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默邨和李士群与周佛海和梅思平会面

    1939年4月，晴气庆胤收到了一份来自香港的电报，电文上写着“请到‘浅间丸’上来收领佛像一尊、梅钵一个”。这是一份密码电报，不知道密码，即使被敌人获取了，也无法知道电报的内容。电报里“佛像”，指的是周佛海，“梅钵”指的是梅思平。这份电报是日本在香港的谍报人员发来的，通知晴气庆胤，周佛海、梅思平即将到达上海，要他做好迎接的准备。

    周佛海和梅思平来干什么呢？在第三章第一节，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日一节中，笔者曾经提过这两个人，他们都是汪伪政府的得力干将。这一次，他们来上海，主要是帮助汪精卫试探李士群和丁默邨。

    在丁默邨和李士群投靠了汪伪政府后，汪精卫屡次被军统特务刺杀，然后，“梅机关”的影佐祯昭提出，派日本特高课的特务去保护汪精卫，却被汪精卫拒绝了。汪精卫不是不信任影佐祯昭，而是怕答应了此事，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影佐祯昭也明白汪精卫拒绝的原因，就向汪精卫提议，请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特务机构来保护汪精卫，既然汪伪政府支持丁默邨和李士群建立特工组织，目的不就是保护汪伪政府的安全，打击军统、中统的刺杀行动吗？汪精卫这才想起丁默邨和李士群来，于是，派周佛海和梅思平到上海来，探查一下二人组建特工组织的进展情况，探明二人对汪伪政府是否忠心，是否可以进一步要求这个特工组织来保护汪伪政府高级官员，比如汪精卫本人的安全。

    周佛海和梅思平乘坐的“浅间丸”客轮到达上海后，晴气庆胤等其他船客下船后，才上船去找船长。船长盘问了晴气庆胤半天，最后确定这就是日方所说的上海的接站人晴气庆胤，才将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内，在这里，晴气庆胤见到了所谓的“佛像”和“梅钵”。

    双方初次见面，周佛海便开门见山地问及了汪伪76号的进展情况。晴气庆胤对丁默邨和李士群的工作大加赞扬了一番，并说如果没有丁默邨等人的帮助，汪伪76号便不能顺利地开展，如今，汪伪76号正在以毒攻毒，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党军统、中统的恐怖活动。

    周佛海听了晴气庆胤的话之后，情绪高涨，说：“我们正需要他们的协助，这次来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给汪伪76号分派工作。”

    为了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安全，晴气庆胤让二人在船上待到了天黑，然后才带二人去了礼查饭店。礼查饭店是由日本人经营的一家饭店，饭店内外都有日本宪兵队暗中保护，所以晴气庆胤放心地将二人安顿在了礼查饭店。然后，晴气庆胤找到了丁默邨和李士群，请他们到礼查饭店来见周佛海和梅思平。

    让晴气庆胤感到吃惊的是，当他对丁默邨和李士群说，周佛海和梅思平到上海了，在礼查饭店等候他们前去见面，丁默邨竟然找出了两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理由，来搪塞这次见面。

    丁默邨说：“晴气阁下，真的很抱歉，今晚我约了一个为我们工作的市党部委员商谈明天的工作，他马上就要到了。另外，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今天夜里，特工总部将发生危险，能不能明天再去拜访周先生？”

    李士群知道，丁默邨当晚根本没有约什么市党部委员，当晚也根本没有什么对特工总部不利的消息传来。丁默邨之所以要拒绝晴气庆胤的邀请，推脱到明天再与周佛海和梅思平见面，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也就是说，他不想给周佛海和梅思平这个面子，他认为，周佛海和梅思平应该来汪伪76号见他，而不是他去礼查饭店见周佛海和梅思平。

    丁默邨的态度令晴气庆胤颇感意外，也颇感莫名，虽然李士群知道丁默邨为什么会找出原因来搪塞今晚的见面，却又不能对晴气庆胤直言。李士群倒是愿意与周佛海和梅思平早日见面，毕竟，他苦心建造的汪伪76号，还指望汪伪政府这棵大树呢！于是，李士群对丁默邨说：“默邨，军统要袭击76号的谣传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是虚惊一场，今晚应该也不会例外，即使要袭击，有吴世宝他们在也足够对付了。”然而，丁默邨却没有回答，瞪了李士群一眼后，就一言不发了。

    晴气庆胤有些恼火，毕竟丁默邨的搪塞，也拂了他的面子，于是他说：“既然丁先生有事，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们把事情办好，然后我们再去见周佛海。”

    就这样，三个人僵持了一段时间，军统既没有来偷袭，丁默邨所谓的那个约好的市党部委员也始终没有出现，于是晴气庆胤继续坚持要求丁默邨去见周佛海。

    最后，在晴气庆胤的坚持下，在李士群的劝解下，丁默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道：“看来，那个委员今天是过不来了。让晴气君等了这么久，真的很抱歉，那么，我就随您去见周佛海和梅思平吧。”

