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日内瓦手稿》第二章
论普遍的人类社会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政治制度的必要性是从何而来的。
人的力量对其原始状态及其自然需要形成了这样的比例，以至于这种需要的增长和这种状态的变化无论是多么小，他都需要有他的同类帮助；而当他的欲望最终要吞并整个自然界的时候，就算是全人类都合在一起也很难满足它们了。正是这种促使我们为非作歹的原因，腐蚀我们、奴役我们，就这样把我们变为奴隶。我们的道德情操之所以脆弱，是因为贪婪非出于天性。我们和同类之间的敌意越大，就越无法防范他们，随着激情将我们分裂，需求也就越发让我们靠拢。这便是一般社会的最初纽带；这便是为人们所熟知的那种基础，好像需求抑制了我们的情操，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渴望不用加以培育就能撷取果实的那种友爱。就大自然的同一性而论，人类的主题既是争执的又是结合的，它总是在人们中间既播下了嫉妒和竞争，也同样播下了和谐和明智，因此它在这上面的作用等于零。
在事物的这种新秩序中，产生了大量没有规则的、变化无常的、无法估计的关系，人们总是连续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有一个人试图把它们固定下来，那么便有一百个人试图去推翻。在自然状态之中，既然一个人的生存有赖于千百种不断在变动着的其他关系，因此他的一生之中也决不会有两个相同的时刻；幸福与和平对他而言仅仅是一闪而过；除了由所有这类浮沉变幻所造成的苦难之外，便再也没有什么是永久的了。当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操能够上升到热爱崇高的道德观念和秩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一种使得自己善恶不分、好坏莫辨的事物状态之中准确地运用自己的原则。
因此这种由我们的互相需要产生出来的普遍社会，绝不会对沉沦于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帮助；或者说，至少是对那些已经拥有过多力量的人，它才会赋予新的力量，然而，被冷落的广大的受压榨、快要窒息的弱者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他们得不到任何支持，最终沦为那种所谓的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政治社会的牺牲品。
（让人们自愿互相结合的动机并无任何东西是与团结有关的；人们的结合远不是为了共同的幸福，为了人人都能够从中取得自己的一份，而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不幸基础之上；他们互相接近只不过是因为人人都在互相疏远，而不是把对方引向美好；如果人们认识到了以上这些，便会感到就算这样一种状态可以继续下去，它对人类也仅仅是一个苦难和罪恶的源泉罢了，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就都只听从自己的激情所在并且只追随自己的意图。）
因此，我们便不能渴望那种独立状态，而上天的美好许愿对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正确无误的引导；清白和和平，早在我们能尝到它们的美味之前，就已经永远被错过了。为后代已经开化了的人们所错过了的、为原始时代愚昧的人们所感觉不到的那种黄金时代的幸福生活，对人类来说将永远是一种陌生的状态；也许是由于有机会认识它的时候却失去了它，也许是由于有机会享受它的时候而未能认识它。
此外还有，这种毫无规律可言的完全独立的自由，就算从头至尾是和远古的纯洁结合在一起的，也终究是一件坏事，而且会损害我们最优秀的才能的进步；那便是，它少了那种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大地上可以遍布人类，但是他们之间却几乎无任何沟通；没有任何一点可以把我们结合起来，虽然可以在某些点上互相接触；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每个人在别人中间始终都是孤独的；我们全部的幸福就只在于并不认识自己的苦难；我们的内心里既没有善良，我们的行为中也没有道德；我们的理解力不能得到发展；我们毫无感觉地活着，我们未曾真正地生活就死去；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灵魂的最美妙的情操——那就是对德行的热爱。
