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昱

    20世纪50年代中苏之间在天然橡胶问题上展开的合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中苏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的最早项目之一，也是最大项目之一，它包含了中苏两国在橡胶贸易与橡胶种植两个方面的全面合作。

    作为中苏经济合作中比较罕见的跨贸易与林业合作个案，中苏橡胶合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来重新看待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是，与其他苏联援华工业项目不同，在这个项目上是中国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来帮助苏联，而不是相反。无论是在橡胶贸易领域还是在橡胶种植领域，中共各级领导人都是非常积极地想要承担与完成自己对苏联的国际义务，即使是有时斯大林提出了令人不愉快的要求。可以说，就积极为苏联代购橡胶而言，中国不但主动承担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责任，而且积极介入了经济冷战。但是，中国积极参与的这种合作也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其中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不仅中国难以处理与苏联进行全面合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苏联强硬的要求与中国自身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李森科（Lysenko）主义在中国的泛滥等，即使面对中国发展橡胶种植来说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从欧美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具有丰富植胶经验的华侨，中共干部们也难以克服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更不要说其自身在处理经济事务时所具有的急躁盲目等阻碍性因素。中苏橡胶合作这一个案似乎说明，由于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分歧，中苏经济合作也很难持续下去。

    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最早披露了中苏领导人关于这一合作事业的讨论情况。[542]后来又有若干中文著作从中苏经济合作、中国国内橡胶种植等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543]在这些论著与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1950年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与1952年9月《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定》是苏联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交易，而苏联突然改变原来意图是1953年5月中苏重新签订橡胶合作协议、中国收缩华南地区橡胶种植的主要因素，同时苏联的李森科主义也极大地干扰了中国的橡胶种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强调的，中国并不热心这一合作，苏联也未从中获得好处。[544]

    本文将尝试以广东省档案馆馆藏地方档案与其他新发现的材料为基础，从经济冷战背景下的中苏经济合作这一角度出发，将中苏在橡胶贸易与橡胶种植两个领域的合作与分歧作为两个彼此联系密切的部分来进行历史重构。[545]相关资料说明，导致中苏橡胶合作发生变化的因素极为复杂，除了苏联方面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因素起了很大——如果不是主要的——的作用。此外，与赫鲁晓夫的论断相反，中国方面在中苏橡胶合作中表现得积极主动，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一事业并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集团围绕橡胶问题展开激烈的经济冷战背景下，可以说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主动加入了经济冷战。

    中苏橡胶合作的缘起

    天然橡胶作为现代经济的基本战略资源之一，在经济与国防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中共领导人对橡胶重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橡胶的重视。[546]1949年底中苏就缔结同盟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斯大林再三向中国领导人提到战略资源橡胶的重要性，他将橡胶比作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认为橡胶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极为重要。[547]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强调橡胶，主要原因就是苏联本国无法生产橡胶，在橡胶供应问题上一直面临着巨大困难。二战初期在轴心国的经济封锁下，苏联的橡胶供应几乎断绝。由于苏联合成橡胶技术落后，难以满足战时经济的巨大需要。苏联曾尝试利用俄罗斯的蒲公英（dandelion）与橡胶草（kok-sagyz）这两种含胶植物来生产橡胶，但代价极大且效果不佳。苏联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后，情况略有所好转，英国向苏联提供斯里兰卡的天然橡胶，美国向苏联提供合成橡胶并转让了较为先进的合成橡胶生产技术。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极大地扩大了对橡胶的需要，但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大规模采购橡胶则遇到了严重问题。由于不熟悉东南亚商业环境，其进口橡胶出现了大量以次充好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冷战兴起后美国开始限制苏联进口这一战略物资。美国不但迫使英国、荷兰及其东南亚殖民地斯里兰卡和泰国减少或停止对苏联的橡胶出口，并从1949年起将橡胶列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的出口管制清单，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橡胶出口控制在最小数量。[548]

    正是因为斯大林发现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苏联，对苏联搞封锁”，所以与东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经济联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疆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苏联打破西方的橡胶封锁带来了希望。在1949年末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会面中，斯大林曾多次向中方询问在广东省海南岛等亚热带沿海地区能否种植橡胶的问题。周恩来告诉斯大林，海南岛地区已有私人种植巴西橡胶树，但面积小、产量低，还不能满足中国国内需要。但周恩来强调，如果国家着手发展橡胶种植业，情况会大不相同。斯大林得知这一点后心情十分迫切。[549]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就在1950年3月中苏在新疆建立合资股份公司开发新疆资源后不久，[550]斯大林即电告中共领导人，要求中方在海南岛上提供土地，由苏联来发展橡胶种植。这一提议遭到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转而提出中国自己进行橡胶种植，由苏联提供贷款、设备和援助，中国将所产橡胶运给苏联来偿付其援助。[551]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橡胶问题的重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0年7月14日中南区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简称华南财委）向中南区财经委员会（简称中南财委）提交了发展橡胶种植的初步计划，提出要制订一个为期4～5年、逐步进行的长期计划，通过国家在土地、地租、银行贷款、橡胶收购价格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扩大橡胶园或发展公私合营的橡胶园，将当时中国唯一橡胶产地海南岛发展成为年产橡胶5万吨的橡胶产地。可能与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军事进展比较顺利有关，这一计划显然有些节奏缓慢，而中共中央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要求华南分局与华南财委将相关计划和措施进一步细化。[552]

    华南财委的报告提交后不久，1950年8月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举行了全国橡胶工业会议，首次从较为全面的角度对中国的橡胶供应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从这次会议的内容来看，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橡胶问题的看法是相当谨慎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国必须实现橡胶的自给自足，否则将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供应必将仰仗外国，因此很容易被切断；二是容易出现奸商囤积。该次会议以华南财委意见为基础，提出了要在海南岛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公私合营企业，种植300万亩巴西三叶橡胶树，以实现七八年后橡胶年产量5万吨、十年后实现自给的目标。这次会议还强调了开发其他产胶植物的可能性：根据苏联二战时种植橡胶草的经验，在中国西北发展橡胶草，尝试在云南、广西和四川种植巴西橡胶树、印度橡胶树。为此中财委命令轻工业部、林垦部、农业部一起组成西南、西北两支调查队，对上述产胶植物在各地种植的可能性进行实地调查。[553]

    除了从长远利益的角度强调中国必须要实现橡胶供应的自给自足外，这次会议还强调，当前中国在消费和外贸领域必须采取一些直接应对措施。会议决定贸易部应迅速采取措施，储备一年以上的橡胶原料；同时整顿整个橡胶工业、加强计划管理，控制国内橡胶消费，将橡胶供应的重点从日常消费品转向生产资料的制造方面。会议还未雨绸缪地对此后一年橡胶制造工业对天然橡胶的需求量进行了谨慎估计，制定了橡胶制品产量最低与最高两个生产计划，以应对局势的变化。[554]

    会议之后，广东省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恢复和发展海南岛、广东南部的橡胶种植和生产。1950年8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拟定了《关于恢复和发展海南与（广东）南路树胶业方案》，提到为节省进口橡胶所耗费的外汇及防止帝国主义切断中国的橡胶供应，应当重点发展海南岛的橡胶种植，使之成为一个“橡皮岛”。为此广东省政府应当积极扶助和奖励华侨与工商业界进行私人投资，恢复和发展海南岛与广东省南路橡胶种植业，政府只是插手橡胶的销售环节，准备对出产的橡胶进行统购统销。初步方案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在土改中对已有的私人橡胶园做出让步；第二，在各个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以鼓励华侨与当地私人投资橡胶种植业；第三，奖励发展橡胶树苗圃，禁止破坏胶园；第四，对橡胶进行统购。该方案还提出为加强种植橡胶的工作，在广东省政府、海南军政委员会、广东省南路专署将分别设立相关专门机构，负责有计划有步骤地执行种植橡胶树与收购树胶的任务。[555]

    9月初，周恩来下达要进行情况勘察与筹建专门领导机构的指示。[556]华南财委立即提议着手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华南橡胶管理局来主持华南地区的橡胶种植工作，同时还组成了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部、技术人员、华侨、中山大学专家等组成的橡胶考察团，于1950年9月对海南岛、雷州半岛的天然橡胶种植与生产状况进行了为期21天的考察，并就如何维持当前私营胶园的生产水平与未来华南橡胶事业的发展提出意见。[557]这次考察初步摸清了这两个地区橡胶种植的大致情况，并向这两个地区的党政机关强调了橡胶种植的重要性。[558]

