐蕃也请和好。后来兵衅复启，玄宗饬诸军进讨，到公元753年，就复取河西九曲之地。这要算唐朝国威最后的振起。到公元755年，安禄山反以后，情形就大变了。

    【第三章】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

    第一节 官制

    从魏晋到唐的制度，是相因的。唐朝的制度，只算集魏晋南北朝的大成。从三国以后，中国的政府，有四百年在军阀和异族手里，上篇第四章，已经说过了。要看这时候的政治，在他的施政机关上，就最看得出。

    汉朝从武帝以后，宰相就渐渐失其实权，已见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一节。这种趋势，从魏晋以后，愈趋愈甚。魏朝建国之初，置了一个秘书省，受禅之后，改为中书省。于是中书亲而尚书疏。南北朝以后，因侍中常在附近，时时参与机务，于是实权又渐移于门下省。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机要是在中书、门下两省的，尚书不过执行政务罢了。中书、门下像后世的内阁，尚书像后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是太宗做过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仆射改做长官。

    后来又不甚真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等事名目，便算做宰相。作为宰相。中书面受机务，门下省掌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有此制，三省常合在一个政事堂内议事，并没有三个机关分立的样子。尚书省分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这个制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袭后周的制度。后周的制度，是苏绰定的，都以《周礼》为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这种制度，隋朝没有沿袭他。中叶以后，所谓翰林学士，和天子十分亲近，又渐渐地握起实权来。学士之名，本是因弘文、集贤两馆而起的（参看下节）。翰林院，本是艺能技术之流杂居之所，以备天子宴闲时的召见。玄宗时，才于翰林院置待诏、供奉，命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敕（本来是中书舍人的职务）。又于翰林院之南，别立学士院以处之；于是与杂流不相混处，而其地望遂清。然其官则仍称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的用事，就是居翰林中谋划的。参看第三篇上。总而言之，翰林学士的握权，和前此的中书省如出一辙。明清时代的殿阁，也不外此理。这等处，须要通观全局，自然明白。

    九卿是历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职。实权都在六部。为避繁起见，不再详叙。御史一官，却威权渐重。武后时，改为肃政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县。中宗复位后，复名御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时，命两台都察内事，旋又把右台废掉。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祐，奏于台中置东西二狱，从此以后，御史台就多受词讼，侵涉了司法的权限。

    至于外官的变迁，则和内官正相反。内官的权限，日趋于轻；宰相九卿等，有独立职司的官，职权多见侵夺。外官的权力，却有日趋于重之势。秦汉时代的两级制，郡县。到汉末改设州牧，就变成三级制。也已见第二篇上。东晋以后，疆域日蹙，而喜欢多置州郡，以自张大。于是“侨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仅有空名，实无辖境的。于是州郡愈多，辖境愈小。然而这时候是个军阀擅权的世界，军阀的地盘，是利于大的；州郡虽小，有兵权的，往往以一个人而都督许多州的军事，其辖境仍旧很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所谓州，已经和前此的郡，区域大小，并无分别了。于是把州、郡并做一级。唐朝也沿其制，而于其上再设一个道的区域。一道之中，是没有长官的。中宗复位的这一年，分天下为十道，每道各设巡察使。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

    改为按察使。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改为采访处置使。肃宗至德公元756、公元757年。以后，把天下分做四十余道，各置观察使。这种使官，都称为监司之官。他的责任，只是驻于所察诸郡中的大郡，访察善恶，举其大纲，并不直接理事，颇和汉朝刺史的制度相像。然而到后来，往往侵夺州郡的实权，州郡不敢与抗。而且这时候，已经是军人的世界了。有军马的地方，就都设了节度使。凡有节度使的地方，任凭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个人兼的。这正和现在的督军兼省长等等一样，有谁敢和他相抗呢？于是中央政府，毫无实权，可以管辖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参看第三篇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节。监司官的名目，还有许多，欲知其详，可参看《文南通考》第六十一、六十二两卷。

    唐朝的官制，中叶以后，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枢密院，其初特以处宦者，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职权。后来宦者的威权日大，这两种官的关系，也就渐重。到五代以后，都变做了大臣做的官。这个留待第三篇里再讲。又地方自治的制度，从汉魏以后，日益废坏。汉朝时候，重视三老、啬夫等职的意思，丝毫没有。而役法日重，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变迁，也待第三篇再讲。

    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教育制度，从三国以后，是很衰颓的，无足称述。《三国志·王肃传》：“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之后……太学始开……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疎，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几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这是后汉以后，学校就衰的情形。从此到南北朝末，虽亦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或又置有博士，然皆无足称述。唐太宗时，“屯营飞骑，亦令受经；高句丽、新罗、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学”。表面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实际，士人社会的视线，已经移到科举上了。

