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四八二年，贵人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331]是个幸运儿。他是骑士、贝恩的头面人物、芒什省伊弗里和圣·安德里的男爵、国王的参事和侍从官、巴黎市长。大约早在十七年前，一四六五年，彗星出现的那一年的十一月七日，他就奉国王之命担任了巴黎市长这一美差，这非但是个官职，而且更被看作是大权在握。若阿纳·勒姆纳斯曾说：“这是具有极大的治安权以及其他许多特权的要职。”[332]一位绅士得到国王的委任，这在一四八二年可是一件十分美的事，而且国王的委任状上写明任期从路易十一的私生女同波旁的私生子结婚的日子算起[333]。就在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代替雅克·德·维利埃担任巴黎市长的同一天，让·多威代替艾利耶·德·多埃特担任了最高法院的第一院长，让·儒维奈尔·德·乌尔桑取代皮埃尔·德·莫尔维里埃，当上了法兰西司法大臣，勒尼奥·德·多尔曼排挤掉皮埃尔·皮伊，当上了国王宫廷普通诉案的长官。自从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执掌巴黎市长大印以来，高等法院、司法大臣、诉案长，换了不知多少了！但他却根据特许状上说的“准予连任”，当然地一直牢牢地守着他的职位。他与这个官职紧紧相缠，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所以他逃过了路易十一像走火入魔似的对臣仆们的疯狂更换。路易十一是一个多疑、促狭、没事找事的国王，一心想通过不断地委任和撤职来保持其权力的灵活性。此外，这位勇敢的骑士还获取了将来子继父职的特权，而且骑士侍从、贵人雅克·代斯杜特维尔，在他的职务旁边扮演常任巴黎市长的角色已经有两年了。真是鲜见，真是王恩浩荡！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的确曾是一名好士兵，的确曾经堂而皇之地举起过义旗，反对“公共福利同盟”[334]，而且，当王后于一四 年来巴黎的那一天，他还曾向她献过一只非常好的蜜饯鹿。而且，他同国王宫廷的骑士总监特里斯丹·莱尔米特相交甚笃。罗贝尔阁下活得有滋有味，快活开心。首先是有很好的进项，外加市长的民事案与刑事案注册收入，就像他的葡萄园里的那些沉甸甸的葡萄一样，一串一串地坠着。另外，他还有沙特莱法庭的民事案与刑事案的收入、曼特桥与戈尔贝伊桥的几笔过桥税，以及巴黎技术学校的技术费、执照制作费和食盐过秤费。除此而外，他还有在城里骑马巡视的快乐，还有在穿着红黑相间的袍子的市政官员中炫耀他一身精美战袍的快乐。这战袍，我们今天在诺曼底的瓦尔蒙修道院他的坟墓雕刻上，以及蒙莱里他那有凸纹的高顶盔上还能欣赏得到。再有，他全权管理着沙特莱法庭的十二个执达吏、门房、瞭望塔、沙特莱法庭的两个助理办案员、十六个部门的十六名委员、沙特莱法庭监狱的狱卒、四个有封邑的执达吏、一百二十个骑警、一百二十个权杖手、夜巡骑士及其骑士分队、前卫队和后卫队，这难道不算什么吗？他还掌握着高级和初级审判权、示众、绞刑，施刑权，还有宪章里规定的“初级审判权”，即巴黎子爵领地及所属七个封邑的最高司法权，这难道能小觑吗？想象得出有什么能比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阁下每天在大沙特莱法庭，在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圆拱下安排和处理事务更快活的事吗？有什么能比他经常在每天傍晚把某些穷鬼打发到“艾斯戈什里街那所小房子”去过夜，然后再到王宫附近伽利略街他妻子昂布瓦斯·德·洛雷夫人管理的可爱的宅第里去消除疲劳更快活的吗？“那所小房子”是“巴黎历任市长和参事们都愿意当监狱用的，它长十一尺，宽七尺四，高十一尺”。
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阁下不仅有巴黎市长和子爵的特别法庭，他还插手国王的最高判决权。没有一个地位较高者不是先经他的手之后才被交给刽子手的。把纳姆先生从圣安东尼的巴士底狱提交菜市场刑台，把圣·波尔先生提交沙滩广场刑台的就是他。圣·波尔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愤怒地大喊大叫，而不喜欢这位陆军元帅的市长先生却开心至极。
当然，为了过上一种幸福的、名声显赫的生活，为了有朝一日能在巴黎市长们那有趣的历史上占有醒目的一页，就得比这更进一步。据说，乌达尔·德·维尔纳夫在巴黎的肉铺街就有一所房子；纪尧姆·德·昂杰斯特买下了大小萨瓦府第；纪尧姆·蒂布把他在克洛潘街上的几所房子给了圣热纳维埃夫的修女们；于格·奥布里奥住在豪猪大厦，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虽然有这么多快快活活、静心享受的理由，但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阁下一四八二年一月七日早晨醒来时，却满肚子不高兴，老想发脾气。为什么不开心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因为天空灰暗？是不是因为他那蒙莱里的旧武装带系得太紧，使市长大人的胖腰身勒得受不了？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一些乞丐，紧身衣下没有衬衫，帽子只剩帽檐，身边挂着讨饭袋和水桶，四人一排地从他的窗下走过，对他表示蔑视？是不是他隐隐感到未来的国王查理八世要在下一年的市长薪俸里扣除三百七十利弗尔十六苏八德尼埃？读者尽可以去猜想，至于我们，我们则倾向于他之所以心情不好，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再说，那是节日的第二天，是人人都觉得厌倦的日子，对负责清除巴黎在一个节日里所留下的全部垃圾——指狭义和广义而言——的官吏尤其如此。何况，他还要到大沙特莱去主持审判。我们早已发现，法官们通常都把他们执行审判的日子选在心情不好的日子，以便总能找到一个以国王、法律和司法的名义来发泄他们的怒气的人。
然而，他还没到，审判就开始了。他的民庭、刑庭和特别法庭的助手们按照惯例替他处理了一切。从早上八点起，数十名男女市民就簇拥在沙特莱法庭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挤在一个橡木大栅栏和一道墙壁中间，心花怒放地观看市长阁下的助手、沙特莱法庭的预审官弗洛里昂·巴尔倍第埃纳略微杂乱而又十分随便地审理的民事裁判和刑事审判变化多端的有趣场面。
审判庭窄小低矮，带圆拱形顶。顶里头，有一张雕百合花的桌子和一把雕花的橡木扶手椅，那是市长的宝座，当时空着。桌子左边有一个凳子，是预审官弗洛里昂坐的。下面是在做笔录的录事。对面是民众。门前和桌前站着许多市府卫士，穿着缀有白十字的紫羽纱棉布衬甲衣。两名接待室卫士，穿着红蓝相间的粗绒布上衣，在一道从桌后尽头可以瞥见的关着的矮门前面站岗。唯一的一扇尖拱顶窄窗嵌在厚墙上，一月的暗淡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照见两个粗俗的形象：拱顶石里的石刻魔鬼悬饰和坐在厅堂尽头那张雕百合花的桌前的审判官。
的确，请想象一下沙特莱法庭预审官弗洛里昂·巴尔倍第埃纳阁下那副尊容：他坐在市长桌前两堆案卷当中，双肘支着脑袋，脚踩在褐色呢袍的后幅边上，白羊羔皮衣领围住脸，眉毛好像从红红的粗糙的脸上分离了出来，眼睛眨巴着，双颊的两块肥肉神气地堆着，一直垂及下颏。
这预审官可是个聋子。对于一位预审官来说，这只不过是小小的缺点罢了。弗洛里昂法官并没因此而不做出终审判决，而且还总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确，一位预审官只要装作在听的样子就够了，而这位可敬的预审官是很能做到这严格审判最为紧要的一点的，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可能受到任何声音的干扰。
但是，在听审的人中，却有一个对他的一举一动严格监视的人，那就是我们的朋友磨坊的让·弗罗洛，这个昨日的学生，这个人们在巴黎到处都看得见，只有在教授们的课堂上见不着的“游魂”。
