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爱子亲政，教以为君之道

    多尔衮死后一个多月，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举行福临亲政典礼。七八年来人们忧心的事，终于一块石头落地。皇宫内外，诸王、大臣、上下文武百官、后宫众福晋、格格等，无不喜形于色。

    作为亲政典礼的组成部分，是将已故孝端太后升于太庙供奉。因与太宗文皇帝牌位放在一起，所以不能称太后，而称孝端文皇后，十九日入庙礼成，二十二日颁布诏书，布告天下，其中肯定孝端的历史功绩：既光辅太宗，为大清江山奠定基础，又佑翼冲子继承帝位，以宏扬祖业，所以顺治帝奉送给她的谥号全称是：“孝端正敬仁懿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辅天协圣”四字，是其上述功绩的高度概括。

    正月二十三日，确定孝庄太后冠顶东珠与皇帝的相同。还定皇太后仪仗：仪仗中有些器物龙凤并绣，都是具有崇高权势的象征，表明这位皇太后非同一般。二月初十日早六时左右，举行恭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典礼。顺治帝在册文中颂扬圣母功德：她在太宗时，不仅赞襄大业，而且与后宫各妃之间和睦相处；对自己自幼精心照料，谆谆教诲，而且即帝位之后，遇事仍详加叮嘱，为人妻子和母亲，都给天下做出模范榜样。其至德用语言述说不尽，深恩无法报答，特敬告于天地、太庙、社稷，率诸王、贝勒、文武群臣，恭奉册宝，上尊号：“昭圣慈寿皇太后”，祝愿圣母心情愉快，健康长寿。

    礼仪集中体现出孝庄皇太后的功德得到公认和敬重，而且，现在和今后都继续拥有崇高的地位和重大而广泛的权力。

    顺治亲政，标志朝廷大权回到皇帝手中。早在为多尔衮办丧事过程中，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51年1月12日），即命大学士刚林等，取摄政王府所有信符，收贮内库；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取赏功册，收进大内。二十六日，福临要求诸王、议政大臣及各部，“遇紧要重大事情，可即奏朕”，其他诸细务仍令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三位理事王处理，明确收回处理国家政务及旗务大权。翌年三月初六，停止理政三王的理事职责。

    大权回归，孝庄太后母子心中充满胜利喜悦的同时，又有无形的压力。举行典礼时，皇帝颁发的亲政诏书中，首先说自己亲政后，责任“甚重”，恐力不胜任，日夜不安，诚惶诚恐。国家很大，政务繁重，不是我“所能独理”的，要依靠朝廷内外诸王、各级官员等。其次是要求满汉内外文武大小官员，尽职尽责，上下沟通，以便“政举民安”，早日平治。再次是要求人民做好本行业的事，“乐业安生”。

    顺治帝亲政时才14岁，少年天子，肩膀太嫩，难膺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重任。除了年纪轻以外，他还缺乏一个培训和“实习”、实践阶段。早在盛京时，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等，就曾多次疏请选择博学之士，向皇帝“朝夕论讲，及时典学”；入关后，大学士洪承畴等再次建议皇帝学汉语，选派满汉词臣向皇帝进讲六经。多尔衮均不予采纳。在摄政的后几年，摄政王应当带着他参加议政会议和处理国政，当见习生，让他学着做皇帝。而多尔衮却把他放在一边，不向他说、也不允许他过问国事。以致他亲政后，不能“独理”朝政，连阅读诸臣奏章，都“茫然不解”。他必须边做边学，补上这一课。他除掌理军国大事外，夜以继日地发愤读书，学习儒家经典和历朝典章制度等。

    指导他、辅佐他的责任，首先落在他母亲的肩上。一般情况下，皇帝主持和依靠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国事。皇太后不参加会议。顺治在会议前后或遇到难题请教母亲，重要奏疏批呈母后阅览。对于需要皇太后辅佐皇帝掌理朝政一事，朝廷上下已形成共识。为了便于皇太后过问国事，特将内三院衙署移于紫禁城内。这时的内三院大学士有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等人。

    早在顺治帝亲政之前，孝庄太后就经常训示，顺治帝唯命是从，不敢稍有违抗。正如顺治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康熙在《孝陵神功圣德碑》中所称：顺治帝“孝事皇太后，晨兴问安，长跪受教”。顺治帝亲政后，皇太后仍谆谆告诫，无不周详。不但平时耳提面命教导福临为清朝当好家，在重要时刻，还公开给幼帝发布懿旨。就在二月十一日，因上尊号礼成而行庆贺礼的那天，孝庄太后诰谕顺治帝说：

