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的自我调侃

    许多人被安排在会上讲话，往往幽默不起来。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和听众的心理距离不能缩短。

    一个人被安排讲话，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不一般的原因。比如说，年龄比较大，资历比较高；有的是客人，有的是地位比较高。所有这一切，主持会议的人在开场白中都要慎重加以强调。把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成就、头衔一一加以罗列。

    这种客套，从主人来说，完全是出于好心，但是，对于演讲者来说，却是加重压力。越是提高演讲者的地位，观众的期望值越高，对于演讲者的要求越苛刻。同样的演讲水平，期望值越高的比之期望值低的，更可能失败。

    我看到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老军人在演讲之前，被主持人猛猛地吹捧了一番。

    他一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对于他的吹捧加以解构。他说：

    “我并没有什么，用你们的话来说，也就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

    他这一说大家就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缩短了，会场的沉闷空气也开始活跃起来，接着他又说：

    “我来自台湾，台湾有什么特点呢？一是台风，二是地震，三是李登辉。”

    把自然现象和李登辉不伦不类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错位，形成了幽默的趣味，这就使整个演讲过程中掌声不断。

    俄罗斯暴发户和中国大款

    比较一下中国和俄国讽刺暴发户的笑话故事，是很有趣的。

    在俄罗斯那些穿着时髦的大款，连同他们的保镖都西装革履，高视阔步，不可一世，在世俗眼光中，是很神气的，但是在笑话故事中却恰恰相反。

    一个俄罗斯的暴发户，出了车祸。私家车被撞坏了，自己也掉了一只胳膊。他痛心疾首地嚷嚷：“我的奔驰，我的奔驰！”路人提醒他看看自己的手臂。他又大叫起来：“我的劳力士，我的劳力士！”

    这是说，这个“新俄罗斯人”，把财产看得比自己的躯体和生命更为重要。

    我们中国人也有讽刺“大款”的段子：

    在一家小学的家长会上，老师对大款说：“我问你的孩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答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说：“我的孩子向来不说谎，他不承认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孩子的母亲则说：“烧了就烧了，老师，没关系，我们包赔。”

    故事讽刺大款没有文化，但是对花钱则相当大方，与俄罗斯大款的吝啬相比，恰恰形成对照。

    维族幽默和汉族幽默

    中华民族，包括兄弟民族大概是生活得比较艰难的，所以在民间故事里，常常有许多关于劳苦与饥饿的故事。一般说，满足口腹之欲，属于实用价值，直接表现饥饿很难有情感的超越性，达到审美境界的很少。但新疆的阿凡提的故事却往往有出奇制胜的构思。

    阿凡提在巴依家里当长工，吃不饱，菜里连油星都没有。阿凡提就抗议，巴依回答说：

    “对不起，阿凡提，给你做菜的时候，总是弄错，把水当做油了。”

    不久，巴依家失火了。阿凡提就提着木桶，从油缸里舀出一桶油来往火上浇去。

    巴依吼叫起来，问他为什么把油往火上浇。

    阿凡提说：“哎呀，老爷，我错把油当做水了。”

    这个故事本来有很强的进攻性，而且是带着惩罚性的，与幽默化解矛盾的功能相悖。但是阿凡提机智幽默的报复行为在愚蠢的外部动作掩盖下，就超越了现实的进攻性。

    相比起来，我们汉族也有类似的民间故事。

    财主给长工开饭，为了耽误他吃饭，不让他吃得太多，总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天。

    这一天财主跟他讲起了光绪和道光的故事。长工连忙说：“依我看，光绪（光叙）不行，还是道光（倒光）好。”说着就把锅里的菜通通倒到自己碗里去了。

    两者都是非常机智地对付财主，但汉族的故事更为现实一些。

    语义保持不变

    有一则故事这样说：

    一个小孩子随军队在阅兵典礼中正步走过检阅台。这时他的妈妈正好在观礼，她大叫起来：“所有的士兵脚步都错了，只有我的儿子没有错。”

    显而易见，阅兵典礼要求步伐一致，孩子的妈妈觉得所有的士兵都错了，恰恰暗示了其他士兵的步伐完全一致，只有她儿子的步伐与众不同——也就是只有他一个人错了。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产生于真正的内涵与表层的字面的矛盾，这种语义结构上的强烈转化方式是常见的。