“喏，”他低声向同伴罗班·普斯潘说，后者听他在评论眼前景象时，正在他身边冷笑着。“那是让内东·比松，新市场的漂亮懒姑娘！我以灵魂担保，他会判她的，那老东西！他既没长耳朵，也没长眼睛。就因为她戴了两串念珠，就罚她十五苏四德尼埃！罚得有点太多了。法律条文太严厉。[335]那人是谁？罗班·谢甫德维尔，锁子甲工匠！就因为他是干这一行的工匠？这可是他的入场费。嗨！这帮混蛋中的两个绅士，艾格勒·德·苏安、于丹·德·梅里。两个骑士侍从，以基督发誓！[336]啊！他们玩过骰子。我什么时候才能在这儿看得见我们的校长？送给国王一百巴黎利弗尔的罚金！巴尔倍第埃纳像个聋子似的在敲桌子……他怎么了？我真想成为我的副主教哥哥，要是这能使我不去赌博，不去成天成夜地赌博，不活也要赌，死也要赌，非要输个精光不可！圣母啊，这么多姑娘！一个接一个，我的漂亮的羔羊啊！昂布瓦斯·莱居耶尔！伊莎波·拉贝奈特！贝拉德·吉罗兰！啊，她们我全都认识！罚款！罚款！得让你们知道系镀金腰带的好处！罚十个苏！小妖精们！啊，那尖嘴猴腮的老法官，又聋又蠢！啊，笨蛋弗洛里昂！啊，蠢货巴尔倍第埃纳！他在桌前就座了！他吃起诉人，他吃案子！他大吃大嚼，他撑饱了，他塞满了！罚金、无主物、捐税、诉讼费、手续费、薪俸、损失赔偿费、审讯费、牢狱费、镣铐折旧费等等，成了他的圣诞糕饼和圣让节的杏仁甜点！看看他这个猪猡！哇！嗨！又是一个温情的女人！是蒂波·拉蒂波德，一点没错！因为她是从格拉蒂尼埃街出来的！那小伙子是谁？吉弗瓦·马波纳，弓箭队里的一个，因为他咒骂上帝了。罚款，拉蒂波德！罚款，吉弗瓦！两人都得罚款！聋老头！他大概把两件案子给搞混了！他八成会判那姑娘亵渎罪，而判那士兵淫荡罪！注意，罗班·普斯潘！他们领进来的是什么呀？那么多的军警！朱庇特神啊，所有的猎犬都来了！大概有大猎物。一头野猪！……来了一个，罗班！来了一个……还是个漂亮主儿！赫拉克勒斯神啊！[337]是我们昨天的王子，我们的狂人王，我们的敲钟人，我们的独眼龙，我们的驼背，我们的丑八怪！是卡西莫多！……”
一点儿不错。
是卡西莫多，五花大绑，被押解着。围着他的军警是由巡察骑士亲自带领的。骑士身穿胸前绣着法兰西纹章、背后绣有巴黎纹章的号服，而卡西莫多除了自己的丑陋之外，则一丝不挂。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剑拔弩张了。他沮丧、沉默、安静，只是偶尔对捆着他的绳索阴险而愤怒地看上一眼。
他用这同样的目光向自己周围望了望，但那目光是那样的暗淡无神，以致女人们对他指指点点，大笑起来。
这时，预审官弗洛里昂阁下聚精会神地翻阅指控卡西莫多的案卷，那是录事呈递上来的。他看了一眼，仿佛考虑了片刻。由于审问前的那会儿工夫他总是要有所准备，所以他预先都知道犯人的姓名、身份和所犯罪行。他心中有数，知道犯人会如何回答，所以总能避免审问中的所有疑难，不致过分显出自己的耳聋来。案卷对于他来说好比是盲人的那条导盲犬。万一他的缺陷难免因某种突然的呵斥或难解的问题而露了馅，有些人就会以为他是在表示深沉，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笨拙。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官的荣誉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因为法官被人看成是笨拙的或深沉的，总比被人当作聋子要好。所以他特别留神瞒过耳聋的事，不让任何人看出破绽，而且，他通常都是很成功的，以致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不聋了。况且，这毕竟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所有的驼背都昂首挺胸，所有的结巴都喜欢捭阖，所有的聋子都爱悄悄说话。至于他，他顶多认为自己的耳朵有点听不太清而已。这是他在他坦诚和扪心自问时对公众意见的唯一的让步。
他仔细研究了卡西莫多的案卷之后，便向后仰起脑袋，半闭起眼睛，做出更加威严更加公正的样子，以致此时此刻他已成了又聋又瞎的人了。没有这两条，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法官。他就以这种威严的姿态开始审问了。
“您姓什么？”
这真是“法律都未曾预料到”的一桩怪事：一个聋子竟要来审问另一个聋子。
卡西莫多根本没听见问他什么，所以继续盯着法官，没有回答。法官因为聋，又根本没发觉被告也是聋子，还以为后者已经像所有被告通常所做的那样做了回答，便机械地、愚蠢地继续大胆审问下去。
“很好。您多大了？”
卡西莫多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法官以为他已经回答了，又继续发问。
“那么，您的职业？”
对方仍旧默不作声。这时候，旁听的人开始叽叽喳喳，面面相觑。“够了，”沉着的法官以为被告回答完了他的第三个问题，又说道，“我们宣判您有罪：第一，您夜间骚扰；第二，您可耻地殴打了一个蠢女人，伤害了一个妓女[338]；第三，您违抗并且不忠于国王陛下的近卫队。对于这几点您可以抗诉。录事，您是否把被告刚才讲的话全部记录在案了？”
录事和听众一听这句倒霉的问话，立即哄堂大笑，笑得那样厉害，那样疯狂，那样有感染力，那样普遍，连那两个聋子都觉察到了。卡西莫多轻蔑地耸起驼背，转过身去，而同他一样惊讶的弗洛里昂阁下还以为听众的哄笑是由于被告的无礼答辩引起的，因为他看见被告显然在对他耸耸肩膀。于是，他厉声呵斥卡西莫多：
“混蛋，单凭您的这句回答就该判您绞刑！您知道您是在同谁讲话吗？”
这呵斥并不能阻止人群普遍地笑闹。大家都觉得他的话怪得出奇，荒谬至极，因此，连接待室的那帮本来就蠢得像扑克牌上的红桃J一样的警卫也狂笑不已。只有卡西莫多一脸严肃，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法官愈来愈恼火，认为应该继续厉声喝问，希望以此震慑住被告，从而使听众肃然起敬。
“那就是说，您是个邪恶的歹徒，竟敢冒犯沙特莱法庭的预审官，冒犯巴黎警察局的行政长官，他可是负责调查犯罪、违法和恶行的，他监管一切行当，禁止欺行霸市，保护市容，阻止贩运家禽野味，监督称量劈柴木头，清除城市污泥，净化空气，消除传染病，始终不渝地忙于公众事务，不要报酬，不捞薪俸！您知道不，我叫弗洛里昂·巴尔倍第埃纳，市长大人的私人助理，还是专员、调查员、监督员，观察员，在市府享有审理、判决、谈话以及主持会议等等权力！……”
一个聋子对另一个聋子讲起话来是没有理由停下来的。若不是背后那扇矮门突然打开，市长大人大驾光临的话，天知道这个高谈阔论、纵横捭阖的弗洛里昂法官何时何地才会打住话头。
见市长进来，弗洛里昂并未一下子打住，只是半侧过身去，粗鲁地对市长说明他刚才对卡西莫多的一通训斥。“大人，”他说，“我请求您判处这儿的这个被告公然蔑视法庭罪。”
他喘着粗气坐了下去，擦着从额头上直滴下来、浸湿了他面前的羊皮纸的大颗汗珠。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阁下蹙起眉头，向卡西莫多做了一个威严而明确的手势，后者似乎明白了点他的意思。
市长声色俱厉地向他问道：
“无赖，你到底干了什么给带到这里来的？”
可怜的卡西莫多以为市长在问他的姓名，便打破一直保持着的沉默，声音嘶哑、喉音很重地答道：“卡西莫多。”
这回答牛头不对马嘴，又引起一阵哄笑，使罗贝尔阁下涨红了脸，气得大声吼道：“你也嘲弄我，可恶的东西！”
“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答道，他还以为是要回答法官自己是干什么的。
“敲钟人！”市长重复道。我们已经说过，市长早上醒来就心绪不佳，所以一听这牛头不对马嘴的答话更加火冒三丈。“敲钟人！我要让人在巴黎的各个十字路口，用柳条鞭子抽你的脊梁。听见了吗，无赖？”
“要是您想知道的是我的年龄，”卡西莫多答道，“我想，到圣马丁节我就该满二十岁了。
这一下可是太过分了，市长忍无可忍了。
“啊！你在挖苦市长，混蛋！警卫先生们，你们把这个家伙给我带到沙滩广场的刑台去，鞭打一顿，示众一个钟头！好哇，要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我要让这一判决用四只大喇叭传达到巴黎七座子爵领地去！”
录事立即将判决记了下来。
“上帝的肚皮，判得真好呀！”磨坊的让·弗罗洛在角落里嚷道。
市长回过头来，用闪亮的目光又盯住卡西莫多说：“我好像听见这家伙说‘上帝的肚皮’！录事，在判决上增加十二个巴黎德尼埃的罚款，并把其中六个德尼埃捐给圣厄斯达什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我对圣厄斯达什特别虔诚。”
判决书几分钟就拟好了。内容简明扼要。巴黎市长和子爵的习惯法尚未经过蒂波·巴耶议长和国王的律师罗杰·巴尔纳的修订。它当时并没有受到那两位法学家在十六世纪初所提倡的诉讼程序的严加阻碍。习惯法中一切都是清楚的、简便的、明示的。上面所规定的都通向一个目的地，人们立即就能在每条路的尽头一眼望见轮盘、绞架和刑台。人们至少知道要走向何处。
录事把判决书呈递市长，后者在上面盖了大印，便走出去到旁听者中间转了转，心里恨不得当天就把巴黎所有的监牢都装满了人。让·弗罗洛和罗班·普斯潘偷偷地在笑。卡西莫多神色冷漠，惊奇地看着这一切。
正当弗洛里昂·巴尔倍第埃纳阁下在看判决书准备签字的时候，录事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怜悯起那被判罪的可怜虫来。因为想减轻他的罪状，他便凑近预审官的耳朵，指着卡西莫多对他说：“这人是个聋子。”
他原指望这共同的残疾会引起弗洛里昂的同情，使他对犯人开恩。可是，首先我们已经指出过，弗洛里昂阁下并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耳朵聋。再者，他聋得很厉害，所以录事说的他一个字也没听见。然而，他却想装出听明白了的样子，回答道：“啊！啊！那就不同了。我还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呢。既然这样，那就让他多示众一个钟头吧。”
于是，他就在这样改动过的判决书上签了字。
“好极了，”一直憎恨卡西莫多的罗班·普斯潘说，“这将能教会他去虐待别人了。”
