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抗日力量，出仕任中将

    杜月笙作为“上海第一教主”并不仅仅是指他长袖善舞，上下通吃，结交士农工商和党政军学，有一张足以操纵三界的关系网，能够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无往不胜。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坐拥这些优势，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情怀。发迹后的杜月笙正值日本侵华时期，面对祖国的生灵涂炭，他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投向了举国抗战、保家卫国的洪流之中。所作所为俨然不再是一个三餐不继的小瘪三，而是相当活跃的“实业救国”和“革命救国”并重的政治风云人物。

    在抗战初期，杜月笙着实为民族利益放弃了很多，也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许多贡献，运用各种方式组建抗日力量，最终还英勇地出仕任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在“一·二八”事变前后，杜月笙曾亲赴前线，慰劳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杜月笙第一次慰问抗战将士，是在1月27日上午9时，他跟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一行数人，分乘2部汽车，到蔡廷锴的司令部去慰问。

    不久，抗战一起，杜月笙等人登高一呼，抗敌后援会成立，上海人悉索敝赋，踊跃输将，真是要钱有钱，要啥有啥。2月1日，杜月笙又起了一个大早，偕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人，冒着炮火，到蔡廷锴的司令部慰劳。他们带去了大批的捐款、食品、罐头和日常用品，这对于刚刚进驻的十九路军至关重要。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接着，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32艘，并有海军士兵2000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了。

    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此时的杜月笙，见蒋介石也说抗日了，便积极协助国民党。

    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本人是常委。他的门徒陆京士、汪曼云、骆清华也都是议会常委。张啸林、杨虎等人则是该会的监察委员。

    7月23日，抗敌后援会常委首次开会，商讨支援抗日事宜。在这次会议上，杜月笙被推为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黄金荣、金廷荪、骆清华等分就委员之职，负责募集经费，支援抗日的队伍。

    “八·一三”事变后，戴笠匆匆赶到上海。一进杜公馆，来不及梳洗，也来不及抽上一支烟，便和杜月笙一起进入密室。坐定后，戴笠掏出一张委任状，摊在杜月笙的面前。

    杜月笙低头一看，是一张蒋介石颁给杜月笙的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上面写着：特委杜镛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

    杜月笙看到委任状还有些迷惑，不解地问戴笠：“雨农，这是怎么回事？”

    “月笙兄，这是蒋委员长对你我的信任与重用。”

    戴笠说着，又掏出另一张委任状。同样是1937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颁发的委任状，上面写着：特委戴笠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副主任委员兼书记长。

    戴笠凑近杜月笙的耳边，悄悄地说：“委员长要我俩在苏浙一带拉一支队伍起来，扩大抗日的力量。对月笙兄的才能和为人，他一向是最清楚的。所以，他亲笔写了委任令。”

    杜月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花，忍了许久，泪水才没有流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拍拍胸脯说：“委员长这么信得过我杜某人，我一定不惜肝脑涂地，誓死报效。”

    蒋介石就是利用了杜月笙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轻财重义，才得以及时地补充军饷和各种援助。杜月笙对于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更是感激涕零，所以对他的要求指令总是绝对服从，任他予取予求。这天，杜月笙正要出门，万墨林突然走来叫道：“张治中将军的电话。”

    “是杜先生吗？我是张治中。”

    “是杜某，张将军有需要我出力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全力办到。”

    “是，是，那军情紧急，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的军队现在进驻真茹，缺乏交通器材，电话机、脚踏车都弄不到，所以只好向你求援了，怎么样？”

    “闲话一句，明天一早保证送到。”

    接了这一通电话，杜月笙没有事体繁琐，反而心情十分畅快。因为不管怎么说，张治中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有事首先就求到自己这，可见，在这上海滩上，自己的影响力之大。

    不过，他又觉得有些为难，后援会人员都送慰劳品到前线去了，张治中所要的东西，明天一早怎么能够办齐呢？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驯马难追，吐到地上的唾沫，能舔起来吗？特别是面对张治中这样叱咤风云的将军，说过的话是绝不能掉到地上的。

    于是，杜月笙立刻叫来万墨林：“墨林，你快点去买四部脚踏车。一部电话总机，10部电话分机。”万墨林领命后立马出门置办去了。

    到了次日早上，脚踏车、电话机全部买到，但电话总机却没有买到。因为就是平时要买总机，也是先订货，后取货。现在烽烟四起，市面上无货，更没有办法了。

    正当杜月笙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到中汇银行的徐懋棠可能会帮到忙。因为银行由于业务联系的关系，会安置一台电话总机，以便沟通。

    想着，就命万墨林接中汇银行的电话。杜月笙拿过话筒，开门见山地说：“你是杨渔笙经理吗？对，我是杜月笙。你告诉徐懋堂经理，把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到我这儿，前方军队急用。”

    说完就挂了电话，不一会儿功夫电话铃又响了。

    杜月笙顺势拿起电话，问道：“喂，哪位？”

    “杜董事长吗？我是徐懋堂。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十分重要，不能拆，拆了要影响生意的。”时任中汇银行总经理的徐懋棠急忙地答道。

    “行里留一条线路，你经理掌握情况就行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还顾得上什么生意？先紧前线吧。”

    “杜先生……”徐懋堂还要说什么。

    “你等一下。”杜月笙把电话听筒放在了一旁，因为外面有一个人急步走来，“杜先生，不必拆银行总机了。”

    “哦？”

    “泛华公司有一部总机，是开仗以前到的货，听说你需要，他们愿意转让。”

    “太好了。”

    来人不是别人，而是杜月笙的好友吴开先。

    吴开先，上海青浦人，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敌后援会会员。

    吴开先在门口听见杜月笙要拆银行的总机，忙进来报告。于是，杜月笙才把拆中汇银行电话总机的事作罢，忙命人跟泛华公司联系交易总机的事宜。就这样，事情终于顺利解决。杜月笙当即让吴开先代表他去真茹送这批器材，并对守军表示慰问。