    此后，中国国内橡胶生产的速度明显加快。10月，中财委责令中央林垦部抽调能力较强的老干部，筹备成立中南区农林部下属的华南林业局，专门发展橡胶种植。[559]12月，广东省政府命令海南军政委员会立刻成立橡胶垦殖处（方针上由中南财委和广东省府领导，业务上由广东农业厅指导，具体组织由海南军政委员会负责），海南各个产胶重要县份在县政府建立橡胶垦殖科。[560]

    在鼓励私人橡胶业发展方面，经过与中共中央、中共华南分局和海南军政委员会协商交流后，[561]广东省政府从10月开始正式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第一，免征1950年橡胶农业税。[562]第二，在土地政策上对私营橡胶园网开一面，承认私人的业权（除敌伪与官僚资本胶园外），并在土改时按照土地改革法第十九条规定与中央指示办理，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配，即使是土地所有权为地主所有，也必须经过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才得收归国有，但仍由原经营者使用；对于愿意投资橡胶种植业的私人，政府则应当积极划拨土地，予以扶助。[563]第三，政府向愿意发展橡胶种植的私人积极提供贷款。中央财委于1950年10月11日决定，由中央林垦部拨给华南分局5亿元经费，用于鼓励海南橡胶业的初步发展，并另外专门拨款6亿元，专门用于向私人提供贷款进行橡胶育苗。[564]

    到1950年12月，广东省政府更拟定了重点生产基地海南岛的橡胶发展计划。省政府提出，海南岛橡胶种植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通过同时发展私营与公营橡胶园的办法，实现1955年橡胶种植株数达到4250万株、1963年橡胶产量达到5万吨的中长期目标。在近期目标上，考虑到海南多数胶园尚待恢复、条件还不具备等情况，1951年的主要方针是“大力恢复和稳步发展”，以奖励扶植私营胶园发展为主，公营胶园只起示范和领导作用。为了刺激私营胶园的发展，除了进一步肯定之前确定的土地、税收、银行贷款等优惠政策外，更特别提出要以橡胶与大米1比15（即1公斤橡胶换15公斤大米）的高价来收购橡胶，以刺激私营胶园的发展。[565]

    1951年1月初，周恩来决定专门拨款10亿元用于扶植海南岛的橡胶种植业发展。在中财委的指示下，海南财委做出决定，为扶植私人发展橡胶种植业，为旧胶园的恢复提供每笔1.5万亩、每亩3万元的贷款，对建立新胶园则提供每笔3.5万亩、每亩5万元的贷款，对割胶加工工具贷款提供每笔5.7万元的贷款；对于公私合营的胶园，政府每亩投入5万元。同时为了刺激橡胶生产，政府还将橡胶价格维持在橡胶换大米1比15的高位。[566]

    但应当强调的是，此时中国发展橡胶种植的工作已经暴露出此后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极端缺乏橡胶种植知识的情况下，却不重视中国自己现有的专家。当时中国政府为发展橡胶种植而极力搜集相关资料，[567]其中包括业已回国、曾为东南亚橡胶大王陈嘉庚编撰的通俗性读物《南洋橡胶史话及生产市场状况》，以了解南洋的橡胶种植情况。[568]但令人惊讶的是，不知何故，直到1955年之前，中国负责橡胶种植的部门从未就橡胶种植问题咨询过陈嘉庚与其他熟悉橡胶种植的华侨领袖。

    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

    正当中国着手发展国内橡胶种植业的时候，中共领导人突然发现橡胶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出现了重大缺口——这不仅是因为战场上的对手美国的经济封锁，更是因为此时的盟友苏联提出了令中方为难的要求。

    朝鲜战争刚刚爆发，美国与其盟友便立刻做出反应，对苏联进行橡胶出口管制，禁止向苏联出售橡胶。这对苏联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威胁。考虑到中国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之间经济联系较为稳定，比较容易获得橡胶，斯大林于1950年1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利用私商或其他“适当途径”，绕过美英政府可能进行的干涉，为苏联分批代购5万吨橡胶，每批8000～10000吨。富有经验的斯大林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中国应抓紧时机，迅速在近期内代购，而且要分批购买，以免生产国与生产商趁机抬高价格。[569]

    由于中国已经卷入战争，同样面临美国经济封锁的困难，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无疑是给中国出了一个难题。尽管如此，中国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的回答。在收到斯大林来信的当天，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讲述了中国在橡胶生产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但提出可以通过压缩国内橡胶消费和发动私商积极大量进口橡胶来完成供给苏联橡胶的任务。周最后强调，“不管如何，菲利波夫（斯大林）现开了口”，中国还是应该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并要求立即从中国现有的橡胶进口存货中拨出5000吨，以解苏联的燃眉之急。然而，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却有不同看法。陈云提出了量入为出的方针，并指出：中国只进口了10000吨橡胶，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立刻向苏联交付8000吨橡胶，而且随着中国已经介入朝鲜战争，自己的橡胶进口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变得紧张起来。经过讨论，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第二天，11月22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中国可以立刻从自己已有的进口橡胶中向苏联提供第一批8000吨（而不是5000吨）橡胶，并可利用中国在南洋的关系立刻为苏方代购5万～7万吨橡胶，数月内运抵天津港交货。[570]

    当然，中国领导人在做出这一决策时也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毛泽东在电告斯大林可立刻拨付苏联8000吨橡胶的同时，就要求苏联以同等价值为中国提供急需的新闻纸和布匹。其次，斯大林在21日的电报中已经慷慨承诺要支付中国代购橡胶所需一切费用，而中国则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苏联按照橡胶时价以美元或英镑支付，这就避免了当时橡胶价格快速上升、卢布币值不稳可能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嘉庚答应利用其在东南亚橡胶业的巨大影响，帮助中国通过南洋华侨购入所需橡胶。[571]

    中国领导人的答复令斯大林十分满意。在11月24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斯大林再次强调，苏联过去曾吃过东南亚橡胶商人的亏，特别叮嘱中国领导人，既要注意进行分批小量采购，以避免橡胶生产国的商人趁机抬高价格，更要注意采购高等级橡胶，并重视对所购橡胶的质量检验工作。中苏双方领导人在此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随后由中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苏联政府商务代表负责具体细节的商讨。[572]

    中国领导人爽快地答应了苏方的要求之后，如何突破美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不断加紧的对华经济管制便成为关键。[573]此时美国的经济封锁措施对中国的橡胶进口影响有限，因为橡胶的产地是在英国和荷兰控制下的东南亚地区，美国的上述管制措施鞭长莫及。虽然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但由于英国在这方面与美国的做法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在管制的范围和力度上并不严格。在此情况下，中国仍可从英镑区进口，只是用于贿赂、走私等手段的各种“黑费”有所增加。[574]中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通过直接贸易或经过香港、澳门的间接贸易，及时抢运了大量橡胶。就在1950年6月29日美国颁布《1950年输出统治法令》的同时，中财委即提出要“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11月22日，在毛泽东回电同意为苏联代购橡胶的当天，陈云、薄一波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名义电告中共华南分局、中南局：为了从世界市场上抢购急需物资，已经命令相关部门简化进口手续、增加补办手续港站、优先查验国家进口货物、在铁路调运方面进行配合等。[575]即使是美国冻结中国外汇的措施，也只是一时对中国的橡胶进口产生了影响，中国方面迅速展开的易货贸易有力限制了美国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576]

    中共领导人的这些措施相当成功。到1950年底，中国橡胶进口总量达到7.1503万吨。除来自斯里兰卡的75吨之外，其余全部来自马来亚与新加坡（包括从香港转口进口），价值高达5500万美元，其中从马来亚、新加坡直接进口6万多吨，价值4974万美元。这种进口势头一直延续到1951年上半年。在经过1951年初最初两个月的混乱与调整之后，中国的易货贸易政策与抢购紧缺物资政策产生了巨大效果。从3月到5月18日联合国发布对华禁运令前这一短短的两个半月中，中国利用积存的外汇进口价值4200多万美元的橡胶与轮胎。[577]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此时大量进口橡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苏联代购橡胶。有资料称1950年中国共进口了12万吨橡胶，其中有8万吨转口给苏联。[578]另有数据证明，在1951年中国对苏出口总值82517亿元中，橡胶出口就占到15.14％，约为12493亿元，而1951年中国橡胶进口总值才23751亿元（共6.9万吨），也就是说转口苏联的橡胶总值占中国进口橡胶总值的大约52.6％。[579]