    丁默邨和李士群与周佛海和梅思平见面时，周佛海颇为热情，虽然在国民党内部时，周佛海的职位比丁默邨高，而且周佛海的年龄也比丁默邨大好几岁，但是周佛海和梅思平还是像迎接大人物一样，亲自出门，下楼来，到礼查饭店的楼梯口来迎接丁默邨和李士群。不仅如此，周佛海还和丁默邨说起了家乡话，解释了不能登门拜访的原因，是怕沿途的军统特务太多，暴露了二人的行踪。后来，包括晴气庆胤在内，五个人坐下喝了半天茶，天南地北地闲聊了好一阵子，直到一起到餐厅吃完饭，回到房间之后，才开始言归正传。

    周佛海的热情，让丁默邨心里颇为满足，也就畅所欲言起来。周佛海和梅思平说了一些汪伪政府筹建的情况，而丁默邨和李士群说了一些汪伪76号的组建情况，几人一起又对汪精卫的“和平事业”大大赞扬了一番。至此，丁默邨和李士群与周佛海和梅思平，总算是没有了隔阂，开始开诚布公地筹划如何更好地组建汪伪76号，如何更好地保护汪精卫的安全。

    第二天，为了表达汪伪76号的热诚，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了一些警卫到礼查饭店，负责保护周佛海和梅思平的安全。

    丁默邨和李士群拜见汪精卫

    1939年5月初，汪精卫抵达上海，与周佛海和梅思平到达上海时的安保状况相比，汪精卫一行的安全工作简直称得上戒备森严，防备重重。为了防止被跟踪、被伏击、被轰炸，汪精卫的“专船”到达上海后，并没有直接靠岸，而是直接在靠近码头的江面上抛锚，这一举措，着实说明了汪精卫的戒心十足。

    自从发表“艳电”后，汪精卫被多次刺杀，他逐渐意识到，要想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安保机构，也就是特务机关。所以，汪精卫此次来上海，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视察并且启用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特务机构。汪精卫已经意识到，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特务机构，必然是他组建汪伪政府的过程中，乃至汪伪政府的正常运转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织。

    当然，汪精卫到上海后，保护他的任务必然也就落到了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特务组织的头上。日本的“竹机关”和“梅机关”也都派出了日本的便衣特务保护汪精卫的安全，对外统一宣称是汪伪76号的特务。在汪伪76号的保护下，汪精卫顺利入住日军为他安排好的位于沪西愚园路1136弄31号的“汪公馆”。“汪公馆”附近还驻有日本宪兵队，他们除了维持附近区域的治安外，还负责保护“汪公馆”的安全。

    汪精卫入住“汪公馆”后，周佛海迅速跑来汇报，在汇报了上海的治安现状、政治局面之后，周佛海向汪精卫详细地介绍了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汪伪76号的组建和发展。其实，汪精卫这段时间，对于自身安全还是非常担心的。自从唐绍仪等人在上海被刺杀后，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运动便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在越南河内，汪精卫屡遭刺杀，所以如今的汪精卫，犹如惊弓之鸟，所以听闻周佛海说到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汪伪76号，汪精卫颇感兴趣，却也充满了疑虑。

    对于汪精卫的疑虑，周佛海心知肚明，他当下解释，丁默邨和李士群绝对忠于汪伪政府，忠于汪精卫，绝对不会与国民党的军统私下沟通，这一点，他周佛海可以用性命担保。而且在投靠汪伪政府之前，丁默邨和李士群都已投靠日军，军统的特务们，早就想除掉丁默邨和李士群了。所以，周佛海请汪精卫放心，汪伪76号，绝对可以信任，也绝对可以委以重任。

    汪精卫所入住的愚园路1136弄，与极司菲尔路76号相隔并不是很远。汪精卫到达上海后，丁默邨和李士群迅速前往愚园路1136弄拜见了汪精卫。当然，除了丁默邨和李士群，很多上海市的亲日派官员，很多上海市的大汉奸，比如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任维新政府行政院内政部长的陈群、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等都纷纷去拜见了汪精卫。

    丁默邨和李士群拜见汪精卫时，汪精卫当面赞扬了他们，甚至说他们是国家的“希望”，希望他们的特工工作尽快广泛开展起来，以扫清那些阻碍汪伪政府和平救国的障碍。

    丁默邨和李士群在受到汪精卫的表扬后，一再表示愿意为汪伪政府效犬马之劳。不过绕来绕去，二人还是提出了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分别是：

    一、承认丁默邨和李士群的特工组织是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组织，并正式命名特务工作的总司令部既特工总部，1939年10月份以后，汪伪76号的经费由汪精卫供给；

