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而妙

    在想象中，借助片面的、偶然的因素，构成歪曲的推理，妙就妙在荒诞而又奇妙的错位。

    人处在窘境中，正如处在愤怒中，是很难幽默得起来的。窘境往往不是在个人独处时产生，而是在人际交往的特殊场合，自尊心受到损伤时产生的。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一般人都追求自己的形象出众，然而窘境以自我形象的贬抑为特点，窘境令人尴尬、难堪、神经紧张，在多数情况下，连正常的智慧都难以发挥，与幽默需要较大的心灵回旋余地相矛盾，而在窘境中仍然不失去幽默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幽默家兼钢琴家波奇，有一次在美国密歇根州的福林特城演奏，发现全场在座的听众不到五成，他当然感到失望，而且很窘。但是他不为窘境所拘，相反，他在窘中求趣，以幽默的语言打破了窘境。他走向舞台向听众说：“福林特这个城市一定很有钱。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三张票。”于是大厅里充满了笑声。

    这种化消极现实为积极情致的幽默，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不为窘境所拘。人之所以为窘境所拘，无非一个原因，那就是面子上很难堪，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是越是感到挫伤就越是消极，越缺乏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心理能量，其实这时最聪明的办法是横下一条心，从另一角度去看待产生窘境的原因。第二，对产生窘境的原因作想象的、玄妙的甚至荒诞的解释，并让在场的人与你一起分享你的精神的自我解放。

    这位钢琴家的成功就在于他对空座位原因的解释是这样荒诞，又是如此奇妙，以至于一刹那，由于幽默的胜利产生的喜悦感大大压倒了演奏会失败的挫伤感。

    对于这位钢琴家来说，与其说是幽默的胜利，不如说是他敢于荒诞地曲解失败的胜利。他奇妙的解释是进人了荒诞境界的结果。如果荒诞性不够或不奇妙，则幽默感也会相应地减弱。

    亚柏在刚当选美国钢铁工会主席一职后曾到一个地方去演讲，恰巧这个地方一大半人反对他而投票给了另一个候选人。他并没有为身陷反对者的包围而发窘，反而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当选。”据引用这件轶事的作者说：“那些反对他的听众笑了，并且不再反对他。”

    细心的读者读到这里肯定会发生困惑，把反对者当成支持者固然有幽默的意味，但并不强烈，因为这虽荒唐，但并不巧妙，读者很难看出为什么“反对”成为他胜利的特殊原因。如果有一个荒诞的原因也好，可是这里并没有提供任何联想线索。没有荒诞的原因，找一个现实些的原因，是否会好些呢？例如说：

    “很感谢各位，要不是你们反对我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早就落选了。”

    这并不见得更好一些，原因是太不荒诞了，也就不可能产生心理预期的落差。如果让他荒诞一些，说：

    “很感谢各位，你们那么反对我却没有把我送上断头台，要不然我即使获胜，也只好没头没脑地站在这里了。”

    这可能好一些，幽默意味强些，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更荒谬些以外，还更像一种歪理，这得力于“没头没脑”的双关语，使之有一种荒诞的逻辑性。

    窘中求趣，是一种愿望，但如果没有相当勇敢的、超乎常人的荒谬的想象，那也只是愿望而已。有了这样的想象而不善于在想象中借助偶然的因素来构成某种歪曲的推理，也是很难成功的。荒谬之妙，就在于荒诞的逻辑性。

    荒谬性的逻辑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无理而妙”，越是幽默同时也就越带纯调笑性，纯调笑性越强，与某种切合实际的办法或道理的距离就越远。反过来说，越是一本正经地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也就越不幽默，越不幽默也就越可能带上某种现实推理的特点，越是带上现实的推理性，幽默就越是让位于机智。

    有一个星期日，狄更斯到河边钓鱼，半天也钓不到一条，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和他攀谈，狄更斯诉说：“今天运气不佳，昨天在这里一下子钓到十五条鱼。”

    陌生人说这里禁止钓鱼，而他是负责看守的，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本子，要对狄更斯课以罚款。狄更斯急中生智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作家狄更斯。我刚才说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虚构故事正是我们作家的职业。”

    这件事情荒诞色彩并不浓，看起来很合乎通常的推理规律，因而也具有保护自己的实际效用，在这里，机智超过了幽默感。

    在通常情境中，人的自尊心不受到任何威胁，心理并未失去平衡，纯调笑性的幽默往往比机智给人带来更大的精神享受，这种精神享受常常是以在场人物的共享为特点的。而在人的安全面临威胁或尊严遭受损害的严峻关头，纯调笑性的幽默就不能应对现实的危机了，切实可行的机智自然就更为迫切地需要了。

    在阿拉伯民族的民间传说中有一个机智幽默的大师朱哈（在新疆他叫阿凡提），在极端的困境中他常以机智取胜。

    朱哈想进一座锁了门的果园，他用梯子爬上果园的篱笆，又把梯子搬进园里，再沿着梯子下去。刚一下梯子就看见园丁在等着他。园丁问：

    “你是谁？到此有何贵干？”

    朱哈说：“我是卖梯子的。”

    园丁说：“怎么跑到这里来卖梯子？”

    朱哈说：“老天爷，难道你不知道梯子是到处都可以卖的呀！”

    机智使朱哈摆脱了偷盗的嫌疑。他的妙处不是荒诞，而是很现实，现实到似乎是真实的。如果说窘境中的幽默可以无理而妙的话，那么窘境中的机智可非得有理而妙不可。

    歪解包袱

    说脸色红润是由于身体健康、营养丰富，这并不幽默：说脸色黝黑是由于受到太阳过多暴晒，也不幽默；而说脸红是由于多吃了西红柿，脸黑是由于多吃了乌贼鱼，这才幽默。因果要是原因的原因，不是歪解，不是原因的原因，为合乎歪解之道。

    我国的相声艺术家总结他们的长期实践经验，得出一个结论：逗观众发笑的方法之一是“歪解包褓”。所谓包袱，就是一个奇特的结果，一种可疑的结论。解包袱，就是为这种结论或结果寻找解释，或求其原因。而歪解包袱者，不求正正当当的原因，寻找的是不是原因的原因，如果一本正经找到了很科学的原因，反倒不幽默了；要弄出一种似是而非，甚至根本驴唇不对马嘴的原因，才能表达调侃之情，与对方共享幽默之趣。

    比如说，你的朋友最近脸色变红了或者变黑了，通常人按逻辑常理去思考问题，往往就不由自主地想，脸红是因为身体健康、营养丰富的缘故，而脸黑则是过多地在阳光下暴晒的结果。这种因果很科学，很符合逻辑，但是它不幽默。幽默属于情理范畴，自有另一套逻辑，它与常理不同。所以，要有幽默感，首先得超越于常理之外。如果你说脸红的原因是由于近来多吃了西红柿，脸黑的原因是由于近来多吃了乌贼鱼，这不科学，但是可能很幽默。

    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你想用幽默来调节一下相互的关系，这时你得用一种超越常理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切勿为常理所困，中国古代的一本幽默资料书——《笑得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甲乙两呆人偶吃腌蛋，甲惊讶地说：“我经常吃蛋，都很淡，为什么这个蛋是咸的。”乙说：“我是极明白的人，亏你问到了我，咸蛋是咸鸭子生出来的。”

    在《笑林》中还有一个相类似的故事：

    甲与乙打架，甲咬下了乙的鼻子。县官审案。甲说乙的鼻子不是他咬下来的，而是乙自己咬下来的。县官说：“鼻子比嘴巴高，怎么能够上去咬？”甲说：“他踩着凳子上去咬的。”

    这里的可笑之处就在于，明明是不是原因的原因，却被一本正经地当做了原因。

    一位曾经做过宰相的人，退休归家，忽染重病，他对身边的人说：“不知死后，日子好不好过。”在场的一位先生说：“死后很好。”这位退休宰相问：

    “你怎么知道？”这位先生有板有眼地说：“如果死后不好过，死者都会逃回来的。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逃回来，所以知道死后一定很好。”

