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名声，烟土换了娱乐业

    杜月笙为黄金荣开渠扩源合开烟土行，这时的杜月笙有资金，聚拢了为自己死心卖命的四大金刚，又由于烟土行的生意先是收买了来上海查禁烟土的钦差张一鹏，又根据烟土生意的扩张拉拢了张啸林，通过张啸林结识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浙江督军卢永祥等。“三鑫烟土行”不仅为杜月笙提供了大量的金钱，更像“红线”一样，为杜和权贵穿针引线。

    ？交往名士是杜月笙不同于其他黑帮头头的一点，交往名士也让杜月笙与众不同。先是民国总统黎元洪秘书姚汉祥送对联，又是曾经跟过袁世凯的名士杨度做了自己的谋士，连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都是杜先生的座上客，还给杜月笙起了名字——杜镛，杜月生改成杜月笙。

    随着自己社会声望和地位的一步步提升，杜月笙对于自己的烟土行也觉得有点儿如芒在背的味道。倒不是杜月笙不喜欢烟土换成洋钱，但是以他杜月笙今日的名望去贩卖烟土，传出去总归是不雅；加之法租界当局对烟土流通查禁的越来越严厉，杜月笙更是想早一些在烟土之外寻找一个“高尚”点的财路，他看上了娱乐业。

    这里的娱乐业可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思，就现在的赌博业，或说博彩业更合适。

    所谓“十赌九输”，这输了的钱就全都流进了赌场的腰包里。但赌徒们仍然趋之若鹜，因为在他们中间永远流传着某某人一个赌局下来腰缠万贯的故事，而且，一旦赌瘾上身，那是剥皮抽筋也改不掉的。赌红了眼的赌徒，不把所有能押在牌桌或是轮盘上的东西都输光，是万难罢手的。杜月笙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烟土还有风险，开赌场只要找好人手，就可以高枕无优地净等着大把搂钱了。

    杜月笙当年曾替黄金荣照看过“公兴记”，长时间在赌台抱台脚，使得他对赌场上下内外的关节，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只是开赌场日进斗金，场面火爆，因而也就惹人眼目，许多麻烦不招自来。

    所以，虽然杜月笙一直盘算着有一间自己的赌场，但却迟迟没有行动。现在，杜月笙自感羽翼丰满，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于是毫不犹豫地投资干起了赌场。

    说干就干，杜月笙首先把赌场的地点定在了法租界西藏南路的金书里，然后给赌场起了一个张扬大胆的名字——“利生公司”。

    最后，杜月笙靠着多年来在法租界的关系，利生公司可以说事事顺利，没费什么力气就从法租界总监手里拿过了赌台的经营执照，择吉开张。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赌台要赚钱，都要凭借一干司赌人员手底下瞬息万变的功夫，再加上一批以色相取悦赌客的妙龄女郎。只要这些袒胸露背、大腿高翘的姑娘们能把赌客挽留在赌桌旁边，赌场里司赌就有本事把赌者鼓鼓囊囊的钱包掏得一干二净。

    因为赌场里的规矩是：所有职员一律没有现成的工钱可拿，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自己掌管和维持的那张赌台所能给赌场创造的利润——采金。所以，杜月笙不用给这些“职员”发一分一厘的工钱，他们就会百倍卖力地把赚来的钱送到杜月笙手里。

    司赌者手艺高超，女郎色相诱人，来这张台的赌客就多，赌客输给赌场的采金也就越大，赌场收得越多，司赌赚得也越多。因此杜月笙手下的职员们一个一个都干得格外卖力，杜月笙稳坐钓鱼台同样财源滚滚。