    在中国抢运橡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的就是东南亚和港澳的华商。[580]早在收到苏联的代购要求之前，中方就已经与新加坡南亚有限公司所有者、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取得联系，以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名义从南亚购进大批马来亚橡胶。[581]还有材料说，朝鲜战争期间，陈嘉庚的女婿、新加坡橡胶大王李光前的侄子李引桐利用其在香港的南宗公司，由泰国经香港、澳门辗转捐赠给国内21万吨橡胶！[582]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华润公司和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鼓励并组织包括后来成为香港大亨的霍英东在内的港澳商人，将各类禁运物资从香港运至澳门后，再“走私”进入中国大陆。[583]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大量为苏联代购天然橡胶，是在当时本国橡胶制品行业处于原料极度紧张，而自己也急需橡胶制品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对橡胶这一战略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1950年冬陈云召开的一次政务院有关各部领导参加的橡胶会议凸显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朝鲜前线不仅需要轮胎与三角带，更急需胶鞋若干万双，因为许多战士在冰天雪地还穿着布鞋，甚至光着脚板。[584]以广州的橡胶行业为例，由于原料短缺，整个行业陷入困境。政府不得不一方面以7吨大米换1吨橡胶的比例来进口橡胶原料维持生产，另一方面改组橡胶生产企业，将一些生产能力弱的企业淘汰转产。[585]同时，中国在代购橡胶中也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以从香港转运进口马来亚橡胶为例，中国方面负担了各种黑费、运杂费以及比马来亚橡胶价格高出5.2％的额外价格，而且所获得的橡胶质量也难以保证。而香港商人又往往利用中国急需橡胶这一局面抬高价格、囤积居奇，这些都使得中国在从香港转口进口橡胶时代价很大。[586]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斯大林在中国为苏联代购橡胶问题上十分感谢毛泽东。1951年5月，斯大林决定无偿赠送中国372架米格-15飞机，以替换以前卖给中国而被朝鲜实战证明落伍的米格-9歼击机，并将原来的米格-9飞机继续留在中国，用于训练飞行员。斯大林明确表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感谢中国为苏联代购了天然橡胶！[587]

    中国的橡胶种植计划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对中国进行贸易禁运的决议后，英国与东南亚各国加强了对华橡胶禁运的力度，中国从东南亚各国与港澳地区获得橡胶已变得十分困难。[588]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极大地凸显了社会主义阵营实现橡胶自足的重要性。从1951年中开始，中国加快了国内橡胶种植的步伐，但在发展方向上已经与之前的计划有了极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橡胶种植地区与未来产量上有了巨大的调整：之前是以海南岛为重点地区，10年后实现橡胶年产量5万吨，此时大陆地区成为重点，而目标产量剧增为20万吨。

    中国在橡胶种植方面的这一突然转变依然来自于苏联的要求。根据陈云的回忆，斯大林突然来电要求迅速发展橡胶种植，而且至少要达到年产量20万吨。[589]由于苏联的橡胶需求量巨大，仅在海南一地发展橡胶种植的计划难以满足其要求，为此1951年5月16日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重新提出，要在海南岛与其他适宜地区多种植橡胶植物。[590]经过短暂考察，6月，陈云向毛泽东报告，除了在海南外，也有可能在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和贵州五省发展橡胶种植业。在接到陈云的报告后，毛泽东随即通告斯大林，由于存在可能发展橡胶种植业的广大地区，中国准备立刻发展橡胶种植，希望苏联政府派出代表与中方拟定具体计划。[591]

    随后中国方面立刻行动起来。1951年7月2日中财委负责人指示中南、华东、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当前橡胶种植工作的重点是扩大海南岛的巴西橡胶树种植面积，同时在粤、桂、滇、川、闽等省找寻宜于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地区并找寻其他胶树胶草。到8月2～7日中央财委橡胶会议召开时，就已经确定了在中国南方播种1200万亩巴西和印度橡胶树，10年后橡胶年产量达到20万吨的初步计划。[592]8月11日，陈云、薄一波将这一计划报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得到认可，毛泽东又于13日将这一计划通报给斯大林，并向相关各地转发以征求意见。31日政务院第100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林垦部起草的《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最终确定了中国橡胶种植计划。[593]计划规定，在大陆种植770万亩巴西橡胶与印度橡胶（海南岛的任务另定），其中广东广西两省400万亩的巴西橡胶树培植工作必须在两年内（到1954年）完成。[594]为了加强领导，11月20日，在中共华南分局设立专门负责橡胶种植的华南垦殖局，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出任局长，接受中共华南分局与中央林业部双重领导，其下设海南、高雷、广西三个分局，各分局下辖各种垦殖所（县一级负责机构）和垦殖场（乡一级负责机构，为具体种植与生产部门）。至此中国华南大规模橡胶种植正式展开。[595]

    中国为了满足苏联方面的要求而采取的上述措施有着很明显的仓促性与冒险性，对此中共领导人十分清楚。在1951年8月的中央财委橡胶会议上，陈云特别强调在中国南方快速发展橡胶种植就是在冒险。陈云指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自然环境并不有利的地区实现大量种植橡胶树与生产橡胶，党和政府主要在这样几个问题上面临很大的困难：品种选择与种子供应，快速大面积垦殖所需的大量苗圃、人力和资金，土地勘察（自然和人文条件），相关科学研究等。一向细致谨慎的陈云虽然也强调“在栽植方针速度决策上要大胆，但在每个具体的工作上要细心谨慎，必须精细地调查、研究、试验，务求切合实际”，但他以一种十分焦急的口气提到：“一吨金比不上一吨橡胶，因为无橡胶飞机飞不起来，汽车也开不走……我们现在需要就很急迫，所以无论是推广的速度，工作的速度，都希望特别的加快，慢了赶不上，一定要争取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不能按一般的速度，按部就班的那样干，一定要大步前进，而且要带点冒险性，但是我们是有条件的冒险，只要有计划有步骤就没有问题……整个的事业是比较冒险，但必须冒险，从国家目前的和长期的工业和国防的要求来说，冒险是应该的……现在我重复说：第一个要求是速度要快，我们不能等帝国主义打起来，还说没有种好橡胶，大家大胆的去做，失败了我负责任，特别是两广速度要大，四川、云南可稳步前进。”[596]

    橡胶种植之所以必须要冒险，是因为中共领导人在橡胶问题上确定了四个基本点：“要有、安全、数量要大、要速度快”。“要有”是中共领导人在橡胶问题上的根本目标，即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为了满足中国与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需要，中国一定要实现能够生产橡胶。“安全”是指在中国海军还不强大、容易遭到海上攻击与封锁的情况下，要保证中国能从相对安全的地区获得橡胶。这一要求使得中共将发展橡胶种植的重点转向了中国大陆，而自然条件更好的海南岛则由于战略安全问题被放在了次要地位。“数量要大”指的是在橡胶问题上必须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需要与未来10年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需要考虑在内，因此虽然中国当前橡胶需要量只有每年3.6万吨，但是必须要将10年后橡胶产量达到20万吨作为根本目标。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速度快”，则是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橡胶种植与生产，实现自给自足。[597]

