鸢孩惊了。
鸢孩看见阵地的洞门竟还敞着。是他早晨检查过洞里的一切之后，忘了落锁就径直上了这个哨楼。鸢孩在哨楼上直叫小菊的名字，让她千万别往洞口再走一步，千万千万别再走一步。
小菊依然唤着妮子的名字冲向了洞口的那扇敞开的小门。
车队到了哨楼下面。
黄黄似乎为了告诉小菊妮子之死，不但不阻止小菊进洞，反咬着她的裤管往洞内扯拉。
连长最先从小车上疯着下来，大骂着什么在寻找鸢孩。
鸢孩最后警告着唤了一声小菊。
小菊大叫着我的妮子——我要妮子！
营长、旅长、将军、军研人员都下车盯着阵地洞开的那扇小门。
鸢孩举枪又一次猛烈地呵斥了小菊。
小菊冲到了门前。
鸢孩右手食指哆嗦得噼噼啪啪。
小菊的左脚跨进了洞门。
枪响了。
砰然一声。如晴天霹雳。
砰然的枪声，惊涛巨浪样拍打着禁区的静寂。鸢孩浑身上下打了一个寒颤，睁开被日光晒得昏花惺忪的睡眼，看见他的枪口正散发着淡淡一股烟尘，那烟尘在日光中呈粉彩之色，有火烧的焦糊气味。他把目光从那气味中穿越过去，发现那哨楼下并没有停着的黑、红、白的几色轿车，更没有连长、营长、旅长、将军和从北京来的军研人员，只有木呆的黄黄，一团泥土样立在洞前。在黄黄的身边奔跑过来的小菊，随着枪声身子摇晃一下，头便减轻了许多的重量，仿佛有一样东西，倏忽间从头上坠落了下来。旋即，紧跟着身子一摇，脸在血红的气味中白成了冷玉的洁素之色。
八十三岁的老人说：“鸢孩，你开枪了。”
鸢孩僵硬地立住，听到平南之日在头上洒落阳光时微细炽白的音响，如蝉翼从枝梢上缓缓地朝下滑落。而自己的脑里，一时间穷穷白白，干净成冷茫茫一片。他盯着小菊，看见小菊那养有尺长的黑亮发辫在她的头上如从崖头断落的绳子样坠了下来。辫梢上绕了红绳结儿，跌落时栩栩如生似一只翻飞的蝴蝶。小菊的发辫落在地上，盘在一起，如山地上的一蓬鸟窝，红绳结儿则极如窝旁艳丽的羽毛。鸢孩望着那个艳丽，还看见随着小菊发辫的断落，那粒子弹击中了正往门锁上垂挂的一叶一瓣的黄色小花。那朵将盛未盛的黄菊轻飘飘落在洞门下面，如浅落在阵地上的一团黄里含红的粉淡汁液，有微细如丝的馨香气味，在四号禁区满山遍野地散了开来，无边无际地扩了开去，溢满了一个世界。
鸢孩的枪落在了地上。
黄黄也前所未有地突然反叛地狂吠着朝鸢孩扑了过来，撕咬声把那温红的馨香，震荡得起起伏伏。
十一
一段时日之后，因为中国和某些国家共同签署的某项条约中的第七条，四号禁区和别的一些禁区一样，阵地封了，驻军撤了，成了新开发的国家森林公园。络绎不绝的游人从这儿爬上峰顶观赏日中瀑布时，桃红李白、山青水绿的气息，就淹没了鸢孩、小菊、妮子及黄黄的故事。
寻找土地
一
日头黄了嫩了，在旧历三月的乡下，正为冬末春梢，黄嫩如河边的一芽儿新生豆菜，拖着淋淋湿润。在这又黄又嫩的日光里，马家峪村的岭梁沟壑，起伏成九月间雨水孕养的山洪，一波一浪，推到远极的地方。置日头还没出来，东山东天才薄着一抹光色，海连长同乡里管民政的吴干部，把我的骨灰装进一个帆布提包，就早早走出了刘街村，踩上了通往马家峪的岭路。日头仿佛是被他们找出来的，问了个去刘街赶集的乡人，说往马家峪去从哪儿走，那赶集的人回身一指，日头就从他指戳的地方升了起来，先是一片金红灿灿的血渍，涂抹着岭岭梁梁，后在海连长与吴干部不经意的时候，成了一圆和往常无二的日头，暖暖地晒着梁上的寒意。