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太后与皇帝在朝廷大事上非常和谐，既是母子，又像师生。但对汉族文化的态度，曾有分歧。“顺治好汉语、慕华制”，而皇太后则“甚厌汉语”，儿辈学习汉俗，就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加以禁抑。皇太后是从太祖时期过来的人，她牢记满蒙联盟、互相吸取带来的发展和辉煌；而与汉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戒备森严，即使没有战争，也要防止被汉化。到了关内，大清成了全国的朝廷，汉人已是为数众多的属民，争取汉人，熟悉汉文化，成为清王朝刻不容缓的大事。皇太后转这个弯需要时间。
如何对待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是皇太后与皇帝在选择皇后、皇妃问题上产生矛盾的根源。进关之后，皇太后生怕小皇帝与汉族姑娘接触，产生兴趣，给她娶进一位“三寸金莲”、发髻盘在脑后（满族妇女的发髻盘在头顶）的汉族儿媳妇。于是降谕：不许缠足妇女入宫，“有以缠足妇女入宫者斩”。并将这个谕旨写在木牌上，悬挂于皇宫北门——神武门内。为巩固满蒙联盟，继续推行满蒙联姻政策，并亲上加亲，在她娘家为儿子选后妃。而且，未与儿子商量，请摄政王多尔衮出面做媒，将自己的亲侄女、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乌克善之女聘为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七日，即福临举行亲政大典之后的第五天，他的舅舅乌克善，送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到京，理事三王以及众内大臣，秉承皇太后的意图，奏请于二月内举行大婚吉礼。不料皇帝竟断然拒绝，降旨称：“大婚吉礼，此时未可遽议，所奏不准行。”女方人已经送上门来，男方连婚期都不定，没有先例。皇太后只好暂留侄女在后宫，另定大婚日期。
八月初二日，乌克善偕王妃，第二次前来送亲，到达北京。亲王以下，尚书以上，及亲王、郡王妃等，同出朝阳门迎接。当即设宴接风洗尘，也算得上热情隆重。可是，与当年乌克善送妹妹布木布泰与皇太极成亲相比，就显得大为逊色了。乌克善会记忆犹新，新郎、满洲四贝勒皇太极亲率迎亲队伍，北行迎接，双方相会于沈阳北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及福晋出城10里相迎，人欢马叫，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气氛至为热烈。这次新郎官福临根本没有露面，与正月那个软钉子联系起来，不能不令人感到冷淡。它表明福临直到这时，仍不情愿接受这桩婚事。
孝庄太后与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以及有影响的王、贝勒们，共同对小皇帝施加影响，从坚持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巩固大清国的统治，捍卫爱新觉罗江山的大局方面，晓以大义；指出：绝对不能由于退婚，开罪于科尔沁，自毁长城。总而言之，这桩婚事，不管你皇帝是否愿意，都必须顾全大局，成其好事。福临只得奉命举行大婚典礼。
八月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举行隆重的皇帝大婚典礼，册立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乌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顺治帝皇后。一切过场都十分周到，将大婚吉礼顺利完成，小皇帝总算给了母后好大情面。
可是，自幼任性的小皇帝，婚后仍然不愿接受母亲包办的婚姻，“另居侧宫”，长期不与皇后见面。好歹挨过两年，便产生了废后的念头。
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二十四日，谕令礼部、内三院，查阅前代废后事例上奏。内三院大学士们见到谕旨大为震惊，认为事关社稷安危，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等，都堪称贤主，均以废后一节，成为盛德之累。不得不立即上疏劝谏。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行事。
顺治帝立即降旨驳斥。然后向母后禀报了废皇后的打算。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式颁发废后决定。