二 老鼠洞
请读者允许我们回到我们昨天因随格兰瓜尔跟踪拉·爱斯梅拉达而离开的沙滩广场吧。
上午十点。一切都透着节后第二天的景象。石板路上到处是垃圾、彩带、碎片、羽毛饰上的羽毛、火把上滴下的蜡油、公共宴饮时吃剩的食物渣。许许多多的市民如我们所说的，在到处“游荡”，用脚踢那熄灭的火把，站在柱子房前痴迷地回忆头一天悬挂过的漂亮帷幔，而今天却只好看着挂过帷幔的钉子，聊以自慰。卖苹果酒和啤酒的商贩们滚动着大桶从人群中穿过。忙忙碌碌的行人熙来攘往。商人们在店铺门前聊天，互相打着招呼。大家都在谈论节日、使者、科珀诺尔和狂人王，争先恐后地在聊，在笑。这时候，四名骑马执达吏刚刚来到刑台，把住四个角；散布在广场上的人群有一大部分已经聚集在他们的周围，厌烦地干等着，希望看到一次小小的行刑。
假使读者欣赏过了广场各处的喧闹活跃的场面之后，此刻把目光转向码头西边把角的那座半哥特式半罗曼式的罗兰塔的话，就会发现其面墙角上有一个大本公用祈祷书，被烛光照得发亮，有一间小披檐为它遮风挡雨，有一道栅栏挡着，小偷进不去，但人们却能够随时翻读它。这本祈祷书旁，有一个尖拱顶窄窗洞，两根铁条呈十字形挡着窗口。窗洞朝着广场，是一间没有门的小屋唯一透点空气和阳光的地方。小屋紧嵌在老宅底层的厚墙上，因为巴黎最拥挤最热闹的公共广场在它附近熙攘喧嚣，就更使它显得阴森瘆人。
这小屋将近三百年来一直闻名于巴黎。那是罗兰塔的罗兰德夫人在她自己的房子的墙里修来为她那死于十字军远征的父亲服丧的，以使自己永远禁闭其中。她只留下了这座宅第中的这个小屋，其余的全都施舍给穷人或献给上帝了。小屋的门被堵死了，窗户无论冬夏都开着。这位悲伤的女子在这座活人坟里一直等了二十年才死。她日日夜夜为她父亲的灵魂祷告。她裹着一个黑布袋，睡在灰土之中，连一块当枕头用的石头都没有，仅靠过路人怜悯地放在窗口边上的面包和水活命，在舍弃了一切之后就这样接受别人的施舍。她死之后，在进另一个坟墓的时候，便把这间小屋永远留给了那些伤心的妻子、母亲或女儿，她们将要为自己或他人多多祈祷，甚至想让自己活生生地埋葬在深深的痛苦和忏悔之中。和罗兰德夫人同时代的穷人们曾经用很多眼泪和祝福来哀悼她，但令他们十分遗憾的是，这位虔诚女子由于缺少庇护而未被列为圣人。他们中的那些有点大逆不道的人曾经希望事情在天堂里将比在罗马好办些，便干脆为死者向上帝祈祷，而不再向教皇祈求了。大多数人都满足于把对罗兰德夫人的缅怀视为神圣之举，把她留下的破衣烂衫当作圣物。这座城市为了缅怀这位女子，在小屋窗边固定住一本公用祈祷书，以便行人随时可以在此停下脚步，祈祷一番，好让他们因祈祷而想起布施，好让那些继罗兰德夫人之后守在那个洞穴里的可怜的苦修女们不至于被人遗忘而饿死其中。
不过，在中世纪的城市里，这类坟墓并不是稀罕事。在行人最多的街道，在最繁华熙攘的市场，人们经常在路中央，在车、马经过的地方，见到一个洞穴、一口井，一间有墙有栅栏的小屋，有个活人日日夜夜在里面祈祷，心甘情愿地献身于永恒的悲哀和深深的忏悔。这所介乎房屋与坟墓、城镇与墓园之间的可怕小屋，这个与人类隔绝而归入死人行列的活人，这盏在黑夜里耗尽了最后一滴油的灯，这个在墓穴里摇曳的生命余火，这憋在一个石盒子里的气息、声音和永远的祈祷，这永远转向另一个世界的面孔，这双已经被另一个太阳照耀着的眼睛，这贴在墓壁上的耳朵，这囚禁在躯体内部的灵魂，这禁锢在囚牢里的躯体，以及在肉体与花岗石双重壁障之内的这痛苦灵魂的呻吟等等所有如今唤起我们记忆的这一切，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那时候，不爱推理、也不细心的悲悯之人，从一个虔诚之举中是看不到这么多的讲究的。他们都是笼统地看待事物，尊崇并敬重一切牺牲，并且在必要时视之为神圣，而不去分析那些痛苦，对那些痛苦只有些微的同情而已。他们不时地给那不幸的苦修者一点吃的，从窗洞口看一眼苦修者是否还活着，而并不知道其姓甚名谁，也几乎不知道那人像死人似的活着已有几年了。当一个陌生人问起在洞穴里等死的骨瘦如柴的活人是谁的时候，假如那是个男人，旁边的人就简单地回答：“是一个隐修士。”假如那是个女的，就回答说：“是个隐修女。”
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观看一切的，没有空谈，没有夸张，没有放大镜，全凭肉眼。用来观察物质和用来观察精神的显微镜当时都还没有发明。
不过，尽管人们并不怎么惊叹，但城市里的这类隐修所，实际上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比比皆是。在巴黎就有很多这种向上帝祷告和忏悔的小屋，几乎全都有人待在里面。真的，教士们并不想让它们空着，那会使信徒们热情减退的。如果没有忏悔者，他们就让麻风病人住进去。除了沙滩广场的小屋而外，鹰山还有一所，圣婴公墓的藏骸所中也有一所，另外还有一所不知在什么地方，我想是在克里松府里。还有许多在别的地方，人们可以从传说里找到它们的遗迹，因为建筑已不复存在了。大学区里也有这种隐修所。在圣热纳维埃夫山上，有一个中世纪的约伯之流的人物，每天在一个水池深处的垃圾堆上唱七篇忏悔的赞美诗，唱完了又从头唱起，晚上唱得更响亮，在黑暗之中大声叫他们作证[339]，就这样一直唱了三十年。今天，考古学家走进“能言井街”时，还觉得仍旧能听到他的歌声。
至于罗兰塔的这间小屋，我们应该说它从来就没断过苦修者。自罗兰德夫人去世后，它很少空过一两年的。很多妇女来此为她们的父母、情人或自己的过错而哭泣，直哭到死。什么事都要掺和、连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也要说三道四的巴黎人，竟说在她们中间很少看到寡妇。
按照当时的习俗，用拉丁文在墙上写的一段文字，向识字的过路人指出这所小屋的虔诚用途。在大门上写一简短的题铭以说明一座建筑的用途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十六世纪中叶。因此，在法兰西，人们仍然可以在图尔维尔领主宅第的监牢小门顶上看到“肃静并祈求”[340]的字样，在爱尔兰，在弗尔代斯古城堡大门顶端的纹章下面，写着“强大的盾，首领们的救星”[341]。在英格兰，在考拍伯爵的接待小城堡的主要入口写着“属于你”[342]。因为当时每座建筑都代表一种思想。
由于罗兰塔墙上的这间小屋没有门，人们就在其小窗洞顶端刻下了两个大罗曼字：
TU, ORA[343]
因此，那些有见识、不讲究事物的深意、宁愿把路易大帝[344]译成圣德尼门的民众，便替这个阴暗潮湿黑漆漆的洞穴取名为“老鼠洞”。这个名称也许不如另一个高雅，但却比另一个更加形象生动。
三一块玉米面饼的故事
这故事发生的时候，罗兰塔的小屋里是住着人的。假如读者想知道住的是谁的话，只需听听三个诚实的大嫂的谈话就行了。在我们请读者注意“老鼠洞”的时候，她们正沿着河岸从沙特莱门向沙滩广场走去。
这三位妇女中有两位的穿戴一副巴黎上等市民的派头。她们那精美的白围巾、那红蓝相间的羊毛粗呢裙、那紧贴在腿上的彩色绣花的白色针织袜、那黑底方头的浅黄色皮鞋，尤其是她们的头巾，状如今天农村妇女和俄国近卫军掷弹兵的帽角上饰有丝带和花边的那一种，这都表明她们是属于富裕的商贾妇阶层，是介于仆人们称之为“太太”和“夫人”之间的女人。她们没戴戒指和金十字架，但不难看出那并非由于贫穷，而是她们着实害怕罚款。她们的同伴同她们的打扮几乎相同，但她的装束和身段有着某种让人觉得她是外省公证人的妻子的东西。从她把腰带束在髋骨以上的架势，可以看出她到巴黎还没多久，何况还有她那打褶的围巾、鞋上的缎带结子、裙子条纹是横的而不是直的，以及其他许多与高雅相去甚远的地方。
前两位用巴黎女人领着外省女子参观巴黎的特别步子走着。外省女人手里搀着一个胖男孩，男孩手里拿着一大块饼。
很遗憾，我们必须指出，那男孩因为天很冷，在用舌头舔鼻涕。
男孩被拖着走，如同维吉尔说的，步履不齐[345]，而且还老是磕磕绊绊的，弄得母亲老在大声呵斥。事实是他只盯着饼，而不看路。显然是有什么重大原因在阻止他去咬一口饼，因为他只是在温情地看着它。做母亲的本该自己拿着饼的，把胖小子弄成一个坦塔罗斯[346]就太残忍了。
这时，那三位太太（因为“夫人”这个称呼只能用于贵族妇女）同时说起话来。
“我们得赶快了，马耶特太太，”三人中最年轻也是最胖的女人对外省女人说，“我很担心我们到得太迟了。我们在沙特莱就听说马上就要把他带到刑台去。”
“得啦！您瞎说什么呀，乌达德·米斯尼埃太太？”另一个巴黎女人说，“他要在刑台待两个钟头呢。我们来得及的。您曾见过示众吗，亲爱的马耶特？”
“见过，”外省女人说，“在兰斯。”
“得啦！你们兰斯的示众算得了什么呀？那不过是一只只罚乡巴佬示众的破笼子罢了。简直不值一提！”
“只罚乡巴佬！”马耶特说，“在兰斯！在绸布商场的刑台上！我们可是见过一些有头有脸的犯人的，都是杀害父母的！只罚乡巴佬！您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热尔韦兹？”
外省女人为了维护她们刑台的荣誉，肯定是快要发火了，幸好谨慎的乌达德·米斯尼埃及时地转换了话题。
“对了，马耶特太太，您觉得我们的弗朗德勒使者们怎么样？你们兰斯也有这么漂亮的使者吗？”
“我承认，”马耶特回答，“只有在巴黎才能看到像他们那样漂亮的弗朗德勒人。”
“您看见使者中的那个胖子袜店老板了吗？”乌达德问。
“看见了，”马耶特回答，“他活像一个萨蒂纳[347]。”
“那个脸像个大肚皮似的胖子呢？”热尔韦兹又问，“还有那个小眼睛、红眼皮、胡子拉碴像只刺猬脑袋的小矮个儿呢？”
