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
这是董竹君（1900—1998）九十七岁时在自传小说《我的一个世纪》页面上写的一段话。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她有着一种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性格。而董竹君的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人生经历。
【一个世纪的传奇】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坎坷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十二岁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凭借天生丽质的外表，秀外中慧，聪明伶俐的性格，偶尔的机遇，让她结识了革命党人，从而跳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婚后，曾只身在日本求学，求学路上，历尽艰险，饱受磨难。终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她再度冲出樊笼，历尽艰难险阻，创立上海锦江饭店。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董竹君的一辈子，好像是所有不幸与幸运的集合体，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她都从未曾放弃过，反而迎面所有的苦难，试图战胜它们。她的不幸、她的坚忍、她的不屈不挠、她的乐观向上，却让成她成为一个传奇。
【沦为艺妓】
董竹君出生于一个充满忧患的年头，八国联军攻破了北京，腐败的大清王朝经由“庚子之乱”疾速滑向亡国的边缘。她家位于当时上海有名的臭水沟洋泾浜边上，父亲本姓东，后改姓董，性情耿介自尊，拉黄包车，照样能挺直腰杆做人，董竹君显然继承了他的性格。母亲姓李，勤俭能干，风火急躁，因为家计艰难，经常叫苦连天。
董竹君的父母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她送进了私塾读书，还告诉她，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她读书。但不幸的是，勤于养家的父亲就因为肺结核病倒了，肺结核在那时是不治之症。为给父亲治病，母亲只得去给人帮佣，但那一点点钱对父亲的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家中的日子也没法过了，简直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这时候的董竹君出落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被呼为“小西施”。父母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把女儿抵押给了名为长三堂子的妓院做清倌人，为期三年，价钱三百块。
董竹君从旧书上读过“割股疗亲”和“卖身葬父”之类的传奇故事，为着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孝”字，她明知前面是红红的火坑，仍然奋不顾身地跳下去，于是年幼的她就这样沦为了一个艺妓。
【跳出火坑】
长三堂子虽然接客卖笑，迎来送往，但也是很保险的秘密集会、筹谋划策所在，因为这种地方最重隐私，于此间商议大事，便可免为人窥探之虞，所以多有反对倒行逆施袁世凯的人士聚集在妓院，名为寻欢，实为集会。
这样的人中就有董竹君的他。那时的他，已非白丁，而是闻名遐迩。他曾留学海外，跟随孙中山先生，辛亥之时，他回四川策动、领导革命，建立蜀军政府，实现重庆独立，自任副都督，又任北伐军四川总司令，实为辛亥元勋。他就是夏之时。
董竹君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正值他失意之时。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将他骗到北京，解除了他的兵权，还派人严密监视，以防不测。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参加的革命变成了这副样子，他的心里不是滋味。等到孙中山号召反袁时，他便自然积极参与。
当时，他正当二十四岁的好年华，而董竹君也正当人生最美的时段，加之腹有诗书气自华，跟妓院里其他女人相比，她显得那么的鹤立鸡群。夏之时被她吸引，温存儒雅地关心着她，董竹君被感动着，少女的心萌动了。
夏之时正在上海策划反袁起义，随时准备举义，就在这时候，董竹君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他，老鸨要逼她接客了，她不愿意接，她喜欢的人是夏之时。
董竹君的期望没有落空，上海的反袁起义失败后，夏之时要逃往东京，临走前来找她，要带她走。
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曾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然而，这对于共过患难又彼此深爱的两个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阻碍。到日本后，他们就结婚了。