诸王大臣秉承皇太后的意旨，千方百计争取皇帝回心转意，于九月初一日，提出一个补救之策：仍以皇后为正位中宫，再选立东西两宫。小皇帝毫不退让，横下一条心非废掉皇后不可。
提出五点理由：一是幼年时睿亲王多尔衮以亲戚关系订婚，未经过选择；二是皇后无能，不胜母仪天下重任；三是册立之始，就“志意不协”，婚后感情不好，“另居侧宫已经三载”；四是皇后极度奢侈，服饰莫不以珠玉缀饰，餐饮必用金器，任意糟蹋财物，“无益暴殄，少不知惜”；五是皇后心术不正，特别嫉妒，凡见到容貌稍好的女人，“即憎恶欲置之死”，对皇帝也处处“猜防”。对于皇后容貌举止没有异议，夸赞她“容止足称佳丽，亦极巧慧”。
其中第一点，把包办订婚未经选择，归罪于多尔衮，显然是不想把母后公然摆在对立面，用诿过于人的办法，掩盖他与皇太后的矛盾。其余几点归纳起来不外是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是小两口感情不和；一方面是皇后的德、才都不配皇后的地位。特别是嫉妒心重，与一夫多妻制不相容，在古代社会，是休妻的重要根据。
最后还是皇太后让步。她对于皇帝三年另居侧宫，不与皇后合房很是无奈；儿子“郁慊成疾”，容颜渐悴令她心疼；几经苦劝，皇帝仍不改初衷，便降谕此事由皇帝自己裁酌。议政王大臣等见皇太后谕允，也于九月五日奏报再次会议的结果说：“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顺治立即降旨废皇后，降为侧妃，改居侧宫。
转眼八个多月过去，孝庄太后又张罗为儿子物色皇后。她的目光还是离不开自己娘家科尔沁的姑娘们。这次看好了娘家侄子绰尔济的女儿、自己的侄孙女。绰尔济直到顺治九年才被封为镇国公，家境一般。在这样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毛病毕竟少一些。这位侄孙女崇德六年（1641年）十月初三日生，比顺治帝小三岁，年貌相当，性格又好，便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初三日，先聘为妃。六月十六日，册立为皇后。后来被称为孝惠章皇后。
这次册封皇后，仍按当时的规矩，完全由圣母皇太后一手包办。不过，这次没见顺治帝有抗拒行动。看来他是比以前学乖了。公开顺从，暗中消极对抗。尽管奉命将新皇后娶来，但还是不予理睬，无异于打入冷宫。不到四年，又要废皇后，拟由他心爱的董鄂妃取而代之。皇太后坚决不允；董鄂妃长跪不起，请求：千万不要废皇后！否则“妾必不敢生”。顺治帝才不得不收回成命。
顺治帝的后妃至少在30人以上，有文献记载的共有20位。早在顺治五年，清廷上谕：“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允许满汉通婚。皇太后的防范被打破，不许缠足女人入宫的牌子也自动撤销。所以顺治和他的祖父、父亲不同，纳有5位汉人后妃。20位后妃中，满族9位，蒙古族6位。在这6位蒙古族后妃中，有2位皇太后娘家侄女、2位皇太后娘家侄孙女。蒙古族后妃，地位高，没有一位是庶妃，但全都终生没生育子女。顺治的8子、5女中，除1子为董鄂妃所生外，其他全是庶妃所生。康熙生母佟佳氏，当年是庶妃，康熙即位后才晋封为皇后。顺治帝二子福全的生母董鄂氏，原来也是庶妃，康熙十二年圣祖尊封为宁悫妃。可见顺治帝与这些庶妃更密切，或许他选择庶妃有较大的自主权，能娶他喜欢的姑娘。
孝庄太后与顺治帝福临之间，在婚姻观上存在着尖锐矛盾。孝庄太后凡事从大局出发，考虑朝廷的利益，注重满蒙联盟。但她不理解儿子对爱情的追求。这样做，符合封建统治者政治婚姻的规律，如恩格斯所分析的，他们娶妻乃是一种政治行为，乃是一种借新的联姻以增进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朝廷的利益。皇帝地位最高，自由最少，他个人的一切、包括婚姻，都要服从大局。顺治帝不顾一切地追求理想中的爱情，使自己陷入无尽的烦恼和苦痛中，也给母后、家族、朝廷制造了许多麻烦。
二 红颜薄命的董鄂妃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写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诗句。用来比喻顺治对董鄂妃的宠爱一点也不过分。
董鄂氏（约1639—1660年）入宫后封为贤妃，晋为皇贵妃，简称董鄂妃。
清代民间传说，有时将秦淮名妓董小宛附会为董鄂妃。说是洪承畴招抚江南时，慕名劫得董小宛，但小宛誓死不从，只好将她献给顺治帝，后来竟成为皇帝的宠妃，海誓山盟，恩爱无比。又因洪承畴设计挑拨，小宛被皇太后遣发出宫，避居西山玉泉寺，后失踪成仙云云。情节生动，富有传奇色彩。然而并不真实。
据史载，董小宛确有其人，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死于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日。为明末秦淮名妓，名白，后为冒襄之妻。清兵南下时，辗转于离乱之间达九年，因劳累过度而死。董小宛比福临大14岁，比董鄂氏大15岁。董小宛是汉族，而董鄂妃则是满族，系正白旗内大臣鄂硕之女。
