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孝庄皇后-心系国事,指点文治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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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智擒鳌拜,做孙儿后盾

    四大臣辅政体制的制约机制,是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原则,以及向皇帝、太皇太后请示汇报。最初几年遵守得还不错。后期这一原则被破坏,朝政出现纰漏,皇权受到侵欺。最严重的是圈地事件。

    事情由鳌拜挑起。辅臣鳌拜早年在战场上救过太宗皇太极的性命,后来又忠心耿耿保卫年幼的顺治皇帝,是大清有功之臣。但是,他居功自傲,权力欲望越来越高,在行使辅政大臣职权时假公济私。顺治初年,圈占北京附近田地分给八旗将士,各照左右翼次序分配。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永平府一带镶黄旗应得的土地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使之跃居左翼之首;另将保定、河间、涿州等处土地,拨给镶黄旗,使之屈居于右翼之末。这种歧视和压制镶黄旗的做法,当时曾激起镶黄旗广大旗员的不满。但时隔20余年,旗民各安生业,由分拨土地而引起的不愉快印象已经逐渐淡薄。鳌拜旧事重提,于康熙五年正月,借口地土不堪,授意八旗有关人员呈请更换镶黄旗与正白旗的土地,并于同年三月,打着“凡事俱遵太祖太宗例行”的旗号,以皇帝谕旨的名义,强行圈换。以致重新挑起黄白旗之间的矛盾,而且要继续圈占民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制造麻烦。

    康熙向祖母太皇太后奏报圈换土地情况,“太皇太后切责四辅圈地扰民”,事将中止。恰在此时,正白旗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等三人上疏反对圈换土地。鳌拜决定用高压手段强制推行,欲置苏纳海等于死地。年仅13岁的康熙帝深感事态严重,于同年十二月特召辅臣,赐座询问。这时,辅臣中两黄旗与正白旗形成尖锐对立,出现三比一的局面,“鳌拜、索尼、遏必隆,坚奏苏纳海等应置重典”,独有苏克萨哈不附和。康熙帝不同意鳌拜等人重处苏纳海等的错误主张,“终未允所奏”。

    太皇太后和皇帝反对圈换土地、反对重处苏纳海等人的态度是鲜明的。可是,鳌拜等人竟没予理睬,假传圣旨将苏纳海等三人处绞。之后,强制推行圈换土地。

    圈地事件之得逞,以及苏纳海等人的被诛,表明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已被打破。辅臣中的多数即可行使大权,而不必一致同意;皇权也被忽略和侵犯。这便为个人结党营私、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

    自从鳌拜挑起圈地事件,朝内百官惴惴不安,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辅臣索尼等亦于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奏请皇上亲政。同年六月,首席辅政大臣索尼去世。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遂于七月初三率领辅臣一同去向太皇太后请示。太皇太后说:皇帝尚年幼,如果你们都谢政把天下事交给他,他“何能独理”,缓一两年再说吧。

    鳌拜深感皇帝亲政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但归政又不是他的本意。太皇太后的话,是他保住辅臣地位的良机,于是急忙表态:“主上躬亲万几,臣等仍行佐理。”太皇太后当时一方面觉得玄烨幼小,不大放心;一方面对鳌拜的问题看得不重。所以认为用鳌拜这个皇帝亲政、辅臣佐理方案作为过渡也未尝不可,遂表示赞成,命礼部择吉日举行亲政大典。

    七月七日为吉期。这天,康熙躬亲大政,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宣诏天下。诏书中指出:“天下至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宣力分猷,仍唯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是赖。”这里虽然仍首先提到辅政臣,但同时也提到诸王、贝勒及内外文武大小各官,表明依靠广大官员治理国家的决心。而且,皇帝当天就亲御乾清门听政,直接与政府官员见面,“嗣后日以为常”。

    皇帝亲政后,辅臣仍行佐理。因首席辅臣索尼已故,鳌拜想越过苏克萨哈、遏必隆,代替索尼,攫取启奏权和代替皇帝用朱笔批理奏疏之权,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宰相,掌握朝廷大权、实权,架空小皇帝。

    最初,他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以塞进自己的意图。康熙根本未予理睬,而是另用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

    他见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拉苏克萨哈同他一起告诉皇帝做事怎样效法太祖、太宗。苏克萨哈诚心归政于皇帝,拒绝说:“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何必共同列名?”康熙亲政后第六天,苏克萨哈主动交权,上疏要求去盛京守先帝陵寝。

    鳌拜痛恨苏克萨哈不买他的账,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以清除异己。他抓住苏克萨哈在要求去盛京守先帝陵寝上疏中有“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之语,大做文章。以辅臣等称旨名义质问苏克萨哈是何用意。令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研究处理办法。然后,他于康熙六年七月十七日排斥可能持异议的大学士,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不欲归政”等大罪24款,以大逆论,议将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凌迟处死,余子6人、孙1人、兄弟2皆处斩,家产没收。

    康熙深知这是鳌拜与其同党对苏克萨哈罗织罪名,横加迫害。“坚持不允所请。”但鳌拜捋袖子,抡胳膊,到皇帝跟前,屡次强行奏请;王、大臣等为其权势所迫,竟也示意不惜摘掉乌纱帽,奏请杀苏克萨哈全家。康熙毕竟年轻,亲政不久,没有经验,顶不住这么大的压力,遂将苏克萨哈从磔(分裂肢体)改为绞,其他均按其原议行刑。事后康熙对杀先帝所遗大臣全家,“后悔莫及,殊深愤恨”。