    这个故事的幽默感很显然不如前两个强，原因是这位先生所陈述的理由虽然也是歪理，但太接近于常规逻辑推理了，更接近于机智。而幽默则要求超越常规逻辑推理构成显而易见的荒谬。前两个故事的理由很明显不成其为理由，正因为不成其为理由才构成荒谬，即所谓在情理（不是常理）之中、意料（按常理之期待）之外。

    当然，这并不是说，越是悖理越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疯子的呓语和弱智人的胡说就成了最高级的幽默了。

    超越常理的歪理最好是不但与常理构成反差对照，而且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又与常理发生某种联系，从而间接地暗示更深刻的常理。如果纯系歪理，充其量不过是滑稽而已，很少有深刻的睿智在内。一旦有了更深刻的睿智，滑稽就上升为幽默了。所以，歪解包袱并非是越荒谬绝伦越好，其上乘者乃是歪中有正。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在人际交往中过分地歪解，缺乏智慧，可能变成耍贫嘴，给人一种油腔滑调轻浮恶俗之感；而智慧的渗入则可提高幽默的品位，把对方的心灵带到更高的层次，在轻松谈笑之间你不但使对方为你的谐趣所吸引，而且为你的睿智和深思震动。

    正理的睿智和歪理之谐趣交织起来，就使纯粹的滑稽升华为幽默了。我国古代笑话书中常有纯粹讽刺人的生理缺陷和病理状态的，都非上品，甚至不少属于糟柏之列。有的虽非糟柏，也失之肤浅。冯梦龙《笑府》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三个人同睡，一个人感到腿痒，直到抓出了血，第二个人摸到腿上湿处，以为是第三个人遗尿，就催他起身。第三个人去小便，听到隔壁酒坊滴酒声淅沥不止，以为自己一直没有撒完，竟站到天亮。

    这个故事歪曲因果的连锁结构很紧凑，层层叠加效果也很强烈，但是意味不够深长，我们试之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个短短的《骂鸭》故事作一下比较：

    一人偷了邻居的鸭子煮吃之后，夜间觉得皮肤很痒，次日清晨起来一看，浑身长满了鸭毛，一碰就痛。当夜他梦见一人告诉他说：“只要丢鸭子的人骂你一顿，鸭毛就脱落了。”他只好去哄丢鸭子的人来骂他，谁知此翁竟不肯骂。他只好实情以告，这位老翁才把他浑身的毛骂个精光。

    偷鸭是因，浑身长鸭毛是果，这已经很歪了；必得失主骂之（因），毛乃脱落（果），则更歪。这双重的歪曲因果关系（偷人鸭者自请失主骂之）又显示了一种常规道德观念，暗中偷盗者当公开蒙受羞辱。从这层意义上讲，《骂鸭》比之冯梦龙的三人同睡故事有更深长的意味。不过这个故事的结构比较单薄，不够曲折。若能充分利用鸭主反复坚持不骂，而偷者则千方百计诱逼他骂，用层层歪解、越解越歪的方法增强效果，则感染力肯定会大增。

    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朋友亲戚等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中，歪解因果的方法有比较广泛的适应性。由于人际关系的亲密，双方都容易打破礼仪的拘谨，构成对常理的超越。如一个朋友唱歌唱得好是由于他的天分和勤奋或有名师指点，如用歪解因果的办法就可以来一点任意性，你要开谁的玩笑，就可以说是由于谁的原因。例如，他的妻子在场，就可以说：“此人本来根本不会唱歌，今天由于他妻子在场，因而得以超水平地发挥。”这样你就不但赞美了他的妻子，而且赞美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如果你不愿这样去讨好一个在场的人，也可以随意给他一个不存在的原因，例如说：“他今天之所以唱得好，完全是因为他已经得到消息，不久以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增设诺贝尔音乐奖，而他是第一个候选人。”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曲折，太直白了，也可以把因果说得曲折多姿一些。例如可以这样说：“别看他平时说话口吃，但唱起歌来却这么好听，不愧是个天才，但遗憾的是每当他夫人在场时，他唱歌就会结结巴巴，可今天他夫人在场，他怎么没结巴呢？原因是我在这里。只要有我在，他就不怕他夫人了。”

    这样可以把许多幽默技巧结合起来进行发挥，上述就是把故作大言、亲切调笑、指鹿为马等制作幽默的方法结合了起来。

    事实上幽默谈吐之法很多，我们不可能全部掌握，就像十八般武艺不可能全部学会一样，关键是要善于运用已经学会的有限的几种，并且灵活多样地将其组合起来进行自由的发挥。

    导致荒谬

    导致荒谬的逻辑，也有其严密性，要使英国国会议员与驴子等同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导致荒谬，本来是一种逻辑的方法，属于反驳之列。你要反对别人的论点，并不一定要去正面顶撞，也可以把他的结论肯定下来，作为前提加以演绎，引到一个显而易见荒唐的结论上去，由结论的荒唐从反面证明对方的荒唐，这是中西古代哲学家常用的方法，在形式逻辑上叫做“导谬术”。

    用这种方法，由于结论显而易见是荒谬的，因而比一般反驳要有趣得多。

    福州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上作文课，教师林振忠出了一个题目，叫《放学路上》，让学生们写作文。绝大多数学生写的都是一些虚构的俗套的故事，因而惊人地雷同。如果正面去讲评就只能说，你们怎么编造出了这么多千篇一律的文章，可见你们根本不用脑子。这样批评自然很正确，但并不一定有趣，也不一定能立刻让学生心悦诚服。

    这位林振忠老师并没有用这种正面进攻的办法，而是采用了导致荒谬的办法。他说：“你们的作文，三分之一写捡到钱包交给警察，三分之一写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位，三分之一写扶老人过马路。别的不说，光说捡钱包，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上班下班走了这么多年，就没有你们那样的好运气，我怎么一次也没有捡到过钱包啊！”

    小学生哄堂大笑起来。这说明，他们立刻分享了教师的幽默，也同意了教师的观点。

    比之正面反驳，导致荒谬的好处就在于它有趣而且能迅速为对方分享，使双方不但在认识上而且在情感上达到一致。幽默能消除双方在情绪上对抗的可能。

    有趣的关键在于极端的荒谬。法国19世纪作家戈蒂埃说：“极端滑稽就是极端荒谬的逻辑。”

    不荒谬，就不可能有趣。可是对方的结论并不是天然就荒谬的。荒谬是引申出来的，因而能不能幽默起来取决于你引申的能力和魄力。

    在美国独立初期，法律规定，要有30美元才能当上议员，这实际上是把当时还相当穷的黑人排除在外了。显然这条法律是不公正的，但在表面上不显得荒谬。

    美国当时的进步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反对把有钱当做可以竞选议员的条件。他用了导致荒谬的办法，他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从看来并不荒谬的神圣庄严的法律中引申出荒谬绝伦的东西来。他说：

    “要想当上议员，就得拥有30美元。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有一头驴，它值30美元，那么我就可以被选为议员了。一年之后，我的驴死了，那我的议员就不能当下去了。请问，这究竟谁是议员呢？是我，还是驴？”

    法律由不荒谬变成了荒谬，是由于富兰克林加人了两个假定：第一，30美元等于一头驴。本来30美元也可以等于一只天鹅，但天鹅不蠢，很难导致荒谬。富兰克林的功夫就在于通过30美元把一个蠢东西与神圣庄严的法律扯在一起，虽然荒谬不已，却是听众无法拒绝的。因为他采用了等价交换的形式。第二，他又很自由地让驴死去，也就是借助偶然的事故，让驴与人分离。在这一合一分之间，就把30美元与议员的关系（这不荒谬）转化为驴和议员的关系了。

    这种导致荒谬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在假定中，把美元与议员的联系消除，而让驴与议员的联系建立起来的胜利。

