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掌柜来啦？”

    “你龟孙借没借给开封知事银子？”

    “没呀。有事？”

    “你个龟孙走运……”

    说句半截话，不管别人后话咋问，他概不作答，双脚踏着厚雪就进了下家店里。这样从午时饭后，到夜饭之前，他跑遍东京各大商号，给知事的欠户通知了一个遍。

    第二天，依然纷纷飘着大雪，北风呼啸得厉害，就有一批大户商贾到开封公署找知事讨还银两。你去我回，我回他去，来来往往，走马灯似的在公署大堂里走动，直到天晴雪化数日，知事也不能离府上任。

    欠钱必还，这是公理，知事对他们奈何不得。然淮阳那边，晚去一天，他私囊就要少得数百两，损失不可估计。如何？有幕僚劝他请鲁耀出面援助，他就备下了酒席，让幕僚来请。

    鲁耀说：“回去给知事道声谢，说我鲁耀穷，长袍脏了，不便前去。”

    这幕僚作难。

    “鲁掌柜，去吧，好歹他是个知事哩。”

    鲁耀火了。

    “知事怎样？我杠局从东京衙门抬出的死人多了，哪个都比知事大！你开封知事死了我还不抬呢！”

    幕僚走了。

    静静过了三天，一早鲁耀还睡着，突然有人唤门，开开一看，是相国寺主持僧陪知事站在门口。他就说了几句歉话，把二人迎进屋里，把主持僧让在一把铺垫椅上，将火盆端在僧的脚下，又回里屋转了一圈，端出一个硬板凳，上边满是尘土，还放了一块脏布，一副很随意的模样，将板凳顺手放在火盆远处。

    “你坐……”他对知事笑笑，“我这宅院是下九流们才来的。”

    知事脸上白一下，迟疑一阵，坐下了。

    “鲁兄……”

    他自己坐到一张铺垫藤椅上。

    “东京人都叫我龟孙的呀。”

    不好开口说话了，知事就从兜里取出一个单子递过去。

    接过一看，是一张礼单，除了一批绸缎布匹外，还有五十两白银。他在礼单上前后扫了几眼，又把礼单还给了知事。

    知事急了，站起来。

    “我到淮阳给你补，只要能脱身……”

    把脚放在火盆上，他瞟了知事一眼。

    “看你不像世家做官的……”

    “不瞒鲁兄说，赴考前也要过几年饭……”

    乜斜着知事，他说：“原来你也当过下九流？”

    知事脸上缺血了。

    主持僧踩了一下他的脚。

    鲁耀的眼珠滚一下，不再吭声，僵了好一会儿。

    “记住你当过下九流就行了。”他说，“礼我不收，你明天就起身上路，到淮阳要给淮阳人留下一碗饭……”

    嘴唇有些抖，知事想说话，没能说出来。

    主持僧又拉了一下鲁耀的衣袖子。

    “看在方丈面上，”鲁耀说，“那些欠账的商号，我全替你应酬了。”

    把知事这么着戏了一番，送走他们，他立刻让小二通知各有账商贾，明天日出时赶到县署点名清账。

    次日，东天一透白光，鲁耀坐下一辆新轿车，套两匹快骡，提前赶到公署，从知事手里要清单。待日出时分，他到大堂前一看，东京各欠主都已到齐。黑黑站了一片，堂前乱乱停着几排马骡车子，他咧嘴笑着，走到大家面前。

    “龟儿子们都来了！”

    骂过，从袖里取出账单，读了一遍，问有错没有，都说没错。他便大声接着道：“我鲁杠头借过知事三千两白银，这账我还了！昨儿半夜我让知事去了淮阳。都滚吧，大冷的天，以后都到杠局讨账去！”