    在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里，吴开先碰见了淞沪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冯玉祥听了吴开先关于杜月笙连夜筹备这批交通电讯器材的情况，心中十分感动。

    他握着吴开先的手说：“杜先生是有爱国心的，请代为转达我的问候。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党政军学，都应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请你告诉杜先生，抗敌后援会还应该去慰问一下浦东战场的张发奎将军的部队。”

    从张治中那里回来，吴开先就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杜月笙。杜月笙忙说：“冯将军提醒得很好，我的确应该去看望一下张发奎将军。这样吧，你、我，还有钱新之，我们三个一道去慰问。”

    “这样最好。后援会收到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多装几卡车去，每个士兵发一份，行吧？”

    “行是行，但我觉得太轻了。我是浦东人，知道浦东地面开阔，防卫困难。再说，我和向华（张发奎）是朋友，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勇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们都应该给他考虑个万全之策：除了普通的慰劳品外，从法租界买一辆装甲车，让向华坐着指挥，免得他在枪林弹雨中冒险。你看怎么样？”

    “嗯，只是这笔款子……”吴开先开始有些犹豫，不禁脱口说出自己的质疑了。

    “这你不必担心。买装甲车的钱我自己出。不过，送去时要以后援会的名义送，不这样，向华是不会要的。”杜月笙急着打消吴开先的如此这般的顾虑，解释道。

    说做就做，次日下午，杜月笙、钱新之与吴开先三人，带着五汽车的慰劳品和一辆装甲车，送到张发奎的司令部里去了。

    一叶知秋，以小见大，当年上海人是如何地热烈支援抗日御侮战事，慷慨解囊，竭力奉献，即此一端，已可想见。积极支援前线、自觉组建抗日力量已然在杜月笙等一批工商业巨子们带领下形成了热潮，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都动员了起来，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抗战胜利也因此指日可待。

    居中调停，化解蒋汪特工大战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已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接着，国民党内部已经分裂成3股势力，分别是：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

    其中，尤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两个集团最有势力。他们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但很快地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

    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终于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

    1927年9月15日，在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

    但实际上，宁、汉、沪3方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蒋介石和汪精卫各自为首的集团势力越分越远，终于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储券”血案爆发，两个集团彻底决裂了。

    抗日战争初期的沦陷区流通的钞票有法币、华新票、联银票、“老头票”、“军事票”等许多种，金融行业十分混乱。

    汪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财政金融，是维持、强化伪政府的重要措施。于是，1941年1月6日，周佛海奉汪精卫之命，在日本顾问指导与策划下正式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

    不久，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就在上海外滩开设了分行。然而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仍在租界中照常营业。为抵制汉奸政府，上海银行钱业公所一致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各商店也统一拒绝使用“中储券”。

    为此，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出动大批特务，一手持“中储券”，一手持手枪，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店购买货物，对方如果拒绝接受“中储券”，便拔枪相向，迫使这些大公司和商店忍气吞声收下“中储券”。

    这样还不够，汪伪上海特工还以“特工总部”名义，向上海滩上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依靠暴力推行，宁钞逐渐流通并占据了上海市场，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币被挤出了上海，严重地打击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向蒋介石连连报告上述情况，形势不容乐观。

    于是，蒋介石严令戴笠：打乱汪伪的银行，夺回法币市场。接着，围绕“中储券”的银行血案在上海连连上演。

    1941年1月30日上午8点，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云卿身穿黑色条子西装，准备乘自备汽车去外滩中储行，司机将汽车缓缓驶出弄堂口，季随后跟出，突然路边窜出两名军统上海区的特务，向季云卿连开数枪，一颗子弹正中太阳穴，一颗击中额头，连季云卿的眼镜也飞出好远，当场毙命。

    军统首发得势，紧接着一系列的恐怖活动袭向中储行。2月20日，三名军统特务在不到两三分钟内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储行上海分行本部的营业大厅。不久，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偻侗、稽核科主任万鼎模、庶务科长潘旭东、财政科员冯德培、帮办总会会计卢杰，相继倒在军统特务的枪口之下。

    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们个个被吓得坐卧不宁，许多职员干脆连班都不敢上了，银行濒于倒闭。中储行总裁周佛海赶赴上海，责令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负责人李士群进行报复。一心想去苏州执掌“清乡”大权的李士群迫于形势，在上海依仗日本宪兵这个后台，明火执仗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屠杀。

    3月21日深夜，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手下的两大杀人“金刚”张国震、顾宝林率大批特务，携带着盒子炮、冲锋枪，分坐两辆汽车，呼啸着包围了法租界霞飞路1411弄10号的江苏农业银行宿舍，狂按门铃。茶房误以为是租界的巡捕，赶紧拉开大铁门，特务们蜂拥而入。11名职员被从睡梦中叫醒，拖出房门，站成一排，然后三个特务抬起冲锋枪一阵猛扫。等法租界的巡警们赶来，张国震等特务早已回到“七十六号”复命了。

    当夜凌晨三点，吴四宝亲率伪警卫总队第一、第二大队的大批特务，搭乘两辆卡车，将距“七十六号”不远的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行别业”团团围住，分两次将180多名高级职员按名单抓捕，然后两人合锁一副手铐赶上卡车，押送到“七十六号”。次日早上，又将他们转押至另外一个地方看管起来，作为人质。并用抽签的办法，拉出三个人枪毙了。

    一夜之间，“七十六号”便血洗了江苏农业银行单身宿舍，扫荡了中国银行集体宿舍，一时间无数商号陷于混乱，上海震动了。

    三天后，汪伪特工总部又特制了两颗大型定时炸弹，分别爆炸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和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办事机构。