    二、汪伪政府正式成立后，请汪精卫委任丁默邨和李士群等人内政部部长、上海市市长、江苏省主席等重要职位。

    虽然条件只有两个，可这两个条件却颇有狮子大开口之嫌，就连与丁默邨和李士群同去拜见汪精卫的周佛海和褚民谊都有些吃惊，觉得丁默邨和李士群有些过分了，简直是漫天要价。内政部部长、上海市市长、江苏省主席这几个职位，是即将正式成立的汪伪政府的最重要的几个职位，这几个职位，对于汪伪政权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政治权力。别说现在汪伪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汪精卫还没折腾出多大的动静，就算是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折腾出声响来了，主要影响的地区也不过是上海和江苏，丁默邨和李士群索要的职位，岂不是要把持未来的汪伪政府的政治实权，汪精卫又怎么可能答应？

    虽然，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条件提得的确过分，不过深藏不露的汪精卫却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恼怒，他微笑着，一本正经地回复丁默邨和李士群的要求：“你们的特工组织，本来就是我汪伪政府的秘密警察组织，就应该正式命名你们的特工组织的总司令部为特工总部。10月份以后，你们的汪伪76号的经费，完全可以由我们的政府供给，只要日方同意，我想都会如你们所愿。至于内政部部长、上海市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恐怕我政府很难承诺给二位，毕竟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工作繁杂，任务繁重，二位总不能从特工工作中分身兼任吧，不过我政府警察总署等职，倒是可以由二位兼任。所以，我政府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的行政职权分离开来，另外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之职，自当由二位担任。”

    汪精卫的态度居高临下，话语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丁默邨还是希望能够获取到更大的利益，所以依然是一副不甘罢休的样子，坚持要未来的上海市市长的职位。此时，李士群唱起了红脸，做起了和事佬。李士群劝丁默邨妥协，他说：“默邨，我们做的工作和政治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能和政治大局搅在一起，还有，上海市市长由特工出身的人来担任，不利于舆论。我看这个位子我们还是不要了吧。无论怎样，只要能为政府，为和平做出贡献，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李士群这番话说得很煽情，汪精卫听后颇是高兴，便接着对丁默邨和李士群说：“对，你们好好干，建立新政府后，你们就是大功臣。以后政府里会有适当的职位给你们。”

    最后，丁默邨和李士群一起，信誓旦旦地对汪精卫说：“我们一心忠于汪先生，为和平事业鞠躬尽瘁，至于职位，倒是不在乎的。”汪精卫听后，只是笑了笑，接着明确地对丁默邨和李士群说：“我们预计在8月底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件事情能否顺利做好，关系着新政府的筹建，请你们务必做大会的发起人。”

    汪精卫所说的预计在8月底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后来的汪伪“六全大会”。汪精卫将发起“六全大会”的任务交给了丁默邨和李士群，这让二人异常兴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丁默邨和李士群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增加汪伪76号政治影响力的机会，如今得到了这样一个好机会，而且完成这个任务，又不用冒什么生命危险，所以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当场在汪精卫面前发誓：“汪主席，我们愿意用性命做赌注，确保大会顺利举行，不辜负您的厚望！”

    丁默邨和李士群后来的工作，的确是很努力的。因为尽管汪伪76号不管是对于日军来说，还是对于汪伪政府来说，都还算是合格的特务机构，但日军已经对汪伪76号表现出了不满，所以，丁默邨和李士群，希望能够通过筹建汪伪“六全大会”，为汪伪76号扬名立万。

    为什么日军会对丁默邨和李士群感到不满呢？尽管每周丁默邨和李士群都会将汪伪76号的工作进展、情报收获，送到晴气庆胤手中，这些情报详细地记录了租界内，乃至上海市的各个抗日组织的最新情报，的确对于日本特高课，特别是日本宪兵队大有裨益。然而，因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锄奸活动如火如荼，眼看一个个日本军官被杀，日军开始对汪伪76号感到不满。因此，这就使得丁默邨和李士群愈发看重筹建汪伪“六全大会”的工作。

    汪伪政府正式筹建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沪西愚园路1136弄的“汪公馆”，召开了“建立政府”的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最后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日本军方。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内容主要是：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汪精卫为最高领袖，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南京”。然后，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和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的三儿子——汪伪国民政府的顾问犬养健的陪同下，秘密飞往了东京。来到日本后，汪精卫通过和日方的洽谈与商讨，统一意见，建立汪伪政府。最后，在与日军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多次讨论后，汪精卫确定了组建汪伪政府的最后方案，方才回国。

    那么，汪精卫与日方确定的组建汪伪政府的最后方案是什么呢？

    一、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让国民党以外的人士也参加新中央政府；

    二、把临时政府（华北）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把维新政府（华中）吸收到新中央政府里来；