确实，人类这个字眼并不假定构成人类的个体之间有任何真正的结合，而只不过向精神提供了一个纯集体的观念。假如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补充这样一个假设：让我们想象作为一个道德人格的人类被赋予一种共同生存的情操，这便赋予他以个性并成为一个个体；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普遍的能为着一个与整体相关的总目标而把各个部分都发动起来的动力。让我们想象：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这种共同的情操，并且这架机器的整个作用原理就是自然的法则。就让我们来观察，人与同类处于这一关系之中的这一体制将要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将发现，和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自然法则（还不如称之为理性法则）只有当激情发展到使它那全部的教诫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开始发展起来。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却窒息内心里的人道。由此可以看出，大自然所颁布的这种所谓的社会条约，是一幕地道的幻景；因为它那些条件是无法实现的抑或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所以我们就必须抗拒它们或是漠视它们。
（如果普遍社会不是存在于哲学家的体系里，而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那么，正像我所说过的，它便会是一个道德的生命，与构成它的那些个体生命的品质截然不同，它有着自身固有的品质，就像是混合化合物的性质不是来自于任何一种成分。大自然教给一切人的，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神经中枢，可以用于所有部分之间的通信；应该有一种普遍的语言作为人们互相沟通的普遍工具。公共的利益就应该存在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联系之中；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像是在一种简单的集合体里那样；相联系的总和会大于那种单纯相加的总和；公共福祉将成为个体幸福的源泉，远不是公共福祉建立在个体的幸福之上。）
在独立状态之中，理性会引导我们把自身利益汇合成为公共的福利——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普遍的福利远不是和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反而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中它们是相互排斥的；社会法则是一种羁绊，每个人都不肯加之于自己，却想把它加之于别人。“我觉得自己在人类中间担惊受苦。只好要么我使别人不幸，要么我自己不幸。而最爱我的人只能是我自己。” 被智慧所蒙蔽的独立人会如是说。他还补充道：“要想调和别人和我自己的利益，那是枉然。你对我说的关于社会法则的好处的一切话，都可能是好话；比如我对别人的话严格遵守时，我确有把握他们也会对我服从。
但是，在这点上，你能给我什么确切保证呢？而且，当看到自己暴露在最强者所可能加之于我的各种祸害之下的时候，而我又不敢取偿于弱者；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的处境了吗？要么别指望在我这方面有什么克制，要么就给我保证，绝不会发生任何不公正的事情。虽然你可以向我说：放弃了自然法则所加之于我的义务，我的暴行也就等于批准了别人可能对我施加的一切暴行，我也就同时被剥夺了他那种权利。但是，我却更愿意承认我的节制无法对我作出保证。何况和强者一道瓜分弱者，让强者有利于我那也是我的事，那要比正义更加有利于我的安全和利益。”独立而明智的人之所以这样推论，就在于一切主权社会都是这样推论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只顾他们自己的。
对这类言论能有什么有力的答复呢？——如果我们不想用宗教来支撑道德，让上帝的旨意直接参与人类社会的联系的话。但是，智者们有关上帝的崇高概念、构成它所要求于我们的那种真正宗教崇拜的灵魂纯洁的种种社会德行、它所加之于我们的那些美妙的博爱法则，总是脱离群众的。人们总是要把上帝当成一个跟他们自己一样冥顽不灵的人，好以他的名义来保证自己能沉湎于破坏性的、千百种可怕的激情里面去，好向他贡献一些廉价的商品。如果法律与哲学不能约束狂热主义，如果人的声音并不比上帝的声音强，那么，全人类就会瞬间灭亡，整个大地也就会血流成河。
事实上，假如自然法则的观念以及至高者的观念是每个人内心生来固有的，那么他们之间再要公开相互教导，则变成完全多余的操心了。那便会是再教给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人们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反倒更适合让我们把它忘掉。假如不是那样，那么，根本就未被上帝赋予过这些东西的所有人都没必要知道它们了。当为此需要一些特殊的教诫时，每个民族便都会有其自己的教诫，并且人们还可以证明那对他们是仅有的良好的教诫；但随之而来的却更多的是谋害和屠杀，而不是和平与一致。
所以，让我们把各种宗教诫命都搁在一旁吧，滥用它们所造成的罪行，并不亚于运用它们来免除的罪行。这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交给哲学家去审查吧，神学家从来都只是诉之于人类的偏见的。
