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

    1938年12月29日，也就是于松乔去汪曼云家请他帮忙，找一张李士群照片的同一天，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因为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选择了与日本议和投日这条道路。在这一天，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说只要国民政府愿意议和，日本会“退还占领中国的土地”、“尊重中国的主权”，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并宣称愿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的“艳电”，激起了中国各政党、团体、军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市。曾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一起考取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赴日留学。留学期间，参与创建同盟会，25岁开始追随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务。在汪精卫在《南华日报》发表“艳电”之前，他任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

    那么，为什么作为当时的政治领袖，坐到了金字塔顶端的汪精卫要当汉奸呢？他当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年轻时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遗臭万年地发“艳电”力主议和？这一问题，笔者这里不做详尽的讨论，不过，正因为汪精卫做了汉奸，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汪伪76号。虽然汪伪76号的直接管理者是丁默邨和李士群，但是，如果没有汪精卫，日本人就不会支持李士群等人建立汪伪76号，也就不会有汪伪76号的存在。所以，关于汪精卫的“艳电”，这里还是要详细地说一说。

    汪精卫发出“艳电”之前，就和国民党内部一些消极抗日的官员一起，主张所谓的“和平救国”。这些官员包括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然而，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却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等人的支持，于是，汪精卫决定委托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秘密前往日本，和日本政府谈判停战条件，以实现他所谓的“和平救国”。汪精卫也就此迈出了叛国投日的第一步。

    高宗武找到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经过再三商讨，双方达成协议：即日方决定以所谓“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而汪精卫则脱离国民党政府，另立政府，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从而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

    日本人的阴谋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所谓的“和平协议”，瓦解分裂国民党的力量，从而不断削弱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实现他们灭亡中国的目的。总之，汪精卫提出的所谓“和平救国”的道路，促成了日本“梅计划”的正式启动。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支那课长影佐祯昭的支持下，汪精卫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不久，国民党军委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又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日会谈，初步达成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优厚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合作意向。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和平运动的五阶段计划：

    第一阶段：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第二阶段：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第三阶段：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第四阶段：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第五阶段：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随后，在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更变人事组织，日本就可以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日本所谓的“更变人事组织”，就是要求蒋介石下野。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又一次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了最后的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的《重光堂密约》。

    现将《重光堂密约》的内容摘录如下：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

    （二）承认（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华日经济提携，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

    《重光堂密约》，正式名称是《日华协议密约》，这份密约被梅思平仔仔细细地装在了西装的马甲的背心里，带回了重庆，交给了汪精卫。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无异于一份卖身契。所谓的和平运动，不过是一场巨大的骗局。从此以后，他汪精卫，就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华民族最大的叛徒。

    1938年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1938年12月29日，已经逃至河内的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正式叛变投日。

    之所以称为“艳电”，是因为当时的电报，为了节省字数，就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而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是“艳”字，所以汪精卫的这份投敌电报，史称“艳电”。

    在这份“艳电”里，汪精卫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了所谓的“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的建议。

    “艳电”的全文内容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的根本方针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地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的这篇电文公开后，全国各界民众，社会各界人士一致谴责汪精卫。身为执政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竟然发表如此媚日求和的“艳电”，无可原谅。蒋介石为此迅速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军统局局长戴笠，迅速派特务前往越南，刺杀汪精卫。

    日特“竹机关”和“梅机关”建立

    在汪精卫叛国投日的同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也在不断深入，不断加强。日本特高课先后在中国建立了“竹机关”和“梅机关”。

    1938年，“竹机关”首先建立。

    这个“竹机关”，就是后来李士群、丁默邨多次前往沟通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办公地点。

    1938年年中，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提议，在中国成立一个由日军的各军种联合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中国从事培养有相对号召力的，可以担任日军建立的伪政权或称为傀儡政权的领导人的工作。

    1938年7月26日，日本内阁批准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建立各军种联合工作小组的建议，并授权这个小组，“制定出对华的重要战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该小组被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又称“对华特别委员会”，由日本内阁直接领导。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由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预备役中将坂西利八郎等人组成，这个小组，就是后来的“竹机关”。因为该小组由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负责管理，所以该机关也被称为“土肥原机关”。

    “竹机关”位于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一座豪华洋房内，从外表上看，并无太多特异之处，门口既没有挂牌，也没有警卫把守。不过，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日本宪兵队驻扎在这座豪华洋房的四周。

    这座洋房，其实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重光堂”，也就是1938年11月12日，《重光堂密约》的签约地。

