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4日，袁同礼和王重名冒险抵达上海。“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初睹此情形，二人颇觉“惊心”，更感转运善本之事，实迫在眉睫。
钱存训经过多方打探，得知公共租界里由英国人开办的美术艺术公司栈房深邃，空气流通，适合存放书籍。3月12日至13日，袁同礼亲自指挥卡车将甲乙两库300箱善本书籍运存到该公司，并电告胡适和教育部以及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各委员，准备起运出国。
但当时寄存上海的善本书籍数量庞大，袁同礼与众人商量之后，决定挑选库存精华运往美国。
王重民协同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库主任徐鸿宝逐一开箱，挑选精本，重新入箱。箱内用铁皮密封，以防潮湿。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工作，“共选出精善本2720种，总计约3万余册，装成102箱，其中包括，宋元本约200种，明版近2000种，抄本500余种”，基本包罗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的精华。
然而，另一个问题摆在袁同礼和钱存训面前：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已同意将这批善本书运美保管，但此时上海海关此时已被日军监视，如何避开日本人的视线，将这百余箱善本书籍安全运抵美国？
三策
袁同礼与当时担任上海海关监督的丁桂堂反复磋商，拟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定一契约，声明将该馆善本借予美国，然后由美国国务院授权驻上海总领事，把该馆善本作为美国财产报关，由美国负责押运出关。当时美国政府为保证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不肯开罪日本，遂以上海情况不明，拒绝驻沪领事出面运送善本出关。
中策，是将该馆善本书籍改装在旧衣箱中，用旅客携带行李的方法将书先带往香港或其他地方。但改用旧衣箱装书，箱数必然加倍，不仅一时难以购置巨量旧衣箱，即使能购到，在公司内改装也难保不走漏风声，因此中策亦难实行。
下策，是由国民政府训令江海关（即上海海关），由江海关发放通行证，日方可能会免检。虽然仍有很大风险，但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冒险一试。
这批善本图书国内在沪多待一日，便多一分风险。但是重庆政府方面低效率没有因保护国宝而有丝毫提高。袁同礼多次发报催促，重庆方面皆无反应。3月15日接到袁同礼汇报的教育部密呈行政院：“所请拨款及电税务司放行各节，事实紧急，亟待示复，免失时机，敬请核准为祷。”但是直到4月30日，总税务司才接到行政院饬令江海关发给出口许可证，免验放行。这时良机已然丧失，因为“此项允许证向由江海关发，一经总税务司行文转饬难免泄露，且码头工人多被敌伪收买，骤见大宗箱件出口，难免检查阻止，总税务司以此为虑，故尔再三劝阻，嘱为另策安全。”下策又告失败。胡适得知情况后，为保证善本书籍的安全，也建议“太危险则不动”，另寻时机。
1941年7月，德、意法西斯政权宣布承认汪伪南京政权。为排挤美、英在华势力，轴心国动议汪伪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存沪善本面临更大危险。袁同礼焦灼不安，一方面致函胡适，希望说动美国鼎力相助。另一方面与江海关再度商洽运书方法，皆不得要领。8月，袁同礼又秘密会晤美国驻上海一转运公司经理，该经理主张将书箱即日运往美国在沪海军仓库，一旦军舰到沪，即负责代运出沪，并说无须事先征得美驻沪总领事同意。袁同礼当即电告胡适，希望胡适出面，由美国国务院发电给驻沪领事，以求更为安全。时至10月，仍没有回音。
正当众人焦头烂额之际，钱存训带来了好消息。他于偶然机会得知妻子的张姓同学有位哥哥在江海关任外勤，这位海关人员乐意提供帮助。钱存训与袁同礼、王重名经过仔细商议，得出一个巧妙方案：
钱存训等在这名张姓海关人员每次值班时，将书箱化整为零，每次约10箱左右，以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票据报关，假称代替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新书，票据上注明的是《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但箱内装的却都是善本书籍。在张姓海关人员的照应下，不开箱检查，直接签字放行。
从1941年10月开始，每隔几天就送去一批书箱报关。一直延续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到12月5日，最后一批善本书籍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出。两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宣战，并进攻东南亚各国。上海报纸刊登消息称“哈里逊总统”号在航行至马尼拉时被日军俘获。钱存训等认为船上装运的最后一批善本书籍肯定被日本方面截获。但是到了1942年6月，上海各家报纸又刊登了一则由里斯本转发的海通社电稿，称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盛顿宣布北平图书馆的箱善本书籍已全部运抵，即将开始摄制显微书影。至于最后一批书籍是如何逃脱劫难，安全运达美国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去向之谜
抗战胜利后，北平图书馆考虑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籍运回馆内保存。1947年春，经教育部同意，当年直接参与运书的北平图书馆编纂钱存训被派赴美运回寄存的善本书籍，并考察美、英、法等国图书馆事业。钱存训到美后，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可是上海仓库拥挤，没有地方存放”；接着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至上海的交通中断，遂按教育部的指示，暂不运回善本书籍。
1965年，台湾当局与美国交涉，商洽归还善本事宜。11月，美国海军部调派军舰将这批善本书籍运送台湾。1966年2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从运返的3000善本中，每种各选一册，举办展览。这些被称为“平馆善本”的珍贵古籍，引来无数观者。
古籍一经告示，立刻引来众多学人询问。然而，人们不时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年在北平曾见过某珍贵典籍，理应装箱移藏，而此次展览为何没有看见？不但民间有此疑惑，时任“中央图书馆”特藏室主任的昌瑞卿，整理编目时也发现，原北平图书馆旧藏众多甲库精品，理应装箱，却未见于运美寄存书中，有悖常理。战乱之前，内阁档案甲库书目总数约在3700多种，而寄运美国的不到3000，近800种甲库善本精品未能选提装箱，而其中大约500种已下落不明。
更让人奇怪的是，若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用此批善本摄制的缩微胶卷为参照，居然还有20余种原装箱清册没有记载，运返台湾的102箱中也不见其踪。这些书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甚至，人们在清点时还发现数种并非善本的普通图书混杂其间。
如此多的疑问，至今仍无法解释。当年风华正茂的钱存训，如今已是白发老者。他大概是这个事件最后的亲历者了。亲历者尚有疑问，何况他人？
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文/刘永峰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常常随时向而摇摆。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平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显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协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报考、笔试、面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平、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7月6日，当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校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里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在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共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1000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3个团约4000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可想而知力量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是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带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阔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沼中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军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部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喜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齐燮元反倒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竖，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年轻的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以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显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军校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青年人的热烈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报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还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生，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生，第二次招生，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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