    有钱赚就有人眼红，杜月笙的利生公司开办不到一年，事业蒸蒸日上，馋坏了自己的师父黄金荣。

    黄金荣在法租界没有自己的赌台，所谓黄金荣的赌台其实是黄金荣以自己麦兰捕房华捕总头目的身分替人家看看场子等抱台脚的活儿。虽然如此，那收入却也十分可观。所以当年林桂生让他拨一只赌台给杜月笙他才那么不乐意。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黄金荣仅仅是给人家看了这么些年的场子，却没有想到要自己也开一张赌台。直到杜月笙的利生公司有声有色地办起来，大洋和金条源源不断地流进杜公馆，黄金荣才如梦方醒，后悔自己一直没有抓住这个大发横财的良机。黄金荣迫不及待地找到杜月笙，提出二人一起搞一张大赌台。

    杜月笙早知道会这样，即使不怎么愿意，但是看在曾经的情分上也不好回绝。所以，第二天，杜月笙拉上张啸林一起，来到了黄公馆。他心想要合伙开赌场，索性再多拉几个人，大家一起干。黄金荣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这边的张啸林只要听见有钱拿，大嘴张开乐了半天都没合上，同样举双手赞成。剩下的事，就是具体筹备，着手落实了。

    杜月笙没有在利生公司的基础上扩大规模，而是选择宁可和黄金荣、张啸林另起炉灶，这样可以在后院保留自己的一块自留地。

    黄金荣和张啸林对于是在利生公司的基础上择吉开张，还是重打锣鼓另开张本来也无所谓，两个人现在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尽可能地弄到钱。这也是杜月笙一直苦苦思索的。

    现在，既然要三家合伙开一张更大的赌台成为全上海赌徒的天堂，让每一个手里擞着钱跃跃欲试的人都高高兴兴地跑来把钱留在这儿，杜月笙必须有别人想不到的办法才行。

    杜月笙心里清楚，想要建立开办一张可以称得上“赌客天堂”的赌台，要准备的方面很多，头一个得有一个豪华的大场面，也就是占地面积要大。

    三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采用杜月笙的提议：把未来的赌场开在福熙路。

    福熙路181号，这里有一幢豪华气派的大洋房，而且环境适宜。这幢房子之所以不同凡响，因为它本是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鹿笙的父亲为自己建造的一座私宅，后来，只是因为老头子又迁到别处，这才一时闲置无用。既然看上了这幢房子，以三个大亨的面子，鹿家肯定是要卖的，所以没费什么力气，181号就成了新赌场的所在地。

    对于能把181号买过来，杜月笙可谓是志满意得，因为赌场虽然还没开，但他已经胜了上海其他赌场一筹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181号洋房的气概非凡，绝非那些草台子乱糟糟的赌场可比；第二个也是杜月笙最引以为是的原因，就是181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原来，它的前门开在公共租界，后门开在法租界，因此一旦租界当局要装装样子心血来潮地抓赌的时候，赌徒们可以非常轻松地逃到另一边的租界里去，这样赌起来就愈发地放心大胆。无须怀疑，这样的安全条件，是别处的赌场所没有的。

    为了吸引更多的赌徒，杜月笙还想出了另外一个让黄金荣和张啸林都大吃一惊，最后却一致地拍案叫绝的好办法：“三白。”

    所谓“三白”，就是白吃、白喝、白吸。但凡是来赌钱的赌客，只要是买下了200块钱的筹码，并且下注开赌，就可以享受赌场提供的“三白”服务。在赌场里分别设有富丽堂皇的中、西餐厅，赌客可以免费在里面点取自己喜欢的饭菜，任意享用而无须另外计费。同时，在赌场专设的酒吧间里摆着各种的名酒，在赌场的大烟榻上还随时为犯了烟瘾的赌客烧着烟泡。当然，喝酒、抽大烟也都是免费的。

    这还不算，对那些自己坐车来赌钱的赌客，赌场方面还会替赌客送4块钱给司机。如果赌客没有乘坐自备汽车，那么赌场给赌客报销乘坐出租汽车的钱。碰到那些带着保镖侍从一起来赌场的赌客，赌场会给他的每一名随员4块钱的辛苦钱。