“好看的是他们的马，”乌达德说，“全都是照他们自己国家的时尚打扮的！”
“啊，亲爱的，”外省女人马耶特也神气活现地打断说，“您若是在六一年，也就是十八年前，在兰斯举行加冕礼[348]时，看见王子们和王室侍从们的那些马，您会怎么说呀！它们披着各种各样的马衣，有些是用大马士革布，是用一些金色细布做的，还镶着黑貂皮；有些是用天鹅绒做的，灰鼠皮衬里；还有一些镶着珠宝，还挂着大金铃、大银铃。那要值多少钱呀！骑在马上的年轻侍从都是漂亮小子！”
“尽管如此，”乌达德生硬地反驳说，“但弗朗德勒使者们的马仍旧很美。他们昨天还去市政府赴商会会长的晚宴，受到葡萄酒、糖果、蜜饯和许多别的美味的款待。”
“您说什么呀，我的芳邻？”热尔韦兹嚷道，“弗朗德勒使者们是去小波旁宫赴红衣主教大人的晚宴的。”
“不对，是在市政府。”
“不对，是在小波旁宫。”
“就是在市政府，”乌达德尖刻地说，“斯古拉布尔博士还用拉丁文向他们致辞来着，他们听得非常满意。这是我丈夫告诉我的，他是书商。”
“就是在小波旁宫，”热尔韦兹同样激动地说，“红衣主教大人的财务总管还拿出了如下东西：六升掺混着玫瑰露的白葡萄酒、二十四箱金灿灿的里昂小杏仁甜饼、每支两斤重的火炬二十四支、六桶又白又清的上等波纳葡萄酒。我希望这是真的。我是从我丈夫那儿听来的，他是市民接待处的五十人队队长[349]，他今天早上还把弗朗德勒使者同勃雷特·让[350]以及特莱比松德皇帝的那些使臣作了比较，后者是在前朝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黎来的，耳朵上都戴着环。”
“他们的的确确是在市政府吃的晚饭，”乌达德说，她并未因这番炫耀而激动，“从来都没见过有那么多的酒肉和糖衣杏仁。”
“我告诉您吧，他们是由警察护卫着在小波旁宫用的晚餐，这一点您弄错了。”
“我说了，是在市政府！”
“是在小波旁宫，亲爱的！魔术般的玻璃灯还照亮了写在大门洞上的‘希望’两个字呢。”
“在市政府！在市政府！于松·勒瓦尔还吹笛子来着！”
“我告诉您了，不是的！”
“我告诉您了，是的！”
“我告诉您了，不是的！”
胖大嫂乌达德还准备反驳，她们眼看要冒火了，只听见马耶特突然喊道：“瞧那边桥顶头挤着的那些人呀！他们好像围在那儿看什么东西。”
“没错儿，”热尔韦兹说，“我听见在敲小鼓。我想是小爱斯梅拉达同她的小山羊在表演滑稽戏了。快点，马耶特！拉起您的孩子快走。您到巴黎来就是为了看热闹的。您昨天看见那帮弗朗德勒人了，今天该看看埃及姑娘了。”
“埃及姑娘！”马耶特说着，紧紧抓住儿子的胳膊突然往回走，“上帝保佑！她会拐走我儿子的！……来，厄斯达什！”
她从码头上朝着沙滩广场跑去，直到把那座桥远远地抛在身后。这时候，她拽着跑的孩子摔倒了，她这才喘着粗气站住了。乌达德和热尔韦兹也赶了上来。
“这个埃及姑娘会拐走您的孩子！”热尔韦兹说，“您的想法可够怪的！”
马耶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更怪的是，”乌达德说，“那个‘麻袋片’对埃及女人也是这种看法。”
“什么麻袋片？”马耶特问道。
“呃！”乌达德说，“就是居迪尔教姐！”
“谁呀？”马耶特又问，“谁是居迪尔教姐？”
“您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兰斯人，连这也不知道！”乌达德回答，“就是‘老鼠洞’里的那个隐修女！”
“什么！”马耶特问，“就是我们要给她送饼去的那个女人？”
乌达德点点头表示肯定。
“正是。您马上就能在沙滩广场那个小窗口上看见她了。对于那些敲着小鼓给人算命的埃及流浪人，她的看法同您一样。不知道她怎么会这么害怕吉卜赛人和埃及人的。可是您，马耶特，为什么一听说他们，您扭头就跑呀？”
“啊，”马耶特双手搂紧她孩子的圆脑袋说，“我不想碰上帕凯特·拉·尚特弗勒里遇到的事。”
“啊，这里头有故事，您得给我们讲讲，我的好马耶特。”热尔韦兹拉着她的胳膊说。
“没问题，”马耶特回答道，“您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巴黎人，连这也不知道！我来告诉您吧。不过，我们没必要停下来讲故事……帕凯特·拉·尚特弗勒里是个十八岁的漂亮姑娘，那时我也才十八岁，也就是说那是十八年前了。她如今不像我这样是个丰腴水灵的三十六岁的母亲，有丈夫有孩子。那是她自个儿的错。再说，她从十四岁开始，就没这机会了！……她是兰斯船上乡村提琴手居倍尔托的女儿。查理七世行加冕礼时，乘船从我们的维斯尔河顺流而下，从西耶里到米松去，在国王面前拉琴的就是他，当时比塞尔太太也在那条船上。老父死的时候，帕凯特还很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她母亲是马蒂厄·布拉东先生的妹妹。布拉东先生是巴黎的巴兰-加兰街一个黄铜商和制锅商，去年才去世。你们看，她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幸的是她母亲是个老实人，只教帕凯特学了点针线活和弄弄玩具。小姑娘倒是渐渐长大了，但却很穷。母女俩住在兰斯沿河的艰难街上。听听这街名吧。我想这就是帕凯特倒霉的原因所在。六一年，就是上帝保佑的我们的国王路易十一行加冕礼的那一年，帕凯特已经长得十分活泼、漂亮，人人都管她叫尚特弗勒里[351]……可怜的姑娘！……她的牙齿很漂亮，她总爱笑，好让人瞧见她的牙齿。可是，爱笑的姑娘最终走向爱哭。漂亮的牙齿使明眸美目黯然失色。尚特弗勒里就是如此。她和母亲苦挣苦扎。自从乡村提琴手死了之后，家就败了。她们做的针线活儿每星期让她们赚不到六个德尼埃，加起来换不到两个鹰头里亚。父亲居倍尔托在加冕礼时期拉一支歌就能挣到十二个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一年冬天——就是六一年的冬天——这两个女人既没有木头又没有劈柴生火，天气又冷得要命，冻得尚特弗勒里脸色更加鲜红好看了。男人们都喊她：‘帕凯特！’有好几个人还叫她：‘帕凯丽特[352]！’她就这样失足了……厄斯达什，我看见你在咬饼了！……有个星期天，我们看见她脖子上戴着个金十字架上教堂去，就明白她已经堕落了……才十四岁呀！你们想想！……第一个情人是戈尔蒙特莱耶子爵，他的城堡离兰斯三里。第二个是亨利·德·特里昂古先生，国王的骑士。第三个职位低些，是个有徽章的执达吏，名叫希亚尔·德·博利翁。往下数去，还有国王的切肉侍臣[353]盖里·奥贝荣、太子殿下的理发师马塞·德·弗雷比、大厨师特夫南·勒穆瓦纳。此外，还有年纪更大身份更卑微的人，如手摇弦琴手纪尧姆·拉辛和妓院老板蒂埃里·德·梅尔。于是，可怜的尚特弗勒里成了众人骑的女人了。她穷困潦倒，一文不名了。我还怎么跟你们说呢，两位太太？在国王举行加冕礼的那一年，也就是六一年，她替流氓头头铺床叠被了！……就在同一年呀！”
马耶特叹了口气，擦去在眼眶里滚动着的一颗泪珠。
“这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热尔韦兹说，“我看不出这中间与埃及人和孩子有什么相干。”
“耐心点！”马耶特接着说道，“说到孩子，马上给您讲一个。六六年，到这个月，整整十六年前的圣保罗节，帕凯特生下一个女儿。不幸的女人！她高兴极了。她早就在盼着有个孩子。她母亲，那只知道闭着眼睛什么都装不知道的好女人，已经死了。帕凯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谁可以爱，也没有谁爱她了。自打堕落之后，五年来，这个尚特弗勒里一直是个可怜的人。她孤孤单单，孤苦伶仃地生活，被人指指戳戳，在街上被人轰赶，被警察殴打，被一些破衣烂衫的小男孩嘲弄。后来，她满二十岁了。二十岁，对于卖笑女子来说已经是太老了。卖笑给她换来的还没有以前做针线活儿多。多一条皱纹就少一个埃居。冬天对她来说就更加艰难了，火盆里的劈柴越来越少，食橱里的面包也不多见了。她再也不能干活儿了，因为自从成了荡妇之后，人变懒了；而且，她更加痛苦，因为变懒之后，她更加淫荡了……至少，圣雷米的本堂神父先生在解释这类女人为什么老了之后比其他的劳苦女人更要挨饿受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对，”热尔韦兹提醒说，“但哪儿有埃及人呀？”
“等一会儿，热尔韦兹，”比较有耐心的乌达德说，“一开始就全讲完了，那最后还有什么可讲的？讲下去，马耶特，求求您啦。那个可怜的尚特弗勒里！”
马耶特继续在讲。