    那么，“竹机关”的管理者——土肥原贤二，又究竟是怎样一个角色呢？

    土肥原贤二最早成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他在中国的东北秘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汉奸网，利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作为大本营，到处搜罗中国的军事情报，并兼营贩运鸦片。土肥原贤二以开办鸦片烟馆为手段，使很多中国官员和当时的白俄情报人员染上了大烟瘾，从而控制了他们，把他们变成了奸细。土肥原贤二在中国东北，建立了自己的间谍基地，并一跃成为全东北最有权势的人物。1931年，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1935年，他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由土肥原贤二领导的日本特高课，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设立的间谍机构。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都设有一个特高课，来负责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

    日本特高课的任务有五项：

    第一项是监视中国人的思想动态，取缔反日言行。

    第二项是搜集情报，汇编情报资料。

    第三项是破坏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处理特工人员。

    第四项是监视伪高官言行。

    第五项是进行策反诱降等活动。

    除此之外，日本特高课与日本宪兵队配合，为日本宪兵队增设了特高课兼管反间谍业务。

    日本在中国派出间谍，设立间谍组织由来已久。曾经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很多次的日本黑龙会，就是在日本特高课建立之前，最具代表性的，在中国内地广泛活动的间谍组织。日本不仅对中国派出间谍，1906年，在朝鲜也设立了“一进会”，以刺探朝鲜的军事秘密，这个机构为日本吞并朝鲜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特高课头目，网罗了大批间谍，川岛芳子就是特高课第二课的高级间谍，而和川岛芳子齐名的另一位日本王牌女间谍，被日本侵略者誉为“帝国之花”的南造云子，也是上海日特机关特一课课长（关于南造云子是否确有其人，争议颇多，本书对此不做深入探究）。

    不管是土肥原贤二，还是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二战结束后，日本特高课头目土肥原贤二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于1945年11月11日被中国反间谍机关逮捕并处决。而南造云子早在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被三名军统特工射杀。

    转回头接着说土肥原贤二，在1938年，土肥原贤二成为“竹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后，开始筹划培养扶持伪政府的领导人。这里还要说一句，那就是日本特高课和“竹机关”的关系。

    日本特高课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总称，也就是说，不管是“竹机关”还是“梅机关”，都是由日本特高课分化出来的机构。在当时，日本特高课在中国建立了梅、兰、竹、菊四个特务机关，但是关于兰、菊这两个机关的相关史料较少，这里笔者不多述及。

    那么“梅机关”，则在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统管华中地区，和“竹机关”一样，“梅机关”也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

    “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是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是汪精卫叛逃的主要策划人。影佐祯昭还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扶持其成立了汪伪政府，并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

    如果说，“竹机关”的任务，是培养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领导人；那么，“梅机关”的任务，就是扶植、监视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二者相辅相成，终于“成就”了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

    “竹机关”看好李士群，李士群盯上丁默邨

    在“竹机关”成立后，土肥原贤二就开始琢磨，到底扶持谁来做这个伪政府的领导人呢？而汪精卫的叛国投日，无疑就像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送来了枕头，正合土肥原贤二的胃口。

    于是，“竹机关”就开始大力扶持汪伪政府。

    于是，“竹机关”的土肥原贤二的工作，就成了如何利用这个政府，如何利用汪精卫手下的人，去压制当时的抗日民众，去镇压那些有心抗日的仁人志士。

    当时的上海滩，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的锄奸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些帮会的锄奸行动，也都在悄悄地展开，所以，对于土肥原贤二来说，“竹机关”当下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组织，一个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中国抗日组织的组织，去屠杀中国这些抗日的仁人志士。

    这个组织，到底该如何建立？谁去负责筹建这个组织？在中国，日本特高课的特务们大多“水土不服”，既不了解上海滩的内情，也很难找到隐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力量。

    就在土肥原贤二为如何筹建这样一个组织，由谁来负责筹建这个组织而抓耳挠腮之际，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他提供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士群。

    1939年12月的一天，李士群接到了清水董三的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清水董三通知李士群，“竹机关”的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要召见他。听闻此讯，李士群又是惊喜又是忐忑，惊喜的是，自己竟然被日军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将军召见；忐忑的是，他不知道土肥原贤二到底为什么要召见自己，此次召见到底是凶是吉。

    至于李士群什么时候见到了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对李士群说了些什么，这些已无从考证，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确定的，那就是李士群在与土肥原贤二见面后，满心欢喜，决心从此加大力度招兵买马，大展拳脚组建特务机构。这个特务机构，就是后来的汪伪76号。

    李士群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为了迅速实现扩充自己的汉奸队伍的目的，李士群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丁默邨。而且当时，唐惠民正好告诉了李士群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那就是丁默邨刚被戴笠告了一状，被罢免了在国民党内部的所有职务，当下，正在云南休养。所以，李士群这正是拉拢丁默邨的好时候。