    但是也有一种转化方式，与此恰恰相反：表层语义看来是倒转了，但是深层的内涵恰恰是一成不变。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一天一个县长到养猪场视察工作，县宣传站的记者拍了一张他和猪站在一起的照片，标题叫做：“县长和猪”，准备发表在县里的报纸上。

    但是宣传站的站长觉得这样对县长似乎不太尊重，就把题目改了一下：“猪和县长”。

    报社的编辑们还是觉得不太妥当，把题目又改了一下。

    第二天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题目变成了：“左起第三位是县长”。

    这个故事的荒谬感本来产生于把人与猪不伦不类地并列。修改的目的是要避免这种不伦不类，但是改来改去，不但其内在含义没有什么倒转，而且更加强调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并列了。

    概念的转移

    有时幽默感的产生并不一定是由于概念内涵的强烈倒转，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而是概念的内涵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有时交叉，有时扩大，有时则缩小。例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某人去某女校访友，按要求填写访客登记表。填完工作单位、地址以后，还有一栏是“与被访者的关系”，他想了一下，认真地写了“尚未发生”。

    本来发生关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商务、外交、军事、公关、人际等方面。只有在男女方面，是发生性关系的含蓄雅语。这个故事中的关系，就通常情况来说，指的是与被访问者关系的性质。而填表者加上了“发生”二字，就被确定在男女性关系上了。就字典意义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宽泛概念被缩小，就词语互相搭配来说，这样的变化是内涵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不宜公开的隐私的方面。这里的幽默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将词义突然转移，另一方面是把不宜公开的主动公开在访客单上了。

    叠加荒谬感

    幽默的本性是含蓄的，深层意味是隐性的，它藏在整个故事的逻辑空白之中。但是，幽默又不能太含蓄，最好的幽默不但是含蓄的，而且其荒谬感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为了要使内在的荒谬感达到一目了然的程度，一般首先采用强化其不和谐感的方法使其荒谬性凸显，再设法增强其喜剧效果。此外还可以采用叠加的办法。例如有这样一个故事：

    办公室里，老张素以机智著称，好像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一天，小王特别找了一个题目来刁难他。小王说：“老张啊，你可知道世界上最惨的事是什么？”老张不知道小王什么意思。小王很得意地说：“在我看来，就是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光。”大家都看着老张，以为老张这下子只能甘拜下风了。谁知老张愣了一会儿，随即就问：“小王啊，你知道世界上最惨的事情是什么？”小王对此没有准备，只好说不知道。老张说：“就是一个人钱花光了，还没有死。”

    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这里有三重不和谐的交织：第一重交织在死和没死的对比上，死了钱没花完，钱花完了死；第二重对比则在人生价值上，一个是极端自私，一个是世态炎凉；第三重是在钱花光和没花光词语上的对比，但是结局都一样被认为是悲惨的。多重的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构成了丰富的幽默感。

    葛优替冯巩签名

    许多人幽默不起来，是因为他们沉不住气。一遇到显而易见的错误，就忙不迭地给人家指出来，唯恐不能把聪明相像商品广告一样全都摆到脸上来，更糟糕的是，有的人还加上一脸得意的样子。这样的人不但缺乏幽默感，而且给人一种浅薄的感觉。

    在面对显而易见的差错时，你能沉住气，不动声色，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反而可能更可爱。

    如果能来一点将错就错，就更加可爱了。

    内地红得发紫的冷面喜剧演员葛优，就有这种本领。有一次，他到一个大城市去，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有一个马大哈的观众从人群中好不容易挤了过来握着他的手，直喊：“冯巩，冯巩，我特别喜欢你，特别，特别。你给我签个名吧。”

    这事情要是放到别人身上，也许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对不起，我不是冯巩，你认错人了。

    这样做，有一千条好处，只有一条坏处，就是可能弄得那位热情而又马大哈的观众很尴尬。

    富于幽默感的葛优，这时拿出了他在生活中和表演上最拿手的冷面幽默的本领，不动声色地接过这位观众的本子，在上面签上了冯巩的名字。他以其将错就错的幽默不但解救了那个观众，而且解放了自己。

    循环论证

    小时候在自然课上，学到向日葵朝着太阳转是因为它有“向日性”。

    许多同学都满足于在填充题上填上这三个字而满足，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好钻牛角尖的学生来说，这三个字却反而让我满腹狐疑。