“因此，她很伤心，很悲惨，以泪洗面，双颊塌陷。但是，在她那可耻、淫荡、被唾弃的生活中，假如世上有某件事或某个人能被她所爱也能够爱她的话，她就会觉得不那么可耻、那么淫荡、那么遭人唾弃了。那必须是一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能够使她聊以自慰……她是在试着去爱一个小偷——那唯一愿意要她的男人以后，才体会到这一点的，因为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连那个小偷也瞧不起她……对这些寻欢作乐的女人来说，必须有个情人或孩子来填补心灵的空虚。要不然，她们就痛苦不堪……因为弄不到情人，她便一门心思想有个孩子。因为她一直很虔诚，她便老是向慈悲的上帝祈祷。上帝终于可怜了她，给了她一个女儿。她那个快活劲儿，我不说你们也想象得出。她又是哭，又是亲，又是吻。她自己喂孩子奶，把自己床上唯一的一条被子扯了给孩子做襁褓，而且再也不觉得冷不觉得饿了。她人又变得漂亮了。老姑娘变成了年轻母亲。她又卖起俏来，人们又来找尚特弗勒里了，她又找回了老主顾。她把从这一切恶心事里弄来的钱全用来买小衣服、小帽子、丝带和丝头巾，根本没有想到为自己重买一床被子……厄斯达什少爷，我已经跟您说了，不要吃那饼……那小阿涅丝……这是那小姑娘的名字，也是她自己受洗礼时的名字，因为家族的名字尚特弗勒里已不再用了……那小家伙的丝带、花边襁褓比一位公主的还要华丽！尤其是那双小鞋，连国王路易十一肯定都未曾有过那么好的！那是她亲手给她做的，是她用她那给圣母做裙子的最精巧的手工和最好的刺绣做的。那真是一双绝无仅有的可爱的小鞋。这双小鞋顶多同我的大拇指那么长，只有看见小孩的两只小脚从鞋里脱出来，您才会相信那两只小脚能穿进那双小鞋里去。那双脚的确是十分小巧，十分好看，粉红粉红的，比做鞋的缎子还要粉红！……当您有了孩子的时候，乌达德，您就会明白再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小脚小手更好看的了！”
“我求之不得，”乌达德叹口气说，“不过，但愿安德里·米斯尼埃先生能有这雅兴。”
“再说，”马耶特又说，“帕凯特的孩子不光是脚漂亮。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才四个月。她真是可爱极了！她的眼睛比小嘴还大。一头可爱的乌发，都已经开始卷曲了。到十六岁的时候，一定会是个漂亮的褐发少女！她母亲一天比一天更加疯爱着她，她抚摸她，亲吻她，挠痒她，给她洗，同她玩，恨不得把她吞下肚去！她乐得昏头昏脑，她感谢上帝。尤其那双粉红的小脚使她惊叹个没完，使她乐得发疯！她老是把嘴紧贴在那两只小脚上，舍不得放开。她给那两只小脚穿上小鞋，穿了脱，脱了穿，欣赏来欣赏去，对着阳光端详，品味，怜爱地让它们在床上试着挪步，恨不得一生一世地跪在那儿，为那双小脚穿鞋脱鞋，好像是替圣婴耶稣穿鞋脱鞋似的。”
“这个故事很好听，很动人，”热尔韦兹低声说，“可是这中间哪儿有埃及人的事？”
“马上就要说到了，”马耶特答道，“有一天，有一些极为奇怪的骑士来到兰斯。那是些在全国流浪的乞丐和无赖汉，由他们的公爵和伯爵带领着。他们的脸黑黝黝的，头发卷曲，耳朵上戴着银耳环。妇女比男人更丑。她们的脸更黑，头上总是什么也不戴，身上披件破衣裳，肩头系着一个破旧麻布披巾，头发像马尾巴似的披散着。在她们脚前爬来爬去的小孩，连猴子见了都要害怕的。真是一群盲流。这些人全都是从下埃及经波兰径直来兰斯的。据说，教皇为他们作了忏悔，并罚他们在全世界不停地流浪七年，席地而眠。因此，他们自称忏悔者，到处散发臭气。好像他们从前都是撒拉逊人[354]，因此他们信奉朱庇特，并且可以向所有的大主教、主教以及戴十字架和法冠的修道院院长讨要十个图尔利弗尔。是教皇的一道谕旨为他们这样规定的。他们以阿尔及尔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名义，来兰斯替人算命。可想而知，光凭这一点就不能让他们进城。于是，谢天谢地，这大队人马便在勃安纳门外，在从前的石灰坑旁的一个有磨坊的山冈上住了下来。兰斯城里的人争先恐后地跑去看。他们看着你的手掌，向你讲些绝妙的预言。他们能对犹大说他将来要当教皇。同时，流言四起，说他们拐小孩，偷钱包，吃人肉。聪明的人就对蠢笨的人说：‘别去他们那儿。’可自己却偷偷地向他们那儿跑去。简直是狂热至极。事实是他们预言的事连红衣主教都会吃惊的。母亲们自从埃及女人们给她们的孩子看了手相并且讲出各种异教的和土耳其的奇怪预言之后，便对自己的孩子感到十分自豪了：一位母亲的孩子将来要当皇帝；另一个母亲的孩子要当教皇；还有一个母亲的孩子要当将领。可怜的尚特弗勒里好奇得不行。她想知道自己的女儿将会怎样，她的小阿涅丝将来是否会当亚美尼亚女王什么的。于是，她把孩子抱去见那些埃及人。那些埃及女人见了她的女儿赞不绝口，她们抚爱她，伸出黑嘴去亲她，而且尤其赞赏她的那两只小手。嗬！做母亲的甭提有多高兴了。她们见了孩子的那两只美丽的脚和漂亮的鞋，更是称赞不已。孩子还不到一岁，已经在牙牙学语了，会像个小傻瓜似的朝母亲笑了，长得胖乎乎的，会做出天堂里天使们的各种各样可爱的动作表情。她很害怕那些埃及女人，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便更加疼爱地亲她，听了那些算命女人给她的小阿涅丝算的好命之后，心花怒放地走了。小女孩会成为一个美人儿、一个贞节女人、一位皇后。她回到艰难街她的破屋里，得意扬扬地以为自己抱回来了一位皇后。第二天，她趁女儿在床上还熟睡的时候——因为她一直让女儿同自己睡在一起——轻轻地虚掩上房门，跑去向一个住在塞什斯里街的芳邻说，她的女儿阿涅丝有一天会受到英格兰国王和埃塞俄比亚大公的宴请等等许多惊人的事。待她回来，上楼梯时没听见小孩的哭喊，心想：‘好！孩子还在睡。’她发现房门大开着，可她出去时是虚掩上的。她走了进去，可怜的母亲，她向床冲过去……孩子没了，床上空空的。孩子没影儿了，只留下一只小鞋。她冲出房来，奔下楼去，头撞墙地哭喊着：‘我的儿呀！谁看见我的儿了？谁抱走了我的儿了？’那条街空旷无人，那所房子孤零零的，没谁能告诉她什么。她满城地跑，找遍了每一条街，整整一天这里那里地窜，她疯了，乱了，可怕极了，像一只丢了崽子的母兽似的在每家每户的窗前门口寻来觅去的。她喘着粗气，披头散发，样子吓死人了。她的眼里有一股疯狂的火，烧干了她的眼泪。她拦住过往行人喊道：‘我的儿！我的儿！我的漂亮的小乖乖！谁要是把闺女还给我，我愿意去给他当牛作马，假如他想吃我的心，我都愿意掏出来。'……碰见圣雷米的本堂神父先生，她就对他说：‘神父先生，我可以用我的指头去耕地，只要把我的孩子还给找！'……真叫人心碎呀，乌达德。我看见诉讼代理人蓬斯·拉加布尔都哭了，他原本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呀……啊，可怜的母亲！……晚上，她回到了家里。她不在家的时候，有一位芳邻看见两个怀里抱着一只大口袋的埃及女人偷偷地上了她家楼上，过了不一会儿，下了楼，关好门，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她们走了之后，有人听见帕凯特的屋里似乎有小孩的哭声。母亲闻听，喜不自胜，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奔上楼，像放大炮似的推开房门……可怕极了，乌达德！她没看见她那可爱的小阿涅丝，她那鲜嫩的、红扑扑的、上帝赐给的好礼物的小阿涅丝，却看见一个难看的瘸腿、独眼、驼背的可怕小怪物，在地板上哭叫着爬来爬去。她吓得用手捂住眼睛。‘啊！’她说，‘是不是那些巫婆把我闺女变成这个可怕的畜生了？'……有人赶忙把那个小瘸子抱走了，否则他会让她发疯的。那一定是哪个埃及女人跟魔鬼生的怪胎。他看上去大约四岁光景，讲的不像是人讲的话，尽是些听不懂的词儿……尚特弗勒里扑向那只小鞋，那是她曾经爱过的一切所留给她的唯一的东西。她一动不动地待了好久，不说话，也不出气，大家以为她死在那儿了。突然间，她全身颤抖起来，疯狂地吻着那只宝贵的鞋，哭出声来，仿佛她的心刚刚被揉碎了。我不骗你们，我们大家也都哭了。她说：‘啊，我的小乖乖，我漂亮的小闺女！你在哪儿呀？'……听得人简直肝肠寸断。我一想起来就要哭。你们知道，孩子是我们的骨血……我可怜的厄斯达什！你多漂亮呀！你们不知道他有多乖！昨天他告诉我说：‘我想当近卫骑兵！’啊，我的厄斯达什！我可不能失去你！……尚特弗勒里突然站起来，跑遍了兰斯全城，边跑边喊：‘到埃及人的帐篷去！到埃及人的帐篷去！叫警察去把那些巫婆烧死！'……埃及人早已走了……天已经黑透了，无法追赶他们了。第二天，有人在离兰斯两里的格安和蒂洛伊之间的灌木林中，发现一堆大火余烬，里面有帕凯特女儿的丝带残余，还有几滴血和山羊粪。头一天晚上正是个星期六。人们断定那些埃及人在那个灌木林里举行了巫魔夜会，同贝尔则布特一起把那孩子吃掉了，就像伊斯兰教教徒们通常做的那样。尚特弗勒里得知这些可怕的事之后，没有哭，只是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话又说不出来。第二天，她的头发就灰白了。第三天，她便失踪了。”
“这的确是个可怕的故事，”乌达德说，“连勃艮第人听了也会掉眼泪的！”
“您那么害怕埃及人，我不再觉得惊奇了！”热尔韦兹说。
“您刚才拉起您的厄斯达什就跑，做得很对，因为他们也是从波兰来的埃及人。”乌达德说。
“不，”热尔韦兹说，“听说他们是从西班牙和卡塔卢西亚来的。”
“卡塔卢西亚？这有可能，”乌达德说，“波兰、卡塔卢西亚、瓦洛尼亚，这三个地方我总爱弄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埃及人。”
“而且他们一定是牙齿长长的，能吃小孩，”热尔韦兹补充道，“我相信拉·爱斯梅拉达噘起小嘴也是要吃小孩的。她的白山羊会玩一些特别怪的把戏，肯定有点邪门。”
马耶特不声不响地走着。她有点像是沉浸在从那个惨痛故事引发的梦境里，她战栗着，连心也在震颤。这时候，热尔韦兹向她问道：“没有人能知道尚特弗勒里后来怎么样了吗？”马耶特没有回答。热尔韦兹摇着她的胳膊，喊着她的名字又问了一遍。马耶特似乎从沉思中醒来。
“尚特弗勒里后来怎么样了？”她机械地重复道，好像刚听到这句问话似的。然后，她努力地集中起注意力来弄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她激动地回答道，“谁也不知道了。”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