    为天子者，处于至尊，诚为不易。上承祖宗功德，益廓鸿图；下能兢兢业业，经国理民，斯可为天下主。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奸人），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莅政必加以详审刚断，赏罚必得其平。服用必合乎则，毋作奢靡。务图远大，勤学好问，惩忿戒嬉。倘专事佚豫（安逸舒适），则大业由兹替矣！凡机务至前，必综理勿倦。诚守此言，岂惟福泽及于万世，亦大孝之本也。

    这篇诰谕确实是皇帝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纲领，够顺治帝学用一辈子。她告诫顺治如何才“可为天下主”。必须上能继承祖宗功德，更广阔鸿图大业；下能励精图治，管理好国家和百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必须以民为本，任人唯贤，政务详审刚断，赏罚公平；清廉节俭不求豪华，勤学好问不贪安逸，勤于朝政不辞辛劳。真能信守这些，不仅造福于万世，也是尽孝的根本。诰谕平实无华，言简意赅，思想深邃，语重心长。之后，她在实践中辅佐和指导顺治按照这条路向前走。

    总之，重担落在孝庄太后的肩上。好在还有两黄旗大臣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佐，而且不用她出面。两黄旗大臣在皇太后身边，作用显著。别的旗凡有重大事项，都找两黄旗大臣反映、商量，实际是请他们向皇太后和皇上转奏和请示。郑亲王主动站出来，以议政王大臣会议为阵地，协助孝庄太后和顺治帝，处理日常事务，应付突然到来的新形势。

    二 清算多尔衮罪行，结束黄、白旗之争

    多尔衮的问题肯定要解决，目标是一劳永逸，彻底改变两白旗与皇帝抗衡状态，结束长达24年之久的黄、白旗之争，以加强皇权。为了稳扎稳打，不引起混乱，采取分步骤进行的策略。先不直接把矛头指向多尔衮，而集中力量打击现行活动最嚣张的英亲王阿济格。然后再分期分批惩处多尔衮的亲信，清算多尔衮的罪行；并为受他打击的大臣平反、昭雪。至于投靠多尔衮的那几个两黄旗大臣，充分利用他们进行揭发检举，留待最后处理。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顺治亲政的前几天，诸王、固山额真、议政大臣，讨论和硕英亲王阿济格“悖乱”之罪，主要根据是多尔衮死后，阿济格立即召其子劳亲率兵赴喀喇城，去接管本该由多尔衮养子多尔博继承养父掌管的两白旗，还欲接管正蓝旗。其目的是“夺政”。他对理事王博洛说：“原令你们三人理事，现在怎么不议出一个摄政之人？”暗示推举他继任摄政王。两白旗大臣认为：他欲得两白旗，之后“他必思夺权”。

    证据确凿。最后决定将阿济格幽禁，没收原属于他的13牛录，归皇上所属；并把他占有多铎的7个牛录拨还多铎之子多尼。劳亲因率兵参与其父的“悖乱”，应革王爵，降为贝子，夺摄政王给他的4牛录。此外，参与“乱谋”、有牵连的人等，均受到处罚。因阿济格在禁所暴躁闹事，不得不将其赐死。就这样，在哀悼与歌颂摄政王多尔衮的同时，除掉了妄图在他之后继续称王称霸的、他唯一的胞兄。

    同年二月初五日，处理多尔衮的亲信、内大臣罗什等五人。或论斩，或革职为民，家产没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揭发旧主多尔衮，为了避免处理多尔衮时他们闹事，提前将他们搬开。

    处理上述五人后的第十天，即十二月十五日，议处多尔衮。根据苏克萨哈、詹岱、穆济伦揭发，多尔衮生前准备下皇帝穿的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还企图到永平府圈房，以便率两白旗移驻。据此，没收多尔衮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女东莪均给信亲王多尼为奴。何洛会党附多尔衮，陷害忠良，予以凌迟处死，籍没其家。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一日，福临正式下诏，将多尔衮罪状公布中外。其罪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独专威权”，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将诸王大臣官兵攻城破敌剿灭农民军之功，全归于己。

    二是排除异己，任人唯亲，拉拢、培植私人势力。不令郑亲王预政，以其亲弟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王。构陷威逼，使肃亲王豪格被迫害致死；纳其妃；并将其官兵、户口、财产等不归公，俱以肥己。