    这类幽默感的程度取决于荒谬的程度，越是荒谬越是幽默。荒谬感不足，则幽默感也不足。

    某人要学佛法，夏夜赤身在山边坐卧，祷告表示愿“舍身喂蚊”。观音菩萨欲试其诚意如何，便化为一只大老虎向他扑去。此人大惊失色，拔足狂奔道：“我请不起这样的大客人。”

    这里有一点荒谬感，但不足，原因是内在逻辑推理不严密。此人原祷告只表示愿“舍身喂蚊”，并未自愿“舍身喂虎”。导致荒谬的幽默，必须严格尊重其原有的前提。其次，荒谬的结论必须由前提中引申出来，不能越出原来的前提范围之外。这里最后的结论是：“请不起这样的大客人。”原前提“舍身喂蚊”中并无“请客”之意。如果改成：“我喂不起这么大的蚊子”，就严密得多，也就幽默得多了。

    导致荒谬的逻辑也有其严密性。严密性与荒谬性的结合不够，会影响幽默的效果。

    古希腊柏拉图学派的一位辨证论者与一个犬儒派的哲学家做诡辩游戏：

    辨证论者：“我与你不相同。”

    犬儒派哲学家：“我同意。”

    辨证论者：“我是一个男人。”

    犬儒派哲学家：“同意。”

    辨证论者：“因此，你不是一个男人。”

    辨证论者设下圈套，首先让对方同意他与对方不同，然后肯定自己是男人，从而推出对方既然不同于男人，就应该不是男人。这是一种典型的诡辩，但是要反驳他，颇为不易。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用导致荒谬的办法来反证他的错误：

    “如果你认为这句话成立，那么请你从我这儿开始再说一遍……”如果由犬儒学派开始说，他与辨证论者不同，而犬儒派是男人，则辨证论者不同于男人则应该不是男人。

    不过是调换了一下顺序，就有两个相反的结果。这显然是荒谬的，但其中幽默很少，原因是严密性虽有，荒谬性则不足，纯系智力游戏，只有理性的诱导而无双方情趣的交流和共享。

    这个故事与中国古代庄子与惠施的争辩有相同之处。庄子与惠施站在桥上看河里的鱼，庄子说：“鱼游得多么自在快乐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庄子与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最后的反驳都属于导致荒谬的方法，但是并不太荒谬，因而机智胜于幽默，幽默的意味几乎为机智的逻辑推理所掩盖。读者在双方推理的过程中紧张地追随尚恐不及，哪里谈得上与发话者共享其言外之情趣。

    幽默的强度与一目了然的荒谬成正比。

    俄国19世纪著名作家赫尔岑年轻时在一次宴会上被当时轻他的音乐吵得用两手捂住耳朵，主人见了忙解释说：“正在演奏的是流行歌曲。”赫尔岑反问：“流行乐曲就一定高尚吗？”主人很惊讶：“不高尚怎能流行？”赫尔岑笑了：“那么流行性感冒也是高尚的了。”

    这就比庄子和惠施、辨证论者与犬儒学派的争论要幽默得多了，原因是一目了然，荒谬而且逻辑结构很单纯。

    过分复杂的逻辑层次会影响幽默感的强度。单纯的逻辑结构与荒谬的推断一旦结合，幽默感就大大强化起来。冯梦龙的《笑府》中有个笑话，说是塾师打瞌睡，学生问：塾师刚才干什么了？塾师答：“去见周公了。”

    后来学生打瞌睡，老师责备他，学生说：“我也去见周公了。”如果只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笑话还不够荒谬，好在笑话下面还有，也就是荒谬还在发展。

    塾师继续问学生：“你真见了周公，那周公对你说些什么？”学生说：“他说他昨天没有看见你。”

    这不但更荒谬了，而且更有严密的一贯性，因而也就更幽默了。

    谬上加谬

    歪理歪推，才成幽默，正理正推不成幽默。而一句话中包含了多层次的歪理，即谬上加谬才更加富有幽默的味道。

    一般导致荒谬的方法，只能作为一种普通的反驳方法，普通的反驳只要把道理从反面证伪了就成，但还不一定有幽默感。要有幽默感还得使荒谬的程度加大。这就要求幽默家把微妙的荒谬性扩大为显著的荒谬性，把潜在的荒谬性提高为摆在面前的荒谬性。

    这就需要有一种把荒谬性极端化或者把荒谬性层层演进的方法。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非常吝啬，从来不请客。有一邻人问其仆人他什么时候请客，仆人说：“要我家主人请客，你得等来世。”主人在里面听到了，骂出声来：“谁要你许下日子！”

    本来说“来世请客”，由于来世的不存在，请客是不可能了，已经是彻底否定了请客，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任何疑问。从传达思想来说，这种极端已经足够了；但是从构成幽默效果来说，还不够，因为它太平淡了，不够极端。幽默感所要求的荒谬，得有点绝才成。

    这里的主人绝就绝在明明来世请客是永远不请客的意思、否定的意思，他却认为不够，因为从形式上来说来世请客，终究还是肯定的，句式是肯定的，还没有达到从内容到形式绝对否定的程度。在他看来哪怕实际上是否定请客的可能性，只要在字面上有肯定的样子也都是不可容忍的。正是这种绝对的荒谬产生了幽默感。

    有一个古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想要安安静静地工作，就吩咐仆人对来访者说他不在家。这时一个朋友来了，远远看到他正在家中，虽然他不相信仆人所说的话，但还是回去了。

    这里由于没有什么极端化的成分，因而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要让笑意不由自主地产生，就得往极端上靠。

    故事接下去说：

    第二天，这个拒绝见客的人去拜访他的朋友了，他的朋友出来对他说：“我不在家，我不在家！”

    这已经够荒谬的了，明明自己出来了，却说不在，但是还不够细，因为这种荒谬还带着赌气的可能，纯赌气则不属于幽默之列，它与轻松的笑无缘（除非是故意假装赌气）。故事又接着说：

    客人表示大惑不解。朋友说：“你这人太过分了，昨天我都相信了你仆人的话，而今天，你竟然怀疑我亲口说的话。”

    这话真叫绝了。绝就绝在一句话中包含着多个层次的荒谬：第一个层次，明明在，却自己说不在；第二个层次，你昨日明明在，却让仆人说不在，这成了我今日说不在的前提；第三个层次，我明明知道你仆人说谎而相信了你的仆人，你现在即使知道我说谎也应该相信我的谎言不是谎，因为我比你的仆人地位更高。

    强化幽默效果的方法除了把荒谬推向极端外，还可以把多种荒谬集中在逻辑的推演上，成为递进性的荒谬，我们把它叫做谬上加谬，或谬上叠谬。这种幽默效果极强，但也极难构成，原因有二：第一，它得把几层荒谬的意思压缩在同一句话中，而不是分别讲出，分别讲出来就不幽默了；第二，这一句话，还不能凭空冒出来，它得是以对方行为或语言为前提进行怪异推理的结果。在推理时，全面按理性逻辑演绎是没有趣味的，而完全没有一点逻辑性也是没有趣味的，这就要进行怪异的、片面的、理由不充足的推理。上述古罗马故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利用对方的行为作前提加以歪曲的推理。歪曲表现在：唯一的理由是，主人讲的话一定比仆人可靠，哪怕比仆人更荒谬也一样。这与理性逻辑所要求的充足理由是不相容的，这是一种歪理。正是由于它歪，所以才有幽默之趣。

    幽默推理的效应是越推越歪，越歪越有趣。

    一个人去酒店沽酒而嫌酒酸，店主很恼火，就把他吊在梁上。有人路过询问原因，主人如实以告。过路人说：“借我一杯尝一下。”尝毕，皱起眉头对店主说：“放下这个人，吊了我吧。”

    这里荒谬的歪理之所以歪得顺理成章，就是因为他并不反对店主人本来就是荒谬的前提：店主认为酒甜，客人说酸就该吊。现在他尝了，明明不甜，照理说，可以争辩，却情愿挨吊。这说明酒酸到极点。但是过路人为什么不争辩呢？恰恰是如果争辩了，后面的话就一点也不幽默了。

