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宣言》的人之一就是孙中山。1896年，孙中山留居英国期间就在大英博物馆读到《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论著。宋庆龄在孙中山一百周诞辰年的纪念大会上说：“在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38]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旧的封建制度崩溃、新的社会道路选择的时代。《宣言》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并最终被确定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这也是历史时代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宣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南，作为人民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精神法宝，始终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引领着祖国和人民向着光明和未来前行。
1.《宣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
《宣言》是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传入中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一句著名而形象的表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宣言》。1918年，李大钊最早撰文介绍《宣言》，在他和陈独秀一起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8号上，他翻译了《宣言》中关于党的基本理论和纲领的内容，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目标简明扼要地做了介绍：共产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个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的策略，是使无产者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科学理论；等等。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多处重点引用了《宣言》的基本思想。文中强调：“马氏与昴格思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39]由此，也可以看出，只有接受和确立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才能在腥风血雨的黑暗中国，以无畏的气概和崇高的使命感，拯救中国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去。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出版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宣言》，纷纷发表文章，宣传和介绍这篇光辉著作。这些著名的中国先进分子还身体力行，力求将《宣言》的思想与当时中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曾说过：有三本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40]在《宣言》的影响下，中国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等，为推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宣言》的指引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在理论上、组织上就是按照《宣言》的风格建立起来的。此后，《宣言》更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有必要一提的是，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直接参照《宣言》而拟定，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讲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具体讲，就是要实现经济方面的生产资料共有，政治方面废除国家政权，社会方面消灭阶级；二是讲目前斗争的策略和任务，就是要以俄为师，组织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三是讲斗争的结果，即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文献应当说是我们党对《宣言》思想的最初应用，对后来党的纲领路线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言》始终是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等各项建设的指导思想。如《宣言》所说的，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此，只有用以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和党员群众，全党的意志才能统一，力量才能凝聚，步调才能一致，党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决定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第一本就是《宣言》。1923年，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党又成立了上海书店，继续出版《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问题及辅助》等著作。
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拟定了“共产党宣言”。这也是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和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道路的实践方案。其中既讲到在党的领导下，红军革命斗争的总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又讲到革命斗争的十大政纲，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联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等等。很明显，这里的十大纲领参照了《宣言》中的十大纲领，但又进一步结合了中国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41]
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就是《宣言》。1943年12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从1943年11月起至1944年4月底，高级干部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结合中国革命经验和教训，对《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系统学习。通过延安整风，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提出，要读《宣言》等五本马列著作。并且说，“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42]在1949年3月13日迎接革命战争胜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党中央又决定，干部必读12本书，《宣言》作为马列经典被放在首位。毛泽东在这次全会的总结中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这12本书在三年之内要看一到两遍。
由于党内普遍的、广泛的、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党的各级干部及广大党员多次精读《宣言》，特别是毛泽东，正如他自己说的：“《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遍通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43]毛泽东这段话再一次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影响最深广的经典著作《宣言》。由此可见，《宣言》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和深刻久远的影响。《宣言》作为共产党人的必读书籍，教育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信仰坚定、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中流砥柱作用。
2.《宣言》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必读的马列主义经典中，《宣言》一直放在首要地位。在新中国成立的60余年里，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曲折和跌宕风雨，在最困难的时候，国民经济甚至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最终，我们党都是从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中，找到了纠正错误、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开拓前进的法宝。
1956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八大报告和毛泽东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依据《宣言》的基本原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精辟地概括出，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样，就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重要理论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开启了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征程。尽管后来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挫折，走了弯路，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左”的错误路线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痛定思痛，从源头上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即党和国家出现“文革”这样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没有按照《宣言》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中国的实践。由此，在《宣言》的指导下，我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事的思想路线，古老的中国又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想完成它就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宣言》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为此，邓小平多次向新老干部提出要“两手抓”，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邓小平还以自己的经验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44]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21世纪。党的十四大报告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的探索。”[45]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46]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47]
罗列一下党的近几次代表大会的有关论述，并不是想要重复大家早已熟知的大道理，只是想要说明，简短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回顾党所走过的探索、创新、发展之路，我们现在坚持和实践的依然是《宣言》告诉我们的理论和思想，能够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依然是世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福音”——《宣言》。党的探索，就是以《宣言》为指导，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中国道路的探索充分体现了《宣言》的重要思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不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多少挫折和困难，社会面临着多少矛盾和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包括党的各项建设及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都不能否认《宣言》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指导意义。没有《宣言》，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这是毋庸置疑的！
3.《宣言》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
《宣言》的光辉思想不仅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之路。自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宣言》的思想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之前，我们的语言是文言文，我们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到近代逐渐衰落。这个思想体系的转变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又主要是从对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传播、研究和运用开始的。中国逐渐开始了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经济改造、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道路自起航就确立了一个正确的历史航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很早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组织和人们的思想文化。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这样写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读与阐发，给予了未来中国文化发展以理性、实践及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开启。这是当时盛兴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宣言》基本思想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目标，自觉地把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目标。这一文化发展目标的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远大理想的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引领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明确写道，要领导农民从事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随着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又于1934年1月提出了“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的任务。中国新文化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投向了工农大众，中国新文化的根基置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自然，中国新文化必将服务于人民群众。
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这标志着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正式形成。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并运用它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毛泽东明确将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科学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乃是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反映。而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种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是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泽东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基本纲领和政策。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的核心思想充分体现了《宣言》的关于人的最终解放的宏远目标。《宣言》揭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8]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首先要从必须实现的最低目标和纲领出发，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文化领域推翻、清除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文化，才能一步步向着《宣言》所阐述的人的最终解放迈进。
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随后，我国在文化艺术领域确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工作方针。1956年1月，毛泽东在我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尽管我们在文化建设中也犯过严重错误，特别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培养“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目标，“三个面向”的文化发展方针；近些年来，我们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新理念和新任务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继承和发展了《宣言》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形象地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段话，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
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立我们新时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基本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我国当代必须坚持的文化发展目标和原则，都是160多年前《宣言》表达的基本思想。无论世界发生了多少变化，只要没有消灭私有制，没有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只要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还横行于世界，《宣言》揭示的科学原理就永远具有指导意义。
有学者总结了自《宣言》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新文化的影响，认为它至少在五个层面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当今学术界有一种新理论，叫做“话语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归根到底是由话语决定的，谁掌握了话语领导权，谁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话语”这个词，通常的说法，指的就是概念体系。我们现在的概念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这些概念及其所构成的话语体系，是“五四”运动以前所没有的。没有这些基本概念，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文化。
这套话语体系主要是由共产党人以及我国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的，而且主要是通过翻译马列著作逐步建立起来的。正是在组织翻译这些经典著作的过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集体攻关，同时借鉴我国学术界其他翻译和研究大家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现代话语体系。由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话语体系，所以我国现代文化中的这套话语体系应当说是比较先进的，反映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二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现代性的东西很少。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进来之后，中国才知道了许多现代哲学知识，例如知道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知道了社会历史的结构，社会发展的趋势、道路，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可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我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图景在“五四”运动以前是没有的。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开大智慧的学问。
三是它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现在我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其他的具体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学科体系，也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很多理论界的翻译家、学者的工作，这个学科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四是它促进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我国今天的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今天的电脑网络等，也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机构的建立、报纸杂志的编辑出版等均是如此。
五是它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尽管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有各种各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大众文化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日常性的特点。所以大众文化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如少先队员、党员、干部、群众、同志、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我们的许多节日，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只有传统的节日，没有这些节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
仔细想一想，我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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