空气里有黄土的腥鲜和麦苗甜腻腻的味道。我在骨灰盒里又闷又胀。对面的山梁上，有往田里送粪的村人，粪臭味在这早上的清新里，顺风而下，像一条汩汩潺潺的河流。吴干部前面走着，海连长紧随其后，我在海连长的提包里颠颠荡荡，骨粉像秋风里腾起的灰尘，雾来云去在木盒里。有一辆牛车，背对着日光走来，如同从日头里出来一样。迎着牛车去看那日头，仿佛日头里有影影绰绰的一个牛棚牛圈。牛蹄声，嘚嘚当当，由远至近，很像十五年前那个冬天的最后几片枯叶，飘落在马家峪的岭梁上。我就是乘着那辆牛车，离开了马家峪，到了刘街我的舅家。那辆牛车迎着我们走来，渐渐近了，我看见那上边坐的依旧是马姓的老人马四爷，他袖着双手，鞭子插在身边。吴干部问他马家峪还远吗，他用手指了一下，说不远，一会儿工夫的路，然后就从我们身边缓缓走过，由远及近，像马家峪的影子，遂又由近及远地消失，朝着刘街的方向。眼下，那牛车的铁轮，换成了马车的胶轮。没有了铁轮的叮当，牛蹄声显得沉默而又孤寂。
终于，马家峪被海连长们找了出来。一脉山腰，几十户人家，散成一个小村。新起的瓦房，零零散散地竖立，显着这个年月在乡间的气候。一群狗，在村田里追逐着。从田里回来的村人，去时挑了草粪，回时挑了几块石头，倒在门口的石堆上。并不见石堆长大，可那石堆却是这样一担担挑了出来，到了盖房时候，已经不差多少够了地基。海连长穿了百姓衣裳，提着我走入村子时，已是早饭时候，村人们从各自家中出来，到我家门口的槐树下，热热闹闹地吃喝。那槐树下摆了一个一个有平面的石头，村人们就蹲在那石头上，手里夹了白馍。我在村里时，吃馍是过年才有的事情，现在想必日子是好了。在老远的地方，我就看见靠着老槐树的那块大沙石上，坐了我的邻居贵德伯；东石上，是村西的仁德叔，西边是七婶子。七婶子已经老了，头发染了灰白。正在我家门边的是二拐子。二拐子立在石头上，大声地说洛阳他的大伯家，说那还算他奶奶的婆家呀，他自己的孩娃成亲了，分家啦，每个星期日回去看看吃顿饭，我大伯还让他孩娃一家三口交饭钱。我那大娘才他妈不是人，退休了，在家领孙子，领一个月竟让自己儿媳交她五十块的带孩娃钱；这天下还有奶奶带孙子收钱的理！二拐子的嗓子很大，说话时恨不得烧了他大伯一家人，话完了，饭场上静默着，村人都满腹惊奇。七婶的脸上，硬了一层木呆，过了半晌，她信信疑疑，像问别人，又像问自己说：
“不会吧？”
二拐子从石头上下来。
“我骗你们是孙子。”
一个男人朝二拐子近处站了站。
“你每次去洛阳卖肉墩儿，不都在他们家吃饭嘛。”
二拐子把头昂起来。
“我二拐子不做马家峪人做不出来的事。”
再问，二拐子便算盘细账，说第一次去，给伯家留了一个大肉墩，吃了他一碗干米饭；第二次捎了十斤花生米，又吃了他一碗干米饭；第三次去捎了半袋板栗核桃，还是吃了一碗干米饭。到末了，马家峪人就齐口同声，说外面的人不是人，世界也不是好世界。说如今的世道，都让那城市的教养染坏了，先前去刘街赶集，饿了到谁家都能讨出一碗饭，眼下再去，讨一碗水喝，也要收你二分钱。这样说着，有一番议论，海连长和吴干部就到了我家门前，立在了那饭场中间，问这是马家峪吗？答说是的。又问谁是生产队长，答说没有生产队长，说地都责任过十年了，生产队早就解散了。海连长于是就睁大了双眼，求救似的看着吴干部，吴干部朝前走了一步，说我是乡里来的，想找找你们村的村干部。答说我们马家峪就没有村干部，连一根干部的毛毛也没有。