    要晓得科举制度的由来，就要先晓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制，起于魏文帝时。这时候，“三方鼎立，士人播迁，详覆无所”。尚书陈群，就于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评其本地的人物，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书用人时，凭以复核。这种制度的可行，原因为后汉时代，清议极重，乡评特为有力之故。史称“晋武帝时，虽风教颓失，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郗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然而乡评的有力，是一种风俗，风俗是要随时势改变的。九品中正，是一种制度，比较的总觉流于硬性，于是就生出种种弊病来。扼要些说，便是：

    [一]中正的权力太大，而又并无赏罚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趋势、畏祸、私报恩仇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尽识；就使尽识，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坏。就使能知他的好坏，也不应当以一个人的话为标准。况且中正至多能晓得这个人的品行德望，至于当官的才能历练，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谁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在社会上，本没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个阶级里的人，受这阶级的制裁，当然最为严重，谁能够真正破除情面呢？于是所选举的，总不外乎这一阶级里的人。就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历代选举的制度，纵或小有改革，然大体总是相同。九品中正的制度，南至梁、陈，北至周、齐，都是有的，直到隋开皇中方罢。这种制度，于两晋南北朝的门阀阶级，是很有关系的。参看第七节。

    “隋唐以后科举”的前身，便是两汉时的郡国选举。原来郡国选举的制度，到两晋以后，也弊坏得不堪了。东晋初年，为了抚慰远方的人士起见，州郡所举的孝廉秀才，都不试就用。后来实在弄得不堪了，于是要试之以经。秀才、孝廉就都不敢进京；到京的，也都装病不考。于是宽限五年，令其初习。九品中正的制度既不可行，于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试。既然凭考试为去取，就索性无庸郡国选举，而令他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加以考试，合格的再把他送进京去应考。

    就变成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了。唐以后的科举，最重的是进士科。这一科，是起于炀帝大业中的（当时还是试的策）。这件事，《隋书》不载，只见于《唐书》所载杨绾疏中。大约当时还不甚看重他。“唐制，取科……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然而取之最多的，只有进士、明经两科。进士试“诗”、“赋”、“论”、“策”，明经试“帖经”、“墨义”。这时候，崇尚文词的风气已成。明经所做的帖经墨义，又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他。就有“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的谚语。不是天资愚鲁，不会做诗赋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经。就把天下人的聪明才力，都消磨到“声病”上去。参看第六节。

    《文献通考》卷二十九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驻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按这是责令默写经文。

    又卷三十……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这种考试的法子，现在看起来，真正是奇谈。然而也不足为怪，这是古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如此。原来古人都是把《经》就算做学问；所谓通经，又不必自出心裁，只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这种怪现象了。这种现象，一变而为宋朝的经义，再变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后文自明。

    武举起于武后的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也用乡贡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制科的科名，是没有一定的。唐制科名目和登制科的人，详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三。

    以上所说，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后，还不能就有官做，还要试于吏部，谓之“释褐试”。释褐试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进士第，便有官做，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却不如此。

    铨选仍是历代都由尚书。唐时分为文武二选：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文选有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四种。“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还得听其冬集。”较诸后世的铨选，似乎还要合理些。又后魏崔亮吏部侍郎。创停年格，补用的人，一以他停罢后岁月为断。后世说他是资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为然。然而他实在是迫于胡太后的时候，强令武人也要入选，才创此法，以限制他的。他覆外甥刘景安的信，说：“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见此法之创，实是限制武人的意思多。况且以资格年劳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较诸在上的任意抑扬，在下的夤缘奔竞，就好得多了。

    第三节 兵制

    唐朝的兵制，也是沿袭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说：“中国承平的时候，可以算是没有兵。虽然有唤做兵的一种人，实在是把来供给别种用场，如以壮观瞻等，并不是要他打仗。”这句话最通。秦汉时代，承袭着战国时的余风，全国还有些尚武的风气；东汉而后，就渐渐显出无兵的样子了。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节。从五胡乱华起，到南北朝末止，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长期战争，其中东西魏（周、齐）对立的时候，竞争尤其剧烈；所以产出一种略为整齐的兵制。

    有名的“府兵”制，是起源于后周的。其制是籍民以为兵，但是拣其魁健才力的，并不是全数叫他当兵——而蠲其租调。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领军的谓之开府；一大将军统两开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共为六军。总数不满五万人（隋朝也沿袭其制，置十二卫将军）。

    唐制：折冲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冲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训练。其兵的编制是：十人为火，火有长。五十人为队，队有正。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为兵，六十而免。平时居于田亩，教练皆以农隙。有事就出去从征，事讫，依旧各还其乡。据《唐书·兵志》说：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关内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势颇强。当时宿卫，也是靠府兵轮值的谓之“番上”。

