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第一节 南宋初期的战事

    从南宋以后，又变做异族割据北方，汉族占据南方的局面了。其和两晋南北朝不同的，便是后者的结果，是汉族先恢复了北方，然后统一南方；前者的结果，却是占据北方的异族，为另一异族所灭，而汉族亦为所吞并。

    从南宋到元，重要的事情，便是：

    [1]宋南渡后的立国，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

    [2]金朝的衰亡。

    [3]蒙古的建立大帝国，和他的侵入中国。

    [4]元朝的灭亡。

    如今且从第一项说起。

    宋朝南渡之初，情形是很危险的，其原因：

    [1]这时并无一支可靠的兵。当徽宗时候，蔡京等利用诸军阙额，“封桩其饷，以备上供”。宋的兵力，本靠不住；这一来，便连靠不住的兵力，也没有了。靖康时入援，以陕西兵多之地，竭力搜括，只得万五千人。南北宋之际，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

    [2]这时候，到处盗贼蜂起。只要一翻《宋史》高宗的《本纪》，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间，公元1127年至1142年。天下二十六路，每路总有著名的盗匪数人或十数人，拥众十余万或数十万；这种数字。固然未必确实，然而其众也总不在少数。剽掠的地方，或数郡，或十数郡。其次也拥众或数万或数千。这都是徽宗时多行苛政，民不聊生；加以北方受了兵祸，流离失所的人，起而为盗，再去蹂躏他处的原故。此外还有[1]溃兵和[2]团结御敌、[3]号召勤王之兵，屯聚不散，而又无所得食，也变而为盗的。

    这样说，国家既无以自立，而又无以御外。傥使当时的金朝大举南侵，宋朝却用何法抵挡？然而南宋竟没有给金朝灭掉，这是什么原故？

    金朝本是一个小部落，他起初不但无吞宋之心，并且无灭辽之心，前篇已经说了。所以灭辽之后，燕云州县，仍肯还宋。就是同宋朝开衅以后，金人所要的，也不过河北、河东。所以既得汴京之后，就拿来立了一个张邦昌。

    金兵既退，张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于是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垂帘。二帝北狩时，太子和后妃宗室都北行，废后以居母家得免。康王构，本来是到金朝去做“质”的。走到半路上，为人民所阻，退还相州，开大元帅府。及是，以孟后之令迎之。康王走到南京，归德府，如今河南的商邱县。即位，是为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用主战的李纲做宰相。这时候，宗泽招抚群盗，以守汴京。高宗就用他做东京留守，知开封府。又命张所招抚河北，傅亮经制河东。旋复罢李纲，召傅亮还，安置张所于岭南。宗泽屡疏请还汴京，不听；请留南阳，亦不报；李纲建议巡幸关中、襄、湖北襄阳。邓，河南邓州，今南阳。又不听。这一年十月里，就南走扬州。读史的人，都说高宗为黄潜善、汪伯彦二人所误。然而高宗不是十分无用的人，看下文便知。傥使恢复真有可图，未必怯弱至此，这时候的退却，大约因为汴京之守，不过是招用群盗，未必可恃。又当时的经略河北、河东，所靠的，不过是各处团结的民兵，也未必可靠之故。据李纲说：当时河东所失，不过恒代、太原、汾晋、泽潞。河北所失，不过怀、卫、濬、真定。其余地方的民兵，都还团结，为宋守御。当时派出的傅亮、张所，手下并没有兵，大约就是想利用这种民兵以拒敌。然而这种兵，并不能用正式军队以御大敌的。后来取消经略河北、河东之议，大约为此。至于急急乎南走扬州，则大约因为金兵逼近，北方不能立足之故。

    金朝一方面，到这时候所要经略的，还不过河北、河东。对于此外地方的用兵，不过是剽掠主义。也可以说是对于宋朝的膺惩主义。当时就使灭掉宋，大河以南的土地，金人也是不要的。公元1127年，七月，宗望死了，代以宗辅。太祖的儿子，熙宗的父亲。这一年冬天，宗辅东徇淄青，分兵入襄、邓、唐、蔡。这支兵，是逼高宗的，高宗所以不敢留居关中、南阳。明年正月，因高宗还在扬州，而农时已届，还师。宗翰的兵，于1127年冬天，入陕西，陷同华、京兆、凤翔。明年，留娄室屯驻，自还河东。公元1128年，七月，宋朝差王师正到金朝去请和，又以密书招诱契丹汉人，为金人所获。金太宗诏宗翰、宗辅伐宋。于是二人会兵濮州，十月，进兵。合两路兵以逼高宗。明年二月，前锋到扬州。高宗先已逃到杭州，金人焚扬州而去。五月，宗弼也是太祖的儿子。再进一步，而为渡江之计。

    宗弼分兵攻蕲、如今湖北的蕲县。黄，如今湖北的黄冈县。自将兵从滁、如今安徽的滁县。和、如今安徽的和县。太平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渡江，逼建康。先是公元1127年，七月，宗泽死了，代以杜充。杜充不能抚用群盗，群盗皆散，汴京遂陷。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宗弼既渡江，杜充力战，而韩世忠不救，见第二节。杜充遂降。于是宗弼陷广德，如今安徽的广德县。出独松关，在如今浙江的绍兴县。逼临安府。杭州所改。高宗先已逃到明州。如今浙江鄞县。宗弼遣阿里蒲卢浑从越州如今浙江的绍兴县。入明州，高宗从昌国如今浙江的象山县。入海。阿里蒲卢浑也以舟师入海追之三百里，不及而还。

    于是宗弼“裒所俘掠”，改走大路，从秀州、如今浙江的嘉兴县。平江如今江苏的吴县。而北。到镇江，韩世忠以舟师邀之江中，相持凡四十八日。宗弼颇窘，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无风不得动，为宗弼用火攻所破，宗弼乃北还。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极点。从此以后，金人再有主张用兵的，宗弼便说“士马疲弊，粮储未足，恐无成功”，不肯再听他了。这是用兵的计划如此，宋朝人以为他给韩世忠一场杀怕了，不敢再说渡江，这是犯了夸大的毛病。参看第二节。

    以上所说，是宗辅的一支兵。金朝的左军。其宗翰的一支兵，右军。则以打平陕西为极限。先是高宗既南渡，用张浚做川陕京湖宣抚使，以经略上游。公元1130年，张浚以金朝的兵聚于淮上，从兴元出兵，以图牵制。金朝果然分了东方的兵力，用宗辅做西路的监军；宗弼渡江而北，也到陕西去应援。这一年九月里，战于富平，如今陕西的兴平县。浚兵大败。于是关中多陷。张浚用赵开以治财赋，刘子羽、吴阶、吴璘以任战守，和金人苦苦相持，总算拒住汉中，保守全蜀。这其间很有几场苦战，可参看《宋史》三人的本传。

    金人既不要河南、陕西，这几年的用兵，是为什么呢？这是利用他来建立一个缓冲国，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东，可以不烦兵力保守。所以这一年九月里，就立刘豫于河南，为齐帝。十一月里，又畀以陕西之地。于是宋朝和金朝的战争，告一小结束。宋人乃得利用其间，略从事于内部的整理。

    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

    宋朝当南渡之初，最窘的是什么？便是

    [1]盗贼的纵横，

    [2]诸将的骄横。

    如今且先说盗贼。当时盗贼之多，前节已说过，请读者自行翻阅《宋史·高宗本纪》和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几个人的传，本书无暇一一详叙。其中最强悍的，是李成、据江淮湖湘十余郡。张用、据襄汉。孔彦舟、据武陵。杨太、洞庭湖里的水寇。范汝为在福建。等几个人。都给张俊、岳飞、韩世忠打平，而孔彦舟、李成都降齐。

    刘豫既然为金所立，就想自固其位。于是请于金，欲立其子麟为太子，以窥探金朝的意思，到底打算不打算永远保存他这齐国。金朝说：替我伐宋，能胜才许你。于是刘豫就利用李成、孔彦舟的投降。公元1133年，十月，叫李成南侵，陷襄阳、唐、邓、随、如今湖北的随县。郢、如今湖北的钟详县。信阳，如今河南的信阳县。岳飞把它恢复。刘豫又乞师于金。九月，挞懒穆宗的儿子。带着五万人，和齐兵同寇淮西。步兵入淮东，韩世忠败之于大仪（镇名，在如今江苏江都县西）。

    骑兵入淮西，攻庐州（如今安徽的合肥县），岳飞派牛皋救却之。不多时，金太宗死了，金兵引还。先是宋朝很怕刘豫，至于称之为大齐。这一次，知道无可调和。于是高宗从临安进幸平江，起用张浚视师，颇有振作的气象。金兵既退，张浚仍竭力布置。公元1136年，分令张俊屯盱眙，如今安徽的盱眙县。韩世忠屯楚州，如今江苏的淮安县。刘光世屯合肥，岳飞屯襄阳。高宗又诏谕三军，说要亲征。刘豫闻之，便告急于金。金朝人立刘豫，本是想他做个缓冲国，使河北、河东，不烦兵力守御的；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如何肯答应呢？于是刘豫自签乡兵三十万，叫他的儿子刘麟出寿春，犯合肥。侄儿子刘猊自涡口犯定远（如今安徽的定远县）。和孔彦舟自光州（如今河南的潢川县）犯六安（如今安徽六安县）。三道入犯。刘猊到藕塘，镇名，在定远县东。为杨沂中所败。刘麟、孔彦舟皆引还。于是金人知道刘豫是无用的，并不能靠他抵御宋人。公元1137年十一月，就把他废掉，而在汴京立了个行台尚书省。

    于是和议开始了。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参看《廿二史礼记》卷二十六《和议》条。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金人要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台长，和台臣进状争之。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用兵迫胁百官，署立邦昌的状，秦桧抗不肯署，致为金人所执。二帝北徙，桧亦从行。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挞懒。公元1130年，挞懒攻山阳（楚州），秦桧亦在军中，与妻王氏航海南归。

    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以图和议的。请问这时候，金人怕宋朝什么？要讲和，还怕宋朝不肯？何必要放个人回来，暗中图谋？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怕不能得事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真冤枉极了。请看当时诸将的情形。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怅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于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奈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陛下……以……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

    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船，焚其城郭，为遁逃之计。注意！后来邀击宗弼，无风不得动的，就是这海舶。因为要装载资储，又要预备入海，所以不得不大。洎杜充力战于前，世忠、王，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留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自信入闽，所过要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案此疏上于公元1130年，即建炎四年。读者可自取一种编年史，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参考。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于以官名队……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闤闠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于衣粮，则曰仰于大农；器材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于县官……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参看第五章第三、五、六节。观此可知当时所有的税入，为诸将分割殆尽。

    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马端临也说：“建炎中兴之后，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正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张、韩、刘、岳之徒……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难，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即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韩世忠江中之捷，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幸而获胜，然亦终以此致败。大仪之战，只是小胜；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自欲引归，和世忠无涉。参看《金史》便知。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据他《本集》的捷状，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希奇。

    《宋史》本传，巧于造句，说“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是役以万五千骑来”，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此外还有无数的大兵，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以下又铺张扬厉，说什么“磁相、开德、泽路、汾隰、晋绛，皆朝日与官军会”，“自燕以南，金人号令不行”。真是说得好听。其实只要把宋、金史略一对看，就晓得全是瞎说的。十二金字牌之召，《本传》可惜他“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而据《本纪》所载，则还军未几，就“诸军皆溃”了。进兵到朱仙镇，离汴京只四十多里，更是必无之事。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的。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宋史》本传，还说他清水亭一战，金兵横尸十五里。那么，金兵倒好杀尽了——韩、岳二人，是最受人崇拜的，然而其战绩如此。至于刘光世，则《宋史》本传说他的话，就已经够了。依我看，倒还是张俊，高宗逃入海的时候，在明州，到底还背城一战。这种兵，好靠着他谋恢复否？

    然而既不能言和，这种兵就不能去，留着他又是如此，真是载胥及溺了。幸而当时有一个机会。

    原来金朝的王位继承法，从太祖以前，只好说是生女真节度使的继承。是不确定的。把王位继承，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除掉合法应继承的人以外，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几经进化以后的情形。像女真这种浅演的国家，当然没有这种观念。景祖就舍长子劾孙而传位于世祖；世祖、肃宗、穆宗，都是兄弟相及；《金史》说都是景祖之意。世祖、肃宗之间，又越掉一个劾孙。康宗以后，又回到世祖的儿子；世祖共有十一个儿子，三个是做金主的。

    太宗又传太祖的儿子。大约是只凭实际的情势，毫无成法可言的。那么，就人人要“觊觎非分”了。至于实权，这种侵略主义的国家，自然在军人手里。金初用兵，常分为左右两军，其初都元帅是辽王杲，左副元帅是宗望，右副元帅是宗翰。辽王死后，宗翰以右副元帅兼都元帅。宗翰就有不臣之心。宗望死后，代以宗辅。这时候都死了。军人中老资格，只有宗弼和挞懒。而挞懒辈行又尊，和内里的宗雋、右相。宗磐，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宗幹上。都有异志。干国政的宗幹、斜也，制不住他。这种人，自然是不关心国事的。于是宋朝利用这个机会，差王伦到金朝去，“求河南地”。公元1137年二月。就是这一年，金朝把刘豫废了。十二月，王伦从金朝回来，说金朝人答应还二帝的梓宫及太后，和河南诸州。把时间核起来，金朝人是先有还宋朝河南之意，然后废掉刘豫的。王伦的外交，也很为有功，不过《宋史》上也把他算做坏人了。明年三月里，高宗就用秦桧做宰相，专意言和。十月里。王伦闻着金使萧哲、张通古来，许先归河南诸州，徐议余事。

    平心而论：不烦一兵，不折一矢，恢复河南的失地。这种外交，如何算失败？主持这外交的人，如何算奸邪？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也是不能预料的事。就能预料，这种有利的外交，也总得办办试试的。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把河南还宋，宗幹本是不赞成的，但是拿这主持的人，无可如何。到后来宗弼入朝，形势就一变了。于是宗磐、宗雋，以谋反诛；挞懒以属尊，放了他，仍用他做行台尚书右丞相。谁想挞懒走到燕京，又有反谋。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以宗弼领其事，而且兼领元帅府。宗弼遣人追杀挞懒，大阅于祁州，如今直隶的祁县。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伦捉起来，公元1139年七月。发兵重取河南。而和议遂破。

    宗弼入河南，河南郡县多降。前锋到顺昌，如今安徽的阜阳县。为刘錡所败。岳飞又在郾城如今河南的郾城县。把他打败。宗弼走，还汴京。娄室入陕西，吴璘出兵和他相持，也收复许多州县。韩世忠也进兵复海洲（如今江苏的东海县）。张俊复宿（如今安徽的宿县）、亳（如今安徽的亳县）。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再整顿前来，就不可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之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公元1241年，和议成，其条件是：

    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

    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

    宋朝二十六路，就只剩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广东西十五路；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陕西路的阶、成、秦、凤四州。金朝对宋朝，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

    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我且再引《金史》郦琼的一段话，见本传。案郦琼是刘光世部下。南渡诸将中，刘光世最骄蹇不用命。公元1144年，张俊做都督的时候，把他免掉，以大兵隶都督府，郦琼就叛降齐。以见当时傥使续战，到底能胜不能胜？

    语同列曰：琼常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案指宗弼。亲临阵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冑，指挥三军，意气自若……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观之，孰敢爱死？……江南诸帅，材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在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习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帅，纵或亲临，亦必先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起邪？

    和议既成，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当时韩、岳、张、刘和杨沂中的兵，谓之御前五军。杨沂中中军，常居中宿卫。韩、后军。岳、左军。张、前军。刘、右军。都驻扎于外。刘光世的兵降齐后，以吴玠的兵升补。四川离下流远，和议成后，仍用帅臣节制。对于韩、岳、张则皆授以枢府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飞到得最晚，不多时，就给秦桧杀掉。这件事，本书篇幅无多，且莫去考论他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据《宋史·张宪传》，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从三宣抚司罢后，他的兵，都改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

    ……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令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傥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

    绍兴和议成后，宋朝和金朝，又开过两次兵衅：一次是海陵的南侵，一次是韩侂胄的北伐。

    金海陵是一个狂谬的人，乘熙宗晚年嗜酒昏乱，弑之。从上京会宁府，如今吉林阿城县南。迁都到燕京，公元1153年。后来又迁都于汴，公元1160年。想要灭宋，以统一天下。公元1162年，就发大兵六十万入寇。

    金海陵兵分四路，一支从蔡州瞰荆襄，一支从凤翔攻大散关，一支从胶西走海路窥临安，海陵自将大兵，从涡口渡淮。声势颇盛。宋朝这时候，宿将只有个刘锜，叫他总统诸军。刘錡自守楚州，叫别将王权守淮西。权不战自溃；刘锜也老病，不能带兵，退守镇江；淮南尽陷。海陵到采石，想要渡江，形势甚险。幸而金朝内乱起。海陵两次迁都，都大营宫室；又为伐宋起见，籍民为兵，大括民马。于是群盗大起。海陵却一味隐讳，有提及的人便获罪。于是群下亦相率不言，遂将群盗置诸不顾，依旧出兵伐宋。授甲时候，就有逃亡的。猛安完颜福寿等，跑到东京辽阳，拥立世宗。海陵听得，要把所有的乒，尽行驱之渡江，然后北归。不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师，收王权的散卒，把他杀得大败。于是海陵改趋扬州，至瓜洲，镇名，在如今江苏丹徒县西。为其下所弑。金兵北还。宋人乘机，收复两淮州郡。又东取唐、邓、陈、蔡、海、泗，西取秦、陇、商、虢诸州，兵势颇振。

    公元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是个主张恢复的，起用张浚做两淮宣抚使。张浚派李显忠、邵弘渊两人出兵。李显忠复灵璧，如今安徽的灵璧县。遂会邵弘渊复虹县，如今安徽的虹县。又进取宿州。显忠置酒高会，不设防备。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来援，显忠之兵，大溃于苻离。在宿县境内，事见《金史·志宁传》。《宋史》把败兵之罪，全推在邵弘渊身上，殊靠不住。于是恢复之议，遂成画饼。金世宗初以承海陵骚扰之后，不欲用兵，但令元帅府防御河南。迁延年余，和议不成。就再令元帅府进兵，陷两淮州郡。公元1165年，和议成。[1]宋主称金主为叔父；[2]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3]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从和议成后，仍不忘恢复，尝教阅禁军，措置两淮屯田。惜乎积弱之势，不能骤振，而金又正当全盛，终于空存虚愿。公元1189年，孝宗传位于光宗，称寿圣皇帝。光宗后李氏，和孝宗不睦，宦者又乘间离间，光宗却也有病，不能常去朝见寿皇。这本算不得什么事情，而宋朝上大夫，一种群众心理的作用，却又因此表现，把他当作一个大问题，时时犯颜直谏。公元1194年，孝寿皇崩，光宗托病不出，叫儿子嘉王扩出来主持丧事。于是宰相赵汝愚，托合门使韩侂胄，去白高宗的皇后吴氏，说：皇帝久病不出，人心惊慌，京城里的秩序，怕要保持不住。请他出来做主，叫光宗传位于嘉王。于是内禅之事遂成。嘉王即位，是为宁宗。

    这件事本来是无甚关系的，只因宋朝士大夫喜欢立名，找着一点事情，便要小题大做，反而弄得不妥帖。当时迫光宗内禅的理由，不过说是人心惊慌，秩序要保持不住。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和官府都没甚关系，何况朝廷？只要当士大夫的人少造几句谣言，就皇帝病一百年，秩序也不会乱的。传位之事既成，其中却就有点功可居，就有点权利可争，于是政海上又起了波澜。赵汝愚反为韩侂胄所排挤而去，却又这时候“道学”之论已盛，参看第五章第八节。韩侂胄虽能排去赵汝愚，然赵汝愚是道学中人，韩侂胄就要“不为清议所与”。于是想立点功劳，“以间执人口”，而伐金的事情又起。

    金世宗以公元1189年殂，孙章宗立。北边的部族，叛乱了好几年；山东、河南，又颇有荒歉的地方。就有善于附会的人，对韩侂胄说，金朝势有可乘。韩侂胄这时候，已经有了成见，自然信以为真。于是用皇甫斌守襄阳，郭倪镇扬州，吴曦督四川，暗中做伐金的豫备。初时还不敢显然开衅，只是时时剽掠金朝边境。到公元1206年，就下诏伐金。金章宗起初听得宋人要和他开衅，还不相信，把人告的人，给了个杖戍之罪。所以这一次的兵衅实在其曲在宋。到边境屡次被掠，才命平章政事仆散揆，于汴京设立行省，调集河南诸路的兵，听其便宜行事。到宋人下诏伐金，金人也就举兵南下。