    说罢，他就钻进了快骡轿车里，扬鞭嘚嘚地前边跑了。待大伙醒过神来，他已离开大堂好远。

    于是，在人群里响起了一片“鲁龟孙，你昨不早死啊”的叫骂声。

    知事就坐在鲁耀的轿车里。

    他把知事一直送到淮阳县公署。

    半月后，知事派车把银两从淮阳送来。鲁耀照账单数目，一一包之，查对无错，又装上自己的轿车，在正午时赶到马道街南端，从第一店开始，把所欠银两从车上拿下，到店里往柜台上掷去。

    “龟孙，这是你的！”

    然后，进入第二店，再一掷。

    “所有账户就你龟孙小气，听说你真想去我局里讨账？”

    “没有的事，鲁掌柜。”

    再入第三店……不到半日，三千多两银子，几十个欠户，全都还完竣事。债户们均对他赞不绝口。他也由此闻名于官府，凡到开封署里任职的知事，一入城里，都要破例到宅院或局里拜见。这已成为东京美谈，不仅眼下东京很多人知道“鲁耀戏知事”，且连“龟孙”二字，东京居民到今天还时时挂在嘴上。老子对儿子，母亲对女儿，骂龟孙是家常便饭。同学、朋友、亲戚、同事、上下级，一见面，都要问声“龟孙，吃饭没？”或“龟孙，去哪？”

    可见鲁耀影响之广大深远。

    东京的老人教育子女，都是很愿用鲁耀说例的。耆翁的酒桌上，棋盘上，晒暖的坐石上，开口就是这样的话题：

    鲁耀？人家那活着才叫活着。我们这活着都叫死了。民国三年，我大哥五十五岁，和鲁耀一年生。那年大哥死了。痨病。死在无名胡同里，一间马草棚，我弟兄俩住了一辈子，天那个冷呀，锅里的冰凌，火都烧不化。哥死了五天，躺在草棚下，冻得铁一般硬。我不忍心让哥死了没有屋子住，薄板也得给他钉一副棺材，让他暖暖冷身子。有人让我去找鲁耀，我就求情到了杠局。进门便见到一个穿黑长袍的人，瘦鸡一样立在那儿。

    “鲁先生在局里吗？”我问。

    “这儿没先生。”那人斜了我一眼。

    “就是杠局鲁掌柜……”

    “我就是。”

    我一怔，忙跪下来磕了一个头。

    “先生，能不能借副棺材钱……”

    “半副也没有！”说着，鲁耀起身走过来，拿脚踢了一下我肩膀：“爬起来，想跪你到别的局门口，五尺汉子腰上没骨头不觉丢脸啊！”

    没料想鲁耀是这样一号人，我肩膀疼着，战战兢兢地起来。

    “鲁先生……”

    “你叫我鲁杠头。”

    “哎，鲁……杠头，我哥死了五天啦……”

    “没埋？”

    “没钱钉棺材……”

    “你做啥经营？”

    “要饭。哥儿俩都是‘杆上的’。”

    鲁耀怔了一下，停了半晌接着说：

    “你走吧，明儿太阳出来装殓你哥。”

    “真……的？”我忙跪下磕了一个头。

    “没腰骨！”他这么说着，白我一眼，不等我起身，就进了局里。

    回到家，我将信将疑在哥的身边等了一夜，第二天，日出时，我到胡同口瞭望着，果然鲁耀来了，后边跟了几个杠手，抬了一副棺材。我把他们迎到草棚里，望着停在门口的两寸厚的薄棺，真想再给他磕几个头，可又生怕他厌，就道：“替我哥谢你了鲁掌柜。”

    他没有回谢，却问：

    “你哥俩讨饭在不在‘教行’？”

    “在。”

    “哪个帮？”

    “出外时唱莲花落，回东京后，因为你在城里把莲花落唱绝了，就再也没有开过口。”

    鲁耀绕着我哥的尸体转一圈。

    “你们咋不入我的莲花帮？”

    我盯着他长袍上的黑油渍，不敢答。

    他笑了。

    “恨我这个当家的吧……”

    “哪的话，”我忙说，“我是要去做徒的，我哥他……”

    “咋？不让？”