    三是以朝廷自居，不奉上命，概称诏旨；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侍候皇上，竟令他们每日候命于摄政王府前。超越本分，所用仪仗、音乐、卫从等，皆仿照至尊规格；府第与宫殿相似，任意挥霍国库财物。将原属于两黄旗的皇上侍臣收入自己旗下。诳称太宗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中外。有悖逆之心，“私制帝服”、“欲带其两旗移驻永平”等。

    据此认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其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布告天下共知。据说还有掘墓戮尸之举。

    多尔衮和阿济格手下的亲信大臣，包括率先告密的大学士刚林，也都分别受到斩决、籍没或革职为民等处罚。投靠多尔衮的两黄旗大臣随之陆续遭到惩处。正黄旗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于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以党附睿亲王等罪被处死。镶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议政大臣巩阿岱、内大臣锡翰、席纳布库及正黄旗内大臣冷僧机等，一直拖延到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才予以严惩。其中除拜尹图“念其年迈，免死禁锢”外，其他四人全部处死，没收家产。

    与此同时，平反昭雪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复封太宗长子豪格为和硕肃亲王，立碑表彰，记注军功于册。二月，以其第四子富寿袭封和硕亲王，改号曰显，称和硕显亲王，并参与议政。闰二月初三，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子富尔敦为世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勒度为多罗敏郡王。顺治九年二月十八日，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以示对多尔衮摄政时无故撤销其辅政叔王的平反。过去受多尔衮打击、压抑的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希尔艮、希福等，也都纷纷复职、退还家产，乃至优升。

    还有一位人物情况比较特别，那就是范文程。顺治帝在处置刚林时，因为范文程也参加过删改太祖实录，不得不给他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但他不是多尔衮的同党，又是皇太后拟赋予重任的人才，故不久即复职。顺治九年被任命为议政大臣，成为得此特殊宠遇的汉官第一人。从此，他尽心尽力为顺治帝服务，直至年老乞休，平安度过晚年。

    多尔衮既然罹罪，被没收一切家产，养子为奴，正白旗便收归皇帝直接统辖。正白旗与两黄旗，共同构成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其他两红旗、两蓝旗及镶白旗，为下五旗。顺治帝在没收正白旗的同时，也改变了镶白旗的领属关系。因豪格的正蓝旗属员，绝大部分被多尔衮移入镶白旗，现在物归原主，其子和硕显亲王富寿入镶白旗，统辖其父原正蓝旗的属下。移入正蓝旗的原多铎镶白旗属员，仍属于多铎，由其子信郡王多尼统领。镶蓝旗仍为济尔哈朗统领。正红旗代善的亲王爵位，由其子孙承袭。镶红旗传给代善重孙平郡王罗可铎，同时，顺治异母兄硕塞也入封镶红旗，并逐步掌管旗务，顺治八年晋封和硕承泽亲王。至此，皇帝和他的兄、侄统领和控制两黄旗、两白旗及镶红旗共5个旗，居绝对优势。济尔哈朗统领的镶蓝旗最靠近皇帝；正红旗唯皇帝之命是从；正蓝旗也服从皇上。至此，两白旗中与皇帝对立的势力彻底瓦解，两黄旗与两白旗的斗争画上完满句号。而且此后再也没形成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旗主王公势力，各旗之间、诸王与皇帝之间的抗衡与角逐从此消失。这就为清朝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扫清了道路；为帝室本支皇位继承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一个多世纪以后，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初十日，发布诏谕为多尔衮平反。所复睿亲王爵，由其养子多尔博继嗣，令多尔博之四世孙淳颖世袭罔替。但正白旗并未归还其后代，因已时过境迁，经过雍正时的旗制改革，其他诸王也已不再专主本旗。

    三 认顺治的“玛法”汤若望为义父

    顺治帝亲政后，教导他、指点他的，除了他的母亲，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前章提到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第一次引汤若望觐见顺治帝的是范文程。范文程是一位德智兼备之才，他的引见，必经过深思，或许得到孝庄太后首肯。

    使幼年皇帝肃然起敬的，是汤若望的政治洞察力和不避风险坦诚进言。早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汤若望就提醒他注意他的皇叔父会“专权跋扈”，并且预言他的皇叔会“早死”。无情的事实证实了汤若望的预见。他由衷地感激。在他亲政后主持召开的王公大臣会议上，特意提及汤若望的这些宝贵帮助。

    顺治亲政不久，汤若望向皇帝提出两项建议：一是重建御殿城和修补内外城墙；一是弹劾喇嘛僧徒势力过于强大，建议不要给他们修庙、建塔。福临把汤若望的奏疏呈给皇太后阅览。朝中当权人物都赞成汤若望的意见。皇帝也予批准。可见，顺治帝对汤若望的重视程度。

