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裕公司为例，它的所有酒品都荣获大奖章（一等奖）。张裕创始人张弼士是巴拿马赛会中国实业家代表团的团长，结交了很多评审名流。从上海至旧金山，宴请外国名流常用张裕葡萄酒，张弼士还亲自为其做宣传。（见1915年《申报》对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报道。）
偏远的贵州不但无一人随团参展，茅台酒甚至连生产商都标注得非常笼统，能够脱颖而出，已经很不容易。
此外，有酒类专家分析，西方酒文化与中国截然不同。中国酒讲究直接，以茅台的檀藿之香、五粮液的浓郁之香为代表，一开瓶满室皆浓。而西方的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都是香气复杂而不直接。相比之下，西方人更容易接受香味较洁净的清香型白酒，所以以清香为主的北方烧酒比浓香、酱香的西南烧酒获奖更多，如山西汾酒即荣获本次赛会大奖章。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国产洋酒、葡萄酒所获奖项的数量接近中国酒类产品在巴拿马赛会获奖总数的一半。
茅台官司与金奖传奇
当年仁怀县呈送“茅台酒”参赛时一时疏漏，两个牌子的“茅台酒”被以同一造酒公司的名义送上去。次年巴拿马银牌从北京送抵仁怀时，两家烧坊对此起了争议，都说自己的酒在旧金山获奖。后来官司一直打到省府，贵州省公署下函：“（奖牌奖状）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曾荣誉，不必专收执为贵也。”（《贵州省公署致仁怀县公函》1917年6月20日）两家作坊成为巴拿马奖牌共同得主。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风潮席卷中国，荣和、成裕（已更名“成义”）、恒兴三家茅台镇最大的烧酒作坊陆续收归国有，合并成今天的茅台酒厂。“茅台酒”遂由一模糊的原产地标志，变成如今的产品注册商标。荣和、成裕烧坊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牌，亦名正言顺地归于茅台酒厂。
建国之后，茅台在巴拿马获得荣誉的说法，也开始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1959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茅台酒之乡》一文如是写道：“1915年，世界各国在南美洲召开闻名于世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我国的八大名酒也在参加比赛之列。当时，由于我国国际地位很低，外国资本家总想贬低茅酒的地位，但茅酒的‘无色透明、醇香回甜’的特色，不能不使那些大肚皮们惊叹不已，赛会只得把质量该属第一的茅台酒评为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白兰地。”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充满了诸多常识性错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非在南美召开，仅是因巴拿马运河而得名，举办地是在美国旧金山；“八大名酒”的概念则最早始于1963年的第二届全国评酒会；巴拿马博览会从未对酒类产品单独评奖，酒与大豆、水果、猪鬃等一同归入农产品，因而无所谓世界第一、第二位的酒；白兰地是酒的一类（指葡萄发酵后经蒸馏而得到高度酒精，再经橡木桶贮存而成的酒），各国上百种参赛白兰地，不可能统一获得“世界第一”的称号。
自此之后，国内主要媒体对茅台的报道很多，大多沿袭了“世界第二”的说法。如新华社1955年6月27日电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茅台酒曾参加巴拿马赛会，被评为世界第二位。”一直到1974年的《贵州日报》、1979年的《工人日报》均持这种说法。
1963年的《光明日报》，则称茅台酒在那次赛会上“被评为世界名酒”。
1981年《光明日报》这篇《“开坛香溢十里家”——访贵州茅台酒厂》出现得适逢其时，它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品牌意识觉醒同时同步，茅台酒厂是改革的先锋，1978茅台酒厂通过整顿企业，调整班子，结束了“连续十几年亏损”（1979年《茅台酒香，飘扬四海》），成为改革典型，在此背景下，茅台酒荣获金质奖章的消息随着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宣传迅速变得老幼皆知。