    在这本书的开头，李士群导演刺杀马绍武的那出戏里，我们已经认识了丁默邨。那么，马绍武案之后，丁默邨去哪儿了呢？

    在马绍武案发生半年后，也就是1934年，在陈立夫的推荐下，丁默邨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负责邮电检查。所谓邮电检查，就是对国民党内部官员和机关的往来信件、电报等，进行内容上的审查，一旦发现对国民党不利的信件、电报，迅速上报，并酌情处理。丁默邨的这个第三处，还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调查统计局”的“顺风耳”，也是国民党的“千里眼”，所以，丁默邨对于自己的这个职位，还是颇为满意的。

    那么，丁默邨为什么会被戴笠惦记上，并且告了一状呢？

    这还要从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叛逃，投靠国民党说起。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曾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正式代表之一，算得上党内少有的“老资格”领导人。

    由于张国焘在共产党内部职位较高、资历较深，所以他的叛逃，不管对于共产党来说，还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国民党对于主动投怀送抱的张国焘，不仅非常重视，而且非常热情。而在这个过程中，负责策划联络和安顿招待张国焘的丁默邨，因为策划成功，安顿妥帖，顺理成章地一跃成为红人。

    张国焘叛逃后，不仅将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内部机密透露给了国民党，还怂恿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他一样叛逃，中国共产党因此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因此特别嘉奖了丁默邨，这让丁默邨在“调查统计局”，甚至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提升。

    丁默邨的高升，自然会引来不少羡慕乃至嫉妒的目光。

    别人不说，但说戴笠，就多多少少感到了一些不爽。

    笔者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戴笠，这里，详细说说戴笠其人，正是因为戴笠的一些经历，才让他对蹿红的丁默邨心生醋意。

    戴笠，原名戴春风，后改名戴笠。戴笠这个名字来自于一首古越歌谣：“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这种歌谣中的簦（deng，音登），指的是雨伞。戴笠、担簦都代表着失意贫寒，而跨马、乘车代表的是风光富贵。这首歌谣的意思是：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富贵乘车，但是我却困顿失意，你在路上遇到了我，请别忘记下得车来，与我拱手作揖啊；如果有一天，你贫寒失意，而我却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咱们在路上相逢，我一定会跳下马来，向你问好！

    这首歌谣，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一种超越阶级的情谊，一种纯粹的、无关利益和权力的情谊，不会因为世事改变而流转或者减弱的情谊。

    戴笠出生于1897年，出生地是浙江江山县保安乡，家里是地主。戴笠的曾祖父曾经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被封为武德左射骑一职，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长。到了戴笠这一代，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依然有良田200亩，同时还有大量的房产金银，还常常放高利贷。在戴笠四岁前，戴家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富足。不幸的是，戴笠刚刚四岁，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古人把父亲去世叫作“失怙”，也叫“失恃”，意思就是失去了依靠和照应的人。因为戴笠是家中独子，所以戴笠的父亲死后，家中就没有了可以顶门立户的男人，戴笠和母亲孤儿寡母，在家族中备受排挤，经常受族人欺负，戴笠家的财产也被族人抢占和掠夺，以至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戴笠，常常忍饥挨饿，吃不饱饭。

    就这样，相比同龄人而言，戴笠的童年多了一份波折，多了一份磨难。因此，幼年的戴笠相比同龄人而言，少了几分活泼，多了几分沉默和主见，多了几分倔强和独立。

    戴笠18岁那年，考入了杭州省立第一中学，没上几天，就因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戴笠投奔到民国将领潘国纲的麾下当兵，但没当几天，就因为部队作战失败，而被遣散回家。随后，戴笠在母亲的主持下，跟一个名叫毛秀从的女人结了婚。

    结婚后，戴笠不安心在家里务农，婚礼办罢不过几个月，戴笠就背起行囊走出了家门，这一走，就是多年。

    戴笠离开家后，在宁波、衢县、金华、杭州、上海等地方辗转流浪。流浪的生活，不仅让戴笠接触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还大开了眼界，真正认识了整个社会。正是这段流浪的生活经历，对戴笠的性格有了极大的影响，也给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1922年，戴笠来到上海，通过老乡在证券交易所里找了一份工作。

    在证券交易所的那段日子里，戴笠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因为在这里，戴笠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戴笠认识杜月笙时，还是证券交易所里一个无名小卒，而当时的杜月笙已是名满上海滩的黑帮老大了。

    1926年，29岁的戴笠投考黄埔军校。

    戴笠投考黄埔军校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多年的流浪生涯使他早已忘记了学校里所学的知识，而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也并不容易，所以第一次考试，戴笠就因为成绩太差而被淘汰，不过他并没有气馁，又参加了第二次考试，终于被录取为黄埔6期的学员。