    这之后不久，大致是顺治八年（1651年）的夏天，皇帝率领贵胄和朝臣赴内蒙古巡狩，只有几位亲王与皇太后留守京城。就在这期间，皇太后身边的人戏剧般地出现在汤若望面前。

    有一天，汤若望的住处忽然来了三位满族妇女，她们自称是汤若望认识的一位亲王的眷属。她们府中的郡主染病，向汤若望求医。汤若望听后推断她的病不严重，就交给来者一面圣牌，说：把这圣物挂在病人胸前，四天之内就会痊愈。郡主照办，病果然好了。三位满族妇女再次前来送钱物表示感谢。

    又过几天，一位蒙古族妇女携带侍女到汤若望的住处，送来一宗更大的款项，作为购买敬神物品的费用。汤若望对她的印象不错，“这位蒙妇为人很诚实”，告诉他，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的母亲，被汤若望治好病的郡主，是皇帝的未婚妻，大婚前，由皇太后照管养育。她还说：皇太后将来要以父礼敬汤若望。“她愿意汤若望以女儿看待她。”或许汤若望始终不知道这位蒙古族妇女的名字，不过，不难判断，能出面说明皇太后身份，转达皇太后重要意向的，应当是皇太后身边侍女苏麻喇姑。

    从此以后，父女之间礼尚往来不断。皇帝大婚典礼，汤若望已花甲之年，竟入宫祝贺，“终日支持”，皇太后关心他的健康，第二天，派人前去问候。为祝贺义女获上尊号，汤若望又特意前往皇宫。皇太后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礼敬，感激不尽，由腕上脱下两只金镯，差宫女送赐汤若望，作为对义父祝贺上尊号的报答，而且按父女的身份，不容汤若望跪领。当她得知义父的庄田需要耕牛时，立即派人送来两头“健壮耕牛”，并问他安好。此后还经常向义父问安，赠送礼品。

    皇太后为什么在福临外出时，主动与汤若望交往？如果只为给未婚儿媳治病，事后给足够的报酬就可以了，不必暴露身份，并建立经常联系。如果推测无误的话，此事与皇帝有关。精明、细心的皇太后，见皇帝称赞、信任汤若望，有就教的意向，觉得事关重大，有必要建立联系，掌握信息，并以良师益友相待。

    据汤若望说，顺治对他也进行过缜密的察访。因对他的独身生活无法理解、难以置信，常不分昼夜派人借口咨询到他的住处暗查，在对他“毫无可非难的贞洁生涯得以确切访明后”，才选他为“师友”、“亲信的顾问”。

    顺治帝用满语尊称汤若望为“玛法”，中文可译为“祖辈”、“长者”等。《汤若望传》说：“玛法”译成德文，应是父师，即尊敬父辈和师傅的称呼。它“包括一位做儿子的，对于他的父亲，一位做学生的，对于他的师傅的一切亲爱敬畏”。想必当年汤若望按德文理解，以为父为师的爱心和为臣为民的尊崇对待顺治；皇帝在汤若望面前，自居于“学子”地位，所以被称为“皇帝学子”。

    皇帝对汤若望入朝有诸多特殊优待，如：谕免行三跪九叩之礼；特许他的一切奏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包括宫室里、太后处、御花园，或游猎的苑囿，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等。不但公事方便，双方接触也很自然。

    福临虽然幼弱，未脱孩子气，但由于政治地位和环境所致，比起同龄人，显得早熟，身心透出的智略非同一般。他作为大国之主，渴望获得知识，要求汤若望解答一切可能解答的问题。如日食与月食的原理，彗星或流星等问题，物理问题，以及关于朝廷各官员的问题，行政问题，或钦天监下级生员有无进步的问题，还有为人品德问题，明朝最末一位皇帝为什么丧失了他的国家等等。汤若望的解答是父亲加师友式的认真、直率而无保留。

    顺治帝还有兴趣从研究中获取知识。有一年的冬天，皇帝召汤若望去游猎苑囿，研究、观察琥珀油采制法，差不多工作了两天。琥珀油是珍贵的药材，皇帝亲手一包一包地称出300包，令内臣一一包好，连带药方赠给汤若望。