    三、新政府的政治纲领是日华提携，结为善邻，并明确表示反对共产主义；

    四、新中央政府的国旗采用青天白日旗，不再使用临时维新政府所采用的五色旗；

    五、新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

    六、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

    七、研究日华合办事业，使日华权利平等；

    八、把日本管辖的海关、盐务税等国家收入，交给新中央政府；

    九、将日本军管的工厂、矿山和房屋，除在作战上直接需要者外，其他归还中国。

    在上述决定中，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一事，最后又做了商榷，由于青天白日旗在战场上无法区别于重庆政府军的青天白日旗，所以，汪伪政府在国旗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色布片，并写上“反共和平建国”几个黑字。

    （以上方案，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晴气庆胤的《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

    1939年8月初，日本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汪精卫又到日本，与其商讨了组建汪伪政府的方案，最后，讨得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式筹建由汪精卫领导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汪伪政府。

    所谓汪伪政府，也就是汪精卫政权，是指以汪兆铭（号精卫）为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等为主要成员的，在日本支那派遣军扶持下，于1940年至1945年间，在南京统治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当时，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重庆政府并不承认汪精卫政权，所以汪精卫政权被蒋介石政府称为汪伪政府，或南京“伪国民政府”，而日本则称汪精卫政权为南京国民政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媒体，也将汪精卫政权称作“汪伪政权”。

    当时，除了日本，还有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埃西亚（即现在的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维希法国政府承认汪伪政权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4年，汪精卫死后，汪伪政府由陈公博和周佛海负责代管。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汪伪政府便改组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解散。

    南京汪伪政权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建立的汉奸傀儡政权，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伪政权。

    汪伪政权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傀儡，因此，它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帮凶和工具，对当时的中国人民，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

    因为后文中关于汪伪政府提及的较少，这里便将汪伪政府有关官员的相关姓名和职务列表如下，以便读者了解。

    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

    汪精卫在得到日方的支持后，开始建设汪伪政府，并按照原计划开始筹备召开“第六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按照当时的国民党党章的规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各省、市特别支部和海外支部推选的代表参加，方可举行并有效。尽管汪精卫要成立的是“汪伪政府”，可为了表现自己的“名正言顺”，汪精卫还是遵循了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将自己这次所谓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沿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序，称为“第六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然而，追随汪精卫的人只有几十人，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代表！

    没有代表怎么办？那就制造代表吧！于是，汪精卫和他的手下，开始四处拉拢国民党内部的亲和派。最后，他们拉来了一帮汉奸，一帮亲友。

    李士群、丁默邨、周佛海等人，靠此机会不断地网罗亲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把自己的两个弟弟和三个侄子都拉了来充当代表。

    然而，300名“代表”岂是那么好凑够的？最后，大家各想办法，什么伪造国民党党籍，什么伪造的海外国民党党员，各种招数用尽，才算凑了240名“代表”。

    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9年8月28日召开。

    为了参加会议的人安全和会议顺利进行，汪伪六大选择的地点就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礼堂内，也就是在汪伪76号的礼堂内举行。这不仅仅是考虑到汪精卫本人的安全，也是考虑到此次大会的安全，更是丁默邨和李士群为筹办汪伪六大所尽到的最大的努力之一。

    汪伪76号平时是很少有人进出，开会当天，丁默邨和李士群害怕因为进出汪伪76号的人太多，引起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的关注，所以紧闭了汪伪76号的大门，要求所有“代表”都经日本沪西宪兵分队旁的小路进入汪伪76号后门，从后门进入。

    沪西一带的租界防务，由意大利驻军负责，为了防止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来到汪伪76号骚扰，丁默邨和李士群还请日本特高课出面，联系了意大利驻军司令部，请他们派出了一小队士兵，荷枪实弹，守在汪伪76号对面，名为监视，实则保护汪伪六大。就这样，丁默邨和李士群，为汪伪六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汪伪76号附近原有十多户居民，开会前夕，丁默邨和李士群就派手下特务，强迫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迁了出去，然后所有空出来的房屋，丁默邨和李士群都派了特务去看守。

    为了保护汪精卫等人的安全，丁默邨和李士群还派出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将汪精卫住处愚园路附近的胡同里的所有住户都赶走了。而且，丁默邨和李士群除了在汪精卫的住处门口派了十名日本宪兵队的便衣负责警卫外，还从汪伪76号抽调了一百多名武装特务，在汪精卫的住处附近日夜巡逻，没有汪伪76号发放的证件，谁也不能靠近汪精卫的住处。

    在开会的前一天，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丁默邨和李士群请汪精卫从愚园路1136弄住进了汪伪76号。可见，为了汪伪六大的顺利召开，为了汪精卫的安全，丁默邨和李士群可谓费尽心机。

    这一天上午，上海下起了滂沱大雨。汪伪“六全大会”开幕时，还有些小插曲。比如有人在看到“代表”名单里有当时臭名昭著的汉奸南京维新政府伪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的名字，便提出抗议，拒绝与汉奸为伍。