“有些人说，黄昏时分，看见她从弗雷尚波门出了兰斯城。另有人说，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她从老巴塞门出城去了。有一个穷人在集市附近的田地里发现帕凯特的金十字架挂在一个石头十字架上，就是六一年使她堕落的那件首饰，是她的第一个情人、英俊的戈尔蒙特勒伊子爵送给她的礼物。帕凯特虽说是很穷，可从来不愿意把它卖掉。她把它视作性命。因此，当我们看见那个十字架给抛下了，就都认为她已经死了。这时候，又有些酒鬼说是看见她在巴黎的街上，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走过。但是，那样的话，她就该是从维尔斯门出的城。对这一切，众说纷纭，或者，更好地说，我相信她的确是从维尔斯门出城的，但那也就是从这个世界走出去了。”
“您的话我不懂。”
“维尔斯，”马耶特凄切地笑了笑回答，“是那条河的名字。”
“可怜的尚特弗勒里，”乌达德打了个寒噤说，“她投河了！”
“投河了！”马耶特说，“当她父亲居倍尔托从前弹着琴，唱着歌坐在船上，从丹格桥顺流而下的时候，谁会告诉他说他的亲爱的小帕凯特有一天也会从这座桥下经过，而又既无歌也无船？”
“那只小鞋呢？”热尔韦兹问。
“同那个母亲一起不见了。”
“可怜的小鞋！”乌达德说。
富有同情心的胖女人乌达德觉得陪着马耶特一起叹叹气就行了，可是比较好奇的热尔韦兹却还要刨根问底。
“那个小怪物呢？”她突然问马耶特。
“什么小怪物？”马耶特反问。
“就是巫婆们丢在尚特弗勒里家换走她女儿的那个埃及小怪物！你们把他怎么处置了？我希望你们也把他给淹死了才好。”
“不。”马耶特答道。
“怎么！那是给烧死了？其实那样更好。一个小巫师！”
“都不是，热尔韦兹。主教大人对这个埃及小孩产生了兴趣，为他驱了魔，降了福，细心地去掉了他身上的妖气，并把他送到巴黎来，当作孤儿放在圣母院的小木榻上。”
“这帮主教！”热尔韦兹嘀咕道，“就因为他们有学问，所以干什么都与众不同。我倒要问问您，乌达德，把一个妖孩当成孤儿怎么行？那小怪物准是个妖魔！……哎，马耶特，在巴黎，人们把他怎么样了？我相信绝没有哪个好心人愿意要他的。”
“我不知道，”外省女人回答道，“当时正好我丈夫买下了离城两里的伯鲁公证所，我也就没再留心那事了。而且，伯鲁前面有那两座塞尔内地区的小丘挡着，使人看不见兰斯大教堂的钟楼。”
三位有身价的女市民这么聊着聊着便来到了沙滩广场。她们只顾聊天，走过罗兰塔的公用祈祷书前也没有停下来，就径直走向刑台。刑台周围的人在不断地增多。此刻正在把人往这儿引的这一景象本来很可能会使她们完全忘了老鼠洞和她们打算在那里做的事的，可是马耶特手拉着的六岁的胖小子厄斯达什忽然提醒了她们。“妈妈，”他说道，好像是某种本能告诉他已经走过了老鼠洞似的，“现在我可以吃饼了吗？”
假如厄斯达什转弯抹角，也就是说假如他不那么馋，他就可能还要等上些时候，等到回去的时候，在大学区里，在拉瓦朗斯夫人街安德烈·米斯尼埃老板家里，当塞纳河的两条分支同西岱岛上的五座桥把老鼠洞和那块饼隔得远远的时候，他才会怯生生地问：“妈妈，现在我可以吃饼了吗？”
厄斯达什此刻突然提出的这个冒失的问题，却提醒了马耶特。
“对了，”她嚷道，“我们把隐修女忘了！指给我看老鼠洞在哪儿，我好把饼给她送去。”
“马上去，”乌达德说，“这是件好事。”
这可是厄斯达什未曾想到的。
“啊呀，我的饼呀！”他一面说一面轮流地用双肩蹭耳朵，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在表示他极大的不满。
三个女人折回身，到了罗兰塔附近，乌达德就向另外两位说：“我们可别三个人同时往洞里张望，那会惹恼麻袋片的。你们俩装作专心在读祈祷书，而我则把脸贴到窗口去看。麻袋片有点认识我。我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到跟前来的。”
她一个人向窗口走去。她刚向里面望了一眼，脸上就露出深切的怜悯，快活鲜嫩的脸上，表情和脸色突然变了，好像从阳光下走到了月光下。她的眼睛湿润了，嘴噘了起来，像是要哭。过了片刻，她把一根手指头压在嘴上，示意马耶特过去看。
马耶特激动地踮起脚悄悄地走过去，就像是走近一个垂死之人的病榻似的。
这两个女人屏声敛息，一动不动地向老鼠洞的栅栏窗里望去的时候，看见的景象的确悲惨凄凉。
那小屋很窄很矮，呈尖拱形，从里面看挺像一顶主教的蜂房状大法冠。在光溜溜的石板地的一个角落里，坐着，或者不如说是蜷缩着一个女人，她的下颏顶在膝盖上，两手交叉着，紧紧地把两腿搂抱在胸前。她就缩在那儿，全身裹着一件皱巴巴的褐色粗布衣，长长的灰白头发倒披在脸上，沿着两腿垂到脚上。乍看上去，只觉得她是刻在小屋漆黑顶头的一个奇怪形状，宛如一件黑乎乎的三角体，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把她清楚地分成两半，半明半暗，仿佛人们在梦中或在戈雅[355]的奇特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半明半暗的幽灵，苍白、呆滞、阴森，蜷缩在坟顶上或倚在牢房的铁栏上。那既不是个女人，也不是个男人，既不是个活物，也不是个固定形体。这是个图像，是如阴影和明亮一样的真实和虚幻在其上截然分开的一种幻象。很难看清被垂及地上的长发遮住了的她那枯瘦冷峻的脸孔；很难看清长袍下露出的一只光脚尖在又冷又硬的地上瑟缩。这似有似无的裹在丧服下的人形，让人看了不禁战栗不已。
这个可以说是嵌在石板地上的形体，仿佛既没有动作，也没有思想，也没有呼吸。一月里，只穿件单薄的粗布衣，光着脚蜷缩在花岗石地上，没生火地待在地牢的阴暗处，而从通风口进来的只有冷风而没有阳光，但她似乎并不难受，甚至都没有知觉，简直可以说她同地牢一起变成了石头，同冬天一起变成了冰块。她双手合抱，目光呆滞。第一眼看上去，人们会以为她像个幽灵，第二眼看上去，又像个塑像。
然而，她时而微微张开发青的嘴唇透上一口气，时而颤抖一下，但仍然死板机械，就像被风吹落的树叶。
有时候，从她那暗淡的眼睛里，逸出一道目光，一道难以描述的目光，一道深沉的、凄凉的、呆滞的目光，始终固定不动地盯着小屋里一个从外边看不见的角落。那是一道把这不幸灵魂的全部悲惨紧紧拴在什么神秘事物上的目光。
她就是那个由于她的住处而被人唤作“隐修女”，又由于她的衣服而被唤作“麻袋片”的女人。
三个女人——因为热尔韦兹也凑到马耶特和乌达德一起来了——在窗口张望。她们的脑袋挡住了照进洞穴的微弱的光，但那个被人这样夺去了光线的可怜女人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她们。“我们不要惊动她，”乌达德说，“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祈祷。”
马耶特看见那颗消瘦、憔悴、披头散发的脑袋，心里越来越难受，眼里满是泪水。“这可真够怪的！”她在嘀咕。
她把头从窗口栅栏中伸进去，终于看到不幸女人一直死盯着的角落了。
她从窗口把头缩了回来，泪流满面。
“你们怎么称呼她来着？”她问乌达德。
乌达德回答：
“我们叫她居迪尔教姐。”
“可我要叫她帕凯特·拉·尚特弗勒里。”
于是，她用一根手指按着嘴巴，示意惊呆了的乌达德也把头伸进窗口去看看。
乌达德张望着。她看见隐修女神情阴郁、专注地盯着的角落里，有一只绣满金银花线的粉红缎子小鞋。
热尔韦兹也跟着乌达德在张望。于是，三个女人望着那不幸的母亲哭了起来。
可是，无论她们的张望还是她们的眼泪，都没有惊动隐修女。她双手依旧紧握着。嘴唇一动不动，眼睛死死地定住。知道那只小鞋来历的人，看见它被她这样呆呆地望着，真是心都要碎了。
三个女人还是一句话没说。她们不敢说话，连悄悄地说都不敢。那深深的沉默、那深深的痛苦、那除了一件事物而外什么也记不起的深深的记忆，使她们觉得面对的就像是复活节或圣诞节的祭坛。她们沉默着，沉思着，准备跪下去了，觉得自己是在耶稣苦难纪念日里突然走进了一座教堂。
最后，三人中最好奇的，因而也是心肠不那么软的热尔韦兹试着逗引隐修女开口。她喊道：“教姐！居迪尔教姐！”
她一连喊了三遍，声音一遍比一遍高。隐修女没有动弹。她不吭一声，不看一眼，不叹一口气，没有一点生的气息。
乌达德用更温柔、更亲切的声音也喊道：“教姐！居迪尔教姐！”仍旧是沉默，仍旧是一动不动。
“真是个怪女人！”热尔韦兹嚷道，“大炮恐怕都轰不醒她的！”
“她也许是个聋子！”乌达德叹了口气说。
“也许是个瞎子。”热尔韦兹补充道。
“也许已经死了。”马耶特说。
可以肯定，如果说灵魂还没离开那毫无生气的、梦沉沉的、迟钝的躯体的话，至少它已退避并隐藏到外界的声音已达不到的深处了。
“我们只能把饼放在窗口上了，”乌达德说，“可是，随便哪个小孩都会把饼拿走的。怎么才能唤醒她呢？”
厄斯达什一直在专心一意地看一条大狗拖着的一辆小车。这时，小车刚刚拉过去，他突然发现三个领着他的女人在窗口看着什么，便也好奇起来，爬到一块界石上，踮起脚，把他的红彤彤的胖脸贴到窗口，嚷道：“妈妈，瞧，我也看见了！”
听到了这清脆、稚嫩、响亮的孩童的声音，隐修女颤了一下。她突然像弹簧似的猛地转过头来，用两只干枯的长手把额前的头发掠开，用吃惊的、痛苦的、失望的目光盯住孩子。那目光像闪电似的转瞬即逝。
“啊，我的上帝！”她突然把头埋到腿里嚷道，那粗哑的声音像是撕破她的胸膛发出来的，“至少不要把别人的孩子让我看呀！’
“您好，太太。”孩子一本正经地说。
