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私心杂欲——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原文]

    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老子·第7章》）

    [今译]

    正是由于领导不自私，所以能成就他自己

    [按语]

    河上公：圣人为人所爱，神明所佑，非以其公正无私所致乎？人以为私者，欲以厚己也；圣人无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弼：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薛惠说：“夫圣人之无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

    姜子牙回答周文王“领导如何展开工作”这个问题时说：“要安详稳重而心气平静，要宽柔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听取意见而不固执己见，谦虚谨慎而正直，处事公正而不怀私心。”

    领导应做到公、正、明、大。领导能公，他的心自然没有私欲；领导能正，他的心自然不存偏见；领导能明，他的心自然没有隐情；领导能大，他的心自然深涵广博。领导自己的心不同于常人的心，让它与万物同体，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行，这样就基本做到了“公正明大”。人心之所以无法和天地一般大，就在于存在私欲。抛弃私欲，心中就只有一个公字了。

    伤害领导者形象的，莫过于私心莅事，私心断事，私心处事。平常人可以有私心，他的私心只局限在一人一身而已；领导者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失去了公心。理天下大事的人，首先要以大公无私来应付天下。澄清己心来审理，平静己心来论事，公正己心来待人，宽大己心来应物，镇定己心来处变，这是领导人物的无上心术。

    在大道理上谈论大公无私容易，在实际中做到大公无私困难。生活中，真正能舍己为人，舍己成就别人的领导有多少呢？公正就会无私，无私就会宏大。私心为己的人，常以人为私，常以物为私，但最后往往身与物相违，人与己相违，心与理相违，事与行相违。“大道之行，以天下为公。”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三无私？”孔子回答说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按照这三条去做，是三无私。”舍己为人，别人就信服；舍己为国，国家就信服；舍己为天下，天下就信服。历代的圣君贤主，清官廉吏，无不以牺牲精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人类。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索取为目的。为朋友服务，就会得到朋友；为社会服务，就会得到社会；为国家服务，就会得到国家；为人类服务，就会得到人类。这是永恒的道理。

    范仲淹当宰相时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件事：他挑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到各地去检查看看那里的官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在名册上画一个圈，结果有不少官员的名字被圈起来了。他的手下知道范仲淹要把画圈的人都免去官职，就劝他说：“您勾掉一个的人名字是件容易的事，可您知道，这一笔下去，他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千家万户哭要好。”原来，那时官风败坏，一人当官，他的子孙跟着当，而且当官的只知道敲诈勒索百姓，不管百姓死活，范仲淹就是不让这样的人再当官，他们一家人当然要哭了。但在他们管理下千家万户的百姓都要哭了。范仲淹的公正得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领导者首先忧虑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天下的大事；等到天下人都快乐了，领导自己也就快乐了。将自己的快乐和众人一起分享，众人将快乐着他的快乐；将众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众人将忧愁着他的忧愁。乐以天下之乐为乐，忧以天下之忧为忧，能这样做的人，很少有不能成为领导的，很少有不能领导别人的。

    以人才为中心——道大，天大，地人，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原文]

    道大，天大，地人，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25章》）

    [今译]

    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间有四大，而人就是其中之一啊。

    [按语]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篇：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

    《说文·大部》：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劳健：盖古常称天地人为三大，老子引用古语，又加道为四大也。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领导再神通广大，也有“玩不转”的地方；要想让事业发达，买卖兴隆，没有得力的人才相助，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但要有横刀跃马、驰骋沙场的将才，也要有知人善任、统率三军的帅才。以人才为中心，集众人之所长，依靠众人的智慧、力量，才能成就大业。

    现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的有机体，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生活信条，丰盈驳杂。身为领导者，把如此形形色色的人们团结起来，尤其是有才华学识者，使他们拧成一股绳，着实不容易。那么，怎样才能团结好下属，当然因人而异。古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智慧和经验。

    西汉末年，当光武帝展开地图，观看他率领将士浴血奋战，平定的全国混乱局面，总结平乱的战绩时，他不禁茫然，便对邓禹道：“天下如此辽阔，如今我才平定了一些小郡，要到那年那月，才能使全国安定下来呀？我真是没有把握呀！”

    邓禹回答说：“的确，现今天下群雄兴起，战乱不息，前景不测。但是万众都盼望着明君的出现。自古以来，兴亡都在于仁德的厚薄，而不在于土地的多少。只要您不灰心丧气，一心一意积王者之德，最终天下一定会归于统一的。”

    刘秀信其言。半月余，他率领将士击败了称作“铜马”的农民军。对那些愿意归降的将士，非但不治罪，反而维持原职让他们参加刘军，继续作战。对其统领们还一一封侯，并下了一道命令，投降军队不予整编，维护原纺制，各叛军将领仍复原位，带领原部下参战，本部不作干涉。刘秀这样对叛军恩宠有加，以致使他们都不敢相信，心中不免充满疑惑及不安。但刘秀为了观察实际反应，经常一个人单骑巡视各营地，若有人此时想行刺的话，那可是件唾手可得的事情。然而，众叛军将士见刘秀如此诚恳，便产生了景卿之心，都异口同声地说：“刘秀能推赤心置人腹中，诚恳待人，不怀疑我们，真乃是一位度量宏大的宽仁长者。以前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怀疑他居心叵测，回想起来实感惭愧。为报君主的知遇之恩，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在所不辞！”从此以后，这些降将跟随刘秀南征北战，披荆斩棘，赴汤蹈火，为最终平定天下混乱，建立东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秀他诚恳待人，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以温和且实用的态度，感化部下，笼络人心，壮大自己，表现了一位贤明豁达的领导者风范。

    只要领导者能从尊重人格，尊重个性的角度多下功夫，以人才为中心，就能和下属搞好团结。

    不在意小缺点——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原文]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老子·第27章》）

    [今译]

    圣人经常善于挽救人，从而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善于拯救物，从而没有被遗弃的物。这就叫做因顺常道。

    [按语]

    河上公：圣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使贵贱各得其所也。

    王弼：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不造进向，以殊弃不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故曰无弃人也。不尚贤能，则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常使民心无欲无惑，则无弃人矣。

    “救人不弃人”，这是老子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好的领导者用人，善于发掘对方的长处优点，这样世上就没有废人。

    事实是，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庸才。所谓的完美无缺的人，只不过是二流角色，才能越高的人，其缺点也就越显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每个方面都是突出的。