    “也不是，他说东京莲花帮有点……”

    “有点啥？！”

    “先生，他死过的人，你别和他太计较……”

    “说就是了，东京没人比我杠头肚量再大了。”

    “说……莲花帮有点不要脸面，像赖子……”

    我说了，他听了。罢后，他竟咧开大嘴哈哈笑了一声，回身撩起我哥脸上的一块破布，怔怔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起身对我道：“大东京只有半个人认识我鲁杠头的，这就是你哥哥，也算半个知己了。”然后，他又对那几个杠手说：“回去，把这薄木棺材抬走，到‘星辰长寿铺’捡最好的棺材买一副，再到局里拿上彩绣红缎，叫上二十个人，我要用‘龙头凤尾’大杠把这半个知己送到天堂去！”

    我傻了。

    这是真的。为了筹划葬埋，我哥又推迟了一天入棺下葬。埋那天，一副四寸厚的特大黑棺前，刻下了一个桶口似的金色“祭”字。红绸红缎，满裹棺材，龙凤大杠，将大棺架起来，前后十条小杠，全都是油浸漆涂了几遍，二十个抬手，黑衣裹身，白布束腰，高高大大，将棺材举在空中。日出时分，出了无名胡同。冬日暖阳，把东京城照得透亮儿。棺材在日光里，闪着乌色光泽。一批出钱买来的孝队，个个身着重孝，举着纸扎的童男童女、马匹牛羊、金山银山、银斗金斗，红红绿绿，在鲁耀娶妻的那班响器吹奏下，缓缓从东京城里移过去。

    一切都是按喜丧操办的。

    一个无依无靠的讨饭花儿，终时享受了官宦巨商才能有的厚葬，这就像一股风样在东京城吹来吹去，把睡懒的人们，从床上刮起来。各家门口都有几个揉眼的人们在议论。还有一大旗子不怕冷的娃儿们，紧紧跟在孝队后边看热闹，追去很远很远，还不肯离下。我哥活着，万也没有想到，他死了鲁耀会这样厚对他。且每到十字路口人多处，鲁耀都亲自抬上前杠，压着步子，好不抬人眼目。

    “看，那不是鲁掌杠！”

    “哟……亲自抬呀？谁死了？”

    “讨饭花儿，葬钱都是鲁耀出。”

    “天……讨饭的好福气！”

    “鲁掌杠也真个大手呵……”

    怪的还在后边呢。棺过鼓楼时，他忽然把一个孝子叫出来，令其脱下孝衣，三下两下穿在自己身上，戴上孝帽，站到了孝队最前边，像儿子样抱着我哥的牌位，把头勾起来，从鼓楼闹区走过。

    他这一走，就像日月从天上降到地上了，把整个东京都照得耀眼。羊肠小街、宽阔大道、老字商店、新号铺堂、低矮瓦屋、萧条国槐都在这光里得了许多神采。一根抬杆，一条孝布，让杠局鲁掌杠像一把软刀在东京百姓心中深深刻划了一下似的，没有疼痛，却有不死不灭的记忆。东京人从此百分之百认识了明记杠局的鲁掌杠，州官府吏、县署知事，既是遍走天下，善事无尽，东京人也不会像记鲁耀一般记住他。

    现今东京有位先生姓陈，他在几年前写有文章叫《开封杠头鲁耀》，向世人介绍我。我在世时没有见过陈先生，也许是见了忘记了。那文章还是很有几分像我的，你看他文末总结的几句话：……他（我鲁耀）初则以帮闲渔利，继用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嗣用无赖而压倒无赖，揭开画皮，亦不过如斯而已。较之徐文长之所作为，不仅逊色，又何止云泥之隔。

    由此便知，死了的人，那讨饭花儿是半个认识我的。活着的，陈先生也算半个。说半个，也许陈先生感到委屈，其实人能认识人的一半，已经不易，没有很大几分眼力，连一分也是不能认识的。我说陈先生认识我一半，并不因他说了我盖棺定论的话，而是因为一次，我在他书房听到了他向我说过我的一件世人不知的事。

