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连智见刘春胳膊上有一道紫色的淤青，将他袖子捋起，见一条胳膊上都是累累鞭痕，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春说学校假期里组织男学生参加“报国青年队”“勤劳奉仕”，其实就是去为关东军做苦工，每天吃不饱饭，学生们只好拼命喝水，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深夜跑到马槽去偷喂马的饲料，不幸被逮住了，被日本人用马鞭狠狠抽了一顿。他说：“日本军马吃的东西比我们还好，我们真是牛马不如！被打后我发了高烧，差点死掉，他们这才让我回家。后来，夏老师到鹤年堂请了关老先生给我看病，我这才好起来了。夏老师说，叫我们好好活着，活着看到日本鬼子完蛋的那一天。”
他说到这里眼眶红了，忍住泪水说：“东西我送到了，话也带到了。华先生，我走了。”鞠了一躬，就要出门。
华连智拉住了他，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塞到他手里：“谢谢你！”
刘春不肯要：“你要走远路，这钱你带在路上用吧。”
华连智将钱硬塞到他口袋里，只是说：“好孩子，谢谢你！”眼眶也跟着红了。
刘春走后，华连智急忙打开了箱子，里面全都是一扎扎捆好的信，有两百多封。
这些信笺全是没有发出的，因为信封上没有地址，但信内容的第一句话都是“亲爱的连智”，从落款的日期看，那是从1937年11月他俩分别之后就开始写的，平均每五六天就有一封，内容都是谈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不涉及任何国事局势，也只字不提她的工作。战乱时期邮路不畅，信息闭塞，她又有纪律限制，这些信不可能投递到他手里，只是用于寄托儿女情长、相思之苦，但信写到1941年12月，就再也没有写下去了。他当然知道原因，因为那时日伪报纸公开了他投敌变节的事迹。
只有最后一封信的纸张是崭新的，他打开一看，白纸上只写了一首诗，是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封信没有起始称呼，只有落款日期“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用的是民国纪年，而不是伪满“康德”纪年，正是几天前写就的，这个日期也正是当年淞沪会战爆发之日。他仿佛又在字里行间看见了她的音容笑貌，泪水扑簌簌地落下，将信纸点点打湿。
箱底放着一柄绸布包好的武士刀，刀柄左侧刻“秋广”二字，右侧为“竹崎武志”四字。华连智知道这个竹崎武志就是那个日本老师，这个人的刀怎么会放在这里，他感到十分不解……正在此时，有人敲门了，他赶紧把提箱重新放好，开了门，站在面前的是两个警察和三个便衣，一个便衣说：“阁下是华连智先生吗？请跟我们去警察局走一趟。”
华连智跟他们出了门，其中两个便衣留在了他的房间，开始检查房内的物品。到了警察局的地下审讯室，四壁都是水泥墙，在耀眼的灯光下，那个便衣问起他和夏知秋的关系。华连智心想，他俩的关系邵瑞林早已告诉了竹崎忠志，这对日本人已经不是秘密，没有什么好隐瞒，于是大略说起了两人的恋爱史，也谈到了不能和她重修旧好的苦恼，只是不提她暗中加入军统一事。
那便衣对他的叙述似乎比较满意，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翻着一个本子，问起他到满洲来之后的一些事情，比如某月某日你去某地干什么？有些事太过琐碎，华连智要想一想才记得起来。这个便衣不厌其烦地连问了三个多小时，边做记录，而就在这些琐碎的问话中，却不时冒出一两句暗含锋芒的问题。紧接着又换了一个便衣，又开始问些雷同的问题，就这样持续了七个小时，期间华连智一直站着，没有喝一口水，稍有打盹的迹象，旁边的警卫就会冲着他耳朵大声呵斥“站好”。在这种长时间的疲劳审问中，被审问的人到后来已经昏头昏脑，如果是在编造谎言，一不留神就会说漏嘴，或者前后回答不相符。
直到天亮了，华连智才被放了出来，一个通宵都没睡觉，回到旅馆，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地上到处是翻乱的东西，他也懒得去收拾。他原是个聪明人，细细回想起来，自己到了满洲后其实一直就处在无形的监视之中，也明白了为什么日伪当局同意让他来满洲参加大会，同意让他留在哈尔滨。他曾是抗日积极份子，毕业于中央军校政训班，与夏知秋和司徒树羽都相识，这一切都使得日本人不可能信任他。司徒树羽和夏知秋可能早就引起了日本人怀疑，也许是一时抓不到把柄，也许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日本人一直没采取行动，见他主动提出去哈尔滨，还以为他和司徒他们有什么约定，企图通过监视他的行动以获取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为他确实对夏知秋和司徒树羽的秘密工作一无所知，日本人抓不到任何把柄，才没有对他下手。
