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气是越发好了起来，清早那卷在沟里的纤薄的白雾，悄然无声地散尽。一个小小刘街，仅因为几年前有条公路穿村而过，竟渐成了乡下的一处集市。我入伍前，它还叫刘家涧，一年不到，那公路通了，它就改称了刘家街，后来也就利索为刘街了。然它还是倚着耙耧山，濒着十三里河。说山，也不成其为山，没树林，也少明石；说河，却终年不闻哗哗的水响，只有九月的盛雨的季节，那似涧似沟的河里才轰隆着一股水声，卷走了人家的猪牛，偶或还有整个的麦秸垛摇摆着漂下。贵德伯说收不收他入坟得由四爷说了算。二拐子说我去刘街唤四爷早些回来吧？你去，贵德伯说，回来捎一斤香酱油，人家外面人吃菜是少不得酱油的。

    海连长把我提进刘街时，我还未觉出刘街的繁华。跟着二拐子重又回到了刘街上，我才终于清亮刘街失落了往日的荒凉，时日让它再生为城市的腕脉了。赶集人四面八方地拥过来，二拐子在那人群里，鼠着身子走，却把我挤到了街边。我在那窄狭、弯曲、高低不平的街边，沿着人家的墙根，仿佛垂头丧气地走进了几年前：那当儿，公路还如被刀切碎的猪肠子，一断一段，一段一断，从洛阳试着伸过来。开山的炮声终日轰鸣，似乎要把乡下的山脉炸为一马平川。也是从乡下调来的村人们，一日一日地拉土、运石、开挖、改河、修桥、筛沙，听任着城里人的指派。可就在一个黄昏，日光静静地流淌像一条平淡的河，我从那河中过来，舅把我拉到了村头上，望着一段已经笔直平整的公路说：

    “佚祥，你今年十七吧？”

    “满十八。”

    “你舅我十八都在家里挑梁拿事了。”

    “……”

    “你看啥？”

    “看修路。”

    “想些啥？”

    “不想啥。”

    “舅我想让你去当兵。”

    “……”

    “当兵你啥也不消学，只学那烧饭掌勺子。”

    “……”

    “三年后你回来，公路穿过刘家涧，刘家涧就不是刘家涧了。会了掌勺炒煎，在公路上开个饭铺，那日子也就不是往日的日子了。”

    让舅言中了，仅仅三年，那往常的草房便都成了青堂瓦屋，穿村的公路，逢五遇十，就成了一条集市。刘街人的田地已经有了荒芜，家家都在街上开门铺，摆生意，卖饭、卖布、卖油条、卖双羊肠汤。加工孩娃的衣裳，全是从洛阳买来的残布碎片，做工也决然顾不上精细；卖羊肠汤的，五天前的羊肉臭了，回锅一煮，一样地又卖给和他们早先一样的乡下人；还精明地把山里人来卖的鸡蛋，一毛五一个收起来，装进草筐里，从那新修的公路运往洛阳去，两毛钱一个卖出去，返回时，把洛阳人的旧鞋旧衣收起来，五毛一件，一块一双，塞满了鸡蛋篓，到刘街就三块五块地卖给山里人。那些卖了鸡蛋的山里人，两块钱买一双小鞋子，要说刘街人好些的好话，他才会伤筋动骨地卖给你，然后说一句，甩卖啦，谁让咱都是乡下人！我从刘街的屋檐下往前走，二拐子在人群里大着胆子挤。临午的日头，懒懒如烧透的球，吊在刘街的正空上。街上的门牌字号，都一律簇新出耀眼的光柱来。“贺记饭庄”、“雅静酒馆”、“芳芳发屋”、“星光照相铺”、“尽有糖烟酒”、“史家铁匠铺”、“好再来烧鸡店”，字号都是都市小巷胡同的，眼下在刘街的街面极光彩，衬得刘街很有城里的味道和光色，在这集日里，使你觉得它今儿是街，兴许明儿忽然成了城，也许再过三朝五日，它也就成了市。都是指不定而又难料的。

    舅家巧儿就邻了那公路边，置大街的正中央。头年一间柴棚开了面条铺，专营炸酱面，来年就盖了二层楼，一楼炒菜设酒席，二楼架床做旅馆，楼头上竖一铁牌子，上书五个字：刘家大酒楼。街东街西都可瞧得见，路过的汽车，入村便往那酒楼下面开。二拐子从酒楼下面过去，到酒楼对面打了一瓶香酱油，晃晃荡荡地提在手中。

    我到那酒楼下面立下了。酒楼里的热闹，仿佛十三里河里发了洪，浑色的吵嚷喧嚣滚出来，拦了我的路。我设法儿从那吵嚷里面过去，我死了特别渴望一种静。

    静能使我想起我那老旧的记忆，儿时的陈事会慢慢生出新芽儿，帮我找到生我的乡土在哪儿。我迟疑着从酒楼下面横过街对面，赶集的乡人踩着我的头肩走过去，我从地上撑起身时，正对着舅家酒楼的一扇窗，看见那楼下摆了几桌结婚宴，大肉块儿白得仿佛堆了一盘雪。我想起了就在那扇窗户下，坐了海连长、吴干部，还有我的舅。我的骨灰就摆在那张桌子上。

