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少忏悔，在这部《诗篇》中应该看到这种神秘的赎罪意志的加强。我们将看到，适合于某种反抗形式的行动就是让不合理的冒险恢复理智，在混乱中重新找到秩序，自愿地戴上比人想摆脱的枷锁更沉重的枷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一种简单化的意愿与厚颜无耻的态度来描写这种行动，因而这种转变必然有种意义。绝对的“是”的理论代替了无情的反抗。而这些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诗篇》向我们对《玛尔陀罗之歌》作了最好的说明。“怀着对这些幻景的绝望坚定地把文学引向全部废除神与社会的法律，引向理论的与实际的恶。”《诗篇》还揭露了“一个作家的罪行，他在虚无的坡上滚动，蔑视自己并发出欢乐的呼喊”。但它对这种恶给出的药方只是形而上的一仍旧贯：“既然怀疑的诗歌在忧郁的绝望与理论的邪恶达到如此大的程度，因而它根本是虚假的，因为人们虽讨论这种诗歌的原则，但其实是不应该讨论它们的。”（致达拉塞的信）总之，这些美妙的理由，概括了唱诗班的儿童与军事教程的道德。但是因循守旧可能是狂烈的，因而是异常的。当人们颂扬作恶的老鹰战胜希望之龙时，会反复地说歌颂的只是希望，人们会写道：“在我荒凉的家乡，我以我壮年的声音与庄严使你想到光荣的希望。”但还必须说服人。安慰世人，待之如兄弟，宣扬孔子、佛、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些“忍饥挨饿而奔波于乡村的道德家”，这在历史上已进行过，这依然是绝望的计划。这样，在罪恶的核心中，美德与规矩的生活有种怀旧的气息。因为洛特雷亚蒙拒绝祈祷，而基督对于他不过是个道德家。他向世人建议的或者不如说向他自己建议的，是不可知论与完成义务。这样一个美好的纲领不幸的是意味着抛弃，甜蜜的夜晚，没有悲伤的心灵，从容的思索。洛特雷亚蒙突然写出下面的话，令人感动：“我除了诞生于人世这种恩惠外，再未受到其他恩惠。”但他又写出下句话时，人们会猜到他咬紧牙齿：“一个有公正精神的人，觉得这种恩惠已经是完全的。”在生命与死亡面前，没有什么公正精神。像洛特雷亚蒙一样的反抗者逃往荒漠。然而这种因循守旧的荒漠同哈拉尔[177]一样凄凉。对绝对的爱好使它寸草不生而沉迷于毁灭。犹如玛尔陀罗想要完全的反抗，洛特雷亚蒙以同样的原因宣布了绝对的平庸。他曾想方设法在原始的海洋中窒息良心的呼声，把它与野兽的嘶鸣混同起来。在其他时候，他会用钻研数学来排解这种呼声，而现在他却想运用沉闷的因循守旧来窒息它。反抗者于是对向存在于底部的生命发出的呼唤充耳不闻，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拒绝成为无论什么东西，或者同意成为无论什么东西。对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一种幻想的惯例。平庸也算得上是一种态度。
因循守旧是反抗的虚无主义的愿望之一，这种愿望支配着我们很大一部分的思想史。它表明走向行动的反抗者，若忘记其起源会如何受到最强大的因循守旧的诱惑，这足可以解释二十世纪的情况。洛特雷亚蒙通常作为纯粹的反抗的颂扬者而受到称赞，但他反而喜爱在我们的世界上比比皆是的精神上的顺从。《诗篇》仅仅是一种“未来的书”的前言，大家都在梦想这本未来的书，它是文学反抗的理想结果。然而今天，按照办公室的命令，这本书被写成了几百万本。毫无疑问，天才与平庸是不可分的。但问题不是他人的平庸，人们打算采纳这种平庸，而在需要时会用警察的手段让创世主采纳它。对创世主来说，他自己的平庸在创造时完全表现了出来。每个天才都同时是平庸的，他若仅仅是二者之一，则什么也算不上。谈到反抗，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反抗有它的花花公子与仆役，但并不承认他们是其合法的儿子。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此处几乎不再涉及兰波。关于他，一切都已经说了，不幸的是，还要说得更多。不过，应该准确地说兰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诗人，因为这个准确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远不能为它所激起的神话辩护，只不过表明他赞同最坏的虚无主义，客观地阅读一下从哈拉尔的来信即足以指出这一点。兰波曾被奉为神明，因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这种否定意味着超人的美德。显然这使得我们当代人的借口不能成立，相反应当说唯有天才是种美德，而非否定天才。兰波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在夏尔维尔最早的呼喊，也不在于他在哈拉尔的经商活动[178]，而表现在兰波赋予反抗其从未接受过的最正确的语言，同时说出了他的胜利与忧虑，世界缺少的生活与不可避免的世界，对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与需要拥抱的坎坷的现实，对道德的拒绝与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狱，他既侮辱美又赞扬美，他怀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与轮唱，他在这时成了反抗的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反抗诗人。他的两部伟大的作品构思时间的先后是无关宏旨的，这两部作品之间相距的时间很短。任何艺术家都由于有这种生活经历而绝对肯定地知道兰波同时构思了《地狱的一季》与《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却同时孕育了它们。