    但谨慎的陈云已经认识到，要想冒险成功，必须要以细致谨慎的具体工作策略作为基础，而这一矛盾又是极难解决的。他寄希望于通过积极发动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与群众，集中利用各种已有的资源来解决问题，使得这一冒险变成“有条件的冒险”。但由于橡胶种植计划过于巨大与急迫，陈云再三强调的“细心谨慎”恰恰未能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苏联不仅提出了中国要尽快发展橡胶、实现未来年产量至少20万吨这一根本性目标，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橡胶种植计划的各个方面，却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首先表现为苏联的技术指导令中国在确定橡胶品种方面走了很大的弯路。虽然此时巴西橡胶树已经在中国海南岛大面积成活，并在种子、技术、专业劳动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累，但对战略安全的强调令中共领导人十分关注能够在较为安全的、纬度较高的地区种植的橡胶植物。虽然橡胶草在苏联国内种植并不成功，但由于李森科鼓吹已将橡胶草改造成为适应温带气候的高产橡胶植物，这使中共领导人误信在新疆发现的橡胶草可以在较为安全的中国北方温带地区种植并实现高产。在1950年12月5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的扩大谈话会上，军事部门代表特别向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提出，对如何利用新疆橡胶草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农业部与工业部在此前后已在兰州与北京工业试验所进行了试验，汇聚了中国最优秀植物学人才的中科院也将其发展橡胶植物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橡胶草的培植与利用研究中。但经过半年多试验证明，橡胶草不仅产胶量低，所产橡胶质量较差，而且因其必须灌溉与精耕细作，从而在土地与人力上与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形成极大竞争。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1951年9月8日的中财委橡胶会议依然犹豫不决，仍要进一步试验并要到苏联考察后者所谓的成功经验。[598]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苏联向中国介绍的耐寒性较强、可以在北纬21～24度之间种植的印度橡胶树（Ficus elastica）上。虽然已经从苏联专家那里了解到德国试种印度橡胶树成功但不产胶，但受到李森科关于生物会发生变异以适应环境的学说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在广东、广西等地发现了极少量印度橡胶树，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在战略位置相对安全的西南地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金沙江沿岸——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可能性。未经认真科学考察，1951年8月2日中央财委橡胶会议就初步计划，在到1956年大陆种植橡胶树700万亩、10年后实现割胶10万吨的总目标中，有500万亩是在北纬21～23度地区种植印度橡胶树、使其未来年产量达到7.5万吨。[599]尽管受制于中国已有的印度橡胶树母树与种子非常稀少，这次会议最后仍将印度橡胶树的种植面积确定为300万亩，并决定一旦能获得足够种子，就会扩大印度橡胶树种植面积而缩小巴西橡胶树的种植面积。[600]会后陈云于23日与27日两次致电叶剑英，要求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查找印度橡胶树，摸清印度橡胶树在华南地区的生长情况与种子情况，但结果证实印度橡胶树的生长情况并不理想。[601]到1951年11月17日中共华南分局拟定出橡胶垦殖六年计划时，原来准备大规模种植印度橡胶树的四川、福建已经被排除在外，整个华南地区的橡胶种植以巴西橡胶树为主，但印度橡胶树的繁殖与割胶试验并未被放弃。[602]

    华南橡胶种植的品种直到11月29日中财委橡胶会议上才确定下来：以巴西树为重点，橡胶草与印度橡胶树继续试验。[603]但无论怎样，苏联对橡胶草与印度橡胶树的介绍对中国确定橡胶种植主要品种造成了极大干扰，中国方面的种植计划不仅因此而反复修改，而且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一批高级科研机构将精力与时间浪费在这两个早已被苏德两国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橡胶品种上，而未能尽早将精力转到巴西橡胶树的研究上。

    而苏联方面更大的负面影响来自于其对中国橡胶种植计划的修改上。根据中方要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1951年11月由11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达中国，在陈云和林业部部长林希、副部长李范五等人陪同下前往华南地区进行考察。11月18日苏联专家组与中共华南分局一起召开了华南橡胶垦殖会议后，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前往雷州半岛与海南岛进行考察。专家组考察结束后（12月10日返回广州），于12月27日向陈云提交了建议书。[604]苏联专家团肯定了华南橡胶种植的可行性，也赞同华南垦殖局在11月17日提出的将橡胶种植面积从原来的1200万亩缩减到750万亩的计划，[605]但是将时间大大加快——华南垦殖局计划是从1952年起6年内完成750万亩橡胶的种植，苏联专家却强调这一任务可在两年之内完成！[606]苏联专家这一不切实际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同意，后者更提出如在纬度较高的广西、云南等地橡胶树试种成功，便要将橡胶树种植总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此外，苏联专家在这次考察中就胶树培育、施肥等方面提出的建议也有颇多问题。相比东南亚此时流行的先鉴定优良高产的橡胶母树，再利用其芽条在砧木上发展高产芽接树的先进方法，苏联专家提出的胶树培育建议，却是不经优良母树鉴定与优良种籽选种而无区别地将所有收获橡胶种子培育成实生橡胶树，这使得此时建立的胶园全为橡胶产量很低的实生橡胶树，中国后来又不得不在60年代初利用芽接方法改造这些实生树。为增加橡胶树种子产量，苏联专家还提出增加施肥来改良土壤，由青岛提供磷肥、东北提供豆饼，但中科院专家发现，仅豆饼运输费用就为其本身价格的20倍！[607]

    中苏合作开展橡胶种植

    要在两年内完成原来准备6年才能实现的750万亩橡胶种植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对此华南垦殖局的干部十分清楚。在1952年1月18日橡胶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议上，华南垦殖局副局长李嘉人就提出有九大科技难题（种子、育苗、橡胶生理、病虫害等）与一个人员问题（干部问题）急需解决。[608]不过，中共领导人与华南垦殖局的干部从政治的角度接受了苏联专家的修改建议：“橡胶工作在今天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橡胶事业，当我们有了自己的橡胶事业，我们就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因此，在橡胶工作中，我们要有高度的战争概念，要有时间概念，并以此来教育全党，动员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力量，把这个工作当为一个战斗任务，全力加以支持。”[609]

    根据两年完成750万亩橡胶定植的总目标，华南垦殖局在1952年1月底重新调整了计划，提出1952年就必须完成开荒500万亩（海南岛200万亩、广东高雷200万亩、广西100万亩，4月调整为420万亩）的艰巨任务。[610]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困难很大，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极端缺乏各种人员。根据华南垦殖局的估算，如果要在农闲时期（共3个月）动员民工轮番（每半月轮换一次）开荒，则需要动员80万名民工，但现在植胶县份的总人口只有700万，以动员率5％计仅可动员35万人。为此，华南垦殖局同意中央提出的由军队进行屯垦的办法，[611]提出要用8个师进行全年劳动，但由于动用军队在房子、粮食等方面费用极大，因此华南垦殖局强烈要求使用一部分现代化机械。此外，完成500万亩开荒后要建立500个垦殖场、100个垦殖所，共需要各级各类干部9280名，地方难以解决，不但需要中央与中南局抽调大批行政干部，还需要各个科研机构与大学提供大批科研人员。[612]

    但这一问题即使是动员全国的力量也难以解决，其中干部缺乏问题最为严重。3月1日，中共华南分局向中央与中南局报告，由于干部极度缺乏，已影响到橡胶垦殖工作的进行。仅华南垦殖局下属垦殖所、垦殖场所必须的6204名各类干部（领导、技术、财务、卫生等）中，缺口就达5973名。中共华南分局原计划从广东省、市、财委三大系统和军队转业干部中抽调干部解决，但由于正在进行的土改与三反运动占用了大批干部，地方难以提供更多的干部。华南垦殖局曾提出通过招收中南军区军队转业干部的办法来解决，但由于当时军队整编与转业工作尚未进行，而且排以上干部数量不多，因此也不能解决问题。[613]而科研技术干部的缺乏更为严重。虽然当时有一大批有丰富植胶经验的华侨归国并被动员作为技术骨干参加了橡胶垦殖工作，[614]但这些华侨只是在技术上比较熟练，缺乏相关理论知识。为此，从1952年1月开始中财委与林业部就动员全国橡胶专家赴华南工作；同时林业部与教育部做出决定，让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的林业专修科学生改上橡胶课，提前毕业参加植胶工作。[615]为了迅速进行植胶土地勘测，1952年2月林业部还紧急动员了北京农大、清华、北大、南大、浙大、金陵大学等9所学校植物系与森林系在校学生六七百人前往华南勘测适合橡胶种植的土地，并要求中科院派遣5～8名森林、植物生态分类和土壤方面的专家前往华南进行为期半年的勘查。但由于任务过大而相关科研人员较少，因此不仅“设场、开垦及播种走在调查、勘察及设计的前面”，而且这次土地勘测也比较粗糙。[616]