    国民党在上海的几大银行接连遭破坏和袭击，戴笠严令军统上海区继续还击。上海区长陈恭澍处在日汪的重重包围下，仍派三名特务混进了静安专路戈登路（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大华医院”头等病房内，用利刀活劈了在这里养病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

    “七十六号”闻讯再次光临“中行别业”，抓走了中国银行的一些高级职员，从中挑出三人枪毙，并声称实行所谓“人命一抵三”。

    蒋、汪之间的特工战杀得难分难解，把上海金融界搅得腥风血雨。火并的结果，是蒋、汪银行行员个个裹足不前，杯弓蛇影，生怕飞来横祸，吓得不敢跨出家门一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戴笠请求当时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出面解决问题。而杜月笙素来十分注重兄弟义气，自家和戴笠又情同手足，这个忙自然一定要帮的。更何况这也事关民族大义，时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应以国家存亡为重，所以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克服重重困难，局中调停，终于化解了蒋、汪之间的特工大战，“摆平”了这个棘手的事体，又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儿”这句话

    当时，调停的关键人物就是吴世宝。说起来，杜月笙和吴世宝的关系还有追溯到吴世宝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

    吴世宝当年在上海滩，只因辈份太低，曾拼命想巴结杜月笙，可杜月笙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虽然如此，吴世宝还是一直把杜月笙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杜月笙那样从泥淖里窜向“龙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投靠汪伪和日本人，在“七十六号”里得了势，上海的银行、厂商、交易所、赌场等等场所的老板们为求保障，纷纷前来拜门，自然财源大开，金银财宝滚滚而来。

    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凡事仍不敢做得太绝了。万墨林的案子，到后来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杜月笙要与这位“小小杜月笙”谈和，可以说正是吴世宝梦寐以求、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因此，青帮中的老辈都劝告杜月笙，一旦弄不好，反而使杜老板坍台，徒使吴世宝竖子成名。

    但是，杜月笙为了顾全大局，只好不吝音声誉去试探试探。

    他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召来他另一个狠脚色门徒，即把机关枪狙击扫射当作家常便饭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去和“七十六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联络双方休战事宜。

    “吴先生，杜先生托我给您带的东西，敬请笑纳。”高兰生带来了一大堆贵重礼物，接着，又故作奉承地说道。

    “这…这怎么好意思让杜先生破费呢？”吴四宝见杜月笙派高兰生来与自己联络，遂觉身价百倍，忙接过东西，请高兰生坐下。

    于是，高兰生将杜月笙的“调停”之意转告吴世宝。毕竟屠杀蒋介石的银行员工也不是吴世宝的个人意愿，所以他也不敢把事做绝，便答应劝李士群。

    “杜先生晓得您和李士群李部长都是场面上的人物，通情理，所以才命我找来。”高兰生不忘吹捧吴世宝两句。

    “是，是，请你转告杜先生，此事交给我处理，请他放心！”吴世宝拍着胸脯保证道。

    当天下午，他便跑到隔壁李士群家里，转述了杜月笙出面调停的意思。

    此时的李士群正把全身心都转移到了“清乡”领导权的争夺上，也希望早点结束这令人生厌的特工大战，使它的发祥地上海滩尽早平静下来，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战局的变化使李士群看到日伪的命运并不如他原先所想象的那么美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也极想暗中恢复与重庆方面的旧情，并已经在构思着停战的方案，如今见杜月笙出面调停，便乘势落篷，顺水推舟地卖了一个人情给杜月笙。

    于是，李士群当场表示：如果军统方面不再惹是生非，自家可以下令把抓来的那些银行职员放掉，并且不再对那些银行采取报复性行动。

    接到这个好消息的高兰生，马上拍电报告诉了远在香港焦急等待结果的杜月笙。

    事情的发展使杜月笙感到意外，高兰生之行居然如此生效，“七十六号”停止了对中、中、交、农四行人员的残杀行动。

    后来，吴四宝又派了一个代表前去香港，给杜月笙回话，答应休战，“军统”上海区也接到了戴笠停止行动的命令，一场银行血案暂告终结了。

    就这样，银行界终于平静下来。双方明争暗斗，再也不以图保饭碗、以养家活口的可怜的银行职员为靶子。

    直至此时，一场历时两个月的特工战，终于在死掉几十个无辜的银行职员之后暂时告一段落。而在一场特工大战之中，最风光得意的，不是蒋介石底下的特工，更不是汪精卫手下的特工，而是一个“局外人”——“上海厚黑教主”杜月笙。

    谈判桌上怒斥日将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

    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日本人一边忙着继续侵略我国的大片领土，一边又要用和谈应付着上海的各国领事，以安定既有的局面。

    要稳定上海的局势，就需要与一个或几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战略合作”。对于这个人选，他们始终都认为只有杜月笙可以“胜任”，所以决定从和杜月笙和谈为开始，一步一步实施自己的计划。

    开始，他们就派与杜月笙交往甚密的，同时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的李择一。

    由于李择一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

    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在“日本事务”之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他都很乐意为杜月笙效劳。

    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李择一可不敢怠慢了日本人的事情，亲自登门拜访，开门见山地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暂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玉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听了李择一这番话，杜月笙立刻明白，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心里十分欢喜，但是他仍在表面上装作声色不动地回答：

    “不管是对于上海大众还是对于我自家来说，这个事体都要慎重，所以择一兄可否允我考虑考虑？”

    李择一也晓得兹事体大，杜月笙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方可应允跟日本军要晤面，因此，他连忙应允说：

    “当然，当然，李某也知道事体的重大。那么，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给我一个电话。”

    杜月笙满意地点头，表示一定慎重考虑，再做表态。

    李择一完成了任务，高兴地离开了。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已先沉思默想，最终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他方始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以及他的高级智囊前来商议。