    鳌拜抗旨,逼迫皇帝冤杀苏克萨哈,其擅权乱政行为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从而引起太皇太后和皇帝的密切关注。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引用宋朝大儒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点明关键在于鳌拜其人。

    此疏反映了满汉大臣的共同心声,是剪除鳌拜的重要舆论准备。

    鳌拜非除不可。但是,他是有功老臣,其同党及追随者遍及清政府各部门,处置必须稳妥,策划要周密,行动之前,切忌打草惊蛇。康熙非常赞同熊赐履奏疏,但因时机尚未成熟,故佯作反对态度,予以斥责,以麻痹鳌拜。

    如何解决鳌拜问题,太皇太后深思熟虑,缜密谋划,帮助康熙设计可行方案,指点康熙行动。第一步,智擒鳌拜,清算其罪恶;惊动面不要大。康熙不动声色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鉴于侍卫中鳌拜影响较大,不足依靠,特选忠实可靠、年轻力壮的侍卫、听差人等,以“扑击之戏”为名,另外组成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后来成为公开的正式建制。这是康熙擒拿鳌拜的组织准备。

    最早奉命领导善扑营执行擒拿任务的近臣索额图(?—1703年),是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康熙的叔丈人,威望足以慑服上三旗侍卫。他原任一等侍卫,康熙七年六月,改任吏部右侍郎,刚好一年,又“自请解任”,效力皇帝左右,复为一等侍卫。索额图以一等侍卫身份重新回到皇帝身边,意味着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成熟。康熙经常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不用现成的侍卫,用一群“小孩子”做“扑击之戏”、下棋,很能迷惑人,不像政治行为,倒符合小皇帝结伴嬉戏特点,所以不为人们注意。

    行动之前,康熙将部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往外地,以分散其势力。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亲自向善扑营及宫廷侍卫做动员部署,面向众人,严肃地发问:你们都是我得力的部下,现在到了你们效力的时候,你们是服我,还是服鳌拜?众人齐声回答:“独畏皇上!”于是,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罪过,同时召鳌拜进宫,“立命擒之”。年轻皇帝如此机智果敢,甚得好评:“声色不动而除巨慝(奸邪),信难能也。”

    首恶被擒,主要党羽也先后被捕归案。

    议政王大臣会议遵旨对鳌拜等人罪行进行审理,核实罪款30项。其主要骨干罪行也审理得实。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以其情罪重大,皆拟正法奏闻”。康熙奏报太皇太后,祖孙商量出一个仁至义尽的处分决定。

    康熙于五月二十八日,发布谕旨给吏部和兵部,历数“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等诸般罪行之后,宣布: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对同案人员的处理,也区别对待,法外施仁,并防止株连。从谕旨内容可见,毫无狭隘报复之意,体现了极高的政策策略水平。

    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均一一平反昭雪。已故苏克萨哈等人,其爵位、世职,由其后人承袭。

    此案涉及权力更迭大事,人事关系甚为复杂。仅用13天时间,即全面宣布处理结果,表明准备工作非常充分、细致。其处理颇得人心。年轻皇帝亲历一次“实战”锻炼,更增自信,日趋成熟。

    议处鳌拜后,废除辅政大臣体制,收回批红之权。此后,奏折所批朱笔谕旨,皆出自皇帝之手,从无代书之人。同年冬,采纳御史李之芳建议,恢复大学士入直即日票拟章奏的制度,以“杜任意更改之弊”。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十二月重设翰林院。各种机构均以皇帝为中心运转。

    二 练兵、用人、修身——中肯的指点

    康熙经过一段亲理朝政、特别是剪除鳌拜的实践,成长很快。不变的是祖母在他心中的地位,仍然是最敬重和最信赖的导师。即使去慈宁宫向祖母请安,陪同祖母出游,也不忘请教和商议国家大事。朝廷重要决策,他或事先请示,或形成草案后,请祖母把关。用人行政,事关重大,太皇太后常有真知灼见,朝中官员升降,康熙多有请示。即所谓:“朝廷有黜陟(罢免、升迁),上多告而后行。”

    太皇太后眼看着孙儿一天天成熟,相信他会是一位称职的皇帝,放手让他独立地处理政务,不事事包揽和干涉。但她的心丝毫不放松对国事的关心,尤其是那些事关全局,决定大清江山千秋万代命运的大事,她时刻关注、研究,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给康熙以指点。

    自剪除鳌拜之后,内外政局安定和平。康熙利用大好时机,调整政策,缓和民族矛盾,兴利除弊,与民休息,生产稳步发展。康熙八年,全国人丁户口1938万有余,田地等543万余顷。逐年递增,到十一年,全国人丁户口为1943万有余,田地等549万余顷。

    康熙和太皇太后都为有此大好形势而感欣慰。但全国统一尚待完成,沙俄伺机寻衅,边疆隐患犹存,国内待兴待革之事繁多,康熙不敢稍有松懈。祖母也提醒他,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康熙到慈宁宫向祖母问安,太皇太后根据太宗时的治国传统经验,告诫说:“予虽在宫壸,太宗行政亦略知之。彼时开创,甚重骑射。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宁谧,然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