然而，哲学家又把我带回了人类自身，因为全体的最大幸福也就是他们所具有的唯一热情，所以只有人类才能作出决定来。他们会向我说，个人所应该请教的是公意，为的是能懂得他应该怎样做一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孩子，一个臣民、一个公民。我们的独立人会说：“我在其中确实看到了我可以请教的准则，这一点我承认，然而我还没有找到让我应该服从这种准则的理由。问题在于要向我指明做人公正的好处，而不在于教导我什么是正义。事实上，如果公意就是每个人纯理智的行为，可以在人平静的时刻对自己同类要求于自己的事物，以及一个人所可能要求于自己同类的事物进行推论，那便万事大吉了。但是哪儿会有摆脱自己的人呢？而且，如果他相信保存自己本身就是大自然的首要教诫，难道我们就可以强迫他也这般看待所有物种，从而把他压根就看不出和自己的个体组成有任何关系的各种义务也都加在自己身上吗？以上的情形都是永远存在的。个人利益要求他必须使自己服从于公意，这一点应该拭目以待。
除此之外，既然这样概括出自己的思想来的艺术，是人类理智最艰难而又最迟缓的一种运用，那么，人类的共同点是否就永远也无法从这种推论中得出自己行为的准则了呢？并且，当一桩具体行动需要请教公意时，一个用心良好的人有多少次在运用上或者在准则上犯错误，自以为服从法则却只不过是在追随自己的倾向呀！可是，他将谛听内心的声音吗？他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误呢？但是人们说，那种声音无非就是根据社会内部的判断习惯和感觉习惯形成的，因此就不可能有助于它们确定。
然后，又必须是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涌现出任何类似的热情，其声调竟淹没了他那怯弱的声音并高出于良心之上，从而让哲学家们能够坚持认为那种声音不存在。他将咨询成文的权利原理、各个民族的社会行为、人类敌人的默契约定本身吗？我们终归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难题上，而且它不外是我们依据自己的想象而抽绎出其观念并且在我们中间奠定的那种社会秩序罢了。我们对普遍社会的设想是根据我们对特殊社会的理解的，小共和国的建立让我们梦想着更大的，而我们都仅仅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从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世界公民了。他们用自己爱全人类来证明自己爱祖国，为了可以有权不爱任何人，他们自诩爱一切人。
在这方面，推理向我们所指明的已全部被证实；只需略微回顾一下远古时期，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对人人所共有的博爱以及对自然权利的健全观点，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传播的，并且因为它们在世界上进展得异常缓慢，以至于仅仅到了基督教时代才得以充分普及。我们在查士丁尼的法律中也发现，古代的暴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得到认可的，不论是对已经被宣布的敌人，还是对不属于帝国臣民的一切人，所以罗马的人道也并不比他们的统治权普及得更远。
正像格老秀斯所指出的，事实上，人们长时期都相信自己可以去掠夺、盗窃、虐待异邦人尤其是野蛮人，直至把这些人变为奴隶。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总要问陌生人是不是海盗或贼匪，会不会冒犯他们，因为这种行业在当时被看做是荣誉的，远不是不光彩的。最早的英雄们，如德修斯和赫居里士，是在向贼匪作战，因此自己才不肯盗劫；而希腊人则常是把那些压根并不处于交战中的民族所订的条约称为和平条约。对许多古代民族而言，甚至于对拉丁人而言，敌人和异邦人这两个名词长期以来就是同义词。西塞罗说：Hostis enim apud majores nostros dicebatur，quem nunc peregrinum dicimus.（“凡是曾被我们大多数人称为陌生人的，现在就被称为异邦人。”）所以，霍布斯的错误在于他对人类假设了那种自然状态，并且把本来是罪恶的结果当成了罪恶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在独立的但已变成了社会人的人们中间引发了战争状态。
但是，虽然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虽然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和自然的社会，虽然平等和正义的法则对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之中而同时又屈服于社会状态的需要之下的人们而言，全都是空话，也不能说我们就不会有幸福和德行了，我们已经无可救药地被上天遗弃，被人类给腐化了，哪怕是从坏事里面，我们也要努力汲取出能够医治补救的办法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要以新的结合来纠正普遍结合的缺点吧。但愿我们言辞激烈的提问人能够以成就来评判他自己。