    戴笠考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了入伍生团第17连，随后进入骑兵科，开始了在黄埔军校的学习。

    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学习也并不顺利，经过多年的流浪之后，戴笠很难适应学校生活。

    然而，正当戴笠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狼一样，在黄埔军校里惆怅不已的时候，北伐战争开始了。戴笠一看，冲出学校的机会来了，就迅速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组织的北伐军，顺利离开了学校，进入了部队。戴笠进入北伐军队后，主要负责情报工作，老练的戴笠，以他多年来闯荡社会的丰富经验，把情报工作做得缜密而完善，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和夸奖。

    北伐战争后，戴笠因为在北伐战争中出色的表现，被蒋介石提升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蒋介石还专门拨了一笔资金给戴笠，让他用来成立密电组，专门从事间谍工作，就这样，戴笠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1932年，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成立，下属各处的处长以及各个办公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在短时间内确定了下来，只有特务处的处长一直没有确定。特务处是复兴社最重要的部门，最后，蒋介石拍板，由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

    在戴笠上任的第一天，蒋介石就推心置腹地跟戴笠密谈了很久。戴笠自然十分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提拔和信任，他当即激动地对蒋介石说：“我戴某人抱定一手接受命令，一手提起头颅的信念，至死为您效力！倘若我成功，不惧为敌人所杀；倘若我失败，不惧为您所杀。我决心效死，义无反顾！”

    戴笠的确没有让蒋介石失望，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在戴笠的主持下，生龙活虎地开展了起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的骨干人员，就是蒋介石的锦衣卫，他们为蒋介石提供最及时最一线的情报，所以他们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和关照。戴笠对于复兴社的发展，功不可没。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特工知识，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戴笠来说，主管并经营、发展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是非常艰难的，其难度之高、困难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戴笠最终不仅把复兴社特务处组织起来了，而且连带将整个复兴社都经营得很成功。

    1936年，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抗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蒋介石被软禁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所有军政要员只求自保，没有一个人愿意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戴笠对于那些胆怯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心怀气愤，迅速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只身乘飞机去了西安。

    当时，西安的形势远远比戴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戴笠刚下飞机，随身武器就被没收了，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戴笠自知凶多吉少，却还是担心着蒋介石的安全。当时，戴笠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自昨日下午至此，即被监视，默察情行，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后来，西安事变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戴笠也同蒋介石见了面。戴笠见到蒋介石后，“扑通”一声跪倒在蒋介石面前，一再向蒋介石请罪，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能保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此情此景，震惊之余，内心生出几分感动。从此，蒋介石对戴笠恩宠有加，而戴笠对蒋介石也更加忠诚。

    也就是说，戴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国民党中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是血汗，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所以，面对几乎称得上一夜蹿红的丁默邨，戴笠自然心存敌意。

    至于戴笠和丁默邨，究竟还有什么更多的纠葛，笔者没有查证，但是事实上，戴笠的确是惦记上丁默邨了。此时，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在1938年8月，戴笠在蒋介石的面前，狠狠地告了丁默邨一状，这一状，告得有理有据，有板有眼，不仅拿出了物证，还拉进了人证。虽然这一状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却让蒋介石对丁默邨的态度，急转直下。戴笠究竟告丁默邨什么呢？戴笠说，丁默邨在策反和招待张国焘的过程中，严重贪污。

    丁默邨一夜蹿红，本来就根基不稳，在蒋介石心中也只是一颗“新星”，比不得戴笠的地位根深蒂固，所以，戴笠这一状，最终令丁默邨跌下了高台，撤职查办，强令反省。这下，丁默邨傻眼了。最后，戴笠干脆以丁默邨身患肺病，需要修养为由，打发他去昆明“养病”了。

    在昆明郁郁不得志的丁默邨，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被远在上海的李士群盯上了。李士群认定此时的丁默邨，不会拒绝自己的邀请，在国民党内部遭受重大打击的丁默邨，一定会跟着他一起帮助“竹机关”建立特务机构。于是，李士群决定拉丁默邨上贼船。

    李士群和丁默邨的博弈

    李士群认定自己能够拉丁默邨下水后，迅速将这一想法禀报了日本驻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并且在清水董三面前大肆渲染了一番丁默邨的声望和能力。这一次，李士群是真的下了狠心，一定要请丁默邨来帮忙筹建“竹机关”所计划筹备的特务组织。所以，他在清水董三面前表示，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拉丁默邨入局，并将不计个人名利，请丁默邨来做未来的特务组织的一把手，因为丁默邨在人脉和资历方面，的确强于自己，而自己将全力辅佐丁默邨。清水董三对于李士群的这番表态也给予了大力的赞赏，表示将全力支持李士群拉拢丁默邨。