    我问老师向日葵为什么有“向日性”。

    老师说，你不是经常看到向日葵总是向着太阳转吗？

    我还是莫名其妙。求知欲得不到满足，又弄不清是什么道理。

    直到大学一年级，学了逻辑学，才知道这种论证在方法上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在科学论证中，循环论证是不允许的。人家问你什么是东方时，说是西方的反面，而当人家问你什么是西方的时候，你又说就是东方的反面，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在社交谈吐中，循环论证却是构成幽默的一个重要法门。

    有一则日本酸奶的广告说：甜而酸的酸奶有如初恋的味道。这个广告词写得极富创造性。

    有一个新闻记者问道，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再问什么是初恋的味道，该怎么回答呢？

    公司的经理说：初恋的味道就像酸奶的味道。

    在理性思维中，在科学上，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循环论证之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论证要求作出解释，而循环论证却是什么也没有说。在幽默中，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却使本来相对峙的情感，在会心的微笑中沟通了。

    装聋作哑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幽默得起来，也并不是所有有幽默感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幽默得起来。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制于实用的理性思维强大优势的压抑。我们已经习惯于不容忍不符合现成规矩的行为和如果你是一个女性，住在旅馆中，当你正在穿内衣、内裤的时候，突然一个男性的服务员进来了。你当然可以大发雷霆，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发怒又于事何补呢？

    如果你想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幽默感，就要超脱到把日常规矩忘掉。你可以从从容容把衣服穿好，然后平静地装聋作哑，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小姐，请问有什么事吗？”

    当人们的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最容易为失去尊严而激怒，而激怒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自己尊严的恢复，很可能是在自己的情绪爆发中失去修养。

    幽默之难，难在日常习惯了的反应是自动化的。而幽默却要把心理学称为“定势”的惯性轻松愉快地丢在一边。

    为牛做翻译

    一帮农民在看法国电影中一只牛在叫。

    一个农民大为感慨：“原来法国牛和中国牛叫起来是一样的。”

    在他一边的一个聪明人纠正他说：“你胡说什么？这是译制片，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翻译的。”

    这是一种歪曲，但是和上面那个故事的歪曲不同。

    上面那种歪曲是有意的，有意的歪曲是调侃他人的；而下面这种歪曲，故事中说话的人是无意的；但是说故事的人却知道读者对于这个人的荒谬是心照不宣的，因而是用来调侃故事中的人物的。

    这就是阿Q之所以亳无幽默感，而鲁迅却是幽默大师的原因。

    硬幽默的软化

    幽默的功能在于缓解冲突，把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凡带有进攻性的幽默就与幽默的本性，也就是钝化锋芒有一点矛盾。

    但是这并不是说，幽默就不能有任何进攻性。不过进攻性很强的幽默往往就变成了讽刺。

    当然讽刺还是与幽默有一点亲缘关系的，因为它毕竟不是谩骂。同样的进攻性，用讽刺和用谩骂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相当程度的含蓄。常用的办法就是把对方的话头接过来将谬就谬，把骂人的话埋伏在对方的话头里，由对方去想象，这样就软化了进攻的强度。有一个名医遇名医的故事：

    宋朝有位医生姓刘，名气很大。

    一次，苏东坡去拜访他，刚坐下就有病人来了。病人述说是坐船遇大风，惊吓成病。刘名医便说：“回去找个老船舵的把手，用火焙干，配上丹砂、茯苓等，共研细末，白开水送服。”病人不解其意，请教医生。刘名医得意地说：“妙就妙在这里。老船舵把手是艄公把握的地方，日久天长，手上的汗都渗透到木头里；艄公最善和风浪搏斗，所以它能治水上的惊风症。”

    苏东坡在一旁暗自好笑。等病人走后，故意向刘名医说：“我家有个病人，夜间盗汗不止，三床被子都湿透了，当用何药医治？”

    刘名医不假思索，说道：“只需找几把多年的老芭蕉扇，焙干、研末，喝下去保管药到病除。”

    苏东坡笑道：“照你这样说，把笔、墨烧成灰，让一个不识字的人喝下去，他便立刻会写文章了；让一个胆小鬼舔一舔樊哙的盾牌，他便立刻勇敢起来了；叫一个丑八怪闻一闻西施戴过的耳环，便立刻变得俊俏起来了？”

    刘名医听后惊讶地说：“想不到，东坡公也是一位名医呀！”