让我们向他指出所谓幸福的那种状态的全部悲惨、所谓健全的那种推论的全部谬误吧；让我们用完美的艺术来指出艺术开始给自然所造成的灾祸的那种补偿吧。但愿他在和他的同类分享自己的生存和福祉时，能学会成倍地增长它们吧；但愿他从更美好的体制里，能看到对坏事的惩罚、善良行为的报酬以及正义与幸福那种可爱的一致吧。让我们以新的情操、新的知识来温暖他的心灵，来开导他的理性吧。如果我的热诚并没有使我盲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有了正直感和强劲的灵魂，那个人类之敌最终便会放弃他的错误及仇恨，引他误入歧途的思想会重新把他带回到人道上来；他就会变得善良、有德、明智，他就能学会喜爱自己已经很好地理解到的利益远胜于自己的表面利益，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就会打造出一支他渴望形成的剽悍队伍。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致辞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
我深信祖国只接受高尚的公民呈上的敬礼，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使自己获得这种荣幸，向您表达崇敬之情。这种荣幸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努力的不足之处。我向来认为，赋予我这种荣幸的是我内心的热情，而不是权力。我有幸出生在这里，因而在我思考人们所创造的不平等和自然赋予人们的平等之时，不至于忽视其最高的智慧：在这个国家，这两者配合默契，完美地结合，以最有利于社会和最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民福祉。在我研究了良知能为政府建制提供的最优法则之后，我为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于你们的国家里而震惊。就算我没有生活在这里，我仍认为有必要把我描绘的这幅人类社会的图景献给你们，因为你们的政府在拥有了所有其他政府已经有的那些优点的同时，还能巧妙地避开它们的弊端。
假如我能选择我的出生地，我会选择一个面积与人们的智力相称的国家，这样它有可能治理得更好。在这里，人们彼此熟悉，无论是密谋犯罪还是谦恭美德都会得到人们的检视和裁决；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职业，而不必将自己的职责托付于他人。人们彼此相知的那种愉悦风气使得人们不是将热爱领土而是将热爱公民当做爱国。
我愿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民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一切政府行为都是致力于为公众谋幸福的，而这只能在执政者是人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我希望生活在英明的民主政府的管理之下。
我愿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这意味着，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每个人都遵纪守法，都甘受这种光荣的约束。这种有益而且舒适的约束，就算是最高贵的人也愿意加诸己身，因为在它之外，他们不必再受任何其他的束缚。我希望，在这个国家外部，没有人能够命令这个国家屈从于他的权威；在国家内部，也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不管一个政府因何而设，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假如有人不受法律约束，那么，其他所有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假如国内有一个统治者，国外也有一个统治者，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分配权力，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服从，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我不愿选择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无论它的法律有多么卓越，新政府很有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所需不符合，或是与它的新公民不相容，或是公民对它不满意，国家就存在刚一成立就发生动荡抑或被毁灭的危险。因为，自由就像那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和醇酒一样，对那些不适合它们的体质虚弱的人，就会摧毁他们的身体或者让他们沉醉，而对适应它们的强壮的人，则可以增加他们的营养，强健他们的体魄。人们一旦适应了主人就很难离开他们，即使已经挣开枷锁，他们也只会离自由更远，因为他们误把那种与奴役对立的过度的放纵当成了自由。
因此在革命之后，他们往往耽于享乐，他们身上只会被这些人套上更沉重的枷锁。即便曾是自由民族的榜样的罗马人，他们在脱离了塔尔干王朝的统治之后也没有自治的能力。因为奴隶制的压迫和塔尔干王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繁重劳役，使他们最开始时也只不过是一群暴民。只有最伟大的智慧才能管治他们，让那些曾在暴政下磨灭意志甚至变得冷酷无情的人们，逐渐习惯于呼吸健康自由的空气，培养英勇的精神，逐渐形成严格的道德约束，最终成为令人敬仰的民族。我愿为自己选择一个幸福而宁静的祖国，它以往的陈腐制度已经在久远的历史中磨尽；它所经历的动乱有助于显示和加强人民的英勇和爱国之情；它所有的公民因为长期习惯于独立决断，不仅值得拥有自由，而且已经是自由的。