【留学东洋】
一身白纱裙的董竹君和笔挺西装的夏之时，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仪式简单的婚礼。那一年，董竹君十五岁。
新婚夫妻，自然是浓情蜜意，夏之时还给原先没有名字的她起了“竹君”这个名字，希望她能像竹子那样高洁。
结婚不久，夏之时就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跟随孙中山先生开始二次革命。与此同时，他把董竹君送到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念书。
接受了现代教育的董竹君第一次获得了自由思考的权利，她也终于得以有机会思考自己的人生。夏之时出身地主家庭，虽说参加革命，但是脑子里还是有着封建残毒，大男子主义、家长式作风，粗暴、专制，这些也就成为了新女性董竹君反抗的焦点。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举事，打响了护国战争第一枪。夏之时奉命回川，临行前，他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教她防贼，若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则用它自杀。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乃逵到日本陪二嫂读书，用意无非是要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获得自由就红杏出墙。董竹君平生最痛恨的就是亲友看扁她的人格，夏之时对她如此不信任，她心里火冒三丈。
夏之时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高潮。董竹君的学业也进展得颇为顺利，毕业后，甚至还自学法语，准备赴法国留学。但是这很明显超过了夏之时的忍耐极限，遂修书一封，催她尽快回四川。董竹君无奈，只得放弃留学，收拾行装，带着女儿，回到了四川的夏家。
【两情不相悦】
夏家是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封闭、落后、守旧、固执。要在一个勾心斗角的旧式大家庭中理顺关系，绝非易事。董竹君相当用心，她先是在省城买了一大堆洋货作为见面礼，打点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个不漏，他们的口被封住了，不好意思一上来就找她的茬，剩下的事再见招拆招，随机应变。夏家的老太太嫌弃董竹君是个下江人，有过青楼卖笑的过往，居然还留过洋，恐怕不好使唤，就敦劝夏之时将她休掉，另娶一房，这事被夏之时顶了回去。董竹君拿出十成功力，里里外外精明贤能，很快就让夏家上上下下生出敬意，连老太太也改变了根深蒂固的成见，还亲自主持操办了一个旧式婚礼，让已为人父人母的夏之时和董竹君高烧红烛，重新拜堂，算是正式接纳她为夏家的媳妇。
夏之时出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后，一改初衷，做起了地方军阀，凭仗枪杆子欺负商民，从中渔利，钱倒是捞了不少，但他原先的革命理想却变了质。董竹君对他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劝他走正道，保全清誉，这些规劝招来的却是轻蔑的骂声，骂声中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1919年，由于夏之时在四川军界内部白热化的派系斗争中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被正式解除军职，从此在成都过起了求田问舍的赋闲生活。他创办过锦江公学，但只是短期行为。他喜欢赌钱，一把把钞票随手而空。他喜欢敲木鱼念经，假把式学佛。他抽鸦片烟上瘾，董竹君看不惯，将烟具藏起来，他就恶语相侵：“就算把房子吸成了灰，也不是花你娘家的钱！”因为不得志，夏之时的脾气越来越糟糕，经常无理取闹，甚至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扬言要一枪崩掉她。最令董竹君难过的是，她患肺病避居花园亭子，休养三个月，他从未去探望过她。他重男轻女，见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口头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恼火。当年，夏之时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曾残忍地将她淹死，此后胎胎生儿子，夏母居然将这种恶行当作经验加以推广，这当然是宅心仁厚的董竹君深恶痛绝的。董竹君怀第四个女儿国璋时最为辛苦，因为劳碌过度，胎气不足，共怀胎十五个月才分娩，身体亏损极大，夏之时却毫无关怀之意和体贴之举。董竹君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放下往日都督、司令的架子，多接受点新文化新思想，多兴办几项实业，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她还拜托国民党内头号理论家戴季陶去劝导夏之时重拾雄心。殊不知，戴季陶意志薄弱，是个动不动就想到自杀（最终于1949年自杀成功）的衰人，结果有辱使命。