董鄂氏原是一位有夫之妇，而且是三品以上大员的妻子。清代有三品以上大员的命妇入侍皇后及王、贝勒福晋，贝子、公夫人的制度。董鄂氏通过入侍皇后或其他妃嫔，得以入宫与顺治帝相识，两人一见钟情。
但她到底是谁的妻子？目前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看法：多数认为是顺治帝的异母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主要根据是魏特著《汤若望传》所载：“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而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仅从这段叙述还看不出这位军人是谁，另参照《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三日，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逝世，年16岁。七月九日，礼部择吉日于八月十九日册妃（董鄂氏）。顺治帝以和硕襄亲王刚去世，不忍举行册封礼，命八月以后择吉日举行。以后的记载中，决定立董鄂氏为贤妃和皇贵妃时，也于同日或先期祭告襄亲王。由此分析董鄂妃与襄亲王必定有某种关系。襄亲王是满籍，从广泛意义上讲也可称为军人。
也有人从《汤若望传》上述记载得出另外的结论，认为那位军人不可能是襄亲王。主要理由有二：第一，通读《汤若望传》，满洲“军人”与满洲“王公”之分，十分严格，各有明确的含义，不能混为一谈；第二，顺治帝于十二年封15岁的博穆博果尔为襄亲王，仅仅因为他是先帝之子、自己之弟；他并无任何军功，还不能说是“满籍军人”。由此判断董鄂氏不是襄亲王福晋，只能按《汤若望传》的记载，认定她是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这位满籍军人是谁，已无从考察。但肯定是三品以上的将领。因为按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命妇，才能按期入宫随侍后妃。[1]
笔者以为，上述第二种见解更为合理。需要补充的是：第一，按清制，亲王福晋是受三品以上命妇侍候的，并不去随侍别人。因而入宫随侍后妃者，不可能是襄亲王的福晋，只能是三品以上文武官员的命妇。第二，三品以上官员为数众多，都统与佐领之间的参领就是正三品官，因此汤若望才不知道他的姓名。第三，汤若望对顺治道德、作风方面的缺点反映得比较详细，毫不隐讳。如果董鄂妃是顺治的弟媳、襄亲王的福晋，汤若望不会不知，既知就不会替他隐瞒，而且很可能有激烈指责的言论。至于与册封董鄂氏同时致祭和硕襄亲王，也许是这两件事距离太近，顺治觉得弟弟死后不久自己办喜事于心不忍；也许只不过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对于顺治帝的这桩婚事，孝庄太后刚开始时很不赞成，一再阻拦。她不愿意儿子背上一个“夺人妻”的丑名。事情既然由命妇入侍引起，便下令停止入侍之制。所以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初五日，顺治帝奉圣母皇太后的懿旨，将随侍皇后和王、贝勒福晋，以及贝子、公夫人的命妇，“俱著停止”。指明其目的在于“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
停止命妇入侍后妃，并未能中断顺治帝与董鄂氏的来往。于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二十四日，礼部又秉承皇太后的意图，建议举行册封妃嫔典礼，以断其接纳董鄂氏入宫的念头。结果惹来顺治帝的愤怒和申饬。又过了两个月，大约在闰五月下旬，皇太后亲自出面，谕内大臣鳌拜等，令启知皇帝：妃嫔尚未册立，应照例举行。顺治只好画“可”，命于八月以后择吉日奏入。
皇太后提出一位东宫皇妃人选，认为在广西牺牲的定南武壮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淑顺端庄，堪翊典范，宜立为东宫皇妃。皇太后不忘为大清献身的功臣孔有德，将孔四贞养育宫中，视为自己的女儿。这次欲以忠勋嫡裔为儿媳，封东宫皇妃，使之有一个好的归宿，儿子娶一位好媳妇，一举两得。但顺治心中已有意中人，坚持拒绝。孔四贞也不想嫁顺治，因在宫中久住，这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便申明幼年早已许配其父部下将领孙龙之子孙延龄。既然两人都不同意，也不能勉强。皇太后以豁达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否则她以皇太后的身份指婚，谁都得服从。
