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善人们[229]

    在这个故事发生时的十六年之前，在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做过弥撒之后，一个活物被放在固定在圣母像广场左侧的雕花木榻上，正对着圣·克利斯朵夫的那个“大塑像”。自一四一三年起，安东尼·德·艾沙尔骑士阁下的石雕像就跪视着这座大塑像，但人们却胆敢把这位圣者和这个信徒一起拆除了。通常总是把弃儿放在这张木榻上，以求公众发发善心。谁愿意收养，就可以把他们领了去。木榻前置一铜盆，以收善款。

    公历一四六七年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放在这张木榻上的那个活物，似乎激起了挤在木榻四周的一群人极大的好奇心。这群人大部分是妇女，差不多全都上了年纪。

    第一排最靠近木榻的人中间有四个女人，从她们类似法衣的灰色带风帽的无袖僧衣来看，她们是属于某个慈善团体的。我不知道历史为何没有把这四位神秘可敬的女人的名字传下来。她们是阿涅丝·拉埃尔姆、让娜·德·拉塔尔姆、昂丽埃特·拉·戈蒂埃尔、戈歇尔·拉·维奥莱特。她们都是老寡妇，都是埃蒂安·奥德里小教堂的信女，是得到会长的允许，遵照皮埃尔·达耶条例，走出家门来听布道的。

    但是，如果说这四位信女此时此刻是遵守了皮埃尔·达耶的条例的话，那她们肯定是心甘情愿地在违反严厉要求她们缄默不语的米歇尔·德·布拉什和比萨红衣主教的条例。

    “那是什么东西，教姐？”阿涅丝一边问戈歇尔，一边凝视着被这么多陌生面孔吓坏了的那个在木榻上号叫、扭动的小生物。

    “要是如今人们生的孩子就是这种东西，”让娜说，“那我们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我对于孩子的事不怎么了解，”阿涅丝又说，“但看到这个孩子大概是个罪过。”

    “这不是个小孩，阿涅丝。”

    “是一只残废的猴子。”戈歇尔细细看了之后说。

    “这是个圣迹。”昂丽埃特·拉·戈蒂埃尔补充说。

    “这么说，”阿涅丝指出，“这是四旬斋主日后的第三个圣迹了，因为不到一个星期之前，刚出现过一个圣迹，一个假香客被奥贝维利埃圣母院惩罚过，那是这个月的第二个圣迹。”

    “这个所谓的弃儿，真是个丑陋的怪物。”让娜说。

    “它的号叫简直能把一个唱经人震成个哑巴，”戈歇尔接着说，“别嚎啦，小叫驴！”

    “竟然是兰斯的主教把这个怪物送给巴黎主教的！”戈蒂埃尔双手合十说。

    “我想，”阿涅丝·拉埃尔姆说，“这是一个畜生，一只动物，是一个犹太人同一头母猪生下的东西。总之，是个异教怪物，必须扔到水里或火里去。”

    “我真希望，”戈蒂埃尔又说，“谁也别收养他。”

    “啊，我的上帝！”阿涅丝嚷道，“主教大人府旁河流下游那小巷顶头的孤儿院里的可怜的奶妈们，要是有人把这个小怪物送去给她们喂奶，该如何是好！我宁可奶一个吸血鬼。”

    “可怜的拉埃尔姆，她多么天真！”让娜说，“我的教姐，您没看见这个小怪物至少有四岁了吗？它可不馋您的奶头，而是馋烤肉。”

    “这个小怪物”——我们将很难用别的词儿来形容它——的确并不是个新生儿，而是一小堆有棱有角的在动的肉，被装在一条帆布袋里，只有脑袋伸在外面。帆布袋上有当时的巴黎主教纪尧姆·夏尔蒂埃阁下的姓名的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那颗脑袋不成个模样，只看见一蓬红头发、一只眼睛、一张嘴和几颗牙。那只眼睛在哭，那张嘴在号叫，那几颗牙好像就想咬人。整个身子在帆布袋里挣扎着，周围的人有走的又有来的，越聚越多，惊讶非常。

    阿洛伊思·德·贡德洛里埃夫人是个富有的贵族妇女，帽子金角上挂着一条长面纱，手里搀着一个约莫六岁的漂亮女孩。她走到木榻前停住了，看了看那个不幸的小东西，而她那穿着绫罗绸缎的可爱女儿佛勒尔-德-丽丝·德·贡德洛里埃，则用漂亮的小手指着永远挂在木榻上的招牌念道：“弃儿。”

    “真是的，”那位夫人厌恶地别转脸去说，“我还以为只是把普通的孩子放在这里哩。”

    她扔了一枚银弗罗林[230]在铜盆里就转身走了。那枚弗罗林银币在几个里亚中叮当直响，令埃蒂尔·奥德里小教堂那四个可怜的信女瞪大了眼睛。

    片刻之后，严肃而博学的国王的大法官罗贝尔·米斯特里戈尔打这儿经过，他一只胳膊夹着一本很大的弥撒经本，另一只胳膊挽着他的妻子纪叶梅特·拉美雷斯小姐，这样，他身边就有了两个调节者：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世俗的。

    “弃儿！”他注视了那玩意儿之后说，“显然是在弗莱吉多河[231]岸边拾来的！”

    “只看得见他的一只眼睛，”纪叶梅特小姐说，“另一只眼睛上有个大肉瘤。”

    “那不是个肉瘤，”罗贝尔·米斯特里戈尔阁下说，“那是个胚胎，里面孕育着一个同这鬼家伙一模一样的东西，而那东西也长着这样一个小胚胎，里面装着同样的一个鬼东西，以此类推……”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纪叶梅特·拉美雷斯问道。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大法官答道。

    “大法官先生，”戈歇尔问，“您觉得这所谓的弃儿预兆着什么？”