    这是讲武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和平是暂时的。后来事实证明,太皇太后的建议,确实深谋远虑,有的放矢。

    康熙遵照太皇太后的教导,抓紧整饬军旅,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主要者为阅兵和继续组建“新满洲”。

    十二年正月,康熙即位以来第一次率诸王、大臣去南苑大阅八旗劲旅。十八日上午八时左右,康熙到太皇太后宫问安,并报告这次大阅的具体安排。十九日前往南苑。南苑在首都城南20里永定门外,周垣百二十里。清朝以其为训练武备之地,设海户1600人,各给地24亩,春搜冬狩,按时习武。

    大阅即阅兵,按出征要求,严格规范。并因是首次,所以特别隆重。六部满尚书、内大臣、侍卫及元旦来朝贺岁的外藩蒙古王、贝勒等,都披挂整齐,携带弓箭随行。

    二十日,在晾鹰台前正式举行大阅。八旗王以下,四品武官以上,及前锋、护军,都身穿盔甲,于晾鹰台两旁,各按旗序排列。内阁满汉大学士、各部满汉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及各衙门堂官、翰林、科道等官,于晾鹰台上东首排立。元旦来朝外藩蒙古科尔沁、翁牛特、苏尼忒、扎鲁特、土默特、巴林、阿霸垓、敖汉、喀尔喀、鄂尔多斯、阿巴哈纳尔、吴喇忒、喀喇沁、克什克腾等部诸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在晾鹰台上分两翼排立。鸟枪手在晾鹰台西排列。

    康熙帝身穿盔甲,登上晾鹰台,御黄幄,命上三旗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各领队伍,自西走到东边排列。诸王、贝勒等也各领本旗官员、护卫,按旗序走到东边排列。听到鸟枪齐发,一起鸣号发喊,自台东结阵奔驰到西边,照两翼排列。星罗棋布,纪律严明,军容甚盛。康熙召兵部尚书明珠说:此陈列甚好,可永着为令。

    接着,康熙命在台下树靶,亲发五矢,皆中的。又令内大臣国舅佟国维、内大臣阿密达、护军统领桑遏、新升真定总兵官张华善、头等侍卫费耀色、对秦、吴丹,护军参领法喇纳等射。之后康熙又骑射,一发即中。

    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见皇帝骑射娴熟,军容整肃,都面面相觑,惊叹不已。

    康熙自南苑回宫。第二天,去太皇太后宫问安,汇报大阅盛况。

    通过大阅,布阵习武,提高举国上下武备观念,勤于骑射训练。这一举措实际上为平定不久后爆发的“三藩”叛乱做了一定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组建“新满洲”是康熙在太皇太后支持下,加强军备,巩固边疆的又一建设性举措。“满洲”即八旗满洲。“新满洲”又称“伊彻(新)满洲”,是与“佛(老)满洲”相对而言。一般指清兵进关后,东北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自愿加入旗籍者组成的佐领。

    早在清朝统一东北过程中,就曾将东北地区各部落和各族人民陆续编入旗籍,从而壮大了八旗力量。康熙亲政之后,谨遵祖母指教,继续倡导组编“新满洲”。康熙十年(1671年)将居于今吉林省珲春东部烟楚(岩杵)河以东沿海一带的东海女真库雅拉人等迁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编为12佐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世居松花江下游诺罗河(今饶力河)、乌苏里江和穆棱河等地,累世向朝廷输贡的赫哲族墨尔折勒氏,请求内迁。将军巴海谨遵皇帝“善布教化”的谕旨,将他们内迁到宁古塔附近,编制40佐领,号“新满洲”。为此在巴海原有世职之外,特优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一等轻车都尉)。

    当时,朝中有人还看不到编组“新满洲”的重要意义,不很重视。太皇太后则充分肯定皇孙的成绩,鼓励康熙:这件事虽然是你祖上遗留之福,也由于你抚柔远人,教化普遍,才能令此辈倾心归顺。怎么可以轻视呢!在太皇太后大力支持和鼓励之下,康熙继续编组“新满洲”,于十六年(1677年),又将新移来的库雅拉人口“编设佐领二十六员”。

    以上由赫哲人与库雅拉人编组的“新满洲”共达78佐领。其分布为:吉林与宁古塔40佐领,盛京17佐领,锦州5佐领,广宁(今辽宁北镇)3佐领,义州(今辽宁义县)7佐领。另有6佐领入京为侍卫。“三藩”之乱爆发后,东北各地原有驻防的八旗兵全部调入关内,而驻防任务则由这些“新满洲”接替。可见,编组“新满洲”,对保卫东北边疆,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讲武备的同一次谈话中,太皇太后还指出:“至如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诚入告者,然不肖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虚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

    这是讲文治。主要在用人。皇帝不可能每事躬亲,要听取官员的意见,派官员办事。诸臣奏事,有忠诚进言的,也有夹以私心的。皇帝务必谦虚谨慎,以理公正裁决。不可偏听偏信,草率从事。

    她对武备、文治的指点,中肯扼要。康熙感受颇深,第二天他向起居注官传达了太皇太后的上述指教,并说:我体会太皇太后的训诫,“人君之道,诚莫要于虚公裁断之一言也”。苏克萨哈全家被杀冤案的教训,令康熙刻骨铭心,他从祖母的教导中特别提取出“虚公裁断之一言”,警示自己,而且以后的事实表明,他一贯谨遵慈训,谨慎细心,尽最大努力秉公裁断。凡拿不准的,或重要的事务,定要征求祖母指点。