    但是到高宗武后时，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渐坏，至于宿卫不给。宰相张说，就请募兵宿卫，谓之“骑”。玄宗时，这种宿卫的兵，也是有名无实；诸府又完全空虚；内地竟无一兵，而边兵却日重。所以安禄山一反，竟无从抵御了。

    唐初用府兵的时候，有所征伐，都是临时命将；战事既罢，兵归其府，将上其印，所以没有拥兵的人。其戍边的兵，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都有使。总管他们的谓之道，道有大总管。后来改为大都督，但行军时仍曰大总管。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谓之节度使。但还没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用贺拔延胡做凉州节度，这是以节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宝初，于沿边置十节度经略使，安西（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北庭（治庭州，今新疆迪化县）、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县）、朔方（治灵州，今甘肃宁夏县）、河东（治太原，今山西阳曲县）、范阳（治幽州，今京兆）、平卢（治营州，今热河道承德县）、陇右（治鄯州，今甘肃西宁县）、剑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县）九节度，岭南（治广州，今广东南海县）一经略使。边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乱后，讨贼有功之将，和贼将来降的，都授以节度使（或沿其旧官）。于是节钺遍于内地，而“尾大不掉”之势以成。

    然而制唐朝死命的，实在还不是藩镇之兵，而倒是所谓“禁军”。禁军的起源：是跟高祖起义于太原的兵，事定而后，愿留宿卫的，共有三万人。于是处以渭北闲田，谓之“元从禁军”。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后亦与于“番上”。太宗时，在元从禁军中，选善射者百人，以从甲猎，谓之百骑。武后改为千骑；睿宗又改为万骑，分为左右。玄宗用这一支兵平韦氏之乱，改名左右龙武军。又有太宗所置的飞骑，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谓之“北衙六军”。与诸卫的兵，号为南衙的相对待。

    中叶以后，又有所谓“神策军”。其缘起：因天宝时，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的磨环川，即于其地置军，谓之神策，以成如璆为节度使。安禄山反，成如璆派军中的将，唤做卫伯玉的，带千人入援，与观军容使鱼朝恩宦者共屯陕州。神策军的地方，旋为吐蕃所陷，于是即以卫伯玉所带的兵为神策军，和陕州节度使郭英乂，俱屯于陕。公元763年，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鱼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陕州的兵来扈卫，当时都号为神策军。后来伯玉罢官，神策军归郭英乂兼带。郭英乂又入为仆射，这一支兵，就入于鱼朝恩手里。是为宦官专管神策军之始。鱼朝恩后来入都，便把这一支兵，带到京城里，依旧自己统带着他，然而还不过是一支屯驻京城里的外兵并不算做禁军。公元765年，吐蕃又入寇，鱼朝恩以这一支兵，入屯苑中。于是声光大好，出于北衙军之上。

    德宗从奉天还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颇委任宦官，专叫他统带禁军。这时候，边兵的饷，不能按时发给，而神策兵饷糈优厚。于是边将在外戍守的，多请遥隶神策。神策军数，遂至十五万。自关以西，各处的镇将，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势力，强不可制。昭宗时，想改用宗室诸王带他，始终没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挟着神策军里几个镇将的力量，以胁制天子，诛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着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系的镇将李茂贞，把宦官尽数诛夷，而唐亦以亡。这都是后来的话，参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四节，自然明白。禁军的始末，《唐书·兵志》不详，见《文献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总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镇的兵，不过十分之三；禁军倒有十分之七。

    第四节 刑制

    两汉魏晋刑制的变迁，已见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五节。从晋武帝颁布新律之后，张斐、杜预，又各为之注。泰始公元265年至公元274年。以后用之。然律文简约；两家的注，又互有不同；“临时斟酌，吏得为奸”。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删定郎王植之，才合两家的注为一。然事未施行，书亦亡灭。梁武帝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还记得王植之的书，于是叫他损益旧本，定为《梁律》。天监初，天监，梁武帝年号，公元502年至公元519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条，刑分十五等。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杲参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体沿用梁法。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罚是很严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太武神中。公元428年至公元431年。诏崔浩定律。正平中，公元451年。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条，有门房之诛四。献文增其十三，考文时定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献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时定为二三五。刑罪就是耐罪。二百二十一。献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时定为三七七。

    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474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系杂采魏晋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谓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不在“八议”和“论赎”之限。

    北周的律，定于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恶的名目，而重“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隋初，令高颎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恶之条。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旧。

    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罚的变迁。马端临说：“汉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者，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案复肉的议论，两晋时代最甚。其理由所在，“死刑太重，非命者众；生刑太轻，罪不禁奸”两语。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传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案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数，死刑只用斩、绞两种。这都是较前代为文明处。