这时，这一刺激可说是把隐修女给惊醒了。她从头到脚全身颤动了好一会儿，牙齿碰得咯咯直响，她微微地抬起头来，两肘压住腰间，两只脚焐在手里说道：“啊！好冷呀！”
“可怜的女人，”乌达德怜惜有加地说，“您想烤烤火吗？”
她摇摇头表示不要。
“喏，”乌达德递给她一只瓶，“这是香料甜酒，喝了可以暖暖身子。喝吧。”
她又摇了摇头，盯住乌达德说：“要水。”
“不，教姐，一月天是不能喝凉水的，”乌达德坚持着，“必须喝点香料甜酒，吃点我们为您烙的这块玉米发面饼。”
她推开马耶特递给她的玉米饼说：“要黑面包。”
“喏，”热尔韦兹也动了恻隐之心，脱下自己的毛线衣说，“这件衣服比您的要暖和一些，您穿上吧！”
她像拒绝酒和饼一样地不要毛线衣，并回答说：“要粗布衣。”
“可您得知道，”好心的乌达德又说，“昨天是节庆日子。”
“这我知道，”隐修女答道，“我的瓦罐里已经两天没水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她又说：“节日里，人们把我忘了。他们做得对。我不关心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干吗要关心我呢？炭火灭了，灰烬冷了。”
她好像因为说了这么多话累了，便又把头垂到腿里。单纯善良的乌达德以为明白了她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在抱怨太冷，便天真地回答她说：“那您是想烤烤火喽？”
“火！”麻袋片声音奇特地说，“您也能让在地底下躺了十五年的小乖乖烤烤火吗？”
她浑身哆嗦，声音发颤，目光闪烁，跪直起来，然后，突然把苍白枯瘦的手伸向吃惊地望着她的那孩子喊道：“把这孩子带走！埃及女人就要过来了！”
于是，她脸朝下跌倒在地，头碰在石板地上，发出好像一块石头同另一块石头相碰的声音。那三个女人以为她死了。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动弹了，只见她用双肘和双膝挪向放着那只小鞋的角落。这时候，她们不敢再张望了，她们再也看不见她了，只听见一个劲地响着亲吻声，一声声叹息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好似脑袋撞墙的声音。最后，有一记脑袋撞墙声响极了，三个女人都给吓得一个踉跄，然后再没听到什么声响了。
“她想自杀？”热尔韦兹大着胆子把头伸向窗口。“教姐！居迪尔教姐！”
“居迪尔教姐！”乌达德也跟着喊道。
“啊，我的上帝！她连动都不动了！”热尔韦兹又说，“她是不是死了？……居迪尔！居迪尔！”
马耶特哽咽得都说不出话来了，硬挤出了一句：“等一等。”她说着便凑近窗口喊道，“帕凯特·拉·尚特弗勒里！”
一个小孩粗心地吹燃一个未炸响的爆竹炸伤眼睛，也不比马耶特看见自己突然向居迪尔教姐小屋里喊出这个名字时所产生的效果更让人害怕的。
隐修女浑身颤抖了一下，光着脚站了起来，跳到窗口，两眼喷火，吓得马耶特、乌达德和另一个女人连同那个小孩赶忙退到码头的栏杆边去了。
这时候，隐修女凄惨的面孔贴在了窗口的铁格子上。“噢，噢！”她边喊边可怕地大笑一声，“是那埃及女人在喊我！”
此时，刑台上的一个景象吸引住了她迷惘的目光。她的额头可怕地皱起来，两只枯瘦的胳膊伸出窗外，像咽气似的喊道：“又是你呀，埃及丫头！是你在喊我呀，偷小孩的女贼！好哇，你这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
四 为一滴水而流出一滴眼泪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当时在各自舞台上同时并行展开的两幕戏之间的纽带：一幕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发生在老鼠洞里的；另一幕是我们就要谈到的，发生在刑台上的。前一幕的见证人只有读者们知道了的那三个女人；后一幕的观众却是我们此前在沙滩广场看见的簇拥在刑台和绞架周围的群众。
这些观众看见四名警察上午九点就站在刑台四角，便猜想将要执行什么刑罚了，当然不是绞刑，但会是鞭笞、刵刑或别的什么刑。人群迅速地拥来，以致那四个警察被挤得不行，只好不止一次地照当时的说法，用鞭子和马臀“净场”。
这帮群众一向习惯于耐心等待观赏行刑，所以并没显出过分地不耐烦。他们以观看刑台——一个近十尺高的极简陋的中空水泥台子——来消磨时间。从一个有“梯子”之美称的粗糙石级，可以走到顶上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平放着的橡木轮盘，犯人们将被反绑起双手，跪着绑在轮盘上，使得犯人的脸转着圈地向着广场的四面八方，这就是所谓让犯人“示众”。
如我们所见，沙滩广场的刑台远不如菜市场的来得好看。它没有一点建筑艺术美，也谈不上宏伟，没有铁十字顶，没有八角灯，没有那些突出在屋顶边上的有饰花和叶板的精致柱子，没有神秘怪诞的水槽，没有镂花骨架，没有深深凹进石头的雕刻。
而沙滩广场的刑台只有那砾石砌成的四个桩子和两根砂石支柱，以及旁边那细瘦光秃的可恶的绞刑架。
对于哥特式建筑艺术的爱好者们来说，这种“款待”可说是菲薄了点儿。其实，对于中世纪的那帮傻瓜，没什么建筑不是有趣的，他们很少去想一个刑台是否美观。
犯人终于给绑在一辆大车后面押来了。当他给拖到刑台顶上的时候，当人们能够从各个方向看见他被绳子和皮条绑在刑台的轮盘上的时候，广场上爆发了一阵欢笑声和呼喊声。大家认出了卡西莫多。
那的确是他。就在他昨天被埃及公爵、土恩王和加利利皇帝簇拥着，受人崇拜、欢呼、致敬，被人尊为狂人王的同一个地方，他竟被绑在刑台上，真是今非昔比。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忽而是胜利者、忽而又是受刑者的他本人在内，能弄清这两种处境之间有什么联系。格兰瓜尔同他的哲学也解释不了这一情况。
我们国王陛下的号手米歇尔·努瓦雷立即示意平民百姓们肃静，并宣读了根据市长的指令草拟的判决书。随后，他便领着他的那些穿号衣的部下缩到大车后面去了。
卡西莫多冷峻漠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认为，对于当时人们对犯罪处罚上所称之的“五花大绑”，一切反对都是徒劳的，这就是说，绳子和皮条捆进了他的肉里了。再说，监狱和囚犯这种传统还没有丢失，手铐脚镣（还有苦役和断头台）至今仍旧在我们这些文明的、温和的、有人性的人中间视若珍宝般地保留着。
他任人又拖又推又抬地扔在轮盘上捆好。人们从他的脸上只能看到一个野人或蠢货的惊讶表情。人们知道他是个哑巴，很可能还把他当成瞎子。
他被压跪在那块圆形底座上；他任随人家摆布。人家脱掉了他的上衣和衬衣，露出他的上身；他听之任之。人家用许多皮条把他重新绑好；他任人去捆绑。他只不过时不时地喘个粗气，宛如一条牛垂头耷脑地给绑在屠夫的车沿上一样。
“这笨蛋！”磨坊的让·弗罗洛对他的朋友罗班·普斯潘说道（这两个学生像是理所当然地随着犯人来到这儿），“他还没有一只关在盒子里的金龟子明白呢。”
人们看见卡西莫多赤裸的驼背、凸起的胸脯、长着许多硬皮和汗毛的肩膀，立即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当大家笑闹的时候，一个穿着官府制服的壮实的矮个男人爬上了平台，来到犯人身边。他的名字立即在群众中间传开了。他就是皮埃拉·托尔特吕·沙特莱法庭专职行刑者。
他先把一只黑色沙漏放在刑台的一角。沙漏的上一层装满了红沙，在向下面一层漏着。然后，他脱去他那双色的外衣。人们看见他右手悬着一条细长的鞭子，是用许多长长的、闪光的、编结的、包着金属刺儿的白皮条扎成的。他用左手漫不经心地把衬衣右边那只袖子一直卷到腋下。
这时候，让·弗罗洛抬起他那金发鬈毛脑袋，在众人的头顶上喊道（他就是为此而爬到罗班·普斯潘的肩膀上去的）：“来看呀，先生们，太太们！就要狠抽我哥哥若阿斯副主教先生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了。他是一个好似东方建筑的怪物，背脊像圆拱顶，两腿像弯曲的柱子！”
众人立即大笑起来，尤其是小孩和姑娘们笑得更厉害。
刽子手终于用脚去蹬轮盘。轮盘转动起来。被捆绑着的卡西莫多甩动着。他丑陋不堪的脸上突然显出惊愕，使群众笑得前仰后合。
转动着的轮盘突然把卡西莫多高耸的驼背转到皮埃拉面前时，皮埃拉抬起胳膊，只见那细长的皮鞭像一撮水蛇似的在半空中尖啸着。说时迟那时快，鞭子疯狂地落到了可怜人的肩膀上。
卡西莫多像是忽然惊醒了似的弹了一下。他这才开始回过味儿来。他拼命地扭动着，一阵惊惶和痛苦的抽搐使他的脸部肌肉变了形了，但他并没有哼一声。他只是把头向后转去，向右向左地转动着，活像一头腰上被牛虻叮咬了的公牛。
跟着是第二鞭，接着又是第三鞭，第四鞭，一鞭接一鞭……轮盘不停地转动，皮鞭不断地像雨点般地落下。很快，血就冒出来了，只见无数条血水在驼背那黝黑的肩膀上流淌。皮鞭在空中呼啸着，把血珠溅到观众们的身上。
看上去卡西莫多至少又恢复了先前的漠然。他起先默默地好像并不拼命地在挣扎。人们看见他眼睛冒火，肌肉绷紧，四肢蜷缩，猛地一下就把皮条和链子给挣松动了。他奋力爆发出来的力量大得惊人，不可思议，但是市府的旧镣铐依然捆着他，只不过是吱吱地响了几声而已。卡西莫多又筋疲力尽地瘫软了。他脸上的惊愕变成了痛苦和深深的懊丧。他闭上他的独眼，头垂在胸前，装作死了过去。
从这时起，他就不再动弹了。什么也不能让他动弹一下，无论是不停地流淌的鲜血、加倍疯狂地落下的皮鞭，还是因行刑而愈发兴奋的行刑者的怒气以及那尖啸凄厉的皮鞭的抽打声。