    关于如何当好皇帝,古代经典多有论述。《礼记》中的《大学》所记博学可以为政。宋代贞德秀根据《大学》之义而敷演,撰《大学衍义》,成43卷,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幸等,对封建皇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为有用。康熙命翰林院将《大学衍义》一书译成满文,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恭呈祖母御览,并颁赐诸臣。太皇太后大加称赞说:“人主居四海臣民之上,所关甚巨。然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此书法戒毕陈,诚为切要。尔特加意是编,命儒臣翻译刊刻,更令颁赐诸臣,予心欣悦。”

    太皇太后支持皇孙学习汉族经典著作,对于翻译刊刻《大学衍义》不仅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还特发内帑白银千两,赏给有关诸臣。

    三 八年平叛,风雨同舟

    发生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年(1681年)十月二十九日,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是康熙一生所遇到的第一场暴风骤雨。“三藩”叛乱开始那年,康熙只有20岁,他的使命是领导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同时保证全国生产生活基本无太大波动。在经受这场风暴的洗礼中,祖母是他的主心骨;她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辅佐孙儿。

    所谓“三藩”,即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汉人藩王,有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死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当年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明政权及农民军余部,曾为统一中原做出重要贡献。为了笼络藩镇势力,顺治十年八月,孝庄皇太后还将皇太极的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但“三藩”驻守各地之后,贪欲恶性膨胀,拥兵自重,权势日张;把持驻地财源,鱼肉百姓;贪婪无度,挥霍军饷,“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顺治朝后期起,“三藩”与中央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至康熙初年,“三藩”发展为新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危害国家统一的症结所在。

    康熙亲政以来,日夜悬念,“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曾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上。擒拿鳌拜之后,康熙认真学习经史典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三藩”不能与宋初的开国功臣相比,而是属于唐末藩镇之流,势在必除。因此,便逐步削减其权势,并着手进行撤藩的准备工作。

    恰巧“三藩”主动上疏请求撤离。最先提出疏请的是尚可喜。他早在顺治年间就因年老多病,请求北迁。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尚可喜年届70,再次上疏,要求归老辽东。但这时已不愿全藩撤离财源驻地;打算仅带两佐领官兵及旗下闲丁孤寡老弱等2.4万余名北迁,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带官兵家口继续镇守广东。

    康熙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准,命其全藩撤离。吴三桂、耿精忠二藩闻讯后,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陆续将撤藩申请送到北京,意在试探朝廷态度,并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他们以为年轻皇帝必不敢尽撤三藩。殊不知康熙接到奏疏,立即批准他们的申请,命“俱行搬移前来”。

    朝中有的大臣反对撤藩,主要是怕吴三桂借机造反。对此,年轻的康熙皇帝毫不畏惧,回答诸臣说: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掉,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他已经做了军事上的准备。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这是一个大胆、敢冒风险的决定,如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在布满荆棘的路上前进,必须攻克一切艰难险阻,才能到达彼岸。康熙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保证准确无误地实现撤藩目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九月初九日,京师地震。相信“天命”,又把天意同民意连在一起的康熙,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他。他来到祖母宫中问安,太皇太后问他:方才地震你知道吗?他回答:知道。这都是我未尽君道、未合天心,所以上天“特垂异以示警”。太皇太后告诉他说:人君遇有灾异,固然应当多加修省,然而,主要在平时用人行政,敬合天意。祖母引导他积极做好要做的事,不要因灾异裹足不前。康熙认为祖母理会了“天戒之要”。他对学士熊赐履说:我实在有很多过错,所以上天示警,唯有更加惕厉,挽回天意。说明康熙此时特别注重严谨自律。

    吴三桂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抗朝廷。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朝廷使臣,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起兵前后,他曾致书平南(尚可喜)、靖南(耿精忠)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今湖南、湖北)、陕西等地的“旧相识者”,相约共同起兵。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明朝皇帝后代“朱三太子”的杨启隆,在京城闹事;第二年三月,耿精忠在福建反叛;十五年(1676年)尚之信(尚可喜之子)据广东反。一些降清的明朝官员在地方响应。一切反清势力倾巢而动。于是,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大员达26名。还有云、贵土司少数民族兵数万人。其来势凶猛,反叛遍及南方广大地区,并波及陕西、甘肃等处,“东南西北,在在鼎沸”。

    吴三桂叛变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尽管“三藩”叛乱在所难免,非一时一事所致,但导火线是撤藩。于是,有人责怪撤藩倡议者。大学士索额图力主将提议撤藩者正法。康熙则镇定自若,断然否定索额图主张,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他公开承担责任,使诸臣感戴莫名。

    康熙立即组织八旗劲旅出师平叛。太皇太后时刻注视战局的发展变化,给孙儿出主意,想办法。康熙除了经常报告前方战况外,遇到难题,也向祖母请教。关键时刻,祖母太皇太后给了他鼓励和支持。