    年轻的皇帝有一颗纯真的心，想要把国家的事办好，愿意并请求“玛法”向他说真话，告知他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1655年京城发生瘟疫，皇帝看到人民被灾，做自我反省。一天半夜里，皇帝召汤若望到他住的城外游猎苑囿去，请他丝毫不隐讳地指出皇上个人和政府的过错。汤若望遵旨劝诫皇上，不要把一切事务都委任给内官太监们去办理；要宽厚慈爱，如同慈父一样对待全国臣民。汤若望向皇帝讲星座，引申到自然现象与人间社会的关系，把非常的自然现象，如天灾，解释为上天的警告。皇帝问：“只要我改悔我的过错，那就足以转移天灾人祸了么？”汤若望的回答是肯定的。

    顺治在道德方面的过失，以及“火烈急暴”、任性固执等性格方面的弱点，无人敢向他谏正，汤若望写成谏书，说些规劝的话。皇帝点头认可，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有一天，皇帝问，为什么大多数官吏苟且怠忽职守，汤若望回答说：“他们多是以陛下的行动为榜样的！”皇帝感到羞愧，脸登时发红，但并未发火，而是接受“玛法”的谏正。

    关于朝政方面的事，汤若望的谏言有时直接呈报给皇太后。因为“皇帝身后是他的母后”。他劝告皇太后，以后不要再保护那些僧徒们了，因为她是皇太后、国母，以她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表率，态度不可不慎重。孝庄太后答复说，她需要时间渐次施行；“以后决不容许他们再行干预国家的政事”。汤若望不了解清朝的宗教、民族政策，也许难免有宗教偏见，但正确建议还是被采纳。他听说，西藏达赖喇嘛有一种心愿，想请皇帝当他的喇嘛弟子。汤若望向皇帝陈述：这与国君身份不合，“皇帝与喇嘛应各行其是，各尽其职”。顺治九年（1652年），西藏达赖喇嘛进京觐见皇帝。皇帝打算亲自到离北京有两个月路程的地方迎候。汤若望上了一份长长的谏书，又亲自面奏，谏皇帝不要自失尊严。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也有同类建议。皇帝便改派一位亲王往迎，自己在南苑御园大殿皇帝宝座上接见大喇嘛。这样做比较得体。

    他们相处10年，感情之深厚难以形容；汤若望指点与规劝青年皇帝，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皇太后尊敬自己的洋义父、儿子的“玛法”，并在遇到儿子不听规劝的难题时求助于这位良师益友。

    四 防止诸王掣肘，帮助皇帝巧妙收权

    多尔衮死后，经过全局性的权力再分配，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和其他权力机构一样，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与改组。顺治亲政前的议政王、贝勒、贝子，充其量只剩济尔哈朗、吴达海、韩岱三人。顺治亲政后经过顺治八年、九年续补后，议政王、大臣共计12名。其中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家占4口，在议政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济尔哈朗是唯一的老一辈议政王，以他为议政王之首，主持会议。由于他威信高，权位重，加之其近亲参与议政的人数多，即使他本人不是有意与皇帝分庭抗礼，也不可避免成为诸王的代表人物，处于操纵会议、左右局势的地位。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巩固北方、统一南方，都要靠八旗劲旅。诸王或领一旗，或领若干牛录，属下满、蒙、汉军，人数多者达数万，少者也上千。他们在战场上立功，在朝廷有权。皇帝亲政后，依靠他们，加恩封赏都是正常的。问题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比较大，管事宽，有时甚至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顺治帝的谕旨也曾遭到否决。例如，顺治八年二月初五日，议政王大臣等议处原正白旗大臣罗什、博尔惠、额克亲、吴拜、苏拜等五人。其中罗什、博尔惠论死，籍没其家，其他三人开除宗室为民，籍没家产，夺所属人役。顺治帝认为处理过重，要求诸王大臣重议罗什、博尔惠是否可免死。可是，众议政王大臣又上奏，说：“此动摇国是，蛊惑欺罔唆构之人，天发其奸，不可复留。”皇帝只得如议行。再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九月间，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议政王大臣，为了扩大诸王的特权，把更多的汉人变为奴仆，一再要求修订《逃人法》，主张恢复多尔衮摄政时期的重罚窝主的办法，即将窝藏逃人者，给逃人之主为奴；窝主的两邻流徙；抓住逃人中途又逃，押解者也流徙。皇帝认为这样立法太重，恐坏人借端陷害无辜，命改议。但议政王大臣仍坚持原议。皇帝只好同意。谈迁在其所著《北游录》一书中，称议政王大臣所议为“国议”，“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六部事，皆议政王口定”。可以说，此时是清朝入关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最广泛，权限达到顶峰的时期。