司徒树羽现在还关在牢房里，华连智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但又不知能干些什么。他觉得茶馆老板的话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高，于是找到《哈尔滨每日新闻》报社一个姓闻的记者，托他到警察局打听一下情况。这姓闻的母亲是日本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哈尔滨各界都有交往，是个消息灵通人士。
闻记者对他说：“这件事情确实惊动很大，命令是直接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签发的，在哈尔滨和新京两地同时开始大搜捕，据说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
他问：“真的是共产党吗？有这么多？”
闻记者说：“确实是共产党！自从抗联被剿灭后，日本人认为满洲还算一片净土，特别是北满，所以得到情报后非常震惊，立刻开始了行动。至于这一百多人中有多少是真的共产党，多少是冤枉牵连的，谁也不知道。”
他问：“这件事是怎么被发现的？”
闻记者说：“具体我也不清楚，只听说共产党内部出了告密者。”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可要当心哦，听说你和这些共党平时有来往，好在只是泛泛之交。这些人胆子可不小，弄到了不少满洲国上层和关东军的情报，难怪日本人火气这么大。要知道，日本人可是把满洲当作生命线的！”
他心如鹿撞，说：“因为和其中几个人是旧识，所以托你打听一下，他们的这些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说到这，他忽然想起，夏知秋对他如此冷淡，连一言半语都不肯说，司徒树羽和他见面也只是简单寒暄几句，也许，他们是不信任自己，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是在保护自己！想到这，他又感到一阵难过，在夏知秋身上，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由一个柔弱女子所承载的东西。
他又问：“不知道日本人会怎么处置他们？”
闻记者神秘地压低嗓门：“那个姓司徒的受刑时就已经死了。其他的人嘛，可能要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去。”
华连智感到对方话音里带着阴森森的恐怖。“受刑时就已经死了”，这短短一句话里不知包含了多少非人的折磨和痛苦，他不禁问道：“731部队是干什么的？什么叫‘特别移送’？”
闻记者说：“731究竟是干什么的我哪知道。‘特别移送’那是日本人的说法，以前抓住的反满抗日份子，很多都被送到那去了。”
带着无穷的悲伤和失落，华连智离开了哈尔滨，先到了北平，再沿着津浦铁路南下，途经济南时，列车临时停车，据说是前面的铁路被游击队破坏，不知何时能修复开通。他心情实在郁闷，便下车到济南著名的大明湖一游，正巧遇到了到济南参加山东日伪“治安”会议的龚汝棠。两人一别两年多，这两年多来时局已大变，两人再见时真有“同为天涯沦落人”之感，大有惺惺相惜之意。龚汝棠邀请他到台县的第四路军司令部走一走，细叙别来之情。这第四路军中有不少过去暂7旅的旧识，华连智反正闲来无事，便跟他走了一遭。
到了台县，龚汝棠和几个亲信一起请华连智喝酒，谈起了当前的形势。
在中国大陆，日本人表面上似乎还很风光。自今年春夏发动一号作战以来，日军沿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中段和湘桂铁路的进展顺利，国民党军出现了大溃败。尤其是在河南，汤恩伯的许多军队几乎望风而逃，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赶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情况，而深受汤部祸害的河南农民则自发组织起来缴国民党军队的枪……这倒真是应了华连智当时的预感：这个政府丧失了民心，必然要遭报应的。
但是，华连智详细地说明了世界大局，除了中国之外，从世界大战的其他战场看，局面都对轴心国不利，日本要赢得战争希望渺茫。龚汝棠等人信息不如华连智畅通，但也能觉察到局势的变化，此时听他分析，都感到前景黯然，心下惆怅。