最后，自行刑开始就待在石级旁边的一个穿黑衣骑黑马的沙特莱法庭的庭吏，把一根乌木杖向沙漏伸去。行刑者住了手。轮盘停止了转动。卡西莫多的眼睛慢慢地睁开来。
鞭笞结束了。职业行刑者的两个下手给犯人冲洗了肩膀，涂上点什么药膏，伤口立刻便愈合了，然后，又把一件裁成祭衣的黄布衣扔到他的背上。这时候，皮埃拉·托尔特吕把沾满了血的红皮鞭上的血滴抖落在石板地上。
对于卡西莫多来说，还没全完事。他还要在刑台上忍受完弗罗里昂·巴尔倍第埃纳如此恰如其分地在罗贝尔·代斯杜特维尔的判决书上加上的那一个钟头。这一切应归功于让·德·居迈纳的那句关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古老戏言：“聋即愚。”[356]
于是，沙漏又被拨转过来，驼背又被绑在台上，以便把刑罚执行到底。
老百姓，尤其是中世纪的老百姓，在社会上就像家庭里的孩子，只要他们停留在这种原始的、愚昧的、低下的道德和智力的状态中，人们就可以用形容儿童的话来形容他们：
在这种年纪是没有怜悯心的。[357]
我们已经指出了，卡西莫多受到普遍的憎恨，而且理由的确很多。人群里几乎没有谁会有理由或者觉得有理由去怜悯圣母院的这个可恶的驼背。人人看见他被拉上刑台都高兴异常；他刚才所受的酷刑以及他那惨状，非但没有使百姓们心软，反倒给他们增添了乐趣，使他们更加厌恶，痛恨。
当“公判”（按照法官们至今沿用的行话）执行完毕，就轮到成百上千种个人报复行为了。在这里就像在大厅里一样，女人们特别起劲。她们全都对他怀有某种憎恨，有的恨他奸诈，有的恨他丑陋。恨他丑陋的女人则最为厉害。
“啊！反基督的怪物！”一个女人说。
“骑扫帚把儿的家伙！”另一个女人嚷道。
“做个凄惨的怪笑，”第三个女人说，“你就又能当上狂人王了，要是今天成了昨天的话！”
“挺好！”一个老妪说，“那就是刑台上的怪笑了。什么时候在绞刑架上怪笑呀？”
“你什么时候才会在百尺黄泉下把你的大钟顶在头上呀？该死的敲钟人！”
“敲晚祷钟的竟是这个魔鬼！”
“啊，聋子！独眼！驼背！怪物！”
“他那丑样比什么药都更能让孕妇流产！”
那两个学生——磨坊的让和罗班·普斯潘——扯着嗓子唱起那段古老民歌的叠句来：
一根绞索，
为吊死鬼准备！
一根柴火，
烧死大马猴！
种种辱骂、诅咒、嘲笑以及石头，像雨点般向他抛去。
卡西莫多虽然耳聋，但却看得清楚，群众的狂怒既表现在话语中，也流露在脸上。再说，向他投来的石头也能说明众人为何在笑。
他起先在忍耐着，但那在行刑者的鞭笞下已达极限的忍耐力，在这种虫蜇鼠咬之下，渐渐地减弱，耐不住了。对西班牙斗牛士的攻击不以为然的阿斯杜里[358]公牛，被狗和枪刺激怒了。
他先是慢慢地向群众投去威胁的目光，但因为被五花大绑着，所以他那目光无力驱赶开叮在伤口上的那些苍蝇，于是，他拼命地挣扎着，那狂怒的扭动把刑台的旧轮盘弄得咯咯直响。人群见状，更起劲儿地又喊又骂开来。
于是，可怜人像无法挣脱锁链的困兽，无奈地复归平静。只是时而有一声愤怒的叹息在使他那凹陷的胸脯微微抬起。他既不羞愧也不脸红。他太远离社会生活，太接近自然状态，不知道何为羞耻。再说，已经如此丑陋不堪，还有什么羞耻不羞耻的？但是，愤怒、憎恨、沮丧，逐渐地在那张可怕的脸上增多，成了一片越来越厚的阴云，渐渐蓄满电流，变成了千万道电光，在那怪人的独眼里闪闪发亮。
然而，当一头骡子载着一位神父经过的时候，他脸上的阴云散开了片刻。老远望见那头骡子和那个神父时，可怜的囚徒的脸色就变得温和了。那一脸的愤怒为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甜蜜宽厚而温和的奇特微笑所替代。随着神父的走近，他的笑容变得愈加明显，愈加清晰，愈加开朗，简直就像是不幸之人所崇敬的救命恩人来了似的。可是，当骡子快走近刑台，使骑在它背上的神父看清了犯人是谁的时候，那神父却低下头去，两腿一夹，突然骑着骡子掉头而去，好像在急于躲避羞辱的呼唤似的，好像很不愿意被一个处于那种状态下的不幸的人认出来并向他致敬似的。
那神父正是副主教堂·克洛德·弗罗洛。
卡西莫多的脸色更加暗淡了。微笑在阴云中还停留了一会儿，但那却是痛苦的、失望的、深切悲哀的微笑。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他在那儿至少待了一个半钟头，不停地受着折磨、虐待、嘲笑，并且几乎要被石头砸死。
突然，他又更加绝望地在捆绑中挣扎着，弄得身下的整个刑具晃动起来。他打破了一直固执地保持着的沉默，用嘶哑、愤怒的声音大吼一声：“水！”那吼声不像人的声音，而像一声犬吠，把叫骂声给盖住了。
这声悲惨的呼唤，远未能激起同情，反而使刑台四周的那些巴黎善良市民更加开心。必须指出，他们聚在一起，人多势众时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狠心并不亚于我们给读者介绍过的那个只不过是属于下层百姓的可怕的丐帮。除了嘲笑那不幸犯人的口渴之外，四周没有人说一句话。的确，此时此刻，他满脸通红，汗水流淌，两眼迷惘，嘴里因气愤和痛苦而直吐白沫，舌头半伸在外，那模样非但不让人同情，反而更让人讨厌、恶心。还得指出，在这种时候，即使人群中有这么一个好心的男人或女人想给那受苦受难的可怜人送上一杯水，那刑台的可恶的石级周围也笼罩着一种极大的对羞耻和丑恶的偏见，致使乐善好施的人望而却步。
几分钟后，卡西莫多用失望的目光扫视一遍，然后更加撕心裂肺地喊道：“水！”
众人随即又是一阵哄笑。
“喝这个！”罗班·普斯潘嚷着，把一块在阴沟里浸过的海绵扔到他脸上，“拿去，混账聋子！算我还你的人情！”
有个妇人拿一块石头向他头上扔去，说：“看你以后还在夜里用你那该死的钟声惊醒我们不！”
“喂，小子！”一个架拐的在喊，使劲想用拐杖打他，“你还从圣母院塔顶上咒骂我们不？”
“这只碗给你去喝水！”一个男子说着把一个破瓦罐向他的胸前砸过去，“我老婆就是因为看见你走过，才生下一个两个脑袋的娃娃的！”
“我的母猫生下了一只六只脚的小猫！”一个老太婆向他扔去一块瓦片，尖声嚷道。
“水！”喘着粗气的卡西莫多喊了第三遍。
这时，他看见人群闪开一条道，走出了一位奇特装束的姑娘，身边跟着一只金犄角的小白山羊，手里拿着一面巴斯克鼓。
卡西莫多的独眼闪烁了一下。那就是他头天晚上想抢走的那个波希米亚姑娘。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正是因为这事他此刻才被惩罚的。可这事挺冤得慌的，因为他只是因不幸耳聋，又因为被一个聋法官审判的。他毫不怀疑她是来报复他的，也是像其他人一样来打他的。
他的确看见她迅速地走上石级。愤怒和怨恨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恨不得把刑台推倒，而且，如果他那独眼能够发出雷电，波希米亚姑娘在上刑台之前就会被击毙。
她一言不发地走近那徒劳地扭动身子想躲开她的犯人，从腰带上取下一只葫芦，轻轻地举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边。
这时，人们看见他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独眼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沿着那长时间因绝望皱起的难看的脸颊慢慢地流下来。这也许是这不幸之人生平第一次流出的眼泪。
可他竟忘了喝水了。埃及姑娘不耐烦地噘了噘她那小嘴，含着笑把葫芦对着卡西莫多缺牙的嘴。他大口大口地喝着。他渴极了。
喝完水，可怜人伸出他那张黑嘴，无疑是想吻一下那刚刚帮助了他的纤纤玉手。但那姑娘也许是有些疑惧，想起了头天晚上他那暴力企图，像一个害怕被野兽咬着的孩子，惊恐地把手缩了回去。
于是，可怜的聋子用充满责怪和无限悲哀的目光盯着她。
那漂亮、鲜艳、清纯、迷人，同时又那么娇弱的姑娘，竟会那么好心地跑去救助一个如此可怜、可恶、丑陋的家伙，那情景无论在何处都是感人的，而这又偏偏是发生在一个刑台上，这就更加伟大了。
所有的观众全都被感动了，一起拍起手来喊：“好哇！好哇！”
隐修女正是在这个当口从她那洞穴小窗洞隐约瞅见埃及姑娘在刑台上，并向她狠狠地骂道：“该死的埃及丫头！该死的！该死的！”
五 玉米面饼故事的结尾
拉·爱斯梅拉达脸色苍白，摇摇晃晃地走下了刑台。
隐修女的声音还在跟随着她：“下吧！下吧！埃及女扒手！你还会再上去的！”
“‘麻袋片’又在异想天开了。”人们在悄悄地说，随后就没再吭声了，因为像她那样的女人是让人害怕的，这使得她们成了圣人，谁也不愿意去打扰日夜祈祷的人的。
带走卡西莫多的时间到了。他被松了绑，人们也就纷纷散去。
马耶特和两个女伴转身刚走到大桥边，她突然停下问道：“对了，厄斯达什的那块玉米面饼呢？”
“妈妈，”孩子回答，“您在同老鼠洞里的那位太太说话的时候，一条大狗跑来咬了一口我的饼，因此，我也就吃起来了。”
“怎么，小少爷，”她说道，“您全都吃掉了？”
“妈妈，是狗把它吃掉的。我叫它别吃，可它不听，于是我也就吃了，嗯！”
“这孩子真讨厌！”母亲含着笑责备道，“您知道不，乌达德，他一个人就能吃掉我们沙尔勒朗日花园里所有的樱桃。难怪他爷爷说他日后会当将领……我得好好教训教训您，厄斯达什少爷……走吧，肥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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