    还有一层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晋和拓跋魏两种法系（这个大概是周、齐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轻重之间，固然较旧时的法律为进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旧时的法律之处。即如晋律，部民杀长官，和父母杀子的，都同“凡”论。这是两汉以后，把经学业应用于法律，文明之处。父杀其子当诛，见《白虎通》。隋律却就不然。这是拓跋魏的社会，进化较浅，“官权”父权太重之故。中国反改其旧律而从之，真是下乔入幽了。余杭章氏《文集》里，有一篇文字，专论这件事，可以参看。

    总而言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变更。

    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从战国到秦汉，是有一个大变的。参看第一篇第九章和第二篇上第六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于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从晋到唐，其间的田赋制度，都有同一的趋向。为之代表的，便是晋的“户调式”，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制”。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户调之式，起于晋武帝平吴以后。他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案这是指为户者而言。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后魏的均田，在公元485年。孝文帝大和九年。他的办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两种。桑田是“世业”；露田及岁而受，年老则免，身没则还。桑田的数目，有过于其应得之数的，得以卖出；不足的得以买入。但过于应得之数，及在应得之数以内的，不得买卖。大概当时把官有的地，授与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时并不没收他；本无田地的，一时也不能补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额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额的。奴婢依良丁。有牛一头，许授田三十亩；但牛四头为限。

    唐朝的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定，公元624年。是：丁男十八以上，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为“宽乡”，少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乡有余田，以给比乡；州县同。“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从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受田的丁，每年输粟二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或输绢、绫、缯，各二丈，绵二两；或输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谓之“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两日；不役的，每日折输绢三尺，谓之“庸”。《通考》：“租庸调征科之数，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会要》所载。陆宣会《奏议》及《资治通鉴》所言皆同。《新唐书·食货志》……疑心太生，今不取。”

    这种制度，便是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反响。虽不能做到地权平均，较诸毫无法度，听其自相兼并，总好得许多。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制度，若要实行，行政要非常绵密。以中国行政的疏阔，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废坏，从何实行起？户调之式，定之后不多时，天下就大乱；究竟这种制度，曾否实行，史学家颇多怀疑。大概就使实行，时间也是很短的。均田之令，和租庸调的制度，都是定于大乱之后。当时地广人稀，无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难。但是一两传后，人口增殖，田亩渐感不足，就难于维持了。均田令的结果，后来是怎样，史家没有明确的记载。租庸调制，则《唐书》明说他，到开元吋而其法大坏，“并兼逾汉成哀”。

    平均地权的制度，不能维持，却反生出一种弊病来。便是两汉时代的税，是认着田收的；虽有口税，很轻。从户调、均田令、租庸调等制度行后，人人有田，收税就只须认着人。专制时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惯了的，只要收得着税，其余就一切不问了。到后来，实际上授田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并兼之事起了，他却还只是认着向来出税的人收税，哪里来管你实际有田没有田（这时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然后收税；就要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田都吐出来，还给无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讲，不但并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并兼的人，也是有罪的。这件事岂不甚难）？这一来，百姓不但享不着人人有田的利益，无田的人反要负担和“有田的人一样的租税”的痛苦。在两汉时代，就只要出极轻的口税。这如何能支持？于是乎有“逃户”。

    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赋税就要更重，税法就大坏了。玄宗时，宇文融为监察御史，也明晓得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所并兼的田，通统吐出来，是办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羡田”，以给逃民。然而“并兼之亟”，总是起于人多而田不足之后的，那得有许多羡田可括？而且他的办法，逃户受羡田的，又要出钱千五百。于是州县希旨，把有主的田，算作羡田；本地的人，算作客户，反变成了聚敛的政策。安史乱后，赋税紊乱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德宗时，杨炎为相，才创“两税”之法。“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著。”虽没有把“税人而不税田”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贫富，定出税的多少”。较诸就田而税，负担偏于农民的，反觉公平。不过人的贫富，不易测定，实行起来，要求其公平，是很难罢了。

    陆贽说：两税以资产为宗，少者税轻，多者税重。然而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的；有场圃囷仓，物轻而众以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少而日收其赢的；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的。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我说：两税的法子，若真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税了。这个谈何容易。杨炎的法子，自然离此理想尚远。然在当时，总不失为救弊的良法。

    《文献通考·田赋门》的一段按语，论秦汉到唐田赋制度的变迁，极为清楚。我如今不避繁复，再节抄在下面。因为这件事，和当时社会的生计状况，是很有关系的。是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自秦废井田之制……始舍地而税人……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三节。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匹，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匹，绵三斤……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于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