    “预兆着最大的灾难。”米斯特里戈尔回答。

    “啊，我的上帝！”人群里有个老太婆说，“怪不得去年曾有过一次很厉害的瘟疫，而且有人说英国人就要大批地在阿尔弗勒登陆了。”“这也许将会阻止王后九月里到巴黎来，”另一个女人说，“生意已经很不好做了！”

    “我认为，”让娜·德·拉塔尔姆嚷道，“对于巴黎的老百姓来说，最好是把这个小怪物扔到一堆柴火上烧死，而不是让他躺在这木榻上。”

    “扔到一堆旺火上！”那老太婆补充道。

    “这样做才更稳妥。”米斯特里戈尔说。

    一位年轻神父已对信女们的道理和大法官的断语听了有一会儿了。他相貌严肃，额头宽阔，目光深邃。他悄悄地拨开众人，仔细观察那个“小妖怪”，并且把手伸向他。这正是时候，因为所有虔诚的女人都已经舔着嘴唇在等待“旺火”了。

    “我收养这个孩子。”神父说道。

    他把那孩子裹在自己的长袍里带走了。众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离去。过了一会儿，他便在当时从圣母院教堂通往修道院的红门里消失了。

    众人惊魂甫定，让娜·德·拉塔尔姆便凑近拉·戈蒂埃尔耳边说道：

    “我早就跟您讲过，教姐，这年轻教士克洛德·弗罗洛先生是个巫师。”

    二 克洛德·弗罗洛（上）

    的确，克洛德·弗罗洛不是个凡夫俗子。

    他属于我们上个世纪的不礼貌的语言一致称之为高等市民或小贵族那样的一个中产家庭。这个家庭从帕克莱修士那里继承了蒂尔夏普封邑，该封邑隶属巴黎主教，有二十一栋从十三世纪以来当着宗教裁判官的面，不断引起诉讼纠纷的房产。作为这个封邑领主的克洛德·弗罗洛，是这“二十一栋”的七位要求在巴黎及其近郊享有领主权益的贵族之一。人们早就看见他的名字为此而登记在属于弗朗索瓦·勒雷阁下的唐加维尔大楼和图尔学院之间的郊区圣马尔丹教堂的契据簿里。

    自孩提时起，克洛德·弗罗洛按父母之命从事了圣职。人们教他用拉丁文阅读。他学会了低头垂目和低声细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把他送到大学区的托尔西学院当修道士。他就是在那里，在祈祷书和辞典中长大的。

    他可是个忧郁、严肃、认真的孩子，学习勤奋，悟性很高。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从不大声叫嚷，很少同富阿街的酒徒们厮混，不知道何为扇人耳光和撕扯头发[232]，也没在编年史家们夸大其词地称之为“大学区的第六次骚乱”的一四六三年的那次骚乱中抛头露面。他很少嘲笑那些穿着短氅而被称之为“短氅生”的蒙泰居的穷学生，也很少嘲弄因穿着如四重冠冕的红衣主教的公约里所说的蔚蓝色和褐色[233]的三色制服的多尔芒学院的享受奖学金的学生。

    而且，他还孜孜不倦地到圣让·德·波维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听课。圣皮埃尔·德·瓦尔神父开讲他的宗教法规时，总看见一个学生正对着他的讲台，贴着圣旺德尔热西尔学校的一根立柱，那就是克洛德·弗罗洛。他拿着角质墨水瓶，咬着笔杆，伏在穿着破裤子的膝头上写着，若是在冬天，他还老冲着指头呵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歇甫·圣德尼学校大门一开，神学博士米尔斯·迪斯里埃先生看见气喘吁吁地跑来的第一个听众，便是克洛德·弗罗洛。因此，十六岁上，这个青年教士在神修神学方面就能与一位教堂的神父相提并论，在正典神学方面就能同一位教务会议的神父难分伯仲，在经院神学方面就能同一位索邦神学院的博士分庭抗礼了。

    学完了神学，他又攻读通谕。他从《格言大师传》读到《查理曼敕令》。由于强烈的求知欲，他一本一本地啃了教宗手谕录，诸如：伊斯帕尔主教代奥多尔的手谕录、沃尔姆主教布夏尔的手谕录、夏尔特尔主教伊乌的手谕录，接着，又读了紧接《查理曼敕令》的教皇格雷戈瓦九世的选集，然后又读了奥诺吕斯三世的书简《在思辨之上》[234]。他明白了、熟悉了民法和教会法在中世纪的混乱中苦苦挣扎的那个漫长而复杂的时期，亦即从六一八年泰阿多尔主教开始到一二二七年格里哥利教皇终止的那段时期。

    攻完法规，他又致力于医学和自由艺术。他研究了草药学、膏药学。他成了治疗寒热病、跌打损伤和疮毒的专家。雅克·代斯巴尔[235]夸他是内科医生，理夏尔·艾兰[236]夸他是外科大夫。他学完了各种学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他迈进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三座当时很少有人涉足的“圣殿”。他以一种真正的狂热去获取和积累这些知识。十八岁上，他已经精通了四种科学。在这个年轻人看来，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求知。

    大约就在那个时期，一四六六年酷热的夏季导致了一场大瘟疫的蔓延，在巴黎子爵领地夺去了四万多人的生命，据让·德·特鲁瓦说，其中包括“国王的占星家阿尔努尔大师，一个极其诚实、聪明、和蔼的人”。大学区里传言，蒂尔夏普街瘟疫最为猖獗。克洛德的父母正是住在他们领地中心的那条街上。这位青年学子惊恐万状地跑回父母家去。他进门后就发现父母在头一天死去了，只有一个襁褓中的小弟弟还活着，独自在摇篮里啼哭。这是家庭留给克洛德的唯一亲人。年轻人把孩子抱在怀里，若有所思地走出家门。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知识的海洋里，此刻才开始来到现实生活中。