    大会开始后，汪精卫首先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汪精卫为自己成立汪伪政府进行了大肆的渲染。随后，汪精卫宣读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后来，汪精卫又宣读了由他修订的国民党的政纲，并宣读了中央委员名单。这些伪政府的中央委员，都是老牌亲日派，比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

    对于汪精卫的发言，代表中还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然而，无论是谁，只要想起身提反对意见，李士群就带着汪伪76号的特务，虎视眈眈地出现在意欲提意见的代表的身边，这使得整个会场的气氛分外紧张，没有人敢于对汪精卫的发言提出异议。

    接着，汪精卫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整理党务案》的要点为：

    （一）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党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

    （二）所有原中央党务机关，均暂行解散，听候改组；

    （三）原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

    （四）修改原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

    （五）除原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八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人，中央监察委员二十六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十六人；

    （六）由大会电请尚留重庆或其他受胁持各地点之中央执监及候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是；

    （七）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中央党务机关，各级地方党部，各特别党部，均由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尽速恢复工作。

    （汪伪六大《整理党务案》要点摘自《重生之红星传奇》）

    在汪伪六大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汪精卫宣布“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制，推选自己为主席。同时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无效。

    汪伪六大，先后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及《决定反共为本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提案。最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汪伪六大先后通过的文件，摘自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通志》）

    最有意思的是，大会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都予以了宣布，然后只许所有代表即席阅读这些文件，不许任何人携带文件走出会场，然后会议结束时，所有文件都要求交还秘书处。当时，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了一份，为此，大家都很紧张。

    就在这时，日本“梅机关”的代表日本法务大臣犬养健找到大会的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要私下商谈。

    结果等梅思平与犬养健交谈后再回到大会主席台上，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

    原来，那一份没有交回来的文件，就在犬养健手里，犬养健说，日方发现在大会的组织法中，有一条是：“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犬养健对这条感到不满，责问已经建立“满洲国”很多年了，跟这个大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派人参加这个大会呢？梅思平回答犬养健，说是因为汪伪政府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所以只能这样写。当然，事实上，这次大会上并没有东三省的代表。然而犬养健对梅思平的回答并不满意。

    最后，梅思平和主席台上的众人简单商讨了一下，最后，对犬养健表示了歉意，说此事是因为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才算让犬养健消了火气，最后这份文件还是交到了晴气庆胤的手里，并未收回。

    通过汪伪六大，汪精卫终于冠冕堂皇地给自己戴上了国民党主席的“高帽”。

    汪伪六大只开了一天，然而丁默邨和李士群却认真保卫了三天，三天后，汪精卫才离开汪伪76号，返回愚园路1136弄。在汪伪六大召开后，日本的“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开始正式扶植汪精卫建立新政府，实施他的“梅计划”。

    1939年9月5号，汪精卫又在愚园路1136弄的“汪公馆”召开了汪伪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

    会议确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陈群等。常务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以后改为每两星期一次）。并将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任命为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央党部的常设机构如下：

    秘书厅——秘书长褚民谊（后出任驻日大使期间，由罗君强代），副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周学昌、戴策四人。

    组织部——部长梅思平、陈春圃、陈公博（兼），副部长戴英夫、王敏中、刘仰山、巫兰溪等四人。

    宣传部——部长陶希圣、林柏生，副部长胡兰成、樊仲云、朱朴、马典如等人。

    社会部——部长丁默邨，副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彭年、翦建午、黄庆中等人。

    特务委员会——主委周佛海，副主委丁默邨、李士群。

    党史编纂委员会——主委陈群，副主委李文滨。

    海外党务委员会——主委陈春圃。

    （汪伪政府相关人员职务分派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随后，汪精卫将汪伪76号正式命名为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直属汪伪国民党主席汪精卫领导，丁默邨担任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担任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副主任。为了嘉奖汪伪76号成功协办汪伪六大，汪精卫除了任命丁默邨担任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外，还任命他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党部下肃清委员会主任。

    关于肃清委员会，这里先提一句，所谓肃清委员会，是专门收编从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或是从重庆国民政府叛变过来，投靠汪伪的人员，后来，丁默邨和李士群利用肃清委员会，收编了军统叛徒王天木、何天风等人。

    伪中央党部社会部，部长是丁默邨，次长是汪曼云、顾继武。社会部设立在汪伪76号内，下面分设商运、工运、社会、青运、妇运、文教、报界、帮会、大学、教联、宗教、慈善团体及党务等各小组，主要的责任就是拉拢社会各界人士，促成他们投靠汪伪政府。

    社会部虽然在汪伪76号内，却并不算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内的组织机构，但是因特工总部的一把手都为丁默邨，所以虽然二者既无组织关系，也无工作联系，但社会部的人，也逐渐投入到汪伪76号的情报工作中去了。