    当杜月笙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告诉前来与会的人时，大家都为杜月笙居然能够策化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通、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感到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认为他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他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杜月笙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这部分人认为日本军阀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他们猜想日本军方的野村中将，想找杜月笙居间斡旋，他们准定是不打好主意。于是当即有人表示怀疑：

    “难保东洋人不是因为前些天损失惨重，现在需要救援，在用缓兵之计！”

    “这个，”杜月笙微微地笑着说，“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自家提出的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做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之间大概也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其最后结论显而易见，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决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答复同样的是以朋友资格在做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贸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得到甘格林概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接着，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择一兄上次的事体我考虑过了，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李择一顿了顿，然后赔着笑脸问：“这个…杜先生可不可以见示，您为何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杜月笙镇定自若，掷地有声地问李择一道：“是择一兄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李择一忙说，“是敝人愚钝不明白，想讨教一二，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杜月笙也不做避讳，直接明了地告诉李择一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可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杜月笙用一贯爽朗有力的笑声回答李择一的疑问：

    “大概是你忘记了，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而我，从1927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也已有5年了，相信这个时限的交情加上我杜某的信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实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面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一分子的杜月笙威胁恫吓，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外交官、官方人士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报告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终于到了谈判的那天，只见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暄。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会谈刚开始，日军代表还趾高气扬，板着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十九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支那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之人，他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依仗的就是超凡的忍耐力。但是，当着甘格林，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呵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的民族正气是历经辛酸血泪而来，因而特别的强固凛烈，不容侵犯，他宁可在中国人面前让步，决不向外国人低头，而外国人之中尤以东洋人为最。

    所以，当日军代表怒目横眉，说了那几句重话，杜月笙顿即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不卑不亢地反驳道：

    “十九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可以称得上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理弱点，直捣日军代表的心脏，攻心为上，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此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赔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约谈的事体还很多，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好吧？”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宛如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和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贤二手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起话题。

    “杜月笙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地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没想到，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杜某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正如泽一兄所说，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日军代表还没有开口，李择一就忙着解释道。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这时，日军代表也忙着加上一句。

    杜月笙并没有马上给日军代表回应，相反地，装作没有听见，仿佛他并没有说过什么。这边的甘格林看着场面又要闹僵，他命翻译为他传言：

    “杜先生今天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来的，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权衡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又施展他们惯用的伎俩，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一连串地提出许多停火方案。首先，日军代表要求华方“遵照”日本海军司令部，在1月28日深夜十一时二十分，向市政府和公安局所致送的最后通碟，请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冲突已是即成的事实了，结果呢，日本军队伤亡不小，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也被十九路军活捉，现在要避免冲突，照说应该是日本海军撤出上海吧。”

    日军代表听着杜月笙的说词，虽然属实，但却不免有失大日本帝国的颜面，懊恼地说：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完全合法，我们在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防军的谅解，进驻闸北，保护经常受到攻击的日本侨民！”

    杜月笙没有理会日军代表，而是转身问甘格林道：

    “这倒是新鲜事了，闸北是中国地界，各国守军有权准许日本军队进驻？”

    甘格林笑着摇了摇头。于是杜月笙冷冷地说：

    “这就是了，依我说，还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去算啦。”

    几番唇舌之战后，双方都各执一词。杜月笙始终站在民族利益一方，不做寸步退让，而日军代表也毫不讲理，胡搅蛮缠，回答得斩钉截铁：日本军队要撤行，中方也要撤。

    这使得杜月笙十分气恼，他站起来以手作势地说：

    “日本人强占了中国的地方，立刻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地方上驻防，为什么也要撤退呢？再说，日本军队在打仗之前已经进驻越界筑路区域，再加上战后占的华界，拿这一大块地方请法、英、美军队暂时维持秩序，把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分开，难道还嫌不够呀？为啥还要把十九路军的防线也让出来？”

    李择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插嘴进来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传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是否可以跟有关方面商量过后，再由官方采取外交途径解决？”

    与此同时，甘格林也附和着说：

    “李先生说得不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只得应允。日军代表辞去，他匆匆回到家里，耿嘉基和王长春已在客厅里等候，他很详尽地把交涉的整个过程都告诉了他们，耿、王二人回枫林桥市政府向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命。

    当天下午，吴铁城在英国领事馆召开调停战事的会议，他改变初衷，派员出席，当着各界领事的面，质问日本领事道：

    “日军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的谅解？而且是根据这个委员会的防务会议拟订计划而为的？”

    日本领事冷不防地被这样质问，众目睽睽，无法抵赖也不能撒谎，他只能坦白承认：

    “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务会议的原议，而是日方为了保护闸北地区的侨民安全，所采取的自由行动。”

    上海市政府代表根据日本领事的答复，马上乘胜追击，继续问道：

    “对于日本军队的如此擅自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是否愿负完全责任？”

    那位日本领事三浦板下脸来，大喝一声：“当然负责！”

    这样下来，日方蓄意侵略，昭然若揭，在道理上，先已站不住脚，这是外交战上的一大胜利，我方代表回市政府，将经过一一陈明。吴铁城非常高兴，他立刻打限三十分钟到的急电给南京政府外交部，请外交部电知国民政府驻国际联盟代表颜惠庆，向国联提出陈述。

    最终在当天的会议席上，市府代表曾经根据杜月笙所提供的情况，正式提请日军退入日本租界范围。

    不过，好景并不长。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介石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

    虽然后来的结果和发展态势不尽如人意，但是杜月笙在对日的坚决抵抗的态度和极强烈的爱国热情，都使得他确实作出了很大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其中，包括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六分之一。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另外，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并在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还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

    这一件又一件的事迹，杜月笙的爱国热情就着实可见一斑了。

    坚决不下水，去香港避难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万余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60余万人，伤亡达15余万人；直至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淞沪防线的全线崩溃，国民军事委员会只得宣布“国军全部由上海战略转移”。