    南宋戴复古在《寄兴》诗中写道：“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才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学士曾用多种比喻加以表达。如《吕氏春秋·举难》中指出：“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屈原在《卜居》中写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明代宋濂在《潜溪邃言》中也认为：“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一个人的功绩必有不全面的地方，能力必有不能胜任的地方，才能必有不足够的地方。既然人无完人，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

    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人告诉林肯总统，说他新任命的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嗜酒贪杯，难担大任。林肯却说：“如果我知道格兰特将军喜欢什么牌子的酒，我就会送若干桶给他和其他的将军们。”林肯是在肯塔基州和伊利诺州度过童年时代的，他当然知道贪酒可能误事，但他更知道格兰特将军是当时北军所有将军中最有才能的，只有他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事实上，对格兰特将军的任命成了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确实是一次有成效的任命，证明了林肯的用人政策，是在于求其人之所长，而不是在于求其人为“完人”。但是，这个用人之道是林肯通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的。在任命格兰特之前，林肯曾经接连任命过三、四位将军，任命的标准是追求所用之人没有严重的弱点。而选用这些人的结果，尽管北军在人力或物力方面都占极大的优势，而从1861年至1864年这3年间，战争却没有任何进展。

    不管任何人，如果他所使用的都是没有弱点的人，那么他所领导的机构，最多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机构。所谓完美无缺的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二等角色。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也越显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各方面都是突出的。用整个人类的知识、经验和才能来衡量，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是完全不合格的。世界上没有“完人”这回事，只是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显得比别人“能干”一些罢了。

    领导者对人才的求全责备，不仅不能知人，而且会陷害人才。历史上不少贤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于领导喜欢追究小过，如司马迁只不过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历史上，因皇上苛求人小过，别有用心的和溜须拍马之徒就趁机投井下石，极尽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诬陷，因此，贤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有成效的领导者从来都不问这样的问题：“他和我相处得怎样？”而时常会这样考虑：“他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也从来不这样问：“他不能做些什么？”而又常会这样考虑：“他在哪方面做得出奇地好？”他们用人的原则只是寻求有某一方面特长的人，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很在行或大致上过得去的人。知人用人，使他能在工作中发挥才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所谓“完人”或者“成熟的个性”，其含义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忽视了人的最特殊的天赋——尽其所能于某一项活动、某一个领域、某一种工作中的能力——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物理学家（即使他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在遗传学（或心理学、医学等等）方面有同样杰出的成就。人的长处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成就，顶多是在极少的几个方面达到“卓越”的境地。

    如果你总是想方设法去对付手下人的弱点，结果必然使工作的目的成为泡影。公司、组织、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用以发挥人的长处，并消除和减弱因人的弱点所造成的不利影响。能力特别强的人，是不需要也不想受一系列规章制度约束的，因为他们认为靠自我管理会工作得更好。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光靠自己是搭不成一个让自己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平台的，单干也是不可能获得多大成就的。“你想雇佣一个人的‘手’，而他总是‘整个人’一起来的。”一个人不可能只有长处而没有弱点。弱点总是会随着人的长处一起来到领导的身边。

    掌握大方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原文]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老子·第28章》）

    [今译]

    当自然本初的质朴解体，就变而为诸般器具；圣人利用它们，就建立起领导和管理。所以用大道制御天下无所伤害。

    [按语]

    河上公：万物之朴，散则为器用也。若道，散则为神明，流为日月，分为五地也。圣人开用，则为百官之元长也。

    王弼：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使归于一也。大制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

    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之用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领导可以不做具体的事情，但必须订定法令制度，而且“完美的制度是不割裂”的，一旦职责明确，就不要干涉臣下行施职权，那么，法令、制度自然而然就会传布四方。

    管理工作是门大学问，如何当一个好的领导者，很有讲究，如何达到“治之至”很有门道。《吕氏春秋·李贤》提出两个方法：宓子贱和巫马期先后治理单父，宓子贱治理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没见他做什么，把单父就治理得相当不错。巫马期则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也治理得不错。两个人两种治法，一则事不躬亲，一则事必躬亲。

    两种方法孰劣？事不躬亲是“古之能为君者”之法，它“系于论人，而佚于官事”，是“得其经也”；事必躬亲是“不能为君者”之法，它“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后者是使用力气，伤力而治。前者是使用人才，当然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气则不然，敝生事端，劳手足，烦教诏，必然辛苦。

    前人的这套说法今天仍有意义，其道理仍没过时，凡有上级与下级、用人者与被用者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的工作就是抓纲举目，抓紧大事：制定军事战略方针，作战计划是军事统帅的大事；企业的发展规模，产品的品质种类、发展远景是企业的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统帅蒙哥马利提出：身为高级指挥官的人，切不可参加细节问题的制定工作。他自己的作风是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踱方步”，消磨很长时间于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方面。他感到，在激战进行中的指挥官，一定要随时冷静思考怎样才能击败敌人。对于真正有关战局的要务视而不见，对于影响战局不大的末节琐事，反倒事必躬亲。这种本末倒置的作风，必将一事无成。

    汉宣帝时有一位宰相名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都城街市中，碰见有人群斗，死伤极多，但是他若无其事地通过现场，什么话都没说，继续往前走。不久又看到一头拉车的牛舌头吁吁，丙吉马上派人去问牛的主人到底怎么回事。旁边的随从看见这一切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宰相对群殴事件不闻不问，却担心牛的气喘？丙吉回答说：“取缔群殴事件是长安令或京兆尹的职责，身为宰相只要每年一次评定他们的勤务，再将其赏罚上奉给皇上就行了。宰相对于所有琐碎小事不必一一参与，在路上取缔群众围斗更不需要。而我之所以看见牛喘吁吁要停车问明原因，是因为现在正值初春时节，而牛却吐着舌头气喘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阴阳不调。宰相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顺调阴阳，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车询问原因何在。”众随从听后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宰相英明。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领导者下功夫做的事情：第一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握；第二是调整团体的能力；第三是让部下各尽所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朝廷内外大小事务都要一一过问，以履行他“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诺言。久而久之，诸葛亮累得筋疲力尽，杨容为此经常劝谏他要适当下放一些权力，一来，可以让下面的官员得到锻炼，二来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得到改善。可是诸葛亮不肯听从劝告。几年后，蜀国在国力方面有所增强，国内治安也稳定了不少，可是诸葛亮因为过度劳累而过早离开了人世。从表面上来说，领导尽心尽力地做事是一种美德，可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结局也是得不偿失，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这也是简易领导的反面教训。作为领导来说，只需要掌握大方向，具体的事情应由各级人才去处理，不必每件事都过问。过问就是掣肘，不能达到简易领导的原则效果。