我愿为自己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并不强大，不会产生残酷的征服欲望。更幸运的是，它处于的这种地位，能够摆脱被别国征服的困扰。它自由地生存在几个国家之间，每个国家都有兴趣保护它免遭其他国家的侵犯，而且不会有兴趣侵犯它。简而言之，这个共和国能在需要的时候合理地得到邻国的援助，却不会引起它们征服的野心。这样，这个共和国除了自身的发展之外没有其他的担忧，从而能安然度日。人们即使操练武器，也不是因为有保家卫国的需要，而是为了保持自由人所应拥有的英勇精神，和保持他们追求自由的品格。
我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立法权可以为所有公民共享，因为没人能比他们更清楚，在什么样条件下他们可以在一个国家里更好地共同生活。这并非是指我主张实行罗马的那种全民投票制，在那个国家，反而是有志于保卫国家的人和执政者被排斥在制定防卫政策的会议之外，并且因为种种荒唐的矛盾政策，地方法官反而不能享有普通人的那些基本权利。恰恰相反，我认为为了防止考虑欠周和牟取私利的政策，以及最终毁掉雅典的种种危险的革新，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提出法律；应该只有地方法官专有提出法律的权力。在提出法律时，地方法官应慎之又慎，人民在认可法律时应三思而行，在公布法律时还应该郑重其事。那么，在新法把国家搅乱之前，人们就应该有充足的时间来确信，现有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悠久才具有神圣性，被人们尊崇。人们很快便学会了鄙视那些朝令夕改的法律，而政府一旦任由自己以改革为借口无视旧制，就往往会因小失大。
我应当特别避免选择一个治理混乱的国家，在这样的共和国中，人们要么相信他们不需要官员，要么只给官员一些不确定的权力，而由他们自己轻率地执掌法律，管理国内事务。这是雅典共和国衰落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形态的国家或许是刚刚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原始政府的粗糙建制。我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人们乐于有权通过法律，在执政官的提议下，他们集体讨论重大的公共事务，建立高贵的法庭，认真划分行政区域，每年都选举最正直、最有才干的公民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简而言之，在这个国家里，每个阶层都互相尊重，法官身上体现着的是公民的智慧。
就算发生了重大误解，扰乱了公众的平静，人们在错误和盲目中也能保持节制，依然遵纪守法，相互尊重。这标志着并保证了人们之间永远有诚心实意的和解。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这便是我愿出生在那里的那个国家的美好景象，假如上帝再为这个国家增添愉悦的环境，赋予它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以及人世间最美的乡间景色，我将在祖国的怀抱里享受着天赐的宁静和幸福，度过我的幸福人生；我和我的同胞们将在这个美好的国度里和平相处，以他们为榜样，来践行仁爱、友谊等一切美德，因而我在死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正直、善良、有道德的爱国者的美名。
但是，可能是我不够幸运，抑或是我明理太晚，以至于沦落到异国他乡，在不安的动荡中煎熬度日，空自悔恨那些因年轻时鲁莽轻率而失去的宁静生活。虽然没有机会在祖国享受这一切，但我至少在内心深处还蕴藏着这种感情。我的同胞们，我怀着对你们无私、温柔的爱，将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讲出来献给你们：
“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亲爱的同胞们，因为血统和法律让我们紧密相连，所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想起你们时，我就会想到你们所享有的一切幸福。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感受到我在失去这些幸福时的痛苦。我越是思考你们的国家和政治，就越难以想象还有更为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图景。在其他国家，每当讨论保障国家最大福祉的问题时，得出的结果都只不过是设想和计划，最多也不过是讨论可能性而已。至于你们，除了享受无须做其他的事之外，还拥有那么多的幸福；假如你们能够满足于自己的幸福，那就是最完美的幸福了。