    这个灾难是克洛德生活中的一个危机。作为一个孤儿，一个兄长，一个十九岁的家长，他猛地被从学校的梦幻里抛进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来。于是，他充满怜悯地开始疼爱、专心抚养这个小孩——他的弟弟。这个除了书本之外还没有爱过谁的人，从此竟有了一种陌生而甜蜜的人的情感。

    这种情感发展到了一种奇特的地步。在一个这么纯洁的灵魂里，这种情感宛如初恋一般。他小时候刚记事就离开了父母，当了修道士，被关闭在书斋里，一门心思贪婪地钻研、学习，一直关注于自己在科学中增长的智力，关注于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想象力。这么个可怜的学子还没有工夫去体会自己的内心。这个没有了父母的小弟弟，这个突然从天上掉进了他的怀抱的小孩，使他变成了一个新人。他发现世界上除了索邦神学院的思辨与荷马的诗歌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发现人是需要感情的，发现没有温情、没有爱的生活只不过是一个干涩的车轮，只会发出吱嘎的刺耳声响。只不过他寻思，只要有来自家族和血统的情感就够了，只要爱一个小弟弟就足够充实一生了，因为他正处在只是用幻想替代幻想的年纪。

    他本来就性格深沉、炽热、专注，现在则以一种激情投身于对自己的小弟弟的爱之中。那美丽的粉红的金鬈发的可怜小生物，那只有另一个孤儿为依托的孤儿，触动了他的心灵深处，而且，由于他是个深思熟虑的人，他便以无限的爱怜去考虑让，对让关心和爱护，仿佛是对某种碰不得摸不得的东西似的。他对于这孩子不仅是一位兄长，简直变成了一位母亲。

    小让还没有断奶就失去了母亲，克洛德便把他交给奶妈喂养。除了蒂尔夏普那个领地之外，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座隶属于让第利的方形堡的磨坊领地。那是位于靠近温歇斯特城堡（比赛特）的小山冈上的一个磨坊。磨坊女主人正奶着一个漂亮的孩子，而且那地方离大学区也不远。克洛德亲自把小让给她送了去。

    从那时起，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对待生活就非常的严肃了。对小弟弟的思念，不仅成为他的快乐，而且也成了他研究学问的目的。他决心把自己发誓奉献给上帝的全部热忱用来照顾小弟弟，决心永远不要有别的伴侣、别的孩子，只考虑他弟弟的幸福与前途。于是，他比以前更加专心一意于他的圣职。他的才能、他的学识、他那巴黎主教近臣的身份，使每座教堂都向他敞开大门。到了二十岁，经罗马教廷的特许，他当上了神父，并且作为圣母院神父中最年轻的一个，他还负责那个据说因为弥撒举行得很晚而被称之为懒人祭坛[237]的职务。

    至此，他比以前更加潜心于心爱的书堆里，除了跑到磨坊领地去一个钟头而外，一刻也不离开书。他这种年岁的人罕见的好学和苦修，使他很快就在修道院里受到尊敬和崇拜。他博学的名声从修道院传到了百姓中，并像当时常见的那样，他转而又被称之为“巫师”了。

    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刚在那个“懒人祭坛”给懒人们做过弥撒往回走——该祭坛就在大殿右侧的唱诗室门边靠近圣母像的地方——的当儿，他的注意力便被围着弃儿木榻叽叽喳喳的老妇人们给吸引过去。

    于是，他便走到那遭人痛恨、深受威胁的不幸的小生物跟前。那惨状、那畸形、那遗弃、那对自己小弟弟的思念、那突然闪现的怪念头——假如自己死去，亲爱的小让也同样会被悲惨地扔到这弃儿木榻上——这一切一下子全都涌到他的心头，不禁使他突然产生一种极大的怜悯，于是他便把那个弃儿抱走了。

    当他把那孩子从帆布袋里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确是丑陋不堪。那可怜的小鬼左眼上有个肉瘤，脑袋缩在肩膀里，脊柱像弯弓，胸骨凸起，双腿蜷曲，不过他倒是显得很有生气。尽管无法弄清他嘟囔的是哪一种语言，但他的哭喊却显出他的气力和健康。

    克洛德因他的这分丑陋而更加怜悯。他在心里发誓，出于对自己弟弟的爱，一定要抚养这孩子，以便将来小让不管犯下什么罪过，也可以用这桩善行义举加以补偿。这是他用他弟弟的名义积的德；这是他打算为他弟弟事先积蓄的一件上品，因为他担心万一小家伙有一天突然缺少资财——那种通过天堂关卡时要缴纳的唯一的资财。

    他给他的养子行了洗礼，取名卡西莫多[238]，或许他是想纪念收养那个孩子的日子，或许他是想用这个名字来表示可怜的小生命是何等残废而且发育不全。的确，独眼、驼背、膝外翻的卡西莫多只能说是“勉强有个人样儿”[239]。

    三 圣母院的敲钟人[240]

    一四八二年，卡西莫多已经长大了。多亏了义父克洛德·弗罗洛，他当上圣母院的敲钟人已有好几年了。克洛德因他的恩师路易·德·波蒙阁下而成了若阿斯的副主教了。波蒙于一四七二年在纪尧姆·夏尔蒂埃死后能当上巴黎主教，则多亏了他的保护人奥里维埃·勒丹，而后者能当上国王路易十一的理发师，则多亏了上苍的恩赐。

    于是，卡西莫多成了圣母院的敲钟人。

    光阴荏苒，说不清是什么亲密的纽带把敲钟人和教堂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出身不明和相貌丑陋这双重灾难，使他永远同这个世界隔离开来，他从小被幽禁在这难以解脱的双重束缚之中，这不幸的可怜人，在把他收留的宗教壁垒的保护之下，已经习惯于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事物。随着他的发育和成长，圣母院对于他来说，就成了蛋壳、窝巢、家园、祖国、宇宙。