    海连长说，真对不起你们。

    舅说佚祥这孩娃真可怜。

    吴干部说，你就把它收下吧。

    舅看着我的骨灰盒，说真不能评为烈士吗？

    海连长说连里再三要求了。

    吴干部说部队上有难处，能评就评了。

    舅说我收它不能在家放个骨灰盒呀。

    吴干部说随便埋在哪儿。

    舅说总会有一些安葬费吧。

    海连长说不是烈士……都有规定的。

    乡间有习俗，要埋就得让它入坟里，花钱我不怕，可他不是刘街的人，那刘姓的人咋肯让它入坟呢？舅痴痴望着海连长的脸。

    吴干部说不入坟就埋在河滩坡地都行的。

    海连长伸手拉过骨灰盒，摸着那阴凉木盒子，我感到海连长的手又湿又热。他说我们拍了三封电报你们不去人，我千里迢迢送来了，总不能让我再把骨灰带回去。

    舅眼角流了泪，说好歹他算我外甥，让我随随便便埋了，我如何忍了心？

    吴干部说那咋办？

    其实你们可以把他送到马家峪，舅说说到底他姓马，属马家峪的人。舅这样说时也用手在骨灰盒上摸了摸，摸完他便站起来。那时候天阴着，街上流动着冬末的风。最后一场冬雪也已落过，天空一副欲雪未能的模样，就只好阴沉出一种暗灰的颜色来。雾迷迷的毛毛细雨，在风里霏霏微微落将着，刘街被如烟如云的雨帘蒙罩着，只有寒冷露头露脸地四处窜动。街上的狗，冻得夹紧了尾巴。鸡的脏毛被风吹得倒卷。那些无论逢集、背集，都开门经营的刘街人开设的店铺，纷纷地关了大门，放下了门前的帘子。风从窗缝进来，穿过骨灰盒的半丝细缝，将骨粉吹得飞飞扬扬。看到舅立起送客的模样，我心冷得河冰样流动着哆嗦。那骨粉也仿佛是磨碎的冰粉，一层层冻结在骨灰盒的内壁上。眼下好了，天好，马家峪的温暖把盒壁上的粉末重又化落了。我走在刘街的正街上，觉得各个关节倒有些松和，只是横过马路时，找不到了二拐子。

    刘街好歹我是熟识的。我依旧沿着墙根走，到了一个猪市上，那卖猪的男人把猪娃的耳朵提起给买主看时，猪耳根的虱子就爬到他的手指上。猪市中夹杂了十几只山羊，羊的叫声使人的牙根儿痒。再过去就是鸡蛋市，白白亮亮，如收搜来一篮篮星星摆在路两边，明知这季节鸡蛋是母鸡开窝新生的，买的人也要一只一只对着日头看，卖蛋的多是山里的媳妇们，她们受不了刘街人转眼就和城里人一样刻薄缺人情，好像她们来卖鸡蛋是专门卖坏蛋，断不了你说我一句，我呛你一句。最后那卖鸡蛋的山里媳妇就怄气挎起鸡蛋筐走掉了，说我拿这鸡蛋喂狗也不卖给你们这刘街人。到这儿，刘街人忽然极有教养了，笑笑说，不出五天你还得来我们刘街卖。

    在刘街的最南端找到了化肥站。那化肥站是一方小院子，竟也是刘街人私办的。化肥卖的是高价。冬过春来，小麦要施追肥，买化肥的人排成队。我进去时，满院弥漫氨味儿，乡人大都用手捂鼻子。有几个人戴了白口罩，或用手巾捂了鼻子嘴，皆是刘街人雇下的帮手。我循着味淡的地方走过去，果然见四爷在那儿。二拐子立在四爷旁，牛车倒在敞开的化肥库门前。化肥已经装过了，钱也付了刘街人。二拐子说走吧，四爷说你上车。二拐子说怕牛拉不动，四爷说你腿不便当，上去吧。二拐子便从车后爬上去，坐在化肥袋儿上。

    牵着牛鼻子要走时，忽然过来一个刘街人，拦着四爷说，你说过我帮你装一袋肥料给我一毛钱，我帮你装了二十一袋，你咋才给我两块钱？四爷没言声，乜了刘街人一眼，从身上摸出两毛钱，塞给了他。刘街人凑近眼前看一下，脸上粲出一层笑，把路让开了。

    牛车开始走了，牛蹄下又响出了嘚嘚当当。我依然觉得像十五年前那个冬天的最后几片枯叶，落在马家峪的岭梁上，响在我的耳旁。

    二拐子问：

    “四爷，你刚才给刘街人塞了啥？”