    谬上加谬的推理是，不管多少种可能性，它只管一路往荒谬的结果上推演。谬上加谬的特点是，不但前提是歪的，而且推理的方法也是歪的，歪理歪推才有强烈的幽默感。歪得不够，幽默的强度就会大大减弱。上述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有一酒店卖酸酒而不准客人说酸，有谁说酸，店家便绑之于柱。一天，有个道人背一大葫芦经过，见一人被绑，便询问原因，答道：“他说酒酸。”道人说：“愿尝一杯。”饮了半杯以后，道人一言不发扭头便走。店家见其未说酒酸，很高兴，叫住他说，“嗨，你忘了葫芦了。”道人回头说：“不要了，你踏扁了它，做个酒招牌吧！”

    这个“踏扁葫芦”不如“吊了我吧”那样强烈，因而幽默感也稍弱。歪理歪推，越歪越好，只要有一点儿片面的逻辑就成，不用考虑人物本身是否可能。如果去推敲这个人为什么不把葫芦拿了才走，为什么不与店主论理；那个人为什么不说酒酸，而情愿让人家吊，或者吊起来后为什么不反抗。如果这样考虑就是正理了，就不是幽默了。

    将谬就谬

    不要立刻纠正对方的荒谬，而是模仿他的推理方法，使戏谑意味升级。

    在人际交往中，互相幽默地“攻击”有两种：一种是纯粹戏谑的，主要为了显示亲切的情感以引起对方的共鸣；或者为了炫耀其智慧，引起对方欣赏。另一种是互相斗智性的，好像进行幽默升级的比赛，互相争上风，这时的调笑性比攻击性更重要。当然有时攻击性是很凶猛的，但表现形式是很轻松的。不管有无攻击性，都以戏谑意味升级为上。将谬就谬乃是使戏谑意味升级的常用办法，即明明知道对方错了，不但不予以否定，反而予以肯定，肯定的结果是更彻底的否定。

    一位小姐与一位先生在聊天，小姐认为世界上最锋利的是这位先生的胡子，这位先生不解，小姐说：

    “你的脸皮已经够厚的了，但你的胡子居然还能破皮而出。”这显而易见是戏谑性的，因为其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是荒谬的。与其说显示了先生脸皮之厚，不如说显示了小姐口齿之伶俐。在戏谑性的互相攻击中，戏谑性要递增，但方向要恰恰相反，正如中国古书上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另起炉灶自然也可，但很难以有递增效果，显示出自己的幽默胜于对方。将谬就谬则是升级的方便法门，明知你荒谬了，我要将你的荒谬往更谬处推演，不过我荒谬的根据是从你那里来的。这个故事中的先生反攻这位小姐用的正是这种办法。

    他笑嘻嘻地反问小姐：“小姐，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生胡子？”小姐自然不知道。

    “因为你脸皮更厚的缘故，连尖锐、锋利的胡子都无法钻破。”

    这位先生反攻小姐的根据并不是另行构思的，而是从小姐攻击他的逻辑中引申出来的。既然我有胡子是因为胡子尖利钻透了皮肤，而你没有胡子则是因为脸皮更厚，再尖利的胡子也无法钻透。同样的前提得出相反的结论，指向不同的目标。

    这种以谬攻谬的幽默的特点是后发制人，关键不在于揭露对方的错误，而是在荒谬升级中共享幽默之趣。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得有模仿、套用对手错误推理的能耐。在通常的辩论中，将对方错误越是迅速加以指出，越是有水平。而在戏谑性幽默中则不然，不但不能揭穿它，反而要去模仿套用它。

    要沉得住气，才是幽默家；沉不住气，只是小聪明而已。所谓不动声色、大智若愚者，上也。有一个阿凡提的故事：某脚夫在一家客店里吃了一只鸡，店主人后来让他几百倍地偿还，理由是鸡能生蛋，蛋能孵鸡。阿凡提得知后就去替脚夫打官司。到了那天，阿凡提故意迟到。法官追问原因，阿凡提说：“我明天就要种麦子了，可是我的麦种还没有炒熟呢！”

    法官骂他疯了。

    阿凡提平静地说：“既然炒熟的麦子不能下种，难道吃下肚的鸡还能下蛋吗？”

    阿凡提的胜利是模仿套用荒谬推理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制胜的是荒谬结论，但是引申出荒谬的推理过程更重要，它必须是准确套用的产物。要一眼看出并迅速抓住对手推理过程的荒谬要害，如法炮制。

    套用荒谬推理能力的大小，取决于类比能力的大小。对方在这一件事上荒谬，你把荒谬回敬给对方时，你得从中抽出身来，到另一件事上去。哪怕两件事极不相干，只要在道理上能够作类比就成。有时，也不一定要后发制人，也可以先发制人，关键是要有作类比的能力。阿凡提的故事就是常常靠这种办法出奇制胜的。

    阿凡提非常憎恨高利贷者。有一次，一个高利贷者向阿凡提借锅，阿凡提说：“我的锅正在生娃娃。”高利贷者很吃惊：“锅还能生娃娃吗？”阿凡提反唇相讥：“你的铜钱怎么能生娃娃呢？”

    这里并不是先抓住对方推理的错误，而是抓住对方职业的特点，使之与一件绝对荒谬的事情作类比，向对方发动攻击。一般地说，这种先发制人的幽默，攻击性强于一般纯调笑性的幽默。不过这种将谬就谬的幽默即使有攻击性也只是戏谑的性质，很少有真正的理性逻辑的说服力。因为凡幽默之推理都是歪理，大抵只是借助一个很片面、很不充足的理由来推理才有荒谬之趣味，如果是以很全面、很充足的理由来推理，就很正经，就没有任何幽默之趣了。

    一户人家一贫如洗，有贼来偷，主人虽知，但很坦然，听贼自偷。贼摸到米缸，脱下身上夹袄去包。主人想到此乃明日饭食，不可麻痹，遂顺手将贼之夹袄牵到自己身上。贼寻夹袄不着，惊醒主人之妻，妻乃唤主人速起捉贼，主人云：“没有贼，睡吧！”贼乃答：“没有贼，我的夹袄哪里去了？”

    贼的答话是整个故事的焦点和高潮所在。从幽默的结构来看，有巧合的精致性。主人把贼的夹妖拿去了，贼就根据这一点回答主人之妻的问题：肯定有贼。可是，如果按当时的现实情境全面考虑，贼是不可能敢于这样回答的。但是这是现实之正理，而不是幽默之歪理。按幽默之歪理，只要接着荒谬的前提模仿错误的推理方法，得出更加荒谬的结论，那就是“合理”。而如若不这样，老是考虑没有一个小偷敢这样回答，倒反而不合幽默之理了。

    以谬还谬

    这种方法的调笑功能和反击功能要严加区别。

    幽默不能代替实际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它不能助你减肥，也不能让你长高，更不能帮你考得高分，特别不能帮你进行发明创造，但是它却能帮助你调节人际关系。不管是在和睦相处时，还是在发生误会、摩擦时，幽默都可以使矛盾得以缓和。在外交国务活动中，矛盾最多，也最公开，最不可回避，但是幽默却可以使关系保持正常或不致僵化。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关系最为密切，矛盾发生得也最为频繁，在危机发生之时，幽默可以消解迫在眉睫的冲突。当你和朋友争持不下时，幽默可以使你更轻松地争取对方同意你的观点，分享你的高雅情感。

    当你不能不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时，直接拒绝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如果用以谬还谬的办法，让对方去体会他自己要求的不妥之处，比正面顶回去要文雅得多。