    难道，李士群真的有那么好心，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特务小组”，拱手让给丁默邨吗？且看下文，自有定论。

    得到了清水董三的首肯后，李士群迅速电话丁默邨，邀请他来上海。丁默邨在云南闲极无聊，对于李士群的邀请既有几分意外，也有几分感激，于是安排了行程，奔赴了上海。

    然而，对于丁默邨这只老狐狸来说，虽然当下已经是落地的凤凰，却也不愿在老部下面前颓态毕露，所以，在李士群为丁默邨筹办的接风晚宴上，丁默邨还是卖了一个又一个关子，跟李士群打起了太极。

    中国的饭桌，历来不仅仅是享受美食的地方，还是培养感情和谈生意做买卖的地方。对于李士群和丁默邨来说，这场饭局事关重大，所以二人都小心翼翼。

    寒暄之后，李士群直入正题。当然，他没有傻到哪壶不开提哪壶，关于丁默邨的现状，他自然心知肚明，可嘴里却依然还是满嘴恭维。这场饭局，称得上是二人的一场博弈，虽然彼此对结果都有所预期，但是谁也不肯在饭局上输下阵来。

    当然，李士群在大大恭维了丁默邨一番后，也没有兜太多的圈子，他单刀直入地挑明，自己如今在上海混得还不错，就是缺一个主心骨，万望丁默邨能和当年一样，继续做自己的上司，当自己的主心骨，领着自己一起赚个盆满钵满，带着自己一起出人头地。

    话不用挑明，丁默邨也明白，李士群这是要拉自己一起做汉奸。李士群的近况，丁默邨虽然并不太清楚，但是他确信李士群是不会再在中国共产党那里受到重用的，也不会再在国民党那里受到重用，那么这个“混得不错”，毫无悬念地就是在日本人那里混来的。

    丁默邨笑笑，对于李士群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对于是否接受这个好意，却没有表态。其实当时，丁默邨的状况比李士群所知道的还要糟糕，他虽然依然顶着少将的头衔，却连薪水都不能按期领到了。所以，对于丁默邨来说，李士群的邀约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毕竟，丁默邨和李士群差不多，是国共两党都不待见的人。

    二人在片刻的沉默后，李士群决定向丁默邨彻底摊牌。

    于是，李士群将“竹机关”筹建特务机关的计划全盘托出，并且诚恳地说，因为自己声望不够，人脉不济，所以求丁默邨出马，不仅仅是为了盆满钵满、出人头地，更为了让那些一直看不上咱们的国民党官员瞅瞅，咱们绝不是吃干饭的。其实，这最后一句，暗含激将之意，言下之意，丁默邨自然心知肚明。

    没想到，丁默邨还是不接招，也许是因为丁默邨觉得轻易接招，难显自身分量；也许是因为丁默邨觉得，就这样做了汉奸，内心有些不安。总之，丁默邨竟然推说，自己此次来上海，不仅是因为接受了李士群的邀约，还因为受了陈立夫的指派，来上海执行一个秘密任务。丁默邨还卖了一道关子，说不日为了这个秘密任务，陈立夫本人也会来上海。

    这番应对，让李士群颇有些头疼。

    最后，李士群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枪和一沓钱，往桌子上一拍，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底牌。那就是反正自己所有的秘密和请求，都告知丁默邨了，请丁默邨自己做最后的选择。要么，收起钱来，和自己一起为日本人效力，筹建特务机关；要么，拿起枪来，打死自己这个汉奸走狗，也算落个为民锄奸的好名声。

    李士群这招着实让丁默邨骑虎难下。丁默邨心里清楚，就算是他杀了李士群，到中统去邀功，这也算不得什么多大的功劳，从张国焘那里立下的功劳，都不能保他丁默邨高枕无忧，杀一个李士群，又能让自己的仕途有多大起色？

    见丁默邨一脸无奈，不再开言，李士群接着又将了他一军，揭开了丁默邨的伤疤。李士群直言丁默邨在国民党内部已不再受重视，当下更是穷途末路，即便是拼死一搏，也不见得能重见天日，与其这样在国民党浑浑噩噩待下去，不如改弦易张，俊鸟栖高枝，无所谓汉奸，无所谓叛国，哪里能施展拳脚，哪里才是自己的天下。

    丁默邨被李士群逼到了无从选择的地步，连底牌都被全部揭穿，沉默许久后，只得无奈地摇摇头，又点点头，说：“好吧，我们慢慢谈。”

    最终，丁默邨被李士群拉上了贼船，二人开始一起筹划如何组建日本伪特组织。

    李士群与汪伪76号第一杀手吴世宝结拜

    将丁默邨拉上贼船之后，李士群踌躇满志，开始网罗羽翼，扩充汉奸队伍。在他所拉拢的各色人物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汪伪76号第一杀手的吴世宝。