    这里刘名医和苏东坡说的话都是暗示的，但他们都没直接说出来，不过却让对方准确无误地领会到，这是因为他们把这一切，放在逻辑空白中了，变成不言而喻的意思了，这种含进攻性的语言如果直接说出来，就丧失了幽默感，变成谩骂了。

    夸张和幽默

    如果不嫌简单化的话，可以这样说，要幽默其实也不太难，只要把话说得夸张一些就是了。

    但是一般的抒情也是夸张的，比如，形容美人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白居易写唐明皇第一眼看到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都是很夸张的，可是这绝对不能算是幽默。因为这样夸张的效果是美化，没有任何怪异的色彩。如果夸张达到了怪诞的程度，就有某种幽默至少是滑稽的意味了。

    比如，一个女人笑了，如果你要给读者一种抒情的感觉，就来一点美化，如，这个人笑得像苹果，不过比苹果多了两个酒窝。

    如果要给人一点滑稽的感觉，你就不能给他任何美化的、诗意的联想，而是要创造一种荒谬的感觉。比如：她一笑就露出三十二颗金牙。如果是一个男人，就可以这样说：他一看见这个比较水灵的女孩子，五官就七上八下地乱动。这就有一点滑稽了。

    福建省三明市原来所在地三元县是很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有一首民歌这样夸张地形容它：“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这是夸张其小，并没有荒谬感，因而其中并没有太强的幽默感。

    同样是形容地方小如果夸张得怪诞一些就有了不同的效果。

    舒婷的散文描写她们当年知青住的地方：“当中只隔一层板壁，这边放个屁，那边能熏死一大片蚊子。”

    二者效果不同是磨豆腐和放屁所引起的联想不同。放屁的荒谬感很强，而磨豆腐却是普通的感觉。

    把自己也摆进去

    一个领导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如果他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乱七八糟，一定很恼火，这时，他若是一本正经地把秘书小姐训斥一通，按常理说，也不是不可以。命令秘书把办公桌收拾得井井有条，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却会使对方神经紧张，不利于上下级关系的融洽。

    这时，幽默就有用武之地了。

    经理大人最重要的是首先把心情放松一下，才有可能幽默起来。

    这时他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分量比较重的，比如这样说：

    “我希望你们的思想不要也像这张办公桌这样杂乱无章。”

    这样气氛就可能变得紧张起来。

    换一个办法，可以把气氛弄得缓和一些，就是把自己也摆进去：“但愿‘我们’的思想不要也像这张办公桌一样杂乱无章就好了。”这样，他的下属精神上就会减少许多压力。即使这样，他的这种幽默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不大不小的进攻性，他的下属就会变得小心谨慎。办公桌从此会一尘不染，整整齐齐。

    超越现实

    如果你和一个很受国人爱戴的女选手、世界冠军一起去参加世界射击锦标赛，全国的观众都希望她这次能发挥出水平，争得许多金牌。如果她在开始时发挥得很好，已经为国家队争得了一枚金牌，但在后来和另一个国家的选手打成平局进人加赛后，本来该打两枪，可偏偏在做准备动作的时候，手枪走火，失去了最后竞赛的资格。这时你向她走去，你应该向她说什么呢？

    这是1998年世界射击锦标赛上发生的真人真事。女运动员张山还没有从手枪走火的失落中解脱出来，领队刘伟立刻先把自己的精神解放了出来，他对张山说：“首先，恭喜你为国家争得一项冠军，其次，感谢你为国家节省了一粒子弹。”

    本来一粒子弹微不足道，和一个世界冠军的民族荣誉在分量上是不可比的，但以这种逻辑来作自我解脱是最明智的：“说真的，要是今天再拿一个冠军，那明年比赛时，要超越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在遭受挫折的时候，要幽默得起来，借助超越现实的无类比附把自己和对方从挫折中解脱出来是常用的方法。

    内心美容

    妇女比之男人更热衷于追求美，在着装和化妆方面可谓不惜工本。可是，不管多么昂贵的时装和化妆品也只能美化外表，却难以美化其内在的心灵。而幽默感则既可以美化人的心灵，彰显出人的内在的文雅气质；与着装和化妆相比还可以节省金钱。

    在当今化妆品和时装日见高档的潮流下，出现了许多服装设计大师，却忽略了幽默感是内在心灵的美容大师。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东道主在招呼客人时不小心碰翻了一个脸盆，一盆水通通都洒到了女宾穿着新鞋的脚上。东道主自然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整个聚会的欢乐气氛都因这冒冒失失的举动而被破坏。