    19世纪末，伦琴射线的发明者收到一封信，写信者说他胸中残留着一颗子弹，需要用射线治疗。他请伦琴寄一些伦琴射线和一份怎样使用伦琴射线的说明书给他。

    伦琴射线是绝对无法邮寄的，如果伦琴直接指出这个人的错误，并无不可，但多少有一点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意味。伦琴采用了以谬还谬的办法。伦琴提笔复信道：“请把你的胸腔寄来吧！”由于邮寄胸腔比邮寄射线更为荒谬，也就更易传达伦琴的幽默感。这样回答的好处是给对方留下了余地，避开了正面交锋的风险。在家庭生活中，尤其是夫妻生活中，针锋相对的争执常引起不良的后果，而以谬还谬的幽默，有利于把一触即发的矛盾缓和下来。一对夫妻闹僵了，妻子动手收拾行李：“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要永远离开这里！”

    丈夫这时如果去拉她，可能无济于事。聪明的丈夫可以同样提着皮箱冲出门外，向正在远去的妻子呼喊：

    “等一等，我也待不下去了，我和你一起走！”

    妻子出走已不成其为家，丈夫也出走，更不成其为家，这是一种荒谬。丈夫本该留她，却和她一起走，这又是一重荒谬。正是因为双重荒谬，丈夫的真正意图才能让妻子自己去体悟，而不是由丈夫以冲突形式去强加。

    这种幽默方法的特点是通篇没有一句涉及挽留的正面意图，正面意图全由不着边际的荒诞来反衬，因而给对方留下思索的余地甚大。如果留下的余地不大，就容易导致冲突。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亲近的人际关系之中，作为调笑之用，有时也用之于疏远的人际关系之中作为反击之用。冯梦龙的《笑府》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请来木匠装门，木匠却把门闩装到了外面。此人责怪木匠：“分不清内外，真是瞎了眼睛！”木匠反唇相讥：“你不瞎了眼，怎么会请我这个瞎眼木匠！”

    这是利用以谬还谬的方式来反戈一击，而不是用来化解矛盾的，除非不得已，不能运用。一旦用来反戈一击，则针锋相对的火药味就相对浓些，而轻松的幽默意味则相对淡些。对以谬还谬的调笑功能和反击功能要特别细致地加以区分，稍有粗心大意都可能导致弄巧成拙。总的来说，反击功能分寸很难把握，风险较大，调笑功能则安全系数较大，因而运用起来也自由得多。后者在人际交往中有广泛的适应性。

    以谬还谬用以自我调侃时，往往有故作蠢言的特点，不过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种蠢言引起另一种蠢言，在效果上把荒谬放大了。

    庙里有两个和尚，一个和尚爬上房顶，看到满天星斗，就拿钓竿去钓星星。另一个和尚看见了，就笑他：“你真是个傻瓜，这么短的钓竿怎么能钓到，要换根长的才行！”

    后面这个和尚是真傻还是假傻呢？我们不去管他，但作为一种幽默方法，凡所作傻言都要是假的才有味。

    有一个翰林院出身的人做了苏州的通判，但胸无半点墨。有一次他走过一个墓地，指着墓前的“翁仲”（石人之类）说：“这是仲翁啊！”手下掩嘴窃笑。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

    翁仲如何作“仲翁”？

    只因窗下少“夫工”。

    如何作得“院林翰”？

    只好苏州作“判通”。

    本来就很荒谬，经过引申，就更放大了这种荒谬的效果。通篇没有一句正面攻击的话，不过由于反语的排比却构成了比正面攻击更强烈的效果。

    谬极归真

    把愚蠢荒谬的前提接过来，加上充满智慧父似是而非的解释，不可太是，亦不可太非，妙在似是而非之间。

    人们在交往中，有一种共同的意向，那就是力求把自己的话说得正确，说得深刻，很少有人愿意自己说话荒谬。但是正确的言谈，如果说有一千种好处的话，同时也有一种坏处，那就是它没有幽默感，它不能产生与对方分享特殊趣味的效果。

    在幽默谈吐中有一种故作蠢言的办法，就是明知其荒谬仍然用来交流情感，分享趣味，缩短心理距离。

    故作蠢言是一种创造亲切气氛的纯调笑性幽默，显示情趣的成分多于显示智慧的成分。由于缺少智慧而作蠢言，只能愉悦对手，而很难在复杂的情况下制胜对手。有一则阿凡提的故事：

    国王问阿凡提：“要是你前面一边是金钱，一边是正义，你选择哪一样呢？”阿凡提没有按通常人们的常规去选择正义，他用故作蠢言的方法说：“我愿意选择金钱。”

    如果光是这样故作蠢言一下，不但不能压倒对方，反而贬低了自己。这时，还要加上一点补充，那就是对自己的蠢言突然作出异常智慧的解释，让对方在惊异还没有来得及变成得意之时，又迅速转为沮丧。

    阿凡提作了这样的回答之后，国王自然不解其意地说：“金钱有什么稀奇？正义可是不容易得到的呀！”阿凡提平静地回答道：“谁缺什么就想得到什么，你想要得到的正是你最缺少的呀！”

    阿凡提的幽默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故作蠢言，甚至故作谬言，不怕违背常理到极点；第二部分则是出其不意地对极端荒谬的言论作出极其智慧的解释，提出一个似乎一本正经的因果关系。第一部分的荒谬与第二部分的一本正经形成强烈反差，使对方的心理也随之产生落差。这种幽默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和这个阿凡提故事相类似，西方也有一个幽默故事：

    保罗正在路上走着，忽然路旁窜出一个强盗。用手枪对着他说：

    “要钱还是要命？”

    “你最好还是要我的命吧”，保罗说道：“因为我比你更需要钱。”

    这里所用的幽默方法与阿凡提相同，都是在极端荒谬之时突然找到了逼近真理的缘由。但是这里想象的成分多于现实的成分，真正遇到持枪的强盗，恐怕没有一个人乐于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而阿凡提的故事则有些不同，因为国王提出的问题是假定性的，虽然阿凡提所嘲笑的是国王，风险并不比嘲笑持枪的强盗小，但却只能使国王很尴尬，而对阿凡提无可奈何。

    因此要特别提及的是谬极归真的幽默有很强的攻击性，用在想象性的故事中和用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是不大相同的：在想象性的故事中，不管嘲笑了什么人，都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则可能因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对于有志掌握幽默谈吐艺术者，对此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古希腊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过去了，坐在船上的一位希腊富商（暴发户）对索克拉特的学生阿里斯庇普说：

    “我都没有害怕，而你却吓得脸色发白！你是个哲学家，这可真奇怪！”

    阿里斯庇普回答道：

    “这一点并不奇怪。我害怕，是因为想到希腊将要失去一位我这样的哲学家……但是，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如果淹死了，充其量不过是少了一个白痴！”

    阿里斯庇普使用的方法是把愚蠢荒谬的前提接过来，然后加以充满智慧的解释。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去辩白自己究竟有没有害怕，这是普通人常常要掉进去而失去幽默感的陷阱。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勇敢和胆怯，谁也不愿承认自己胆怯。可是富于幽默感的人却可以退一步，找出比胆怯更重大的理由来置对方于绝境。关键在于你承认了对方的指控以后能不能游刃有余地找到雄辩的、出奇制胜的理由，在逻辑上构成相当奇妙的因果推理。

    谬极归真方法的要害是为消极的结果（或结论）寻找积极的理由。理由不一定是很充足的，只要能沾边就行，太充足了就变成纯理性的证明了，那就一点幽默感也谈不上。

    幽默的生成，不在理由的全是，也不在理由的全非。全是则生涩无趣，全非则牵强不智。其妙处在于似是而非，似是则显其才智，而非则显其情趣，才智与情趣结合乃幽默之上乘。纯智与纯趣，均可能有损于幽默感质量。

    上述这个古希腊的幽默故事，论才智则有余，论情趣则不足。到最后，把对方直截了当说成是“白痴”，有谩骂之嫌。直接谩骂与幽默之暗示和与对方共享的规律相抵触。相比之下，这个故事就不如下面一个古希腊号称“第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来得幽默：

    一个朋友嫌弃索克拉特穷，索克拉特并没有当场反击他，他在等待反击的有利时机。

    几天以后，他看见一位骑士骑着一匹十分矫健的马，引得许多过往行人驻足欣赏。索克拉特走上前去说道：

    “我想，这匹马一定很富有……它一定拥有大笔财富。”