    袁了凡在他编辑的《通鉴》一书中阐述了领导工作的诀窍：“把紧急的事当成眼前的大事来解决，不将精力放在那些琐事上，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治。”

    办事要公平——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原文]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第32章》）

    [今译]

    天地间阴阳之气相合，就会降下甘露，人们不必指使它而会自然均匀。

    [按语]

    河上公：侯王动作与天相应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天降善瑞，则万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调若一也。

    蒋锡昌：“自均”即五十七章自“自化”之谊。此言天地相合，则甘露下降；上行无为，不发号施令，而民乃自化也。

    天降甘露，周遍均匀，万物都能得到滋润，这不是人力可以干预的，而是完全自然而已。道生万物，也是本诸自然，无私无欲，追求公平，让每个人各得其所，那么就没有所谓不服气的事了。

    《吕氏春秋·贵公》中说：“阴阳气候，甘露时雨，不择物而变，不私物而降，这才是公的气象。”刘宝楠解释说：“治天下必先公正、公平、公开，公则使老百姓高兴。公则天下太平，太平来自公。成事在公平，失事在偏私。”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一口气总是有的。只要活着，这口气总在。平时受轻视、被欺压，投告无门，这口气拼命忍着、压着，后来，终于忍不住、压不住了，如堤水冲决而出，漫过了理智的河岸，这样就很危险。身为领导，不能有高高在上，而对下面的人就恣意委屈、愚弄他们。相反，处事要让他们高兴，平和他们的气势。做到这一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公”字。众人心理平衡、平顺，全靠领导者能持之以公；进而天下太平、平安，也靠领导者能秉公办事。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成事在于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张南轩说：“从政需要公平心。心不公平，好事也会办成坏事。”让人觉得公平，首先在于平其人之气，平其人之情。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就在于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我的心像一杆秤，不为他人所轻重。”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样评论诸葛亮：“为政开诚布公，公正尽忠。对时世有用的人，就是仇人也奖赏；违犯法令、怠慢国家的人，就是亲人也要诛杀。认罪后肯悔改的人，从轻处理；死不认错，还狡辩的人，虽轻重罚。善没有成绩不赏，恶没有坏果不贬。严刑峻法，天下却没有人怨恨，这就是他用心公平正直的结果。诸葛亮堪称治世的良才，能力与管仲、萧何在伯仲之间。”

    马谡同魏国大将军张在街亭作战，他由于违反诸葛亮的指挥，被张大破蜀军。诸葛亮于是拿下马谡，把他杀了。他亲自祭奠，并且抚养他的孩子，对待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蒋琬说：“现在天下没有安定，而你杀了有智有谋之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哭着说：“孙武能够取胜天下，是因为他用法公正。现在四海分裂，战争刚开始，如果废除了军法，用什么讨伐敌人呢？”

    当初诸葛亮认为马谡才智权术超过常人，对他非常器重。刘备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诸葛亮没当成一回事，任马谡为参军。到现在把他杀了，人们都说，马谡是丞相平时熟知的人，到他打败仗，流泪把他杀了，而且抚恤他的后代，真是为政没有私心啊。

    张释之在西汉文帝时官任廷尉，典掌刑狱。有一次，文帝车骑出行中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吓了皇帝所乘的舆马。文帝当即命令侍从骑士逮捕此人，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受理此案，犯人供称自己是本县人，行至此地，闻听皇上驾到，过往人众禁止通行，便藏于此桥下。时已至久，以为车骑已过，刚出来就撞上了皇帝的车骑，便匆忙跑开，廷尉依律定罪，奏报皇上：“一人违禁，罚金四两。”文帝大怒，认为此人惊吓车马，几乎伤了自己，廷尉只判罚金，这是轻君重民。张释之则据理力争：“法律是天子与臣民共同遵守的，依法所定就是罚金，如果重判，则使民不信法。若当即将此人诛杀，也就罢了。既交付廷尉审理，则当依法定罪。廷尉本身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廷尉不公，天下执法者就会轻重法令，百姓将手足无措。望陛下慎察。”文帝权衡利弊，诚服称赞道：“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人为万物之灵，最富情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疏之别，又有朋仇之差。这种差别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引之于法，循私枉法，就难免受众矢之的了。诸葛亮等人深明大义，理智处事，情怨是情怨，公法是公法。领导能如此，确实是至高无上。

    掌握决定权——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文]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36章》）

    [今译]

    鱼不可脱离池渊，国家的锐利武器不可在人前显示。

    [按语]

    河上公：鱼脱于渊，谓去刚得柔，不可复制也。利器，权道也。治国，权者不可以示执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王弼：利器，利国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器而立刑以示人，变必失也。

    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句话简单地说就是，君王管理国家不离开“道”，就能让水依然是水；但是君王统御臣下的权谋要深藏在心，不能让人知道，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

    以今天的语言说，就是一个领导者必须要慎谋能断，善用奖惩，最重要的是大权不可旁落，一定要掌握管理主导权。

    历史上无数的圣明君主和伟大的领导，每当遇到重大决策问题时，开始都会广泛地征求众人的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历代兴国的贤明君主喜欢采纳身边人的建议。历代亡国的昏庸君主也喜欢采纳身边人的建议。建议相同，而前者使国家强大，后者使国家衰败，出现这样的反差完全在于君主的辨别能力和决断能力。

    战国初期，赵国国君武灵王年轻有胆识，继位后决心振兴赵国，锐意改革。他看胡人骑马，身穿紧衣，脚穿皮靴，骑上快马纵横驰骋，何等便捷。再看看赵国，人们讲究穿大袍，干什么都不方便，尤其不适应兵车作战。于是武灵王决定改革服装，改战车为战马。他召集群臣共商改革之事，大夫楼缓表示赞成。可是，一些保守的大臣不赞成，而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反对得最为强烈。武灵王于是犹豫起来，不敢决断。大臣肥义进言，声称改革是大事，办大事不能犹豫不决，如果犹豫很难成事。大王认为是对的，说了就要下决心干，反对的声音只能做决断的参考，但不能影响决断。武灵王觉得这番话说到心坎上了，对改革的信心倍增。他做通叔父公子成的工作后，赐他一套胡服，次日朝见，大臣们也就跟着改穿胡服了。君臣们又下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国人民不分贵贱，一律改穿胡服。改革服装成功之后，武灵王接着对军队兵种进行改革，号召军人武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赵国练就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率骑兵打败了中山、林胡、楼烦等几个国家，赵国在列国中的威望有了极大的提高。赵武灵王改革的成功经验很有影响，临近的燕国、秦国等国家也争相效仿，针对自己的国情进行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这一切，均源自赵武灵王当初的英明决断。