皇太后阻拦皇帝与董鄂氏婚事的一切措施皆属徒劳，又被顺治帝纠缠不过，才勉强同意，或者确切地说不再阻止。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六日，举行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的仪式，赐给她册宝、仪仗。典礼十分隆重，几乎与封册皇后相近。而且破例颁诏大赦天下。按《清会典》定制：册立皇后礼成，颁诏天下；册封妃嫔并无颁诏规定。这次是人特殊，情特重，恩诏特颁，颇有欲以她取代皇后的势头。如此破例违制操办一桩众人存疑的婚事，首先就使皇太后无法赞成。册文中虽然也说：“兹仰承慈命，立尔为皇贵妃”，但孝庄太后并未参加册封典礼。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七日，董鄂妃生皇四子。之前顺治已得三位皇子：长子牛钮，2岁死，次子福全，5岁，三子玄烨，4岁，均庶妃所生。四子为皇贵妃所生，高贵一格。皇帝有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第二天给礼部的亲笔《朱谕》中，竟称之为“朕第一子”。礼部官员也跟着称“恭惟皇第一子生”。所谓“朕第一子”，也就是“皇太子”的意思。然而，这位皇四子仅存活了104天，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二十四日夭亡。顺治帝倍加“感伤”。为了安慰董鄂妃，他竟追封这个仅活百日尚未命名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并在京东蓟县的黄花山下，专门修建一处荣亲王陵寝，一应规制齐备，设守备一员、千总两员、守兵百名，防守巡护。顺治帝亲手撰写和硕荣亲王墓志文，刻于碣石，安放墓中，上有“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及生卒年，追封和硕荣亲王等内容。
董鄂妃不仅是一位绝代佳人，而且善良贤淑，顾大局，识大体，才、智、教养，均属佼佼者。面对宫廷生活的特殊复杂情况，为了避免因皇帝的专宠带来误解和冲突，她谨言慎行，努力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和所有的人处好。爱子死后，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强行支撑着。
董鄂妃自从入宫，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皇帝的起居。朝政方面的事，她虽不介入，因她善解人意，能及时发现皇帝的心情变化，进行安慰，为皇帝排忧解难，也曾奉献一些良策。如：皇帝审批刑部秋决疏，犹豫不忍下笔，她问明原因，恳请说：“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皇上宜慎重，尽可能宽大，与其失之枉杀，不如失之漏杀。顺治称赞她“以宽大谏朕如朕心”，志同道合。此后审案越加详慎。皇帝深夜阅奏章，她一旁侍奉，有些奏章，属例行公事，皇帝不细看，她便建议细阅，以免有疏漏。顺治视之为贤内助。
以董鄂妃的智慧，她能知道皇太后和皇后心里想什么。她的成功在于从不抱怨婆婆偏爱皇后，倒是用心去化解因皇帝偏爱自己给皇太后和皇后造成的误会。她孝敬皇太后，十分殷勤，不亚于亲生子女。到皇太后宫里，“左右驱走，无异女侍”。顺治十四年冬，皇太后住在南苑，“圣体违和”，董鄂妃朝夕奉侍，废寝忘食。以致皇太后竟离不开她，“出入必偕”，她不在身边，皇太后便心情不佳。顺治十五年皇帝要废皇后，董鄂妃不仅恳请皇上收回成命，协助婆婆平息了这场风波，而且为皇后鸣不平，要皇上多体谅皇后的苦衷。皇后患病她前去照料，小心翼翼地守候五昼夜，并诵读书史、谈心，以解其心中的烦闷。其他妃嫔有病，她也去探视。总之，尽一切努力，促使后宫和睦。她成了纠正顺治在感情上的偏颇、挽救他和皇后关系危机、弥合皇帝家庭裂痕的关键人物。皇太后心中的牵挂和期望得到了满意的回应，所以特别喜爱这位儿媳。
顺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死。董鄂妃如五雷轰顶，心碎肠断。久病不愈，一拖就是三年。虽“容悴身癯”，仍勉强坚持，“诸事尤备，礼无少懈”。直到卧床不起，已临近危亡时，皇太后派人来问安否，仍回答：“今日少安。”顺治听到，很不理解，问她：都病到这般地步，怎么还说安呢？董鄂妃说：不可以我的病使皇太后担忧。我死后，自然就知道了。顺治越发爱怜交加。