    骑士笑起来说道：

    “你知道，任何一匹马都是不可能有钱的。”

    索克拉特说：“没有钱？它和我一样贫穷！可是你瞧，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匹好马！”

    没有钱可以成为一匹好马暗示贫穷并不妨碍人成为好人，这种反击以故作蠢言开始，以机智巧辩结束。好在它的暗示性，给对手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如果故事能交代一下那位嫌弃他的朋友正好在场，就更有针对性了。如果说这个故事也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它的现场针对性不足。

    现场的针对性是幽默谈吐的重要基础，有了现场针对性，一切看来荒谬的、不合理的、词不达意的话语，都可能产生幽默感。

    就因果律而言，幽默感的产生不在通常的因果之中，而在通常的因果之外。要使你的谈吐幽默起来，其法门之一就是在通常预期的因果之外再找出一个因果，哪怕是不三不四的也好，以使二者形成错位，而不是重合。

    有一个古罗马的故事说，热麦吕斯希望娶富有的玛梦妮尔为妻。他朝思暮想，请求她，催促她，向她奉献礼物。

    “她真的那么美丽吗？”人们问。

    “相反，没有比她更丑陋的了。”

    “那么，她凭什么迷住了这个男人呢？”

    “她咳嗽了。”

    通常追求女性的理由是美丽，可是这里显示的理由是女方富有但不健康，从而使故事一开始所通常预期的原因与故事最后揭示的原因大幅度地错位。其攻击性虽然很强，然而全凭暗示，并未直接透露，因而幽默感并未因攻击性而削弱。

    幽默可以用之于攻击，但是只能是间接的，并且是有趣的，而趣味的产生主要在于预期的理性因果与所暗示的因果之间的错位，其间幅度越大，则幽默趣味越浓。

    以正导反

    把一个正面的前提引向反面去解释，让对方先是震惊，继而分享你的智慧，以至一时来不及抵抗你的教训。

    幽默谈吐常常用于朋友之间的斗智，双方都力求显示自己的智慧优于对方，这时的交流往往有交锋的特点。互相交锋不同于独自演说。演说时，从前提到结论都是自己自由选择的，而交锋有论辩的性质，常常需要从对方的前提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对方的前提不外两种：一种是虽然荒谬，但有害于己（有时，出于引人就范的需要，自己也可以构想一种蠢言作前提）。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似乎有害于己的要采取否定态度加以揭露驳斥，这就没有幽默感可言了。对荒谬的蠢言先接受而后作出机智的辩解，使对手突然处于尴尬境地，这是谬极归真的方法，是反击性幽默。但是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太广，因为对手的言谈除了“故作蠢言”的幽默以外，很少有明显荒谬之处，如果将“蠢言”接过来以另一蠢言反击，这就是以谬还谬的方法。

    通常我们更常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即对方所说的话一点也不蠢，而且似乎无害于己，你很容易接受他的前提。这时对方如果是幽默能手，则可能对正面的前提作反面的解释，对你发起突然的攻击，使你来不及反应，在斗智的游戏中失败。

    一位画家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度假写生，他和一个农夫住在一起。假期结束时，画家想送给农夫一些钱，但农夫说：“不，我不要钱，你给我一张你画的画吧。钱有什么用？一个星期之内就花完了，但你的画将会永世长存。”

    这对于画家来说自然是好事，是一个积极的有利于己的要求，是很难不接受的。

    画家非常高兴，感谢农夫称赞他的画。

    农夫笑着答道：“我并非为了别的，我有个儿子在伦敦，他想成为一名画家。他下个月来这里的时候，我要把你的画拿给他看。我想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想成为画家了。”

    谬极归真是将荒谬的前提作了似乎一本正经的解释，而这里却将似乎正面的前提作了负面的解释。

    关键不在于先提出的前提如何，而在于后来作出的解释如何。幽默的奥秘都在出人意料似真而谬的解释中。在这里，农夫的要求是正面的，而解释却是反面的。提出正面的要求是为了引导出反面动机。我们把这叫做以正导反法。

    在斗智性交谈中，这种以正导反式的幽默最难防守，但作为进攻却是比，较容易使用的。在正常心理的顺序上，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反面的动机、原因，造成了正面的行为、结果。而在幽默的程式中则相反：正面的结果在前，反面的动机在后，这样才可能造成对方预期的失落和发现的惊异。

    英国首相丘吉尔走出了出租汽车，回头对司机说：“我在这里办事要一个钟头左右，请等我一下。”

    “不行！”司机一口拒绝，“我要回家去收听丘吉尔的精彩演讲。”

    丘吉尔听了很高兴，马上多给了他两镑小费。

    “唔。我想想看……”见钱眼开的司机改口说，“我还是在这里等你吧，管他什么丘吉尔不丘吉尔的！”

    丘吉尔太高兴的结果，变成了对自己的非常不利，使其身价一下子一落千丈，连两镑小费都不值。司机从拒绝到接受之间的条件仅仅是一笔小费。这种以正导反式的幽默，其高明之处不但在于正反之间转化的迅速，而且在于正反之对比。

    一个男人说：“女人不能保守秘密。”

    另一个男人反驳：“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女人很能保守秘密，只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女人保守秘密有困难，她不得不和别的女人联合起来保守这个秘密。”

    前提是肯定女人能保守秘密，而解释的原因从字面上是肯定的，在内容上却是否定的：集体保守秘密就不是秘密。

    以正导反的幽默关键在于：导向反面时，其理由要十分奇特，它必须别出心裁，必须发人之所未发。它可以是像农夫和出租汽车司机那样突然从肯定转向否定，也可以是像上述故事中另一个男人那样用反语，把否定的内容放在肯定的形式之中，读者对于这种原因的科学性是不会认真追究的，他不会因其自相矛盾而排斥它，恰恰因其内容与形式错位而享受其中的言外之意、意外之趣。

    在构思这种类型的幽默时，切忌拘泥，最要不得的是过分做实，放不开想象的翅膀。幽默感是一种情感的自由，是从现实的压迫中获得的一种解放；而解放的极致往往就进人了某种假定的境界，只有进人了这个境界才够味。比如说，你要批评一个战士平时不练习武艺，一般地只想象到他在战时会吃亏，所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只是一种教训而非幽默。要使这样的教训变成幽默，就得把想象放开一点，让自由的想象提供广阔的假定天地，趣味就可能丰富了。中国古代有个笑话说：

    一武官出征，将败，忽有神兵相助，反大胜。武官叩头拜谢，询问神的姓名。神曰：“我是靶神。”武官曰：“小将何德，敢劳尊神见救？”神答曰：“感你平日在教场从不曾伤我。”

    由于想象的假定性，使得有利的前提（神来相助，转败为胜）分外奇异，而所导出的否定性的缘由则更加奇异。你所讽喻的对象由于先是被奇异所惊，继而分享你的智慧，因而一时来不及对你的教训加以抵抗。

    以正求反的大忌在就近取譬，其所贵在远起远落，只给想象的点悟，不作做实之教训。

    孟子说：“人之所患在好为人师。”其实好为人师不足患，最足患者乃好为人师而又缺乏幽默感。而产生幽默的障碍乃小手小脚，急于直接教训，而不善于在想象的荒诞之中寓教于乐。不露痕迹，不着一语，意在言外，尽得风流者，上也。教师在课堂上，经理、厂长在讲台上，贵在以庄重的道理和诙谐谈吐相结合，创造一种融洽的气氛。但是如果放不开想象，荒诞性不足，教训的意味太浓，则可能把幽默变成直截了当的讽刺。

    《世说新语·简傲》上记载一个故事：

    文人吕安与嵇康很要好，吕安一旦想念起嵇康来，哪怕远在千里也驾着车去看嵇康。恰巧有一次嵇康不在，他的哥哥嵇喜出来接待，这位吕安根本就不进门，只在他家门上题了个“鳳”（“凤”的繁体）字而去。这位嵇喜还以为他是赞美自己如凤凰一般杰出，其实吕安的意思是：“鳳”字由“凡”字和“鳥”字组成，嵇喜只是一只“凡鸟”而已。