    总之，只要是你来181号，似乎到处都有便宜在等着你来赚。一时之间，福熙路181号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一开始，拿着娱乐执照的杜月笙还不敢把事情做得太过铺张，因此，181号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对外界开放，而只是“三鑫公司”内部的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同仁凭手中的会员卡入场。可是后来，随着它的名号越来越大，知道的人越来越多，杜月笙他们也越来越放心大胆，181号开始无论会员非会员，只要有钱、好赌，就一概来者不拒。这一来181号真是黄金万两了。尤其是杜月笙制订的“三白”措施，让那些赌徒们耳目一新，又欣喜万分，每一个人都是喜滋滋地到这里“三白”一下。

    起初，黄金荣和张啸林颇为担心这样的“白”法会让赌场赔光吃净，但是时间不长，两个人就双挑大拇指，当面称赞杜月笙脑筋灵，有办法。因为几个月下来，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赌场能赚到那么多的钱。正所谓“欲取姑予”，杜月笙的气度和心计又一次让黄金荣和张啸林开了眼界，自叹弗如。

    其实，赌客们在赌场里吃的、用的，以及赌场很大方地送给随从们的小费，只不过都是杜月笙赚钱投入的成本罢了。成本高，回报也就大。更何况，这笔钱也不是杜月笙的，每个赌客不都是先买200块钱的筹码下场参赌，然后才能白吃白用吗？他们吃的喝的，都是自己的那点钱，因为庄家总有办法把赌客的筹码留下来。

    杜月笙从港澳专门高薪聘请来的司赌人员，个个都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童子功”，从小磨练了多年的手法，让人眼花缭乱，就在赌徒们看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庄上已经把筹码都拨了过去了。即便有的赌徒精明透顶，紧盯着庄家的两手让他无从施展，到头来也一样输个干干净净。且不说轮盘、摇宝那一类肯定可以做手脚的勾当，就算是牌九一类很“公平”的赌法，庄家也往往能不消片刻就把犯张牌认个清清楚楚，赌客还没赌，就已经输了。如果真有哪位赌客看出一点儿不对，不等他大声叫喊起来，守在赌场里的保镖们早就从两边上来，不由分说把他叉出去了。

    虽然如此，赌场里照例每天都还是会产生那么一个半个的“幸运儿”，一本万利地捧着筹码换来的钱乐颠颠地回家去。这时赌场里会放鞭炮，再给这个赌徒披红，以示庆贺。在一片喜庆声中，别的不走运的赌徒会用羡慕、妒忌的眼睛死死地看他几眼，然后两眼发红地以百倍热情和疯狂重新冲到赌桌前面。

    有时，几个赌徒事先串通好，赌摇宝一个押大一个押小，满以为不论输赢都是自己人，可庄家用浇了铅的骰子连开几次同点的“宝”，桌上的筹码最后还是让庄家全都吃了进去。这样的“赌精”在杜月笙手下有一大批，他们让181号成了几乎只进不出的黑洞。

    为了让那些赌红了眼睛、几乎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们有一个平衡自己，寻求发泄的地方，开业不久，杜月笙又在181号三层的楼上装修之后，开了一个“土耳其浴室”。

    当然，这可不是一般的“浴室”。在这里服务的总共有四十名按摩女郎，都是20岁上下的年纪，长得一副动人的相貌，摄人心魄的窈窕身材。在这间土耳其浴室里，她们名为按摩，实际上要向赌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其实，这并不是杜月笙的新发明，在上海这样“服务”的地方也不在少数，只是杜月笙所做的与众不同的一点是索性让这个土耳其和他的“三白”一样，所有项目也全部是免费服务！

    既然是免费，赌徒们无论输赢，赌前或赌后都要到三楼上“洗”一个“土耳其浴”，要是赶上赌客心情不错，或者是刚刚在下面赢了一笔钱，那这些姑娘的日子还能好受一点。要是赶上上楼来的是个红着眼睛输光了钱的饿急鬼，那按摩小姐才是有罪受了。这些人多半是最后一次地疯狂发泄了，因为有的已经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出去之后就投黄浦江，即使是不打算轻生的，在输得精光之后也知道自己再难有那份财力重进181号，享受这样的“免费服务”。