    张江陵说：“大事在于思虑周详，计划在于身体力行，谋略在于集思广益，决断在于自己。”领导要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同时要把握住决断、取舍的权力。美国前总统里根是一位“明星总统”，他在担任领导人期间，个人风格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里根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实行的治政方针明确而又有条理，一经确定便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行。坚定并不意味着一意孤行。

    里根是善于博采众长的美国总统。在出任美国加州州长时，里根不能说没有领导经验，但在许多领域他并不是内行。然而精力旺盛的他喜欢与各界人士进行直接的接触和对话，从中了解情况、增长知识。里根说：“一个领袖必须具有能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早在担任加州州长时期，他就显示了这种能力。在解决某一方面问题前，他总要召集各方会议，遇逢下级来请示什么，他常常反问一句“前任州长是怎样处理的”？在广泛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以后，择其中之精华，自己做最后决定。有人说他不像个州长，倒很像个甩手的“董事长”：小事不管，大事靠别人出主意。里根对此评语不以为然，他对州政府官员们说：“当州长就要像当董事长一样，管好大事就行了。至于小事，我相信你们都能管好。”

    里根出任总统以后，仍然坚持这种工作作风，长袖善舞，广结人缘，顾及公众利益、国会反应、党派利益等纷繁的因素，不拘成规，果断决策。所以里根在他的任期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同时也为正在做管理的领导者树立了工作榜样。

    不摆架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原文]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老子·第39章》）

    [今译]

    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根基，所以君王领导得自称是孤家、寡人、不谷。

    [按语]

    河上公：言必欲尊贵，当以薄贱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滨，周公下白屋也。高必欲尊贵，当以下为本基，犹筑墙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坚固，后必倾危。

    范应元：谷，善也。又百谷之总名也，春秋王者多称不谷。

    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受感情支配。而获取人们感情的惟一方法，就在于你尊敬他、器重他、同情他、帮助他、爱护他等各方面的表现。

    你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人们认为你是伟大、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还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架子，使他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的真诚朋友，而实际上你是他们的领导。这样发展下去，在无形之中他们就抬高了你的身份地位，使人们的心目之中保存着这种观念、看法，于是，你便提起人们的自尊心，去获取他对你的热烈拥护与衷心爱戴。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效忠效力，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唯我独尊，狂妄自大，就永远难以赢得人们真诚的拥护与爱戴。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王侯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恐怕就要倾覆。所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因此王侯们自称为‘孤’、‘寡’、‘不谷’，这不就是以贱为根本吗？人们最讨厌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侯们却用它们来称呼自己。一切事物，减损它反而得到增加，增加它反而得到减损。”作为领导阶层来说，就是要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显扬他人实际上就是抬高了自己。骄傲足以毁灭自己的事业，而唯我独尊、狂妄自大、放纵无礼同样足以毁害自己的事业。

    真正强大者不显示强大，真正高贵者不炫耀高贵。老子说：“江海所以能够成为河流百川所汇聚的地方，乃是由于它能对人民表示谦下；要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的后面。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处在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沉重；处在人民的前面，而人民并不感到难堪。”作为一位领导，要想获得拥护与爱戴，就要身处高位而不显示高贵。

    诸葛亮说：“古代凡是优秀的将领，对待自己的部下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当困难来临时，身先士卒，首当其冲，站在最前面，在功劳荣誉面前，与部下谦让，把功劳、荣誉推给部下，对待受伤的士卒，百般安慰和抚恤，当部下为国捐躯时，又能厚葬他们，并妥善地安排好后事，在粮食不够吃时，主动地把自己的食物让给下级，在天气寒冷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让给士卒穿用，对待有才智的人，以礼相待，并委之以高官，对待英勇擅战的部下，他会给予恰当、及时的奖赏并勉励他再立新功。身为一名将帅，做到了上面的几项内容，就会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不仅对士兵要这样，对待平民百姓也应该这样。“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抑制自己的物质欲望与物质享受，在军事将领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

    司马穰苴带兵讨伐晋国时说：“士兵的伤亡情况，他们的饮食生活，问病医药，都要亲自过问，要熟悉军队的粮草、士兵的待遇以及各方面的情况，与士兵们平分食物，与他们比较输赢。”在战场中，士兵们争着出战，都愿意为他赴死。晋军听说后，班师回朝；前来支援晋军的燕军听说后，渡水撤退。

    古代最出名的将领之一吴起，他的领导方法是：平时的饮食与衣着，都和普通士兵一样。晚上睡觉不备床席，行军的时候不骑马乘车，军粮和士兵一样背，处处与士卒分担劳苦。士兵有个人长了脓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出脓血。所以，士兵都乐于打仗。

    明代将领史可法，不仅同战士同甘共苦，而且“士不饱，不先吃，未受衣，不先御”。督军作战时，出行不设仪仗，吃饭不讲花样，夏天不用人扇扇子，冬天不穿皮衣服，睡觉总是和衣而卧。这些都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行为。

    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你是开诚布公的。比如，你想号令天下人清廉，你自己首先就要清廉；要想号令天下人公正，你自己首先就要公正；你想号令天下人节俭，你自己首先就要节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声的礼节，不言的教化”。

    无为而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原文]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37章》）

    [今译]

    道永远是顺任自然无所作为的，却又是无所不为的。

    [按语]

    河上公：道以为无为为常也。

    王弼：顺自然也。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

    朱谦之：“无为而无不为”，即《庄子·天下篇》所述关尹、老聃之道：“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无为也，而无不为也。”

    从古至今研究管理学的人，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管理学的最高标准，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人，是天下第一流的领导。从儒家经典《易经》到孔子，从道家经典《道德经》到《庄子》，以及后代许多权威学者无不认为“无为而治”是天经地义的领导原理。