吴干部脸上硬了惊色。
“那村里出个事情谁负责。”
二拐子拐到吴干部正对面。
“马家峪不是刘街，大白天敢哄抢我的苹果。”
吴干部望着二拐子。
“村里总该有个村民组长吧。”
二拐子说：“要啥村民组长啊。”
吴干部说：“好歹总会有个主事的人。”
二拐子说：“我们有事都跟四爷打商量。”
吴干部说：“四爷是谁？”
二拐子说：“是四爷，在村里年龄最长，辈分最高。”
吴干部说：“四爷家住哪儿？”
二拐子说，四爷到刘街给村里拉化肥了，你们有事跟贵德伯说。然后，回身叫了一声贵德伯。贵德伯从老槐树下的石头上走下来，上上下下看了吴干部，又看了海连长，说你们不是来搞计划生育的吗？吴干部说不是，转身指着海连长，说他是从部队来的，我是乡里的民政干部，来商量一件安葬的事。吴干部说出安葬时，脸上很吃紧，像人在城内，城门已经被人攻开了。然贵德伯却说，不是计划生育，天塌的事也等吃过了饭说。接着，他把头扭到一边，问谁家有新馍？七婶说我家是今早新蒸的，让娃他爹拉煤做干粮。拿出来几个，贵德说着，把目光落到一个孩娃身上，说你回家搬两张凳子来，那孩娃就端着饭碗小跑回去了。接下，他在饭场上走了半圈，说仁德，还就数你家汤好，仁德叔就起身回家了。工夫也就一丁点，回去的都又来到饭场上，在那饭场的中央，摆正了一张高条板凳，两个矮小凳，高凳上有了两碗白面汤，四个白蒸馍和一碟生葱菜。贵德伯说吃吧，乡下没有好吃食，天大的事也得吃完了饭再商量。话味道是硬得不容商量的。吴干部和海连长相互瞅一眼，便都明白了马家峪的风情，也就坐下吃起来。
饭场里有了外面人，立马就荡起热闹了，但凡马家峪的少老，几乎全都走出了门户，且到这饭场时，手里都要端来一碗饭，或拿来一个馍，再或端来一盆菜，摆到海连长面前，说尝一口我家的吧，你们来一次村里不易。这么着，那条凳上便摆满了碗盘，有烙馍、油馍、玉蜀黍汤、大米汤、面汤，稠的稀的，条凳上摆不下就搁在地上。端来了那么一碗，似也有了入饭场相陪的资格，马家峪人便都云集在我家门口，围着海连长和吴干部，看他们吃饭，也问些长短。谁家的鸡咕咕叫着走进饭场里，被女人们赶走了。一条黄狗从村人的腿下钻出来，卧在海连长身边，贵德伯咳了一声，过来了那狗的主人，朝狗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骂说滚出去，分不出个场合！那狗就夹着尾巴出去了。
太阳已升至岭坡，热光一竿一竿，暖着这冬末的三月。在海连长的提包里，我觉得那浅绿的帆布，有薄薄的一层火温。想马家峪的村人，十年二十年，竟没有啥儿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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