    遇到这种情况，年轻的顺治帝难免心烦，不时要发火。这时，“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帮他解难题。首先劝说皇帝要忍耐，适当做些妥协让步，以求得诸王对皇帝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皇太后还帮助皇帝策划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势的措施。

    皇太极在世时，曾遇到诸王权势过大，与汗（皇）权发生矛盾的问题。通过不断调整及扩充议政王公及议政大臣的数目，有效地削弱了诸王权势。皇太后利用历史的经验，帮助顺治改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分，增加其名额。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所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余人。而且成分广泛化。新增的议政大臣中有敢于积极揭发多尔衮的原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詹岱，也有屡遭多尔衮打击、迫害的原两黄旗大臣鳌拜、遏必隆、索尼等人。除八旗满洲固山额真早已是议政大臣之外，八旗蒙古固山额真也开始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六部满蒙尚书则全部列入议政大臣行列。顺治九年至十三年几年间，内院大学士满洲希福、额色黑，汉人范文程、宁完我也一度参与议政。其他如皇帝的侍从——内大臣、侍卫，以及在王贝勒府掌管事务的长史、甚至无职的旗下闲散人员，也有被列入议政者。这样有利于集思广益和改变个别人独断专行、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局面。

    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三十日，皇帝采取一项极不寻常的举措，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明显是限制郑亲王干预政务之权。三月十五日降谕，宣布罢革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从而排除了诸王左右朝政的余地和危险。但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资历深，功劳大，既忠于太宗皇太极，又忠于幼主福临。顺治帝不忘他的恩情，充分肯定他的功绩，保持对他的尊敬。在“逃人”、“投充”乃至私家贸易等问题上，仍适当做出让步，不把关系搞得太僵，以换取诸王在重大朝政上的支持与合作。

    五 江南战局突变，沉着掌舵化险为夷

    顺治十六年（1659年）年初，清朝三路征讨云南的南明永历政权与张献忠大西军的联合抗清势力，会师昆明，西南战场大获全胜。皇上特颁平定滇黔川桂湖五省恩诏。正当朝廷上下喜庆胜利之际，突然于六月底收到急报：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重要将领郑成功率军再次北征，二十三日攻陷镇江，二十六日进围江宁（今南京），东南大震。消息传来，顿时朝野震惊，人心惶惶。

    顺治帝览奏，惊慌失措，如果江宁失守，东南财赋重地定难保全，北京将受到严重威胁。他还从未经历过这么大的险情。关键时刻，去见母后，说出他的意向：欲放弃北京，迁移首都，率众退回盛京。孝庄太后坚决不允，大清的目标，要统一全国，不但北京不能丟，还要以北京为中心向南发展。她申斥了顺治，指出这是丢弃祖宗功业的怯懦行为，等于将先辈辛苦得来之天下，拱手让与敌人。

    接受了母后的训诫，这位年轻皇帝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在南苑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宣布要统领大军御驾亲征。《汤若望传》描写道：“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决心，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要照这样对待一切的人们，只要他们对于他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的时候。”议政王大臣等不赞成，以为皇上和皇太后仍以坐镇京师为好。皇太后也竭力劝阻，指出这是轻率鲁莽的冒险行为，容易引起人心波动；不如设法调兵遣将，消灭进犯之敌。她还派人请汤若望劝说皇帝打消亲征的念头。

    顺治帝年轻，经历的事情太少，把不稳舵，忽左忽右。孝庄太后跟着太祖、太宗从惊涛骇浪中走过来，懂得战争中胜利与挫败、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都是常有的事。失陷一些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顺治帝冷静下来之后，感到母后和群臣乃至“玛法”的劝阻是对的，遂接受母后建议，组织与调遣兵力，南下作战。

    顺治十六年（1659年）七月初八日、七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皇帝先后派出四路军队，组成一支征剿郑成功的劲旅，浩浩荡荡直驱江宁。

    这些队伍尚未到达目的地，八月初一便传来喜讯，江宁之围已解。因为郑成功围江宁后，迟迟无大动作，贻误战机。正赶上从贵州凯旋的梅勒章京噶褚哈、马尔赛等，统率满兵从荆州乘船回北京，得知敌人围攻江宁，立即顺流而下，星夜前往救援。到七月十五日，又有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自统率马步官兵3000余人、金山营参将张国俊统领马步兵1000名，以及其他一些援兵，陆续到达江宁前线。他们与固守江宁的江南总督郎廷佐、昂邦章京喀喀木等，共商攻战退敌之策，配合作战。七月二十三日，出击告捷。次日满汉官兵再次水陆两路出击，大获全胜，焚毁敌船500余只，追到镇江、瓜洲。敌兵纷纷逃向原盘踞地，九月初回到厦门。一度投降郑成功的地方府、州、县，重新归属清朝管辖。