    这时候，金人的兵力，确已不济；然而宋朝的兵，无用更甚，屡战皆败，襄阳淮东西多陷（其间吴曦又以四川叛降金，宋朝更为吃紧。幸而金朝接应的兵，还没有到，就为转运使安丙所诛）。于是韩侂胄又想议和，派邱岱督视两淮军马，叫他暗中遗书金人。金人覆书，要得韩侂胄的头。侂胄大怒，和议又绝。然而宁宗的皇后杨氏，又和韩侂胄有隙，宁宗皇后韩氏崩后，杨贵妃、曹美人俱有宠。韩侂胄劝宁宗立曹美人，宁宗不听。于是趁此机会，叫他的哥哥杨次山和礼部侍郎史弥远合谋，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和议乃成。韩侂胄固不足取，然而宋朝的举动，也未免太失体面了。这一次的和议，银绢各增十万两匹，疆界和两国君主的关系，仍如旧时。

    【第二章】南宋金元的兴亡

    第一节 蒙古的由来

    章宗以后，金朝的势力，也日就衰微，蒙古就要崛起了。[一]蒙古到底是怎样一个种族？[二]本来住在什么地方？[三]为什么忽然强盛起来？关于这种问题，《元史》上头，一个字也没有，真是荒谬绝伦。

    清朝的洪文卿说：“蒙古就是《旧唐书》的蒙兀室韦，《新唐书》作蒙瓦。在望建河南。望建河，就是如今的黑龙江。”《元史释文证补》卷二十七。这句话是不错的。但是蒙古人常自称为鞑靼，《元秘史》便如此，但写作达达。元朝逃到漠北数传之后，仍自称为鞑靼。宋朝人的记载也早就称他鞑靼。这又是什么原故？

    室韦，《魏书》说：“盖契丹之类，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又说：“其语与奚、契丹同。”《唐书》说：“鲜卑之别部。”又说：“其语言，靺鞨也。”案现在满蒙的语言，相同的很多；室韦酋长，号为“余莫弗瞒咄”，分明是一句靺鞨话。《魏书》说，“其语与奚契丹同”，当是就其近于契丹者而言之，因此便把他认为契丹的同类。契丹是鲜卑，《唐书》就说他是鲜卑的别部，这是和契丹接近的结果。论其种族的本来，实在和靺鞨近，和鲜卑远。参看第二篇中第三章第四节，和本篇下第三章第一节。

    室韦的分布，当南北朝时候，是：

    南室韦，水流域。《唐书》作峱越河，亦作那河，如今的嫩江。

    北室韦，从南室韦北行十日，依吐纥山而居。

    钵室韦，从北室韦北行千里，依胡布山而居。吐纥山，胡布山，都该在如今的兴安岭山脉中。

    深末怛室韦，在钵室韦西南四日行，因水为号。屠氏《蒙兀儿史记》说：阿穆尔省结雅河，东源曰昔林木迪，译言“黄曲水”。是句蒙古话，就是深末怛的异文。

    大室韦，在深末怛室韦西北数千里。《魏书》说：“径路险阻，言语不通”这一定过兴安岭，入西伯利亚南境了。

    《唐书》所载部名更多，然而分布的地方，并无异同。《五代史》说分三部：一曰室韦，二曰黄头室韦，三曰兽室韦。《辽史》有单称室韦的，又有大小黄室韦。部名的多少，是由于中国和他交通有盛衰，因而所知多少；亦许有时但举其大别，有时却详其分部；又中国人所指目的部落，和他实际的区分，也未必尽能密合。所以《北史》、《唐书》、《五代史》所举部族之数，多少悬殊，并无可疑。质而言之，就是嫩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包括鄂嫩、克鲁伦、什勒喀三条水。

    鞑靼又是什么？

    《五代史》：鞑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鞑靼。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

    《黑鞑事略》：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银。

    《古今纪要》：鞑靼与女真同种，皆靺鞨之后。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居阴山北者曰鞑靼。鞑靼之近汉者曰熟鞑靼，远汉者曰生鞑靼。生鞑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鞑靼至忒没真叛之，自称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国，在女真东北。我嘉定四年，鞑靼始并其名号，称大蒙古国。

    《蒙鞑备录》：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故历代无间。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案生熟自指其距汉之远近，不得和黑白并列为种别，这句话是错的。所谓白鞑靼者，颜貌稍细。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

    综合以上诸说：则[一]鞑靼居地，在于阴山；[二]因其距汉的远近，而有“生”“熟”之称；[三]目其颜貌和生计程度、文明程度的不同，而有“黑”“白”之别；[四]成吉思是黑鞑靼，诸说都无异辞。所不同的：是[五]鞑靼的种族，或说出于靺鞨，或说其出于沙陀。[六]又黑鞑靼，或说就是蒙古，或说鞑靼之外，又有蒙古国。

    案“靺鞨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唐书》并没这句话。契丹当太祖以前，正值中衰时代，而渤海盛强，似乎不得远攻靺鞨。《满洲源流考》据《册府元龟》，“黑水酋帅突地稽，隋末率部落千余家内属，处之营州。唐武德初，以其部落置燕州”。说为契丹所攻的，就是这一支，应当不错。为契丹所攻后，别部散居阴山。后来沙陀也住到阴山来。见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五节。两种种族接近，血统自然不免混淆，或说他是靺鞨，或说他是沙陀，都不为无据。

    至于蒙古，则就是《唐书》的蒙瓦室韦，在望建河之南。后来成吉思汗的兴起，在斡难克鲁伦两河流域，断不得在阴山，如何会和黑鞑靼是一种？若说别有蒙古国，为黑鞑靼所并，则其合并在于何时？成吉思汗的兴起，又何以不闻先在阴山，后来才搬到漠北呢？然而蒙古人确又自称为鞑靼，这又是何故呢？案《元秘史》载成吉思汗先世的世系是：

    成吉思汗先世的世系

    孛儿帖赤那，译言“苍狼”；其妻豁阿阑马勒，译言“惨白牝鹿”；乃是两个人名。《蒙文秘史》如此。《大典》本的《秘史》，就是如今通行的《元秘史》。乃明初人所译。译的时候，意在于考究蒙古的语言，而不在研究其历史，所以于人名的旁边，也但注其意义，而不表明其为一个人名。后来辑这本《元秘史》的人，不懂得蒙文，只把旁注的正文直抄下来，就变做“当初蒙古人的祖先，是一头苍色的狼，和一头惨白色的牝鹿”，讹为狼鹿生人的怪谈了。孛儿帖赤那和豁阿阑马勒，同渡腾吉思水，东至斡难河源之不儿罕合勒敦山。不儿罕合勒敦山，即今车臣、土谢图两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腾吉思水，未详。《蒙古源流考》说：布尔特齐诺，孛儿贴赤那的异译。是土伯特智固木赞博汗的第三子。参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节。因而有人说：蒙古王室，系出吐蕃。腾吉思水，就是西藏的腾格里池。

    我从前作《蒙古种族考》一篇（登载在《大中华》杂志里），也持此说。然而《源流考》一书，全为表章喇嘛而作，其“援蒙古以入吐蕃”的话，全不足信。腾吉思究竟是什么水，究以阙疑为是。据我测度，不过在如今蒙古地方。孛儿帖赤那夫妇，渡此水而至不儿罕山，是鞑靼人北徙的事实。十传至孛儿只吉歹蔑儿干，其妻曰忙豁勒真豁阿。案蒙古二字，异译甚多，除《新旧唐书》作蒙瓦、蒙兀，已见前外，《辽史》则作盟古、萌古，《金史》作盟古，《契丹事迹》作朦古，《松漠纪闻》作盲骨子，《秘史》则全部皆作忙豁勒。蒙古二字，见于邱处机的《西游记》，因明时修《元史》沿用此两字，遂变成定称。详见《蒙兀儿史记》卷一。忙豁勒真豁阿，译即“蒙古部美女”。北徙的鞑靼部落，怕到这时候，才和室韦的蒙古部结婚。从此以后，就以蒙古自称其部，正和金世祖娶了完颜部的女儿，他子孙就算做完颜部人一样——因为这时候，所用的是女系。

    《蒙鞑备录》又说：

    鞑人在本国时，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虏酋雍金世宗。宛转闻之，惊曰：必是鞑人，为我国患。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二岁，遣兵向山北剿杀，谓之“减丁”。迄今中原尽能记之。鞑人遁逃沙漠，怨入骨髓。至伪章宗明昌年间，不令杀戮，以是鞑人稍稍还本国，添丁生育。

    因童谣而出兵剿杀，语涉不经。然世宗初年，北边有契丹人移剌窝斡作乱，扰攘数年，牵动得很大。频年出兵，亦非无据之谈。观此可以知鞑靼人北徙之由，而且可知道鞑靼人和女真人，有很深的冤仇。后来成吉思汗南侵，守长城的白鞑靼，所以要做他的向导。

    又拉施特《蒙古全史》所载蒙古人的起源，已见第二篇下第一章第四节。这一说，我已断定他就是突厥起源的异说。但是蒙古人为什么会把突厥的传说，拉来算做自己的历史呢？这也可见得元朝王室，一定系出鞑靼。因为鞑靼是靺鞨、沙陀的混种，沙陀却是突厥。

    如此，可以断定元室是室韦、靺鞨、突厥的混种。

    《元史》在《二十四史》里头，要算最为荒谬。元朝人自己著的历史，便是《元秘史》。但是大典本不全，蒙文本不易读，亦不易得。我只晓得杭县图书馆里有一部。能看东文的，就看日本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也好。这部书，就是《蒙文秘史》的日文译本。《元秘史》后来修改了一次，把太祖“杀掉兄弟”，“给札木合打败”等事情，都删除掉。其汉文译本，便是《亲征录》。另有颁发亲藩的，就是拉施特著《蒙古全史》所据。《源流考》也是根据此书，不过又加了些“援蒙古入吐蕃”的话。参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三节。欧洲人所著的《蒙古史》，要以多桑所撰为最善。洪文卿的《元史译文证补》，所据的便是多桑、拉施特两人的书。惜乎洪氏这部书，本没做成功，现在所刻的，又不是他的全本。日本田中萃一郎，却有多桑的《蒙古史》译本。近人武进屠氏，所著的《蒙兀儿史记》，虽未出全，而考核极精。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寄售。至于柯氏的《新元史》已经奉大总统命令，加入正史之内，作为二十五史，当然也可供参考了。

    第二节 蒙古征服漠南北

    回纥败亡以后，漠南北地方，久没有强大的种族。黠戛斯根据地在西北，所以虽破回纥，而未能代之占据漠南北。契丹兴于黄河流域，女真兴于松花江流域，在地文上都不属于蒙古高原。到蒙古勃兴，才再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如今先得把漠南北地方，当时部族的情势，简明叙述于下。

    [一]翁吉剌 译名都以《秘史》为主，《元史亲征录》作弘吉剌，《源流考》作鸿吉剌。是蒙古甥舅之国。他的居地，在如今呼伦淖尔附近。《元史·特薛禅传》说：弘吉剌氏，居于苦烈儿温都儿斤，迭烈木儿，也里古讷河之地。屠氏说：如今的根河，发源后西流百余里，经苦烈业尔山之南。其北，有特勒布尔河，略与平行。苦烈业尔，就是苦烈儿。温都儿是蒙古话高山之谓。特勒布尔，就是迭烈不儿，也是额尔古纳的异译。

    [二]塔塔儿 就是鞑靼的异译。和蒙古世为仇雠。其分部，有主因、阿亦里兀惕、备鲁兀惕等。主因，就是朱邪的异译，可证其为鞑靼、沙陀的混种。居地也在捕鱼儿海附近，如今的达里泊。

    [三]蔑儿乞 居斡儿洹鄂尔坤。薛凉格色楞格。两水流域。分部有兀都亦惕、兀洼思、合阿惕等。

    [四]兀良孩 《明史》作兀良哈，就是如今的乌梁海。西人说他容貌近土耳其人，当是突厥族。据《秘史》，当时游牧之地，也在不儿罕山。

    [五]客列《元史·列传》作怯烈，《本纪》和《亲征录》作克烈，《源流考》作克哩叶特。本居欠欠州。亦作谦河，如今华克穆，克穆齐克两河会流之处。详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其部长默儿忽斯，生二子，长不亦鲁黑汗，次古儿罕。不亦鲁黑死后，子脱邻斡勒嗣，为古儿罕所攻，逃奔也速该。成吉思父也速该替他起兵逐去古儿罕。于是脱邻斡勒建牙于土兀剌沐涟土拉河。之上。客列，有人说就是康里转音，则亦属突厥族。

    [六]汪古《亲征录》作王孤。《辽史》作乌古。此族属白鞑靼，替金朝守长城。地在如今归绥县北。参看《元史译文证补》卷一。

    [七]乃蛮亦作乃满，又作乃马。据《元史·地理志》，本居吉利吉思。见下。其部长亦难察可汗，生二子：长为塔阳可汗，《元史亲征录》作太阳汗。次为不亦鲁黑汗。《元史》作不鲁欲罕，《亲征录》作杯录可汗。兄弟不和，分国而治。塔阳居金山之阳，阿尔泰山。忽里牙速兀乌里雅苏台河。札八儿匝盆河。二水之间，南近沙漠。不亦鲁黑居兀鲁黑塔黑之地，南近金山。

    [八]斡亦刺 就是明代的瓦剌。其部族甚多，《秘史》统称之曰秃绵斡亦刺。“秃绵”亦作“土绵”，译言万。散居如今西伯利亚南境。

    [九]乞儿吉速 亦作吉利吉思，就是唐时的黠戛斯，居也儿的石河流域。额尔齐斯河。

    [十]失必儿 鲜卑的异译。据多桑地图，在乞儿吉思正北。应当在如今鄂毕河流域。

    这都是当时漠南北包括西伯利亚南部的部族，从此往西，就是回纥种族了。

    蒙古的渐强，在于察刺合领忽、想昆必勒格的时候。“领忽”，就是《辽史》“令稳”、“想昆”就是《辽史》“详稳”的异译，蒙古人名，都把官名别号……牵合在一起。本书不能一一分别；欲知其详，可把前节所举各书作参考。都是契丹的北面部族官。到哈不勒，才有汗号，统辖蒙兀全部。哈不勒传位于俺巴孩。蒙古与主因塔塔儿有仇，因此上，俺巴孩为主因塔塔儿所袭执，送之于金，金人以“木驴”杀之。当时的一种非刑。俺巴孩叫使者传令给自己的儿子合答安太石，和哈不勒汗第四个儿子忽都剌，叫替他报仇。

    于是部族会议，共立忽都剌为可汗，入金境，败其兵。金宗卫来讨，连年不能取胜，乃议和：割西平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给蒙古，并且每年送他牛羊米豆。这时候，是公元1147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金熙宗皇统七年。忽都剌可汗和合答安太石谋报主因塔塔儿的仇，前后十三战，竟不能克。只有乙亥年一役，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获其酋长帖木真兀格和豁里不花两人；而成吉思汗适生，于是就替他题个名字唤做帖木真，以作纪念。公元1155年，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忽都剌可汗死后，蒙古没有共主，又复衰颓。而也速该又适以此时死，成吉思汗就要大遭磨难了。

    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是斡勒忽讷惕翁吉剌氏。成吉思汗年十三岁时，公元1167年，宋孝宗乾道三年。也速该带着他到舅家去。途遇翁吉剌惕德薛禅，把他爷儿邀到家里，把自己的女儿孛儿帖，许字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留住丈人家。也速该独归，为主因塔塔儿人所毒杀。先是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敦部拉施特说：在拜喀湖之东。的女儿阿阑豁阿《元史·本纪·世系表》作阿阑果火，《源流考》作阿抡郭翰。为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唤别勒古讷台，一个名唤不古讷台。

    朵奔蔑儿干死后，阿阑豁阿又生三子：一个唤做不忽合塔吉，一个唤做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就是孛端察儿。别勒古讷台弟兄，疑心母亲和家里一个兀良孩的奴隶私通。阿阑豁阿说：天天夜里，总有个黄白色灰色目睛的人，来按摩我的肚子，光明直透到肚子里；所以生这三个儿子。你们看，这三个孩子，将来一定有个把贵的。后来蒙古人就称三个人之后为尼伦，意义就是“絮清”；不忽合塔吉之后为合答斤氏，不合秃撒勒只之后为撒勒只兀惕氏，孛端察儿之后孛儿只斤氏，异译作博尔济锦，就是“灰色目睛。其余的支派为多儿勒斤，译义就是寻常人。也速该生时，虽统辖尼伦全部，同族忌他的人很多。也速该死后，就都离叛而去。泰亦赤兀氏，和成吉思汗齮龁尤甚，成吉思曾经给他捉去，几乎把性命送掉，后来幸而获免。

    脱邻斡勒，是受过也速该好处的，所以相结为“安答”。蒙古话，可以交托东西的朋友。成吉思汗娶孛儿帖后，拿他嫁妆里一件黑貂裘去送他。脱邻斡勒大喜，许以缓急相助。先是诃额仑原是蔑儿乞也客赤列都的妻子，也速该途遇着抢来。这时候，也客赤列都的哥哥脱黑脱阿，替他兄弟报仇，也约了邻部，来把孛儿帖抢去。成吉思汗又约着脱邻斡勒和札答刺部长札木哈，孛端察儿曾虏一孕妇，所生前夫的儿子，名唤杞只剌歹，其后为札答剌氏。把孛儿帖抢回。札木哈本是成吉思汗的安答，于是两人同牧一处，一年多，又生疏了，迁徙到别处。札木哈约泰亦赤兀等十三部来伐，成吉思汗也分军为十三翼迎之，这时候，本从札木哈的部族，弃札木哈而从成吉思的颇多，所以分军为十三翼。战于答阑巴泐渚纳，答阑译言平川。如今呼伦淖尔西南，有个巴泐潴纳湖。湖水东北出，为班朱尼河，注呼伦淖尔。成吉思汗大败。札木哈还兵时，捉到归附成吉思汗的部长，共用七十只锅子，把他煮死。诸部恶其残暴，归心于成吉思汗的，反而更多。

    这时候，主因塔塔儿蔑古真薛兀勒图叛金，金丞相完颜襄讨之，至浯泐札，《金史·襄传》作斡里札，如今车臣汗右翼左旗的乌尔载河。成吉思汗和脱邻斡勒帮助他，把蔑古真薛兀勒图攻杀。完颜襄大喜，授成吉思汗以札兀忽里之职，“札兀”，“蒙古话，译言“百”。忽里和忽鲁，是同音异译。《金史·百官志》：“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札兀忽里，大约是“百夫长”的意思。封脱邻斡勒为王。脱邻斡勒自此亦称王罕，犹言王汗。王罕攻塔塔儿的时候，乃蛮亦难察汗乘机把他的兄弟额儿客合剌送回。本因和王罕不和，逃奔古儿罕的。王罕还战不胜，逃到西辽。久之，复东归，走到半路上，大为饥困，差人告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自己去迎接他，把王罕败亡时来降的人都还他。于是王罕复振，攻破蔑儿乞，脱黑脱阿逃至巴儿忽真。在西伯利亚境。翁吉刺等部共立札木哈为古儿罕，连兵来伐。成吉思汗击破之，翁吉刺部来降。不多时，不亦鲁黑和脱黑脱阿的儿子忽秃，泰亦赤兀部长阿兀出把阿秃儿，又连合诸部来伐。成吉思汗和王罕连兵逆之。忽然天降大雪，冷得不堪。诸部退到阔亦田之野，呼化淖尔南边的奎腾河。不复能成军，遂大溃。成吉思汗自追泰亦赤乌，把他灭掉。

    然而王罕的儿子你勒合桑昆，又和成吉思汗不合，举兵来袭。这时候，王罕兵势甚盛，成吉思汗乃暂时退避。后来出其不意，把他袭破。王罕逃到乃蛮界上，为其所杀。你勒合桑昆辗转逃到曲先，龟兹。为喀剌赤客剌沙尔，焉耆的番名。部主所杀。于是客列部亦亡。漠南北的强部，只剩得一个乃蛮。乃蛮塔阳罕，差人去约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元史·本纪》白达达部主阿剌忽思，《列传》作阿剌儿兀思惕吉忽里。同伐蒙古。汪古部却差人告诉成吉思汗。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伐乃蛮。太阳汗出兵御之，驻营于康孩山杭爱山。

    合池儿水，哈随河。脱黑脱阿、札木哈等，都在营里。旋渡过斡儿洹河，战于纠忽山东麓，未详为今何山。乃蛮大败。塔阳罕被擒，其子古出鲁克、脱黑脱阿、札木哈，都逃奔不亦鲁黑。蒙古进兵金山，明年，袭杀不亦鲁黑。脱黑脱阿逃到也儿的石河，为蒙古追兵所及，中流矢而死。札木哈逃入傥鲁山，唐努山。为手下的人所执献，给成吉思汗杀掉。古出鲁克逃奔西辽。