    汪伪76号分“脏”不均

    在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最不满意的人，当属李士群了。与丁默邨被任命的一个又一个职位相比，李士群仅仅被任命为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副主任，这不免让李士群感到郁闷。然而对此，李士群除了暗自惆怅，也只有无可奈何了，毕竟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太低，而且汪伪76号的一把手，本来就是丁默邨，他不受关注，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实，当初，李士群请来丁默邨，就是因为自己的影响力不够。直到如今，虽然汪伪76号已经大张旗鼓地建立了起来，可他李士群本人的影响力，还是不足以让汪精卫刮目相看，所以，尽管李士群是汪伪76号成立的大功臣，可他依旧只能屈居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副主任的位置。

    没办法，李士群当下能够做的，就是想办法扩大汪伪76号，扩大自己的手下，想办法制造自己的影响力，当自己的影响力足以与丁默邨抗衡时，再想办法把丁默邨踢出去吧。

    其实，李士群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有自信的。在特务工作中，他相信受过专业培训的他，并不比丁默邨差，然而在社会交际、人脉关系方面，他的确比丁默邨要弱得多。而这一点，也并非朝夕可以赶超。所以，对于此次汪伪政府对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的人员任命，他李士群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这里，还要提一提唐惠民。这个唐惠民，之所以能够当上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副主任，与汪伪76号的始作俑者李士群平起平坐，全靠了丁默邨的举荐。丁默邨之所以要举荐唐惠民，是为了牵制李士群。丁默邨也知道，作为汪伪76号的始作俑者，李士群在汪伪76号内部的影响力，绝不弱于自己，所以，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避免李士群有一天将自己“绊倒”，丁默邨举荐了唐惠民。这样，唐惠民和李士群同为特工总部的副主任，李士群的权力就会被牵制，对丁默邨的威胁也就会小很多。

    汪伪六大后，汪伪76号的人员职位如下：

    丁默邨，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主任。

    李士群、唐惠民，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副主任。

    李士群，警卫总队总队长。

    吴世宝，警卫总队副总队长。

    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汪伪76号财务主任。

    吴世宝的妻子佘爱珍，汪伪76号经理主任。

    然而尘埃落定后，汪精卫竟然又任命了一个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担任主任委员，丁默邨担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担任秘书长，而将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确定为伪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的下属单位，至此，以汪精卫为首的汪伪政府的特工构架才算全部确立。

    为什么汪精卫又要成立一个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呢？其实，他对汪伪76号也心存忌惮，毕竟汪伪76号背后有日军的支持，在上海立足已久，万一失去监管，那么将成为汪伪政府的心头大患，所以，他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也就是汪伪76号之上的机构——伪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后来，在汪伪的六中全会上，汪精卫还将丁默邨、李士群，以及汪伪76号的特务林之江、苏成德、马啸天等人，都任命为汪伪政府中央委员会会员，也算是汪精卫拉拢人心，安抚汪伪76号之举吧。

    然而，李士群与丁默邨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这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更是汪伪76号内部，两股势力之间的恩怨。

    就在丁默邨与李士群为了权力明争暗斗之际，一个貌美如花的封面女郎出现了，也正是这个美艳女郎的出现，让丁默邨陷入了政治的死局。后面会专门书写。

    汪伪政府筹备汉奸团体

    在特务机构汪伪76号之外，汪精卫在开过汪伪政府六大后，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汉奸团体。

    首先，汪精卫委派汪伪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成立了所谓的“学艺研究社”。这个“学艺研究社”，其实就是一个汉奸团体。不仅入社要填志愿书：“我信奉三民主义，拥护汪精卫先生的和平建国主张，加入本社……”，还要遵从该社的要求，执行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的政策。为了收买人心，汪伪政府拨专款给“学艺研究社”，所有加入该社的人员，都按月发放津贴，通过这样的方式，“学艺研究社”吸引了一些人加入。

    其次，汪精卫委派汪伪政府组织部部长梅思平，成立了一个“行政研究会”。这个“行政研究会”，也是以行政研究之名，招揽各地汉奸。

    此外，汪精卫还将一个从香港转来的“日本问题研究会”纳入了汪伪政府的扶持体系，而且还为这个“日本问题研究会”设置了一个外事训练班，后来，汪伪政府的多名次长、司长，都是从这个名为“日本问题研究会”的汉奸团体里成长起来的。

    除了诸如“学艺研究社”、“行政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这样的文职人员汉奸团体，汪精卫还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即江湾军官训练团等武力汉奸团体。