    作为最高领导，必须具备这些道德修养，即：大公、大诚、大忠、大寿、大智、大仁、大勇、大义、大和。具备这10种道德修养的同时，又必须具备远大的眼光，淡泊的心境，浩然的正气，超凡的毅力，博大精深、继往开来的学识，努力奋斗、敢于冒险的精神，持之以恒、贯彻到底的习惯。另外，使用人才、运用谋略，都能随机应变，也是不可缺少的才华。

    孔子说：“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呢？最后都回到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但人们都有种种的思考；天下的人，到底在思考什么，忧虑什么呢？”无思无虑，就是顺应之功，自然之至，无为之极。无为，能达到寂然而应、感通于神的境界，自然有所成就。

    老子说：“道永远是顺其自然而无形态的，没有一件事是它做不到的。君王如果以道的准则来从政治国，万事万物都会自然地潜移默化，充分地向前发展。”又说：“深深地懂得道的人，不出门就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抬头看窗外就能推演出宇宙的自然规律，不用奋力打拼就能有所成就。”又说：“有道的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会潜移默化；我镇静，人民就会走上正道；我无事，人民就会富裕丰足；我无欲，人民就会纯真质朴。”又说：“圣人顺从自然规律，无所作为也就无所失败，无所把持也就是无所丢失。”又说：“要想治理天下却又违背自然规律，我看他不会达到目的，天下的百姓是神圣的，对他们不能使用强制的统治，不能违背他们的志愿和本性，否则他必定会失败；强制地统治天下，则必定会失去天下。因此，圣人由于顺其自然而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强制则不会被抛弃。世人的本性各不相同。万事万物有的前行，有的跟随；有的缓慢，有的急躁；有的坚强，有的软弱；有的安全，有的危险。因此圣人顺其自然而除去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

    无为并不是一件事情也不做，而在于尽到做领导的职责。无为的人并不是引他不来，推他不去，而是说他能依从规律办事。我们必须理解“为无为”和“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两句话的深刻的含义。老子的理论不是平常人所说的清静无为的消极思想。老子的学问，就是领导做事学，就是指导领导怎样处上，怎样蓄下，怎样保存自己，怎样做好管理工作，怎样用人。让人才各安其位、恪尽职守，就看领导是不是“无为而无不为”了。

    《金刚经》上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领导用人，也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只有无为的领导，才拥有大智慧、大眼界、大气度、大胆略。有大智慧，就能看得透彻；有大眼界，就能看得长远；有大气度，就能容纳万物；有大胆略，就能提得起，放得下。体道明理，要靠大智慧；知人善任，要靠大眼界；容人信人，要靠大气度；提得起，放得下，要靠大胆略。知人困难，用人更困难；容人困难，信人更困难；提得起难，放得下则难上难。

    宽猛得中——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原文]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第58章》）

    [今译]

    治国的人为政宽厚，似乎不太精明，但人民因为安定自由，民风反而日趋淳朴；治国的人为政精明严苛，似乎无所不察，但人民因不堪束缚，民风反而日渐浅薄狡诈。

    [按语]

    河上公：其政教宽大，闷闷昧昧，似若不明也。政教宽大，故民醇醇，富贵相亲睦也。其政教急疾，言决于口，听决于耳也。政教民，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王弼：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故曰察察也。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

    老子主张治人要宽厚，他反对刑政，反对用刑罚处理人、用制度压制人，认为治人不一定非严不可、非政不可，强化自身修养，以自身的清与静、公与廉，更能治好人、治好事。

    然而，这种治天下不用法的论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不易实现。因为，治国也好，治企业也罢，管理总是透过一定的规章、制度、纪律、赏罚去行事。所以必要的“政”、必要的“法”都是需要的。因此，我们在体悟老子这句话理想政策的同时，不要忘了“道法自然”，即属规律性的事，“政”不能过分“察察”，“法令”不能过分“滋张”，也就是要“刚柔相济”、“宽猛得中”。

    春秋末期，郑国有一位叫子产的宰相。他执政的特点是刚柔并济，即在高压和怀柔两种政策中采取最适当的作法，把国家治理得国富民强。郑国是一个小国，想要在大国的觊觎之下力图生存，强化国力量是当务之急。子产一方面提倡振兴农业，另一方面要确保军事费用，于是决定征收新税。因此民怨沸腾，有人甚至扬言杀死他。朝中大臣们也有不少人出来反对，而子产却不让步，力排众议，实施既定政策。他说：“为了国家利益，即使牺牲个人也在所不惜。我听说为善必须有始有终，如果虎头蛇尾，那么千辛万苦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流水。我决心贯彻始终，绝不能因为百姓的责难而改变初衷。”

    过了几年，农村的振兴计划见成效，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时连那些当年责备子产的国民，也转而歌颂他的政绩。不因为百姓和大臣的非难而低头，能够对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这就是了产“猛”的一面。身为领导，有时就是要能够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方能获得成功。那些处事优柔寡断，毫无主见的人，永远不会成为强者。

    子产“宽”的一面体现在其教育政策上。当时各地普遍设有称之为“乡校”的学校，以此培养知识分子。但是乡校往往为那些对政治不满的人利用，当作政治活动的场所。若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对统治造成威胁。有一些人提出关闭乡校的意见。

    子产反驳说：“其实不需要关闭乡校，众人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聚集在那里批评政治，我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当作为政的参考，有好的评话便继续实行，若得到批评则加以改良，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加以弹压，也许会暂时抑止他们的言论，但那正如填塞河川一样，暂时虽然堵住了，不久更大的洪水一定会滚滚而来，冲坏堤堰。若到了这步田园，那就真的无法挽救了。与其如此，反不如在平时慢慢疏通洪水，引导出一条水道，不是更合适吗？”由此可见，子产“宽”的政策就是宽容政策。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作为自己的借鉴，有则改之，无则力勉，这才是胸怀宽广的管理之道。

    简易原理——治大国若烹小鲜

    [原文]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60章》）

    [今译]

    治理国家就像烹煮小鱼一样不能急，要慢慢来。

    [按语]

    河上公：鲜，鱼。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下乱，治身烦则精散。

    王弼：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

    韩非子：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煎炸小鱼，需小心翼翼，不能急躁，不能经常搅动，一搅动就不能保全，小鱼就会碎得不成形状。王伯厚说：“烹调小鱼一急躁就会破碎，治理国家一急躁就会发生动乱。清静无为，天下自然相安无事。”这是说用人要坚持“简易”的原则，管理要坚持“无为”的原则。