    淞沪会战结束后，国军撤离上海。虽然这次会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还是不能阻止国军撤离后日本进驻上海。所以，为了能“反击”回来，戴笠和杜月笙秘密开始争取时间布置相关工作。

    风声越来越紧，杜月笙抓紧了与戴笠的密谋策划——在上海预先布置亲信门徒，以便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当然，对于杜月笙来说，是通过这些人遥控指挥上海，以保住他在上海的地盘，这个意义更重大一些。

    杜月笙与戴笠花了整整三天时间，首要工作就是把他们的别动队改为“忠义救国军”，有的疏散到江浙一带打游击，有的潜入租界，潜伏下来。

    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刻派兵占领了杜氏家祠。为了留住杜月笙，日军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亲自来到华格臬路的杜公馆。

    土肥原，全名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特务的开山始祖，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曾主谋把晚清逊帝溥仪诱到长春建立满洲国，并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对我国华北的侵略战争。从东北而热河、而冀查——天津、丰台、冀东等地，但凡他所到之处，用不了多久必会有战争降临。“七·七”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高升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并随着沪战爆发而南下上海。

    如果说之前日本人拉拢杜月笙的意愿不大，那么，土肥原贤二的来访就足以证明杜月笙对于控制上海滩来说有多么重要。

    土肥原公开对杜月笙宣布：“你已失去离开上海的一切希望，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无条件地与皇军合作。”

    “我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所以未敢从命。”

    “大日本皇军是不可违抗的。杜先生，你若敬酒不吃吃罚酒，可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土肥原说完，趾高气扬地离去。

    土肥原走后，杜月笙与徐懋棠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原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德坊十六号的姚玉兰搬到徐懋棠在蒲石路18层大厦。此后，姚玉兰长期地住在了那里，因此上海人便称姚玉兰为“十八楼太太”。

    接着，杜月笙赶到黄金荣家，问他是走是留。

    黄金荣长叹一声说：“我快到70岁了，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怕什么？我是不走了。再说，我的大世界、黄家花园背不动，带不走。我看，还是呆在租界里，保险！”

    “万一日本人要你出山呢？”

    “哈哈哈，”黄金荣一阵狂笑，高声说，“阿伟是我的高足，如今为举国之尊，我岂能背叛他，投降日本人，让天下人耻笑？”

    停了一下，黄金荣又说：“月笙，你呢，走，还是留？”

    杜月笙心事重重地回答：“我还没想定当。”

    张啸林在浙江避暑圣地莫干山，置有一座别墅，修竹万竿，一色青碧，因此号为“林海”。“八一三”沪战一起，此公闲情逸致，百事不问，哪管黄浦滩上打得天翻地覆，尸山血海，他却一个人悄悄地上山歇夏，享他的清福。

    当淞沪会战结束了，张啸林才遣返上海。一到上海，杜月笙便得到了消息，他很欢喜，兴冲冲地穿过杜、张两家的那扇月洞门，一进张啸林的客厅，便亲亲热热地喊了声：“啸林哥，回来啦！”

    张啸林把鸦片烟枪一放，身子抬也不抬，他侧过脸来，望杜月笙一瞥，十分冷淡地回一句：“月笙，这一晌你大忙啊。”

    一听这话，便知有点不对劲，杜月笙决意赔小心，他装一脸的笑，走过去，就在张啸林的对面一靠，于是两老兄弟并排躺着，隔盏烟灯，杜月笙搭汕地说：

    “倒是越忙精神越好。”

    张啸林不答，也不理他，引枪就火猛抽，他故意将那极品云土光喷不吸，一口口地烟喷过去，把杜月笙那张脸，紧裹在云雾之中。

    老弟兄别后重逢，怎可以不搭腔的呢？杜月笙忍不住了，便又开了口道：

    “上海已经是这种局面，你去还是留？”

    “我嘛，”张啸林冷笑一下，“还是留吧。”

    “为什么？”

    “走，我能到哪去？日本人能打下上海，打不下南京？再说，就是跟着蒋光头，又有什么好处？‘四·一二’清党，我这手上可没少沾血，而我家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我想让他在政府里安插个位子，好歹栽培栽培，他呢，推得干干净净。”

    杜月笙知道张啸林为儿子事而恨蒋介石，便把话引开，说：“走，也不一定是为了跟着蒋介石。‘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参加过抗日活动，日本人来了，不会不算账的。”

    “不！”张啸林抬手止住杜月笙，“就是我们抗过日，又怎么样？日本人来了，还能不想玩得转？土肥原已亲自来对我说过，只要我能留下来给他们办事，他绝不会计较我原先的那些虚名的。”

    张啸林说的“虚名”是指他不久前担任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委员的事。

    “给日本人做事，那岂不成汉奸了？”

    张啸林霍地从烟榻上坐起来，吼道：“汉奸？汉奸怕什么？麻皮金荣，还有你，不也都是汉奸？”

    “我问你，金荣大哥替法国人做巡捕，算计中国人，算不算汉奸？你做租界会工董局华董，替外国人出谋划策，算不算汉奸？”

    张啸林说到这儿，也觉得话说得太过火了，便换了一个腔调说：“老弟，你也不用生气，我这是打比方。我看。做人还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同时，我看蒋光头他妈的也未必是真打日本。”

    接着，张啸林又告诉杜月笙，10月间，蒋介石暗地里派人去意大利与德国，请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出面，同日本讲和，现在正在商谈“和平条件”呢。

    “你看，蒋介石都准备投降，我们这些人瞎起劲抗日何用？前几年，冯玉祥长城撼兵，吉鸿昌倒是狠狠打了日本一顿，可后来呢？还不是被老蒋杀了？”

    “现在形势和当时不一样了。”

    “不一样？老蒋那家伙可说不准，说不定有一天会卸磨杀驴呢。”