董鄂妃留下了她的临终遗嘱：我身体很疲乏，“殆将不起”，但自我感觉良好，“亦无所苦”。唯独皇太后和皇帝待我的厚恩，不及报答；我死后，皇上圣明，以祖宗大业为重，且皇太后在上，请节哀自爱；可是皇太后必深伤悼，如何是好？想到此，我心不安！还嘱咐死后丧事俭素，束体不用华美珍丽之物，与其虚糜无用，不如施与贫困之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这位年仅22岁的贤智佳人撒手人间，与痴情郎君永别，与千古绝唱的爱情永别，也与埋在心底的苦痛永别。
顺治帝失去唯一的红颜知己，痛不欲生，辍朝五日，亲自守灵。八月二十一日，谕礼部：“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破例追封董鄂氏为皇后，谥号多达十二字：“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痛悼怀念之情，无以倾诉，这位皇帝挥起御笔写下洋洋4000余字的《端敬皇后行状》，盛赞董鄂氏的美德。还命大学士金之俊为董鄂氏作传。皇帝批奏，向来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通常只27天。顺治帝为了表示他不尽的哀思，用蓝笔批本的时间特别长，从8月至12月，长达120天之久，在清朝历史上独一无二。
董鄂氏生前受顺治影响信奉佛教，因此皇帝召在京的湖州（今浙江吴兴）报恩寺禅师溪森为之主办丧事。108位僧人，白天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大小官员都到场，极其隆重铺张。举殡时，命八旗二三品官员轮流抬棺，并令30名宫女和太监为之殉葬。
我们回顾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宠妃海兰珠生皇八子，皇太极喜出望外，称之为“皇嗣”，大肆庆贺；翌年皇八子夭折，随后海兰珠死，这位皇帝悲痛欲绝。历史竟出奇的相似，好像在重复着同一个故事。不过，皇太极成熟得多。而福临则缺乏理智。他本身是一位比较节俭的君主，可是为了一个孩子和爱妃，竟如此兴师动众，铺张浪费，显得过分和反常。
三 劝阻儿子入空门
董鄂氏之死，顺治帝为哀痛所致，竟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此后皇帝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僧徒，“如果没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汤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汤若望传》披露的这些情节大体符合实际。
顺治皇帝曾要出家的消息，传来传去走了样。说是顺治帝于董鄂妃死后，遭受打击，心灰意冷，出家为僧，清廷假称他崩逝。后来康熙帝陪同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一再临幸五台山，就是为了去看望顺治帝。此传说经学者多方考证已完全澄清：顺治临终之前笃信佛教是真；出家去五台山为僧是假。
顺治帝亲政之后，励精图治，欲以文教治天下，常与儒臣讨论治国之道，对佛教并不崇信。汤若望有意吸引他信奉天主教，也未能达到目的。
从十四年（1657年）起，顺治帝开始对佛教感兴趣。这件事与宫中太监有关。清朝在关外时，太监极少，只充杂役，成不了气候。明清交替之际，明朝宫中的太监被赶出皇宫，到处漂泊。后来又一批批地收回宫中，人数达数千之众。他们与僧徒结合，对皇帝施加影响。这年年初，顺治帝去南苑，途经海会寺，曾召见暂住该寺的佛教禅师憨璞性聪。后又将其召入宫中，表示要学佛法。憨璞奉承说：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是天下至尊。顺治听到阿谀之词，满心欢喜。憨璞又竭力巴结太监，由太监推崇，而蒙受皇帝宠信，被敕封为“明觉禅师”，多次被召，与皇帝谈论佛教。从此，皇帝信奉佛教，并且引导董鄂妃信佛，但并未沉迷。
顺治在爱子夭亡、宠妃病魔缠身，而极度苦痛、困惑之时，向佛教寻求安慰和解脱。憨璞借机向顺治帝推荐江苏出生的著名高僧、湖州报恩寺住持玉林琇（1614—1675年）。玉林琇应皇帝宣召于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入京，向皇上展示其高深禅理，巧妙奏对，博得皇上的倾心。皇上亲往玉林琇馆舍请教佛道，并请为自己起法名。玉林琇拟十余字进览，顺治自择痴字，其上冠以行字，即“行痴”。玉林琇俗名杨通绣，号玉林。“行”是“通”字的下一辈，即弟子辈。顺治帝对玉林琇以禅门师长相待，自称弟子；与玉林琇诸弟子，以法兄、师兄见称。皇帝封玉林琇“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没有多久，即同年九月，与玉林琇同辈的著名高僧、广东茶阳人木陈忞应召来京，滞留八个月。在京期间，极受皇上崇敬，下榻于万善殿，被封赐“弘觉禅师”尊号，皇上以师礼相待。皇帝曾与木陈忞交谈过出家问题，说：每到寺庙，见那里“明窗净几”，就流连忘返。想必“前身的确是僧”。又说：财宝妻子儿女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我对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使妻子儿女，觉得也是“风云聚散”。“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木陈忞不支持皇帝出家之念，力陈帝王为国为民是大慈大悲。“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修行不到诸佛地步。所以，他劝皇帝万勿萌此出家修行念头。皇帝“以为然”。
