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同样会注意到，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一切说是，便意味着对杀人说是。同意杀人，其方式有两种。奴隶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对主人的存在与他自己的痛苦说是。耶稣即教导人不抵抗。主人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在对奴隶制与他人的痛苦说是，这就是暴君与颂扬杀人。“你相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你生活在一个具有永久说谎与永久杀人的性质的社会中，却不会说谎，不会杀人，相信这样一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这不是可笑的吗？”的确，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是”将最初的“不”丢在脑后，否认了反抗本身，同时否认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真心诚意地呼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这就是在思想上对奴隶与主人同时说是。但对双方说是，其实便是使更有力的一方即主人神圣化。恺撒最终必然会放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统治现实。尼采身为一个忠于其方法的好教师在问自己：“该如何利用罪恶？”恺撒的回答是：使罪恶成倍增加。尼采关于人类的不幸写道：“人类若怀有宏大的目的，则会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恶认为是罪恶，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他于1900年去世，就在这种意图即将死亡的这个世纪边缘。他在神志清楚时徒然地呼喊：“谈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力量承受它们吗？比如说，我不能容忍自己食言与杀人，我已经心灰意冷，差不多好久了，但我会为此而死去的，这就是我的命运。”从对人类的全部经验予以赞同以来，其他人随之而来，他们远远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在谎言与杀人中强大了起来。尼采的责任是，出于方法方面高级的理由，使这种蒙受耻辱的权利成为合法的，哪怕是刹那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将这种权利给予世人时，肯定会看到他们朝它冲去。然而尼采并非自愿的责任却走得更远。
尼采的确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虚无主义最为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思想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让它从否定理想跳跃到理想的世俗化。既然人的拯救不能由上帝实现，那么便应该在大地上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人从接受这一见解的时刻起，即应当为世界定个方向，它会导致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要为人类的未来指出方向。“管理地球的任务落在我们身上。”还有“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刻已经临近，而这场斗争要以哲学的名义进行”。他就这样宣布了二十世纪的到来。他之所以这样宣布，是因为他已得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知道其结果之一就是帝国，他并且为这个帝国的实现作了准备。
人可以有不要上帝的自由，正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这就是说他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而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时，会有完全的自由。然而现存的一切在变化，应该对变化说是。光明终将消失，白日即将过去。历史于是重新开始。应该在历史中寻求自由，应该对历史说是。尼采主义是个人权力意志的理论，但注定要成为众人的权力意志，没有世界帝国，它便什么也不是。尼采肯定憎恨自由的思想家与人道主义者。他对“思想的自由”一词所取的是其最极端的词义：个人思想的神性。但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同他一样，从上帝已经死亡这个同样的历史事实出发，而结果也是相同的。尼采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不过是没有最高主宰的基督教，它抛弃了最初的原因，而保留了最后的原因。但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解放学说通过虚无主义不可避免的逻辑，承担了他本人曾经梦想过的超人状态。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来了，他们很快使哲学世俗化，而正是哲学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谈到黑格尔时，已经推测到这种奴役哲学的趋势。