这种矛盾扼杀了他，却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这位诗人脱离了矛盾，在将其天才培育到最后之前便把它显示了出来，其美德在哪里？兰波的沉默对于他而言并非一种反抗的新方式。至少，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能肯定这一点。他的这一转变无疑是神秘的。然而，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们由于结婚而变成了机器，她们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处。围绕着兰波所产生的神话意味着并肯定了在《地狱的一季》之后再不可能写什么。对于才华横溢的诗人与能力永不枯竭的创造者来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诉讼》、《查拉图斯特拉》、《着魔的人们》之后，还能想象出什么呢？然而，在这些作品之后，伟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断地问世，教诲并修正着世人的见解，证明着人身上最为骄傲的东西，只有在创造者死去后，这些作品才会被了解。有谁不会为那部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弃了它不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难道是个修道院吗？难道是基督封闭了兰波的嘴吗？这位可恶的诗人在这些哈拉尔的来信中只谈论金钱，说希望看到“投资得当”，“不断有收益”，由此判断，这位基督是当代坐在银行出纳台中央的那个人。在苦难中高歌的这个诗人曾辱骂过上帝与美，抗拒过正义与希望，在罪恶的空气中光荣地奋斗不息，现在却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结婚”，这位魔术师，慧眼，苦役犯监狱始终对他关闭的不妥协的苦役犯，没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国王般的平民，他在围着肚子的腰带中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他抱怨说这腰带使他患了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那么多年轻人所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些年轻人不会侮辱世界，但一想到这条腰带便会羞愧万分的。要维持关于他的神话，就一定不能知道这些有决定意义的信件。人们理解为何对它们很少评论。它们是亵渎声名的，犹如真理有时亦复如此。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他并非人中之神、愤世嫉俗的榜样、诗歌的修道士，如像人们对我们介绍的那样。只有在他生命临终躺在病床上时，才能发现他的伟大，这时，即使平庸的心灵也会打动人心的。“我是多么不幸，我真正是多么不幸啊……我身上有钱，却不能再守护着它！”幸而，这悲惨时刻的沉痛呼喊使兰波和其他濒死的人一样看起来也有种伟大的精神。“不，不，我现在要与死亡抗争！”年轻的兰波面对深渊又复活了，诅咒生命不过是绝望地死亡，往昔时光的反抗精神也随之而复活。只有这时，这个资产阶级的掮客才又成为我们如此钟爱的、悲痛欲绝的年轻人。他此时怀着恐惧与痛苦，这是不知道珍视幸福的人最终都会发生的。唯有这时才开始显现他的激情与真相。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确也提到哈拉尔，不过是以最后的告别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滩上，多么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对毁灭的狂热这时采取了最普遍的形式。兰波所刻画的亲王不知厌倦地杀戮他的臣民，像这样可怕的罪行，长期的放荡不羁，这些是超现实主义所侧重的主题。然而，虚无主义的颓丧情绪最终占了上风，斗争、罪恶使疲惫的灵魂感到厌倦。这位慧眼为了不忘记往事而喝酒，终于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们当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他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即使这种被动是可耻的。兰波的沉默也使人们对帝国的沉默有思想准备，这个帝国在除斗争之外对一切屈从的人们的上方翱翔。这个突然受金钱控制的伟大灵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过分的，然后又为警察效劳。自己如今什么也不是，这是对自己的反抗已厌倦的智士的呼喊。这是一种精神自杀，这种精神没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响更大。从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来说，超现实主义之所以有意义，不过是因为它试图继续唯一赢得怜爱的兰波的事业。
超现实主义从关于这个慧眼的信件与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规则，阐明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愿望之间、非与是之间的这种斗争，我们在反抗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这种斗争。由于这种种原因，与其重复那些围绕兰波作品的没完没了的评论，不如到他的继承者那儿去追踪他、认识他。