顺治帝的出家愿望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消极与无奈。皇四子死，董鄂妃久病不愈，他时刻担心发生意外；国事、家事集于一身，他深感心力交瘁，身体难支，故想逃避。可又想到母亲，母亲历尽艰辛始有今日，怎能忍心丢下她，并把这一大摊子家国事扔给她，而跟老和尚去躲清净？此时的皇帝，在十字路口上徘徊。木陈忞的劝导是有益的。
皇太后竭力设法打消儿子的出家念头。汤若望从旁协助。当他看到“皇帝学子”倾心佛教，不惜花费精力、财力于佛事，便呈递一份严重谏正的奏疏，以“使这被眩惑的人再恢复他的理性”。皇帝也曾赞赏“玛法”的谏正是对的。
但是，董鄂氏死后，顺治帝实在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以至万念俱灰，竟公然闹着要出家当和尚。消息传出，举朝震惊，皇太后再三规劝，皇帝不从，并召溪森为他举行剃发修行仪式。这时“玛法”的谏正已不再管用。
说来也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入京，据说是奉皇帝之召前来“证道”的，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抵京。皇太后及朝臣，在其中做了什么工作，不得而知。他是一位明白人，懂得事态的严重性，皇帝被视为天子，百姓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皇帝，一旦皇帝出家，百姓惊慌，大清的敌人借机起事，政局动荡不安，本寺罪责难逃。于是，当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以火刑处罚为皇帝净发的弟子溪森。他命众人堆积柴薪，准备将溪森架在上面，活活烧死。顺治得知，立即谕告玉林琇，自己要蓄发留俗，以求免溪森一死。一场皇帝出家当和尚的闹剧中途停演，皇城恢复了它往日的宁静。
真正打消顺治出家的意念，需要激发起他内心的巨大力量。当天玉林琇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在方丈室与皇帝见面。顺治帝仍谈想出家之事，并找到根据：说释迦牟尼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国王的太子，毅然舍弃皇嗣地位，出家修行，成为佛教创始人；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儿子，经高僧指点，皈依佛门。他们的共同点是放弃皇位继承权和王室的优越生活，而出家当和尚。有此先例，顺治觉得理直气壮。玉林琇知道顺治是个孝子，劝谏时特别强调要顾及母亲，说：不论从世法还是从出世法而论，你都必须当皇帝，“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并保护佛教。特别把“安圣母之心”摆在首位，说到了皇帝内心的痛处，呼唤起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爱妃死而不能复生，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母亲在，不能去！他“欣然听决”，断了出家之念。
为了彻底阻绝顺治出家的后路，让他最宠信的太监吴良辅做替身，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外法源寺）削发为僧，顺治前往亲视吴良辅削发。
四 顺治英年早逝，八岁玄烨继统
顺治帝少年英俊，多愁善感。14岁亲政，勤政爱民，日理万机，尤苦读圣贤之书，常废寝忘食，故身体羸弱，健康不佳。董鄂妃死后，他朝思暮想，终日郁郁寡欢，健康状况急剧下降。
董鄂妃死后四个多月，顺治染上在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天花，时值顺治十七年年底，十八年元旦不视朝，免行庆贺礼。但从顺治于正月初二日，到悯忠寺观太监吴良辅代他削发为僧仪式看，可能仅感不适，病情表象不重。但天花最怕风寒，此行会引起病情加重。正月初四日，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病，实际病情已经开始恶化。