    除了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甚至是一般劳动力的供给也严重不足。2月8日华南垦殖局曾计划征召当地民工40万，再利用7个师的军队外加大批劳改队。考虑到安全因素，原来准备使用2万多人劳改队的想法后被放弃。[617]可能由于国际局势尚未完全缓和，中共中南局只调派了3个师参加橡胶垦殖，实际最终参与橡胶种植的只有2个师1个团。[618]

    在中国自身资源有限而难以解决上述问题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苏联求援。3月7日陈云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橡胶种植急需的拖拉机，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要。[619]3月28日，毛泽东向斯大林发出了周恩来代拟的电报，要求苏联政府在种植橡胶上提供帮助，提议中苏两国政府为此专门签订一个互利互惠的贷款和技术合作协定。[620]

    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回应。苏联派出了大批专家（计划派出80名，到1952年底已到达55名），包括林业、组织、水利、机械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认真，不辞辛苦深入到第一线工作，与前线工作人员一起住在茅草屋里。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到1952年底已有10％的苏联专家患病，但仍坚持工作。[621]在垦殖机械援助方面，从1952年8月到1953年1月，苏联提供的重型机械陆续分8批经海路到达海南、高雷与广西，[622]总数为369台机械，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100辆卡车（2.5吨卡车60辆，4吨卡车40辆）、10台工程车、40台油罐车、各种预备零件及工具。同时苏联还派出了一批机务专家，负责这些机械的使用，同时培养中国的相关技术人员。华南垦殖局以这些机械与苏联专家为基础，在广西、高雷、海南三个垦殖分局内建立了11个拖拉机站、共74个分队。[623]苏联的这一援助有力地支援了华南地区的橡胶垦殖工作。华南垦殖局原计划开荒几乎全部以人力为主，随着苏联机械的到来，到1952年10月59.5％的开荒面积都由机械承担，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624]

    虽然从1952年初双方就已经展开了橡胶种植合作，但是中苏两国在为明确彼此义务与责任而缔结一项正式的双边合作协议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直到1952年3月，斯大林仍然坚持中苏以合资公司的形式来共同开发华南的橡胶种植。毛泽东否定了这一提议，提出两国之间缔结一项协定，苏联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而中国方面保证将自己年产橡胶量的一半按优惠价格提供给苏联，以偿还苏联的贷款。[625]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答复显然不满，转而提出中国必须在大量产胶前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1952年8月到9月中苏两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讨论苏联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等问题时，斯大林指责中方在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的问题上不积极配合。虽然周恩来解释了中国自己尚不能大量产胶，而西方又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实际困难，但斯大林依然强硬指出，中方应千方百计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否则将减少对中国的汽车与卡车供应。[626]面对斯大林的强硬态度，中方不得不做出较大让步。9月15日中苏双方秘密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虽然彻底否定了苏联提出的建立合资企业的要求，但苏联贷款从原定的1亿卢布减少为7000万卢布（年息2％），苏联按照贷款数额提供拖拉机、拖带工具、汽车、必要的材料、石油产品，并派遣专家提供橡胶种植与生产的技术援助。中方不但保证在10年内（截止到1963年）使橡胶产量达到年产20万吨，并在大量产胶后将总产量中的70％（14万吨）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8％的价格出售给苏联，中国还必须从1956年7月30日起6年内偿清苏联贷款，偿还方式是中国在1963年之前每年从第三国为苏联以国际市场价格代购1.5万～2万吨橡胶，不足部分以钨、钼、锡、铝、锑等原料顶替。[627]

    从1950年8月全国橡胶工业会议到1952年9月中苏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国供给苏联的橡胶，数量增长了几乎10倍，如果不考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需求，中国自己的需求最多也只有6万吨。[628]我们可以确定，正是主要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中国领导人才从1951年下半年突然大幅度调高橡胶种植计划。

    除了中苏领导人之间在橡胶种植合作问题上存在着矛盾，1952年4月苏联专家团总顾问顾格宁（又译顾科宁、顾赫宁）视察华南橡胶垦殖工作时，发现苏联专家与中方基层干部也存在着矛盾。苏联专家对中国华南橡胶垦殖工作最为不满的就是工作进展不理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速度太快，忽略质量。顾格宁视察时发现，为了要尽早完成任务，已有的垦殖工作进行得十分潦草，已经栽植的橡胶树在有些地方已经死了3％。顾格宁特别强调中共中央并未为了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要求各个部门必须严肃对待橡胶垦殖工作，一定要保证质量，“如果华南没力量完成1000万亩，600万亩亦可以，但要保证应有的胶汁”。第二，中方未能配备足够的干部与劳动力，延误了垦殖工作的进行。顾格宁特别对中央林业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林业部在难以解决所需干部与一般劳动力问题时并未向中央提出帮助的请求，从而影响了工作的进度。顾格宁指出，苏联会进一步向中国提供各种机械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要求中方必须保证基本的劳动力数字：“为了完成任务，明年必须增加15000名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同时需要增加劳动力，从1953年1月起，须有固定工人25万人，假如要闹病或其他情况，就需要30万人。假如工人不能完成规定的工作定额，则需要过去提的60万人。”另一个令苏联专家不满的问题是中苏专家的使用问题。针对中方提出的苏联专家工作不够、帮助不够，顾格宁承认由于苏联专家也不懂橡胶种植，而且存在着语言障碍，与中方沟通较少、工作不力，但是他强调指出，中国方面既要想办法与苏联专家多多进行交流，也要在科研上学会独立，不能完全依赖苏联专家：“应注重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培养能单独工作、能解决问题的干部。中国专家是比苏联专家更能尽力的，他们知道地方条件，中国有句谚语：强龙难斗地头蛇。应把这一工作当作一个责任，我们则尽力帮助。”[629]

    在中国忽视自己科研力量的使用与培养这一点上，顾格宁与其他苏联专家的观察是准确的，其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当时汇聚了中国最优秀自然科学人才的中国科学院一直难以在华南橡胶垦殖工作中发挥作用。早在1950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国科联和科普扩大谈话会上，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就已经要求中科院的科学家积极参与橡胶工作，以解决朝鲜战场上的需要。1951年2月11日，周恩来更召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与胡乔木一起强调中国科学院要参与工业与财经建设，特别是要对橡胶种植问题提出意见。但事与愿违，在1951年8月2～7日举行中央财委橡胶会议时，主办方中央林业部居然不邀请中国科学院派人参加。只是在中科院自己知道后，经由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委）发函询问中财委后才获得了邀请。[630]陈云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加强与科研工作者的合作：“要求大家的是对于有科学研究的人所讲的话或所写的东西要接受，要重视和研究，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凡是对待这些意见和材料，采取无足轻重的态度是错误的，只准欢迎，不准充耳不闻，更不准拒绝。”[631]在1951年8月31日政务院第100次会议上，陈云又一次强调了“将南洋回来的橡胶工人和科学工作人员、地方干部这三股力量组合起来，好好进行这件事。”[632]但陈云的这些强调看起来效果不佳，他在1951年9月1日中财委橡胶会议上指出，财经系统与文教系统之间缺乏联系，尤其是在橡胶种植方面并未充分利用中科院的力量，希望中科院以后能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中。[633]

    即使有周恩来与陈云的强调，但中国科学院一直难以加入到橡胶工作中。中科院最初将很大精力浪费在后来被证明是无用的橡胶草上，之后在巴西橡胶的研究上又与华南垦殖局矛盾不断。1952年2月应林业部邀请，中科院派出罗士韦、侯学煜、宋达泉等8位著名学者前往华南考察了6个月。这些学者发现，华南橡胶垦殖工作进行仓促、准备不足，而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未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这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看法，如橡胶种植应当重视防风、防旱、防寒、防止水土流失，禁止铲草烧山，实行等高开垦，利用芽接、改良品种、合理施用肥料减少浪费等意见。但这些意见不仅未得到重视，反而垦殖干部还与这些专家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634]在这种情况下，橡胶垦殖所必需的科研工作难以开展。虽然叶剑英早在1951年12月21日就向中央与中南财委提议将国内橡胶专家集中到华南，成立一个橡胶研究会以统筹全国力量、加强橡胶科研，并随后于1952年1月18日建立了橡胶研究会筹备委员会。[635]然而这一研究会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这一问题的解决最后还是有赖于苏联专家的推动。由于苏联专家不能长久待在华南进行技术援助。为了尽快建立起一个专门科研机构培养中国自己的专家，以便将来独立展开科研工作，1952年9月苏联专家顾西夫提出要在广州建立一个专门的天然橡胶研究机构，“以研究加强橡胶繁殖及提高橡胶品质的方法”。在总顾问顾格宁与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的支持下，顾西夫于11月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方案，提议成立“中华全国天然橡胶科学研究院”，并对人员编制、具体组织构成、职责分工等进行了详细规划。[636]