    会做事、会用人的领导，他们工作起来，都显得雍容肃穆，沉静温良，朴质无华，简易单纯。思想上的简易单纯，欲望上的简易单纯，心性上的简易单纯，生活上的简易单纯，这些是成为成功领导者的主要因素。最高的管理艺术，就是“一切归于简易”的艺术，就是“不扰”的艺术。

    《易经·系辞》中说，乾的功能在于职掌伟大的创始，坤的功能在于完成有形的生命。乾的功能是自发的、无休止的、没有阻碍的，因而就能容易地达到创始的使命。坤的功能是被动的、静止的、顺从着乾，因而就能简易地生成万物。乾的功能是自发的行为，所以称做“知”；坤的功能在于结果，所以说是“能”。容易，就便于了解；简易，就便于遵行。容易了解，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行，就会见到功效。有人亲近，就能保持长久；见到功效，就能伟大兴盛。能够保持长久，这是有才能的人的智慧；伟大兴盛，这是有才能的人的事业。了解了容易与简易的原理，就能领悟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领悟了天下一切事物的道理，就能在天地之间确立人的地位，从而与天地并立。这就是简易原理。这个简易原理，能够修德，能够亲近，能够建功，能够立业，能够伟大，能够长久。

    天地是包罗万象、变幻莫测、不可穷尽的。天地之中，有它的规律存在；变易之中，有它不变的因素。以此来策划天下的大事，自然简易而不繁琐；以此来顺应天下的变化，自然简单而混乱；以此来修养人生，自然简易而不失去根本。领导力求简易，制度力求简易，法令力求简易，用人力求简易，管理力求简易。简就不会繁琐，易就容易成功。因此说，容易、简易的完美性与天地至高无上的德行能互相配合、照应。

    老子说：“追求学问的人，探求外界的知识（政教礼乐）每天都有所长进；追求大道的人，探求事物的状态而情欲每天都在减损。减损又减损，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则无所不为。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者，要以不惊扰百姓作为治国的根本，如果以苛政来惊扰百姓，那么这位领导人就无法治理天下了。”所以，由简易的人生，便可达到无为的人生；由简易的领导，便可达到无为的领导。今天的世界，是科学家、改革家、策划家、实业家的世界，而思想、计划、工作都应遵循系统化、合理化、简易化的原则。

    周灭商后，姜子牙因功劳卓越，受封海、岱之间（今山东省）广大地区，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姜子牙根据齐国土地辽阔、物产丰盈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水平相对先进和异族势力较为雄厚的经济、政治条件，及时确立了治齐的重大策略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为此，他“修道术，尊贤智，尚有功”，前后仅用5个月的时间，便报政（述职）于周公。这充分表现了姜子牙的惊人胆略和远见卓识，以及不拘形式、务求实际、得时勿怠的开国创业精神。由于姜子牙注重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较多地保留了东方的习俗和传统文化，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结果，远近人民相率归心，齐国迅速强大起来，创造出具有“泱泱乎大国之风”的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周公受封于商、奄之地，建立鲁国，由其子伯禽前往统治。鲁国有祝、宗、卜、史，具备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是享有最高政治特权的东方大国。但伯禽受封后，三年才报政于周公。周公问：“为什么这么迟缓？”伯禽回答：“我到鲁国后，改变了那里的风俗，革新了那里的制度，前后花了3年时间才完成最初的计划，因此迟缓。”对照齐国的为政，饶有领导经验的周公当即感叹伯禽领导工作的失策，说道：“唉，后世鲁国将听命于齐国。为政不简便易行，难为民众接受。平易近民，则民众必然归顺。”历史证实了周公的预见。其后，鲁国江河日下，最终远远地落后于齐国，成为齐国的附庸。这是简易领导原理的典型事例。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四年，唐太宗问萧瑀说：“隋文帝是什么的君主？”萧瑀回答说：“约束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不怕辛劳地思考治国，每次坐朝理事都很认真，有时到太阳西斜还不休息，凡五品以上官员，他都召见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忘记吃饭时间，侍卫未得下牙，只好立驻传餐而食。虽然他的品性不算仁慈明智，也称得上是个奋发有为，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国君。”

    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审细，而且不明事理。内心不明就察觉不出自己的过失，过于审细就会对人疑虑多端。他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所以经常恼怒对他当面敷衍而内心不服的群臣，不肯轻易信任文武百官，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策处理，虽然劳费精神、辛苦形体，终不能把所有的事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大臣既知他的心意，也就不敢直言劝谏。宰相以下官员，只是奉承顺旨罢了。我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天下这么大，举国之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千头万绪，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对于所要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便利，才可以呈奏施行。怎么把一天中须要处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一个人思考决断呢！况且一天处理10件事，有5件出偏差，处理对的当然好，处理不对的怎么办呢？如此以日继月，乃至连年，错误既然很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哪能比得上广泛任用贤士良才，身居高位而详察下情，法令严肃，这样谁敢为非作歹呢？”于是命令所有官署，如果诏敕颁发下去有不稳妥或不便施行的，必须坚持己见上报，不能顺从旨意，随即施行。一定要尽到臣子的责任。

    唐太宗这番话，体现了显著的领导原理、无为的用人原理。

    深谋远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原文]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64章》）

    [今译]

    事物尚稳定容易保持，事物尚未显相容易调理；事物还脆弱容易分判，事物还微小容易发散。做事情要在它尚未发生，治国政要当它尚未混乱。

    [按语]

    王弼：治人事天工夫，全在于此。安与兆。盖一念不生。喜怒未形。寂然不动之时。吉凶未见之地，乃祸福之先。所谓几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谓圣人寻常心心念念，朗然照于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动作，当下就见就知。是善则容，是恶则止，所谓早复。孔子所谓知几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用力少而收功多。故曰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即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谋者。此谋，非机谋之谋，乃戒慎恐惧之意。于此著力，图其早复。盖第一念为之于未有也。若脆与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虽动，善恶未著，甚脆且微。于此著力，所谓治之于未乱也。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与事之间的关系，彼此越来越复杂。怎样将各种关系调理得清清楚楚，并适当地驾驭它，这就离不开谋略，科学越发达，谋略的法门越神奇玄妙。能够就事论事，就理论理，就事办事，就理从理；能够正确计划，妥当处置，这也不失为有见识、有作为的领导人才。

    深事深谋，浅事浅谋，大事大谋，小事小谋，远事远谋，近事近谋，都要具备深远的策略和高明的见识。计谋贵在高人一筹，策略贵在高人一着。能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能谋划别人不能谋划的，能思虑别人不能思虑的，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的，这才称得上远谋大略。