    这样由肯定赞美到否定的藐视，虽有些曲折，有些奇特因果性，但毕竟是过于直露，不留余地，因而其间幽默的成分弱于讽刺的成分。

    中国古代有一本《嘻谈录》，其中有一则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官员，好酒贪财，对老百姓很苛刻。临到卸职之时，百姓送了一块“德政匾”给他，上面写着：“五大天地。”官员问：“这四个宇是什么意思？”答道：“官一到任时，金天银地；官在衙内时，花天酒地；坐堂断案时，昏天黑地；百姓含冤时，恨天怨地；汝今交卸了，谢天谢地。”

    这里从肯定的“德政匾”，到绝对否定的解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奇特的超越通常预期的因果性，不过是把百姓对贪官的怨恨暗含在并无明显褒扬之义的“五大天地”之中。因而这个故事比之上面那个故事更缺乏幽默感，更多讽刺意味。与此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个：

    一个县官离任了，百姓送他一块匾，主题“天高三尺”。官员看了很高兴，以为是赞扬他断案清明的意思，然而人们告诉他，这是因为他把地皮刮了三尺的缘故。

    这个故事就比上面那个故事有更多的幽默感。原因在于：第一，“天高三尺”的中心含义有明显的褒扬之义，与后面的贬抑之间有较大的反差；第二，这里利用了“刮地皮”词语的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官员搜刮百姓钱财。光有这重含义还不能与“天高三尺”形成巧合的因果；第二重含义是恰好刮地皮的字面上还有把地表的土铲去的意思。虽然这个意思在通常是不用的，可是在这里却成了临时的双关语，这就显得奇妙了。这两重含义又构成反差，就使“天高三尺”的结果和原因之间形成一种复合的似非而是的关系，即在语义上有和谐之处，非常切合当时百姓所要表达的心情。这里的因果关系是这样不简单，因而其幽默感就比较经得起欣赏，相比起来，前面的两个故事在结构上和情趣上都不免单调了一点。

    追求幽默感的人一要让自己的情致复杂些，二要让这种复杂的情致表达得微妙些。

    反向求因

    要善于钻空子，特别是往反面钻空子，把极其微小的巧合的可能性当做立论的出发点。

    在生活中有某种常态，在思维中有某种常理，人们的联想都为这种习惯了的常态和常理反复训练达到自动化的程度，以至一个结果出来，便会自动地联想到通常的原因。比如，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结束时，观众报以热烈掌声，按常态和常理来说，这自然是因为人演得出色，观众满意。生活中常态是占绝对优势的，但并非全无例外，常理也并非滴水不漏。

    甲：“你的戏演得真不错啊！当你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亲眼看到观众都在热烈鼓掌。”

    乙：“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从此以后不再上台，我被开除了。”

    就是鼓掌，也可能是由于蹩脚的演出终于结束，尽管这种可能极小，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即使你明知事实不一定如他所说，而是他的自我调侃，故意歪曲事实，你也不能不为他抓住了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而惊异，特别是这种可能的理由与你通常习惯的理解完全相反，就更构成了与常理的反差，反差越是大，可笑的程度也越大。

    这种幽默感要求在推理过程中善于钻空子，特别是往反面去钻空子，我们把它叫做反向求因法。

    主人向朋友谈自己的狗：“这是一只十分出色的看家狗，任何人走近我这房子，它就会立即让我知道。”

    朋友问道：“它一定叫得很厉害，不让生人走近吧！”

    “当它飞快地钻进沙发下面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人来了。”

    这里用的方法仍然是反向求因法。

    有人来了，狗叫，通常是因为机警勇敢的狗在守卫门户；当主人在给朋友造成一种对常规因果关系的期待之后，突然往反面一转，原因恰恰是狗的胆怯。非常规的因果与常规因果之间错位幅度是如此之大，怪异之感油然而生。

    有一次萧伯纳脊推骨出了毛病，需要从脚跟上截一块骨头来补脊推的缺损。手术做完以后，医生想多捞一点手术费，便说：“萧伯纳先生，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新手术啊！”萧伯纳笑道：“这好极了，请问你打算付我多少试验费呢？”

    同样是新手术，医生以其新而引申出难，意在多索取报酬；而萧伯纳却把新引向了第一次试验，反过来说自己的身体成了试验品。

    这一幽默妙就妙在把同一核心概念向相反方向引申，引申方向相反，因果关系也相反。如果不善于抓住核心概念向相反方向引申，也就不可能做到反向求因。

    有一次，萧伯纳收到著名女舞蹈家邓肯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如果他俩结合，养个孩子，那对后代将是好事：“孩子有你那样的脑袋和我这样的身体，那将会多美妙啊！”

    在回信中，萧伯纳表示受宠若惊，但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好意，他说：“那个孩子运气可能不那么好。如果他有我这样的身体和你那样的脑袋，那可就糟透了。”

    萧伯纳用的方法仍然是向反面钻空子，把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巧合的可能性当成立论的出发点，构成对方期待的落空。在这里，萧伯纳把自我调侃（长得不好看）和讽喻他人（脑袋不聪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幽默的效果。

    这种反向求因的特点是：把一个极其微小的可能性当成现实（虽并不能最后否定对方提出的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比这种类型的方法更具喜剧性的是一种完全否定了原来因果关系的幽默方法。

    病人问医生：“我能活到90岁吗？”

    医生检查了病人的身体后问道：“你今年多大啦？”

    病人说：“40岁。”

    “你有什么嗜好吗？比如说，喜欢饮酒、吸烟、赌钱、女人或其他的嗜好？”

    “我最恨吸烟、喝酒，更讨厌女人。”

    “天哪，那你要活到90岁干什么？”

    本来读者的期待是，戒绝烟、酒、女人，有利于长寿；其结果则不但相反，而且把这一切当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否定了这一切，就否定了活到90岁的价值。那就是这一切的价值并不是与长寿的价值相等，而是高于长寿的价值之上。

    看来，这一类的故事在西方很流行，另一个故事和它是这样相似：

    父亲对儿子说；“假如你能克服一切坏习惯，我就给你一万美元。”

    儿子回答：“克服了这些坏习惯，我拿了钱还有什么用？”

    这是互相排斥的价值挑战，在父亲看来，改变恶习是目的，而拥有美元是手段；而儿子的想法是，美元的价值由恶习决定。如果改变了恶习，美元就没有意义了。由于互相排斥很彻底，故该幽默的喜剧性很强。

    当然，动用这种方法也并不一定达到这样的强度，有时，互相并不绝对排斥，可以进入一种矛盾的调和状态，这样，幽默就带着某种抒情意味。

    某女士有四个孙女儿来与她同住了一个月。

    她告诉朋友们说：“孙女们来，带给我双重的快乐。”

    “怎么说呢？”

    “她们来了，我很快乐；她们走了，我也很快乐。”

    表面是抒情的，实质上仍然是喜剧的，因为同样一个快乐的概念中包含互相对立的成分：来时的快乐，是骨肉相聚的快乐；去时的快乐，是结束骚扰的快乐。

    这样的幽默感比较细致微妙，戏剧性隐藏在抒情性之中。但如果交谈的对手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切不可应用。粗心的对手，只适宜一种把幽默感融于喜剧性之中的幽默。这种幽默很容易把内部喜剧性对转很有层次地逐步显示出来。

    某甲很穷，但从来不肯奉承富人。

    某富翁对他说：“我家财万贯，你为什么不奉承我？”

    某甲答道：“家财是你的，又不分给我，为什么要我奉承。”

    富翁说：“好吧，我分两成给你，你奉承我了吧？”

    某甲笑道：“两成？分配不公，我不奉承。”

    富翁想了片刻：“那分一半给你，总该奉承了吧？”

    “到那时，你我已经平起平坐，我还奉承你干什么？”