    1952年12月8日国务院文委召开橡胶座谈会，肯定了顾西夫的建议，确定在华南垦殖局下建立该所，下设栽培组和理化组。[637]该所于1953年初在广州筹建（1954年正式成立，后来发展成中国热带作物重要研究机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由华南垦殖局局长李嘉人代任所长，乐天宇、彭光钦为副所长，从中科院与其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调入一批专家充实力量。由于华南缺乏相关图书、仪器与科研人员，急需中科院支持，彭光钦曾建议将这一机构置于中科院领导之下，但未能获准，中科院只负责提供“药品、仪器及高深理论”方面的支持，并定期派出高级研究人员，这令中科院仍难参与相关工作。从此后中科院的工作重点来看，其1953年工作主要集中在黄河资源考察，直到橡胶垦殖出现了问题后，从1954年开始华南热带林（后来扩展为热带资源）考察才成为中科院的一个科研重点。[638]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的成立确实加强了中国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与人才的培养，但李森科主义却逐步成为该机构的研究主导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与实践工作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至于苏联专家对橡胶垦殖工作质量较差、劳动力不足的批评，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情理。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专家提出的两年内完成750万亩定植橡胶这一计划难以实现，中国方面为此已竭尽所能，一些实际困难在短期内的确难以克服，但顾格宁与其他苏联专家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他们对华南垦殖局与中央林业部都进行了严厉批评。顾格宁以为，通过转变管理体制（由之前中南局及各级党委与华南垦殖局双重领导改为垦殖局垂直领导），发动群众，改变工作作风，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这些后来被证明是行不通的。[639]

    正是因为没能对症下药，顾格宁在1952年11月进行第二次考察时发现许多老问题仍然存在。[640]这些问题也被当时广东省领导人陶铸所发现。在1952年10月进行视察后，陶铸在1952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橡胶垦殖工作中的一系列主要问题，[641]其中较为严重的仍然是工作质量差、缺乏干部与劳动力的问题。陶铸在视察中发现，在已开荒的110万亩土地（主要是1952年完成的）中，其中一半仅是挖了植苗洞，并未完全翻土。而已定植橡胶树苗的70万亩中，树苗定植得乱而马虎，已经有将近2万亩的树苗死亡。[642]

    陶铸提出应采取稳步前进、重质不重量的方针，向中央提议制定并推行严格的垦殖程序，建立生产责任制与包干制，以此来提高生产效率。行政与技术干部缺乏是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陶铸认为即使从华南与其他大区（特别是老区）抽调地方干部，也难以解决橡胶垦殖所需的大量干部，解决的办法是结合已有的军垦部队转业问题，将部队当作干部的主要来源，并要求中央再派一个师来从事垦殖任务。在民工动员问题上，陶铸指出目前所缺劳动力地区主要是在海南，而海南土改完成之后劳动力也会不再缺乏，关键问题是民工待遇极差，尤其是在住房与医疗方面。民工的住房情况十分糟糕，甚至连茅草屋都没有，导致大批民工病倒。陶铸了解到，在橡胶种植重点地区湛江海康县，民工伤病率达到20％，已经有20多人死亡，影响极坏。而当地医疗条件不好，只能依靠外地支援，但后者在短时期内难以满足需要。为此陶铸提出政府必须满足最基本的卫生要求——提供“一笔搭草棚费，求得下雨不漏、地上能垫点草以避潮湿。”[643]

    虽然有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已经有专家指出有些地方并不适宜发展橡胶种植，但无论是顾格宁还是陶铸都未质疑已有橡胶垦殖计划的规模与速度。195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向陶铸传达了新的橡胶垦殖计划草案，准备将橡胶垦殖重点转向自然条件较好的海南岛，总任务从750万亩扩大到800万亩，但时间拉长到1955年完成。但总的来说，新任务并未改变规模过大、时间过快的特点，这反映了中共中央在橡胶问题上的态度还是十分坚定与乐观的。而陶铸也持有同样的态度，他甚至认为，只要中央下定决心，投入更多力量，能配齐所需干部并再调拨一个师，就可以在1955年完成800万亩的目标上再增加100万亩，达到900万亩。不但如此，国营胶园的迅速发展更会使海南与高雷这两个地方成为中国最早实现社会主义的地区！[644]陶铸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645]为此，虽然到1952年底已有2师1团与民工共11万多人参加了橡胶垦殖，林业部仍准备在1953年将参加垦殖的劳动力增加到30万人，并计划在垦殖高潮期间将劳动力总数扩大到60万！[646]

    中苏橡胶合作的结束

    但此时无论是顾格宁还是陶铸，都未想到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会令他们正在进行的事业发生突然而巨大的转折。随着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双方开始和谈，国际紧张局势开始缓和，西方各国的战时经济开始转向和平经济。这一变化随之引发了西方国家战时经济景气时期的结束，并从1952年开始出现了一次严重的世界经济萧条。世界橡胶市场需求严重萎缩、价格下跌、橡胶积压，并由此引发了东南亚橡胶生产国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动荡。而英国也因为殖民地马来亚与新加坡橡胶收入锐减而导致急需的美元收入大大减少，其经济也受到打击。沉重的经济压力使得这些国家将目光转向了当时被封锁了的橡胶市场——社会主义国家。[647]

    在此背景之下，1952年3月末4月初苏联为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反而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对华橡胶禁运提供了机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代表团积极同与会的东南亚代表进行接触，表达了中国愿意与这些国家进行橡胶贸易的强烈愿望。[648]中国曾尝试与当时世界最大橡胶生产国印度尼西亚建立正式官方橡胶贸易，但因为印尼政府考虑到联合国对华橡胶禁运令而加以拒绝。[649]不过中国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那里获得突破。[650]并未加入联合国，因此不受联合国对华禁运令约束的锡兰由于国内缺乏大米，急需出售橡胶换取外汇来购买大米，因此对中国采购其橡胶持宽松态度。中国代表团经过努力，最终与锡兰代表达成协议，中国不仅在1952年上半年从锡兰进口橡胶1.1万吨，更获得机会与锡兰政府进行接触以求展开双边官方贸易。[651]相比中国的积极态度，苏联的表现令人玩味。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曾经表示愿意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来购买印尼的积压橡胶，但当印尼代表表现出浓厚兴趣时，苏联又以印尼橡胶质量低下、必须考虑苏联自己的利益为由加以拒绝。为此十分失望的印尼代表批评苏联人有着既精明又冷酷的“俄罗斯第一”的民族主义精神。[652]

    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锡兰政府派出代表团，于1952年10月4日与中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售予锡兰政府8万吨大米的合同》和两国政府《贸易协定》，贸易协定规定双方每年出口额预期达到2.5亿锡兰卢比。随后中锡双方在12月18日又签订并在12月底批准了中锡《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及1953年橡胶和大米贸易的两个合同。五年贸易协定规定，每年锡兰售给中国橡胶5万吨，中国售给锡兰大米27万吨。[653]中国从锡兰获得稳定的橡胶来源，不仅满足了当时中国每年约3.6万吨的需要，也满足了苏联在《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提出的中国每年为苏联代购1.5万吨橡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与锡兰展开的这一橡胶贸易严重动摇了联合国与美国的对华橡胶禁运体系。看到锡兰从这一贸易中获益匪浅，[654]其他东南亚橡胶生产国也纷纷要求与中国展开正式的橡胶贸易。从1953年11月印尼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展开官方橡胶贸易，到1956年4月英国、马来亚、新加坡利用巴统“例外程序”与中国发展官方橡胶贸易，美国极力维持的对华橡胶禁运最终瓦解。[655]不过，国际局势的缓和与从东南亚地区获得稳定而且廉价的橡胶供应，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有必要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重新衡量以实现社会主义阵营橡胶自足为目的但代价极大的中国华南橡胶垦殖事业。