    捷报传来，顺治喜出望外，降谕嘉奖，令从优议叙有功人员。皇太后在关键时刻，帮助皇帝掌舵，把握方向，正确决策，使局势转危为安。皇帝不能不由衷地感激母亲。

    六 节省宫中银两以纾国困

    顺治帝亲政后，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财政拮据。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国库仅有20万两储备银。官俸（京师各部院文武百官的年俸）银四月支给，共需60万两，说明国库不但是空的，而且还是亏的。不得已，皇帝令取皇宫内库银，按时、迅速发给。官俸银在全国支出中仅占一小部分。要国库负担的，还有全国最大的、最刻不容缓的兵饷。为取四川，仅顺治十年（1653年）陕西增兵，发饷就将近360万两。每年的兵饷也有巨大缺额。据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吏科都给事中的奏章说，现今兵饷年缺额440余万两。此外还有内外王公贵族的俸银和禄米等物，以及赈济灾民、治理江河、接待外使、宫廷开支等。

    全国的统一尚在进行中，赋税收入有限。开支大，而收入少，入不敷出。顺治十年陕西赋入186万两，仅够当年兵饷之半。百姓极度贫困，嗷嗷待哺，不但无法加征，还要减轻人民负担，由国家救济灾民。因此，在征收不足的特定历史环境下，节支的意义更显重要。

    顺治帝亲政，为皇太后上尊号时，皇太后就训导皇帝要以民为本，关爱人民。在全国兵民困苦、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下，善于持家理财的皇太后率先垂范，节用爱民。

    北京及其附近州县，连年荒歉，民不聊生。每有灾荒，顺治帝必及时亲诣慈宁宫，向皇太后奏报灾情。皇太后高度重视自然灾害给百姓造成的苦难，设法予以救济。顺治十年七月十三日，皇太后面谕皇帝：发宫中节省银八万两，赈济满汉兵民。皇帝当即令户部、工部，根据受灾轻重散发，务必使“贫苦之人，均沾实惠，以昭圣母德意”。同时赈济八旗贫苦人，满、蒙每佐领布60匹，棉600斤，米100石。汉军每佐领数减半。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皇帝接连谕告户部：地方灾荒除已减免钱粮外，重灾区需另加恩恤。“兹特命户礼兵工四部察发库储银十六万两。”皇太后闻知，又发宫中节省费用并各项器皿共银四万两。皇帝“又发御前节省银四万两”，共24万两。派满汉大臣16员分赴八府地方赈济。

    顺治十三年（1656年），畿辅近地受灾严重，从夏到秋，淫雨、蝗虫，灾害不断，民生艰难。八月十二日，皇帝到慈宁官，朝见皇太后，奏知灾荒和人民生活困苦情况。皇太后慈谕：“小民如此苦楚，深为可悯，所有宫中节省银三万两，即行发出，速加赈济。”九月初九日，被派去赈济灾民的兵部尚书梁清标即将出发，顺治帝于贞顺门亲自接见，勉励他们“宜仰体皇太后拯救小民至意，务使均沾实惠”。

    顺治朝，孝庄太后曾多次用宫中节省下来的银两赈济灾民，皇帝、朝廷更责无旁贷。致成为传统，一直延续着，乃至影响到康熙、雍正两朝。皇太后的行动，是一种教谕：高官厚禄者，只要少挥霍一点，就可给饥寒交迫的百姓一份活命的衣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举一反三，以小示大，这种仁爱之心，同样适合于别的事、别的人。

    为了渡过难关，皇帝和群臣与皇太后达成共识，采取了一系列节用爱民、缓解窘况的措施，诸如：

    停建边外避暑城。多尔衮摄政时，从国库开支，给自己和兄弟建豪华住宅。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又要在边外喀喇城（今河北滦平）修建避暑夏宫。所需经费，由官民“协力”负担，甚至不惜加派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今江苏、安徽）、河南、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等九省的赋税，即在每年旧额赋税外，新增赋税银250万两。顺治帝亲政后不久，下令户部：“边外筑城避暑，甚属无用，且加派钱粮，民尤苦累，此工程着即停止。”并将其已加派的赋税，顶替顺治八年应征的正额赋税。