    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康熙要赏赐出征官兵银两,太皇太后得知,很赞同,说:“出征官兵从来有赏赐之例。”她知道战争期间财政开支浩大,便以宫中节省的银两分赏给出征官兵。随后,康熙又想到驻防官兵,虽然没有赏赐之例,但出征期限迫近,筹备银两艰难,也欲特加恩赏。太皇太后又谕令康熙:也用我宫中的缎匹、银两赏给他们。康熙深知这不仅是财政问题,更体现祖母那颗慈爱的心,连着孙儿,连着国家,连着浴血奋战的官兵。

    吴三桂反叛不久,在满洲将士大批南征,“宿卫尽空”的情况下,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又爆发了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的叛乱。布尔尼是皇太极次女固伦公主马喀塔与额哲亲弟阿布鼐之子。马喀塔于康熙二年去世。阿布鼐于康熙八年因久不朝觐、负恩失礼被削爵,拘禁于盛京。布尔尼袭爵。他和弟弟罗卜藏,欲乘“三藩”叛乱,清朝后方空虚之机,出兵盛京,救出其父,再图谋推翻清朝,恢复其祖先的大业——蒙古帝国。

    当时前方战事正紧,后方复起波澜,使清朝腹背受敌。康熙无兵可派,无将可任,感到不安,求教于祖母。太皇太后推荐:“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让图海组织一支军队,去平息布尔尼叛乱。

    图海是顺治帝破格提拔的人才,曾因错误被革职。康熙初年重新起用,授正黄旗满洲都统,复任大学士。太皇太后重视人才,对三朝重要官员了如指掌,关键时刻提供给康熙。

    康熙立即任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征讨布尔尼。同时,还争取、分化布尔尼的追随者,使之孤立。

    图海果然不负委任,他在紧急关头,选八旗家奴中的“健勇者”,组织起数万人的队伍。下令翌日聚集于德胜门外。第二天黎明,图海已整装到教场,检阅完毕,立即带队疾行出发,日夜兼程,不许夜宿。

    他鼓舞部下英勇奋战的办法并不可取,主要是允许众家奴抢掠富户,所获金帛归个人所有。又鼓动说:前此所掠,都是士庶之家,财宝不丰。察哈尔是元朝大汗的直系后代,有数百年的基业,“珠玉宝货不可胜计”,你们如能获取,“可富贵终身”。真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队伍不几天就到达察哈尔。全军将士斗志高昂,甚至被形容为“无不以一当百”;在达禄会战,大败布尔尼叛军。奉命派兵随征的内蒙古科尔沁部,将罗卜藏、布尔尼弟兄二人先后击毙,献首朝廷。

    平定察哈尔之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它稳定后方,奠安京师,更使朝廷能集中全力镇压“三藩”之乱。这一胜利的取得,主要借助于太皇太后知人、用人的高明,以及应对骤然事变的卓越才能。

    清入关前后,封汉人藩王共有四个,除上述“三藩”之外,还有定南王孔有德。他的部众前途倒戈,参加平定“三藩”之乱,也与太皇太后有关。

    孔有德(约1602—1652年),是清朝开国前受封的第一位汉族藩王。顺治六年(1649年)受封定南王,统兵两万征广西明军,并携家眷驻防广西。顺治九年(1652年)兵败城破,在桂林与妻妾自杀焚府,为大清捐躯。其子廷训被明军杀害,女四贞被奶娘救出,藏于民间,时年12岁。顺治十一年孔四贞到北京,皇帝赐白金万两,视为郡主,食和硕格格俸禄。孝庄太后收养之于宫中,认为义女,视如己出。从此,四贞成了清宫中一名汉族公主。后由孝庄太后主持,嫁给其父部下孙龙之子孙延龄。四贞感恩不尽。康熙五年(1666年),清廷授孙延龄为镇守广西将军,统辖孔有德旧部,坐镇桂林。吴三桂叛乱之初,孙延龄曾率部附逆。孔四贞先不知情,后来一直力劝其夫反正。孙延龄在四贞劝说下,重新归降清朝。十六年(1677年),吴三桂派兵征讨,孙被诱杀,孔四贞亲自率部抵抗,一度受挫失桂林亦毫不气馁,毅然重整人马,收复桂林。在“三藩”纷纷反叛、吴三桂一度得势的险恶形势下,孔四贞说服并带领定南王旧部参加平叛战争,起了分化、削弱“三藩”叛乱势力的作用。战后孔四贞将桂林交给部将戍守,又回到太皇太后身边叙母女之情。

    太皇太后在平叛战争中,为辅佐皇孙呕心沥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朝中满汉官员有目共睹。康熙体会最深。他把平叛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祖母的“教诲”和精心谋划,对祖母的感戴至深,撰文、写诗,称祖母为“宫中尧舜兼文母”。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平叛战争渡过难关、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刻,亲自撰写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祖母,颂扬祖母为太宗、世祖和本朝立下的功绩。其中写到对他的训导:“十有六载,恩勤鞠育,莫罄名言,训迪弘深,难于殚述。”总结祖母是“启百代之鸿图,树千秋之懿则,备累朝之孝养,极四海之尊亲。德福兼隆,康宁寿考,旷古以来,未有若我太皇太后之盛者也”。