你们以武力收回或者获得的主权，已经凭借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延续了两个世纪，并且最终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公正的条约为你们保障了稳定的边疆、国家的安全以及不可侵犯的主权。你们卓越的宪法是建立在最高的智慧之上的，并且被友善而伟大的军队保护着。你们无须惧怕任何战争和任何征服者，因为你们的国家享有安宁，你们唯一的主人便是你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都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正直的法官来掌管的。你们不会为追求浅薄的快乐而丧失真正的美德和幸福，你们也不会太富有，以至于沉溺享乐而丧失活力；你们也不会贫穷到国内生产难以自给，以至于需要向外国寻求支援。在大的国家里只能以最沉重的劳役来维持这种珍贵的自由，而你们却几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
“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它组织得那么完善，那么合理，为了它子民的福祉，为了能够成为其他民族的典范，但愿它永存于世！这是你们唯一需要为此奋斗的，也是唯一需要祈祷的。此后，只有依靠你们保有幸福的智慧（因为你们的祖辈已经为你们创造了幸福，所以不需要你们去创造幸福）才能让幸福得以延续。只有依靠你们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执政官的爱戴，你们的团结，才能使国家长存。假如你们中间还存在着微小的痛苦或者猜疑，一定要及时摧毁它，否则它迟早会成为造成国家灭亡的导火索。
我恳请你们聆听良知的声音，检视自己的内心，试问：在你们之中有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比你们的执政官更开明、更正直、更值得尊敬的人呢？是他们为你们树立了一个简朴、节制、尊重法律、和蔼诚实的榜样！所以，你们应该毫无保留地信任你们的执政官，理智的人们应当给予有德行的人这种有益的信任。试想，既然你们自己已经选出了他们，并且他们也证明了你们的选择是对的，那么，你们所拥戴的人所享有的荣誉也必然成为你们自己的荣誉。你们每个人都应当明白，一旦法律失去效力，它的捍卫者就会失去权威，自由和安全也就不复存在。既然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带上你们的自信和热情，为了职责、真理和权利，去做那些你们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事情吧！
“别让那种对维护宪法来说罪恶而有害的冷漠占据你们的心灵，它会让你们在需要的时候忽视掉那些你们之中最热忱、最明智的人提出的远见卓识，你们一定要让平等、节制和坚强的意志继续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既谦恭又勇敢、既热爱自由又热爱名誉的民族典范。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忠告是，你们要特别提防恶毒的谣言和不怀好意的曲解，因为那些险恶的用心往往比在它支配下的行动更加可怕。一条值得信赖的看门狗，仅仅在强盗来临的时候才会吠叫，使全家人惊醒，并及时戒备；但是我们讨厌乱叫的狗，它狂吠不止扰得人们不得安宁，它那不合时宜的吠声往往使我们在需要时听不到任何的警报声。”
你们，光荣的、尊敬的执政者们！值得被一个自由的民族尊敬的长官们！请允许我专诚向你们献上我的敬意和忠诚。假如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地位，能使处于这个地位上的人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么它将毋庸置疑地被授予德才兼备的人，而你们就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你们是被你们的人民推举到这个位置上的。你们是由能够领导其他民族的人民选出来的，他们的荣耀令你们大放光彩，所以我认为你们优于任何其他政府的官员，这就好比一个自由民族，特别是你们所领导的那个民族，他们以其理性和智慧而优于其他的民族。
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美好回忆。每当想到那个品德高尚的公民，我的内心便充满了甜蜜的感情，是他给予了我生命，而且在我童年时教导我要尊敬你们。我仿佛又看到他在那里，用崇高的真理来滋养心灵，用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在他面前杂陈着格劳秀斯、塔西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以及他赖以谋生的工具。站在他身旁的那个孩子，聆听着慈父的谆谆教导，遗憾的是获益不多。虽然我由于年轻无知，曾经一度忘记了父亲的教诲，但是我最终欣慰地发现，无论一个人沾染上何种恶习，那种充满爱意的教诲都不会被他轻易地完全抛弃。
光荣的、尊敬的执政者们，这便是你们领导下的公民，甚至是最普通不过的居民。他们通情达理，富有学识，但是在其他国家，他们却被称为平民或者工匠，人们错误地对他们怀有鄙视之情。我愉快地承认，我父亲仅仅是他的同胞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在其中并不突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在他的国家里，人们都乐于与他交往，即便最高尚的人也能在这种交往中获益。感谢上天！其实无须我来提醒你们，这样的人是值得他们的长官尊敬的，他们享受着平等的自然权利，并且生而平等，接受过同等的教育。但是，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以及对你们美德的认可，才拥戴你们，甘愿受你们的领导，自然也应得到你们的感激。我对你们的做法非常满意，作为严肃的执政官，你们在对待公民的时候表现得既极度谦恭又大公无私；你们尽心尽力，用极大的尊重和关怀，来回报他们的尊敬和服从；你们谨慎而又公正的行为，让那些应该被遗忘的不幸历史永远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些英明的举动，使得这个公正慷慨的民族乐于尊敬你们，乐于履行职责，并且让那些最热衷于维护个人权益的人变成最拥护你们的人。