【离家出走】
在军阀割据、工商凋敝、教育废驰、民不聊生的乱世里，董竹君仍自强不息，开办“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起先，生意还差强人意，可是受到民族工业大气候的影响，经营渐趋惨淡。
事业获得起步的董竹君，她家庭生活却越来越糟，主要是跟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僵。夏之时本来就对女人抛头露面做生意不满，再加上自己事业失败，在不满外又加了一层嫉妒。他常跟朋友抱怨，说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朋友的老婆在外边再凶，到了家里也得乖乖听话，而他的老婆在里在外都是一把手，他根本说了不算，也吵不过她。如此种种，怨言颇多，夫妻裂痕，渐渐扩大。
董竹君愈益觉得夏家的气氛难以忍受，尤其是丈夫反对自己的态度，让自己伤心不已。所以，她决定离开这个家，然后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1929年春，董竹君将工厂关闭，将公司盘出，将最小的儿子留在四川，带着四个女儿前往上海，与夏之时会合，这本是他们和好的最后机会，夏之时却将它白白浪费了。当时董竹君要留在上海打拼，夏之时坚决不同意。好不容易让他同意了，孩子却又成为争执的焦点。董竹君要留下所有的孩子，夏之时却要所有孩子跟他回四川。争执良久，方才达成协议，仅把男孩留给他，她带着四个女孩。
可以说，正是夏之时的指责、怀疑（疑心她卷空了家产）和辱骂，以及手持菜刀追杀，令董竹君再也无法容忍，她咬紧牙关提出了离婚。但两人这次并未离婚，只是协议分居。
临走的那天，夏之时还是试图挽回董竹君，想把她留在身边，毕竟两人这么些年的感情不是假的。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年轻的女孩，年轻的都督，相遇、相识、相恋，这里的每一份感情都是真的。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姻原本有点英雄救美的意味，不乏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到头来却演变为反目成仇的结局。应该说，夏之时算得上行侠仗义的英雄，董竹君也绝对是一位坚毅好强的美人；夏之时只有一时投入的爱美之心，董竹君却有永久珍视人格和尊严的主见；过气的英雄长年以恩公自居，觉悟的美人则不愿一辈子保持女奴的姿态。于是，这桩在外人看来异常美满的婚姻最终从内部稀里哗啦地解体了。
【离婚】
在上海的日子，董竹君过得很是辛苦，毕竟家里有四个孩子跟两个老人，生活压力实在大。走投无路的她甚至去过赌场，还给人推过黄包车。好在夏之时还讲夫妻情谊，不时地接济她们。不过，对她而言，这种接济反而令自己感到耻辱。她是自己离家出走的，不做出一番大事给他看，怎么行？夏之时曾一度终止了接济，试图迫使她们回家。不过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打错了，董竹君倔强的个性占了上风，坚决不回家。
分居五年后，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签署离婚协议。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以免孩子们长大后，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及儿女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这两点要求合情合理，令在座的见证人都感叹唏嘘，夏之时也走过来，握手下泪，对她说：“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提出的要求，（我）完全可以办到。”事实上，夏之时回川之后，就暴露出本来面目，他不但分文不汇，还向离婚律师戴季陶、李伯申等人诬告董竹君隐匿款项，叮嘱他们“勿予接济”，并请他们设法以共党嫌疑罪将她驱逐或拘禁，逼她交出孩子，其用心不可谓不毒。后来，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信痛陈董竹君数条罪状：胳膊肘外拐；视女若男；交友不慎；对新文化、新思想趋之若鹜；忘恩负义；经营不善而使工厂和公司倒闭。信末他提出三项“善后办法”，无外乎是要董竹君带着女儿返回四川，这当然是白日做梦。
就这样，夏之时离婚后干出的种种卑劣行径，更将董竹君心中残余的那点爱意和敬意化为烟尘和齑粉。
【工厂被毁】
离婚后的最初几年，董竹君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典当行。平日不用的首饰抵押殆尽，她不心疼；贵重点的衣服抵押一空，她也不心寒；而大女儿国琼的乐器大提琴被抵押出去，她才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心酸。囊空如洗，手头拮据，迫使她一再搬家，即使栖身在最便宜最阴暗的亭子间，她仍要为房租发愁。