    刘邦起兵后，萧何担任他的后勤部长，负责后方粮草供给，未有一次令刘邦失望。萧何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收集法令制度图书文献，而不像其他将官那样忙着抢掠财物。刘邦当上汉王后，请萧何担任丞相。其时，项羽和一些诸侯杀死秦王子婴，烧毁咸阳城，然后扬长而去。刘邦之所以知道天下各地的要塞，户口的多少，形势强弱的地方、人民痛苦的事情，就是因为萧何获得了秦朝的全部地图、书籍等资料的缘故。

    刘邦入关后，在张良的劝谏下，封存秦朝宫室、府库、财物，还军灞上，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在此期间，刘邦集团还实施了一系列极有远见的政治措施。刘邦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对他们宣告说：“父老们，你们在苛酷的秦法之下生活，痛苦很久了。秦法规定，如果人民有诽谤朝廷的，就灭族；人民有相聚谈话的，就是犯弃市死罪。我，和诸侯有约，先入关的，就为关中之王。现在我当为关中之王。今天我要和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盗，抵罪。此外一切秦法，完全废除。官吏都依原来位置，全不迁动。”秦国人听了约法三章大喜，争先持牛羊酒食献给沛公的军士。沛公又谦让，不肯接受所献食物，民众们更为喜悦，惟恐沛公不做秦王。这些安民措施，为刘邦争得了民心。对于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做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这就是深谋远略的实际运用。深谋远略的要领，在于识破征兆，胜人于无形中；在于提前准备，制人于无为中。《孙子·谋略篇》中说：“用兵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其次是瓦解敌人的联盟，再次是战胜敌人的军队，下策是攻占敌人的城池。”高明深远的谋略，不是一般人所能策划的。只有特殊的人才，才能策划致胜的上上谋略。天玄子说：“领导大计，务求见识深远，规模宏大，切忌拘泥于细微之处。就事计事，就事理事，因事策划，因事立功的人是行为谨慎的人，不是深谋远虑的人才。有深谋远虑的才能，就能计事于未来之中，理事于未形之中，决策于未萌之中，立功于未知之中。一个人策划出的谋略，令天下人都看得出，识得破，那么，这个谋略就不是上等的谋略、这个人才就不是上等的人才了。图谋大计的人，必须有高瞻远瞩的见识，有详尽周全的措施。”

    有几十年的眼光，可以建立几十年的事业；有千百年的眼光，可以建立千百年的事业。只争一时之得失，只料一时之成败，逞强好胜于一地，作威作福于一方，不是见识远大、功德圆满，它只能祸害自己，贻害后代。

    齐国太霸道，周公料定它以后必将出现篡位弑君的大臣，后来的事实确实如此；卫国太软弱，季子料定它以后必将灭亡，后来的事实确实如此；吴国破楚进入郢都，逢滑料定以后楚国必将收复失地，后来的事实确实如此；孙策自视过高，好诛天下英雄豪杰，郭嘉料定他以后必将死于匹夫之手，后来的事实确实如此。这都是知人所不能知，见人所不能见的大智慧。有大智慧，就能深谋远虑，就能料事如神。有大智慧，就能先知先觉，就能识见远大。

    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如果不能治事于未乱，不能理事于未萌，不能防患于未然，事繁鲜效，形劳寡益，这不是远大高明的识见。

    树立威信——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原文]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第72章》）

    [今译]

    当人不感到害怕时，最大的威信也就来了。

    [按语]

    奚侗：此云威即谓可畏之事，如刑罚兵戎之属，民不畏其所可畏，其故由于不能安居乐业，而祸乱自兹起，则大可畏者至矣。此为治天下者垂戒，非为凡人言也。

    焦（）：民朴而生厚，则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为，以小道塞其生，故民巧伪雕薄，而威不能服也。夫如是则天诛所加，祸乱将起，故曰大威至。”高亨：“至者，碍止之义，言民不畏威，则君之威权碍止而不能通行也。正所以为人君用威者警。”

    对于管理者来说，威信就像鸟儿的翅膀，缺少任何一只都不能在天空中翱翔。身为领导，不端庄就没有威力，不严肃就没有威力，不庄重就没有威力，不好学就没有威力。

    威力有外在的威力和内在的威力之分。外在的威力和内在的威力只要修养即可达到。威严、威武、威望，这是外在的威力。神威、德威、天威，这是内在的威力。外威使人害怕，内威使人敬仰。

    历史上，梁武帝萧衍为人孝慈恭俭，博学善文，端重庄严，神采飞扬，性格大度优雅，气量高古。侯景战败投降，梁武帝接纳了他，北魏皇帝派人来求和，梁武帝也同意了。一段时间后，侯景不服梁武帝的管理，起兵反叛，几天后攻陷了台城，梁朝的邵陵王纶前往会稽和柳仲礼联合起来反叛朝廷，投靠侯景，侯景因此实力大增，率兵攻进都城，梁武帝听说都城已经被攻陷，侯景进入城内，他没有表现出慌张的神色，而是平静地坐在皇位上，感叹地说：“自我得到的必自我失去，我有什么值得怨恨的呢？”不一会儿，侯景在500名护卫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来到朝堂上，梁武帝神色不变，端坐不动，侯景站在殿下，不敢抬头看他，更不敢做出什么对皇上无礼的事情。两人相持了一会儿，侯景自动退了下去，他战战兢兢地对部属王僧说：“我曾经跨鞍对阵，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会令我产生丝毫的恐惧。今天看到天子端坐在大堂上，我从内心感到害怕，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天威难犯吗？我打算撤出都城，不知行不行？”几天后，侯景撤出了都城。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人的内在威力可以力挽狂澜。

    太阳光照射在井中，不能照出十步远；眼睛盯着脚下，不能看到远处。位不居，名不正，威不立，权就无从发挥。古代有人说：“治理天下要坚持八项原则：一曰厚生，二曰蓄民，三曰威信，四曰仁义，五曰法令，六曰无私，七曰任贤，八曰广用。”在这八项原则里，威信的地位仅次于厚生蓄民。

    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这里的正包含有正权、正力、树威、树势的意思，它是使用人才的根本。名不正，权力就无法集中；权力不集中，威势就无法显示；威势无法显示，法令就无法执行；法令无法执行，赏罚就无法施展；赏罚无法施展，就会产生位倾、事废，以至于国亡的后果。由此可知，建立自己的威信对领导来说，是重要的事情。正名就能立威，审视就能立法，严令就能立信，显贵就能立势。名不正则威不立，威不立则法不行；法不行则令不信，令不信则势不成。