    在这个生物和这座建筑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先存的灵犀相通。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跛着脚，一蹦一颠地在那些拱顶的阴暗处蹒跚着，由于他那人的面孔和兽的肢体，他仿佛是在罗曼式柱顶雕饰投下了许多奇怪影子的那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起来的一条爬虫。

    后来，当他第一次本能地抓住钟塔上的绳索，吊了上去，把钟震响起来的时候，他的义父克洛德感到这就像是一个小孩第一次舌头打滚，说起话来。

    就这样，他渐渐地在教堂的氛围中一点点地发育成长。他在教堂里生活，在教堂里睡觉，几乎从不走出教堂一步，每时每刻都在承受它那神秘的压力，以致他竟变得同那座教堂十分相像，可以说是使自己镶嵌在教堂里，成了教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那些突角―请允许我们这样加以形容——嵌进了教堂的凹陷的角里，好像他不仅是教堂的住客，而且是教堂天然的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说是，他有了教堂的形状，就像蜗牛具有蜗牛壳的形状一样。教堂是他的住所、他的窝、他的封套。在他和古老的教堂之间，有着一种极其深沉的本能的同情，有着那么多的相吸相投之处，有着那么多的实质上的相似，使他可以说是就像乌龟依附龟壳一般依附着教堂。那座凹凸不平的教堂成了他的甲壳。

    无须提醒读者切勿照字面去理解我们在此不得不用来表现一个人和一座教堂之间的这种奇特、匀称、直接，几乎是同类物质的配合。也无须去说明在那样长的时间里，在那样亲密的相处之中，他对教堂熟悉到了什么程度。他对这个住所了如指掌。没有一个深处他没有闯进去过，没有一个高处他没有攀登过。有多少次，他仅仅借助那些凹凸的雕饰竟然爬上了教堂面墙的最高处。人们常常看见他在两座钟塔外面爬，就像壁虎在陡峭的墙上出溜一样。那两个那么高耸、那么吓人、那么可怕的姐妹巨塔，并没有使他头晕目眩，恐惧昏厥。看见那两座钟塔在他的手下那么温和，那么容易攀登，人们简直以为他已经把它们给驯服了。由于不断地跳跃、攀登和深入这座大教堂的内里，他可以说是变成了猿猴或羚羊，宛如一个卡拉布里亚[241]的小孩，还没学会走路就先学会了游泳，很小的时候就同大海嬉戏。

    此外，不仅仅是他的身体似乎依照教堂的形状发育成形，就连他的灵魂也是一样。这个灵魂处于什么状况，有过什么波折，在那佝偻的皮囊里，在这粗野的生命里是个什么形状，这可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卡西莫多天生就独眼、驼背、瘸腿。克洛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付出了极大的耐心才总算教会他讲话。但是，这可怜的弃儿命该遭殃。他十四岁就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因此，又得了一种新的残疾：钟声震坏了他的鼓膜，使他变成了聋子。大自然本来是为他通往世界而大敞着的那扇门，突然永远地关上了。

    这扇门一关，那道还能深透卡西莫多灵魂的唯一快乐与光明的光亮也就给截断了。这个灵魂陷入了深深的黑夜。这可怜人的悲伤变得和他的残体一般深重，无法医治。此外，耳朵一聋，他可是更加哑巴了，因为发现自己聋了以后，为了不被别人耻笑，他便决定缄默不语，除了独自一人的时候才会破例。他自觉自愿地把克洛德费尽心力弄活的舌头给固定起来，以致每当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竟变得麻木、笨拙，犹如铰链生了锈的一扇门一样。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透过那厚实坚硬的皮囊去探索卡西莫多的灵魂，如果我们能够探测这残缺变形的机体深处，如果我们有可能照亮这个不透明的躯体，有可能探寻这密不透亮的生物那暗黑的内心，有可能洞悉它的黑角、暗处，有可能突然给锁在这洞穴深处的灵魂射上一道明亮的光，我们想必就会发现那不幸的灵魂的姿态是多么的可怜、畸形、佝偻，宛如那些蜷缩在极其狭小低矮的石头匣子里渐渐老死的威尼斯污水槽下的囚犯。

    一个畸形躯体中的灵魂肯定是要出窍的。卡西莫多几乎感觉不到自己体内有一个和他的模样相仿的灵魂在盲目活动。事物的映象在到达他的思想之前，先要遭到很大的折射。他的头脑是一个奇特的中心，从那儿出来的概念全都是扭曲了的。源自这种折射的映象必然是变了形的，走了样的。

    因此，他那时而痴呆的思想里，纷扰着成百上千种错乱的视觉、成百上千种错误的判断、成百上千种偏差谬误。

    这倒霉机体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扰乱了他投向事物的目光。他几乎得不到任何直观。外部世界对于他似乎比对于我们遥远得多。

    他的不幸的第二个影响，是他变得相当地凶狠。

    他的确很凶狠，因为他生就粗野；他之所以粗野，是因为他很丑陋。在他的本性中有他的一套逻辑，就像在我们的本性中有我们的一套逻辑一样。

    他那超乎寻常地发育的力量，是造成他凶狠的另一个原因，正如霍布斯[242]所说：“强壮的孩子是凶蛮的。”

    然而，应该还他以公道，他也许并非生来就是凶狠的。自打他在人间第一次迈步，他就感到，随后就看到，自己被人耻笑，厌恶，遭受唾弃。人的语言在他听来始终是一种嘲笑或咒骂。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从周围发现的只是憎恨。因此，他也学会了憎恨。他学会了人所共有的凶狠，他拾起了别人用来伤害他的武器。

    总之，他只好不无遗憾地转过脸去，不去看人。他的大教堂对他就足够了。大教堂里满是大理石像，有帝王，有圣徒，有主教，至少它们不会当面嘲笑他，而且只是向他投来平和、善良的目光。其他那些妖魔鬼怪的塑像，对他卡西莫多也无仇恨。在这方面他和它们十分相似。它们更多的是嘲笑别的人。圣徒们是他的朋友，并且为他祝福；妖魔鬼怪也是他的朋友，并且在保护着他。因此，他常久久地同它们谈心，有时竟一连几个钟头蹲在这些塑像中的一座跟前，独自同它聊着。假如突然有人闯来，他便像一个被人撞见的唱小夜曲的情人似的逃之夭夭。