    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为时八年的平定“三藩”叛乱之战胜利结束。十二月,诸王、群臣请皇帝上尊号,康熙坚决不允,但主张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上尊号。太皇太后坚辞不受,对前来奏上尊号的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说:自叛逆构乱,于今已八年。八年中,“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海宇宁谧,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对于她本人,则说:“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此典礼不必行。”这位太皇太后只想帮助孙儿创建丰功伟绩,不愿显露自己。

    康熙关注的不是平叛胜利后的轻松和荣耀,而是战争创伤的医治,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他依然重负在肩。勒德洪等奉太皇太后懿旨还奏皇帝。康熙让他们再去慈宁宫回奏,请太皇太后鉴于皇帝的“微忱”,应允上尊号之请。太皇太后还是不允。勒德洪等还奏。康熙再次派他们去慈宁宫奏请,倾诉他内心的牵挂:自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疲劳,生民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虽然战争结束,但疆宇初平,国家纪纲有待整顿,地方元气需要培养,我哪敢安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受纳尊号?唯祈太皇太后俯体群情,允行大典,“臣(我)实幸甚,天下幸甚”。太皇太后理解孙儿恭谨治国的一片苦心和对祖母的孝敬,只得允其所请。

    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熙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副都统、尚书、侍郎、侍卫等,恭奉册宝,到太皇太后宫行礼。为太皇太后加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

    上述为太皇太后上尊号过程中的奏言、册文、宝文、诏书等,歌颂太皇太后的功德,其中尤其念念不忘太皇太后在长达八年之久的平定“三藩”叛乱中的伟大功绩:逆贼吴三桂反叛,煽动多方,“朕夙夜靡宁”,举兵征讨,仰承“懿训”,“次第翦灭……非借慈庇,何克臻此?”“臣祗遵懿训,绥靖寰区,叛逆削平,兵民休息”;平定“祸乱”之功,“实禀诲育之恩,应极尊崇之典”。

    长达八年、大规模的平叛战争取得胜利,是康熙皇帝领导的结果。首先,敢于挑战豪强,清除隐患,有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撤藩,表现出青年皇帝所特有的超人胆略。其次,实行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如剿抚并用,分化瓦解敌人,提高绿营官兵地位等。再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鉴于当初“三藩”并撤操之过急,随后便注意分主次、分阶段征剿和撤藩。总之,由于采取诸多充满进取精神和智慧才能的举措,才终于大功告成。康熙拒受尊号,推恩祖母,体现出他胸怀全面治理国家的宏图大志;平叛战争的胜利对他来说,只是开端,前面任重道远。也说明他体会到祖母“懿训”的巨大力量。

    四 支持筹建皇家木兰围场

    满语“木兰”,汉语意为“哨鹿”。哨鹿是北方民族传统的猎鹿方式。

    半夜时分,猎人身披鹿皮吹牛角仿效鹿鸣,鹿随着鸣声集聚,猎人即行射捕。木兰围场,顾名思义,是哨鹿场所。康熙筹建木兰围场,还有特别的政治和军事作用。

    平定“三藩”之乱,扫除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成为大清走向盛世的起点。为了巩固成果,必须毫不停顿地前进。康熙在平叛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考虑巩固北疆和统一台湾之事。

    在北方,察哈尔亲王布尔尼的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给太皇太后和皇帝留下深刻的警示。布尔尼是太皇太后姑母哲哲的亲外孙,也是太皇太后的外孙;玄烨是太皇太后的亲孙子,也是哲哲的孙子。外孙乘内孙之危叛乱,说明虽有科尔沁等内蒙古各部和东北的新满洲筑起的北部边防长城,也不能高枕无忧,不安定因素和薄弱环节随处都可能存在。

    另外,移居于古北口、宣府及大同边外的察哈尔部众也需要抚绥。尤其是原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扩张行为,不能不引起康熙的重视。噶尔丹于康熙十六年出兵兼并青海和硕特部。翌年攻取天山南路的叶尔羌等回部各城,西侵哈萨克、布鲁特等地,东掠哈密和吐鲁番,控制河西走廊,并不断挑拨与干涉漠北喀尔喀蒙古(即外古蒙)内部事务。

    巩固北疆与抚绥蒙古密不可分。建立木兰围场,是强固北疆,抚绥蒙古,防范突发事件的一个重要步骤。涉及北疆,尤其是蒙古事务,祖母太皇太后是专家,康熙不能不向她讨教。

    康熙于十六年(1677年)九月首次北巡,标志他已把目光开始投向北疆。本月初十日,他先到太皇太后宫里问安,然后动身去遵化,出喜峰口北巡。用半月左右时间,巡视了察罕城(今河北省平泉县南20里)、西尔哈河(源出平泉西北境,南流会济伯格河入瀑河)、喜扎忒河、和尔和克河、胡西汉图、俄伦蒿齐特等地,并经瀑河支流雅图河进喜峰口返回北京。

    康熙首次北巡旨在选择适当地点,以便南方战事临近结束,立即在北方设立围场,将围猎、练兵与避暑结合,并相机处理蒙古事务。经过此次初步踏査,大体确定建立围场的方向。之后,还派出理藩院官员、执事人等与蒙古各部联系,并进行实地勘察。经过三年时间,建场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初三日,康熙和祖母外出“旅游”43天。太皇太后去遵化汤泉疗养。康熙陪同祖母,一路护送,同时出巡塞外,决定建立木兰围场事宜。