文明国度的执政官热爱他们社会的荣耀和福祉是没有任何稀奇之处的，但是，假如那些把自己当做天国的官员，甚至是天国主人的人，也对供养他们的尘世有着极大兴趣的话，这些人显然就会给世人带来安宁。但是，我荣幸地发现了仅有的例外，这里的教士有资格和最优秀的公民并列。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守护者，掌管着由法律确立的神圣信仰；他们能用雄辩的口才和有力的话语将福音播撒进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且能率先实践福音意旨。人们都知道，日内瓦的传道艺术被锤炼得多么成功。但是，因为早已经习惯了传教士的说一套做一套，人们很难相信我们的传教士还普遍具有这么纯洁的基督精神、圣洁的品行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高尚道德。也许只有在日内瓦才能见到一个牧师和学者完美结合的有教育意义的榜样。我把对国家永久安宁的希望建立在衡量传教士才智、克己精神和他们对国家繁荣的热诚之上。与此同时，我怀着尊敬、惊讶而又愉快的心情注意到，他们是那么地仇恨那些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残忍的人们所信奉的可怕信条，那些人是为自己谋私利，却往往打着维护上帝权利的幌子，他们希望自己的血享有特别的尊敬，却丝毫不在意人类的血。
我不会忘了共和国珍贵的另一半，她们会为别人带来幸福，并以其细致和温柔来维护共和国的美德和安宁。日内瓦的女儿们，你们品德高尚、和蔼可亲，正是你们这些女性，一直以来在引导着我们。我们是多么地幸福啊，因为只有在维护公众幸福和国家荣誉的时候，你们才会运用在家中的纯洁权威。斯巴达正是由女性来引导的，那么，日内瓦也该由你们来引导。
试问，哪个粗野的男人可以对一个温柔的妻子口中说出的充满理性和荣誉的话语无动于衷呢？看到你们因节制简朴而焕发出的，仿佛是世界上最美的光彩时，有谁还能不鄙弃空虚奢侈呢？你们的责任便是，用你们亲切纯洁的权威，循循善诱，使我们和睦共处与尊重法律的传统得以永续；用美满的婚姻让离散的亲人得以重聚；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用优雅的倾心交谈和甜蜜而且又有说服力的言辞使得年轻人改正在别国沾染的恶习，要知道，除了从堕落的女人那里学来的轻佻语调和荒唐举止以及对所谓崇高的艳羡外，他们从国外几乎没有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那些所谓崇高其实不过是对奴隶的毫无价值的补偿罢了，和真正自由的崇高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我们自由的甜蜜守护神、忠诚的道德卫士，请继续前行吧，一刻不停地用良知和自然赋予你们的权力来履行你们的职责，捍卫我们的道德。
值得庆幸的是，我将共和国的光荣和公民的普遍幸福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们最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必须承认，共和国即使有这么多优点，它的光芒也没让绝大多数人的眼睛感到眩晕，只追求这些光芒不仅是很肤浅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盲目的追求是幸福和自由的大敌。
让那些浪荡子弟到别处去追求肤浅的快乐，然后在余下的日子再慢慢追悔吧！让妄求者们到别处去品评那些宏伟的府邸、奢侈的陈设、华丽的马车、纵情的聚会以及一切奢华的享受去吧！在日内瓦只有自由的人民，这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追求这些价值的人与追求其他东西的人相比毫不逊色。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我对你们的共同幸福寄予深切的关怀，请屈尊接受我最恭敬的致意！假如因我的内心过度兴奋，以至于不小心冒犯到你们，引起你们不快的话，请务必宽恕我，念及我这一个热心人的炙热真诚，一个爱国者的款款深情。因为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你们过得幸福！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谨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敬意！你们最恭顺的仆人和同胞：
让—雅克·卢梭
1754年6月12日于尚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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