他认为，黑格尔的独特之处就是发明了一种泛神论，恶、错误、痛苦再不能用作反对神的论据。“然而国家与所建立的权力，立即便利用这一宏伟的创造。”而他自己曾想象出一种体系，罪恶不能再作为反对任何东西的论据，唯一的价值即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的创造要求得到运用。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暂时的继承者与激进而惊人的结果。有些人有逻辑头脑，雄心勃勃，以马克思修正尼采，决定只对历史说是，而不再对全部创造说是。尼采令其拜倒在宇宙面前的反抗从此时起拜倒在历史前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尼采至少在他的超人理论中以及他之前的马克思在其无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中，都以“未来”代替了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弃了古希腊人与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是以“立即”代替彼世。马克思与尼采一样从战略角度思考，同他一样憎恶形式上的美德。他们的两种反抗最后同样是执著于现实的一个方面，后来融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派别中得到体现。“要取代神甫、教育家、医生”，尼采已经谈论过这一派别。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尼采期待着超人的出现，建议对现在的一切说是，而马克思则提出对变化着的一切说是。对马克思来说，人要控制自然以服从历史，而尼采则提出人应服从自然以控制历史。这正是基督教徒与希腊人的区别。尼采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创造一种世俗化的耶稣教义，使人皆成为工具。”他还说：“人们所追求的就是物质福利……于是走向精神方面的奴隶状态，这是从未见到过的……精神上的专制在商人与哲学家一切活动的上方翱翔。”反抗到了尼采的哲学那里，狂热地追求自由，从而导致对生命或历史的专制。绝对的“不”，使施特纳将罪恶与个人同时神化。而绝对的“是”则将杀人及人自身普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对尼采某些品德的无知，真正承担起了尼采的意志。这位伟大的反叛者于是亲手建立必然性的无情统治，将自己封闭其中。他逃出上帝的监牢之后，首先所念及的是建立历史与理性的监牢，从而完成了对虚无主义的乔装打扮与认可，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反抗的诗歌
如果说形而上的反抗拒绝“是”，而局限于绝对的否定，它却热衷于表现自己。虽然它倾心于崇拜现在的事物，拒绝怀疑一部分现实，却迟早不得不这样做。在两者之间，伊万·卡拉马佐夫代表了听之任之，不过是在痛苦的意义上。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反抗的诗歌始终在两个极端摇摆不定：文学与权力意志、合理性与非理性、绝望的梦想与无情的行动。最近一次，这些诗人，尤其是超现实主义，以一种惊人的概括方式为我们照亮了从表现到行动的路程。
关于麦尔维尔，霍桑[174]写道：“他虽然不信宗教，却并未停止于此。”同样，关于那些向上天冲击的诗人们，也可以说他们想推翻一切，同时又在绝望地思念一种秩序。他们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想从无理性中求得理性，使不合理成为一种方法。浪漫主义的这些主要继承者声称要让诗歌成为榜样，在最令人悲痛的诗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们使亵渎行为神圣化，让诗歌转变为经验与行动的手段。的确直到他们为止，那些宣称对社会事件与世人发挥影响的人们，至少在西方如此，以合理的规则为名，已经这样做了。相反，超现实主义在兰波之后想在谵妄与颠覆中找到建设的规则。兰波以其作品而且仅仅以其作品指出了道路，不过以一种闪电般的方式，暴风雨即如此显露出道路的边缘。超现实主义挖掘出这条道路，为其确定了方向。超现实主义以夸张而隐晦的手法为不合理反抗的实际理论作了其最后而辉煌的表现。与此同时，反抗思想在另一条道路上奠定了对绝对理性的崇拜。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亚蒙[175]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
洛特雷亚蒙和平庸
洛特雷亚蒙指出，表现的欲望在反抗者身上也隐藏在平庸的意志后面。反抗者不论是抬高还是贬低自己的人格，总想成为与现在不一样的人，甚至当他挺身而起让人承认他真正的存在。洛特雷亚蒙的亵渎言行与因循守旧同样表现了这种不幸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他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的意志中得到解决。他远非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已改弦易辙，与以往一样的狂暴的沮丧可解释玛尔陀罗[176]何以召唤原始的漫漫黑夜以及他的《诗篇》孜孜以求的平庸化。