    和李士群一样，吴世宝也是季云卿的门徒，不过这个吴世宝，可比李士群的名气大多了。在当时的上海滩，知道吴世宝的人，不比知道黄金荣、杜月笙和季云卿的人少，这并不是因为吴世宝拥有多少的手下，拥有多大的势力，而是因为吴世宝凶狠毒辣，恶斗成性。

    这里，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吴世宝其人。

    这个吴世宝，实在没什么可以拿来说道的出身。他的父亲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开老虎灶卖开水的师傅，吴世宝从小跟着父亲卖开水，既没上过学，也没读过书，从小就在公共租界的最底层生活，见惯了人情冷暖，饱尝了冷眼和嘲讽。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摔摔打打长大。

    后来，吴世宝的父亲去世，他就跟着姐夫在上海的跑马厅里牵马。可吴世宝不想一辈子像父亲一样，做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的贫民，他想当街头霸王，他想称王称霸，他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不受人欺负，才能吃饱穿暖。

    于是，他不再跟着姐夫一起牵马，而是真的跑到街上去做了街头霸王。因为吴世宝身材高大，打架凶狠，倒也拉拢了一些小混混跟他一起打架生事。后来，他加入了青帮，逐渐成了公共租界里的街头小霸王。

    在吴世宝16岁那年，拿到了公共租界的护照，还混到了一张佩枪执照，人称沪西“马立司小四宝”。

    后来，吴世宝杀了妻子的情夫，不得不逃离上海。于是，吴世宝在上海滩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不过逃匿中的吴世宝，还是爱打爱斗，先后加入了张宗昌的部队和白崇禧的部队，还参加了北伐战争。

    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吴世宝已经39岁，年近不惑的他，本以为此生也就注定只是一名上海的街头霸王而已了，没想到，一个女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女人就是佘爱珍。

    在当时的上海滩，佘爱珍也算有些名气，不过她的名气，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如果非要给这个名声定义，那么不妨称她为上海滩的大姐大吧。关于佘爱珍，下一节笔者将详细叙述，之所以要浓墨重彩地为这个上海滩的大姐大画张像，是因为正是她让家喻户晓的民国大才女张爱玲失去了丈夫胡兰成。很多人都知道胡兰成始乱终弃，却不知道在遇到了佘爱珍之后，胡兰成不仅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张爱玲和其他爱恋过的女性，和佘爱珍相伴终老，再也没有花心过。

    这里接着说吴世宝和佘爱珍。

    佘爱珍虽不是什么名门之后，但也算家境富裕，美丽大方，而且佘爱珍还是季云卿的门徒，所以，吴世宝这个目不识丁，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大老粗，能得到佘爱珍的青睐，并最终抱得美人归，也算是运气极好。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当年杀死妻子的情夫一案，吴世宝一直是公共租界的通缉犯，所以，在他和佘爱珍结婚没多久，巡捕房的线人就找上了门来。而替吴世宝保驾的，竟然是他新婚的太太佘爱珍。佘爱珍四两拨千斤，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压在吴世宝肩头多年的命案给彻底搞定。

    话说当日，巡捕房的线人找上门来，就吴世宝当年的杀人案，提出要抓捕吴世宝，以此来要挟吴世宝和佘爱珍掏出一笔银子来“了断”。见多识广的佘爱珍才不吃线人的这一套，悄悄将吴世宝打发到外地后，没给线人一分钱，就把线人给轰走了。佘爱珍有她自己的主意，她找到当年被吴世宝杀死的吴世宝当年的妻子的情夫的妻子，跟她说，当年并不是吴世宝杀的人，这些年，吴世宝为这事吃了不少苦头，东躲西藏，寝食难安。如今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请这位当年的死者的妻子，能够放过吴世宝。佘爱珍话说到，钱也递到，给这位当年的死者的妻子足足1000块钱。在当时，100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这位妻子也就同意了佘爱珍的意见。

    接下来的事情极富戏剧性，那位妻子在佘爱珍的指使下，到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去起诉，要求捉拿杀夫凶手归案，随即，吴世宝自动投案。接着，法院开庭，然后那位妻子当庭指认吴世宝并不是杀她丈夫的凶手，于是，吴世宝又被当庭释放。就此，压在吴世宝肩头数年的命案，就此烟消云散。从此，吴世宝对佘爱珍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为了拉吴世宝下水，李士群拜见了季云卿好几次，季云卿知道李士群在日本人手下干得风生水起，也有意安插几个自己的人到李士群手下，于是也就做了顺水人情，将吴世宝介绍给了李士群。