    杜月笙越听越烦恼，他长叹一声，摇摇头，拱拱手，与张啸林无言而别。

    回到家里，杜月笙一夜未曾睡安稳，老是想着去留的事。

    11月26日夜，华格泉路杜公馆的大餐间里，杜月笙摆酒招待手下四个心腹。杜月笙亲手打开一瓶路易十四，亲自向黄国栋、万墨林、朱文德、杨渔笙敬酒，四个心腹受宠若惊，自然心里也有点数，觉得一定有什么大事要他们干了，但老头子只顾让酒吃菜，只字不提今晚有何吩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基本都饱了。

    杜月笙这才说：“今夜叫你们来，是有要事交代。国军撤走后，租界四周全是日本人的势力。日本瘪三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不得不走。我走后，这摊子，就交给你们四个。”

    “我们……”杨渔笙要说话，却被杜月笙摇手制止。

    杜月笙接着说：“除了你们原来掌管的以外，文德要代墨林写信和发电报，国栋代张翼枢把上海的报告发给我。电报暂时通过电报局内部，想法子发出去。渔笙，你专门发账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

    所谓救济费，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留在上海的社会各名流的补助费，以免他们因经济困难而受日本人利诱，而去当汉奸。

    “你们四个，要胆大心细。恒社社员转入地下，有事会同你们联系。我家里的人，拜托你们照顾……”

    “怎么，先生就一个人走？”

    杜月笙重重地点点头，“我是去抗日，不是逃难，带家属干什么？”

    “那他们的安全……”

    “我想不会有什么的。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日本人要是真的下毒手，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总不能去做卖国的汉奸吧？”

    壁上的大自鸣钟，当当当地响了10下，杜月笙接过佣人递来的热毛巾滋过手脸后，昂然出门。四个心腹要送行，杜月笙摇手阻止。他坐汽车从华格臬路到18层楼四太太姚玉兰处，让别人知道他和平时一样，今晚仍然在最得宠的妻人那里过夜。在附近监视的特务看到，真以为杜月笙又是去蒲石路18层楼公寓四太太那里过夜，因此未加堤防。杜月笙的汽车躲过日本人的监视智慧，却调转方向，前往法租界公和祥码头，竟然一路畅通无阻。

    其实，杜月笙一行人是这样前往码头的。当自家的车到18层楼门口停下后，杜月笙钻出汽车进了大楼门厅。早已等着的随从马镇兴迎了上来，扶着他，两人并不上楼，而走向后门。后门口停着另一辆车子，车上已有秘书翁左青和王幼棠、司机汤二宝三人等着。杜月笙和马镇兴一上车，碰上车门后，车子随即起动，直驰法租界公和祥码头。

    码头上一片漆黑，江水拍打着浮动泊船，发出闷声闷气的哗哗声，在夜空中震响。远处有几点昏暗的灯光，迷迷糊糊地映出法国邮船“阿拉美斯”号庞大的身影。天上寒星闪烁，江上秋风扑面。此时，杜月笙心里大有“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气概。

    杜月笙由马镇兴和汤二宝搀扶着走过跳板，登上了甲板。只见“阿拉美斯”号英国客轮灯光灿灿，杜月笙就这样上了英国豪华油轮。进入灯光璀璨的大餐厅一看，厅内灯火辉煌，宋子文、胡全江、钱新之等人，正围在一张桌子边搓麻将，一见杜月笙来到，都起身招呼相迎。

    “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众人簇拥着过来，与之一一握手。谦让入座后，不久，代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也姗姗而来。

    在黑暗的茫茫夜色里，徐徐黄浦江水中，“阿拉美斯”号在轰轰地汽笛声中起锚开航了。

    这是杜月笙有生以来第一次去香港避难。

    铁血锄奸，射杀张啸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啸林又与国民党挂上关系，其势力进一步膨胀。他用搜括来的巨资投资银行和工商业，由大流氓一变为企业家和银行家，进入他一生鼎盛时期。

    30年代以后，张啸林的势力和地位逐渐下降，他与蒋介石及杜月笙的嫌隙越来越大。

    比张资历浅的杜月笙由于手腕灵，善于笼络人心，不似张为人粗野无文，鄙吝小气，因而威望权势日增，张的一些门徒纷纷改换门庭弃张投杜，张啸林为此十分忌恨。

    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

    蒋介石部署撤退时，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

    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之后，张啸林和自己的亲家俞叶封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

    按照日本人的指令，1939年夏，“新亚和平促进会”在新亚大酒店5210室正式开张，张啸林亲自任会长，俞叶封任秘书，张啸林的亲信门生程效欣，以及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任理事。

    张啸林用日本人拨给的枪支弹药，把他的门徒党羽武装起来，开始了专门为侵华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的活动。张啸林倚仗关系多，门路广，地理熟，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在运输的事体上甚至动用杜月笙的力量——忠义救国军中的潜伏人员，以至于几乎包揽了上海与华中之间的煤、米、棉生意，在军需物资的供给上给日本人帮了大忙。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张啸林生意越做越大，后来竟然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各地，大发国难财。但是，张啸林的一系列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当时，杜月笙作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要协调帮助重庆各派系在上海开展工作。由于杜月笙和戴笠的特殊关系，杜戴一家亲，帮助军统锄奸，对杜月笙来说更是责无旁贷。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戴笠尤嫌不够，他想在上海建立一个专门从事暗杀锄奸活动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构成人员要非同一般，戴笠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原别动队第二支队的大队长陈默。

    陈默，字水思，在军校高教班接受过训练，抗战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是杜门后起之秀中的狠角色，行事作风断乎不在顾嘉棠之下。若论学问与计策、计谋，尤其在顾嘉棠之上。戴笠推他为“行动小组”组长。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担任“行动小组”组长，杜门中在上海滩的所有力量使用起来便是得心应手，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制裁敌伪的锄奸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12月30日，准备加入汉奸组织伪“上海市民协会”的绅商文人陆伯鸿从吕班路寓所外出时，被一名“水果小贩”一棍打死。