龚汝棠谈起当初的投降一事，大发感慨：“我为什么投敌当汉奸？我姓龚的不是怕死的人，当年在上海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可我眉头都没皱过一下，从尸堆里爬起来接着和日本人拼命。”说到这，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腿，“这里还残留着当年的弹片，每到下雨天，我这条腿就酸痛难忍，时时在提醒我不要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谁都知道当汉奸遗臭万年，可我不能不为暂7旅全体弟兄的生死着想，我们不是不抗日，是上峰不让我们有活路，硬逼着大伙儿往火坑里跳。我投降后，日本人不相信我，老百姓也骂我，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是《三国》里的徐庶，没向日本人出过一分实力，在暗地里依然抗日保民，日本人叫我打共产党的根据地，我也就是做点表面文章……我是没办法才走的这一步啊。”
众人听他这么说，都唏嘘不已。一场酒席，吃到后来气氛越来越悲戚，就此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伪满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所组建的皇协军南遣支队到达台县，准备“讨伐”阳山根据地，用胜仗给“萎靡不振”的第四路军起到“示范作用”。《青年日报》也抓住这个机会，给华连智来电话，叫他随军采访，发几篇有价值的战地报道，以笔代枪为“和平路线”做贡献。伪满南遣支队十分狂妄，认为打下土八路控制的几个村庄并固守一段时间应该不存在问题，大胆深入，结果被独立团包了饺子，一战就报销了五百多人。华连智慌乱中换上士兵服装逃跑，也被独立团抓获……
华连智向华连信说完这些后，把头深深埋下，说：“我的情况都向你交代清楚了。怎么处置我，你看办吧。”
华连信说：“这事我不能做主，我会把你的情况向上级反映的。你别担心，你做过错事，但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只要愿意改过自新，就不会为难你。”
华连智凄然一笑：“我这一生是毁了，谈什么改过自新？该怎样就怎样罢。”
华连信说：“你这样自暴自弃，对得起父母吗？对得起牺牲的大哥吗？对得起牺牲的司徒大哥和知秋姐姐吗？”
华连智怔了一下，问：“司徒树羽原来和你很谈得来，还经常借书给你看，他……果真是共产党？”
华连信望着东北方，沉痛地说：“他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还是我参加革命的导师。”
华连智沉默了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问：“连信，你……你这几年有没有……和家里通信？阿爸阿妈和连孝他们可好？”
华连信说：“这里是敌后战场，和国统区通信很困难，一封信路上要走大半年……”说到这顿了一顿，声音有些酸楚，“前段时间刚收到信，阿爸在去年就去世了……”
华连智大吃一惊，忙问：“阿爸是怎么死的？”看到连信脸上复杂的表情，心里顿时明白了几分，朝着西南方向跪倒在地，呜咽着说：“阿爸，孩儿不孝啊……”
华连信扶起他，说：“阿爸年岁大了，这么多年风雨下来，身子骨本来就不好，近来生意又难做……”
华连智叫道：“老三，信上是怎么说的，是不是被我气死的？是不是？”拼命摇动弟弟的胳膊。
华连信大声说：“二哥，你清醒一点！阿爸是因为操劳过度去世的！你要是还有孝心，就从此重新做人，做一个七年前的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样，阿爸泉下有知，他老人家也会瞑目的！”
华宜农是在1943年秋去世的。
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深秋的天空十几天都阴霾不开。重庆早就不再有日本飞机前来轰炸，有了美国第14航空队（飞虎队）和中国空军的联合护卫，已经解除了灯火管制，但电力紧缺，每个星期市内所有的街区都要轮到一个晚上无水无电，即使有电，灯泡的亮度也只有一根蜡烛那么大，如鬼火一般昏暗。战时的重庆，粮食奇缺，物价暴涨，一匣香烟上百元、一只橘子几十元，人们住的是竹竿支撑的简陋草棚茅屋，吃的是被戏称为“八宝饭”的掺杂沙子、稗子的霉米，马路上乞丐成群，还不时发现冻饿而死的尸体。
华宜农躺在病榻上一个多月了，这个病早在两年以前就种下了根子，连智变节投敌、企业举步维艰，让他忧急攻心，操劳过度，此时已是风烛之时了。华家当然还没到吃不饱饭的地步，但工厂接连破产，家境每况愈下，已经从实业富豪之家逐渐沦落为中产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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