    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服务和运作方式，181号很快就成了上海滩远近闻名的赌台。为了照顾名声，烟土生意换成了“娱乐业”。从此，杜月笙日进斗金、左右逢源，更加地挥金如土，拼命地结交各界朋友，以期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形象。

    攀附政要做后台，成了金融大亨

    发迹后的杜月笙并没有满足，这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并没达到他的目标。正如他的口头禅常说的那样：“我的箭头指向上海滩，我的疆界要越过十里洋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但出入黑白两道，游刃于商界、军界和政界，而且将触角伸向金融、工业、新闻报业、教育等多领域，这在当时的中国，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第一步就是攀附政要做后台，成为了金融大亨。

    自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彻底成为了国民党反革命的打手和帮凶，三人同时被国民党政府委托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杜还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不久，又被任命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有了这些“资本”，杜月笙攀附“党国要人”就方便多了。

    1933年8月，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赴美请求贷款后回国，途经上海。为巴结宋子文，杜月笙特地发起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自任大会主席。为在会上亲自致欢迎词，杜月笙又将陈群所拟的演讲稿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演习，杜月笙这次着实大大地满足了宋子文的虚荣心，自此当然是更加亲近了。

    不只是宋子文，就连国民党中另一个要员也被杜月笙捧得飘飘然，以致于两人成了交往甚密的好友。这个要员就是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凡孔祥熙需办之事，杜月笙无不尽心竭力，孔祥熙也自然领情，各方面乐意照顾杜月笙，两家结成了通家之好。孔妻宋霭龄还认了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为干女儿。通过各种方式的活动，杜月笙与国民党的许多重要官员都建立了联系，从而在上海滩的权势日益膨胀起来，成为上海的大亨。

    有人粗略地算过，杜月笙少则七十多个职衔，多则达到一百多个职衔。他兼的重要职务有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上海商务常务监督事、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长、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等。他所兼的这些职务，一个月单是车马费就很可观，再加上干股分红，那就为数更大了。他的这些兼差，大都是靠使用流氓手段和倚仗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勾结所取得，有些人则是利用他的“牌头”来应付意外的麻烦，有时他也利用这些兼职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在金融界，他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理事，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还有一些其他银行的兼职。杜月笙利用金融界的各种矛盾，大耍手腕，而要登上上海银行大堂，首先是靠名声办银行。

    于是，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的鸦片走私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据说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

    因为杜月笙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信奉“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这一套很传统的江湖风仪，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老是贩卖鸦片可不行。所以，象所有有远见、有野心的黑社会领袖一样，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因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张謇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蒋介石建政后，他曾出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因留学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联系，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法公使，但没有到任。当时，钱新之正担任中国最有势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是上海金融界数一数二的巨头。

    杜月笙当上华董不久，钱新之就找到了他。当时，钱新之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那齐亚、总巡长费才尔都有密切来往，而且蒋介石颇赏识钱新之的外交才干，有可能被任命为驻法公使。钱新之自以为搞经济出身，眼界高，素不与下三界（流氓、赌棍、烟贩子）打交道，对吃赌烟饭的暴发户更是嗤之以鼻。“四·一二”事件后，杜月笙头角峥嵘，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欣赏杜月笙的雄心、胆略和组织才能。于是，他决定物色这位闻人进金融界。

    一天下午，钱新之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走进了杜公馆。杜月笙是第一次与钱新之这类人打交道。他生疏而又淡漠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主宾寒暄一阵后，钱新之开门见山地道出了登门的真意：“杜先生是上海的名流，不知有何长远打算？”接着，又委婉地说出了自己掌握的杜月笙财源的进项。