    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实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

    此外生计界的情形，无甚特别的可述。但有一件可注意的，便是当这时候，中国对外的贸易，颇为发达。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交通的发达，已见上章第六节。魏晋北朝和西域的关系，虽不如汉唐时代的密切，然而也没有甚么战争；民间往来贸易的关系，可以推想为无甚中断的时候。中国商人的能力非常之大。譬如汉朝还没有通南越和西域，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锋队了（参看第二篇上第四章）。

    《隋书·食货志》说：“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说：“后周时，河西诸郡，皆用西域金银之钱。”当时对外贸易的影响，及于中国的通货上。而且他说：晋自东渡以后，岭外诸酋帅，有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的，朝廷多因而籍之，以收其利。这种办法，直到南朝之末，都是如此。这许多东西，也都是当时互市的商品。就可以推想贸易额的盛大了。至于唐朝：则陆路有互市监，以管西域诸国的贸易；海路布市舶司，以管南洋诸国的贸易。惜乎历史上，于这种记载，十分阙略。近人梁启超的《广东通商发达史》，参考东西洋人的著述，述南北朝唐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形颇详。可惜文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请自取原书参考。

    第六节 学术和宗教

    从东汉到魏晋，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变迁。这个可以说从烦碎的考古时代，到自由思想时代，也可以说从儒学时代，到老学佛学时代。

    西汉的儒学，就不过抱残守缺，固守着几句相传的师说。究竟孔门的学说，还是“负荷”得不能完全。到了末年，又为着“托古改制”之故，生出许多作伪的人来。又因为两汉的社会，去古未远，迷信的色彩，很为浓厚。于是这种作伪的话里头，又加上许多妖妄的活。识纬终东汉之世，是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东汉的学风，虽然不必务守师说，似乎可以独出心裁。然而贾、许、郑、马等，又不免流于烦碎。打了半天官司，总是不见分晓，也不免使人厌倦。于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种“弃掉这些烦碎的考据，而探求真理”的要求。

    在中国旧学问里，可以当得起哲学的名称的，当然只有道家。在儒家，则一部《周易》里头，也包含着许多古代的哲学。参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节。所以这时候，研究学问的人，都是《老》、《易》并称。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刘伶、王戎、王衍、乐广、卫玠、阮瞻、郭象、向秀等一班人。这一班人，“专务清谈，遗弃世务”，固然也有恶影响及于社会。然而替中国学术思想界，开一个新纪元，使哲学大放光明；前此社会上相传的迷信，都扫除净尽，也是很有功的（世务本来不能够都责备哲学家做的）。研究起中国的哲学史来，这一派“魏晋的哲学”，实在很有研究的价值。

    中国的学问，是偏于致用的。《老》、《易》虽说是高深的哲学，要满足纯正哲学的要求，究竟还不够。于是佛学乘之而兴。佛教的输入中国，古书上也有说得很早的，然而不甚可靠。可靠的，还是汉明帝著中郎将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经，公元67年，永平十年。蔡愔同着摄摩腾、竺法兰两僧，赍经典东来的一说。然而这时候，佛教在社会上，还没甚影响。三国时，支谶、支亮、支谦从西域来，士大夫才渐渐和他交接。东晋时，又有佛图澄从西域来，专事译经。慧远开莲社于庐山，这是后世净土宗的初祖，士大夫和他交接的更多，然而还不过是小乘。公元401年，姚秦弘始三年鸠摩罗什入长安，才译出大乘《经论》。

    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宗教和学术界），就放出万丈的光焰。“佛教”或“佛学”，都是专门的学问，要明白他的真相，决不是本书所能绍介。我现在且转录近人新会梁氏《中国古代思潮》里的一张表，以见得佛学入中国后盛衰的大略。若要略知佛学的门径，梁氏这一篇文章，很为简单可看。若要再进一步，则近人梁氏的《印度哲学概论》最好。这部书，把印度各种哲学和佛学对举，很可以见得佛学的“来源”、“影响”和他的“真相”。谢氏的《佛学大纲》，虽然无甚精神，抄撮的也还完备，也可看得。