    1938年1月14日，上海有名的“强盗律师”，专替强盗开脱的范是，由于此间正忙着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于是这日他在威海卫路155弄20号自家门口，被一颗飞来枪弹射中，当场倒地毙命。暗杀的手段干净利落，不失为陈默接手初期的一件得意之作。

    紧接下来，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还有东洋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身亡。文化汉奸余大雄甚至被人杀死在汉奸大本营——虹口新亚酒店的浴缸里。

    这一系列的暗杀案，都是陈默的行动小组所为。抗战初期，从1938年1月到1939年底，陈默的行动小组共除掉大汉奸及日本人62名，干过22起大的破坏，包括炸仓库、烧栈房，甚至焚烧了多艘舰艇和20多艘军用小艇。日本宪兵补充队长高英三郎，在日本军队的野战医院被杜月笙的学生下药毒死，日本间谍——伪“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于大白天在四马路望平里人群中被“砰砰”两枪，一枪一个，倒地而亡。

    一时间，大上海腥风血雨，陷阱密布，唬得日伪个个胆战心惊。

    此后，杜门和军统配合，做出几件暗杀“大人物”的血案，令整个上海滩为之震惊。其中，便包括刺伤张啸林一案。

    1938年底，军统布置了一次在马路上暗杀张啸林的行动，但因张的车身护有钢板，汽车窗玻璃也是防弹的，没有成功，反而使张啸林防范更加严密。

    1940年1月14日，张啸林的亲家、主持“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俞叶封，邀请张到更新舞台楼上包厢看戏。军统上海区闻讯，派人潜入剧场执行暗杀，结果一枪击中俞叶封，而那天张啸林却因故未去，又躲过一次暗杀。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他们还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小组。这个“行动小组”就是陈默领导的。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策反林怀部。

    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

    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之后，林怀部一直静候时机。但是，自从躲过两次暗杀的张啸林，警惕性很强，林怀部总也没有机会下手。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已接到伪浙江省长的委任状，即将上任。这天傍晚时分，张啸林的弟子、伪杭州锡箔局长吴静观专程来沪，拜访即将上任的顶头上司。张啸林约吴静观到三楼密谈。当时天气炎热，窗户大开。

    林怀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找女人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无法下手。

    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

    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阿四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

    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

    “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只见子弹不偏不倚，正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巴里射入，穿颈而出，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吴静观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枪杀了他。当时，吴静观见状，想要打电话求救。刚刚拨完号码，还不曾通话，就被身手矫健的林怀部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又是一个一枪毙命。

    林怀部又往张啸林的身上补了一枪，最终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啸林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张啸林被枪杀的时候，杜月笙正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八层楼咖啡座上，与王新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突然翁左青跑了上来。

    翁左青原本是张啸林的手下，在当警察巡官的时候救过张啸林的命，然后弃官跟着张啸林出走，又联合了另一个朋友程效沂，从杭州打天下，一路打到上海滩。由于黄、杜、张不分家，翁左青从张家踱到隔壁头杜家，替杜月笙掌管机密16年。

    只见翁左青脸色惨白，泪眼婆娑，脚步踉跄地来到杜月笙的面前，伸出哆嗦的手，递给杜月笙一份刚刚收到的急电。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了翁左青一眼，接过电报，略一浏览，立刻泪水纷飞。当时茶座上众目睽睽，杜月笙不管不顾，只是双手掩面，吞声饮泣。

    杜月笙跟戴笠是极要好的朋友，又是共事的伙伴，他早就知道张啸林这样变本加厉地为日本人卖命，会有被暗杀的下场。尽管张啸林防范严密，陈默等人还是会找到机会，成功刺杀他的，只是早晚的事罢了。但是，如今人真的去了，还是不免地悲痛、伤感……

    除了这起震惊上海滩的刺杀张啸林事件以外，以后的锄奸工作中杜月笙还曾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许多起，其中还包括砍死曾经为其跻身工商业而提供不少帮助的傅莜庵，等等。

    1940年，锄奸大案一个接一个，上海滩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汪伪汉奸人人自危。继8月张啸林被枪杀，10月傅莜庵被刀砍死，11月的一场崩天大案，把这一系列暗杀和对汪伪政权建立的破坏推向了高潮。

    耗资百万援救驻沪大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前，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

    当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言指出：暴日分兵西进，副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当时，国民党的政府迁往重庆后，并没有把全部的政府组织机构全部撤离沦陷区。而是，秘密地在各地派驻驻地大员，以期反击之时可以做好接应准备工作。

    其中，驻沪大员正是杜月笙和戴笠的好友吴开先。从重庆往上海派驻大员时，具体工作是杜月笙和戴笠安排的，所以当局就派跟他们走得比较近的吴开先来沪工作了。

    开始，吴开先行事比较谨慎。这是吴开先第二次来沪，第一次在万墨林被捕之后，后来万墨林被杜月笙营救出狱，吴开先也赴渝述职，休养一个月。1941年秋再度赴沪，形势已更趋严峻，上海英法租界慑于日本人的气焰，已无法保障重庆驻沪人员的安全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租界，原以租界为根据地的重庆地下人员，从此失去了保护屏障。而吴开先的被发现，却是因为为他管理杂务的沈守良。沈守良抗战前曾在上海市党部做门卫，吴开先对他甚为信任。

    1942年春节，吴开先为手下亲信干部每个人发了一笔钱。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大家便凑在吴开先处开庄掷骰。在座的除吴开先的手下亲信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锋有真、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驻沪代表陆鸿勋，以及蒋伯诚夫妇，万墨林等人。抽头所得的钱，由吴开先手下几个亲信分了花用，沈守良分得最多。