    在陶铸与苏联专家接连提出批评后，1953年2月华南垦殖局提出了新的垦殖计划，重点强调了必须细致工作和改善工作条件。[656]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仍然没有减轻。苏联农业部副部长卡尔丹诺（Kardano）于3月初到华南地区视察橡胶种植情况时，依然强调根据1952年9月的《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方面要在1955年完成橡胶垦殖任务并要在1959年向苏联运出第一批胶片，因此希望中国方面能抓紧时间完成橡胶垦殖，以保证1959年交货。卡尔丹诺还建议，中方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更北的地区（主要是云南）进一步发展橡胶种植。[657]为此，195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南局邓子恢通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决定要在1959年实现生产橡胶20万吨，为此准备再多调两个农业师来加强橡胶垦殖的力量。[658]

    但是中共中央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此前一直态度乐观的陶铸的积极响应。在接到邓子恢通知后的第二天（4月11日），陶铸立刻电告中央及中财委，认为要实现这一任务十分困难，除了工作混乱、群众发动不足、工作质量差等老原因，目前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垦殖系统与地方群众关系变得十分恶劣，而事实已经证明原有计划不符合实际。[659]

    陶铸的解释并非夸大其词。由于橡胶垦殖任务规模大、时间短，因此在进行橡胶垦殖时，出现了比较普遍与严重的侵占农民山地耕地而不予补偿、与农民争水争肥、随意征用农民资产等现象，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严重不满，并最终在1953年3～4月在橡胶垦殖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地方农民与垦殖场职工的严重对立事件，甚至出现了武斗。[660]为此，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命令下，华南垦殖局借当时正在进行的新三反运动，紧急在垦殖系统内部发起一场以解决农民关系、工人生活、工人冲突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同时还强烈要求从各方调入大量干部，希望通过加强干部力量、改善干部领导作风的办法来解决这些严重问题。[661]同时，华南垦殖局于3月开始的北纬22度以北橡胶种植情况的考察发现，由于日照、温度、风向、土壤等原因，巴西橡胶树在北纬21度以北种植效果不佳，苗木大量死亡，幸存下来的苗木长势很差。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华南垦殖局认为短期内在北纬21度以北大规模发展橡胶并不合适，要求中央林业部派专家前来研究，以便决定是否要对原有计划进行调整。[662]

    一方面是橡胶种植本身出现了如此大的问题，而对工作细致的强调又导致橡胶种植费用大增——1953年2月华南垦殖局新垦殖计划中仅1953年经费就从原来的18000亿元增加到28000亿元，[663]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已从锡兰获得稳定且相对低廉的国外橡胶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重新调整原来的橡胶种植计划成为必然。1953年5月10日中央林业部电告中共华南分局与华南垦殖局：“根据目前国际橡胶贸易及我国需要以及年来（北纬）21度以北胶苗生长不良、产量无切实把握等情况，中央决定紧缩现有植橡胶计划，采取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决定在徐闻、海康、海南连现有共植胶200万亩（海南150万亩，徐闻、海康选择好地种50万亩。其中徐闻至少占40万亩），其他地区立即停止开荒、定植，现在植了多少算多少，此外暂不发展。”[664]

    由于世界市场上橡胶生产严重过剩，而西方国家橡胶贸易管制被中国打破也令苏联此时可以自己到国际市场上购买橡胶，因此中国在橡胶种植上的这一调整得到了苏联的同意，1953年5月15日中苏之间重新签订了一项取代1952年9月《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的新协定，只规定了中国在1954年至1959年间向苏联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665]这意味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中苏两国在橡胶贸易上的合作将于1959年终止。

    在取得盟友谅解后，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决定，基本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暂停云南植胶问题和紧缩华南植胶计划两个指示草稿。[666]195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对紧缩华南植胶计划的指示》，详细解释了中央改变决定的原因。该文件指出，造成华南橡胶种植出现诸多困难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时间紧、任务大”，除此之外还有干部力量缺乏、机构领导不力、官僚主义严重等主观因素对橡胶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有鉴于此，考虑到中国已能从东南亚获得廉价橡胶，而中国自己发展橡胶成本过高，中国领导人决定调整橡胶种植计划：从1952年到1958年仅在海南和雷州半岛两地种植200万亩橡胶，这仅为原计划800万亩的四分之一。[667]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相关文件都未提到苏联方面有要改变原来中苏橡胶技术合作协议的要求。[668]

    随着这一计划的紧缩，整个华南橡胶垦殖系统进行了被称为“大转弯”的调整。首先，华南垦殖局已经不受中央林业部领导，转而完全归中共华南分局领导，其下属海南、粤西、广西分局在党内也分别成为地方党委的垦殖部门。同时，中央要求华南垦殖局系统结合计划的调整在系统内部展开政治运动，以提高干部水平、改进工作作风，纠正之前出现的问题。中央还强调，橡胶垦殖任务虽然缩减但仍然艰巨，要求华南垦殖系统根据中央“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新方针，抓好现有的建设工作。[669]

    到1953年9月，橡胶垦殖计划进一步紧缩，其计划再次变为“任务不变、时间延长”，即原定200万亩垦殖面积不变，但完成时间延长至1961年。这一次紧缩是与当时已经准备大规模展开的一五计划有关。由于一五计划安排了众多大型重点项目，导致中国各个方面的资源十分紧张，为此中央提出了要确保重点建设与紧缩财政的方针，而华南橡胶垦殖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中央对1954年华南橡胶垦殖再次提出了新方针：“集中力量整顿、巩固现有基础、大力训练与提高干部、整顿工人队伍、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加强现有定植林场的抚育管理，积极进行选种、芽接准备及林场勘查设计工作，并进行少量开荒、定植，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中央还强调，华南垦殖工作在注重种植橡胶的同时也要兼顾发展其他热带作物（剑麻、油棕等）。[670]

    根据新的方针，中央政府对橡胶的财政投入大幅度减少，从1953年2月原定的28000亿元减为10000亿元。对已投入橡胶种植工作的20万长工、1.7万余名军工和6万余民工，不仅要遣散所有民工，更要将作为固定工的长工与军工减至1953年底的12.6万、1954年的10万人以下。就连苏联专家人数也从原来的55人削减到10人，许多苏联提供的重型机械设备也被外调。[671]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橡胶垦殖的重心从原来的强调垦殖面积转变成为强调提高单位产量，从强调战略上比较安全的大陆转向了自然条件较好的海南岛。根据1953年11月华南垦殖局第五次行政会议的决定，虽然橡胶垦殖面积缩小为200万亩（海南125万亩，粤西65万亩，广西15万亩），但要求将每株胶树产胶量从1公斤提高到3公斤，这样虽然总面积从800万亩缩减为200万亩，但总产量只从20万吨下降到15万吨。[672]

    自此调整后，苏联专家援助的重点转到了组织与技术指导方面。从此时开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华南垦殖局开始进行组织改革，将原来半军事的垦殖机构转变成以经济核算制为核心的企业式国营农场。[673]根据苏联组织专家尤金（Yudin）的建议，从1954年底华南垦殖局开始进行大规模内部机构调整，其重点一是按照苏联与东北国营农场的模式，将华南垦殖局下属垦殖生产单位改造成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国营农场，[674]二是大力精简上级机构，将精简的干部充实基层一线垦殖单位。[675]从1955年开始更展开了以建立经济核算制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希望通过发动群众检查已有工作的方式来普及与深入企业经济管理思想。[676]上述这些措施都对华南的橡胶垦殖工作走上经济合理化、正规化的发展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鉴于此前对科学研究注意不够，此时中共中央提出了橡胶研究工作的新方针——“以苏联先进科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南洋已有植胶技术，总结海南旧有及年来植胶的实际经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677]在了解到东南亚地区已经采取优良高产橡胶母树芽接方法来培育橡胶树的先进办法后，新的橡胶垦殖计划强调采取先进胶树培育办法来提高橡胶的单位产量。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中国方面决定在200万亩的橡胶垦殖计划中，用优良高产橡胶母树芽接方法在一部分土地上发展高产橡胶树（此种方法需时较长），同时在其他土地上利用实生树和芽接办法进行橡胶树种植（这两种培育方式可以较快出胶，但是很难保证可以培育出高产橡胶树）。[678]但是，在具体进行芽接的方式上，由于中国方面迷信苏联经验，李森科主义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