    于是漠南北尽平。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就大会诸部族于斡难河的上源，受成吉思汗的尊号。这是诸部族共戴成吉思为大汗。《源流考》说：成吉思弃札木哈从牧时，诸部曾推戴为汗，这是蒙古本族的人，推他为本部族的汗。

    第三节 金朝的灭亡

    女真初兴的时候，他的势力真是如火如荼，却到元朝一兴，就“其亡也忽焉”，这是什么原故？

    女真的部落，很为寡弱，已见前篇第五章第二节。他的部落，不惟寡弱，而且很穷。《金史·本纪》：“康宗七年，岁不登，民多流莩，强者转而为盗……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太祖收国二年，“诏比以岁凶，庶民艰食，多依附豪族，因为奴婢；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从元约”。天辅二年六月，“诏有司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赎直者”。太宗天会元年，“诏比闻民乏食，至有粥子者，听以丁力等者赎之”。这都是他本部族人。又太宗诏孛堇阿实赍说：“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旧有自粥及典质其身者，令官为赎。今闻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则并皇族也有粥身为奴的了。这是为什么原故呢？我说，金朝人开化本晚，所居的地方又瘠薄，又累代用兵不息，这也无怪其然。然而金朝人却因此养成一种坚苦尚武的性质。《金史·兵志》说：

    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沈雄。兄弟子侄，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耨，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

    《宋史·吴阶传》也说：

    胡世将问玠所以制胜于璘，璘曰：璘从先兄，有事西夏。每战，不过一进却顷，胜负辄分。至金人，则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自昔用兵，所未尝见也……

    这不过随举两条。金朝兵强的证据，散见于各处的还很多，要是一一列举起来，怕要更仆难尽。这就是女真崛起的主要原因。

    然而从进了中原以后，他这种优点，就都失掉了。原来女真的兵制，是分为千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唤做“猛安”，百夫长唤做“谋克”。女真是兵民不分的，猛安谋克，平时就是理民之官，谓之孛堇；其兼统数部的谓之忽鲁。本来都是自己人，后来诸部族投降的，也都授以猛安谋克，汉人辽人也如此。平州叛后，金人晓得治部族的制度，不能施行于内地，才依中国官制，设制长吏。这是因为本部族人少，不得不招徕他部族的原故。到熙宗以后，又想把兵权都归诸本族。于是把辽人、汉人、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的，一概罢掉。南迁以后，又想用本族人来制驭汉人，于是把猛安谋克所统属的人户，搬到内地，括民田给他耕种。

    这种“猛安谋克户”所占的田，面积很广，纳税极轻，而且都是好田。《金世家本纪》大定十年，世宗对省臣说：“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其遣官察之。”又对参政张汝弼说：“先尝遣问女真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其实以战胜民族，圈占战败种族的地方，那里有不得良田之理？请问中原那里来“不能种莳”，只好“斫芦”“斩刍”的地方呢？这许多话，正是当时拘刷良田，以给猛安谋克户的反证。然而他们的经济能力，很是薄弱的。得了这种好的家产，并不能勤垦治生。大抵是不自耕垦，尽行租给汉人。有“一家百口，陇无一苗”的，有“伐桑为薪”的。“富室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多慕效之。”于是汉族长于殖产的好处，并没学到；本族耐苦善战的特质，倒先已失掉了。

    金世宗是最想保存女真旧俗的。然而推翻海陵之后，也就定都于燕，不能还都上京。这大约因为当时的女真，都希望留居内地，不愿重还本土之故。大抵一个民族，总要往物质供给丰富的地方走的。众心难逆，金世宗虽有先见，却也无可如何。只要看下面一段文字，就晓得当时风气变迁的快了。

    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女真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世宗本纪》大定十三年。

    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恝亡，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真醇质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声。歌毕，泣下数行……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其辞曰：……乃眷上都，兴帝之第。属兹来游，恻然予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瞻恋慨想，祖宗旧宇；属属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历历其处；壮岁纵行，恍然如故；旧年从游，依希如昨……

    成吉思汗的伐金，上距海陵的南迁，凡五十八年。这时候的女真人，早已有名无实了。所以蒙古兵一到，就不免溃败决裂。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请降。明年，遂伐金。先是金人于河套以北筑边墙，迤东北行，直抵女真旧地。汪古部所守的，就是这边墙的要隘。汪古部既归心蒙古，成吉思汗兵来，就导之入隘；而且借以放牧之地，恣其休息。于是蒙古士气倍壮，进攻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弃城遁。蒙古破桓、在如今直隶独石县北。抚在如今直隶张北县北。二州。金独石思忠、完颜承裕，以兵四十万拒战于会河堡，在如今直隶万全县西。大败。蒙古兵遂入居庸关，逼京城。金卫卒力战，乃退。

    公元1213年，卫绍王为纥石烈执中所弒，立宣宗。十月，成吉思汗自将伐金，至怀来，如今直隶的怀来县。执中使术虎高琪拒战，大败。蒙古兵遂围中都。高琪出战，又败。怕执中要加罪，就把执中杀掉。成吉思汗命右军攻河东，左军徇辽西，自率中军南掠山东。所过之地，无不残破，河北遂不可守。明年，正月，成吉思汗还军，屯燕城北。金人把卫绍王的女儿嫁给他，请和，蒙古兵才退出居庸。蒙古兵退后，宣宗因河北残破，迁都于汴。成吉思汗说既和而又迁都，是有猜疑之心。又进兵伐金，围中都。金朝遣兵往救，都给蒙古人杀败。明年，五月，中都遂陷。中都陷后，傥使蒙古人以全力进取，金人一定亡不旋踵。幸而有西征的事情，替他缓了一缓兵势。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拜木华黎为太师国王，经略太行以南，而自率众西征。从此到太宗南伐以前，金人仅得维持守势。金朝所受的致命伤，在于河北残破。惟河北残破故，得其地亦不可守，即无从努力于恢复。固然也未必能恢复。而南迁以后，尽把河北的兵，调到河南，财政大为竭蹶。于是不得不加赋以足军饷；滥发钞票，以济目前之急。参看第五章第七节。经济界的情形，就弄得更为紊乱。又因怕出军饷故，想叫兵士种田；于是夺了百姓的田，去给兵士耕种。兵士未必能种，百姓到因此失业了。于是河南山东，也弄得所在盗起。又因宋朝罢其岁币，财政竭蹶之秋，看了这种损失，也颇有些在意。

    于是就想到用兵于宋，傥使徼幸胜了，不但可以复得岁币，而且还可以格外要求些经济上的利益。《金史》上说宣宗时用兵于宋的真原因是如此。其结果，就弄得和宋朝开了兵衅。又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和夏人也开起兵衅来。连《金史》上也说不出他的原因来，只说是“疆场细故”。于是格外弄得兵连祸结，不能专力对付蒙古了。公元1223年，宣宗死了，哀宗即位，才南请和于宋，西乞盟于夏。公元1225年，和夏人以兄弟之国成和，而宋朝人到底不答应。隔不到几年，蒙古的兵，也就来了。

    公元1227年春，成吉思汗伐夏。这一年夏天，成吉思汗就死了。诸将尊汗遗命，等夏主安全出降，把他杀掉，然后发丧。公元1229年，蒙古太宗立。遵成吉思汗遗意，议伐金。这时候，金人尽弃河北，从潼关到邳州，如今江苏的邳县。立四行省，列兵二十万以守。公元1230年，太宗攻凤翔。明年，陷河中。叫拖雷假道于宋。宋统制张宣，把他的使者杀掉。拖雷就闯入大散关，在如今陕西的宝鸡县。硬行通过宋境，从汉中经襄阳而北。公元1232年，正月，太宗从白坡在河南孟津县境。渡河，叫速不台围汴。拖雷也北行与之会。金完颜哈达、移剌蒲阿，本是去抵御拖雷的兵的，听得汴京被围，撤兵北上，和拖雷的兵，遇于钧州的三峰山，在如今河南禹县。大战三日夜。金朝的兵，毕竟大败，于是良将锐卒都尽。阌乡行省如今河南的阌乡县。

    和关陕总帅，撤兵东援，走到潼关，又为蒙古兵所追及，大败。于是外援全绝。幸而汴城守御甚坚，速不台连攻十六昼夜，还不能克。乃议和，蒙古退军河洛。不多时，金朝的卫卒，杀掉蒙古使者三十余人，和议又绝。这时候的汴京，饥窘已甚。金哀宗出走河北，派兵攻卫州，不克。公元1233年，退到归德。蒙古速不台再进兵围汴，金西面元帅崔立以城降。蒙古尽执金太后、后妃等北去，金哀宗逃到蔡州。这时候，宋朝和蒙古，又起了夹攻之议。这一年十月里，宋朝的孟珙、江海帅师会蒙古的塔察尔围蔡。明年正月，城破。金哀宗传位于族子承麟，自行烧死。承麟也为乱兵所杀，金亡。

    第四节 南宋的灭亡

    金朝既亡之后，宋朝断无可以自立之理。因为这时候的蒙古，断没有不想向南方侵略，断没有不全并中国，就肯住手的。但是宋朝人的种种行为，也总不能辞“谋之不臧”之咎。

    宋宁宗从杀掉韩侂胄之后，又任用了史弥远。宁宗无子，弥远就想援立皇太子，以自固其位。于是找到一个燕王德昭的九世孙与芮，先把他立做宁宗的兄弟沂惠靖王之后，再把他立为皇子，改名为竑。而把他的兄弟与莒，立做沂惠靖王之后，赐名贵诚。谁想这位皇子，却和史弥远不对。弥远大惧。公元1224年，宁宗死了，弥远就矫诏立贵诚为帝，更名昀，是为理宗。封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如今浙江的归安县。湖州人潘壬，起兵奉竑。竑知事不成，把他讨斩。史弥远仍旧把他杀掉。理宗却感激史弥远拥立之恩，格外一心委任他。

    宋朝的罢金岁币，事在公元1216年。金宣宗命太子哀宗总诸军南侵。宋朝用赵方节制京湖，贾涉节制淮东军马，去抵御他。交战数年，互有胜负。这时候，山东群盗蜂起，多来降宋。宋人想借他的力量，以谋恢复，都厚抚之，却又没有力量驾驭他。于是群盗都骄横得不堪，而据楚州的李全，更为跋扈。公元1219年，金朝的益都府卒张林，复立府治。先是为蒙古所残破。李全差人去游说他，张林就以京东东路诸州县来降。旋因与李全的哥哥李福不睦，叛降蒙古。而李全因张林之降，业已入据青州。蒙古人就把他围了起来。这都是宁宗手里的事情。

    到公元1227年，理宗三年。李全因和蒙古大小百战，终不利，乃投降蒙古。这时候，张林已据了楚州，把李福杀掉。李全请于蒙古，复归楚州。其党大惧，杀张林以迎之。于是李全复据楚州，叛服于宋元二国之间。晓得临安守备空虚，大治舟师，颇有乘虚袭宋之意。公元1234年，赵葵才把他讨平。对付这许多内忧，已经出了一把大汗，自然就无力以对外了。

    理宗既立之后十年，联合蒙古，把金朝灭掉。鉴于北宋约金攻辽，而卒亡于金的覆辙，这一次的外交，总应该谨慎将事了。却是不度德，不量力，金朝方才灭亡，武人赵葵、赵范，都是赵方的儿子。又创议收复三京。宰相郑清之，也附和他。于是派知庐州全子才攻汴，金将杀崔立以降。赵葵的偏将杨谊入洛阳，既得之而不能守，却反因此和蒙古开了兵衅。襄阳、成都，都给蒙古兵打破了。幸而这时候，蒙古人并没来专心对宋。上流有一孟珙，把襄阳四川，都崎岖恢复。公元1241年，蒙古太宗死了，定宗到公元1246年才立。立后三年而死，公元1248年。又三年而蒙古宪宗乃立。公元1251年。宋朝人就得偷安了好几年。

    公元1257年，蒙古宪宗大举入寇，破东川。明年，二月，围合州。这时候的合州城，在如今四川合川县的钓鱼山上。幸得守将王坚，坚守不下。七月，蒙古宪宗卒于城下。据宋朝人说蒙古宪宗，是受箭伤死的。怕也有些影响，因为并没听得他有什么病。于是蒙古的兵，解而北归。然而这一次，蒙古兵的入寇，本是分两道的。宪宗攻四川，宪宗的兄弟忽必烈，就是世祖。攻湖北。宪宗的兵虽退，忽必烈却渡江围鄂州。又有兀良合台的兵，从交址北来，破静江、如今广西的临桂县。

    辰沅、潭州，北行以与之会。长江中段的形势，紧急万分。宋朝这时候，史弥远已死了，理宗却又任用了一个贾似道。贾似道这个人，是个少年放荡，薄有才名，而实在是银样蜡枪头的。自己带着诸军去援鄂，一筹莫展。差人到忽必烈军中去求和，情愿称臣纳贡，画江为界。这时候，忽必烈也想争夺汗位，就利用这个机会退兵。参看第四章第一节。贾似道却把这些话都掩瞒了，而以大捷闻于朝。明年，元世祖自立于开平。如今的多伦县，后来以为上都。公元1264年，定都于燕。这一年，理宗也死了，度宗即位。

    元世祖既和贾似道成了和议，就要派人来修好。贾似道却因讳和为胜，把他的使者，都囚了起来。于是蒙古和宋朝的兵衅，就终无法解免。而宋将刘整，又因和贾似道不协故，降元，劝元人并力以取襄阳。公元1268年，元人就把襄阳围了起来，宋人竟无法救援。守到公元1273年，守将吕文焕，也因忿极了，就投降了元朝。明年，度宗崩，恭宗立。元朝就派伯颜总帅诸军入寇。伯颜攻陷鄂州，叫阿里海牙留守，自率大军东下。公元1275年，贾似道的大兵，溃于芜湖，元兵遂驱入建康。伯颜分军为三：[一]阿里海牙，平定湖南北和江西。[二]阿术攻真扬诸州，以断宋淮南援师。[三]自率大军，从广德过独松关。江阴、走瞰浦。平江，三道窥临安。公元1276年，诸关兵皆溃。谢太后使奉表称臣于元，不听。五月，遂和恭宗都北狩。

    临安既陷，故相陈宜中，立恭宗的兄弟益王昰于福州。九月，元兵从明州、江西两路进逼。陈宜中奉益王走惠州，元遂取福州。明年，二月，元以北方有警，召诸将北还。天祥被执。公元1278年，益王卒于碙洲。在如今广东吴川县海中。弟卫王昺即位，迁于新会的崖山。在如今广东新会县海中。明年，元张弘范来袭，陆秀夫奉帝蹈海死，张世杰也舟覆于海陵山。在如今广东海阳县。宋亡。

    【第三章】蒙古的武功

    第一节 大食盛强以后西域的形势

    从来住居瘠土的民族，总想向物资丰富的地方侵略的。这也是自然之理。所以蒙古平定漠南北以后，也就想侵入中原。西征原非其始愿，却因种种的事情，引起成吉思汗的西征来，使蒙古几乎统一欧亚。这也是读史者很有趣味的事情。

    唐中叶以前西域的情形，已略见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二节。这时候，大食日强。高宗时，灭波斯。玄宗以后，葱岭以西的地方，遂悉为所并。但是不及三百年，哈里发威权日替，东方诸酋，几于各各独立，又以其间互相吞并。于是他海尔、萨法尔、萨蛮、赛布的克斤、布叶、塞而柱克诸朝，相继而兴。这许多事情，都在西洋史范围里，本书不能详叙。洪氏和屠氏的书，都有《西域和报达补传》，亦可参考。其从天山南北路，经过两海咸海、里海。之北，以抵亚洲西境，则仍为回族所占据。

    其间又可分为三个区域：[一]伊犁河、吹河流域。本西突厥故地。开元时，突骑施最强。至德后，唐肃宗年号，公元756年，公元757年。葛逻禄代之而兴，见《唐书·西突厥传》。元时谓之哈剌鲁。[二]两海之北，为康里人所据。大食历代的哈利发，爱其勇悍，多招之为兵。[三]天山南路。从回纥为黠戛斯所破后，次第侵入这个区域。至宋时，遂悉为所据。元时谓之畏兀儿。参看第三篇上第二章第二节。

    西辽始祖耶律大石，辽太祖八世孙。辽人立秦晋国王于南京，大石也与闻其事。南京破后，走归天祚。旋走到北庭，会十八部的王众，得精兵万余，率之而西。假道回鹘，西至寻思干。如今的撒马儿干。塞而柱克遣兵来拒，大败之。《辽史》说忽儿珊遣兵来拒。案忽儿珊，是呼罗珊的异译，塞而柱克朝的都城。又西至起儿漫，如今的克儿漫。群下册立大石为帝。公元1124年。东归，定都于虎思斡耳朵。在吹河流域。传三世，而至直鲁古。参看《辽史·本传》。

    塞而柱克朝，以公元1039年至公元1110年之间为最盛。其属地，西至小亚细亚半岛，东至喀什噶尔。公元1092年，其英主玛里克沙卒。子弟及诸将，互相纷争；属地分裂，势遂衰。玛里克沙有一个奴仆，唤做奴世的斤。玛里克沙很爱他，除其奴籍，叫他做花剌子模的部酋，“职视阃帅”。奴世的斤死后，子库脱拔丁谟罕默德嗣。乘塞而柱克朝衰微，也僭称花剌子模沙。死后，子阿切斯嗣。耶律大石既胜塞而柱克，又派兵去征花剌子模。阿切斯战败，被擒，立誓臣服，且约每年进贡。

    西辽才放了他。传子伊儿阿斯阑，孙塔喀施，都纳贡西辽，吞并东南近境。塔喀施死后，子阿剌哀丁谟罕默德嗣。以己国奉回教，西辽奉佛教，深以纳贡于异教之国为耻。恰好西辽纳了塔阳罕的儿子古出鲁克，就和他里应外合，以灭西辽。花剌子模，是个地名。就是《唐书》的货利习弥。《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迦。凡咸海西南，里海以东，阿母河下游的地方都是。成吉思汗西征时候，阿剌哀丁谟罕默德几乎统一葱岭以西。所以《元史》称他为西域王。洪氏的书，也沿用这两个字，称《西域补传》。然这两字，毕竟不妥。所以现在还是把花剌子模四字，做他的朝名。

    古出鲁克的逃到西辽，直鲁古妻之以女。古出鲁克却招集东方残众，和花剌子模内外夹攻，把西辽灭掉。公元1211年。花剌子模先已取得寻斯干之地，从乌尔鞬赤如今基发的乌尔根赤徙都之。这时候，又并有突而基思单，今译作土耳其斯坦。南并郭耳。亦突厥族在印度河外。于是其疆域：南逾印度河，北至咸海、里海，西北至阿特尔佩占，如今波斯的亚塞尔拜然。西邻报达，赫然为西域一大国了。

    然而花剌子模有兵四十万，都是康里、突厥人，和百姓不洽。王母土而堪哈敦，也是康里部酋之女。于是诸将靠着王母的声势，都十分骄恣。王母的权柄，也和国王相埒。“国虽大，本未固也”。西辽的百姓，都奉回教。西辽虽奉佛教，契丹是最信佛的。却也并不强他。乃蛮人本奉景教。古出鲁克娶西辽王女之后，又娶了一个西辽宰相之女，两女都奉佛教。古出鲁克信她们的话，也改奉佛教，而且剥夺起人民的信仰自由来；又收税甚苛。于是民心大怨。所以蒙古兵一来，两国就都土崩瓦解。

    西辽和花剌子模，是当时西域的两个大国，其余有关系的部族，也得简单叙述如下：

    [一]不里阿耳，译名都以较通行者为主。《秘史》作孛烈儿。就是如今的保加利亚。当时的居地，在里海之北，乌拉岭之西，浮而嘎河之东。都城同名，距喀山二百五十里。

    [二]钦察亦作乞卜察兀。在乌拉岭西，里海、黑海以北。《元史译文证补》说：“俄书称其地曰波罗佛次，称其种人曰波罗拘齐；他国皆称奇卜察克……相传有二解：[1]谓突厥族派凡五，一为奇卜察克，与蒙古同属乌古斯汗之后。乌古斯汗与亦脱巴阿部战败，退至两河间。有阵亡将弁妇，怀孕临蓐，军行仓猝无产所，就空树中生子。乌古斯汗收育之，名以奇卜察克，义谓空树。越十七年，乌古斯战胜亦脱巴阿人，遂降其部。未久，复叛，乃命奇卜察克往牙爱克河即乌拉河。亦脱巴阿，居中以镇抚之，因以名部。此拉施特哀丁与阿卜而嘎锡之言也。[2]谓荒野平地之民……语出波斯。俄之波罗物次同解。此近世西人之说也。”《蒙兀儿史记》据《元史·土土哈传》：“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曰钦察。曲出生唆末纳，唆末纳生亦纳思，世为钦察国主。”说钦察是东方族类，所以后来哲别、速不台对他，有“我等同类”的话。则前一说似乎可据。