    以下十三宗，只有具含、成实两宗是小乘，其余都是大乘。其中天台一宗，系中国人所自创。

    宗名、开祖、印度远祖、初起时、中盛时、后衰时

    成实、鸠摩罗什、诃梨跋摩、晋安帝时、六朝间、中唐以后

    三论、嘉祥大师、龙树、提婆、同上、同上、同上

    涅、昙无谶、世亲、同上、宋齐、陈以后归天台

    律、南山律师、昙无德、梁武帝时、唐太宗时、元以后

    地论、光统律师、世亲、同上、梁陈间、唐以后归华严

    净土、善导大师、马鸣、龙树、世亲、同上、唐宋明时、明末以后

    禅、达摩大师、马鸣、龙树、提婆、世亲、同上、同上、同上

    俱舍、真谛三藏、世亲、陈文帝时、中唐、晚唐以后

    摄论、同上、无著、世亲、同上、陈隋间、唐以后归法相

    天台、智者大师、陈隋间、隋唐间、晚唐以后

    华严、杜顺大师、马鸣、坚慧、龙树、陈、唐则天后、同上

    法相、慈恩大师、无著、世亲、唐太宗时、中唐、同上

    真言、不空三藏、龙树、龙智、唐玄宗时、同上、同上

    《周易》、王弼、韩康伯

    《尚书》、伪孔安国《传》，王肃等所造。

    《毛诗》、毛亨《传》，郑玄《笺》

    《周礼》、郑玄《注》

    《仪礼》、郑玄《注》

    《礼记》、郑玄《注》

    《左传》、杜预《集解》

    《公羊》、何林《解诂》

    《谷梁》、范宁《集解》

    《孝经》、唐玄宗御《注》

    《论语》、何晏《集解》

    《孟子》、赵岐《注》

    《尔雅》、晋郭璞《注》

    这时候，儒家之学也竟有点“道佛化”的样子。原来东汉的儒学，至郑玄而集其大成。然而盛极必衰，于是就出了一个王肃，专替郑玄为难，一定要胜过郑玄。这件事，也颇为难的，于是又想出一个作伪的法子。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部书，互相印证。把自己驳难郑玄的话，都砌入这五部书里头，算是孔氏子孙所传，孔子已有定说的。参看丁照实《尚书余论》。这种作伪的手段，较之汉朝的古文家，更为卑劣。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六节。然而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所以当时，颇有人附和他。譬如杜预，就是其中的一个。详见《尚书余论》。

    总而言之，从王肃等一班人出，而“郑学”也衰了。然而王肃这一派学问，在社会上也不占势力。东晋以后，盛行的，便是王弼、何晏这一派，这都是把道家之学去解释儒书的。再到后来的人，并不免参杂佛家的意思。上面所列一表，是唐朝时候所定的《十三经注疏》。所取的注，其中除《孝经》为唐玄宗御注外，其余十二经，魏晋人和汉人各半。北朝的风气，变动得晚些。自隋以前，北方的学者，大抵谨守汉儒的学问，熟精《三礼》的人极多。参看《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这便是郑玄一派学问。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这并是今文学了。至于南人，则熟精汉学的，久已甚少；所风行的，都是魏晋以后的书。然而从隋朝统一之后，北朝的武力，战胜了南人；南朝的学术，也战胜了北人。

    北人所崇尚的，郑玄注的《周易》、《尚书》，服虔注的《左传》都亡郑玄注《左传》未成，以与服虔，见《世说新语》。则服虔和郑玄，是一鼻孔出气的。而王弼、杜预的《注》，和伪孔安国的《传》，到唐朝就列于学官。这个决不是南朝的经学，能胜过北朝（就经学论，北朝确较南朝为纯正）。不过就学术思想界的趋势而论，汉朝人的儒学，这时候，其道已穷；而魏晋以后的这一派哲学正盛；南朝的是“魏晋的哲学化”了的，所以就占了优胜罢了。

    还有古代的神仙家，到魏晋以后，也“哲学化”了，而成功了后世的所谓“道教”；和“释”并称为“三教”。这件事也要一论。案神仙家的初起，其中并没有什么哲学，他们所求的，不过是“不死”。所以致不死的手段，是“求神仙”和“炼奇药”。参看第二篇上。所谓不死，简直是说肉身可以不死。“尸解”的话，怕还是后来造出来，以自圆其说的。这一派妖妄之说，大概是起于燕齐之间。所以托之于黄帝。《史记·封禅书》说：齐威宣和燕昭王，就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史记》的《八书》，固然全不是太史公所作，然而也并不是凭空伪造的（《礼书》、《乐书》，是抄的《荀子》和《小戴记》。其余略以《汉志》为本）。又《左传》，齐景公问晏嬰，“古而无死，其乐如何”？除神仙家外，没有说人可以不死的。齐景公这句话，一定是受神仙家的影响。这也可做神仙家之说，旧行于燕齐之间的一怔。这一派人，和中国古代的医学，很有关系。《内经》里屡引方士之说。他们是懂得点药物学的，所以有所谓炼奇药。古代的医学，原有“咒由”一科，所以到后来，张角等还以“符水”替人治病。其说起于燕齐之间，所以有“入海的思想”；而有所谓三神山，大约海边上的蜃气，一定和这种妖教的构成，很有关系的。