受医生郑德音的影响，并由她引荐，董竹君一度想加入共产党，却未能如愿，于是她就做了一位不签字的党员。那位姓李的神秘人物倒是给她指出了一条创业的光明路，这方面她在四川已积累了不少经验。董竹君也想到了办企业，可是资金从何而来？她找到二叔，二叔倒是极力赞成她开办纱管厂。她通过可靠的门路，东拼西凑，集资四千元。
1930年春，董竹君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她在销售方面下足了苦功夫，直跑得双腿肿胀，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当时，女子办厂在上海还是新鲜事，很难赢得上海银行界和实力雄厚的企业的信任，可想而知，要找他们贷款和拆借资金均是此路不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董竹君经高人指点，远涉重洋，去菲律宾马里拉华侨界招回一万元股资，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
1932年1月28日夜，侵华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
董竹君又回到了零点。
局势平静后，不甘心失败的董竹君又着手准备重出江湖，但谈何容易。海外股东不明真相，停产以后，有不少流言中伤董竹君，说她是“拆白党”，意即为空手套白狼的骗子。为了恢复生产，董竹君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一时心急，她险些中了专门设局坑人的“翻戏党”张云卿的圈套，待她识破张云卿的鬼把戏后，张云卿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倒敬佩她在商机无限、危机也无限的上海滩敢闯敢干，还无偿地资助了她一笔钱，以解燃眉之急。
这期间，董竹君的母亲去世了，父亲重病，债主催迫得一日紧似一日。眼前八面悬崖，看不到半线生机。董竹君“顿时觉得四海茫茫，束手无策。一阵心酸，一阵沮丧，自杀之念油然而生”，甚至觉得死是最好的解脱，可以了却万般烦恼。但这个念头闪现时，她耳畔立刻响起了夏之时的那句预言：“到头来，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于是，董竹君便又坚定信心活了下来。
【今有英雄起巾帼】
终于，董竹君否极泰来。有一天，董竹君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四川人李嵩高。此人曾留学法国，是四川地方军队的军火采购员。他慕名而来，听说她会经商，资金方面遇到难处，就慷慨解囊，愿意借给她两千元做生意，这岂不是雪中送炭吗？此人语气诚恳，并没有提出任何非分要求，董竹君欣然收下了这笔救命钱。她仔细琢磨，办厂太难了，只好放弃，办川菜馆，也许更有奔头？当时，在上海酒菜业中最受欢迎的是粤菜和闽菜，川菜并不吃香，主要是因为川菜太麻、太辣、太咸，不对下江人的胃口。若将川菜的花色品种加以重新组合和改造，未见得不能与粤菜、闽菜争一日之雄。
1935年3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锦江川菜馆正式挂牌营业，开门就是满堂红，此后生意节节攀升，简直好到爆棚。上海滩青、红帮的头面人物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固然捷足先登，南京及上海军政要人也经常在此设宴，默片时代的头号明星查尔斯·卓别林访问中国，在此品尝过香酥鸭子，还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意提到一笔。满座的时候，竟连杜月笙也得排队，有一回，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让招待员捎话给董竹君，赶紧扩充店面，房间不够，就用他的名义跟房东孙梅堂打商量。董竹君求之不得，孙梅堂误以为杜老板是她的靠山，只好尽力玉成。锦江向后弄深入，必须搭天桥过去，又是杜老板出面疏通，促使法租界工部局破天荒签发了特许营业执照。扩充店面后，锦江的生意更加蒸蒸日上，董竹君名声大噪，被视为神通广大的女强人。
在经营的过程中，董竹君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设计了一套饭店的管理方法和规章制度，还培养了一大批饭店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她所设计的制度甚至在日后的中国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当时的酒菜业中，还没有人像董竹君那样讲求文化品味，室内装潢十分考究，除了红木雕刻的宫灯、意大利样式的雕塑，墙上还挂有张大千画的丛竹、郎静山拍的照片和郭沫若写的条幅。这里应特别提及郭沫若，他困居上海期间，一直由锦江照料饮食，因此他称赞董竹君为一饭救韩信的“漂母”，还写诗填词以表谢意，其诗为：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1936年初，董竹君开办锦江茶室，给社会贤达名流提供一个幽雅整洁、安静舒适的清谈环境。茶室全用女招待，却从不播放靡靡之音，以示正派经营。董竹君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办得红红火火，与其经营理念和严格管理固然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她能在三教九流各路神仙中周璇自如，诸如官场中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国民党政要戴季陶、红人郑毓秀，黑道上的青红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白道上的文、教、法、工、商、报界的名流，她能一一摆平，不开罪任何一方，在商言商，不卷进政治漩涡，尽管她也掩护和资助过一些爱国人士和地下共产党员，但做得天衣无缝，就算是军统特务沈醉有所察觉，也没能抓到把柄，不敢轻举妄动。