    杜月笙有些坐不住了。他不明白这位白面书生到底要干什么，甚至有些厌恶了。可钱新之还是不紧不慢，他向杜月笙提出有两条道路可供他选择：愿终生做白相人，还是要成为上海各界的闻人。杜月笙一愣，当然愿意做上海闻人。只是出于没有办法，钱新之给他轻轻一点：“开银行，打进金融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根。开银行，且不说是争身价，它也是发财的门路。”钱新之滔滔不绝地向他灌输起来：“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面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杜月笙给他说得心活了，刚想表态，但一转念又改口了。他疑惑重重地说：“我是唱惯武戏的，搞文的恐怕不行吧？”

    钱新之朗声一笑，他扳着二个指头，笑着说：“先生开银行是得天独厚。依我多年经营，办银行主要有二条，一是讲信用，言而有信，二是要社会上兜得转。先生这两条都占全了。”他又调侃地补了一句，“为啥我不找别人，偏偏寻上杜先生呢。”

    杜月笙被逗笑了，刚才那种戒备心情也在笑声中驱散殆尽。此时，杜月笙说话也充满着一种敬意。

    “万一银行开张，没人存钱进来，那怎么办？”杜月笙担心。

    “金融界有个规矩，不论哪家银行开张，同业都要存一笔钱进来，表示道贺，这叫作堆花。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你杜先生开银行，这些银行老板自然得照顾，而且堆花数目也大，限期长，这一笔已经可观。再说，租界上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你一起头，那班老板还不是统统归在你的名下？”

    经钱新之这么一说，杜月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钱新之对他的私账那么了如指掌，原来开银行可“统吃”烟赌行。想到这里，他情绪振作起来，野心也被煽热了。他迫不及待地说：“好，我拍档了。”

    杜月笙下了决心，钱新之才笑着向他露了底。他已奉蒋介石的调令，赴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次长。因为老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有功，以后要借重杜门势力，才不惜冒昧地做了一次说客。杜月笙听明缘由，放怀大笑，临别时，再三表示：“钱先生以后用得着我杜某，闲话一句。”

    决定要办银行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的问题。杜月笙手中有三鑫公司的庞大资金和利润，有赌台的大量收入，以这些资金开一家银行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杜月笙并不打算掏自己的钱办银行，他还有更巧妙的办法。

    当时银行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要求各家银行在新银行成立开业日去存一笔钱，号称“堆花”。利用这条陋规，杜月笙大做文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堂时任大英银行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二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杜月笙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杜月笙向来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来也可从中得利邀名。于是，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连威逼带利诱，以50万元打发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诏”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长。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甘格林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就这样，“中汇”不费一文钱，竟然成了一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点利颇多的著名银行。

    但是，黄浦江风浪无常，瞬间便可风云变色。不过，好在杜月笙毕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手。所以，他施展赌客的伎俩，静待着孤注一掷的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7月。长江下游发生特大水灾。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栽了一个大跟头。它投资做了一宗食盐生意。结果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二百万。

    于是，商储银行的对手乘机攻歼，欲图挤垮它。谣言四起，说商储亏了几千万的本，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谣言传出，市民们惊慌不迭，连夜在商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起初，商储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是，接连三天下来，提取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

    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为陈光甫。中国银行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这下，可把陈光甫急得直冒冷汗了。依这趋势，挤兑的势头有增无减。陈光甫预感到是有人在背后拆台，但他已无力去追查根因，要紧得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

    他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求救，要求紧急借贷，调巨款应付提款。亏得两家总经理张嘉之、唐寿民支持，从国家银行的总库里装了两卡车银洋国币开往商业银行。无奈，挤兑之势如同弥天大水，单靠一二百万银洋是压不住了。

    到第四天下午，陈光甫实在无路可循，只得用长途接通南京财政部，请当年的老经理钱新之处理。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下命令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当陈光甫亲自拜访杜公馆，并向杜月笙说明来意后，杜月笙只对陈光甫说了一句：“明早开门之前，在‘商业’见。”言下之意就是答应帮助陈光甫了，不用说别的，这样就足够，因为上海滩还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