    他说，你忘了？那件事是在你名盛年老的时候呀。

    东京有位革职的捕头，身如檩梁，又精拳术，在东京也算得一霸。无职在家，空有一身气力没处耗用，就变得酗酒好事起来。他对你之声名，总觉愤愤不平，想把你在东京的声名压下去，便买来一张红帖，上写：“有种的，请于明日黄昏时到禹王台空地见！”接着，又在旁边绘了一把匕首，派人送进了杠局。

    其时，你正在吃饭。接过请柬看了，瘦脸立马白下，手也跟着抖了。

    蒙天网见了，问：“啥事？”

    你答：“朋友死了。”

    入夜，你再也不能安睡，在床上翻了一夜。一生风顺横行，从没遇过动手之事。你知道，动起武来，自己压根不是对手。可若要不去对阵，就终生落下笑柄。没法，来日只好邀了几位亲朋杠手，走遍东京，买了一副最好的柏木棺材，让小二们送到禹王台东边草地，嘱咐大家，躲在边上林地，若捕头真的动手了，就将你尸收回来，好生继续经营杠局。

    说来日，草地上一片安静，鸟也没有。高高的禹王台像山样竖着，东边荒野地里，十分开阔，草茂林密。有风，一丝一丝从林间透过来，带着响儿，在草地上来回旋着。落日的黄色，明快地从西边挤进来，像一条条的黄带子，直绷绷地展在地上。搁在草地的棺材，阴森森地透着一股凉气。你早早去了，坐在棺材头上，依然穿着那件黑脏袍子，拿了一瓶上等好酒，一只老字号“马豫兴”的烧鸡，两腿盘着，撕吃一口烧鸡，喝一杯酒，大有一醉方休的样儿。

    待日头将尽，黄光慢慢退下，草地上开始有了昏色，捕头来了。其摇着大肚，一脸杀气，往你面前一站，就如东京北郊的半截铁塔。

    这时候，你倒上一杯酒，慢慢放在棺材上。

    “捕头，你何必跟我过不去，人行一路，各有各的活法，我鲁杠头在东京并没碍你啥事儿呀。”没想到你一生洒脱，也会说这话。

    “现在东京人都说你是汉子，没有人知道我这捕头啦！”捕头说这话时，有一双红红的杀眼。

    “我鲁杠头大腿也没有你的胳膊粗。你要肯免了此事，我愿给你几百银两……”

    捕头笑了笑，拔出匕首飞扎在棺材上。

    “银两我不缺，有种，你可自戕之，没种，跪下给我捕头磕个头。”

    闭了一会儿嘴，你说：“何必呢……”

    捕头死眼盯着你，道：“人求自在。我捕头活着，就容不得东京有人比我活得更自在！”

    那一会儿，你好像认真想了想。

    “也是。不过……没别的法儿？”

    捕头把眼珠滚到匕首上。

    “两条路，捡吧！”

    你毅然端起酒，一饮而下，又满满倒上一杯递过去：“请捕头饮下，让我生前结个好汉！”

    捕头冷笑一声，接酒喝了，可不等酒干，他就如倒屋的房梁一样，横在了草地上，两眼呆痴，口吐白沫，慢慢不动了。

    “来呀！”

    大叫一声，你把酒和烧鸡从棺材上扫了下去。话音落下，从林地扑出来十几个杠手汉子，抬猪样把捕头抬起扔进了棺材。

    接下，你派人先到捕头家里索还棺钱，再派人到捕头的亲戚、朋友、熟人家里报丧，又派人到官府上报验尸。一时间，草地上热闹起来，遍是灯笼。等官府来人到了，打开棺材，就闻到熏人的酒气，摇了半天，捕头才睁开眼睛，说了句“娘的，杠头……”就被家人抬走，一路上熟人责怪，官吏嘲讽，邻里耻笑，回去就气郁而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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