    而且，教堂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个社会，还是个宇宙，还是整个大自然。他除了那些绘有花卉的彩绘玻璃窗而外，不幻想别的草木；除了撒克逊式柱顶上石刻的茂盛树叶和啁啾鸟雀而外，不幻想别的绿荫；除了教堂的两座巨形钟塔而外，不幻想别的大山；除了在钟塔下面喧嚣的巴黎而外，不幻想别的海洋。

    在这座慈母般的建筑里，他最喜爱的，那唤醒了他的心灵的，使他展开悲惨地蜷缩在灵魂里的翅膀的，使他有时感到幸福的，则是那些钟。他爱它们，抚摸它们，同它们说话，他了解它们。从交叉穹隆尖顶上的编钟到大门道里的那口大钟，他对它们全都温情脉脉的。交叉穹隆上的那个钟楼和那两座钟塔，对于他来说就像三只大鸟笼，被他喂养的笼中鸟只是为他而歌唱。不过，也正是这些钟使他耳朵聋了的，但母亲们最疼爱的往往是那个最使她们痛苦的孩子。

    真的，他还能够听得见的只有它们的声音了。为此，他特别喜爱那最大的一口钟。节日里围着他笑闹的这群钟姑娘中间，他对它情有独钟。这口大钟名叫玛丽。它独自挂在南边那座钟塔里，同挂在它旁边较小的一只笼子里的它的妹妹雅克琳在一起。雅克琳这个名字是那个把它送给教堂的让·德·蒙塔居[243]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但这并没能使他在鹰山免遭杀头之祸。在第二座钟塔里的是另外六口钟。最后，还有六只更小的钟以及一只木钟在交叉穹隆上的钟楼里。那木钟只有在圣体节的下午到复活节瞻礼前夕的早晨才可以敲响。因此，卡西莫多的“后宫”中就有十五只钟，而其中最大的玛丽最为得宠。

    很难形容他在那些钟乐齐奏的日子里有多么的快活。当副主教放了他，对他说“去吧”的时候，他便飞快地爬上钟楼的螺旋梯，比别人下来得还快。他气喘吁吁地跑进那口大钟的凌空的房间，默默地、温情地凝视大钟片刻，然后轻声细语地同它说话，用手摸摸它，好像对待一匹就要开始长途驰骋的良驹。他对它即将开始的辛劳表示怜惜。这样抚慰了一番之后，他便喊叫着，让钟楼下一层里其余的钟开始行动。它们都在绳索上吊着。绞盘响了，巨大的圆形金属物慢慢地晃动起来。卡西莫多心跳不已，眼睛紧盯着它。钟锤和钟壁的第一次撞击震动了他攀在其上的那根大梁。卡西莫多随着大钟在颤动。“哇！”他突然疯狂地大笑大叫。这时候，钟的摆动在加快，而且，随着大钟的摆动角度更大，卡西莫多的眼睛也愈加闪闪发亮。最后，钟开始飞起来了，整座钟塔都在颤动，屋架、铅板、方石，齐声咆哮，从底层的木桩一直响到塔顶的三叶饰。于是，卡西莫多乐得嘴冒白沫，走来走去，从头到脚都同钟塔一起颤抖。大钟发狂了，怒吼了，把它的铜嘴交替地向钟塔的两廊张开，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奏鸣，四里[244]开外都能听见。卡西莫多立于那张开的嘴前，随着钟的来回摆动蹲下去又站起来，呼吸着它那令人惊讶的气息，轮番地看着他脚下两百尺的那个深处和那每秒钟都在他耳朵里震响的巨大铜锤。那是他所能听见的唯一话语，是所能扰乱他那绝对寂静的心灵的唯一声音。他像迎着阳光的鸟儿一样地开心。钟的疯狂突然感染了他，他的目光变得奇特，像蜘蛛守候蚊蝇一般在等待着大钟摆过来，然后，猛的一下子扑上去。于是，他悬在空中，同钟一道拼命地大幅度摇来荡去。他紧抓住那青铜怪物的两只小耳朵，双腿紧紧地夹住它，用两只脚后跟踢着它，用自己身体的全部冲击力和全部重量使那口钟摆动得更快。这时候，钟塔在摇晃，而他则吼叫着，咬着牙，红头发竖起，胸膛里发出铁匠炉拉风箱的响声，眼睛里射出光芒，那口巨钟就在他下面气喘吁吁地嘶鸣。这时，那已不再是圣母院的大钟，也不是卡西莫多了，而是一个梦境，一股旋风，一阵暴雨，一种在喧嚣声上的昏晕，一个紧抓住飞行物体的幽灵，一个半人半钟的怪物，一个骑在神奇的大铜怪身上的可怕的阿斯托夫[245]。