    [三]阿罗思《秘史》作斡鲁速。就是如今的俄罗斯。《元史译文证补》说：“唐季，此种人居于俄今都森彼德普尔案后来通译为圣彼得堡。之南，旧都莫斯科之北。其北邻为瑞典、挪威国。国人有柳利哥者，兄弟三人，夙号雄武。侵陵他族，收抚此种人，立为部落。柳利哥故居地，有遏而罗斯之名，遂以是名部。他西国人释之曰：遏而罗为摇橹声。古时瑞典、挪威国人，专事钞掠，驾舟四出。柳利哥亦盗魁，故其地有是称……柳利哥建国，在唐咸通三年。其部初无城郭，至是建诺物哥罗特……后嗣渐拓而南，迁于计掖甫，近邻黑海。行封建之制……”愚案《唐书》“马，或曰弊剌，曰遏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一万四千里。马色皆，因以名国云。北极于海……人貌多似结骨，而语不相通”。遏罗支，就是遏而罗斯。駮马系他部族称之之词。结骨，《唐书》说：“其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正是白种人。然则遏而罗斯，本系北方部族之名。说他是摇橹的声音，怕未免穿凿附会了。

    [四]阿速。《元史译文证补》：“……希腊罗马古史……谓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尔族居之。案就是鲜卑。……厥后有粟特族。案《后汉书》作粟特，《后魏书》作粟也，也就是《汉书·陈汤传》的阖苏。越里海北滨，自东而西，夺辛卑尔地……东汉时，有郭特族人，亦自东来……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晋时，匈奴西徙……郭特人西窜。郭特，今译通作戗特。……当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日耶仄亦，居里海西，高喀斯山北。案今译通作高加索山。亦东来族类，而属于粟特。厥后郭特、匈奴，相继攘逐；独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恃险久存。后称阿兰，亦曰阿兰尼，又曰阿思，亦曰阿兰阿思，皆见东罗马书。案《后汉书》作阿兰聊，《三国志注》引《魏略》作阿兰。今案耶仄亦，即汉奄蔡，元阿速……明后始为俄罗斯所并。享国之久，可谓罕见……”参看原书。

    [五]撒耳柯思。《秘史》作薛儿客速，又作薛儿格速。《元史译文证补》：“在高喀斯山北……今俄南境端河滨，有部落曰端司科喀杂克，即《朔方备乘》等书之端戈萨斯。其人善驰骤，俄之突骑，悉出于此……”

    [六]木剌夷。《元史·太宗本纪》作用木罗夷，《宪宗本纪》作没里奚，《郭侃传》作木乃兮，刘郁《西使记》作木乃夷。天方教主摩诃末死后，教中的首领阿部倍壳尔、倭马尔，摩诃末的女婿奥自蛮、阿里，相继为哈里发。阿里死后，子哈山嗣。哈山死后，他的兄弟忽辛，应当嗣立，而为倭马亚朝所夺。教中的人，有不服的，别立阿里之后为伊玛姆。第五世伊玛姆于非而沙体，已经定以长子伊思马哀耳嗣位，后来又改立次子。十叶教人，阿里一派为十叶教。又有说“教主之位，帝鉴在兹，非可朝令夕改”的，于是推戴伊思马哀耳的儿子，是为伊思马哀耳一派。而同教的人，则称他为木剌夷，就是“舍正义入迷途的”意思。北宋中叶，教徒跑到波斯，占据里海南岸一带。其头目哈山沙巴哈，居于低楞。在里海西南滨。《元史·西北地附录》作低帘。哈山沙巴哈的教规：“凡徒党，必应奉教，杀仇人。阴谋行刺，必致死乃已。”在头目所住的堡内，造了宫室苑囿，聚音乐佳丽于其中。拣十二到二十岁的青年，给他醉药吃了，带他到里面，说这就是天堂。再把他灌醉了送出去。以后便叫他去行刺，说不幸身死，就会到这天堂里的。所以都“踊跃用命，或为商贾，或为奴仆，不远千里，以行其志”。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报达木剌夷补传》。

    以上都是蒙古西征以前，亚洲西北方的部族。再往西，就入于欧洲了。

    第二节 蒙古的西征

    从蒙古到西域，本来有两条路：一条是天山南路，一条是西伯利亚。成吉思汗既定漠北，就命忽必来征服哈剌鲁，畏兀儿部主亦都护巴而术阿儿忒的斤亦来朝。又命术赤平斡亦剌、吉利吉思、失必儿等部。这两条路，就都开通了。

    成吉思汗伐金的时候，忽秃走到乃蛮界外，招集旧部，和古出鲁克两个人，都想趁此恢复旧业。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回到喀鲁涟，派速不台追忽秃，哲别追古出鲁克。速不台杀败蔑儿乞于垂河，其酋霍滩奔钦察。哲别到垂河，宣言许人民信奉旧教；西辽旧境的人民，都叛古出鲁克而降。古出鲁克逃到撒里黑昆，如今新疆蒲犁县土名，色勒库尔的异译。为哲别所追杀。西辽旧地全定。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公元1223年。

    这时候，有西域商人，来到蒙古。成吉思汗因之，贻书修好于花剌子模，请保界通商。花剌子模王也答应了。后来又有西域商人，从蒙古回去，成吉思汗派人随行，去购买西域的货物。共有四百多人。都是畏兀儿人。走到锡尔河边的讹打剌城，城主伊那儿只克土而堪哈敦的兄弟。把他都捉起来，告诉花剌子模王，说是蒙古的奸细。花剌子模王就叫他尽数杀掉，只逃脱一个人。归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怒，“免冠解带，跪祷于天”。公元1219年，就起兵伐西域。

    这一年五月，成吉思汗兵到也儿的石河。六月，进兵。哈剌鲁、畏兀儿和哈力麻里在如今的伊犁，也是回族。的部酋，都率兵从行，号称六十万。花剌子模王，本来晓得蒙古是个大敌，又听得细作报告说蒙古兵漫山遍野，心上有些惧怯。要想深沟高垒，听蒙古兵“饱掠扬去”。所以蒙古兵直走到锡尔河，并没抵御的人。九日，蒙古兵逼讹打剌，分军为四：

    [一]窝阔台、察合台留攻讹打剌城。

    [二]术赤扫荡西北一带。

    [三]诸将托海等分兵扫荡东南。

    [四]成吉思汗和拖雷攻不花剌，《元史·本纪》作蒲华，如今的布哈尔。以断新旧两都的交通。

    明年，公元1220年。五月，四军皆会，攻破寻思干。花剌子模王，先已遁去，派哲别、速不台去追，王辗转逃到里海东南隅的小岛上，这一年十二月里，死了。子札剌勒丁亦作札阑丁嗣，南走哥疾宁。域名，在巴达克山西南，印度河东。这时候，成吉思汗已攻破巴惕客薛。亦作巴达哈伤，如今的巴达克山。拖雷攻破呼罗珊，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攻破乌尔鞬赤。除术赤留驻西北外，三子都和成吉思汗会兵，南逾印度固斯山。前锋为札剌勒丁所败，成吉思汗兼程前进。公元1221年，十月，在申沐涟河边，印度河。把他追上。札剌勅丁已经将要渡河，成吉思汗下令，即日进薄。四面把他围起。可他到底突围而出，从数丈的高崖上，策马跃入申沐涟，凫水而去。于是派将渡河迫他。明年六月，成吉思汗自带大军东还。本来想从印度走西夏的，因为路不好走，又听说西夏反了，乃仍由原路而还。这是成吉思汗自己的大军。

    其哲别、速不台二将，既将花剌子模王逼入里海中小岛之后，乘胜西北进，到钦察，叫他交出霍滩来。钦察人不听。公元1221年，二将绕宽甸吉思海，里海。逾太和山。高加索山。钦察、阿速、撒耳柯思，合兵来御。众寡不敌，又迫于险，乃以甘言诱钦察，说：“我等同类，无相害意，勿助他族。”钦察引退。军既出险，打败阿速和撒耳柯思；出其不意，也把钦察打败。公元1222年冬，平撒耳柯思和阿速，又打败钦察的兵。霍滩逃到阿罗思，求救于他的女婿哈力赤王穆斯提斯拉甫。公元1223年夏，战于阿里吉河名见《速不台传》，如今入阿速海的喀勒喀河。畔的铁儿山。名见《曷思麦传》，乃地名，非山名。阿罗思大败，死掉六王、七十侯，兵士十死其九。列城都无守备，只等蒙古兵来了便乞降。幸而二将不复深入，仅平康里而还。哲别死在路上。

    以上所述，是成吉思汗手里的事情。成吉思汗东归后，札剌勒丁也回归旧地，图谋恢复。公元1230年，太宗二年。太宗遣搠马儿罕帅兵三万人西征，诸城皆降。札剌勒丁逃入山中，为怨家所杀，花剌子模朝亡。公元1234年，以迤北诸部未服，命拔都、术赤长子。不里、察合台长子木阿秃干的儿子。蒙哥、宪宗。贵由定宗。等西征。诸王、驸马及诸千户、万户，各以长子从行，是为“长子出征”。因为所征的都是强部，长子出征，则兵强而多。以拔都为元帅，速不台为先锋。旋升为副元帅。公元1235年，出兵。明年秋，速不台破不里阿耳，杀败钦察的兵。冬，入阿罗思，攻破莫斯科。公元1237年，破其首都务拉的迷尔，分兵徇下诸城。十月，还兵攻破钦察，钦察酋长霍滩，逃到马札儿。如今的匈牙利。合丹定宗的兄弟。平撒耳柯思。

    公元1238年，定宗攻破阿速的都城蔑怯思。《元史·太宗纪·昔里钤辖传》同。《定宗纪》作木栅寨，《土土哈传》作麦怯思，《拔都儿传》作麦各思。这一年冬天，再入阿罗思，进攻孛烈儿如今的波兰。和马札儿，打败孛烈儿的兵。明年春，入马札儿，攻破派斯特。如今的佩斯城。分军西略，直到如今的威尼斯。欧洲大震。明年，太宗讣音至，乃还。从此以后，西域只有木剌夷和报达大食都城。《元史·本纪》作哈塔，《秘史》作巴黑塔惕。未服。公元1252年，宪宗二年。宪宗命皇弟旭烈兀率郭侃等西征。公元1256年，旭烈兀至西域，平木剌夷。明年，围报达。又明年，把报达打破，哈里发木司塔辛杀掉。郭侃西行到天房，如今的麦地挪。降巴儿算滩，苏丹的异译。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到密昔儿，如今的麦西。降可乃算滩，遂渡海，收富浪，如今的塞普洛斯岛。降兀都算滩而还，于是西域全定。

    在历史上，蒙古高原的部族，本来较西域诸国为强。这是因为一居沃土，一居瘠土之故。所以匈奴、突厥等，虽然失败于东，还能雄张于西。但是匈奴、突厥的西略，都在既失败于东方之后，不过做个桑榆之补。至于合东方的部族，并力西向，则自西辽大石开其端，蒙古却更进一步。而当时的西方，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强部，所以成功大而且快。——突厥族雄张西域已久，蒙古西征，得到他的助力，也是成功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节 蒙古和朝鲜日本

    成吉思汗的侵金，是从居庸关进兵。虽然也一掠辽西，并没认真经营，何况女真故地？于是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隆安，就是从前的黄龙府。掠取辽东之地，自立为辽王，定都咸平。如今奉天的开原县。金朝的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也据东京自立。公元1215年，耶律留哥入觐蒙古，蒲鲜万奴乘虚袭取咸平。留哥用蒙古兵还攻，万奴投降蒙古，后来转入女真故地，叛服金元之间，自号为东夏国。又有契丹遗族，名为喊舍，乘辽东之乱，起兵侵略，后来败入高丽。百济余族，有名唤杨水尺的，做他的向导。太宗派哈真去剿办，高丽以兵来会。于是蒙古、高丽约为兄弟之国。

    公元1225年，蒙古使者札古与从高丽回来，道经鸭绿江，为盗所杀。蒙古说是高丽人杀掉的。公元1231年，派撒礼搭去伐高丽。高丽请和，蒙古许之，而置达鲁花赤七十人于其国。高丽的权臣崔瑀，把他尽数杀掉，而把国王搬到江华岛。于是二国兵衅复启。公元1232年，蒙古平蒲鲜万奴。高丽人洪福源，据着西京造反，兵败后，投降蒙古。又有赵晖、卓青等，以和州、永兴迤北，附于蒙古。于是愈甚。到公元1241年，和议乃成。高丽从公元1198年之后，大权为崔氏所握。到蒙古征服高丽之后，崔氏的势力才除掉。然而蒙古势力，从此弥漫全国，时时把他的地方，设立行省。高丽历代的王，都尚元朝的公主，也同化于胡俗。国王的废立，和一切内政，无不受蒙古的干涉，几乎不成为国。到元朝和高丽王氏，同时倾覆，朝鲜人才算恢复自由。蒙古和朝鲜的交涉，可参看《韩国小史》。蒲鲜万奴，屠氏的书有补传。

    蒙古帝国是喜欢侵略的，是有夸大的性质的。所以朝鲜既平，又想招致日本。这件事，是发起于高丽人赵彝的。元世祖听了他，先叫高丽人去招致他，后来又自派赵良弼去，日本人不听。日本此刻，是北条时宗执政。公元1275年，就派忻都带着蒙古汉兵和高丽兵一万五千人前去伐他。攻破对马岛，陷壹岐，掠肥前沿海诸郡邑。舍舟登岸，杀到如今津佐原、百道原、赤阪一带。再回兵上船。因箭已用尽，又大风起，船多触礁，乃还。公元1281年，又命忻都、范文虎带着十五万兵东征。一偕高丽兵发合浦，一发江南，约会于壹歧、平户《元史》作平壶。等岛。忻都兵先到对马，进攻壹岐。到宗像洋，和文虎的兵会合，泊于能古、志贺二岛。元将多苦航海，心力不齐，不肯即行进攻，于是移泊鹰岛。就是《元史》的五龙山。忽然又见了飓风的兆头。文虎心怯，拣了坚固的船先走，诸将都弃军而归。十万多人，落在岛上，受日本人袭击，死得只剩两三万人，给日本人掳去。把南人留做奴隶，汉人、高丽人和蒙古人，全行杀掉。这一次，全军十五万人，回来的不到三万。范文虎所带江南兵十万，回来的只有三个人。世祖还要再举，以群臣多谏，又适用兵于安南，遂尔不果。

    第四节 蒙古和南方诸国

    蒙古对于西南的经略，从宪宗时候起。宪宗即位，命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忽必烈从临洮西南行，临洮，如今甘肃的岷县。经山谷中，二千余里。到金沙江，乘革囊以济。大破大理的兵，其王段兴智出降。唐朝的南诏国，昭宗时，为其臣郑买赐所篡，改号大长和。后唐明宗时，又为其臣赵善政所篡，改号大天。不多时，又为其臣杨义贞所篡，改号大义宁。晋高祖时，段思平代杨氏改号大理。公元1075年，为其臣杨义所篡。有一个人，唤做高升太，起兵讨灭杨氏，迎立段寿辉。传子正明，避位为僧。国人皆奉升太为王（公元1087年），改国号曰大中。公元1095年，高升太卒，遗嘱他的儿子，仍立段氏之后。他的儿子听了他的话。于是段氏仍王云南，改号后理国。公元1253年，为蒙古所灭。以其地设都元帅府，仍派段兴智一同安辑。元末之乱，段氏复据有其地。明兴，乃为蓝玉、沐英所灭。以上据《续文献通考》。忽必烈就进攻吐蕃，降其酋唆火脱。参看第四章第二节。于是班师，留兀良哈台经略其地。兀良哈台尽服大理的属地和倮。参看第四篇上第七章第一二节。就和后印度半岛诸国，发生关系。

    安南地方，本来是中国的郡县，五代时候，才自立为一国，前篇第四章第四节已经说过了。却是其南部的象林县，当后汉末年，就独立为一国，是为林邑。如今安南的广和城。唐肃宗时候，改号澴王，南徙于占，因之亦称占城。如今安南的平顺城。暹罗之地，古号扶南。参看第二篇下第二章第五节。其东南的柬埔寨，谓之真腊。又因周南北地势之不同，而有陆真腊、北。水真腊南。之分。唐太宗时，扶南为真腊所并。缅甸，则汉时谓之掸，唐时谓之骠，到宋时才谓之缅。亦称蒲甘。

    兀良哈台既定云南，遣使招谕安南。安南太宗日煚。参看第三篇上第四章第四节。把他囚了起来。兀良哈台怒，公元1253年，发兵攻安南，破其都城。太宗逃入海岛。蒙古兵以热不能堪，班师。公元1261年，再差人去招谕。安南圣宗乞三年一贡，许之，圣宗名光昺，太宗的儿子。封为安南国王，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安南人请取消，不许。公元1277年，圣宗的儿子仁宗日烜。立。元朝怪他不请命，征他入朝。仁宗不听，但遣叔父遗爱来朝。公元1281年，蒙古立遗爱为安南国王，想要用兵纳他。先是蒙古差人到占城去，使者回来，说占城国王名失黑咱牙信合八剌哈迭儿。有内附之意，封为占城郡王。公元1282年，元朝以占城国王孛由补剌省吾前曾遣使来朝，称臣内属，叫唆都就其地设立行省。而王子补的，掌握国权，负固不服。公元1283年，蒙古发兵从广东航海伐之，打破他在港口所立的木城，入其大州。而占城仍不服。

    公元1284年，命阿里海牙奉皇子脱欢往讨，索性和安南挑衅，征他的兵粮。安南人答应输粮境上，而不肯助兵。蒙古人就向他假道。安南发兵来拒，蒙古兵击破之。公元1285年，转战到富良江，安南仁宗弃城而遁。蒙古兵入其都城，占城行省唆都亦来会。然而军疲粮尽，暑雨将作，疾疫发生，只得退还。为安南伏兵邀击，损失甚多，脱欢仅而得免。唆都战死。公元1286年，立征交址行尚书省，用阿里海牙、来阿八赤做左右丞。明年，再发大兵十万往伐。薄其都城，安南仁宗又走入海。蒙古兵据了他的都城，并无施展。而从海道所运的粮，却给安南人邀击，又遭飓风，损失甚多。只得退兵，又为安南人所邀击。来阿八赤战死。蒙古人到此，也无法可施，只得因安南人来谢罪，掩耳盗铃地罢兵。

    对于缅国，也曾用过好两次兵。这时候的缅国，都城在忙乃甸。就是如今的蛮得勒。《明一统志》谓之马来，《圣武记》谓之蛮得。公元1271年，元朝遣使招谕，缅国才内附。公元1277年，因缅国和金齿在如今云南的保山县。构衅，云南行省遣兵往伐。到江头，大约是如今的八莫。以天热还师。公元1283年，宗王相答吾儿等再率兵往征，攻破江头。明年，缅人遣使请和。公元1287年，缅王为其庶子所囚，并害其嫡子，云南王率诸军往征，到蒲甘。缅王奔白古，泛海到锡兰。元兵以粮尽而还。缅王还都，也遣使请降。公元1300年，成宗大德四年。又因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迭提牙。为其弟阿散哥也。所弑，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奔京师。诏立为王，遣兵往问罪，亦不克而还。

    蒙古的用兵，对于后印度半岛，要算最为不利。对于日本的用兵，失败的原因，不在陆上，又当别论。这全是天时地利上的关系。大抵蒙古人的用兵，利于平原，而不利于山险；而南方的暑湿，尤非北人所堪；所以屡次失败。

    至其对于海上，则宋朝时候，要算三佛齐和中国往来得最密。如今的苏门答剌。三佛齐之南，有阇婆。如今的爪哇。阇婆的西北，海行十五日而至渤泥。如今的婆罗洲。这都是如今的南洋群岛。又有南毗，在大海西南，从三佛齐风飘月余可至，则似乎在印度沿岸。又有注辇，《宋史》说他到广州有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路，未免说得太远了。又说注辇的东南，二千五百里，有悉兰地。悉兰地，就是如今的锡兰岛，则注辇一定在印度半岛的西岸。《元史》说：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最大。马八儿，就是如今的麻打拉萨；俱蓝是马八儿的后障，怕就是《宋史》所谓注辇了。