    等到陈光甫一走，杜月笙就着总管家万墨林给租界上一些有身价的朋友、门生打电话，说老杜有事商议。不到半个时辰，杜公馆里的会客厅就聚齐了人，只见杜月笙简短扼要的几句话布置清楚任务，几位老板就点头意会地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未到，商业银行的铁门前早已摆了几条长蛇。提款的客户争先恐后地挤在门前。

    原来，他们听到一个消息：“商业”要倒闭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已拒绝贷款，不肯陪葬了。

    而这消息一传出，客户们跺脚骂娘的乱成了一片。有的哭丧着脸喊道，今天再兑不到款，就在“商业”门前上吊。

    就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客户们陷入一片混乱时，三辆黑色轿车鸣着喇叭开了过来。为首的一辆牌号，是上海市民所熟悉的7777。车停门开，走下了杜月笙。他穿着丝绸长衫，衣袂飘飘，笑吟吟地走向铁门。在他身后，是从汽车里跟随而来的十几个汉子，他们个个衣着鲜艳，红光满脸，一望而知，尽是租界里的老板。只见他们手里提着皮箱、皮包，有的还拎着沉甸甸的麻袋。客户们不解其意地望着这批大亨。

    银行存款部主任早已得到陈光甫通知，立刻迎了上来，他耸了耸夹在鼻子上的金丝边眼镜，嘴里喊着欢迎欢迎，一边故意拉直嗓门，招呼柜台上的职员：“杜先生存款一百万！”

    “这些朋友也是存款的。”杜月笙得意地将手向后一指，接着说道。

    “欢迎，欢迎。”那主任又唱了起来：“张老板存款十万，黄先生十万……”这意外的存款把客户们镇住了。上海大亨杜月笙来商业银行存款了，显然那传闻不可信了。客户们动摇了，见存款的老板源源而来，也就放心地散去。当天下午，甚至还有客户又来存款了。

    杜月笙只不过带了三十万现款，在商业银行门前亮了个相，一个偌大的难关便闯过了。连金融巨子陈光甫也惊叹不已。杜月笙赢得金融界亨头的信任和尊敬。中汇银行的信誉空前提高，局面也打开了。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不仅以五十万无息贷款支持中汇，而且还将商业银行一部分业务转送给老杜。

    1934年，他在上海商业中心爱多亚路造了中汇银行大厦。扩展储蓄、商业信托业务，另则再重金聘了经济专家傅品圭为总经理。不久，就当选上了上海银行公会理事。

    从此，杜月笙才算真正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成为了真正地金融大亨。

    纵横捭阖，当上工商业巨子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有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输了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

    杜月笙闻讯大喜，于是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一百零九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傅筱庵当时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

    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一百零九万大洋。”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

    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非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

    “不，不，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地说：“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

    “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才最好不过了。”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

    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妥妥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

    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茂新面粉厂，从一厂到十厂，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之后又创设“福新”面粉一厂至十厂，可见实力雄厚。

    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还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以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王禹卿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被称为“面粉二王”。王禹卿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与此同时，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理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另外，杜月笙还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

    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这两派。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杜月笙的得力助手杨管北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开设面粉厂，与三省面粉业公会有密切渊源。

    1931年国民政府实行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来说，更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路途遥远，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

    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

    于是，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同业公会活动。随后，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

    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这些就更是不用说的至交好友。结果，杜月笙的呈文被一级级顺利通过，各厂商对杜月笙感激不尽。此后，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荣宗敬和与他关系密切的理事长王一亭，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而杨管北则被选为常务理事，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杜月笙自从打入面粉业后，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雄心壮志的他又盯上了航运业。

    而他的智囊团杨度、杨志雄和杨管北等“谋士”又替他想好了攻入航运业的计划了。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 。江苏海门人，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海门市长乐镇(即今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南通兴办了大生纱厂和盐垦公司等企业。大达轮船公司是南通张謇创办的企业，大达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

    1926年8月24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其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其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

    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魏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颇强。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达轮船公司，受此劲敌逼迫，更是步履维艰，前途堪忧了。