从这时起，茅台酒和“巴拿马金奖”再也不曾离开过。1986年，茅台酒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茅台酒获巴拿马金奖七十周年活动”，而在今天茅台酒厂的官网上，“荣誉茅台”第一项便是“1915年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一说法似已成为“定论”。
主要资料来源：1.《茅台新闻五十年》2.陈琪编撰：《中国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纪实》（国家图书馆微缩胶片）3.《巴拿马赛会直隶省观会丛编》（国家图书馆藏）
【内幕零距离】
因为无聊，所以越狱
文/《看历史》编辑部
“二战”期间，约有40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战俘营曾发生过2000多起越狱事件。但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亚利桑那州那一次集体越狱事件相比。这场计划周密、大胆并富于戏剧性的越狱，动机竟然是战俘们太过无聊，而萌发出玩越狱游戏的念头。
印第安人保留地
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40万名德国战俘被带到美国并关进各战俘营。美国第84安全部队位于亚利桑那州州府菲尼克斯（凤凰城）以东6英里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这里是设置在美国本土的500多个关押德国俘虏的战俘营之一。
1944年1月，第一批德国人抵达印第安人保留地。他们被安置在简陋的战俘营中的6个集中营。这里以前驻扎过国民警卫队、萧条时期的美国公民保护队（也叫公民预备役组织），并隔离过黑人步兵团。现在这里关押着300多名来自德国海军和商船的船长和船员。
据官方记载，“二战”期间战俘营曾发生过两千多起越狱事件。越狱的手段五花八门：有的通过攀爬围墙跑出去，有的剪断铁丝网或在它下面挖隧道，有的把自己藏在卡车或吉普里面运出去，有的穿着守卫的制服直接走出战俘营大门，还有的利用狱中劳动时间越狱——或者是为了想办法回到德国（虽然最后没有人做到），或者仅仅是为了享受几小时、几天或几周的自由。但是，这当中没有一起可以跟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人保留地1A区集中营的那一次大胆的、充满闹剧的集体越狱事件相比。它引发了亚利桑那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惊动了当地的执法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印第安人的侦察者。
发生在1944年圣诞夜前夕的这次越狱行动最终以一场闹剧收尾，当中没有发生枪击，无人受伤，也没有带来严厉的惩罚。
根据约翰·哈蒙德·摩尔对这次逃跑的记录《浮士德球地道》，战俘营当局正是因为将最不合作的战俘集中关押在了第一战俘营而惹下了事端。这都是些喜欢惹麻烦的人、曾经的越狱者，以及存在其他问题的囚犯：1A区的船长和船员，1B区的士官。
只有宪兵司令塞西尔·巴歇尔上校发现这个安排中的一个问题。巴歇尔指出，在1A区战俘营存在一个警戒塔无法监视的盲点。“这群德国人是一群很高素质的人，非常的聪明。”后来他这样说，“不应该把他们当中最聪明的放到第一集中营。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发现这个盲点了。”
地道
1A区的战俘们整天无所事事。只有约1/4的人员被雇用做一份每天80美分的工作，比如在狱中小卖部摘棉线团。《日内瓦公约》免除了军官和军士在狱中的劳动，允许他们睡懒觉并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冲出围墙。
在北非海岸指挥炮兵部队时被俘虏的Wolfgang Clarus上尉回忆道：“我们连续几个小时地盯着围墙，努力想象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任何事情，并最终意识到只有三种可能性：穿过它，从它上空飞过，或在它下面挖地道。”
表面上，德国人看来终于适应了他们的战俘生活。关押了最棘手的纳粹潜艇船长和船员的1A区集中营尤其如此。战俘们的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修建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坛。事实上，当1944年末美国人还在为德国人的转变感到高兴时，战俘们已经在谋划通过地道逃亡了。
挖地道行动开始于1944年9月的某一天，由一个包括4名潜艇船长的小组指挥。“这是一次挑战和冒险，”他们中的一个，曾受到希特勒亲自嘉奖的德国海军上尉Fritz Guggenberger后来回忆道，“连续几周，我们都很少考虑其他事情，所有的精力全集中在挖地道上面，吃饭、谈话时都是关于地道的话题，就连做梦也会梦到‘地道’。”