    元朝对于海外，世祖时，也曾几次遣使招谕。其来朝的，共有十国，就是：

    马八儿 须门那 僧急里 南无力 马兰丹 那旺 丁呵儿来来 急兰亦解 苏木都剌

    这许多国，因为《元史》并不载其道里、位置、风俗、物产和事迹；除马八儿和马兰丹、麻六甲。苏木都刺，苏门答腊。可以译音推求外，其余都无从强释为何地。至于用兵，则只有对爪哇，曾有过一次。更请参看第四篇上第一章第一节。

    【第四章】元朝的衰亡

    第一节 汗位继承的纷争

    从成吉思称汗起，到世祖灭宋，不过八十年；蒙古几于统一亚洲大陆，只除前后两印度和阿剌伯三个半岛。而且包括欧洲的一部分。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而[一]这时候，中国的衰弱；包括已入中国的金言之。和[二]西方大食的不振；称雄于西域的回族，又附从蒙古；实在是两个最大的原因。

    蒙古是行封建制度的，而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分地尤大。就是：

    术赤 分得咸海、里海以北之地。

    窝阔台太宗分得叶密立河名见《定宗纪》，如今新疆的额米尔河。一带的地方。

    察合台 分得昔浑河锡尔河。一带。

    拖雷 分得和林旧地。

    这是成吉思汗打定西域以后分的。原来蒙古风俗，称幼子为“斡赤斤”，义谓“守灶”，就是承袭家产的意思。所以成吉思汗，把和林旧业，传与拖雷。至于术赤所得的，是康里以西北诸部的旧地；太宗所得的，是乃蛮旧地；察合台所得的，是西辽旧地。这是那珂通世说的。后来定宗、宪宗两朝，两次戡定西域。其戡定西北一带，功在术赤的长子拔都：戡定西南一带，则功在拖雷的儿子旭烈兀。所以术赤的分地，是拔都之后为共主。西史称Km.of Kiptchak，亦称Golden Horde。参看《元史译文证补·拔都补传》。花剌子模以南的地方，却归旭烈兀后人统辖。西史稻Km.of lran；窝阔台之后称Km.of Oghotai，亦称Naiman（乃蛮）；察合台之后，称Km.of Te Haghatai。宋、金、夏、吐蕃、大理诸国的地方，和和林旧业，是归世祖直辖。

    蒙古本来没有什么“汗”。忽图剌哈不勒两世，才有汗号，后来又经中断。可见的就是“本部族的汗”，也是“无其人则阙”的。成吉思从和札木哈分牧之后，才有汗号。这个大约是本部族的汗。平定乃蛮之后，诸部公推为成吉思汗。拉施特说：“成”是坚强的意思，“吉思”是多数的意思，犹之契丹的称“古儿汗”。“众汗之汗”的意思。我疑心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汗”，就是“古儿”“吉思”……的意译。“古儿”“吉思”……字样，是随各部族的语言而异的。至于其意义，则总是所谓“众汗之汗”。其但为本部族之共主的，则但称为汗。我又疑心《后汉书》以前所称北族的“大人”，就是“汗”字的意译，参看第四篇上第三章第一节。看忽图剌汗之立，就可知道蒙古本部族的汗，是由本部族公推。看太祖的做成吉思汗，就可知道所谓“大汗”，须由各部族公推。所以成吉思汗死后，大汗的继承，也还得经这公推的手续。不过以当时的人的心思，所推举的，自然总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罢了。

    这种公举的手续，是由宗王、驸马、诸大将等，公开一大会决定的，看下文唆鲁禾贴尼主议的事情，则后妃亦得与议。大约这种会议，是并没有一定的规则的。谓之“忽烈而台”。什么人有被选举权，自然并没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在事实上，一定要限于成吉思汗的子孙。这种观念，为人人所共认，也是可以推想而得的。

    再者，从事实上看起来，前任大汗的遗命，对于后任大汗的被举，却极有效力。蒙古太宗之立，是由成吉思汗的遗命，但这种遗命，并不是有权指定某人为继承的大汗；不过前任的大汗，有这一句话。后来的忽烈而台，在事实上，自然遵奉他的言语罢了。从法理上说，却像前任的大汗，推荐一个人给忽烈而台。蒙古既本无所谓汗，自然没有所谓汗的继承法。前此家族中的继承，只有所谓“斡赤斤”，但这是承袭产业的意思，全是私权的关系，和汗位继承，毫不相干。对于汗位继承等，却仍是长子易于被选。这个大约因对内的统率，对外的攻战，长子都较为有力之故。观征讨西北的强部，便要用“长子出征”的法子可知。所以成吉思汗的儿子，除去长子术赤有不是自己生的嫌疑外（术赤是孛儿帖给蔑儿乞掳去之后，抢回来后生的。大约实在不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所以当时弟兄辈里，都有些外视他，察合台和他，尤为不对。曾经把这话，当面抢白过成吉思汗。），就轮到太宗。

    所以当时的忽烈而台，并无异议。太宗以后，忽烈而台，推戴了定宗。定宗体弱多病，三年而殂。这时候，大汗的选举，自然不比部落寡弱的时候：[一]既无权利之可争；[二]而又有对外的关系，大家都肯顾全大局，举个众望允孚的人。自不免各自运动暗斗。却是太宗在日，既说失烈门可以君天下，又说宪宗可以君天下（当时大汗的话，对于后任大汗的被举，既然很有效力），自然就做了两方面的借口。于是定宗死后，太宗和拖雷的后人，就都希冀本房的人当选为大汗。太宗后人一方面的候选人，自然是失烈门。但是定宗的长子忽察，也有希冀当选的意思。但是[一]太宗后人，多不惬众望；[二]而成吉思汗的把部兵分配给诸子时，拖雷以系“斡赤斤”故，所得独多。当时的观念，把部兵（人民）也当做产业。功臣宿将，大半是他的旧部。[三]拖雷死后，宪宗和他的兄弟都年幼，一切事情，都是宪宗的母亲唆鲁禾帖尼主持。唆鲁禾帖尼，颇有才智，为部下所归向。[四]宗王之中，最有威望的是拔都，也和唆鲁禾帖尼联络。所以拖雷后人的势力，远比太宗后人为大。定宗死的明年，公元1249午。拔都召集忽烈而台于阿勒台怱刺兀。在如今新疆省精河县之南。被召的人，说“会议非地”，大半不到。于是约明年春，再开会于客鲁涟，这才是合法的地点。由唆鲁禾帖尼主议。太宗、定宗和察合台的后人都不到。联结以抵抗拖雷后人。拔都到后，就创议推立宪宗。明年，公元1251。宪宗即位。太宗后人，就有反谋。于是宪宗杀掉定宗的可敦和用事大臣，及失烈门的党羽七十人，谪失烈门为探马赤。后来忽必烈南征的时候，请令他随营效力。到宪宗自将伐宋，乃投之于水。把太宗分地，分封其后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太宗的旧部，都另委亲王统带。蒙古的内争，到此就不能弥缝了。

    宪宗死后，这时候的忽烈而台，自然是无公理可说的。于是世祖就索性破坏法律，自立于开平（宪宗两个兄弟，世祖开府漠南，阿里不哥留守漠北，权力地位，本是相等的）。于是阿里不哥也自立于和林，给世祖打败，公元1276年，乃降。而海都之变又起。海都是太宗的孙子，分地在海押立。在巴尔哈什湖东南。以不得继承大汗，心常不平，不过兵柄为宪宗所夺，无法可想。阿里不哥和世祖争持时，海都是附于阿里不哥的。阿里不哥既降，海都仍“自擅于远”。后来得术赤、察合台后王的援助，就公然和世祖对敌。察合台死后，孙哈剌旭烈兀嗣。定宗废之，而立察合台子也速蒙哥。也速蒙哥死后，哈剌旭烈兀之妻倭耳干纳，摄治其地。阿里不哥自立，立察合台孙阿鲁忽。阿鲁忽死后，倭耳干纳立哈剌旭烈兀的儿子谟拔克束沙。拔都死后，子乌拉赤嗣立，不久而死，拔都的兄弟伯勒克嗣立。伯勒克死后，世祖令拔都的儿子忙哥帖木儿代之。世祖又令哈剌旭烈兀的儿子八剌回去，辅佐谟拔克来沙。八刺既至，废谟拔克来沙而自立。死后，察合台孙尼克伯嗣。尼克伯死，察合台四世孙托喀帖木儿嗣，不久又死。海都援立八剌之子笃哇，因之得其助力。忙哥帖木儿也附于海都。只有旭烈兀之子阿八哈，以和世祖同出拖雷，所以不附海都。时和术赤后王挑衅，然而也不能箝制海都。西侵火州，如今广安城东喀剌和卓。北犯和林。太祖诸弟的后王乃颜等，又和他联合。公元1287年，为世祖所破擒。终世祖之世，常遣成宗和伯颜戍守漠北。成宗即位后，武宗代之。公元1301年。成宗大德五年。海都死，子察八儿立，和笃畦抅衅。笃哇愿与成宗夹击。武宗立后，遣兵把察八儿打败。公元1310年，察八儿穷蹙，来降。于是太宗后王封地，全入于察合台后王。积年的兵争，虽算戡定，然而从海都称兵以来，蒙古大汗和术赤、察合台、旭烈兀的后王，关系就几于断绝，此后再也不能恢复。蒙古大帝国，实在就此解纽了。

    世祖和海都、阿里不哥的竞争，虽幸而获胜；然从世祖以后，汗位继承的竞争，依然不绝。世祖是第一个立太子的，依汉法，而完全破坏“忽烈而台”推举的制度。然而立了又是早死。世祖死后，诸王之中，也颇有觊觎汗位的。因为伯颜是“宿将重臣”，辅立成宗，所以不曾有事变。成宗太子德寿，也早卒。成宗末年寝疾，事多决于皇后伯岳吾氏。成宗死后，后欲立安西王阿难答，召之入都。然而这时候，武宗手握重兵，镇守北边，在实力上，实在不容轻视。于是和左丞相阿忽台合谋，想要断掉北道，然后拥立阿难答。右丞相哈喇哈孙，阳为赞成，而暗中遣人迎接武宗。又怕他路远，来得迟，先遣使召他的亲兄弟仁宗于怀州。仁宗既入都，杀阿忽台，执阿难答和其党诸王明里帖木儿。武宗既至，就把二人杀掉，并弑伯岳吾后而自立。

    武宗既立，以仁宗为太子。武宗死后，仁宗即位。要立明宗为太子，旋又听了宰相铁木迭儿的话，立了英宗，而出明宗于云南。武宗的旧臣，奉之奔阿尔泰山。依察合台后王。仁宗崩，英宗立。仁宗时，铁木迭儿，有宠于太后。仁宗的母亲，《后妃表》作答吉，《传》作答己。既贪且虐，仁宗也拿他无可如何。英宗时，仁宗的太后死了，才把他罢斥。不多时，铁木迭儿也死了，英宗又追举其罪。其党御史大夫铁木惧，就结党密谋弒帝，而迎立泰定帝。泰定帝既立，诛铁木及其党。泰定帝是死在上都的，子天顺帝，就在上都即位，年方九岁。武宗旧臣燕帖木儿，时签书枢密院事，乃暗结死党，迫胁百官，署盟迎立武宗的儿子。于是一面遣人迎接明宗于漠北，一面又遣人迎接文宗于江陵。文宗先至，摄位以待明宗。燕帖木儿举兵陷上都，泰定帝不知所终。明宗即位和林，到漠南，文宗入见，明宗暴崩。于是文宗再即帝位。文宗弒兄自立，事后不免天良发现，遗嘱皇后翁吉喇氏，必须立明宗的儿子。文宗死后，燕帖木儿要立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皇后不可，遣使迎立宁宗。数日而卒。燕帖木儿又要立燕帖古思，皇后仍不答应，于是把顺帝迎接进京。燕贴木儿怕他即位后追举明宗暴崩故事，迁延不肯立他。恰好燕帖木儿死了，顺帝才即位。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谋反，伏诛。于是追举明宗暴崩之事，毁文宗庙，迁翁吉喇后于东安州；如今直隶的东安县。把燕帖古思也窜逐到高丽，燕帖古思死在路上。大约不是好死的。这种置君如弈棋，诚然是历代罕见的现象。其中要注意的，便是成宗、武宗其先都戍守北边；成宗靠伯颜辅立，伯颜正是和成宗同戍北边的大将。明宗、文宗的立，还是武宗的辅臣推戴他。元朝的君位，始终只是靠兵力争夺罢了。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蒙古人是始终并没懂得中国政治的——而且可以算始终并没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国，只是他的殖民地，只想剥削中国之人以自利。他始终并没脱离“部族思想”。其初是朘削他部族以自利其部族；到后来，做了中国的皇帝，他的政策，就变做剥削百姓，以奉皇室和特殊阶级了。罗马人的治国，就是如此。始终是朘削殖民地，以庄严他的罗马。像中国历代一视同仁的思想，专以宣传文化为己任，要想教夷狄都“进于中国”，是根本上没有的。可见中国人这种“超国家”的精神，养成也非容易。可参看南海康氏《欧洲十一国游记》。当蒙古太宗灭金之后，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这种野蛮思想，真是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给耶律楚材力谏而止。后来又要分裂州县，以赐亲王功臣。也因楚材力谏而止。都见《楚材本传》。然而到底把降人当作“驱丁”，虽儒者亦不免。他这时候的思想，非把中国人全数作为奴隶不可。

    后来虽因“增进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就不得不兼顾汉人的利益”，把这种制度除掉，然而平等的思想，毕竟是他所没有的。于是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诸部族人，谓之色目；第三等是汉人，灭金所得；第四等是南人，灭宋所得。权利义务，一切都不平等。参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他所喜欢的是工匠。所以攻打西域诸国时，敌人一拒战，城破之后，就要屠洗的，工匠却不在内。速不台攻汴时，也想城破之后，把全城屠洗。耶律楚材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在于此，才算住手。所看重的是商人（和王室贵戚大臣等交往的商人），所注意的，是聚敛的政策。太宗时，商贾卖货给皇室的，都得驰驿。太宗死后，后乃蛮真氏称制，定宗未立以前。信任西域商人奥鲁剌合蛮，叫他专掌财赋。至于把“御宝”、“宫纸”付给他，听凭他随意填发。又下令：奥鲁剌合蛮要行的事情，令史不肯书写的，就断他的手。这种行为，说到久经进化的民族耳朵里，简直是笑话。世祖要算略懂点政治的，所行的还是这种政策。先用一个阿合马特，次用一个卢世荣，最后又用一个桑哥，都是言利之臣。后来虽然把这些人除掉，然而在蒙古人眼光里，只是说他聚敛的法子不好，并不晓得这种聚敛的政策在政治上是不行。其中卢世荣所行的政策，却又颇合理。总而言之，蒙古人除掉聚敛之外，始终并没晓得什么叫做政治。

    好大喜功之念，又是蒙古帝国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脑筋里，完全没有“不尚武功”的思想。他虽入中国，脑筋里还是充塞了部族时代的“掠夺思想”。所以世祖灭宋之后，还要用兵于日本、南洋和后印度半岛；成宗时，又用兵于缅甸和八百媳妇。这一次，兵士和运饷的人，死掉好几十万。其余诸帝的时候，没有什么兵事，不过因他们都运祚短促，继承之际则纷争不绝，没有这余暇罢了。

    对于宗教上的事情，就弄得更糟。喇嘛教的入蒙古，《元史》不载。据《蒙古源流考》，则其事还在世祖以前。《元史》的帝师八思巴，《源流考》作帕克巴。《源流考》说：库裕克汗死后，他的兄弟库腾，继为大汗。因患“龙魔侵祟”，延请帕克巴施治。遂于蒙古地方，大兴佛教。案库裕克汗，就是定宗。库腾是定宗之弟阔端，阔端并无继为大汗之事。《源流考》记蒙古的事情，很为疏舛。记喇嘛教的事情，自然也不能密合。但毕竟是他教中人自己说的话，总不得尽是子虚。但是大家尊崇他，总是起于世祖时候的。《元史》说这是世祖统治吐蕃的政策。这句话，且勿论其真伪；就是真的，也是想利用人，反给人利用了去。参看第五章第一节。元朝历代帝王，没一个不崇信喇嘛的。喇嘛教的僧侣，都佩“金字圆符”，往来中国和西蕃。所过之处，都要地方官办差。驿舍不够住，就到民间去借住。驱迫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在中原的，就豪夺民田，侵占财物。百姓不输租税的，就投靠他，仗他包庇。内廷年年做佛事，所费很多。延祐四年所定的额：《元史》说：“以斤计者”，是四三七五〇〇，油七九〇〇〇，酥二一八七〇，蜜二七三〇〇。他种东西，也就要推想而得了。又因此奏释囚徒，谓之祈福；大奸巨猾，自然不免有和他通声气的。其中最骄横的如杨琏真加，至于发掘绍兴、钱唐的宋朝陵寝和大臣塚墓，共计一百〇一所；杀害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而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七〇〇两，银六八〇〇两，玉带九条，玉器一一一件，杂宝一五二件，大珠五○两，钞一一六二〇〇锭，田二三〇〇〇亩，包庇不输赋的人民二三〇〇〇户。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事情。

    元朝的政治，混乱如此。它的赋役，本不宽平；中叶以后，再加以钞法的败坏；参看第五章第七节。民困愈甚。顺帝以后，又加以各处的天灾，于是群雄并起。他在中原的宝位，就有些坐不住了。

    第三节 元朝的灭亡

    元朝的崇信喇嘛教，害得中国人，总算够了。他又时时干涉高丽的内政，把许多公主，硬挜给高丽国王。弄得历代的高丽国王，都成了“蒙古化”，“暴政亟行”；害得高丽人，也算够了。却到后来，都自受其害。元顺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佞臣哈麻、雪雪等，就乘机引进西僧，教他以“房中之术”。于是百政俱废，而哈麻、雪雪等，却乘此弄权。一个乱源，就伏下了。他又娶了一个高丽微贱的女子奇氏，把他立为皇后。当元初时候，高丽人到元朝来当太监，颇有得法的。于是有一班人，争先恐后的，“自宫以进”。奇皇后微时，曾经依靠一个人唤做朴不花的。到立为皇后之后，朴不花也就跟进宫来，做了奄人。于是第二个乱源，又伏下了。

    公元1348年，台州人方国珍起兵，入海劫掠漕运。隔了三年，白莲教徒刘福通，也起兵安丰，如今安徽的寿县。奉教主韩山童之子林儿为主。又有萧县李二，起兵徐州。罗田徐寿辉，起兵蕲州。如今湖北的蕲水县。泰州张士诚，起兵高邮。如今江苏的高邮县。定远郭子兴，起兵濠州。南方就成了四分五裂之势了。这时候，各行省征讨贼多无功。丞相脱脱，自请出兵。公元1352年，大破李二于徐州。公元1354年，围张士诚于高邮，士诚势已穷蹙了。脱脱和哈麻，原是一党，后来又有嫌隙。脱脱出兵之后，哈麻乘机，谗脱脱于奇皇后，把他削夺官爵，窜死云南。于是朝廷征剿之势一松，革命军的势力就复盛。公元1357年，刘福通分兵为三：一军出晋冀，破太原，出雁门，以攻上都。后来这支兵，没在辽乐。一军出关中，陷兴元、巩昌，还攻凤翔。一军出山东，陷济南，北陷蓟州，如今京兆的蓟县。以逼大都。福通自挟韩林儿陷汴梁，声势颇盛。先是颍州察罕帖木儿，信阳李思齐，同起兵河南讨贼。及是，陕西行省求救于二人。二人连兵而西，打破贼兵。乘胜东定山西，进攻汴梁，刘福通挟韩林儿走回安丰。察罕就东平山东，围贼将田丰于益都。田丰差人把察罕刺死。察罕的儿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军，攻破益都，杀掉田丰。黄河流域，几于肃清了。然而南方诸军，声势渐盛。徐寿辉攻破湖北、江西，迁都汉阳。其将陈友谅，进取安庆、如今安徽的怀宁县。龙兴，如今江西的南昌县。把寿辉杀掉，自称汉帝。寿辉将明玉珍，因据重庆自立，其后遂割据四川。张士诚也据有浙西，徙居平江。明太祖初起兵从郭子兴，后来别为一军；攻破滁和二州；从采石渡江，破太平，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据集庆。如今江苏的江宁县。长江流域，却全非元朝所有了。