    孙武有这样一则轶事。孙武将《兵法十三篇》进献给吴王阖庐后，吴王忽发奇想，想试试孙武治军的实际本领如何。吴王从宫中选出宫姬180人，让孙武操练演兵。孙武把这180个宫娥分为左右两队，选取最受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分任队长，让她们身着士兵服，手执兵器，向她们宣布战场纪律后，开始操练。可是这些宫娥以为孙武只是和她们开开玩笑，谁也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开始时，她们乱七八糟地站着，几个人还凑在一起说起了笑话。小武不急不恼，不动声色。请出军中执法官，让他现场监督。孙子三令五申，击鼓三次后，令这些惯纵的宫女们向左向右地演练，可是她们仍旧嬉皮笑脸，视同儿戏。孙子见此情形问执法官：“按照军法，不服林军令该判何罪？”“斩！”执法官吐出一个字。孙武于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这时一直在看台上看热闹的吴王慌了用脚，忙派人传话给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先生能用兵了。这两个宫姬是我最宠爱的，没有她们我连饭都吃不香，饶了她们吧。”孙子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授”的原则推辞了吴王的请求，下令斩了那两个美人。然后，他又任命两个次一点的美人为队长。当孙武再一次发号施令时，两列队伍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队形变换都循规蹈矩，没人敢再触犯军法了。在孙武的指挥下，这些宫女被他训练成了有名的娘子军。吴王因此了解了孙武的军事才能，用他为将，和伍子胥一起主持吴国军事。

    俗话说，杀一儆百，何况斩杀的是一个显贵之人，还有谁不敢服从命令？威信树立起来了，号令就行得通。号令行得通，就能指挥，威严因之而树立。古代许多帝王君主、英雄豪杰，无不是借助权力来驱使众生、面临天下的。没有权力就是尧舜也不能诛杀一个匹夫，有了权力就是桀纣也能残暴万民。这是威信的特点。

    忘记自我——吾所以有大愚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原文]

    吾所以有大愚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13章》）

    [今译]

    我之所以有祸患，乃是由于我有此自身；若是我无此自身，我还会有什么祸患？所以看重自身胜过天下，就可以寄以天下；爱护自身胜过天下，就可以托以天下。

    [按语]

    庄子：君子不得已而临邪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

    王夫之：大患在天下，纳而贵之与身等。夫身且为患，而贵患以为重累之身，是纳患以自梏也。惟无身者，以耳任耳，不为天下听；以目任目，不为天下视；吾之耳目静，而天下之视听不荧，惊患去已，而消于天下， 以百姓履籍而不匹倾。

    老子这是在告诉管理者，不要总是存在自我观念，不要将自我血肉之躯放在第一位。领导没有自我观念，自然也就没有名利观念，没有毁誉观念，没有生死观念。这样，取得的成就是最高精神境界上的成就，世俗中所谓的成就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只为个体的小我生存、生活、奋斗的人，他们的人生意义、价值观念是不能以长度来计算的。人只懂得如何充实自我，完成小我，自我、小我就必然与大我发生冲突。生活提醒我们，一个人越是为自己着想，就越难成就自己，那些忘记自我、心中没有自我的人，他们的精神往往能产生绝对有我、绝对伟大、绝对无限的光芒。因为，他们既能涵盖一切，又能承载一切；既能超越现实，又能融入现实；既能忘记自己，又能成就自己。

    普通人，他的人生观念、时间观念、空间观念是相对的，有限的，拥有超人智慧、超世智慧的领导，他的人生观念、时间观念、空间观念是绝对的、无限的。领导的观念必须从有到无，有，是有限、相对；无，是无限、绝对。领导的伟大，也是无限的、绝对的伟大。

    能做到超越自我的人，也就能超越现实。超越世界，即超越现实生活，超越物质生活。无我的人，没有只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之心，他自然而然地将精神融进无限的伟大之中。庄子说：“至人无我，达人无功，圣人无名。”有我就有限，有功就有限，有名就有限。

    我们要完成自我，就要在“无我”中完成自我，在“无功”中完成自我，在“无名”中完成自我，这样才能成就无限的自我。如果在有我、有功、有名中完成自我，成就的只有有限的自我。

    无我的精神，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圣人境界，即天地的境界。天地无私，所以天地博大；日月无私，所以日月光明；圣人无私，所以圣人能超越自我。圣人无我，无我所以有大我；圣人无能，无能所以有大能；圣人无功，无功所以有大功。

    领导事业，不仅是“为我”的事业，更是“为人”的事业；不仅是解脱自我，成就自我的事业，更是解脱他人、成就他人的事业。如果领导只为自己考虑，那么他只能成就一个有限的小我。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为别人着想，我在别人的心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我为整个人类着想，我在整个人类的心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天地间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也就有我存在，无数个小我汇聚在一起，组成了国家和人类社会。随时间的推移，无数个小我的生命无穷地继承、发扬，成就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所以，离开了别人，自我也将无法生存。在人类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洪流里，多一个我和少一个我，好像在宇宙这个大空间里多一颗尘埃和少一颗尘埃一样，无关紧要。

    信仰唯我主义、个人主义的人，他的人生总是以如何发展小我，又如何充实小我为永远的追求。然而，他如何能明白，脱离了宇宙，微尘便失去了存在的优势；脱离了人类世界、国家民族这个大我，小我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大我，是由无数个大空间的我在无数个长时间里发展、充实、组合而成。绝对个体的小我，只是暂时生存的小我，生命结束时，小我也就不存在了。要想追求永恒的存在价值，就需要到国家、民族生命的历史中去体验。

    李白吟道：“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一个人生存的时间是有限的，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智慧的秉赋是有限的，权威的发展是有限的，而事业是无限的，学问是无限的，科学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以有限去抗争无限，不但没法成功，而且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什么要拘泥在小我之中而不能自拔呢？我们不能将伟大放在小我之上，应该把伟大放在大我之上；不能将伟大放在生前，应该把伟大放在身后。

    历史上许多领导者，如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皇帝，他们的伟大是在身后显示出来的，不是在生前显示出来的。生前显示出来的伟大是有限的，身后显示出来的伟大是无限的。我们不必去计较生前的是非得失、功名富贵、毁誉成败，这些只是过眼云烟，一现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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