    四爷说：

    “狗屎。”

    二拐子笑了：

    “塞狗屎刘街人不会对你笑。”

    四爷扶着车栏，跳到车前辕杆上坐下来，说：

    “刘街人最爱吃狗屎了。”

    二拐子便不再说啥，在四爷身旁摇着鞭子，绕过刘街的热闹繁华，从村后一条僻道上，朝着马家峪驶去。这时，我忽然觉到，牛蹄声沉默而孤寂，撒落在静默悄息的田地里，像坟地里从花圈上飘落的纸花，一朵一朵，顺风而去，飞向人头攒动的街上。而我自己，离开海连长的帆布包，走出那精致骨灰盒，跟在牛车后面，如找不到落处的一只乏蝴蝶，随着车轮和蹄音，翻飞起落，才认认真真是冬末的一枚枯叶，被风卷着在半空里不歇地飘。

    三

    难以料想的是，时光悠悠，十五年的光景，像一季春秋，马家峪的人，该死的离开了这一隅人世，该生的又在这人世开始放牛读书。我被海连长带到这老槐树下，到自己家里一看，那三间陈旧草房，竟还安然地站着，墙是破了，被风雨剥蚀了很厚的墙土，可那房上的草，被马家峪人苫了一层又一层，已经结成一房厚硬的草壳，盖在那周周正正的土墙上。

    我从门缝挤进屋里，借着那黄昏似的暗光，见我走时的箱还在，桌还在，床还在。那床上似乎有人睡过，铺了极厚的稻草，且草是当年新铺了的，还有一股薄薄的香味。只是墙角的蛛网，城里楼梯般一级叠着一级，蜘蛛在那网上，很结实地卧着。然正间的屋桌上，摆放的爹娘的牌位，却没有一丝的蛛网痕迹。桌前的香炉里，落满了白色的香灰。不消说，刚过去的大年里，那香炉里插燃了香火；也不消说，十五个年月，马家峪人没有让早死的爹娘觉摸到孤寂和寒冷。

    我想马家峪人不会像舅一样不容我。

    可待我从屋里出来时，贵德伯正领着海连长，在我家破败的院里走。十几年前的小泡桐，如今已长成大材料，若是春夏，它会给院落罩出厚阴的，那会儿却仅有几条淡影，浮在脚地上。贵德伯就立在那影里，伤感地叹口气，说：

    “佚祥这娃儿命不好。”

    海连长接：“我们也没想到他会就这么死掉。”

    接下，贵德伯说佚祥要自小不跟着他舅长，就是跟了，不改姓叫刘佚祥，依旧还叫马佚祥，那马家峪是不能不接他，他是马家峪的人，死了烧了也是马家峪的灰，可他改姓了。且你们不知道，那佚祥自小就不是爹娘生养的。他娘一辈子不生养，爹死了，娘熬不过寂寞，就抱养了他。他来马家峪时都已四岁多，不到半年娘就也没了，留下他独个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到那年麦天，人忙忘了他，两天没人给他端饭吃，饿得他如一根软面条。四爷他爹抱着立在村头，骂了马家峪人大半晌，说人心黑了，昧了良心，后来抱回家里，喂了饭，给了衣，让四爷把他送到刘街他的舅家了。

    我竟不属马家峪的人！

    太阳和暖，村街上流着舒适，天蓝得似乎会掉落颜色，不见一丝儿风动，然我想站到海连长身后的墙上去，却被贵德伯说话的口风吹得趔趄摇晃，如风口的一根茅草，无论如何稳不了脚儿，只得又往前面走。在我家的门口，我看见有棵桃树，曲着身子，却直着枝儿，树腰有碗粗，皮都泛滥着蓝青，枝条上鼓着小苞。想起小的时候，娘曾朝那埋过桃核，然不及桃核生芽，我就走了，就成了刘街人，可到了今儿，这马家峪的土，竟养生了那核，养活了这树。

    我立到这棵树上去。

    吴干部和村人们都在饭场上。我的骨灰盒已被吴干部取了出来，规规正正摆在他坐过的凳子上，村人们看着骨灰盒，惊奇如十五年前在村头看一个南方人耍的木偶戏。一个男人走上前，用手摸着那盒子，说这盒子得多少钱一个呀？多漂亮。吴干部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骨灰盒。另一个女人走过去，摸了盒子，又摸了盒上镶的我的像，问：

    “这就是那个佚祥娃儿呀。”

    仁德叔说：“就是那娃儿。”

    又说：“还没成人就死了？”

    仁德叔说：“算起来也活了二十岁。”

    再说：“都是活该命里有逃不脱的劫难。”

    仁德叔说：“啥劫难……迷信！”

    还说：“人死了，咋就送到咱马家峪？”

    仁德叔说：“人死了，也得有个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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