    当秦皇、汉武时代，神仙家的势力极盛。这时候，这一派人（方士）专以蛊惑君主为事。到后来，汉武帝花了许多钱，神仙也找不到，奇药也炼不成，才晓得上了大当，“喟然而叹曰：世安有神仙”？从此以后，这一派人，蛊惑君主的伎俩，就无从再施，于是一变而愚惑平民。然而从张角、孙恩造反以后，又变做一种妨害治安的宗教，势不能再在社会上大张旗鼓——虽然还有张道陵、寇谦之等一班人，借符篆丹鼎等说，以愚惑当世。参看《魏书·释老志》。毕竟是不能大占势力的。

    这一种宗教，要想自存，就非改弦易辙，加上一点新面目不可。把后世道教的书来看，真像是和《易》、《老》相出入的。然而请问这许多话，汉以前的神仙家有么？譬如《淮南子》，后世认为道家的书，然而《淮南子》里，原有易九师的学说。又如《太极图》，后世认为陈抟从道家的书里取来的，不是儒家所固有。然而他的说法，可以和《易经》相通，毕竟无从否认。参看胡渭《易图明辨》。我说：这许多话，本是中国古代的哲学，保存在《易经》里头的。魏晋以后的神仙家，窃去以自文其教。所以魏晋以后的道教，全不是汉以前的神仙家的本来面目。神仙家的本来，是除了炼奇药、求神仙等，别无什么哲学上的根据的。

    明乎此，则可知我国“道藏”的书大有研究的价值。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的哲学，保存在《易经》里。五经里头，只有《易经》，今文家的学说全亡。东汉人所注的《易经》，妖妄不经，琐碎无理，全没有哲学上的价值。要求古代的哲学（从《易经》里去求），只有到《淮南子》等一类的书里去搜辑。然而这一类书，也所传甚少，而且残缺不完。神仙家既然窃取这一种哲学，以自文其教，当他窃取的时候，材料总比现在多。这种哲学，一定有儒家已亡，借着他们的窃取，保存在道藏里头的。把这一种眼光去搜寻，一定能寻得许多可贵的材料。

    还有一种风气，也是到魏晋以后才盛的，便是崇尚文学。两汉时代，固然也有许多文学家，然而这时候，看了文学，不过一技一能，究竟还是以朴学为重。到魏文帝，就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种思想，全然是两汉人没有的。这是由于[一]两汉人的学问，太觉头巾气，缺乏美感，枯寂了的反动。[二]则魏晋人的哲学，所铸造成的人生观，总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一派，总觉得灰心绝望。

    然而人的希望，究竟不能尽绝的；“爱惜羽毛”的人，就要希望“没世不可知之名”。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递相师祖，浇漓愈扇……”也可以见得这种风气的由来，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因有这种风气，所以唐朝的取士，就偏重进士一科。也因为有科举制度，替他维持，所以这种风气，愈不容易改变。

    文学的内容，从南北朝到唐，也经过一次变迁。从东汉到梁陈，文学日趋于绮靡，这是人人知道的。这种风气，走到极端，就又起了反动。隋文帝已经禁臣下的章奏，不得多用浮词；唐兴以后，就有一班人，务为古文，至韩、柳而大盛。就开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学。曾国藩《湖南文征序》：“自东汉至隋……大抵义不单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能革举世骈体之风……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间，风会略同。”这几句话，说自汉至清初，文学变迁的大概，颇为简明。总而言之：古文之学，是导源唐初，大成于韩、柳等一班人，到北宋才大盛的。《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新唐书·文苑传序》：“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代法。——韩公的“辟佛”，对于以前的学术宗教界，也要算一个反动。且留待讲宋代学术时再讲。

    第七节 门阀的兴废

    南北朝到唐，其间还有一大变，便是门阀阶级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会，原是一种阶级制。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节，便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之际，虽说经过一次大变迁，毕竟这种阶级制的余波，是不能扫除净尽的。读史的人，都说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并不曾全操选举之权，不过朝廷要用人时，把他所品评的等第，来复核复核罢了。

    选举之权，毕竟还在州郡手里。郡国选举之制，不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以前虽没有九品中正之制，难道郡国选举，都是十分公正，不带一点阶级臭味的么？梁武帝时，沈约上疏，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庠序棋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可见汉朝的选举，自比魏晋以后公平；然而说毫无阶级臭味，是决办不到的。这是决不然的，不过不像魏晋南北朝这种盛法罢了。

    两晋南北朝时候，门阀阶级之严，是由于[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他维持。[二]则这时候，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血统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标门第，以自矜异。[三]则当晋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还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迁的时候，也还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后就成了一种风气。所谓大族，必须要标明了一个“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