    这时，主人手忙脚乱地寻求补救，气氛仍然有点僵。

    好在这位女客人很有幽默感，她轻轻一笑说：“一般的程序是先脱鞋，后洗脚，而今天却先洗脚，后脱鞋了。”她这一说，大家立刻哄堂大笑，整个聚会的欢乐气氛又恢复了。

    这是因为她用虚拟的洗脚代替了现实的冒犯。进人了这个虚幻的境界，人的情感就超越了现实的利害和礼仪了。

    弄脏的鞋子当然有损美观，但一句很幽默的话却把她胸襟的宽广和善解人意的美德，充分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于被弄湿的高档的皮鞋来说，显得更为美丽。

    说错话以后

    在正式的、庄重的场合说错话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尤其是一些影星、歌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之类的公众人物，这时，就需要一点幽默来加以弥补。

    刘德华有一次在北京中南海演出，一上台就激动地说：很高兴，来到了台北。发觉说错了话以后，刘德华木然了一会儿，单腿跪下，以示歉疚。

    《中国电影报》对此表示赞赏。

    我却以为这并不是最得体的、最机智的方式。

    有个颇有一点名气的女主持人袁鸣，曾在海口主持一个京剧团建团庆典。她介绍光临庆典的来宾说：“海南师范学院的南新燕小姐。”

    不料座中慢吞吞地站起来一位头发早已花白的老人，全场哗然。

    袁鸣立刻施展出主持人的“看家本领”，接着说：

    “你的名字太有诗意了，它使我想起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妙图画。今天这里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作为清末宫廷艺术，京剧一度流行于北方，而今它飞越琼州海峡，在这里安家落户。所以它和您一样是名副其实的飞向南方的新燕。”

    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陷于被动时，要化被动为主动，一本正经地道歉不如讲一些牵强附会的歪理。这时敢不敢讲歪理，对于主持人就成了考验。

    偷换小偷的概念

    幽默是一种奇异的逻辑思维，按正常逻辑是不可能产生幽默的。这种逻辑之异，就异在它不是从正面、通常的角度，而往往是从反面去展开逻辑推演的。比如，这样描写小偷：

    “小偷是一类靠自己的手艺混饭吃的人。小偷没有一个是近视眼，否则他们可能偷回来几张废报纸和手纸。小偷是世界上最不敢炫耀自己职业的人。只敢对着偷来的货币自我欣赏。警察是小偷的救命恩人。小偷一旦成为过街老鼠，遭到毒打，这时他们就可能不顾一切地扑向警察，并且连呼救命。”

    所有这一切都有点幽默。这是因为在逻辑上都超越了通常的思路。这种逻辑的特点之一就是偷换概念。

    说小偷是“靠自己的手艺”混饭吃的人。这里的所谓“手艺”的概念不是通常的手工技艺，而是用手来窃取的熟练性。至于把小偷说成一种“职业”则更是偷换了职业的原本概念。因为小偷从根本上来说与职业这样光明正大的意义恰恰相反。这种在同一概念中错位的内涵构成的不和谐，就是幽默的笑的心理基础。

    最为幽默的是把警察说成小偷的“救命恩人”，与通常警察的职能反差强烈。反差越大，幽默感就越强。

    不要一本正经

    前年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看到余光中先生坐在主席台上，谈笑风生，一会儿说自己是“道貌岸然”，一会儿又说自己“满脸沧桑”，说得台下满座欢笑。同在台上的郑明俐教授也是轻松得很，当时，她同意了坐在她左边的一位教授的话，又对坐在她右边的教授的话表示了赞赏，她接着加上了一句：

    “我这是左右逢源。”底下立即报之以掌声。

    在严肃的场合下保持轻松的心态，这是幽默的首要条件。

    安徽省铜陵市的一位市长，在招待德国客人时照例要进行祝酒。他没有讲通常宴会上的一些空话、套话，而是非常潇洒地即兴讲道：

    你们德国人是先祝酒后吃饭，这样有好处：把酒喝饱了，然后放心大胆地吃个痛快；我们中国人是先吃饭后喝酒，这也有个好处，吃饱了以后，放心大胆地喝个痛快。

    他的这一番讲话立刻引来了一阵热烈掌声。一位德国议员认为这是东方的智慧使这位市长表现出幽默感；其实，主要原因不在东方的智慧，而是他在正式的招待会上，保持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轻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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