大清朝廷，自皇太后至文武百官，满朝上下，都知道成年人出天花的后果，预感大难临头，不得不预备后事。最紧要的当属确立皇位继承人。《汤若望传》对此做了如下记载：
一位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立促皇帝做这一件事。皇帝想到了一位从兄弟，但是皇太后和亲王们底见解，都是愿意皇帝由皇子中选择一位继承者。皇帝使人问汤若望底意见。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底一方面，而认为被皇太后所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承者。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按：应指周岁）的皇子为帝位之继承者。当时为促成这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幼年）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恐怖的病症。这位被选择的皇帝，后来在康熙年号之下，竟成了中国最大君主。
可见，选择玄烨为皇位继承人，是皇太后的主意。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六日夜半，福临感到生命垂危，大限迫近，急命太监传谕学士王熙并原任学士麻勒吉速到养心殿，降旨一一自责；定皇三子玄烨，命立为皇太子；并谕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令依据以上内容起草遗诏。麻勒吉、王熙遵旨于乾清门连夜撰拟，交付侍卫贾卜嘉进奏皇上。顺治挣扎着将麻、王二人起草的遗诏修改三遍，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最后定稿。之后说：“诏书着麻勒吉怀收。俟朕更衣毕。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又挨过一个白天，到初七日夜子刻（二十三时至次日一时），顺治帝驾崩于养心殿，年仅24岁。
失去爱子的皇太后，痛不欲生。诸王大臣恳请再三，她难以捐弃幼小爱孙，才再一次“勉留此身”。正月初八日，清王朝正式为顺治帝办丧事。十四日，举行“小丢纸”仪式，她身着黑素长袍，在全身缟素的宫女们的服侍下，来到乾清门台基上，面南手扶石栏而立，哭得撕心裂肺。女人最苦莫过于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她无一幸免。爱子是她的希望和依靠，好不容易成长到能得心应手地掌理朝政，正要大显身手之际，突然离去，她心如刀割，泪似泉涌。
顺治帝死后遗体火化入葬。他生前用的物品也焚烧掉，“小丢纸”仪式中，焚烧他的冠袍带履、珍玩器皿。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宫移到景山寿皇殿。上百匹骏马和骆驼驮来他的绫罗绮绣、金玉珠宝，全部在寿皇殿外举行的“大丢纸”仪式中烧毁。
这是按旧俗行事。皇太后眼看着价值连城的御用奇珍统统付之一炬，甚为可惜，凡焚化不尽的，派专人拾起来，拿到民间出售，以备山陵的费用。皇太后的这一超越常规之举，博得好评。当时目睹此事的中书舍人张宸评论说：“于是知太后之俭德，固逾他代。”幼小的玄烨对祖母的做法深为敬慕，后来他决然废除大丢纸、小丢纸传统习俗，改为“颁赏遗念”，将皇帝用过的东西，赏给亲友及臣下，以作纪念。
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二十二日，世祖福临的“棺椁”发往孝陵。六月初六日，葬于清东陵孝陵地宫，与本年二月十一日故去的孝康章皇后佟氏（康熙的母亲）、先前故去的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康熙六年五月初六立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中有“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的文字。所以，地宫宝床上，平列三个被称为“宝宫”的骨灰罐，随葬品仅有一把扇子、一双鞋。顺治本是一位简朴皇帝，皇太后是一位简朴太后，不忍将大量财物埋入地下。后世盗陵者得知孝陵无财宝，便不去动它。因此，孝陵是清东陵诸陵寝中，唯一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顺治帝一生短暂，亲政只有10年。由于顺治朝所谓“疑案”太多，又被炒得沸沸扬扬，把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引向那些奇闻逸事上去。好像顺治和他的母后没把心思放在朝政上，太后忙着下嫁多尔衮，皇帝热恋董鄂妃、出家当和尚。因此，认为顺治朝没有作为。理清楚那些“疑案”，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顺治皇帝及其王朝确有必要。