    1955年1月华南垦殖局召开的第一次育种会议就橡胶树的培植工作进行了首次较为全面的讨论，强调了科研在橡胶垦殖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在精密鉴定及系统比较基础上，精选最优良高产品系，用芽接法繁殖更高产的品系来建立高产橡胶园。但这次会议也是李森科主义“新遗传学派”思想泛滥的会议，苏联专家根据李森科主义提出，要利用中国本地高产橡胶树的树冠枝芽进行芽接。[679]虽然有赞同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的中国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遭到了李森科主义者的打压，这使得中国按照李森科主义培植出来的第一代芽接胶园产量很低。[680]

    中国华南橡胶种植在1955年初有了进一步的收缩。1954年末1955年初华南地区出现的百年不遇特大寒流严重打击了橡胶垦区。据华南垦殖局调查，整个华南橡胶垦区橡胶树幼树受害率高达71.2％，广西垦区尤为严重，幼树受害率为95.7％。[681]这次打击令中共领导人对在华南发展橡胶的态度更加谨慎。在1955年9月召开的华南第一次垦殖工作会议上，林业部副部长张林池代表中央提出了要重新考虑发展橡胶的问题，认为所谓以橡胶为主，应该是在垦殖场中凡适宜植胶的土地都植胶，至于不宜植胶或目前不宜植胶的土地，则应充分利用这些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其他热带及亚热带经济作物。同时，中央也要求整个华南垦殖局系统进一步向企业化转变，加强计划管理，提高经济效率。[682]

    与这种收缩相伴随的是中国方面越来越重视自己专家与华侨的意见。1955年9月22日，植胶经验丰富的原橡胶大王陈嘉庚与其他东南亚侨领终于获得邀请，前往海南与广东考察橡胶垦殖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被采纳并产生了积极意义。[683]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也逐步得到采纳。1957年初，中国科学院派出以竺可桢为首的中国专家组连同7位苏联专家，一起考察了海南岛与广东东部的橡胶种植，对中国之前橡胶种植中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强调发展橡胶一定要尊重科学，尊重自然规律。[684]

    在这一转变中，橡胶种植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陈云表现出了勇于承担责任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1957年7月16日至20日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指出：中国的农业发展要吸取过去治淮、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种植橡胶、建设三门峡水电站等工作中的教训。今后，凡是有关农业、林业、水利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都应该事先在报纸上公布草案，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然后再做出决定，以免因为考虑不周而造成工作上的被动。[685]但是在橡胶垦殖方面彻底清算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则一直要等到1962年。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在1962年全国第一次橡胶育种会议上李森科主义被正式批判，对李森科主义持不同意见的橡胶科研人员才得以平反。[686]

    结论

    1953年初中国领导人突然决定大规模缩小华南的橡胶种植，并非如一些中文著作认为的那样，是源于苏联方面突然改变计划，而的确是来自于中国方面自己的决定，但是这一转变的原因并非如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是中国人并不热心这一合作，而是中国领导人在橡胶种植领域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而进行的理性调整。但这些看法都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一合作令中苏双方对彼此都有所不满。这一中苏经济合作个案，开始时间之早、规模展开之大、合作内容之广但又结束得如此之快，对于我们理解中苏经济史中下列关键问题十分重要：在东西方经济冷战的大背景中，中苏是怎样进行经济合作的？双方经济合作中出现了哪些矛盾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此时对外经济政策的特点如何？

    在20世纪50年代众多的中苏经济合作项目中，中苏橡胶合作极为独特。首先，这一合作的开始与结束发生在中苏两国友好关系建立初期，这不同于后来许多中苏经济合作项目的结束是因为中苏政治关系交恶。其次，不同于一五计划时期中苏双方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众多工业项目合作，中苏橡胶合作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中苏经济合作：以获得重要战略物资为目的、以农业种植与进口为核心而在中国南方进行的合作。再次，与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诸多项目主要依靠苏联援助先进技术、设备与人才这一特点不同，中苏橡胶合作恰恰体现了中国在自然环境、传统海外联系甚至是橡胶种植这样特定科研技术领域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展现了中国是如何以慷慨与自我奉献的精神帮助苏联，而不是相反。这些特点都说明，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在类型上十分丰富，并具有很大的地区性差异，是值得进行更多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687]

    中苏橡胶合作个案对于认识中苏经济合作中出现的矛盾这一重要问题也有新的启示。在目前为数不多的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经济技术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已经注意到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中苏双方在贸易、贷款、专家等各个方面的合作中都存在着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不足以导致中苏经济合作出现根本性的破裂，中苏经济合作的命运取决于中苏两国政治关系的演变，这就是柯伟林提出的中苏经济关系所具有的“政治首要性”特点。[688]中苏橡胶合作这一个案部分证实了这一特点：中国方面正是因为考虑到维护中苏政治友好关系的重要性，才在橡胶贸易与种植两方面积极配合苏联。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苏橡胶种植合作在中苏关系刚刚进入蜜月期时迅速结束这一事实说明，经济现实本身有时也会发生决定性作用。我们看到，为了满足苏联的需求，中国领导人已经竭尽所能、不惜代价：虽然中国在1950年底不顾自身困难而积极响应斯大林的代购橡胶提议，但在1952年9月中苏谈判时，周恩来仍要面对斯大林关于中国不能满足苏联橡胶需要的严厉责难，更要接受对中国不利的《橡胶技术合作协定》。而为能迅速满足苏联的需求，一向细致谨慎的陈云不得不督促橡胶垦殖干部要敢于冒险，以至于华南橡胶垦殖出现了他在1957年公开承认的重大困难。这说明，中国相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与苏联庞大而刚性的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与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所提出的论断有相近之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中国相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与中国政府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689]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为了援助中国庞大的一五计划，苏联自身也在物资、技术等各个方面承受了十分沉重的压力，这使得苏联领导人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并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690]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得出这一看法：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互相协调与互相支援，但由于各国都执行的是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而每个国家又都承担着对其他兄弟国家的经济责任与义务，因此每个国家相对有限的经济资源都与本国与其他国家巨大的经济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紧张。这种经济上的紧张不仅是中苏之间产生矛盾的一个根源，在某些时刻也会导致中苏经济合作的停止。此外，苏联李森科主义的负面作用与中国方面忽视自己科研力量的使用，还突出了意识形态因素有时也会在中苏经济合作的演变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苏橡胶合作这一个案，还反映了当时新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所具有的主动与灵活两大特点。我们看到，中国为满足苏联的橡胶需要而积极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时，积极利用了诸多与西方有关的有利因素：既有中科院大批自欧美留学回来的研究人员，还有大批来自东南亚橡胶生产国的归国华侨与在东南亚国家、港澳地区的华商，更有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的外国公司。而在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建立官方橡胶贸易方面，中国的主动灵活性更为突出。在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主办国苏联并未积极联系东南亚国家解决自己的橡胶需求问题，反而是中国利用这次机会与锡兰展开了米胶易货贸易。中国这一积极性与主动性不仅令很多人感到惊讶，而且也令美国政府举措失当。美国此时之所以坚持对中国进行橡胶禁运、而只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橡胶出口管制，[691]其目的是要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迫使中国转向苏联要求获得橡胶，从而引起本身橡胶供应就十分紧张的苏联对中国的不满，以此制造中苏矛盾。但是美国政府恰恰误解了中苏两国在橡胶问题上的关系——是经济实力较强的苏联依赖中国获得橡胶，而不是相反。美国政府的“楔子”战略非但没有发挥效果，反而被中国的主动出击打乱了阵脚——中国不仅打破了美国极力维持的对华橡胶禁运，而且还成功地与东南亚橡胶生产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为随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经济、政治联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692]这说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新成员的中国，出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责任感与热情，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主动地加入了东西方经济冷战。中国在橡胶贸易政策上的成功，不仅为新中国的外交史抹上了色彩浓重的一笔，其经验对今天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极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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