    之后，沈守良便乘闲暇之机到外面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很快被汪伪特务发现并逮捕。沈守良失踪，吴开先已有所警觉，但行动慢了一步，在他与徐采丞联络新的办公场所与个人住所的时候，被“七十六号”特务闯进他的秘密住所，将他抓走。

    第二天，徐采丞的儿子徐振华，一向奉乃父之命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被抓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结果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当时徐采丞见儿子迟迟不归，私下一打听，方晓得出了事体，赶紧与远在重庆的杜月笙联系。

    杜月笙闻讯，感觉真是当头喝棒。在重庆派驻上海的各大员中，杜月笙最担心的是吴开先。这不仅由于吴开先责任重大，更由于他与吴开先向来配合默契。

    于是，当即复电徐采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

    “徐先生，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万墨林焦急地问。他一拿着收到的电报，就找到徐采丞商议对策。

    “就照杜先生的嘱咐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徐采丞满是镇静地说，“敌伪那边，我得想方设法收买他们，上下打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分三步走，第一不能让吴先生在里面吃苦头，第二保全他性命，第三设法营救。”

    万墨林连连点头称赞，“对对，徐先生你真是有办法，你这样做，一定可以把吴先生救出来。”

    “说起来是简单，做起来就晓得难度大了。”徐采丞一声苦笑，语意深长地说，“墨林哥，你要尽快关照蒋伯老和吴绍澍兄，如今不比以往，租界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叫他们务必当心一点。进去一位吴先生，事体已经够大，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是也无能为力了！”

    “好，好，我马上去知会他们。”万墨林连连答应。

    “墨林哥，”徐采丞笑着连连摇头说，“别忘了还有你自家。”

    徐采丞如此一说，倒是点醒了万墨林，当下万墨林便加了小心。

    蒋伯诚当时住在福履理路曲园内，是风声紧后万墨林特地给他找的秘密住所。自从搬进去后，蒋伯诚极少外出，除了万墨林有事联络外，专门有一位联络员也是杜月笙的弟子王先青与他联系，倒也风平浪静。

    但是蒋伯诚的妻子杜丽云却耐不住寂寞。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爱凑热闹，喜欢出风头。没过多久便再也受不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会朋友，外出买东西，甚至去戏院影院，乃至在其他公共场合露面。

    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的身份使得熟悉她的人很多，没多久便被汪伪特务跟踪，找到蒋伯诚的住所。当时蒋伯诚53岁，吴开先被捕后，他一着急患了中风瘫在床上。汪伪特务便将蒋伯诚的住所秘密监视起来，准备钓几条大鱼。

    这天，蒋伯诚的联络员王先青前往蒋宅，刚刚进屋，汪伪特务便跟进来将王先青抓捕。蒋伯诚因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从此被软禁在住所内。

    蒋伯诚病卧在床，万墨林为他四处奔走，延请医生，不时出入福履理路蒋伯诚寓所，因此再次进人汪伪特务的视线。

    当时万墨林住在蒲石路18层楼早先姚氏夫人的住处，一天夜里，东洋人搜查到万墨林的住所，万墨林和夫人匆匆起床，接受检查。随后，万墨林和太太一起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

    同时被捕的还有吴绍澍，亦如徐采丞所言，“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何况线索总会有的。

    重庆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首脑被东洋人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徐采丞没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今他在上海可信托倚重之人，唯有徐采丞了，因此把千斤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

    徐采丞原是开纱厂的。抗战前，他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破产倒闭。后来，还是通过杜月笙的帮助才得以保住了纱厂，还发了财。从此，徐采丞对杜月笙感恩戴德，奔走于鞍前马后。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徐采丞与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拉上了关系，结识了不少日本军界和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但是，非常时期徐采丞也吃不准是否可以营救出所有被捕人员。

    因此，徐采丞之前就表示说：“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了！”

    但事体总归要解决，他只得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投，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另外，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方面的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几个被捕的重庆人员倒是没受什么大罪。

    万墨林是因为第一次入狱时，被汪伪特务们大刑伺候受的伤还没有好就又再度入狱了。所以不久被送到大华医院疗养，由他的太太陪伴，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行动十分自由。

    日本宪兵队特高科主任花田时常携带礼物到医院探视，万墨林的亲朋好友也带着各种礼物常来常往。

    后来花田看见往来客人过多过杂，害怕出乱子，于是又把万墨林转移到日军管辖的大西路宏思医院特等病房。不过，因为特等病房费用太大，万墨林借口自家坐牢调不开头寸，便趁机要求搬到西蒲石路郑子嘉家疗养。

    花田哪里相信万墨林调不开头寸，光徐采丞拔到他这里大洋便十分可观。但只要不出事体，他自然会成全。

    万墨林搬到郑子嘉家后，为了方便照顾蒋伯诚，提出让蒋伯诚搬来一起住，花田也表示同意，随后命人将蒋伯诚抬了来，他的夫人杜丽云也跟着一起搬了过来。

    蒋伯诚搬过来以后，请医生看病方便了许多，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所有费用一概由万墨林支付。两对夫妇住到这里以后，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一切行动自由。甚至在白天，万墨林还可以由宪兵陪着外出活动活动。

    1942年5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攻势转为守势，紧接着战局急转直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再次提出“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再次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和活动。

    形势的变化，为杜月笙营救吴开先等人提供了方便。这时，徐采丞又请出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曾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之职代行过总统职权、后出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苏大使的颜惠庆。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后来，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此人交游广阔，与日本军政界许多重要官员有联系。

    经颜惠庆一番奔走斡旋之后，吴开先在被关押近7个月的时候，于1942年10月11日率先出狱。紧接着，蒋伯诚、吴绍澍、万墨林、王先青等，也相继恢复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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