    汪精卫为了训练汉奸军队的干部，首先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地点在上海江湾日军所建的临时营房，所以又称江湾军官训练团。汪精卫兼职江湾军官训练团团长，任命叶蓬为江湾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郭尔珍为江湾军官训练团教务处长，黄曦为江湾军官训练团总务处长，罗君强为江湾军官训练团政训处长及该团党务特派员，魏练青为江湾军官训练团办公厅主任，张诚为江湾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刘培绪为江湾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

    江湾军官训练团，由刘培绪在北平招收的所谓“在乡军人”为主，以新招的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为补充。由于学员成分不一，所以分速成性质的军官训练班和以学生为主的士官式正规训练班两种培训班级。第一种是短期培训，第二种培训期限较长。

    江湾军官训练团以军事操课为主，辅以政治训练，在所有人的入团宣誓书上，都写有“誓以至诚相信三民主义，拥护汪主席的和平运动”的口号。

    后来，江湾军官训练团的团员，成为了汪伪政府的汉奸队伍。1940年2月，该团学员结业后，集体编成了汪精卫的亲卫队，负责担任汪伪政府的内卫。还有少数人分配到了伪军中，还有一些分配到了南京的各个伪政府的军事机关中。

    后来，在汪伪政府成立后，还有一些学生，被抽调到武昌，组建了汪伪政府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的分校。

    再后来，陈璧君还从广东招来了数百名人员，成立了一个卫士大队，后改为卫士团，担任汪精卫的贴身警卫工作。

    在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里，还出过这么一件事情，当时，军官训练团里有个日籍教官，叫岩崎大尉，这个岩崎大尉，是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同学。岩崎大尉在中国横行霸道惯了，飞扬跋扈，贪污腐败，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修建房屋，基础建设，甚至连铺设电线，安装电灯，他都揽到自己的手里，然后找日本商人来包办，自己借此赚了不少钱。更有意思的是，举行开学典礼的那一天，岩崎大尉竟然坚决要求摘掉教室内悬挂的青天白日旗，说这是蒋介石的旗子，我们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坚决不能用，最后，汪伪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跟他解释了半天，从孙中山说到汪精卫和蒋介石，才算让这个岩崎大尉不再坚持要求摘掉教室里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最后，这个岩崎大尉闹腾太厉害，贪污枉法的诸多事件传到了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耳朵里，经影佐祯昭查实后，撤销了他的教官职务，最后，岩崎大尉畏罪自杀。

    汪伪76号血洗《大美晚报》

    1939年底，汪伪政府正式筹建后，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汉奸行径已经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汪精卫为了加快汪伪政府的建设，也为了掩盖其叛国投敌的事实真相，他下令汪伪76号采取恐吓、暗杀、绑架等手段，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制造白色恐怖，扼杀媒体舆论，镇压抗日群众。

    接到汪精卫的命令，汪伪76号向上海各抗日报刊的负责人和有关编辑记者发出恐吓信，威胁这些媒体闭嘴，对于汪伪政府的行为只能褒扬不准贬斥。同时，汪伪76号的丁默邨和汪精卫，还给汪伪76号的特务们下发了一纸通缉令，在这纸通缉令中，一共列有83位上海媒体人士的名单。于是，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就开始对这些媒体人士开始了疯狂的镇压。

    汪伪76号的特务们镇压媒体人士的手段主要有：恐吓收买、威逼利诱。特务们软硬兼施，不管大小报馆，不管大小编辑，只要愿意为汪伪政府唱颂歌，就可以按月从汪伪政府领取所谓的“津贴”。根据职位大小，“津贴”有所不同，最低职位的编辑记者，也可以领到每月30元的“津贴”，职位稍高的编辑记者，则可以领到每月300元的津贴，而更高职位的编辑记者，就不仅仅是“津贴”了，而是一份与工资齐平，甚至比工资还高的薪水。然而如果不愿意为汪伪政府唱颂歌，那么特务们就对其进行恐吓甚至暗杀。

    然而，媒体人也是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责任感的，文人们也是有气节的，大部分报刊并没有因为汪伪76号的威逼利诱而屈服，他们在报纸上用各种方式谴责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丑陋行径，揭露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卖国行为，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无奈之下，汪伪政府也筹办了一份机关报《中华日报》，用以对抗其他抗日报刊，然而，众多爱国的民众不仅不看这份报纸，还将报童手中的《中华日报》抢走撕碎，这让汪伪政府乃至汪伪76号大为头疼。

    最后，汪伪76号的特务们开始血腥镇压出版抗日报刊的报馆，暗杀出版抗日报刊的报馆的编辑和记者。

    汪伪76号的特务们首先攻击的报馆是《中美日报》，随后，血染《大美晚报》。其中以血染《大美晚报》最为惨烈。

    负责筹划血染《大美晚报》的，是汪伪76号的头号打手吴世宝。

    1939年夏末的一天，汪伪76号的头号特务吴世宝带着特务们冲进了《大美晚报》报馆，特务们也分不清哪是编辑部，哪是发行部，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乱开枪，《大美晚报》报馆一时间乱作一团。