【战乱年代】
1940年冬，董竹君搭乘一家荷兰公司的轮船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一是探望大女儿国琼，二是为锦江两店募集新的股金。她选择的时机显然不对，日本远征军于翌年入侵菲国，董竹君与女儿沦为难民，险些死于菲国新兵的枪口（误以为她们是日本间谍），幸亏朋友跪地作证，才逃过劫数。
董竹君临危不乱，关照大家要穿戴整洁，妇女略施脂粉，因为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尊重富人和女士，打扮得漂亮些不难博取同情，容易获得救助。事实证明，她这是神机妙算，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他们果然多次得到意想不到的援手，从而死里逃生。
1945年初，在菲律宾受困五年后，董竹君乘日本红十字会的难民船回到上海。
沦陷区的上海早已面目全非，日本人的“善治德政”通过汪伪政权尽展“魅力”，有钱有势的人纸醉金迷，没钱没势的人忍气吞声。董竹君回国后，立刻发觉锦江两店（饭店和茶室）的代理人张某某贪污严重，经营额已急剧下滑，她若再晚回一段时间，锦江两店势必会落入他人之手，她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
董竹君急于筹集资金，在证券交易所栽了个跟头，屋主要挟收回店面，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和金元券，物价疯涨，锦江两店险象环生。董竹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最终，董竹君相机行事，一一化险为夷。最难过的战乱年代里，董竹君艰难地熬过来了。
【世纪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在上海市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将自己的两家门店改造成了锦江饭店，这是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饭店。不过也是时事使然，经历了许多次失败又重新崛起的她，已没有了那么多争强好胜的心，于是便将锦江饭店主动交给了政府，自己只保留了郭沫若的一阕词和一副文房四宝。
这次，董竹君算是真正地回到了原点。
不料，后来的岁月中，都督夫人的身份给董竹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她甚至还被关进过监狱。不过总算她有福报，熬了过来，晚年还是很幸福的。
作为上海锦江饭店原始创始人，董竹君在九十七岁高龄之时撰写发表了自传体小说《我的一个世纪》。导演谢晋还曾根据这本书拍了一部电视剧《世纪人生》。在自传中，董竹君曾如是写：“竹君无才，竹君无貌，无以得到众人的青睐；无以战胜各项困难；竹君不冷，无以抵御种种烦扰。”
但夏之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四川，他被扣上了“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帽子，后被误杀于合江县城关镇。
得到夏之时去世的消息后，董竹君一下子就软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她果然还是爱他的，毕竟分歧可以忘记，但爱却是不能忘记的。她一直将两人的结婚照放在床头，照片里的两人，依旧年轻，依旧相爱，依旧幸福。夏之时也从未忘记她，据说在她开饭馆之时，他还托人送钱支援。她也顾念旧情，从不说他的坏话，即使在她的自传里，也只是说他脾气古怪，从不认为他是坏人。他们毕竟相爱一场，即使劳燕分飞，但美好的回忆仍在。
1997年12月，董竹君以九十八岁的高龄病逝于北京，留下了一个红颜传奇给这个世界。
董竹君启示录：
董竹君凭着勇敢和智慧走通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一条人生路，那就是独立之路、创业之路、自我完善之路。
这条路成就了她的传奇，一个董竹君式的传奇，从一个青楼女子，华丽转型为一个睿智、温文尔雅、气质超脱、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纪的魅力女人。她验证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的道理，自信、用心、很虔诚地经营着生活，任风云际会、红尘变迁，依然阳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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