    于是，吴世宝加入了李士群的特务小队，并被李士群封为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加入，极大地壮大了李士群的力量。如果说之前李士群不过是皮包公司，那么有了吴世宝带来的枪和轿车，还有一帮手下，李士群的皮包公司也算鸟枪换炮，有了初步的规模。后来，吴世宝当了汪伪76号的警卫大队长兼第一特务行动队队长，而他的妻子佘爱珍也就成为了他的幕后指挥者。

    吴世宝的妻子佘爱珍

    这一节，说说佘爱珍，权当为略显沉闷的汪伪76号的历史，添上一个活色生香的小插曲吧。

    佘爱珍是广东人，佘爱珍出生前，父亲佘铭三带着全家到上海做生意，也算是海飘一族。虽然佘铭三做的是小本生意，不过经营些茶叶、火腿、鸡蛋，可是由于他工于经营，善于交际，所以后来不仅在上海定了居，而且还让一家老小都过得挺滋润。

    佘爱珍的母亲，是父亲佘铭三的三姨太。佘铭三的这个三姨太，长得非常漂亮，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佘爱珍不仅遗传了母亲的相貌，还继承了父亲的智慧，所以佘爱珍从小就特别招人喜欢，不仅漂亮，而且机灵。

    虽然佘家不是什么大家族，但是也算家境殷实，所以对于格外漂亮和聪明的女儿佘爱珍，佘铭三也颇为重视。他把佘爱珍送进了当时上海非常有名的启秀女中去上学，启秀女中是今天上海市启秀实验学校的前身，颇具人文底蕴。

    然而，谁也想不到，佘爱珍不爱读书，却爱打架斗殴，比男孩还要凶狠，今天把这个同学的脑袋打破了，明天把那个孩子的衣服扯烂了。总之，她去学校，不是去学习的，而是去惹是生非的。

    让佘铭三更头疼的是，到了青春期，佘爱珍更不安分守己。虽说启秀女中里没有男生，可上学放学的路上，漂亮的佘爱珍总会遇到一些社会上的流氓和混混。这些流氓阿飞见佘爱珍长得漂亮，就常常来招惹她。要是别的女孩子，被这些流氓打口哨、戏弄调戏，不羞死才怪，可佘爱珍却不觉得害臊，反而很喜欢那种被前呼后拥，被追逐调戏的感觉。于是，佘爱珍忘记了父亲和母亲的再三叮嘱，把那些劳什子的矜持、自重、贞操统统扔到了脑后，跟着那些流氓混混开始出入舞厅和电影院。

    后来，风流俊俏的佘爱珍被一个姓吴的富家子弟追逐，最后，这个花花公子把佘爱珍给灌醉了，奸污了她。在当时，这可是辱没家门的头等丑事，可佘爱珍竟然没当回事，不仅没有和这个姓吴的富家子弟决裂，反而天天跟他混在了一起，没多久，竟然怀孕了。原本，佘铭三把女儿送进女中，是巴望她能学得知书达理、贤淑高雅，毕竟佘家的祖先也曾经是前清的官员，自己没有走仕途，却做了小买卖，已经算给佘家老祖宗丢脸了，没想到自己最喜爱的女儿，竟然做出了此等败坏家门的丑事。于是佘铭三狠狠心对佘爱珍说，你去香港把孩子处理了，我供你去国外留学吧。

    没想到，佘爱珍根本就不接受父亲的好意，她才不想读书，她要留在上海滩，她要嫁入吴家，做少奶奶！

    从来，富家少爷玩弄年少无知的女子，都是始乱终弃的，这个吴家少爷也一样，不过是想玩弄佘爱珍而已，根本也不想娶她做老婆。可他没想到，佘爱珍是个狠角色，平常的女子，如果遭遇这样的玩弄，也就一哭二闹三上吊，闹完也就独自饮泣，然后销声匿迹了。可佘爱珍不肯，她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既然当年我佘爱珍能打破同学的脑袋，当下，如果你吴家少爷不娶我佘爱珍，你也别想一个人独活。就这样，身怀六甲的佘爱珍，一次次在吴家的大院里寻死觅活，扯着吴家少爷一次次要共赴黄泉，最后，吴家着实无奈，眼看佘爱珍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只得将这个姑奶奶娶进了家门。

    吴家倒也算大户，产业不算小，而且佘爱珍进吴家后不久，就生了个儿子，也算让吴家后继有人了，所以佘爱珍也过了几天安稳日子。毕竟越来越聪明可爱的儿子，让佘爱珍懂得了珍惜生活。

    然而，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佘爱珍想安稳地过日子，可吴家少爷不想。老婆佘爱珍在家带孩子，没人陪他风流快活了，他就又开始在舞厅和电影院里鬼混，开始了和婚前一样寻花问柳的生活。佘爱珍当然会闹，可打破丈夫的头也无济于事。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风流惯了的吴家少爷，怎么会为你一个人守在家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呢？