    奇皇后所生的儿子，名唤爱猷识里达腊，立为太子。奇皇后想废掉顺帝，等太子出来做皇帝；太子也想这个念头；哈麻、雪雪，都与闻其事的。脱脱既贬，哈麻为宰相，雪雪为御史大夫，就想实行了。不意事机泄漏，两人都杖死，然而奇后和太子，依然无恙。哈麻死后，太平继为宰相。奇后又叫朴不花去示意于他，要想行内禅，太平不答。于是奇后想个法子，又把太平去掉，搠思监为宰相。山西地方，本是察罕帖木儿所平定，却又有个孛罗帖木儿，驻军大同，想兼得晋冀，以裕军食。察罕不肯，两个人就争夺起地盘来，出兵相攻。陕西参政张良弼，也和察罕不协。察罕又和李思齐，连兵攻他。察罕死后，库库代统其军，还是如此。搠思监和库库是一党，而顺帝的母舅御史大夫老的沙，却和孛罗是一党。老的沙奏参搠思监和朴不花，皇太子便言于顺帝，革掉他的官职。老的沙逃到大同，搠思监等就诬孛罗谋为不轨。于是孛罗举兵犯阙，把搠思监、朴不花都杀掉，太子逃到兴州。如今热河道的承德县。不多时，孛罗兵退了，太子复还大都，叫库库去讨孛罗。孛罗又举兵犯阙。太子迎战，大败，逃到库库军里。孛罗入京师，顺帝旋密遣勇士，把他刺杀。老的沙不久也被杀。库库扈太子入京师。太子又使人谕意库库，要他用兵力胁顺帝内禅。库库不肯，于是太子和库库又不对。恰好诏封库库为河南王，叫他总统诸军，进平南方。而李思齐自以和察罕同起兵，不愿意受库库节制，反和张良弼连兵。库库进兵攻之。而库库手下的将貊高、关保等，又叛库库。于是太子乘此机会，叫顺帝下诏，削库库官爵，命太子总统天下兵马讨之。不多时，貊高、关保，都给库库打死；明兵又已逼近。元朝没法，只得恢复库库的官爵，叫他出兵抵抗。然而已是来不及了。

    明太祖既据集庆之后，先平陈友谅，次定张士诚，旋降方国珍；韩林儿则先已为张士诚所虏，于是自淮以南皆定。公元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分道北伐。胡美定闽、广，杨璟取广西。明年，太祖即位金陵。徐达、常遇春从开封、济南，合兵德州，如今山东的德县。北陷通州。如今京兆的通县。顺帝逃到应昌。在达里泊旁边，是元朝外戚翁吉剌氏的农土。元时，在漠北则和林，在漠南则开平应昌，并称重镇。这时候，库库贴木儿，还据着山西，李思齐也据着凤翔。明太祖再遣兵进讨，库库走甘肃，思齐降。公元1370年，再命徐达攻库库，库库奔和林；李文忠出居庸关攻应昌。恰好顺帝死了，爱猷识里达腊也逃到和林。文忠获其子买的八剌和后妃官属而还。捷奏至，颁《平定朔漠语》于天下。这时候，还有一个明玉珍的儿子升，割据着四川。公元1371年，叫汤和、傅友德把他灭掉。云南地方，还有个元朝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着。公元1381年，也派傅友德、沐英、蓝玉，把他讨定。于是元朝的遗臣，只有一个纳哈出，还出没辽东。公元1387年，命冯胜、蓝玉，出兵征之，纳哈出降。就命蓝玉为大将，移军北征。这时候，库库帖木儿已死，爱猷识里达腊也死了。公元1371年。子脱古思帖木儿嗣。蓝玉袭破其众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脱古思帖木儿和长子天保奴走和林，依丞相咬住，至土剌河，都为其下所弒。于是“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都被弒。部帅鬼力赤自立，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统系，就此中绝了。以上据《明史》。《源流考》所载，和《明史》不同。见第四篇上第一章第三节。

    【第五章】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

    第一节 官制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和秦汉的官制大不相同，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一节，已经说过了。却是宋朝的官制，又和唐朝大不相同。这个变迁，都起于唐中叶以后。都是因事实变迁，而制度随着改变的。

    其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中央政府。在唐朝时候，是合三省为相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然后来实际上三省并不截然离立）。这时候，重要的政务，便都在六部手里。却是到后来，税法大坏，而又藩镇擅土，“王赋所入无几”。于是乎不得不舍“田税”、“丁赋”，而注重于他种税目，而“盐铁使”就做了财政上的重要机关。参看第六节。又当经费竭蹶之秋，财政上的规划，关系甚大；而这时候的财政，又本是紊乱的。于是不得不别置一职，以从事于清厘，就又新添出一个“度支使”来。在唐朝，大抵以宰相兼之，好比如今的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到宋朝，便合“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专设一使，做了中央的财政机关了。又如“兵事”，本来是兵部专管的。“兵谋”则自然是天子和宰相筹议于庙堂之上。却到后来，事实上又发生出一个“枢密使”来，一切政务，都要参豫。这种官，最初是用宦官做的。这时候，兵权又都在宦官手里。于是枢密使和兵事，就关系独深。到后来，便渐次侵占了兵部的职权。于是“中书治民，三司理财，密院主兵”，就成了中央政府三个对立的机关了。

    相职如此，其余一切官职，也都是如此。所以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譬如户兵二部的职权，都在三司和枢密院。礼部的职权，则在太常礼仪院。工部的职权，则分属军器监、文思院等。

    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点，便是所谓“官”者，不过用之以“定禄秩”，至则全看“差遣”而定——做这个官，便治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于唐武后时候。其初先有“试官”，后来又有“员外”，这是因武后要以禄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官缺可给他做的原故。但是到后来，此风便相沿下去。于是有所谓检校（近乎加衔），摄（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专用差遣治事。这种官制，看似错杂不整齐，却也有切于事实的好处。到神宗，才参照唐六典，改正官制，命“省、台、寺、监，各还所职”，是为元丰的新官制。元丰新官制，大抵以唐为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两件不可行之处：其[一]相职分属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所以唐朝从设政事堂以后，也不啻合三省为一。其[二]则六部九卿等官，本来互相重复，其中就总有闲曹。所以元丰改正官制之后，仍不能不随事变迁。

    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后，反多兼了一个枢密院。宋初宰相，本称同平章事。另有参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丰新官制，仍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相职。但因官高，实际不除人。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这时候，三司的事情，都已归户部。枢密所管杂事，亦都还给兵部，专以本兵为务。枢密和兵部的关系，倒像现在参谋和海陆军部的关系）。南渡以后，以左右仆射为丞相，改两省侍郎为参知政事。旋又迳改左右仆射之名为丞相，而删去三省长官虚称。则仍回复到宋初的样子，和唐朝的制度，绝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后，又时时发生所谓御营使、国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则又和唐中叶以后，发生什么三司、枢密等等机关的情形相像。枢密院，南渡以后，每逢用兵，就用宰相兼。从开禧以后，遂为永制。总而言之，唐朝的官制，沿袭于隋。隋朝的官制，只是把南北朝的官制来整齐一整齐。从唐中叶以后，久已不切于事实了。所以虽有人要墨守他，而在事实上，到底不能成功。六部属官，除户工二部外，南渡以后，尚有并省；九卿就更不必说了。

    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宋初，召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军州事（“军”字指兵，“州”字指民言。其本官高的，则谓之“判”），以后遂为定制。诸府州军监，都不设正官，只派文官朝臣出去治理，谓之知某某府事，知某某州军监事。就各县也不设县令，只用中朝官外补，谓之知某某县事，像是出一趟差似的。诸州又有通判，以为佐贰。长史和通判，都得直接奏事。县令也由吏部殿最。这种制度，似乎比轻视外官，中央对于地方有些漠不相关的样子要好一点。监司之官，国初本来没有，后来才于各路设转运使，名为总一路财赋，实则于各事无所不总。又怕他的权柄太大了，于是把提点刑狱一官，从转运使属下析出，以分其权。此外专管漕运籴买的，则有发运使。常平、盐茶、茶马、坑冶、市舶等等，也各设提举。但只是随事而设；有时这件事不办了，或者并归他机关管理，便可以省掉。总之，唐宋时候的使臣，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譬如宋朝，到神宗的时候，才认真办起事来，这时候所设的使臣就独多）。所以唐朝的道，宋朝的路，还不能认真算一个地方区画。

    其为用兵而设的，则有安抚、宣抚、招讨、招抚、经略、制置等使，也是随兵事而设。南渡以后，岳飞、韩世忠、张俊，号称三宣抚使，其权力甚大。到秦桧同金人议和，才把三宣抚使废掉，以后惟四川地方，仍设一制置使。宋朝南渡以后的中央集权，四川是除外的，参看第六节。又有总领财赋一官，起于张浚守四川时，命赵开经理财政。其后三宣抚司的兵，收为御前军，也各派总领财赋一员，又兼“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职衔，则其权限，又涉及军政上了。这也是为集权起见。总而言之，宋朝这等官，都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宋朝的外官，分为“亲民”、“厘务”两种：“亲民官”是用差遣的形式，派他出去代向来的地方官的。“厘务官”则专治一事，而直属于中央；好比现在的路、航、邮、电，不属于地方官，而属于交通部一样。这种办法，都是把向来地方官所兼管的事情，析出一部分来，归之于中央；所以宋朝能够中央集权。

    辽之为国，是合耕稼游牧两种民族而成。所以他的设官，也分为南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所谓“宫帐”者，“帐”则辽主所居，谓之御帐；此外又有皇族四帐，遥辇氏九帐，国舅二帐，和渤海帐，奚王帐，都各设专官。御帐官，好比中国侍御林禁近之官。诸帐官则好比中国的王府官属。皇族是宗室，国舅是外戚，遥辇氏是前代君主之后，渤海、奚王，都是大国，而奚王又是同种。这都是契丹的贵族。“宫”则“辽国国法，天子践位，即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宫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老弱居守。”这是天子的禁卫军。诸宫官，好比隋唐时候的卫官，宋朝的殿前和马步两指挥司。“部族”则“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就是“分地而居”谓之部，“合族而处”谓之族。其中有“族而部者”，就是因其同族，所以合居一处的。有“部而族者”，就是同居在一处，向来又算做一族的。有“部而不族者”，就是虽同居一地而非同族，有“族而不部者”，就是虽同族而不合居一处。这是契丹国里的游牧之民。“属国”则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归辽国治理的。但就其酋长，授以官名，按时或者不按时来通朝贡。有兵事时，也得向其征兵；诸国但随意出兵或助粮饷，并无一定的义务，有些像中国的土司。

    北面的政府，是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南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而北南二宰相府总之。这都是北面官中，又分南北，和“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政”无涉，不可误会。南面的官，亦有三公、三师、枢密院、省、台、寺、监、卫。外官则有节度、观察、防御、闭练诸使和刺史、县令。大概摹仿中国的制度，无甚足述。又有一种头下州军，是宗室外戚大臣之家，内行筑城，而朝廷赐以州军之名的。这个好像古时候大大的私邑，和普通的州军不同。

    金朝的情形，又和契丹不同。契丹本来是个大部族，服属他的部族也多。金朝则自己是个小部族，用不着设官。别的部族，也没有归他统辖的。所以《金史本纪》说：“生女直之俗，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几乎给部众杀掉。景祖做了生女直部族节度使，才“建官属以统诸部”。然而他的官制，也极为简单。《金史》说：“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今据《金史》所载，不过都勃极烈，“总治官，犹汉冢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期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赍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赍。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官”。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倅贰之职”。等，寥寥数官而已。

    《桓郝·散达传》“国相雅达之子也。雅达之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徒撤改亦居是官焉。”《百官志》“太祖以都孛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孛极烈居守……其次曰国论忽鲁孛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孛极烈，或左或右，所谓国相也。”案“忽鲁”就是“期鲁”的异译。“国论忽孛勃极烈”，并不是一个官名。所以移赍孛极烈，位居第三，盖言其居国论孛极烈和忽鲁孛极烈之次。至于都孛极烈，谙版孛极烈，则系临时设置之官，并非常制。阿买孛极烈，要拓土渐广，然后有之。乙室孛极烈，亦要有了归顺的部族，然后用得着。移赍孛极烈，也总是事务繁了，然后添设的。然则金初之官，只有国论孛极烈和期鲁孛极烈而已。而这两者，又或许以一个人为之。所以《金史·百官志序》，误为一官。据此看来，金初设官的简单可想。“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则不过是个称号，就固有的酋长，而加之以称号。算不得特设的官。只有都元帅府里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却是金朝行军时候的制度。后来改为枢密院，这枢密院，不是含仿汉制设的，是把旧有的都元帅府改的。其余的官，便都是摹仿汉制设的。大率循辽宋之旧。金朝的模仿汉制设官，起于平州叛后，其颁定官制，则在熙宗时。

    元朝初起时候，官制也极为简单。《元史》说他只有万户以统军旅，断事官以治政刑，就是达鲁花赤。到太宗，才立十路宣课司（这是因为蒙古人最讲究理财，所以特立此一官。其余则毫无措置）。凡金人之来归者，都就以原官授之，如行省元帅等；以致错杂得不堪。到世祖才厘定官制，以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御史台司黜陟。江南陕西，都有行台。其余也都模仿汉制。所特别的，便是[一]诸官或汉蒙并置，譬如翰林兼国史院之外，又别有蒙古翰林院等。[二]则关于宗教上的官，比别一朝注重。当时设立了一个宣政院，虽说为治理吐蕃起见，其实一大半，由于自己的迷信喇嘛。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兼治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镇。其用人，“别自为选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三]则关于工艺，设官甚多。大都和各路，都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如织造、绣染、毡、皮货、窑、梵像、玛瑙、玉石、油、漆等，均各设专官。有人说：元朝这种设官，很有提倡工艺的意思，是历代所无。其实不然。元朝这种举动，不过是供给王室，于民间并没有什么影响。[四]则关于理财的官，也较别一朝为详密。但看户部属官可知。这是由于元朝始终没有脱离部落思想，总想损下以益上之故。而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于路、府、州、县之上，别设行省。明朝虽然把行省废掉，而各布政司的区画，都仍元行省之旧，遂致成了现在一种庞大的行政区域。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一节。元朝的行政区画，是以省统路府，以路府统州县。但府亦有隶属于路之下的；州有在路府之下，而又统县的；又有与路府并列的。诸路府州县，都各置达鲁花赤，算做正官。

    第二节 学校选举

    学校选举制度，当宋朝时候，也起了一次大变迁。

    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摧破贵族阶级之功，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说过了。但是这种制度，也有个显而易见的毛病，便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简而言之，便是所治的，都是“无用之学”。唐朝的科举，得人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所以所谓无用之学，就是“诗赋”和“帖经墨义”。“经”是从前的人，不承认他是无用的。以为治经而无用，只是治经的法子不好罢了。至于诗赋的无用，却是无人能替他辩护。所以当时改革的法子，便是废掉诗赋，对于经，则改变其治法。这种主义，实行的便是王荆公。

    王荆公是不赞成用“科举取士”，而赞成用“学校养士”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效果。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那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

    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贴经墨义为大义。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二节。当时的进士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别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要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就够了。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总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研究这种“言”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应这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又是个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于是有“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议论。而且科举里头，要试诗赋；而大家又独看重试诗赋这一科；原是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使然。这种风气未变，始终还是要影响到制度上。所以法行未几，就仍有改试诗赋之论。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诗赋，也是难的（大概南人长于诗赋，北人则否）；而诸科又猝不易复。于是公元1089年，元祐四年。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南渡后也沿其制。公元1143年，即绍兴十三年，曾并做一科。但到公元1161年，仍分为两科。两科既分之后，做诗赋的人多，专经的人少；这是“看重应诗赋科的进士”的风气，还没有变的社会里，当然的结果。

    还有一件事，在科举制度的变迁上，也颇有关系的，便是“殿试”。原来唐时的考试进士，本以考功员外郎主其事。后来因其望轻，被黜落的人，有哗闹的事，乃移于礼部。宋初还是如此。公元973年，开宝六年。知贡举李肪，被人攻击，宋太祖遂御殿重试。从此以后，礼部试之后，又有殿试，就成了常制。原来唐朝时候的科举，规则并不如后世之严。考官和士子，并不绝对禁止交通。固然有得以采取誉望的好处，然而私通关节，也是不免的。用科举摧破贵族阶级的功用，还不能十分完成。到有了殿试，情形就又迥然不同。所以宋太祖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联今临试，尽革其弊矣。”可见“科举制度的进化”，始终是往一条路上走的。

    契丹的开科举，始于圣宗统和六年。其制度，《辽史》不载。据《契丹国志》：则三年一开，有乡府省三试。圣宗时，分诗赋、法律两科。诗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来改法律科为经义。《辽史·耶律蒲鲁传》：“重熙中，举进士第。主试者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则契丹之设科举，是专以待汉人的。《天神纪》说，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或者后来此制在实际上又成具文。

    女真却又不然。金世宗是很希望女真人保守质朴尚武的旧俗，而又很希望他的文化，渐次进步的。太宗天会元年，就设词赋和经义两科，又有策试一科。海陵时，罢策试及经义，增设律科。世宗时，又恢复经义科，这都是所以待汉人的。又有经童科，年在十三以下，能背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者，为中选。凡应词赋经义两科中式的，都谓之进士。应经童律科中式的，则谓之举人。制举当章宗时也曾开过。所以合女真进士科算起来，金朝取士之科，共有七种。大定十一年，添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二十八年，于经内增试论一道。世宗又特设女真国子学，这都是所以保存他本族的文化的。金朝的科举，也是三年一开。由乡至府，由府至省，由省至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授以官。其廷试被黜的，亦赐之以第，谓之“恩例”。特命及第的，则谓之“特恩”。

    元朝对于学校，颇为注重。当世祖时，即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各有定额。又特立蒙古国子学，以教随朝蒙汉百宫和怯薛子弟；又立回回国子学。这是因为元起漠北，最初的文化，即系受之于回族；后来征服西域，和回族关系更深之故——这种“回回学”里头，一定包含着许多西洋文化。可惜当时养成的人材，除供朝廷之用外，在社会上，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在国子学中，蒙古色目人和汉人，所享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试法最宽，及格的授六品官。色目人试法稍密，及格的授七品官。汉人则考试全用科场之法，而不过授从七品官。诸路各设教授一人、学正一人、学录一人；府及上中州，都设教授一人；下州设学正一人。县设教谕一人。从南宋以后，私人所设的书院，颇为发达。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诏诸路州县都立学外，又命儒先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瞻学者，并许立为书院。书院中掌教的谓之山长。诸路亦有蒙古字学，以教民间子弟。回回学之外，又有阴阳学和医学，各行省所在地，都设一儒学提举司，以统诸路府州县的学校。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蒙古提举学校宫。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又有官医提举司总之。元朝对于学校，是颇为注重的，其制度也颇为完备。这种制度，在元朝，固然未必有多大的效果。然而实在开明清两代学校制度的先声。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二节。

    其科举之制，则始于仁宗延祐二年。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蒙古人由科目出身的，授从六品官；色目人和汉人，递降一级。这是仁宗时的制度。顺帝废而再复，小有改变。每试三场：第一场，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蒙古、色目人无。汉人、南人，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应汉人、南人科目中选的，注授各加一等。这是仁宗时的制度。顺帝废而再复，小有改变。也有乡会试及御试。

    元朝的用人，是极为驳杂的。他不问哪一种人，只要有才具的就用。所以蒙古人和汉人、南人之外，色目人也蔚然成一阶级（当时回回人被用的最多。欧洲人被用的，当亦不少。马哥博罗等，不过是其中最著的），颇有立贤无方之风。这是由于蒙古人所征服的地方大，所接触的异族多，所以能够如此。但是入仕之途太广了，于铨政上，却也颇有妨碍。所以《元史·选举志》，说他“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吏道杂而多端”，“纵情破律，以公济私”，“文繁吏敝”。大概当时最坏的，是所谓宿卫勋臣之家，和任职于宣徽中政各院的人，出身太优。至于工匠和书吏，原未尝不可任用，然当时所以任用之者，恐也未必十分得当。又诸王公主的“投下”，只要得了主人的保任，也都可以入官，这就真是弊制了。总而言之，“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法”十个字，是他根本上的毛病。有了这十个字，就无论怎样，选政也弄不好了。