超现实主义是绝对的反抗，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就其最初的意图来说，它可定义为对一切的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它对一切确定的事物的否定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具有挑衅意味。“我们是反抗的专家。”阿拉贡提出，超现实主义是推翻思想的机器，它首先是在“达达”[179]运动与贫血的享乐主义之中形成的[180]。应该提出“达达”运动的根源是浪漫主义。它的内部那时已经培育着无意义与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的导师。还有“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东西伟大、有力、虚弱……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沙龙虚无主义者显然受到威胁，要求他们作为世人提供最严格的公认的教条。但超现实主义中除因循守旧与兰波的遗产外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布勒东[181]将其概括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吗？”
对缺少的生活的召唤伴随着完全拒绝现存的世界。布勒东对此说得好：“我无力掌握加之于我的命运，我高傲的良心拒绝正义，因而我决不让我的生命适应人世间一切可怜的生存状况。”布勒东认为，思想既不能固定于生活，也不能选择彼世。超现实主义想对这种永不平静的不安宁做出回答。它是“思想发出的反对自己的呼喊，而且他决心绝望地粉碎这些桎梏”。他发出反对死亡与昙花一现的生存状况的呼喊。超现实主义于是焦急不安，生活于一种受到伤害的狂怒状态。同时刻苦自励，高傲地毫不妥协，这就意味着道德。超现实主义是混乱的主要理论，从其根源上说，就承担着创造秩序的责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开始是使用诗歌的诅咒，继而用物质的锤子。对真实世界的指控合乎逻辑地变成对创造的指控。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言之成理与自成系统的。它首先坚定地认为，人是绝对无罪的，应当向人归还“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这种力量是归之于上帝一词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样，这种绝对无罪的思想由绝望而产生，逐渐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在颂扬人的无辜的同时，认为也可以颂扬杀人与自杀。他们谈到自杀时，将其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克瑞凡尔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最正确彻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与瓦舍一样自己了结了生命。阿拉贡后来谴责这类鼓吹自杀的言论。尽管如此，这种言论还是名声大噪，而不与其他人一道宣扬它们，并不会给人带来荣誉。超现实主义保留了它憎恶的“文学”的最坏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动的呼喊：“你们都是诗人，而我呢，我与死亡在一边。”
超现实主义并未到此为止。他选择维奥莱特·诺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为英雄，从而在罪恶面前肯定了人的无辜。但是它也竟敢说出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为就是手持手枪走上街头，朝人群胡乱开枪。而这是安德烈·布勒东1933年以来为之懊悔的一句话。除了个人及其愿望的决心之外而拒绝其他一切决心的人，以及除了无意识的最高权位而拒绝一切最高权位的人，的确在同时反抗社会与理性。非理性行为的理论使对绝对自由的要求臻于完善。如果这种自由最后归结为杰里所说明的孤独又有何妨：“当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时，我要杀死所有的人，然后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经否定而荒谬获得胜利。在一个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唯有表现为种种形式的生命欲望是合理的，这种对杀人的颂扬如果不是意味着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生命的奔放，无意识的冲动，荒谬发出的呼喊，这是应该肯定的唯一的纯粹真理。反对欲望的一切事物，主要是社会，皆应无情地摧毁。这样便会理解安德烈·布勒东谈及萨德的一种看法：“人只同意在罪恶中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有待了解的是，这并非爱的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方式之一。”人们清楚地感到这说的是一种无对象的爱，是被撕裂的灵魂的爱。而这种空洞与贪婪的爱，这种占有的狂热恰恰是社会所不可避免地要遏制的。布勒东对这种表白仍困惑不解，但却赞扬背叛，并声称（超现实主义所竭力证明的）暴力是唯一适当的表达方式，其原因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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