    这个怪人的存在使整座教堂里飘动着我说不清的什么气息。起码，按大家越来越迷信的说法，似乎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神秘气息，使得圣母院里所有的石头都活泛起来，使古老教堂的五脏六腑都激荡起来。只要知道他在教堂里，人们就会认为走廊上和门道里的成千座塑像都活了过来，动了起来。真的，那大教堂在他手底下就好像一个温柔驯服的生物，在等待他的命令发出洪亮的声音，它被卡西莫多所占有，所充实，就像被一个家神所占有所充实一样。就好像他在使大教堂呼吸。他的确无处不在，他分身于教堂的每个角落。时而，人们惊恐万状地瞥见，在一座钟塔的最高处，有一个奇怪的侏儒在攀缘，在扭动，在用四肢爬行，然后下到悬空处，从一个檐角跳到另一个檐角，到某个魔头饰的肚子里去掏摸一番，那是卡西莫多在捅乌鸦窝；时而，有人在教堂的一个黑暗角落里绊着一个蹲缩在那儿的活妖怪，那是卡西莫多在沉思；时而，有人看到一座钟楼下面，有颗特大的脑袋和畸形的四肢在一条绳索末端疯狂地摇来荡去，那是卡西莫多在敲晚钟或三钟经钟。夜里，有人常常看到一个可怕的影子在围着钟塔和半圆形后殿的空花栏杆顶上游荡，那仍旧是圣母院的那个驼背。于是，教堂附近的妇人们都在说，整座教堂都有某种怪诞的，超自然的和可怕的东西存在，到处都有睁着的眼睛和张开的嘴，人们听见日夜守卫着的石狗、石蛇、石龙伸长脖子、张大嘴巴在吼叫。假如是个圣诞之夜，当那口大钟似乎嘶哑着声音在召唤信徒们去做热忱的午夜弥撒时，教堂阴暗的面墙就弥漫着那样一种气氛，简直像是那大门道在吞吃人群，而大门顶上的雕花窗则在看着。这一切都是卡西莫多捣的鬼。假如是在埃及，人们可能把他奉为这座寺庙的神祇；在中世纪，人们则把他看作教堂中的魔鬼、教堂的灵魂。

    今天，那些知道卡西莫多曾经存在过的人，竟然觉得圣母院如今是荒芜的、没有生气的、死气沉沉的。人们感到有什么东西已经消失。这个庞大的躯体已成了空壳，成了一具骷髅，灵魂已经出窍，人去楼空，别无他物，宛如一颗头颅，两个眼窝依旧，但已不再有光了。

    四 狗及其主人

    但是，有一个人是排除在卡西莫多对其他人的促狭和憎恨之外的，而且他非常爱他，也许胜过对教堂的爱。此人便是克洛德·弗罗洛。

    事情很简单。克洛德收养了他，让他受了洗礼，找人奶他，抚养他长大。很小的时候，当狗和小孩追着他叫唤的时候，他总是躲进克洛德的怀前膝下。克洛德·弗罗洛教他说话，念书，写字。克洛德·弗罗洛最后让他当了敲钟人。把那口大钟配给了卡西莫多，简直就像是把朱丽叶许给了罗密欧。

    因此，卡西莫多充满了深厚的、炽热的、无限的感激之情。尽管他义父的脸一向又阴沉又严厉，尽管他的话一向既短促又生硬、专横，但这种感激之情却从未有过一时一刻的减退。他对于副主教就像一个最驯服的奴隶、最温顺的仆人、最机警的狗。当可怜的敲钟人耳朵聋了之后，他和克洛德之间就通过只有他俩懂得的神秘手语进行交流。这样一来，副主教就成了卡西莫多唯一可以交谈的人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同两件事物有联系：圣母院和克洛德·弗罗洛。

    没有什么可以与副主教在敲钟人心里的权威以及敲钟人对于副主教的依恋相提并论的。只要克洛德做个手势，或者只要卡西莫多想讨克洛德欢喜，卡西莫多就会从高高的钟塔顶上纵身跳下去。看到卡西莫多的体力发育得如此出众，而且还盲目地听从另一个人的支配，真是一件令人惊叹不已的事。这想必是一种父子情结、主仆情结，也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迷恋。这是一个可怜的、畸形的、残缺的机体在一个高深、强大、高贵的人面前低下头颅，眼里充满乞怜的目光。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一种报恩思想，一种我们无法比拟的发展到了顶点的报恩思想。这种品德并不属于常人中的那种不乏美好榜样的品德。因此，可以说，卡西莫多对副主教的爱，比狗，比马，比大象对主人的爱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克洛德·弗罗洛（下）

    一四八二年，卡西莫多约莫二十岁，克洛德·弗罗洛大约三十六岁：一个长大了，一个变老了。

    克洛德·弗罗洛已不再是托尔西神学院的一个单纯学生，不再是一个小孩的温情的保护人，不再是熟悉很多事情而又对好多事情很陌生的一位年轻的、富于幻想的哲学家了。他已是一位严厉、端庄、阴沉的神父，一个掌管灵魂的人，是若阿斯的副主教，是主教的副手，他手底下有蒙莱里和夏多弗尔两个教区和一百七十四位乡村本堂神父。他是个阴森可怕、令人肃然起敬的人，当他双臂交叉，脑袋垂及胸前，人们只看得见他那光秃秃的额头而看不见他的脸，庄严地、若有所思地从唱诗室高高的尖拱下面慢慢地走过时，唱诗室里穿着白长袍和紧身上衣的孩子们、唱诗班的头头们、圣奥古斯丹的教友们以及圣母院司晨祷的教士们，在他面前一个个全都战战兢兢的。

    然而，堂·克洛德·弗罗洛并没有放弃研究科学和教育其小弟弟这两件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甜蜜的事情渗进了苦涩。保尔·第阿克尔[246]说过：“放久了，上好的肉也会哈喇的。”小让·弗罗洛由于在磨坊里被奶大，因而被唤作“磨坊的”让·弗罗洛。他并没有按照克洛德·弗罗洛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大哥哥原指望他成为一个虔诚、驯服、博学、可敬的学生，可小弟弟却好像那些辜负了园丁的一片苦心，顽固地朝着有阳光和空气的一边弯去的小树一样，只管向着懒惰、无知、放荡的方面枝繁叶茂地发展。他是一个十分放肆的真正的小魔鬼，常使堂·克洛德眉头紧锁，但他又极其机灵，极其敏锐，这又常常使他哥哥颜展眉开。克洛德把他送进当年他自己曾经潜心读过几年的托尔西神学院，但是，那座昔日以克洛德姓氏为荣的圣殿，今天却以这个姓氏为耻了。为此，他有时便对小让大加训斥，而后者则勇敢地忍受着。这个小无赖总算还有点良心，就像所有喜剧里可以见到的那样。不过，挨骂归挨骂，他照旧若无其事地放荡不羁。他时而欺负“雏鹰”（这是对大学新生的称谓），以示欢迎。这种欺负新生的宝贵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他时而又唆使一帮学生仿照老法子袭击一家酒店，像是被号角召唤一般[247]，“用大棒”猛打店主，然后快活地洗劫酒店，甚至翻倒地窖里的大酒桶。随后便是托尔西神学院的副学监可怜巴巴地给堂·克洛德送来一份漂亮的拉丁文报告，还附着一条伤脑筋的边注：“斗殴的首要原因是酗酒。”[248]最后，人们说他放纵自己，多次到格拉蒂尼街[249]消磨时光，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这真是太可怕了。