    这些都被杜月笙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认为攻入航运业的机会终于来了。杜月笙先是授意杨管北和杨志雄从中运作此事。于是，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

    原来，大达轮船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部经理赵汉生是大达轮船公司的常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为解除发生于本行的一次挤兑风潮，曾求助于杜月笙。杜月笙通过这两人在大达轮船公司董事会内活动，扬言要挽救大达轮船公司，非请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杨管北出任经理不可。

    另外，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清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镇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在杜月笙导演的这场“武戏”的威胁下，又经过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的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杨管北名为董事，但在杜月笙等人支持下，实际上行使经理职权。大达轮船公司终于落人杜月笙等人之手。

    在航运业激烈竞争中，杜月笙还运用清帮势力，击败了平安、达兴、三北等公司。三北公司老板虞洽卿当时也算是工商界的实力人物，达兴公司老板徐忠信与虞洽卿为宁波同乡。二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上海航政局长在杜月笙要求下拒绝发给他们通航苏北许可证。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

    当时苏北一带土匪横行，杜月笙请出苏北清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对其他公司则大肆抢劫船上的货物和行李。

    高士奎在苏北土匪中虽有很大影响，但年近老迈，已不能过职泊无踪的游码头生活。他要在上海长期安居，就不能不买杜月笙的账。因此，高士奎不久便回到杨庄老家，在那里召来吴老么，向他转达了杜月笙的要求。碍着高士奎的面子，加之苏北土匪销赃、贩毒、买武器，乃至花天酒地的享乐，都离不开上海，当然不敢拂逆杜月笙之意。吴老么胸脯一拍，回复高士奎说：“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负责。”

    高士奎回到上海，将此情况告知杜月笙。于是杨管北便着手筹备大达轮船公司的分支机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专在皖北、苏北一带，从事货运。吴老么保证大达轮船公司轮船的安全，当然不会不得好处，杨管北在皖北、苏北各地所设与航运有关的办事机构，大多聘用青帮中人担任经理，这些人不懂航运，不干实事，挂名而已，每月坐拿大洋二百元。依靠这些人的保护，险像环生的苏北航线，对大达轮船公司却成为一条通行无阻的水道。

    此外，杜月笙利用他在金融界取得的地位和建立的关系，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筹得资金3000万元，专做苏北货物押汇。同时创设大兴贸易公司，代苏北地区的商人在上海采买货物。为了招徕顾客，他们规定委托该公司采买货物的商人，只要预付30％的货款，另外70％的货款，可由大兴公司垫付。货物办妥之后，交大达轮船公司运输，取到提单，即去当地银行，连运输费一齐做押汇。这样，大达轮船公司一共可赚得运费、代办费、利息差额三种好处。

    经此苦心经营，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大通轮船公司日见逊色，虽然几次将运费跌价，拼力相争，但终因大达轮船公司财路广开，资金雄厚，加之有土匪暗中相助，而败下阵来。无奈之下，大通轮船公司派出代表找杜月笙谈判，终于将大达轮船公司与大通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和赢利比例定为10： 9，大通轮船公司被迫居于劣势。

    就这样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不久，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

    杜月笙在自己和其智囊团的“努力”之下，纵横捭阖，乘风破浪，成为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工商业巨子。而作为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堪称跻身工商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青帮其他头面人物在这方面也不逊色，如金廷荪开设治茂冷气公司，同时又是黄金大戏院和逍遥池浴室的老板；马祥生是雪园老正兴和聚商楼等菜馆和金门大戏院的老板；高鑫宝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谢葆生开设了卡德浴室，同时又是仙乐斯舞厅和大舞台的老板；芮庆荣在虹口开设旅馆、舞厅兼备的月宫饭店，又是新光大戏院的经理。

    在上海青帮广泛向工商界跨进的同时，一些工商界人士为求庇护，主动向清帮首领送上“干股”，有的还加上一张门生帖子和丰厚贽礼，充当门徒。青帮的范围因为杜月笙的带领而日渐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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