    再后来，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佘爱珍，那就是她唯一的希望——儿子死了。佘爱珍的儿子，在九岁的时候得了猩红热，夭折了。没了儿子，佘爱珍在吴家的地位迅速下降，而丈夫对自己更是爱理不理了。失望透顶的佘爱珍，干脆绝望地离开了吴家。

    然而，佘爱珍又能去哪儿呢？回家？她是回去过，可她再也不是父母心疼的那个佘爱珍了，辱没家门的她，再也不受父母疼爱了。

    最后，佘爱珍离家出走，先在一家工厂做女工，后来到当时上海著名的三大骗子之一施德之家当了丫鬟，后来佘爱珍做了施德之的小妾。

    然而，这小妾佘爱珍没做几天，她留恋上海滩，最终还是投身那片乱土，在赌场里做了摇缸女郎。

    当时的摇缸女郎，就是现在香港澳门的荷官，是赌场里专门为赌徒们下注摇缸的女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声名狼藉的女人，才会在赌场里做摇缸女郎。佘爱珍倒把这个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在赌场里不仅颇得赌徒们的欢心，还得到了上海滩头号女流氓“花会女王”金宝师娘的赏识。这个金宝师娘不是别人，正是季云卿的姨太。金宝师娘很喜欢聪明伶俐的佘爱珍，还收她做了干女儿。

    后来，由季云卿牵线，佘爱珍嫁给了吴世宝。

    再后来，吴世宝投靠了李士群，在汪伪76号颇为风光了几年。

    1942年，吴世宝被害而亡。随后，佘爱珍被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看上。

    当然，佘爱珍不是胡兰成的第一个女人，但却是最后一个。

    当时，胡兰成刚刚丢了职，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没了不算，连房子都没有了，也就是说，胡兰成看上佘爱珍的时候，简直就是身无分文。佘爱珍其实最初并不喜欢胡兰成，但经不起胡兰成的死缠烂打，最后还是跟胡兰成结了婚。

    其实，二人结婚的时候，也都年纪不小了，佘爱珍徐娘半老，比胡兰成还大几岁，然而，胡兰成却从此收了心，踏踏实实跟佘爱珍过起了日子。

    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有四万多字是描写佘爱珍的，对于佘爱珍的相貌，胡兰成是这样描写的：“她长挑身材，雪白皮肤，脸如银盘。她那种脸相，只是小时候是圆脸，随着年纪成长，从她这个人的聪明秀气与英断舒发出来的轮廓线条，笔笔分明，但又难说是长圆脸或长脸带有方形圆意，可比花气日影摇动，不能定准，都变得是意思无限。她眉毛生得极清，一双眼睛黑如点漆，眼白从来不带一丝红筋，真真是像秋水。”“她是生的男人相，性情亦大方条达像男人，谁亦与她只能是极清洁的男女相见，不觉得她有魅力，却自然大家都欢喜她，敬重她。”

    “她不擦口红，不穿花式的衣裳，夏天只见她穿玄色香云纱旗袍或是淡青灰，上襟角带一环茉莉花。人说雪肤花貌，容貌已如花，衣裳就只可穿一色，而肌肤如雪，若再穿白，那真要变得像白蛇娘娘了。那年她三十八岁，人家看她总要看小十年，且觉得女人的妙年只能是像她现在这样的岁数。”

    胡兰成所有的文章里，对女子描写最美的，就是针对佘爱珍。对张爱玲，都没有如此用心地写过。

    可见，对于胡兰成而言，佘爱珍，重于生命中任何一个女人。

    然而佘爱珍对胡兰成，却远不如张爱玲那般宽容。

    没结婚前，胡兰成跟佘爱珍借钱，佘爱珍200元钱就打发了他，然而张爱玲却给过胡兰成整整两本电影剧本的稿酬20万。佘爱珍浪迹江湖，根本就不崇拜胡兰成，也不低三下四地求着胡兰成，然而张爱玲在胡兰成面前，却低到了尘埃里。

    对于佘爱珍最初对自己的情感，胡兰成当然也是知道的。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就这样写道：“她（佘爱珍）不了解我，从来亦没有看重过我，她这样地对我无心，焉知倒是与我成了夫妻，恰如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后来我心境平和了，觉得夫妇姻缘只是无心的会意一笑，这原来也非常好。”

    再说和胡兰结婚后的佘爱珍，经营起了毒品生意，后来又开了酒吧，可以说，胡兰成和佘爱珍结婚后，真算得上衣食无忧了。

    佘爱珍，究其一生，风流繁复，华丽大方，圆滑世故，也真真称得上上海滩的大姐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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