    克洛德因为这一切不免十分悲哀、沮丧，因此便更加激情满怀地投入科学的怀抱——科学这个“姐妹”至少不会当面嘲笑你，而且常常要报答你对她的关心，虽然她的报答有时并不是可摸可触的。他变得越来越有学问了，与此同时，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越来越有了神父的严厉，越来越有了人的悲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我们的才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性格之间，有着某种平行性，它们在毫不间断地自行发展，只有在生活遭到重大的挫折时才会中断。

    由于克洛德在年轻时就已经遍历了正面的、外部的和合法的人类知识的几乎全部历程，所以他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他难以满足的求知欲觅取食粮，除非他认为“这历程已经停止”[250]而停下脚步来。古时对自啮其尾的蛇的比喻，对于科学非常合适。克洛德仿佛体会到了这一点。好几位严肃的人一再断言，他汲取了人类合法的[251]知识之后，已敢于闯入到非法的[252]知识里去了。据说他相继尝遍了智慧树上所有的果子，由于饥饿或是乏味，他终于咬了禁果。如读者所知，他参加过不少的会：索邦神学院的神学会、以圣伊莱尔为崇拜对象的博物学家大会、以圣马尔丹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法学家辩论会、圣母院圣水缸边的医生大会。这四大厨艺——也被称作四门学科——为智慧所研究、配制的允许吃、并证明可食的所有菜肴，他都已经全部吞食了，而且还没有吃饱就厌腻了，于是，他便向前发掘，往更深处发掘，一直发掘到这门科学已穷究过的物质的极限之下。他也许会以他的灵魂作为代价，在洞穴里，在那张炼丹术、占星学、炼金术的神秘的桌子跟前坐下来。在中世纪，阿威罗伊[253]、巴黎的纪尧姆[254]和尼古拉·弗拉梅尔在这方面已经有所研究，在东方，在这方面还一直在发展，在七支烛台的照耀下，所罗门[255]、毕达哥拉斯[256]和查拉图士特拉[257]都曾探索过。

    至少，人们是这样猜测的，不管猜得对与否。

    副主教肯定是常常前往圣婴公墓，因为他的父母以及一四六六年那场瘟疫中死去的另一些人就埋在那里。但是，他肯定对坟头上的十字架不及对建造在旁边的尼古拉·弗拉梅尔和克洛德·倍尔奈尔[258]墓上雕满了的奇特塑像更加虔诚。

    人们肯定经常看见他沿着伦巴第街走去，偷偷地走进作家街和马里沃街拐角处的一所小屋。这所小屋是尼古拉·弗拉梅尔建造的，一四一七年前后他就死在这所小屋里，此后小屋就一直空着，已经开始倾塌，因为各地的炼金家和“吹气者”[259]都跑到这里来，在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墙壁就给毁坏了。有几个邻里甚至说他们有一次从一个通气口里看见克洛德在挖那两个地窖，还在挖出的土里又翻又刨的，地窖的柱子上被尼古拉·弗拉梅尔自己刻下的无数诗歌和象形文字弄得一塌糊涂。人们猜想弗拉梅尔把点金石埋在地窖里了，两个世纪以来，从马吉斯特里到帕西菲克神父等炼金家，就没有停止过折腾这里的地面，直到那所屋子因如此残酷的挖掘和翻动，终于倾塌，变成一堆废墟。

    还可以肯定的是，副主教对于圣母院那个有象征意义的大门道有着一种特殊的激情。巴黎主教纪尧姆在大门道的石壁上写下了一页难懂的文字，他本人想必是因为把一个如此可怕的“书名页”夹进了永远高唱“圣诗”的这座建筑物的其他部分之中而被罚入了地狱。人们还认为克洛德副主教研究过圣克利斯朵夫的巨型塑像和当时立于教堂临广场的进口处的那个神秘的被老百姓称之为勒格里先生的大塑像。但是，可能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往往一连好几个钟头地坐在面临广场的栏杆上，凝视着大门道的雕刻，时而仔细观看倒拿着灯的笨拙的童女们，时而仔细观看正拿着灯的聪明的童女们。还有的时候，他在计算左门道上俯瞰教堂里一个神秘点的那只乌鸦的视角，因为点金石要是没有藏在尼古拉·弗拉梅尔的地窖里的话，就一定是藏在这个神秘点。顺便说一下，圣母院在那段时期被克洛德和卡西莫多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热爱，而且是都怀有极大的热情去热爱，这真是它的一种奇怪的遭遇。一个是又固执又粗野、半人半鬼的人，因为它的美丽，它的巍峨，以及它那宏伟整体所透出的和谐而爱它，另一个是聪明、炽热、富于想象力的人，之所以爱它，是因为它的意趣，它的神秘，它所蕴涵的意义，它面墙上各种雕刻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就像一张隐迹纸本[260]上那第二次书写的文字下面被擦去的第一次书写的文字一样，一句话，是因为它那永远向智慧提出的难解之谜。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副主教在朝向沙滩广场的那两座钟塔的钟栏旁的一座钟塔里，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极其神秘的小房间，谁也不许进入，未经他的同意，连主教也不得入内。那小房间被前主教雨果·德·贝藏松[261]几乎修到钟塔顶上的乌鸦窝中间去了；前主教当时就是在那里念咒语的。那房间到底藏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黑夜里，从德罕荒地上，人们常常看见钟塔背后的一个小窗口里有一道闪烁着的奇怪的红光，仿佛跟着什么人的呼吸在间歇地、均匀地忽明忽暗，而且更像是火光而不是灯光。在黑暗中，在那么高的地方，它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于是，老太婆们便说：“那是副主教在吹气，地狱里的火在那上面忽闪哩。”