    第三节 兵制

    宋朝的兵制，已略见上篇第四章第二节。宋朝的兵，共分四种，便是：

    [一]禁兵。

    [二]厢兵。

    [三]乡兵。

    [四]蕃兵。

    乡兵、蕃兵，不是到处都有的。厢兵亦“罕教阅，给役而已”。所以可称为兵的，只有禁兵。但是禁兵到后来，“数日增而其不可一战也亦愈甚”，其弊已如前述。王安石起，欲以民兵代募兵。其初既厉行裁兵；后来募兵阙额，就收其费，以供民军教阅之用；所以民兵盛而募兵衰。保甲法行于熙宁三年，其后命诸保丁习武，而上番于巡检兵。六年，行之于永兴、秦凤、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元丰二年，立府界集教法，先教保长以武艺，再教他去转教保丁，谓之团教法。行之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以民兵代募兵，是件极重大的事情。熙宁元丰所行，原不敢说他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据章惇说：当时赏赐，都取封桩或禁军阙额的钱，不曾费部一文。阅艺分的为八等，劝奖极优。所以仕宦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引对的时候，所骑的都是良马；而且鞍鞯华楚。马上的事艺，往往胜于诸军。章惇的话，容或有偏袒于一方面之处。然而当时的教阅民兵，不曾多费掉钱，而且不是毫无效果，却是可以断言的。元祐复古，又把民兵校阅和保甲废掉，于是民兵亦衰。当熙宁置将的时候，禁军之数，共有五十九万。《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四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丰以后，固然递有减省。蔡京秉政，又利用诸军阙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童贯带兵，打了败仗，都讳不肯言，只说是军士逃窜。于是并仅存的将兵而亦寥寥无几了。所以金兵一入，简直丝毫不能抵御。

    宋朝的兵制，也是取中央集权制度的。当时可称为兵的，既然只有禁军；而全国的禁军，又都隶属于殿前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谓之三衙，所以事权能够统一。南渡以后，立御前五军的名目：以杨沂中所带的为中军，张俊所带为前军，韩世忠所带为后军，岳飞所带为左军，刘光世所带为右军。刘光世的兵叛降齐后，以四川吴玠的兵升补。当时除杨沂中的兵常居中宿卫，四川因路途太远，本不想中央集权外，韩、岳、张的兵，号为三宣抚司者，最为统一之梗。三人兵柄既解，才改其名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凡御前军，都是直隶朝廷的，不归三司节制。于是在事实上，御前军又变成前此的禁军，禁军又变成前此的厢军了。韩、岳、张、吴四人的兵，也谓之四大屯兵，其数共三十万。南渡以后的财政，颇为所困。

    契丹的兵，共有五种，便是：

    [一]御帐亲军。太祖征伐四方时，皇后述律氏居守。选四方的精锐，置属珊军二十万。太宗又置皮室军三十万。以后每帝皆有宫卫，所以御帐亲军，无须增置。

    [二]宫卫军。见第一节。

    [二]大首领部族军。亲王大臣的私甲。

    [四]部族军。

    [五]五京乡丁。

    [六]属国军。

    乡丁是辽国的耕稼之民，战斗时不靠他做主力。属国是不直接属辽治理的，有事时虽可遣使征兵，而助兵多少，各从其便，也不能靠他做正式的军队。然则辽国正式的军队，就只有部族军。御帐亲军和宫卫军，是部族军属于君主的。大首领部族军，是部族军属于亲王大臣的。其所属不同，而其实际，则和普通的部族军无以异。所以《辽史》说：“各安旧风，狃习劳事……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女真初起时，部落极为寡弱。其时诸部之民，壮者皆兵。部长谓之孛堇。有警，则下令于本部，及诸部的孛堇征兵。诸部的孛堇，当战时，兵少的称为谋克，兵多的称为猛安。猛安谋克的兵，初无定数。太祖二年，始定以三百人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金初兵数甚少，太祖起兵后，诸部来归的，皆授以猛安谋克，即辽汉之民亦然。其意盖欲多得他部族的人，以为助力。此为金兵制的一变。熙宗以后，罢汉人、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专以兵柄归其本族。此为金兵制的又一变。

    移剌窝斡叛后，把契丹的猛安谋克废掉，将其人分属于女真的猛安谋克。海陵迁都，把许多猛安谋克，都迁徙到中都和山东河间。这一班人，就不能勤事生产，而从前尚武的风气，又日以消亡。己见第二章第四节。宣宗南迁以后，尽把这一班人，驱之渡河。括了河南的民田，给他们耕种。而且把他们的家属，都安放在京城里。几年之后，到底养不活他们，只得又放他们去。以致军心愈乱，士气更为颓丧。而他们得到田的，也都不能种，白白的荒废了民业。金朝兵力的强，也见第二章第四节。但是南迁之后，不过几十年，就大变了面目。贞祐三年，刘炳上书说：“往岁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临陈。陈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这种情形，竟和宋朝南渡时候无异。又《侯挚传》，上章言九事，说：“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则这种腐败情形，竟就是当初极精强的猛安谋克。至于签汉人为兵，则刘祁说：金之兵制，最坏的就在乎此。他说：“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女真兵既不可用；要借助于汉人，又是如此。金朝的天下，就终不能维持了。

    元朝的兵制，最初只有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蒙古军是本部族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人。入中原以后，发民为兵，是为汉军。平宋之后，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其辽东的钆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则都只守卫本地，不调至他方。《元史》说：“盖乡兵也。”其成兵之法：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这是行举国皆兵之制，人民服兵役的年限极长。其平中原后的用汉军，则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的为“独军户”。合二三户而出一人，则以一户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常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其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谓之“余丁军”。都是一时之制。当时又取匠为兵，曰“匠军”。取诸侯将校的子弟充军，谓之“质子军”——蒙语曰“秃鲁华军”。天下既定，就把曾经当过兵的人，另定兵籍。凡在籍的人，服兵役的义务，都有一定的规定。贫不能服兵役的，把几户并做一户，谓之“合并”。极穷的，老而无子的，除其籍。“绝户”另用百姓补足。其募兵，则谓之答剌罕军。又有以技名的，则为炮军、弩军、水手军。元朝的兵籍，是不许汉人看的。就枢密院中，也只有一两个长官，晓得实数。所以元朝的兵数，无人晓得。

    其带兵的官，初时是“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的为万户，千夫的为千户，百夫的为百户。宿卫之士曰“怯薛歹”，以四怯薛领之。都是功臣的子孙，世袭。世祖定官制，于中央设前后左右中五卫，各置亲军都指挥使，以总宿卫。但累朝仍各有怯薛。以致到后来，怯薛之数滋多，赏赐钞币，动以亿万计，颇为财政之累。五卫是仿汉制，设之以备官。四怯薛则系蒙古旧制。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皆总之于枢密院。有征伐则设行枢密院，事已则废。

    元朝镇戍之制，与当时的政治颇有关系。《元史》说：

    世祖混一海宇，始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与二三大臣所谋也。李毡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三百户亦然。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令军民各异所属如初。

    国制，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

    据此看来，可见得元朝的治中国，全是一种用兵力高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元史》说：“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

    第四节 刑制

    宋朝的制度，是一切因唐之旧；至于事实不适，则随时改变。但是新的虽然添出来，旧的在名义上仍没有废掉。始终没统观全局，定出一种条理系统的法子来。官制是如此，法律也是如此。

    唐朝的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宋朝也一切沿用。其有不合的，则随时加以“损益”。但是总有新发生的事情，非损益旧律所能有济的。则又别承认一种“敕”和“所沿用的唐朝的律令格式”，有同一的效力——“敕”和“律令格式”冲突的地方，自然要舍“律令格式”而从“敕”。其实就是以“命令”或“单行法”，“补充”或者“更改”旧时的法律。而所谓“敕”者，亦时时加以编纂，谓之“编敕”。又有一司的敕，一路的敕，一州一县的敕，则是但行于一地方的。到神宗时就径“改其目”曰敕令格式。当时神宗所下的界说，是：

    禁于未然之谓敕；

    禁于已然之谓令；

    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

    使彼效之之谓式。

    自此以后，迄于南宋，都遵行这一种制度。南宋以后的敕令格式，绍兴、乾道、淳熙、庆元、淳祐，共改定过五次。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时有损益，不可胜记。宋朝的法律，似乎太偏于软性些。

    契丹的法律，是定于兴宗时候的，谓之《新定条制》。《辽史》说：系“纂录太祖以来法令，参以古制”而成。刑有杖、徒、流、死四种。按《辽史》：“太祖神册六年，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治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圣宗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则兴宗的新定条制，仍是汉人和契丹诸夷异治的（《辽史》又说：圣宗时，“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等科之。”则其中又有不平等的地方）。到道宗清宁六年，才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渐有向于平等的趋势。契丹的用法，本来是失之于严的。至圣宗时，才渐趋于宽平。但是到天祚时，仍有“投崖”、“炮掷”、“钉割”、“脔杀”、“分尸五京”、“取心以献”等种种非刑。这是由于契丹文化太浅之故。所以《辽史》说：“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

    女真的旧俗，是“刑赎并行”。《金史》说：“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赏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时，才“稍用辽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以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海陵时，屡次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世宗吋，诏重定之，名《大定重修制条》。章宗时，又照唐律的样子，重修律令格式；并于律后“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金朝的法律，似乎比辽朝进步些，但是他的用刑，也是伤于严酷的。而动以鞭挞施之于士大夫，尤其是一个缺点。《金史》说：“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有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可见用刑宽平和养人廉耻的观念，不是浅演的民族所能有的。

    元朝的情形，则又是一种。他的用刑，是颇伤于宽纵的。而其所以伤于宽纵，则大抵因政治废弛之故。案《元史》说：“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这所谓严刻，也不尽是金律害他的。只要看乃蛮皇后的旨意，奥鲁剌合蛮所出的主意，令史不肯宣传的断其舌，不肯书写的断其手，就可知道蒙古人的用刑，是怎样的了。“世祖时始定新律……号曰《至元新律》。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取前书而加损益焉……号曰《大元通制》。共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亦用笞、杖、徒、流、死五刑，而笞、杖皆减十为七。《元史》说：“……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例，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纵囚，以售其奸宄……识者病之。”可见得元朝用刑的宽纵，全是政治废弛的结果。至于“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则大约是受喇嘛教的感化和纵囚祈福同一心理。这种煦煦为仁的好处，实在敌不过“令西僧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的坏处。要知刑罚是贵于“平”，固不应当“严酷”，亦不当一味“宽纵”的。又元朝因笃信宗教之故，当时的宗教徒，在法律上，也颇享些特权。看《元史·刑法志》所载下列两条可知。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合问。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至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

    又

    诸蒙古人因争及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这种不平等，则异族入据中国时代，怕都有之，不单是元朝了。

    第五节 租税制度（上）

    唐中叶以后的税法，和唐中叶以前，也起了一个大变迁。便是：唐中叶以前的税法，都是以丁税和田税为正宗；虽或注重杂税，不过是暂时之事。如汉武帝时代。平时国家固然也有杂税的收入，不过看作财源上的补助；国家正当的经费，并不靠此（汉人说县官只当衣食租税，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所以隋文帝能把一切杂税，全行免除，参看第二篇下第一章第一节——到唐中叶以后，其趋势却大异乎是；至北宋而新形势遂成。

    这个由于：

    [一]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大坏。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五节。又藩镇擅土，国家收入不足，不得不新辟租税之途。

    [二]因藩镇擅土，竞事搜括，其结果就添出许多新税来。

    税目太简单，本是不合理的；专注意于贫富同样负担的丁税和偏重农人的田税，更为不合理。能注重于此外的税目，诚然是进步的事。所可惜的，是当时所取的税目，未必尽良；征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罢了。现在且仍从田税、丁税说起。

    宋朝的田税和丁税，还是用唐朝两税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赋，也唤做租；[二]私田之赋，对于租而谓之税；[三]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杂变之赋，是唐以来于田赋外增取他物，后来又把他折做赋税，所以又谓之“沿纳”。所赋之物，分为谷，以石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丝线和棉，都以两为单位。金钱，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缗为单位。物产，藁秸、薪蒸，以围为单位。其它各物，各用他向来沿用的单位。四类。征收之期，则“夏税”从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这其中所当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谓两税，已经把“租庸调三者所取之额”，包括在里头了。却是从唐中叶以后到宋，都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再取“庸”。而又有所谓“杂变之赋”，则又是出于“包括租庸调三者之额的两税”之外的。所以这时候的税，实在远较唐初为重。

    然而苦累百姓的，倒还不在税额的重轻上，而在其征收的方法上。征收的方法，第一足以累民的，便是“支移”和“折变”。“支移”是百姓的输纳租税，本来有一定的地方的。却因他输纳的地方，官家未必要这样东西用；所不输纳的地方，却要用这样东西。于是叫百姓移此输彼。折变是百姓的纳税，应当纳什么物品，也有一定的。却是所输纳的物品，官家未必需用，所不输纳的，却反要用。于是临时改变他所输纳的东西。“支移”看“户等”的高下以定道里之远近。不愿支移的，便要另缴“道里脚价钱”。这简直是于纳税之外，又另课之以“运送的义务”。“折变”却说所取的物品，虽然改变，其“价格”要和原取之物相当的。其算法，是用征收的一个月中的“中价”计算。然而“支移”往往不能按“户等”的高下，叫富的人输送到远处，穷的人输送在近处；而且“脚钱”就是道里脚价钱。本是所以代支移的，到后来往往支移之处，还要出脚钱。“折变”则计算价格，未必能公平。又往往只顾公家阙乏了什么东西，便叫百姓改输，却不管百姓有这东西没有。又往往折了又折，几个转身以后，价格便大相悬殊。譬如西川起初，绢一匹=钱三百，草一围=钱二；于是输绢一疋的，叫他折输草一百五十围。到后来，却把草一围，估作钱一百五十文，再叫他改输钱。于是三百文的税，倒纳到二万二千五百文了。

    其害人最甚的，尤莫如南宋的公田。原来宋朝从南渡之后，权要之家，占田甚多。其有籍没的，都募民耕种，即以“私租”之额为“官税”之额。然而私租之额，还有时而可以少纳，官税则不能了；而且还不免有额外的侵渔。韩侂胄死后，籍没他的田，合着其余籍没的田，置了一个“安边所”。收田租以供给外交上的费用。开衅以后，就用他去补助军费。末年钞价大跌，又有人替贾似道划策，说莫如多买公田；公田所收的租很多，得了这一大宗入款，就可拿来维持钞价了。贾似道听了他的话，就去用贱价勒买，有价值千缗，而只给四十缗的；又要搭发“度牒”、“告身”。官吏争以多买为功，买来的不都是腴田，却硬押承种的人，也要出腴田的租额。浙西六郡的人，因此破产的不少。

    辽朝的制度，因史文简略，无从详知。但知其田有“沿边屯田”、“在官闲田”和“私田”的区别。种屯田的，“力耕公田，不输赋税”。颇近乎古代的井田制度。“治在官闲田和种私田的，则都要“计亩出粟”。头下军州，唯酒税赴上京缴纳；市井之赋，均归头下。

    金则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但知其大率分田为九等。税则“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五升。又纳“秸一束”，计重十五斤。夏税从六月起，到八月止。秋税从十月起，到十二月止。也是用唐朝两税的法子。其猛安谋克户所输，谓之“牛具税”，亦名“牛头税”。“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

    元朝则取于内地的，分丁税和地税，系仿唐朝的租庸调法。但两者不并纳。地税少而丁税多的，就纳丁税。丁税少而地税多的，就纳地税。而其取之，又有全科户，减半科户，协济户等等的区别。又有一种新收交参户，则第一年至第五年，减收其数，第六年才入丁税。收于江南的，分夏税和秋税，仿唐朝的两税法。官田不纳夏税。

    役法的源起和其扰民，已见上篇第四章第二节。司马光复差役之后，就旧党亦不以为然。于是诸役中的衙前，仍用坊场河渡钱招募，要不够才许签差。寻又变为招募。绍兴以后，讲究“推割”“推排”之法。推割者，田产傥有典卖，税赋和物力，一并“推割”。“推排”则三岁一行，查考各户的资产有无变更。这种办法，原想查明各户资产的多少，以定其户等的高下；按着户等的高下，以定其应役的重轻；是求公平的意思。但是这种办法，手续是很烦难的；而经手的吏，又要视贿赂的多寡，以为物力的低昂。纳赂多的，就说他资产少。所以仍没有良好的结果。公元1169年，孝宗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行义役。其法：由公众共出钱谷，以助输充的役产。此后各处仿行。凡行义役的地方，役法就没有什么扰害。这是因[一]役户既无破产之苦，[二]官吏又不能借升降物力，以肆扰害。[三]把一处地方应役的费，均摊在众人头上，既由人民自办，自然易得公平之故。可见人民自治的力量强，什么恶政治，都可设法防止的。

    辽朝的役法无可考。《马人望传》说：当时人所最苦的，是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至于破产不能给，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时以为便”。则亦是行差役的。金朝则分有物力的为“课役户”，无物力的为“不课役户”。京府州县郭下，都置“坊正”。村社则随户口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又置“主首”，以佐里正督察非违。置“壮丁”，以佐里正巡警盗贼。猛安谋克户，五十家以上，置“寨使”一人，掌同里正。坊正里正，都出钱雇募。其钱数，则以该地课役户所出物力钱总额十分之三为准。此外如要签差，则先及富人。富力相等，则先及丁多之家。其役非一家之力所能任，而事之性质，又不可分的，则取以次的户协助他。

    物力钱，也是计算人民的“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藏镪”等等，以定其数的。金朝的征收物力钱，很为严酷，上自公卿，下至庶民，无一得免；甚至出使外国回来，说他受了“馈遗”，就要多征他的物力钱。其查察物力的法子，最初系“三年一籍”，后来变做“通检”，最后又变做“推排”。通检、推排，也是很骚扰的。

    元朝科差的名目有两种：一种唤做“丝料”，一种唤做“包银”。丝料之法：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官，谓之“二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本位”，谓之“五户丝”。这是诸王、后妃、公主、功臣收的，但不得私证，仍由地方有司代行征收给与。包银之法：汉人每户出银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但其取之，亦因户而不同。此外又有“俸钞”。“全科户”输一两，“减半科户”输五钱。于是以合科之数，作“大门摊”，分为三限输纳。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

    此外“摊丝户”，每户科摊丝四斤。“储也速儿所管纳丝户”，每户科细丝四斤。“复业户”，“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与旧户同。

    总而言之，从租庸调变做两税之后，又于其外别取庸调一类的税，实在是叠床架屋的事。

    第六节 租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其余的租税，共有两种：[一]是官卖的东西，[二]是各种杂税。

    官卖的东西，宋朝共有五种：便是盐、茶、酒、香、矾。

    盐的被认为一种税源，由来最早。《管子》上理论已经是很完备了。《海王篇》。汉武帝曾行专卖之法，已见第二篇上。从三国到南北朝，盐也大都有税。然而这时候，在财政上，还不占重要的位置。隋文帝既定天下，把盐税全行豁除。唐初还是如此；高宗时，才听右拾遗刘彤的话，重行“禁榷”。但是这时候的办法，又和前此不同。前此的官卖，是直接卖给吃盐的人。这时候，却专卖给大商人，听他去零卖，这便是所谓“通商法”。然而这时候，盐税还是粗略的。到肃宗时候，第五琦做了盐铁使，才大变盐法。其法：于产盐之地，设立“盐院”。籍民煮盐，谓之“亭户”。煮就之后，堆积在盐院里，卖与商人。后世的盐法，大都以此为本。盐价本十钱一斗，第五琦骤加了一百文；德宗时，陈少游为盐铁使，又加了二百文，共卖三百十文一斗。第五琦去后，刘晏代之。初年盐税的收入，四十万缗；末午加到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顺宗时，李巽做盐铁使，初年也收六百余万，末年又加到三倍。宋朝的盐，依出产的区域，分为“海盐”、“解盐”、解州、安邑两盐池。“井盐”四川。三种。海盐、解盐，都由官卖（制海盐之民曰“亭户”，亦称“灶户”。制解盐之民曰“畦夫”）。四川井盐：大者曰“盐”，小者曰“井”。盐由官掌。井则听凭人民制造贩卖，只要纳税而已。亦行禁榷之法，又和“入中”“刍栗”有关。

    茶税，也是起于唐德宗时候的。当时不过就栽制的人，课之以税。文宗时，宰相王涯，改变茶法，才禁民栽制；把所有茶树，通统移植“官场”。官自焙制，卖与商人。就和第五琦的盐法一样。宋时，植茶之处，谓之“山场”；采茶之民，谓之“园户”。园户除岁纳若干的茶作为租税外，其余的茶一概由官收买。买茶的钱，是预给的，谓之“本钱”。但是往往不能依时发给。在江陵、如今湖北的江陵县。真州、如今江苏的仪征县。海州、如今江苏的东海县。汉阳军、如今安徽的无为县。蕲州的蕲口如今湖北的蕲春县。设立榷货务六处，官收下来的茶，或送到榷货务，或就本场发卖。