人们从洛特雷亚蒙那里懂得了反抗处于少年时代。我们使用炸弹与运用诗歌的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刚刚走出童年。《玛尔陀罗之歌》是一个有才华的中学生写出的书。这部作品的哀婉动人之处恰恰来自于一个儿童心灵中的矛盾，他起而反对创造，也反对自己。如同《彩画集》中的兰波一样，这位诗人反抗世界的限制，首先选择了世界末日与破坏，而不是接受不可能的规则，这种规则使他在他要去的世界中成为他现在的样子。洛特雷亚蒙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保卫人民。”玛尔陀罗因而是怜悯天使吗？从某种方面看他是这样，但他首先怜悯他自己。为什么？这尚有待探讨。但是这种落空的、被凌辱的、不可告人的且未明言的怜悯使他陷于罕见的困境。用玛尔陀罗的话来说，他把生活作为一个伤口来接受，并禁止以自杀来治疗伤口（原文如此）。他同兰波一样，是个饱尝痛苦而反抗的人，但不可思议地退却了，说他反抗的是他现在的状况，并摆出了造反者永恒的借口：对人们的爱。不过，这位活着为了保卫世人的人同时写道：“请给我指出一个好人。”这种永恒的运动是虚无主义的反抗运动。人们反抗对自己与对世人的不公正。当人们同时清醒地看出这种反抗的合理性却又无能为力时，激烈的否定态度甚至会针对他声称要保卫的东西。人们不能用建立公正来矫治不公正时，宁愿把它淹没在依然普遍的不公正中，这种不公正终于与毁灭混同为一。“你对我制造的痛苦过于巨大，我为你制造的痛苦过于巨大，因而决不是情愿的。”若要不憎恨自己，则必须宣布自己是无辜的，单独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有这种胆量的，阻止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了解自己。人们至少可以声明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虽然被作为罪人对待。上帝于是成了罪人。
从浪漫主义者到洛特雷亚蒙，其实并没有进步，除了在语调方面。洛特雷亚蒙再一次复活了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面孔与魔王派反叛者的形象，不过有某些改进。他将上帝置于“由人的粪便与黄金构成的王位上”，王位上坐着“一个由未洗过的被单做成了裹尸布包着的尸体”，他自称为“造物主”。“这个可怕的有着蝰蛇相貌的上帝”，“这个狡猾的强盗”，人们看到他放火造成火灾，使老人孩童被火吞没。这个上帝醉醺醺地在小溪中游动或者在妓院里寻求下流的享乐。上帝并没有死，而是堕落了。玛尔陀罗面对堕落的上帝，被描绘成一个传统的穿黑披风的骑士。他是魔鬼。“至高无上的主带着憎恨的狞笑，给了我丑陋无比的相貌，眼睛不应该成为这种丑陋的见证。”他否定一切，“父亲，母亲，上帝，爱，理想，而仅仅只想到他自己”。这位英雄受到骄傲折磨，具有形而上的花花公子的一切魅力：“温文尔雅的脸孔，像宇宙一样忧郁，像自杀一样美。”玛尔陀罗如同浪漫主义的反抗者一样，对上帝的公正感到绝望，与恶站在一边。让人痛苦，这样做时自己也痛苦，这就是纲领。《玛尔陀罗之歌》是恶的真正颂歌。
在这个转折点，人们甚至不再捍卫创造物。相反，“用一切手段攻击人这个野兽，以及造物主……”这就是《玛尔陀罗之歌》所宣称的意图。玛尔陀罗想到把上帝作为敌人时而惶恐，又沉醉于伟大的罪人们的孤独（“只有我一人反对人类”），随即投身于反对创造物及其作者。《玛尔陀罗之歌》歌颂“罪恶的神圣性”，宣布了一系列数目在增长的“光荣的罪恶”。歌曲第二部的第二十节甚至开始教授罪恶与暴力。
如此昂扬的热情在那个时代是不稀奇的，没什么价值。洛特雷亚蒙真正的独到之处并不在此。浪漫派谨慎地维持着人的孤独与神的冷漠之间的必然对立，这种孤独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与外界隔绝的城堡与花花公子。然而洛特雷亚蒙的作品谈到更深刻的悲剧。这种孤独对他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而他反对创造，似乎要摧毁创造的界限。他完全不想用有雉堞的塔楼巩固人的统治，而是想把各种统治混在一起。他把创造又重归于原始的海洋，道德与一切问题在那里都失去意义，其中也有他认为是令人惊恐的灵魂不死的问题。他不愿意在创造的对面树立一个反叛者或花花公子的光辉形象，而是提出人与世界都同样要毁灭。他进攻把人与宇宙分开的边界线。完全的自由，特别是罪恶的自由，意味着要摧毁人的边界线。憎恶一切人与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的统治引向由本能统治。人们发现洛特雷亚蒙拒绝合理的意识，回到本原，这是文明反抗自身的标记之一。问题不再是通过意识顽强的努力来表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玛尔陀罗之歌》中的创造物都是两栖类，因为玛尔陀罗拒绝大地及其限制，植物是由藻类与海藻组成的。玛尔陀罗城堡位于江海之上，他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海洋是双重的象征，同时是毁灭与和解的地方。它以自己的方式平息蔑视自己与其他人的灵魂的强烈渴望，即渴望不再存在。《玛尔陀罗之歌》于是成为我们的《变形记》，古人的微笑由被剃须刀割破的嘴的苦笑所代替，可谓一种令人不快的过分的幽默的景象。这位古罗马斗兽者未能隐藏人们想在其中找到的一切意义，不过他至少透露出一种毁灭的意志，其根源存在于反抗的最阴暗的核心。帕斯卡尔所说的“你要变得蠢笨”，在他那里表现出十足的意义。洛特雷亚蒙仿佛不能忍受冷峻无情的光明，而要活下去则必须忍受。“我的主观性与一个创造者，这实在让我的脑子受不了。”他于是选择了让生命及他的作品像墨鱼一样在墨汁的云彩中急速游泳。这部作品有一个精彩的段落，描写玛尔陀罗在大海中与一头雌鲨长时间进行可憎的交尾；另有一段特别有意义，内容是玛尔陀罗变成章鱼攻击造物主。这些描述清楚表明作者想逃到存在的边界线之外，并侵犯自然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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