    在这一切之中，毕竟没有什么足资证明是在搞巫术。不过，无风不起浪，而且副主教的名声本来就挺可怕的。然而，我们应该指出，凡是埃及的科学，凡是卜卦，凡是巫术，哪怕是最清白无辜的，都会遇到圣母院管事先生们这样的最顽固的敌人、最无情的告发者。不管是出于真正的恐惧还是属于贼喊捉贼的伎俩，反正教务会的那些博学的脑袋瓜儿都把副主教看成是坠入邪教深渊，在秘术的黑暗中去探索地狱的一个灵魂。百姓们也存在着同样的误解，凡是稍有眼力的人，都把卡西莫多视作魔鬼，把克洛德当作巫师。显然，敲钟人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副主教服务，期满之后，后者就把他的灵魂带走，作为报偿。因此，不管副主教生活是多么严肃，但是，在善人们中间仍然名声很臭。这些虔诚的人的鼻子不会笨得嗅不出他是个巫师的。

    如果说在他逐渐变老的时候，他在自己的科学里给自己造成了一道道深渊的话，那么他在自己的心灵里也同样给自己造成了一道道深渊。这至少是大家在观察这个只有透过一层阴云才看得见其灵魂的人时，颇有根据地这么认为的。他那秃顶是怎么来的？他的头为什么总那么垂着？他那胸膛怎么老是发出叹息？是什么秘不可宣的思想使他那样痛苦地叹气？同时又使他那紧蹙的眉头紧锁得像两头马上要格斗的公牛？他仅有的一点头发为什么已经花白？他目光里有时闪现的是什么内火，使他的眼睛好像火炉壁上的窟窿？

    反映一种强烈的道德忧虑的这些征象，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尤其发展到了顶点。不止一次，唱诗班的一个孩子发觉只有他一个人在教堂里，就立刻给吓跑了，因为他的目光又怪又亮。不止一次，在唱诗室做祷告的时刻，他神职祷告席上的邻座听见他把一些难懂的字句混进了不同声调[262]的单旋圣歌中。德罕岸边替教士们洗衣服的妇女，不止一次不无惊惧地发现若阿斯的副主教先生的衣服褶痕里有一些被指甲和指头掐过的印迹。

    此外，他变得加倍的严肃，再没有比他更堪称典范的了。由于职业关系，也由于性格的缘故，他始终远离着女人；他似乎比从前更憎恨女人了。一条丝绸短裙的窸窣声就足以使他把风帽拉下来遮住眼睛。他在这方面是如此严肃庄重，以致国王的女儿波热夫人一四八一年十二月前来圣母院修道院的时候，他竟严词拒绝她进入，他提醒主教说，一三三四年圣巴尔代勒米守夜节的黑皮书上，规定禁止所有女子——“无论老年或青年，女主人或女仆人”——进入修道院。就此，主教不得不向他引述罗马教皇的特使奥多的法令中有关某些贵妇可以例外的条文：“某些贵妇不可无理拒绝。”[263]但副主教依旧坚持己见，反驳说教皇特使的法令是一二〇七年颁布的，比黑皮书要早一百二十七年，因此，事实上已被后者所废止。他终究拒绝在公主面前露面。

    人们还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他似乎更加害怕埃及女人和吉卜赛女人。他曾恳求主教颁发一道救令，不许波希米亚女人到圣母院前广场跳舞和击鼓，同时，他还查阅了宗教裁判官的那些发了霉的档案，以便把那些因与公山羊、母猪或母山羊合谋施巫术而被处以火刑或绞刑的男女巫师的案件收集在一起。

    六 不得人心

    我们已经说过，教堂周围的有钱的或贫贱的百姓都不大喜欢副主教和敲钟人。当克洛德和卡西莫多一起外出——这是常有的事，当人们看见他们主仆二人一前一后一同穿过圣母院附近那些冷清、狭窄、阴暗的街道时，常有人冲他们恶言恶语，讽刺辱骂，除非克洛德昂首挺胸走过——这种情况很罕见——露出他那严厉而且不怒自威的额头，让嘲讽者们目瞪口呆。

    他俩在这一带犹如雷尼埃[264]在《诗人们》中所说的：

    各式各样的人跟在诗人们身后，

    就像夜莺跟在猫头鹰后面歌唱。

    有时候，一个顽童为了获得在卡西莫多的驼背上戳根针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快乐，竟不惜把自己的小命搭上。有时候，一个漂亮姑娘轻佻地、毫不知羞地摸着副主教的黑袍，当面对他唱起讽刺的歌：“哈哈，哈哈，魔鬼给捉住了。”有几次，一帮老太婆沿着梯级缩在大门前台阶的阴暗处，当副主教和敲钟人走过时，便嚷嚷开来，一面咒骂，一面冲他们喊那句让人起劲儿的话：“嗨！这个人的灵魂同那个人的躯体是一个模子做的！”有时候，一群学生或玩跳房子游戏的孩子一齐站起来，文质彬彬地用拉丁语向他们致敬：“喂！喂！克洛德同瘸子！”[265]

    但最经常的是，辱骂并不为副主教和敲钟人所知，因为卡西莫多太聋，而克洛德则陷入沉思，他俩都听不见所有这些有趣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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