    富翁把心一横说：“我把家财全送给了你，怎样？”

    某甲笑道：“到那时，我富你穷，该你来奉承我了。”

    喜剧性产生于矛盾的层层转化，富翁越是期待奉承，就越多地分给某甲财产，而越是多分出财产，就越是减少了被奉承的可能性，直至完全丧失这种可能。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并非重新另找一个相反的因果，而是由本身演绎出相反的因果线索来。原来是有财而要求奉承，而要求奉承的结果变成了无财，而无财却只能去奉承别人。

    这种幽默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推演的过程中环环紧扣、层层深入。

    歪语藏机

    讲反话除非用于书面，否则刺激性太强，在现场人际交往中宜谨慎使用，不如旁敲侧击法，风险较小。

    绝大多数幽默家的推理都不是一本正经的，即使表情一本正经，说话也都有点邪味儿。偷换概念、歪曲推理、无类比附、假痴假呆、指鹿为马、声东击西、歪曲经典、歪打正着，都是以逻辑歪曲为特点的。逻辑本来是讲理的规范，可幽默动不动就破坏讲理的规范，但又不是蛮不讲理，而是强词夺理、似是而非。幽默的逻辑不能和讲理的逻辑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了，道理很科学了，就完全是智慧的胜利，而非幽默的胜利了。幽默的语言表面上看不是正经话，可是如果真的全是胡说八道、满口昏话、一派胡言或诲淫诲盗，也叫人讨厌。幽默语言的特点是正话歪说。歪话，像一池透明的水，正话就像在水中摇曳的水草，没有透明的水，水草就无法伸展，只能蔫作一团，在阳光下也会丧失生命。

    歪话有两种，一种是反话，一种是旁敲侧击之话。反话的进攻性很强。有一篇名为《挤车的诀窍》的讽刺小品，其中的语言都是反语，但意思很正。

    朋友，你可知北京乘车之难？……上下班乘车都成了一门学问。

    先说上车，车来时，上策为“抢位”——犹如球场上的抢点。精确计算位置，让车门正好停在身边，可收先据要津之利。当然，必须顶住！此中诀窍是：上身倾向来车方向，稳住下身，千万莫被随车涌来的人流冲走。中策则贴边。外行才正对车门，弄得拥来晃去，上不了车，枉费心力。北京人不同于外地人，哈尔滨人上车是“能者为王”，上海人多少会顾及颜面，但动辄大呼小叫，使你无心恋战。北京人又想讲点风度又想早点上车，切勿在车门前上车。最好的办法是贴住车厢，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一点一点把“无根基”者拱开。只要一抓住车门，你就赢了。老北京人都精于此道，所以售票员洗车，从来无需擦车门两边——那多是老北京人的功劳。下策呢，可称“搭挂”，将足尖嵌入车门（万勿先进脑袋），而后靠紧车门，往里“鼓拥”，只要司机车门关不上，他就得让你上车。

    这里说的都是反语，字面上是教人不守秩序的方法，实质上是讽刺不守秩序的人，暴露他们的心理活动。由于这些以肯定语气讲的话是明显荒谬的，因而才是可笑的。反话一般比较刻薄，攻击性很强。在这里，由于作者与被讽刺的对象并非面对面，因而用反语讽刺得尖锐一些，也没有太大的消极作用。

    但是，如果用反语讽刺就在现场的对象，问题就复杂得多。

    《五代史·伶官传》中记载着后唐庄宗身边一个叫敬新磨的幽默家的许多故事，其中有些地方是用反语的。

    有一次庄宗外出打猎，践踏老百姓的庄稼，当地县令在庄宗马前恳切陈词，为民请命。庄宗大怒，叫县令滚蛋，并准备杀他。

    敬新磨把县令抓到庄宗马前说：“你身为县令偏偏不知道我们天子好打猎，还让老百姓去种庄稼、交赋税！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饿着，把这片地空出来，让我们天子来自由驰骋？你真是罪该万死！”说罢，建议庄宗将他处以极刑。庄宗忍不住笑了，反而把县令放了。

    中国古代史上许多优伶常常是以反语讽刺君王的。这类的记载很多，而且这样的讽喻大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好像没有什么风险似的。其实他们的反语，常常锋芒过露。不过很难相信，这样说不但没有触犯皇帝的龙威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且会使得皇帝从善如流。

    事实上，反语的刺激性比之正面讲述更强，更容易触怒对方，特别是在争论的热点上，反语只能火上加油，故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反语切忌用于争论热点上。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要使关系恶化，使空气紧张化，自然可用反语，但此时已没有了幽默。

    在非争论的问题上用来表达一种无伤大雅的戏谑，反语还是十分有用的。

    合唱队员甲：“你有没有发现，昨天晚上我的歌声盖过全场？”

    合唱队员乙：“我还看见，许多听众中途离座，好让你的歌声占据更多的空间！”

    这种话表面上是用肯定的语言，实际上表述了否定的意思。但攻击性仍然很强，使用在具体对象身上要注意分寸，主要是对方与你的关系是否经得住这样强烈的刺激，此外还得考虑场合和其他条件。有时同样一句话在一种场合下可以讲，在另一种场合下就不能讲；对同样一个人，在他心平气和时能讲的，而在他心情很差时就不能讲。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心情和周边环境，同时把握自己说话的分寸，是幽默家的重要修养。如果在这方面粗心大意，那就不但幽默不起来，而且可能冒犯了对方的自尊心，弄僵关系。

    许多学习幽默语言者不长于实际应用，而长于书本钻研。自然，书本上的幽默与人际交往的幽默其基本规律是相同的，但是毕竟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这要你自己在长期的实践中细心体验。

    总的说来，在书本上，不论攻击性多强，只要不是指名道姓引起法律纠纷，反语的刺激性都没有什么反效果。明赵南星的《笑赞》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秀才阳寿已尽，去见阎王，阎王偶然放了一屁，秀才立即献《屁颂》一首曰：“高耸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绿竹之声，仿佛乎兰麝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增寿十年，放回阳间。十年期满，再见阎王，这秀才得意洋洋地走上森罗殿，阎王问是何人，小鬼说：“就是那个做放屁文章的秀才！”

    “屁颂”自然是正其语而反其意，虽然锋芒已经很露了，但仍然有些幽默。可是最后还要加上一句“就是那个做放屁文章的秀才”则简直是义愤之言，幽默已转化为讽刺。由于这是写在书面上的，没有具体的对象，因而问题不大。但在人际交往中，运用这样剑拔弩张的硬性幽默是很危险的。

    中国人的幽默，常常与道德教化相联系，因而对不道德的现象难免用反语表述愤激。中国式的幽默中常有攻击性很强的硬性幽默。西方的幽默不像中国这样与道德教化联系得这样紧密，更多纯调笑色彩，因而硬性幽默就比较少，其攻击性很少以这种“卒章显志”的办法直接表达出来。

    在古希腊罗马的幽默故事中，很少用反语来刺激对方，他们用得更多的是旁敲侧击的歪语。

    甲：“索克拉特，你的房间太狭窄了……”

    乙：“如果只邀请我真正的朋友来，这房间还嫌太大了一点。”

    再看古罗马的一则：

    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兵败逃到叙利亚，叙利亚国王让他检阅了一支浩浩荡荡、武器精良的部队。国王问他：“这一下可以打败你的罗马敌人了吧？这么多兵对付他们足够了吧？”

    汉尼拔回答说：“现在很难说，我从未见过那么贪婪的敌人，他们从来不知足。”

    房子虽小，但真正的朋友更少，当真正的朋友来时房子反而嫌大了。这样就暗含着一种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来人不算是主人真正的朋友，但是可能性毕竟不是确定性的，再加上那么曲折的推理，使对方的理解力不可能一下子紧紧跟上，因而攻击锋芒被大大钝化了，如果用反语就没有这么曲折了。

    第二个故事本来是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但是汉尼拔回避了直接的对立，他没有用反语，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为双方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除非在不得已时，用反语不如用旁敲侧击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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