    从京城出发,到达遵化汤泉,要走九天的路程。这年太皇太后69岁,康熙28岁。平叛战争胜利在望,人们紧绷了八年的心得以舒展开。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祖孙二人一路漫游,观赏春日景物,倒也优哉游哉。旅途中,晓行夜宿,驻处没有永久性行宫,便设“帐殿”、“行幄”,即蒙古包。蒙古包是蒙古族的家居,也是满族行军作战、狩猎时的栖身之处。康熙在其中议处国务和住宿。太皇太后对蒙古包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在往返18天的行程中,重温童年蒙古包的生活,以舒怀旧情思,也是一种满足。

    三月二十五日,住在迁安县所属白布店村北滦河岸。次日,康熙派人先在河岸边架设黄缎圆幄(大蒙古包),上午十时左右,请太皇太后驾临观览滦河风光。康熙亲率侍卫驾驶小船在河中捕鱼,以奉祖母品尝。皇帝体会荡舟捕鱼的乐趣,心旷神怡。久居深宫的太皇太后看到这番只在民间才有的朴实景象,看到孙儿脸上那罕见的孩子般的欣喜神情,更是“慈颜喜悦”,于是,慷慨解囊,大加赏赐随从皇帝驾舟捕鱼的侍卫们。所捕之鱼,赐给内大沍和侍卫们美餐一顿。

    二十八日,太皇太后到达遵化汤泉行宫。

    康熙率诸臣、侍卫等祭奠已故父、母和妻子,并安葬异母弟纯亲王隆禧。同时与祖母充分商议了建立木兰围场有关事宜。于四月五日出发,第二次北巡喜峰口外的内蒙古地方。除上次到过的地方外,还巡视了拜察、毕尔汉、乌兰冈安、穆雷布尔车尔、塔奔诲拉斯台等地。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蒙古诸旗,积极敬献牧场。康熙最后又回到察罕城南,经过西喀布秦口入喜峰口,共用20天。二十五日回到温泉行宫,向祖母问安,并汇报围场勘测设置情况。

    经过皇帝亲自巡视及派人勘测,最后决定在原属喀喇沁旗和翁牛特旗的牧地内,划出周长1300余里,南北200余里,东西300余里,总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的地方,开辟木兰围场,作为皇室狩猎与避暑的禁苑。

    木兰围场位于今河北省北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距北京近千里。大兴安岭南端高耸于围场的北部,抵挡着寒流对它以南丘陵地带的侵袭,使得气候湿润,冬暖夏凉。场内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河流纵横。各种飞禽走兽栖息繁衍于其中,种类数目繁多。它既是最佳围猎场所,也是理想的避暑胜地。

    木兰围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清代前期北京通向内蒙古、外蒙古、吉林、黑龙江以及尼布楚城(今俄罗斯境内)的重要通道。因此,它的一般浅层用途是狩猎练兵与避暑;而深层作用则在于抚绥蒙古,巩固北疆。

    从开辟木兰围场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二年起,每年征调八旗护军、骁骑1.2万人,于三月、十月、十二月,分三批赴木兰围场围猎习武。康熙本人从木兰围场设立到逝世,只有两年未到围场,一是二十一年(1682年)出巡东北;一是三十五年(1696年)亲征噶尔丹。其余48年,每年一次,率八旗出塞,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秋猎)大典,围猎习武,以野兽为假想敌,进行军事训练。其规模很大,不仅八旗官兵万余人参加,朝廷各部院官员、蒙古各部王公和官员也都参加。内蒙古喀喇沁、科尔沁、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敖汉等旗,每年派1200名骑兵、百名向导,及随围枪手、打鹿枪手、长枪手约300人,协同行围。

    康熙通过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接见蒙古各部的上层人物,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见解,商讨巩固边疆等大事,宴请赏赐,联络感情。并成为定制,规定蒙古王公定期朝见,分“年班”和“围班”。已出痘的蒙古王公有免疫力,可每年年末轮流进京朝见皇帝,为“年班”;尚未出痘的蒙古王公,在塞外轮流陪同皇帝围猎,为“围班”。由于蒙古各部多居住在高寒地带,多数人未出痘,到内地,常因不适应较高的气温,而突然出痘死亡。康熙皇帝选择高敞、凉爽的木兰围场为接见地点,照顾到他们的健康,蒙古诸部甚为感激。

    魏源说:“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最盛。”当然,抚绥蒙古政策、措施是多方面的,木兰秋狝只是其中之一。康熙认为:古代历朝常据险设防,秦修筑长城,以后历朝修补加固,然边患如常。“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可见,帝王守国之道,不能专靠“险阻”,重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他把民心悦视为巩固边疆的保证。由于政策正确,满蒙民族关系融洽,此后,塞北和平宁静。围场的设立,对后来抗击沙俄、收降外蒙古、征讨噶尔丹,即对北疆的全面巩固,有积极作用。

    五 兴安大岭会亲人

    塞外建木兰围场,使太皇太后离娘家内蒙古科尔沁的亲人们近许多。太皇太后自从13岁出嫁,一直没回过家乡。她爱塞外风光,爱大草原,爱勤劳勇敢的蒙古牧民。老年人思乡恋旧,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亲人。有了围场,年逾古稀的太皇太后终于如愿以偿,出塞外到木兰围场会见亲人。