地道开口正好处在巴歇尔曾警告过的那两个最近的警戒塔之间的盲点处，距离一个澡堂仅3.5英尺（约１米），而这个澡堂是最接近外围围墙的建筑。地道挖掘者们挖出一个入口并放置了一个大煤箱来进行掩护。他们装作去澡堂淋浴或洗衣服，然后从1.8米深的竖直通道下到地道里去。夜间，他们三人一组分三轮下去挖掘，每轮90分钟，一个人用煤铲和鹤嘴锄挖土，第二个把土装进桶里递到上面，第三个人就负责把拉土和把风。另外第四组负责第二天把那些挖出来的土撒到各处。他们把土带到盥洗室冲走，或者藏在阁楼上，或者装在身上有洞的口袋里任由它们露到新修的花坛里。
为了处理挖出来的土，Fritz Guggenberger上尉想出一个主意。“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这集中营中拥有一个运动场地吗？”他问道，“我认为他们肯定会鼓励我们运动的。”是的，修建一个排球场，而修建球场的地面正好因为凹凸不平而需要平整。他们从看守那儿获得耙子，每天都要平整几次球场的地面。集中营里变得整洁起来，美国人将这些行为归结为典型德国式的有组织和高效率。战俘们把从地道中挖出的土撒到球场上，守卫们认为那是一些旧土，而没想到会是来自地下的新土。
地道每天前进大约0.9米。1944年11月末，一个巡视组来此检查，其中的一位上校宣称：这个战俘营根本不用担心囚犯们会掘地而逃。他说，这里的土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当时，他正好站在隐藏的地道入口附近，囚犯们听到他的话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地道挖掘者每晚都坚持苦干，一直到12月初。他们要挖穿两道围墙和一条围绕战俘营的巡逻道，恰好在公路那边的矮树丛里有根路灯杆。通过在纸上的三角计算，他们算出从澡堂到灯杆的地道的长度需要达到54米。最后的15米是最难挖的，因为地道挖到了4.2米深，到了排水沟下面并与路基相邻。挖掘者从澡堂插座上引过来一条电线，接上的裸露的灯泡。电线有些地方的绝缘层因老化而坏掉，而地道的直径不足1米，他们一旦不小心碰到漏电的地方就会被电得死去活来。
到12月20日，地道正好54米长了。在另一端的竖直出口处，他们将一根末端绑有碎布的木棍穿出地面。这个露出地表的标记正好在路灯杆的附近。战俘们用两个很浅的装有土和草的木箱子伪装了出口。
其他准备
早在2月的时候，Quaet-Faslem上尉就曾藏在一辆装满夹板的卡车里从战俘营里逃了出去。在被抓到之前，他已经穿过边界线并进入墨西哥境内大约50公里。那次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储存足够的食物至关重要。
虽然德国战俘们不喜欢美式白面包——“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使劲一挤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用自己从早餐的包装盒中留下来的蜡纸把面包屑包得紧紧的。把面包屑和牛奶或水混在一起“可能会变成一种乏味的软团，但是它确实也很有营养并且更容易携带”，Kraus上尉说。
逃亡者们也需要一些证件。美国摄影师曾为囚犯们照了快照，以方便他们寄回远在德国的家来证明美国是怎样优待战俘，而这些照片同样也很适合用来伪造护照和其他证件。这些伪造的证件被印上类似官方机构的印记，从而可以让他们以外国海员的身份前往加利福尼亚或墨西哥湾。
通过仿造纳粹党员的用品卖给看守，囚犯们获得了流通的美国货币。他们制造沙模并融化牙膏管来制造德国的铁十字勋章、鹰章，以及其他的徽章。然后他们涂上黑皮鞋的上光剂再将它们人为磨损得像被佩戴过的真品一样。
有三个德国人则筹谋另外一项新奇的计划。Wilhelm Günther上尉、Wolfgang Clarus和Friedrich Utzolino少尉都不打算徒步200多公里走到墨西哥边境去。在看过亚利桑那州的地图后，他们发现他们只需向西步行大约50公里就能碰到一条河，希拉河，而它正好向西南流入边境附近的科罗拉多河。他们打算沿河而下，而这需要一艘船。
三重唱——他们的战俘伙伴们送给他们“三个疯狂的舵手”的称号——开始建造一只能容下他们三人和设备的足够大的平底船。他们用一堆废弃的木材他们制造出了一个木制机构的支架。船外壳所需的帆布和柏油则从战俘营获取——他们谎称营房的屋顶需要维修而囚犯们很乐意做这些工作。三个舵手负责设计施工，这样那些帆布就很容易地被拆分每一块都不超过50厘米的小块——要从地道顺利通过所能允许的最大宽度——被带出来。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公开进行的：守卫们认为这只是又一项打发时间的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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