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伪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的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上，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了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唯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光，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在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的武装力量经常是连名称都不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道：“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装及帮会、秘密宗教武装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伪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人员2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层。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人，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2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心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由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着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称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装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
同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自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势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共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中共在抗战初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中共军队的发展遭遇严重挫折。这时，为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中共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中共所采用。中共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通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多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丢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在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防，“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去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命运。
“伪军”概念及组成
“伪军”是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经接受日军或伪政权赋予番号的中国武装团体。典型代表有黄淮平原的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与庞炳勋，山东地区的吴化文、张步云，以及兼有国军与伪军番号的赵保原，内蒙古地区的李守信集团，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集团与任援道等。
伪军的组成，除了各个政权的正规军，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装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伪军的形成与数量依据日本在中国及世界局势发展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九一八”事变迄“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伪军的政策是组建伪满洲国与内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及其他武装，以保护伪政权。冀东伪政权的伪军是非正规军的自卫武装，目的是保境安民与协助日军与伪政权维护治安。1938年华中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日军已有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打算，故让任援道组建正规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抽调部分伪军到外地作战，在华兵力不足，必须利用更多伪军，刚好许多国民党杂牌军及其他地方武装面临困境，加入伪军，造成伪军数量大幅膨胀。
（资料来源：刘熙明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
虎头要塞，1945——世界大战的血腥句点
文/邢天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主要战事的结束，却因为虎头要塞的负隅顽抗而推迟了11天，守军的狂热制造了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至于其唯一的遗产，已成了这个民族难以抹掉的污点。
1945年的第227个黎明来临时，许多迹象表明这天将是平淡无奇的：柏林的黑市上人头攒动，罗马正在恢复繁荣，莫斯科竖立起新的斯大林画像，巴黎则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但在东京上空，骤然响起的是广播而非空袭警报，裕仁天皇在有气无力地讲话，很多人在哭，但更多的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代表着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世界大战的大门被永久关闭了。
杀戮似乎终结，但跌宕起伏正是历史的最大特点。在战争的大门背后，恶魔依旧伸出手来，试图将更多的生命带向毁灭。战火依旧在中国东北燃烧，少数日军依托要塞、拒绝投降，以残忍的方式负隅顽抗。本文所叙述的，正是这众多垂死挣扎之一，即对虎头要塞的进攻和围困。它是疯狂、恐惧和绝望的集合，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厮杀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进行了11天，直到8月26日守军全军覆灭。
远在边境线
和坎尼或滑铁卢一样，如果不是战争，“虎头”这个名字将默默无闻。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它也只是中国东北的一个无名小村。土坯房被泥泞的街道围绕，陋室中人和牲畜混居，沼泽构筑起与世隔绝的环境，使之成为走私的理想场所。但1931年，命运悄然发生了转折：日军占领东三省，而虎头——这块孤悬在边境线上的荒凉土地，因为得天独厚的位置而受到垂青。它紧邻乌苏里江，如匕首般直指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并将东岸的苏军战略枢纽（如西伯利亚大铁路）尽收眼底；另一方面，由于东北东部崇山峻岭的阻挡，机械化部队很难通过，因此只要有一支军队扼守虎头，就有机会阻挡大部队的进攻。
安宁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在荒原上展开。阳光依旧，沼泽像绿色的海洋闪着粼光，但在方圆几公里的地下，痛苦的氛围主宰了一切。数量惊人的水泥、钢筋和沙石在火车站卸下，如洪水般涌入郊外的四座丘陵。
浩大的工事在挖空的山体下诞生，它们由几十条隧道相连，像蜘蛛网一样四下伸展；钢筋混凝土掩体雄踞在制高点上，配有观察哨、气象观测站、通信网络等附属设施；重要的地段设有暗道，它们隐藏在伪装背后并由火力网覆盖；没有死角的阵地前是精心布设的雷区；大量物资囤积于地下，赋予了要塞能经受长期围困的能力。关东军的首脑们扬言，即使陷入包围，虎头也足以坚守半年。
是来自华北的奴隶劳工和战俘构筑了这一切，他们被蒙住双眼带往地下，开凿一个走廊或一条隧道。工程自然是在极端的保密中进行，虎头被宣布为禁区，进出的信件必须经过审查，闯入的平民将遭到军法处决。1943年的某天，要塞基本竣工，日军将劳工集中在一处洼地，以“宴会”为幌子枪杀了他们。
尽管现场被迅速填平，但谣言依旧以惊人的速度扩散。每当骤雨降临，总会有尸骸暴露出来，它们为小道消息提供了旁证，士兵加藤传三写道：“我们入伍之初，中猛虎山背后的野地里，时常暴露出（劳工的）磷磷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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