    就是魏晋以前，阶级制度并没有消除尽净的证据。倘使你在本籍，本没有特异于人之处，迁徙之后，又何必要特标出一个郡望来呢？这种阶级制度，是到唐中叶以后，才渐次破坏；经过了五代，然后消除净尽的。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最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郡国选举的时代，无论你怎样公正，无论怎样的注重于才德，这郡国所“荐举”或“拔擢试用”的人，总不得真正到社会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总是例外。直到郡国选举的制度，变做了投牒自举，这时候，形式上固然还说是乡贡，然而既凭考试，这乡贡便是有名无实的话。

    被举的人（举人）和举他的人（州郡），其间才不发生关系——无论什么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试他；考试合格了，便不能不举他。把全国的人，都聚到京城里去考试，和他的本乡，相离得很远；考试防弊的制度，又一天严密似一天：在唐朝，还没有“糊名”、“易书”、“禁怀挟”等种种制度。考官还得以采取誉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从唐到清，考试的制度，是一天天往严密的一条路上走的；这是考试制度的进化。应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发生关系。这样，全国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权的阶级，立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实在有破除阶级的大功，不可湮没的。向来读史的人，都说投牒自举，是个最坏的制度。其意，不过说这是“干进无耻”。其实不然。参与政治，是国民的一种义务，不单是权利。

    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选举，因而服官，这是国民应享的权利，也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郡国选举和征辟……的时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选举，被征辞的。傥使人家不来选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后，便可以怀牒自列。所以唐以后的科举制，是给与国民以一种重大的公权——实际上应试的人，志愿如何，另是一说。从法理上论，这一层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两晋南北朝时候的阶级制度，是怎样？我且引近人钱塘夏氏的一段话如下：

    ……其时士庶之见，深入人心，若天经地义然。今所见于史传者，事实甚显。大抵其时士庶，不得通婚。故司马休之之数宋武曰：“裕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由威逼。”指宋少帝为公子时，尚晋恭帝女事言。沈约之弹王源琅邪临沂人。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此风勿翦，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可以见其界之严矣。其有不幸而通婚者，则为士族之玷。如杨佺期弘农丛阴人。自以杨震之后，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珣者，琅邪临沂人。犹恚恨。而时人以其过江晚，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然庶族之求俪于士族者，则仍不已；不必其通婚也，一起在动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为荣幸；而终不能得。如纪僧真丹阳建康人。尝启齐武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字叔文，济阳考城人。谢瀹，字义洁，陈郡夏阳人。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牀，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则以为毕生之庆，如王敬则晋陵南沙人。与王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同拜开府仪同，曰：“我南州小吏，侥幸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夫复何恨？”甚至以极凶狡之夫，乘百战之势，亦不能力求。

    如侯景请娶于王谢，粱武曰：“王谢高门非偶，当朱张以下访之。”积此诸端观之，当时士庶界限，可以想见……此皆南朝之例。若夫北朝，则其例更严。南朝之望族，曰琅琊王氏，陈国谢氏。北朝之望族，曰范阳卢氏、蒙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氏。南北朝著姓不仅此，此乃其尤者耳。南朝之望族，皆与皇族联姻。其皇族，如彭城之刘、兰陵之二萧、吴兴之陈，不必本属清门。惟既为天子，则望族即与联姻，亦不为耻。王谢二家之在南朝，女为皇后，男尚公主，其事殆数十见也。而北朝大姓，则与皇室联姻者绝少。案魏朝共二十五后，汉人居十一，而无一士族焉……此殆由种族之观念而成……隋文之独孤皇后，唐太之长孙皇后，皆鲜卑人也；而斛律明月称“公主满家”，则皆渤海高氏之女，皆可为此事之证……

    这种习尚，唐初还很盛。唐太宗定《氏族志》，颁行天下。而《李义府传》说：“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然房玄龄、魏征、李，仍往求婚，故望不减。”可见这事，竟非政治势力所能干涉。又《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中叶以后，尚有此风。然而科举制度既兴，寒门致身显贵，毕竟较以前为容易。加以物质上的欲望，总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到唐朝以后，士族贪庶族之富，而和他结婚的，就渐渐加多。再加以五代的丧乱，士族失其位置，庶族致身富贵。又丧乱之际，人民播迁，谱牒失考，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渐加多。从宋以后，这种阶级，又渐归于平夷了。

    到贵贱阶级破坏的时候，社会上好利之风，就必然日盛。唐朝时候，是这种门阀制度，行将灭亡，仅保惰力的时候。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风，实在较南北朝为甚。《文献通考》卷二十七引江陵项氏的话：

    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

    这固然由于科举制度之兴，有以使士人干进无耻，然而贵贱的阶级平夷了，除富更无可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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