    免除地方贡品。地方贡品一般是地方献给皇上的地方特产。因运送路途遥远，劳民伤财，是地方和百姓一项沉重负担。顺治八年正月初八日，即亲政大典前四天，户部呈进陕西汉中府额贡的柑子，皇帝降旨：陕西进贡柑子，虽然属于岁额，但“是以口腹之微，而骚扰吾民”，“朕心殊为不忍”。目前陕西急切需要兵饷，令其将买运柑子的钱粮，用于养兵民。命从今以后，汉中额贡柑子、江南所进橘子、河南所进石榴，永行停止。初十日，又谕户部：陕西织造绒褐妆蟒绸缎，“殊属无用”，令其停止。江西原来进贡额造龙碗，八年正月十四日降旨永停。同月二十四日，谕户部：凡事不便于民者，一律作罢。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鲊（腌制的鱼），以后永免。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十日，谕工部：江宁苏杭一带连年水旱灾害，小民困苦已极，以后除祝帛诰敕等项所用织造外，其余暂停两年。

    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因入不敷出，顺治九年四月初六日，户部奏准，登莱、宣府两巡抚及户、礼、工三部制造等库内监390余人，除留数人外，其余均裁革。之后又裁各道御史20员；裁詹事府官员；裁并直隶诸卫所；裁撤户部制造等库太监55名；清裁工部各监局太监130名、匠役看守军役275名；裁六部司理事官、副理事官等共55员。十年二月，陕西总督孟乔芳奏请裁兵1.2万名，每年可省兵饷31万两，受到皇帝褒扬。由于裁减，吃皇粮的人数相应减少，财政负担紧张状况有所缓解。

    裁减冗费，停罢不急需的开支项目。顺治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帝问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外间钱粮，有没有浪费？巴哈纳等奏：京师建筑用砖，因为山东临清土质坚细，派遣一名官员前去烧造，运到北京，给予脚价。皇帝说：“营造宫殿，京师烧砖尽可应用。”令永行停止临清烧造城砖，撤回派去的官员。此前，还令停止陕西买办皮张，以节省费用，以完兵饷。此后又停止不急需的工程和寺庙修理；裁督抚家人口粮；裁州县修理察院、修宅等项银两；裁江宁、杭州、西安、汉中驻防满洲汉军兵丁每年多支付的米粮；停止派人去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催督，以节省往返费用。

    经过上下一致努力，财政状况有所好转，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户部向皇帝报告的收支状况中，国库已有余银260多万两。虽然因为战争在继续，财政尚未根本摆脱困境，但节支成绩值得肯定。随着管辖区域逐步扩大，赋税增加，前景看好。

    顺治朝，尽管国库如洗，然而，并没忽视蠲免灾区人民的赋税。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皇太后捐银赈济京畿灾民后的第10天，顺治帝谕户部，蠲免顺天府的钱粮，指出：受灾的广大黎民，救死之力尚且不足，若以国赋急需，责成他们照旧输纳赋税，他们可能被迫离开家园，迁徙、游荡。这“恐非所以仰宣皇太后特施拯恤之德意”。你部速将顺天府属各州县灾伤情况，调查清楚，分别轻重，酌量蠲免。

    由于皇太后和皇帝的高度重视，中央及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这次顺天府的赈济灾荒与蠲免钱粮的工作得以圆满完成，保证了人民的生活和京畿地区社会的稳定。

    在此前后，自福临亲政始，朝廷就屡颁恩诏，蠲免钱粮。其中，有喜庆之日蠲免积欠，如顺治八年，豁免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顺治十一年豁免顺治六年、七年两年民间拖欠钱粮。顺治十五年豁免顺治十年、十一年两年民间未完钱粮等。还有，因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时，随时蠲免。如顺治十年三月，蠲免山西被叛军践踏的岢岚等74州县六年全部逋赋；蠲免直隶蓟州、丰润等11州县九年水灾额赋等。

    据说，中国直到明朝还没通行育婴堂。顺治帝听讲官进讲，受到启发，特下令严禁溺女婴。于是，以育婴为善举的风尚兴起，然而并无正式机构和常设官员。后来还是孝庄太后用内帑捐助，首次颁发禄米。满汉诸臣，闻风仿效，纷纷输助。没几年时间，由京师到郡县，“育婴之堂，遍天下矣”。

    一系列的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孝庄太后那颗慈母心。她深深地关爱自己的儿子，也深深地关爱百姓。她用仁爱之心帮助青年皇帝掌理朝政，同时也养成了皇帝的仁爱之心，使顺治帝成为当之无愧的仁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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