概括而言，顺治朝，经过皇太后、皇帝、摄政王、诸王、大臣及广大官民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经过近20年的征战，歼灭了反清主力，基本统一大陆绝大部分省区，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坚实基础，为康熙实现全国的彻底统一做了必不可少的准备。第二，进一步削弱诸王权势，消除与皇权对立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体制。这一体制为以后诸帝所继承。第三，顺治朝财政经济遇到特殊困难，顺治帝在母后的指点下，千方百计开源节流，克服困难，使各项事业不间断地进行。同时，由皇太后和皇帝领头，压缩宫廷开支，节支爱民，救济灾荒，蠲免钱粮。这一传统为康熙继承，并大力发扬。第四，加强与西藏宗教领袖五世达赖、军政首脑顾实汗的联系。顺治十年（1653年），授达赖喇嘛满、汉、藏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封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之制由此开始。授顾实汗满、汉、藏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封他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册封标志清朝与西藏君臣关系业经法律程序确立，为以后康乾进一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打下良好基础。第五，保持与周边朝鲜、日本、安南（今越南）等国家的正常交往。驱逐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沙皇殖民军，保卫了东北边疆。第六，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学习汉语和汉族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广泛培养与选拔人才，“视满汉如一体，遇文武无轻重”。其罗致的人才，为“康乾盛世”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总之，顺治朝虽然时间不长，形势复杂，困难重重，却为清朝在全国的统治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顺治帝于弥留之际，严格反省自身不足，想起平日母后教导和众臣谏言未能认真贯彻，深感歉疚。故遗诏用大篇幅进行自责，列14罪，多有苛刻之处。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主要是如何正确处理更张祖制与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清入关后遇到的新的政治课题，面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的汉族民众，学习汉族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势在必行。但学什么，否什么；清朝祖制继承什么，革除什么？一时难以掌握得恰到好处。顺治帝在接受新事物、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方面，迅敏，有成就。问题是，宦官制度是明朝一大弊端，顺治不该照搬，把大批太监召进宫里，并设立内十三衙门，受他们挑唆，做与修身、治国无益的事。对此，皇太后、汤若望都规正过他。清朝入关前，并不像明朝那样讲排场，比较朴素节俭，入关后，没以明为鉴，而且受其影响。幸亏皇太后一再警告，并以身示范，顺治平时也遵从母亲教导，但在为董鄂妃和皇四子办丧事时，未能以礼制情，过于铺张。重汉官没有错，但不该忽视满洲王公大臣。对于清王朝来说，恰如其分地解决祖制和汉制的取舍问题，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以后诸帝还会遇到。
【注释】
[1]周远廉：《顺治帝》，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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