    随即，汪伪76号的特务们找到了排字间，将排字间的铅字架上所有的字盘都砸了个乱七八糟，还暴打在场的几名排字工人。

    此时，报馆外警笛声大作，巡捕房闻讯赶来，汪伪76号的特务们迅速逃窜。已经赶至《大美晚报》报馆门口的安南巡捕迅速朝向外逃窜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开枪，汪伪76号的特务们开枪还击，当场打死一名安南巡捕。随后，在安南巡捕的合力追剿下，逮捕了汪伪76号第六行动大队大队长潘公亚以及另一名汪伪76号的特务。

    后来，由于汪伪76号第六行动大队大队长潘公亚以及另一名汪伪76号的特务都在日本宪兵队名义挂职，所以汪伪76号联络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派人保释了潘公亚以及另一名汪伪76号的特务。

    尽管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大美晚报》并没有屈服，硬骨头的媒体人和文人们，在报纸上强烈抗议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的暴行。

    《大美晚报》中文副刊《夜光》的编辑朱惺公在报纸上这样写道：

    “我以为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

    为了堵住这些抗日的声音，汪伪76号再次派出特务，暗杀《大美晚报》的编辑记者。

    1939年8月30日，当朱惺公在外出的途中，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暗杀，时年39岁。

    随后，《大美晚报》的发行人张似旭也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暗杀，当场毙命。

    不日，《大美晚报》总经理李俊英被汪伪76号的特务们暗杀，当场毙命。

    随后，负责保护《大美晚报》报馆的白俄巡捕突然失踪。

    接着，《大美晚报》的报馆机房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炸弹。

    半月后，《大美晚报》的国际新闻版编辑记者程振章在法租界内被暗杀，当场毙命。

    尽管如此，《大美晚报》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日，依旧一期期地办了下去，一直到日军占领法租界，才被迫停刊。

    汪伪76号特务枪击法院院长郁华

    随着汪伪政府的筹建，汪伪76号越来越张狂，他们凭借着日军的支持，为所欲为。在血染《大美晚报》之前，汪伪76号攻击了《中美日报》，在攻击《中美日报》的过程中，汪伪76号的几名特务被英租界巡捕房抓捕，随后送公共租界内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审讯，都被法院判了刑。于是，汪伪76号的丁默邨和李士群想尽办法，打捞汪伪76号的这几名特务。

    为了打捞几名被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判刑的特务，汪伪76号又拿出了所谓的看家本领，那就是恐吓。

    汪伪76号先请律师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负责管理公共租界的法院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上诉，然后给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刑庭庭长、文学家郁达夫的胞兄郁华寄了一封恐吓信，信中声称，如果第二分院不撤销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审判结果，那么郁华就有性命之忧。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郁华其人。

    郁华是浙江富阳人，郁达夫的胞弟，生出1884年。郁华在16岁时，就在杭州府道的考试中获得第一名，被选为博士弟子员。1905年，郁华通过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考试，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科专业。1910年，郁华获日本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2年，郁华任职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等职务。1913年，郁华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回国后升任大理院推事兼司法储才馆馆长以及朝阳大学等院校的校刑法教授。

    郁华是一名爱国青年，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参加了柳亚子等人组成的南社，倡导文章要有气节，诗画也可爱国，后来还参与救助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中国共产党党员廖承志。在其担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庭长时，在审判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枪杀一案时，曾经当庭痛斥被群众现场捕获的刺客汉奸曾某，并判其极刑。上海沦陷后，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唯一还在租界内办公的国民党法权机关，不畏敌寇的郁华让汪伪政府和日军都颇为头疼。

    在审判袭击《中美日报》的汪伪76号的特务之前，郁华就曾经收到过署名“反共锄奸团”的恐吓信，并且汪伪政府也曾经多次对郁华威逼利诱，然而郁华拒不低头，也曾有友人劝郁华离开上海租界，到外地去躲一躲，然而郁华却坚守岗位，毫不畏惧。

    在审判袭击《中美日报》的汪伪76号的特务一案中，郁华面对汪伪76号的恐吓，毫不屈服，坚持原判，激怒了汪伪76号。

    1939年11月23日上午9时，汪伪76号的特务头子夏仲明派汪伪76号的特务吴振明、潘公亚，带领特务们潜伏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女中附近，当郁华经过时，特务们对其开枪射击，郁华当场中弹身亡。

    郁华被害后，社会各界极为关注，媒体纷纷谴责汪伪76号的暴行，而上海、香港等地的民众和相关人士，都举行了悼念郁华的活动。1940年3月2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湖社为郁华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而当天，香港的《星岛日报》还发表了名为《学者与名节》的社论，在社论中这样评价郁华：他“重名节、爱国家”，其“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是中国在今日持久抗战中所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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