    “酒税”也起于唐德宗时候。五代时，相沿未废。宋时，州城内皆官置“务”自酿，其县镇乡间，则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其法：愿酿酒的人，官须查察其资产，长吏和大姓，共同作保。岁课不及额，保人须负赔偿的责任。当招商承办的时候，傥有两人以上，同时愿办，自然先尽认课多的。因而每当承办的人换易的时候，可以招徕商人，令其出价竞争。这个谓之“扑买”。其初承酿的，都是有资产的人。国家看了这一笔收入，也不甚认真，不过拿来补助补助地方上的经费。南宋以后，财政竭蹶了，酒税的进款，各路也就看作认真的收入，州县不得不解上去。而这时候，承办的人，又往往纳不及额，就有酒已不酿，而向来所收的岁课，仍责州县收解之例。其结果，就至摊在众人头上去，变做一种赋税。参看《文献通考》卷十七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曲”亦归官专卖，其初唯三京有之。天圣以后，北京亦然。官卖曲亦有一定的界限，不得阑出界外。南渡以后，赵开又立一种“隔槽”之法。官设了场，并豫备了酿酒的器具；人民要酿酒的，都叫他自备了米，到官场上来酿，而官收其税。每米一斛，收钱三千。当时收数大增。但是到后来，就有酿不足额，而强迫酿酒之家，叫他缴“一定的额的钱”的弊病。譬如向来酿米一斛的，现在就只酿半斛，也要缴足三千钱的税。

    矾的官卖，也是起于五代时候，而宋朝因之。管理鬻矾的机关，亦谓之务。有“镬户”，制造入官。亦有时“募民粥”，又有时候用作入中的预备。“香”则南渡后才官卖。其制，《宋史》不详。又由市舶运来的东西，属于“香药”、“宝货”两种的，必须要卖给官，由官再出卖。天圣以后，常用他偿给入边刍粟的人。南渡以后，又时时用他称提钞价。参看第七节。

    “入中”是商人输钱于京师榷货务，官给以券，到一定的地方，去取一定的官卖品。“入刍粟”，则商人纳刍粟于边郡，边郡给之以券，或到京师和其它积钱的地方去取钱，或偿之以官卖品。宋初，大抵以解盐为陕西之备；东北的海盐，为河东之备；东南的海盐，为河北之备。雍熙太宗年号，公元984年至公元987年。以后，茶亦为边籴所资。真宗时，又益之以香药犀齿。这种办法，是为由财利于中央及减免运输的烦劳起见，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政策。然而官吏和商人，往往表里为奸，就生出许多弊病来。

    真宗末年，以缗钱和茶和香药犀齿，偿给入刍粟于西北边的人，谓之“三说”。于是西北边郡，专想招徕刍粟，这句话还是假的，其中一定还有别种弊病。不惜将刍粟的价格抬高，谓之“虚估”。国家偿给入刍粟的人的东西，就都变成贱卖了。据后来所计算，西北边得了价值五十万缗的刍粟，国家却费掉价值三百十余万缗的茶。又边郡收了刍粟，只顾发券，不管国家现存的货物，共有若干。以致持了券，兑不到物品，券价大跌。入刍粟的，本是沿边的土人，得了券，并不自己去取物，都是卖给商人和京师的“交引铺”的。商人和交引铺，都要抑制他的价钱，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券价一跌，更其反要折本。自然无人来入刍粟。于是国家虚费了许多官卖品，而边郡的刍粟，仍不充实。仁宗时，李谘乃议改茶法，行“贴射法”。宋初官卖的茶，本是除掉“本钱”，再加上利息，卖给商人的。譬如罗原县的茶，每斤官给园户本钱二十五文，卖给商人的价，是五十六文，则三十一文就是息。这时候，就不给本钱，令商人和园户，直接卖买。但园户仍须把茶运到官场，商人就官场买之。国家但收向来所取的“息”。

    譬如商人到罗源去买茶一斤，就得输息钱三十一文给国家。至于入刍粟于边郡的人，给券到京，一切都偿以见钱，谓之“见钱法”。这种办法的主意，在于国家“卖茶”和“买刍粟”，都以钱为价格的标准，不以茶与刍粟，做那“物物交易”的卖买。到后来，法又不行了。而且加之以盐，谓之“四说”。于是薛向出来，把入边刍粟废掉。边郡所需的刍粟，一概从京师运钱去和籴。这么一来，茶就和边无关，而通商之议起。公元1059年，仁宗嘉祐四年，把向来息钱的半额，均摊在茶户身上，谓之“租钱”。茶户输租之后，听其自由卖买，惟建州腊茶，仍行禁榷。此为“嘉祐通商法”。历神宗、哲宗两朝，无甚改革。徽宗时，蔡京才重行禁榷。其法：产茶州军的人民，许其赴场输息，给与“短引”，在旁近州郡卖茶。其余的，悉令商人到榷货务纳金、银，缙钱；或沿边州军入刍粟。榷货务给之以“钞”，商人持着这“钞”，到茶场上去取茶。茶场发茶的时候，另给一张“长引”，长引上载明商人“所指的州军”。就是商人所要到的州军。商人拿着这张“长引”，就可以一直到“所要去的州军”去。既到之后，再完纳一次商税。这是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的办法。公元1105年，又罢各茶场，令商人就京师或所在州县请给“长引”或“短引”，拿着“引”，自己向园户去买茶。南渡后，赵开总领蜀中财赋，所行的，也是这种法子。不过特立“合同场”，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罢了。这种法子，平心而论，自尚可行。不过蔡京的意思，在于聚敛，务以多收为功。茶税既重，而又废掉茶场，无以稽察商人和园户的卖买，私茶自然蜂起。却又峻刑法以治之，所以害人。

    解池的“盐钞法”，亦为蔡京所变乱。先是“盐钞法”之行：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沿边州郡。入边刍粟的，得了券，或到京师取钱，或到解池取盐。当时愿得解盐的甚多。蔡京要行聚敛之策，就把解池盐钞，改在京师发卖。却又才发钞，就换钞；既换钞，又立个名目，叫人贴输钱。一共要出三次钱，才拿得到盐。有出了一次两次，以后出不起的，就把他所输的钱，全行干没。数十万金的券，倾刻都成废纸。做这卖买的人，有“朝为豪商，夕同流丐”，赴水投缳而死的。这简直是抢劫了。南渡以后，赵开所行的盐法，是和他所行的茶法一样的，而稽察得更为严密。

    又有所谓“和籴”及“和买”。“和籴”是[一]什么地方丰收了，便派人去增价籴谷；[二]或者什么地方要米谷，而转运为难，便派人去设法收买。这种办法，其初大概是注重于边郡的，到后来才推广到内地。“和买”则所买的是布帛。亦有预先给钱，随后输帛的，则谓之“预买”。“和籴”也有预给钱的，便是陕西所谓“青苗钱”。但是天圣以后，罢不复给。本是同百姓做卖买的事，并不是收税。然而到后来：便有[一]强买，[二]仰价，[三]不即给价，[四]给价不足，[五]但给“官告”、“度牒”等不值钱不能流通之物，[六]和籴则每石取“耗”，[七]预买则按户硬配，[八]或外加名目收钱，[九]或预买的帛，令折输钱，[十]或预付的钱，重取其息等等弊病，已不啻加重人民的负担。到南渡以后，就一概变为“折帛钱”，变成一种赋税了。

    商税起于唐朝的藩镇。五代时，更为繁琐。宋朝虽尽力蠲除，毕竟不能废掉。其法：凡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的专官措置，小的就委“令”、“佐”兼理。税额分为“住税”、“过税”两种：住税取千分之三十，过税取千分之二十。所税的东西，随地不一。见于宋史的：有“耕牛”、“鱼鸡”、“果蔬”、“竹木”、“柴炭”、“力胜钱”、载米商船所出；“典卖牛畜舟车”、“衣屦”、“布絮”、“谷粟”、“油面”等等。这种税，一望而知其为苛税。南渡以后，更其苛细，而且有时候，竟是讹诈的行为。譬如[一]琐细的贸易，亦指为漏税。[二]空舟则说他是载货的舟。[三]食米指为酒米，衣服指为布帛等等，甚至行李亦指为货物；再甚就空身也要勒索。绕路避他，就更要拦截讹诈。

    对外贸易，则北宋时的对辽、夏，南宋时的对金，都有互市。官设榷场而征其税，有时官亦“辇物与易”。王韶经略熙河时所设的市易司，则由官给本钱，纯粹为一种官营的业务。

    而其和国用关系较大的，倒还要推海路的贸易。太祖开宝四年，于广州置市舶司，后来又于杭、明州置司。元祐时，又置于泉州和密州的板桥。其法：海船载货来的，先十税其一。而香药和宝货两种货物，则必须卖给官，由官再发卖。其出海的商人，则雍熙中曾诏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

    此外又有合了许多零碎的收入，以成一笔进款的，便是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等。“经制钱”起于徽宗宣和末，陈遘经制七路财赋，收“印契”、“鬻糟”之类的钱，一共七种，以成功一种税入，因称为经制钱。“总制钱”则高宗在扬州时，四方贡赋不入，乃收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两广八路的税（如增加酒价和卖糟的钱，典卖田宅的税和牙税等），领以宪臣，收以通判。因绍兴五年，命参政孟庾提领措置，以总制司为名，就称这一笔钱为总制钱。“月桩钱”则绍兴二年，韩世忠驻扎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而漕臣再摊派之于州县。所取的，也大概是这种不正当的收入。“板帐钱”，亦起于南渡以后，其不正当更甚。《宋史》说：“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靡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人，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大概这种苛税之兴，都是起于唐中叶以后，历五代而愈甚。宋朝虽说蠲除烦苛，毕竟没有蠲除得尽；而到后来，财政的困难，却和唐五代时相等。自然驾轻就熟，种种的苛税，同时并作了。所以我说唐代的藩镇擅土，实在叫中国的税法，起一个大变迁。

    金朝官卖的东西有：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盐十种，而以盐为首。其法：亦由官卖之于商人，而给以“钞”、“引”，行盐各有界域。征商之制，亦有关税和商税。金朝的税法，大概是因仍于宋的。无甚特创的制度。

    元朝的盐，以四百斤为一引，行盐亦各有郡邑。有由商卖的，亦有由官设盐铺的。大概是交通不便的地方，商人莫肯前往。又有验户口多少，输纳课钞的。这种法子，也起于五代时候。其初是官把盐按户勒销，到后来，则并不卖盐，而这一笔钱仍旧要出，就变做一种赋税。再到后来，则出了这一笔赋税，而官仍旧要禁榷盐。则谓之“食盐地方”。对于食盐地方，则官卖盐之处，谓之“行盐地方”。茶亦有引，长引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后来除长引，专用短引。卖零茶的，则给以“茶由”。每由自三斤至三十斤，分为十等。于出茶地方，设立提举司七处。又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酒曲和醋，亦都由官卖。

    商税的制度，其详不可考见。据《元史》说：逮至天历之际，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额，不啻十倍云。则其收数甚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钞价下落物价腾贵的关系，须要除去计算。对于海外的贸易，则元朝较宋朝，更为注意。市舶司共有七所，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但亦时有罢复。世祖初定江南时，沿海地方，到外洋去贸易的，其货都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所到的地方，所买得的货物，都要由市舶司查验的。至元二十年，始定抽分之法。明年，卢世荣变法，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之人得其三；而禁止人民到外国去卖买。世荣死后，这种法子，亦就废掉。

    第七节 钞法

    宋、金、元、明四朝，还有一件事情，和民生大有关系的，便是钞法。

    中国的币制，在古代，本是“金铜并用”的。而金为“秤量制”，铜为“铸造制”，已见第一篇第九章第二节。这种制度，到汉朝还没有改。但是魏晋以后，黄金便大少了。金之所以少，前人都说由于写经造像的消耗（别种奢侈的用途，黄金总还在的。只有写经造像，却一消耗，就不能回复）。但是魏晋以后，贫富渐均参看第二篇上第六章，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五节。金以散而见其少，也是一个原因。

    古代的币价，对于物价，是很贵的。据李悝所推算，当时平民一家，终岁之用，不过一千五百个钱（其实这个还不过用钱币推算价格，未必所用的东西，一一都要用钱去买），如何用得到黄金？所以古代货币，虽说金铜并用，以我们所推想，可以晓得黄金并不在多数人手里流转。

    然则当时的大宗贸易，是怎样的呢？难道一一辇着现钱去做卖买么？这也不然。大宗卖买，总有抵消推画……法子。所以《周礼》上头，就有“质剂”。《周礼》固然是伪书，也多用于古书为据，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就算他凭空造出来，也一定是按着汉代社会情形造的。那么，《周礼》上有质剂，就足以证明汉代社会，券据等类业已通行很广。况且当时代钱用的东西多着呢——其最普通的就是帛。

    但是这种办法，一定有许多单位不同的东西（如金、银、布、帛等），在社会上同时并行，当作货币用。于计算上也很为不便。倘使有一种东西，能专代表钱币的价格，他本身不另有价格。而又有“轻剂”之便，一定是众人所欢迎的。职是故，纸币就自然发生出来。

    还有一件，中国历代的币制，是紊乱时多，整理时少。从汉到宋，只有汉朝的五铢钱，唐朝的开元钱，是受人欢迎的。此外就都是迫于无法，只得拿来使用。这两种钱，在社会上通行的时代，实在很短。就是这两种钱通行的时候，也还有别种恶钱，夹杂在里头。历代钱法，因限于篇幅，未能历举。简单些，可把《汉书》、《隋书》、《唐书》的《食货志》，看一遍做参考。所以我们可以推想从汉到宋，社会上用钱的人，实在困苦万状。到五代，就更倒行逆施，有一两国，竟用起铁钱来。这是同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一样的见解，想借此防止钱币流出于国外之故。宋朝不能厘革，于一定的区域中，仍旧听铁钱行使。其中四川，交通既不方便。初平的时候，除江南、四川外，又都不准行用铁钱。所有的铁钱，就都一拥而入（江南后来却不行了）。而四川，以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使用这种最笨重的货币，于是数百年来扰乱中国经济界的钞法，就以此为发源地了。

    宋朝的行用纸币，起于真宗时候。先时蜀人患铁钱太重，自行发行一种纸币，谓之“交子”。每一交计钱一缗，三年而一换，谓之一界。就是每三年，将旧的尽行收回，另发新的一次。以富民十六户主之。后来富民穷了，渐渐的付不出钱来，以致时有争讼。转运使薛田，乃请于益州设立交子务，而禁其私造。于是民间自行发行的纸币，就变做官发的了。熙宁时，曾以此法推行于河东、陕西，旋即停罢。蔡京当国，才推广其行用的区域，又改其名为“钱引”。当时除闽、浙、湖、广外，全国通行。然滥造滥发，并没兑现的豫备，以致一缗只值钱十余文。纸币行用了不曾满一百年，已经撞下这么一场大祸来了。南渡以后，初时行用的，仍名交子。后来又有“会子”同“关子”，会子初仅行于两浙，后来亦行于两淮、湖北、京西。关子则系末年所造。亦系分界行使。但既不能兑现；而每界又不能按时收回，往往两界或两界以上同时行使，其价格也就不能维持。有时实在下落得无可如何，便用金、银、度牒、官告、香药等去收回，谓之“称提”。但亦总不能回复额面的价格。最新的一界，已不能维持额面的价格。再前两界的，其价格就更要低落。然而宋朝的纸币，总还算是好的。金朝就更不堪设想了。

    金朝的行钞，是海陵迁汴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所出的主意。印造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及十贯五种，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种，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纳旧易新”之限。其初信用很好，商贾有拿着钱去买钞的。章宗大定二十九年，罢“七年厘革之限”，从此出多入少，价格就渐渐的跌落。最可笑的，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要彻底明白，原不容易。然而“铜钱和纸币，以同样的效力行使，人家一定要把钱藏起来”，这种事实，也是显而易见的。乃金章宗全不明白，反发“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邪？”的疑问，于是立“人民藏钱”和“商旅赍现钱”的限制。其结果，藏的人还是藏，销为器物的还是销，运出境的还是运，市面上仍是钱荒。兵兴以后，财政困难，一味的藉造钞接济，钞价就一落千丈。承安二年溃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之名为贞祐宝券，不多时，就“千钱之券，仅直数钱”。四年八月，高琪说的。兴定元年，又改造一种贞祐通宝，以一贯当宝券千贯，四贯等于银一两。五年，又造兴定宝泉，一贯等于宝券四百贯，两贯等于银一两。元光二年，又立法，每银一两，价格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其跌落之快，也就可惊了。于是又立法：凡物价在银三两以下的，不准用银。三两以上的，须三分之一用银，三分之二用钞。然而仍旧是有名无实，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用银的始末，见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七节。

    元朝的钞法，又有一特别之点，便是他“不和铜钱相权，而和丝银相权”。因为这时候，社会上所存的钱，实在太少了。帛是社会上向来把他当货币用最广的。银则是新兴之物，最得大家信用的。这也是自然的趋势。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旋又造中统宝钞，分10、20、30、50、100、200、500、1000、2000九种。其价是：

    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两

    又以纹绫织为中统银货，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的价，等于白银一两，没有发行。至元十二年，又造厘钞三种，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消。

    中统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其价是：

    至元钞1贯=中统钞5贯=银两=金两

    我们可以晓得当时的金银比价，恰是十倍。中统钞行二十八年，价格跌为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其价是：

    至大银钞1两=至元钞5贯=银1两=金两。

    仁宗即位，因为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去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世盖常行焉”。

    元朝的钞，离开铜钱，而和实物相权，共有五十二年。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改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是为钞法的一变。这时候，是：

    中统钞1贯=至元钞2贯=钱1000文

    有了钱可以相权，钞价应当涨起。然而《元史》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遂十倍。”大约因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之故。又值海内大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连接……所在郡县，皆物贷相贸易。公私所积钞，人视之若弊楮。”元朝的钞法，就此无从收拾了。

    历代的币制，虽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铜钱，总不能像纸币那么快；货币价格的变动，就也不能像纸币时代那么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钞法，在正史的《食货志》上看来，也不过七八卷书；然而当时人民的财产，因此而受损失的，却不知凡几了。到了明朝，就成纸币的末运，而银两大行。这个留待下篇再讲。

    第八节 学术风俗

    从魏晋到唐，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已经说过了。到北宋时，而这种学问的反动力又起。

    魏晋时代的哲学，可称为“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这种学问，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就未免太偏于“出世”。到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了。这种思想，来源也颇远。唐朝时候，有一个韩愈，做了一篇《原道》，所说的，便是这种意思。但是韩愈这个人，学问太浅了，所以建设不出什么事业来。

    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对于一种学问的反动，也必已尽量吸收这种学问的长处。所以宋学的起源，还得借重于道家之学——就是中国最古的哲学，而为神仙家所窃取的。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

    以通行数百年，支配人心，极有力量的宋学，而其起源，反借重于一张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岂非奇谈？这张图，前人所辩争，是“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的一个问题。我如今发明变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窃取来的。这个问题，便没有辩争的必要了。

    陈抟之学，一传而为种放、穆修，再传而为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敦颐撰《太极图说》。图书之学，就如日中天。李之才传其学于邵雍，撰《皇极经世书》。这一派学问中术数一派，就发达到极点。周敦颐之学，由二程而远传于朱晦庵，这一种学问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阐无余了。

    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二]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朱熹的学问，总算是宋学的集大成。他既很讲究心性的精微，而于致用之学，以及孔门的经，也极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经极多。除《四书集注》外，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则蔡沈的《传》，是承朱子意思作的，于《礼》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虽没有书，然他所编的《纲目》，实在自以为继《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取魏晋到唐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儒学，革新儒家的面目。后一种，则系承佛老之学大盛之后，矫其过盛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上应有的思想。朱熹实在能够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学中，总可称为正统派。

    但他所讲的格物致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天下学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实在是空空洞洞，无从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

    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祧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之一掷。加以这时候，对外失败，更足以激起国民的愤慨。就有像胡安国《春秋传》一派的议论（主张尊王攘夷），颇养成国民“褊狭”和“虚骄”的观念。

    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之禁。

    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个远源。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总不免于偏胜。像宋学这种专讲究心性的，到后来自然就流于空疏。周密《癸辛杂识》上说：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可见空疏无具的风气，到南宋时已很盛了。

    宋学的行于北方，是元以后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赵复，后来极著名的是金履祥、许谦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个吴澄，是颇近于陆九渊一派的。

    还有一件事，当两宋时代，史学颇为发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虽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实不及此书之精），都是贯串古今的名著，为前此所未有的，这也是讲求经世之学的结果。

    文学上，则因讲求理学，尊重实用故，性质近于质实，而不主张华藻。所以散文较骈文为发达。欧阳、三苏、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这也是魏晋到唐的文学的一种反动力。参看第二篇下第三章第六节。因崇尚质实的趋势，而白话文大为发达。在学术一方面，则应用之于语录上，以求不失真意；在文学一方面，则用之于小说和戏曲上，为文学界开一新生面。

    北宋以后，印刷术的发达，是和中国学术的进步大有关系的。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备详。近人所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颇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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