    康熙致力于加强与蒙古各部的联系,每年去围场与蒙古王公围猎、会面,祖母德高望重,亲临围场,表示朝廷特别重视众蒙古王公,对他的工作是莫大支持。同时,盛夏时节,请祖母离开炎热的北京,到塞外避暑,也有益于健康。

    康熙于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二日,奉陪祖母,携带10岁的皇太子允礽、12岁的皇长子允禔、7岁的皇三子允祉,从京师出发,前往木兰围场避暑,并接见蒙古各部王公。于二十五日抵达围场入口处宜荪喀布秦昂阿(九隘口)。从此进入围场,经拜巴哈口,于二十七日到达东部的乌喇岱(红山)。

    围场很大,在大围场中,根据地形的变化和禽兽的分布,又分设若干小围场。据乾隆四十六年撰修的《钦定热河志》记载,小围场共有69个,但因历朝皇帝即兴赐名,所以名称多有变化。此次太皇太后驻跸的乌喇岱,该志书中的《围场全图》已无此名。我们初步考证,认为乌喇岱应是围场东界威逊格尔围场。康熙陪同祖母在乌喇岱住13天。这期间,他逐个巡视附近的噶海图(野猪川)等八个小围场。然后与祖母一同出发去围场最北部的拜察。

    这个拜察,在《围场全图》上也不见其名。从其地理位置看,应是围场极北界、兴安大岭脚下、后来称为都呼岱的小围场。史载:“都呼岱为围场极北界,其北则兴安大岭拔地际天,广袤不知纪极。其中峰曰巴隆桑阿苏极台,蒙古奉为鄂博者也。”此山是内蒙古的制高点和适中地,“塞外诸山尽出其下,地当蒙古诸部道里之中”,与蒙古诸部联系,极为方便。

    康熙在拜察接见前来进贡的内蒙古各部王、贝勒等。闰六月二十六日中午,在拜察行宫前张黄幄,设御座、仪仗,皇帝大宴款待,之后颁赐赏品。

    康熙《驻跸兴安》诗序,记载当时接见内蒙古各部王、贝勒的盛况和意义,说:“于时远迩大小藩臣,各率其属,趋侍行殿,既干苗以讲武事,复燕衎以怀远人。”“干苗”典故,出自《诗经?大禹谟》中的“舞干羽而苗格”。相传大禹时三苗作乱,禹王令人们手持假盾、假戈,以及用短雉羽毛、旄牛尾装饰的旗,翩翩起舞,结果平息了三苗的反叛。燕衎,是欢宴。“干苗以讲武事”,“燕衎以怀远人”,道出了设围场,既行秋狝,又加宴赏的深远意义在于怀柔蒙古各部,以安定北方。

    宴赏之余,是亲切的接触、交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阿鲁科尔沁、翁牛特两旗盗贼多,危害大,康熙便谕各蒙古王公、台吉、官兵等:“各遵法守分”,“勤于耕牧”。并命:“该管之主,宜加抚恤,使之得所。”蒙古官兵一致表示:“尽改前非,共遵国法。”

    太皇太后没有出席这些大规模朝见、宴赏活动。皇帝通过这些活动与蒙古各部王、贝勒、台吉等,商讨工作,密切关系。如果太皇太后出席,必然被置于高位,皇帝要执晚辈之礼,冲淡主题。但太皇太后不出席,并不降低她此次前来的作用。蒙古各部得知太皇太后驾临围场,视为对蒙古事务的重视,甚是感动。何况太皇太后用另一种方式与皇帝做着同一件事。

    这次科尔沁来进贡的几位王、贝勒,全是太皇太后的亲人。达尔汉亲王班第,是她四哥满珠习礼的孙子;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都尔巴,是她大哥乌克善的第六子;多罗郡王毕理克图,是她三哥索诺木的重孙;多罗贝勒巴克西固尔,是她二哥察罕的重孙。也就是说,这次她四位兄长都有后代前来。他们前来叩见姑奶、姑太奶,无比激动和自豪。太皇太后已经度过70岁生日,离开家乡业已58年,父母、几位兄嫂都相继去世。古稀的老人,重回内蒙古,在远离北京近千里的木兰围场,与兄嫂的后代们相会,更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

    太皇太后很高兴看到娘家后生这么兴旺,她要给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留下她心目中最宝贵的财富。所以,话题从祖辈谈起,一直讲到自己的兄嫂。那是一部光荣的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的家族史。祖祖辈辈艰苦创业,浴血奋战,为国建功,为后代开创了一条阳光大道。她鼓励他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继续努力,忠于朝廷,保持祖辈创下的优良传统,并力求发扬光大。闲话家常之中,寓以教诲之言。

    太皇太后在拜察共住了六天。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和这些亲人共同度过的。有时康熙也来与祖母并和这些表亲们团聚,共叙亲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亲戚之间的感情,密切了君臣关系。顺治年间多少有些淡薄的满蒙联盟,至此又重新得到恢复,并日益加强。这对后来联合反击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进犯,至关重要。

    七月初一日上午十时,康熙率皇太子、皇长子、皇三子到太皇太后行宫,亲自扶太皇太后登辇启程回銮。康熙乘马随行。二十五日抵京,康熙率皇太子、皇长子、皇三子随太皇太后辇进东直门,到慈宁宫,康熙扶太皇太后降辇,入宫。祖孙顺利结束此次围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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