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巩当然想听了。
苏轼便说，中使离京辞别皇上时，皇帝对中使吩咐：快去，见了娘娘再来我这里，有事找你。中使就去见了太皇太后，然后再去见小皇帝，哲宗把中使引“至一柜子旁”，拿出一样东西给中使，密语道：“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原来是一斤上好的茶叶，“封题皆御笔”，非常金贵。
王巩听了，艳羡不已。等后来苏轼被哲宗皇帝亲自贬到海南的时候，不知王巩还信不信苏轼的这通话了。
路过镇江时，照样要风花雪月吃喝一场，其间有歌伎在唱黄庭坚的词，中有“一抔春草，解留连佳客”句。苏轼听罢，放下酒杯叹道：你们待客无方，“却留我吃草”。
此言一出，“诸妓立东坡后，凭胡床者大笑绝倒”，把胡床也给压折了。苏轼一屁股跌在地上，“宾客一笑而散”。
有一个姓袁的歌伎，歌唱得特别好听，得以陪着苏轼出游金山寺。时值中秋，“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以江流倾涌，月色如昼”。苏轼携小袁玉手，登上妙高台，问小袁：会唱我的《水调歌头·中秋》吗？
小袁喜盈盈地道：苏学士的名篇，谁个不会唱啊。说着便轻舒歌喉，慢放玉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地唱了起来。
苏轼听着，不顾自己年老体衰，闻歌起舞。短袖挥动，如乌云卷动；花发飘飞，似乱草摇摆，边舞边对小袁说：“此便是神仙矣。吾辈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苏轼五月底到达京城，被任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此时，弟弟苏辙已为尚书右丞。
尽管苏轼满怀豪情地宣布：“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但是，他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因为反对他的人比以前更多了。他在返京的路上就已遭到了多方攻击，进京以后，攻击更盛。
左司谏杨康国奏请罢去对苏轼、苏辙的任命，谓其“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津，复聚群小，残害忠良”，会造成“豺狼当路，奸恶在朝”的危险政治局面。
王岩叟向高太后进言，说要认清苏轼的本来面目，“一邪人进，朝廷便有不安之象”，这些人往往上下蒙蔽，不知不觉间就“养成祸患耳”。
然后上场的就是贾易了，他先是抨击苏轼在杭州毫无成绩，“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认为“轼辙不仁，善谋奸利，交结左右，百巧多门”，文章以外，皆不足用。贾易还从苏辙入手：“谨按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因与兄轼诽谤先帝，放斥于外”。后招进京城工作，则与党人“相与出力，谋为排陷正直之计，人皆嫉之”，“所毁者，皆睚眦之怨；所誉者，皆朋比之私。”接着攻击苏轼：神宗去世之时，苏轼作诗自庆，“书于扬州上方僧寺”，后来觉得不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然后才对人说，“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贾易责问道：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
贾易还揭发苏轼要拉拢自己，“臣自被命以来”，苏轼“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说对我非常佩服，“恨相知之晚”，还说我是苏辙一手提拔上来的，“而臣之朴愚，不喜诡随，不知为身谋，故漠然未尝答也”。
无奈之下，苏轼只好再次请去，他上书高太后说：我以前在京城得罪很多人，先是司马光的门下“与臣为仇”，然后“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加上我早已得罪了王安石的朋党，这些“党人尤加忿疾”，所以现在我每天都担心，“恐别致祸患”。自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我一路高升，但也受到了各方明枪暗箭的攻击，“若非二圣仁明，洞照肝膈”，早就命不保了。现在太皇太后再次提拔重用我，又任命弟弟苏辙为尚书右丞，我深知这些任命“皆非大臣本意”，而只是太皇太后信任我和弟弟而已。对此，我虽然非常高兴，但“窃计党人必大猜忌”，所以我“闻命悸恐，以福为灾”。虽然我光明磊落，“危言危行，独立不回”，“自知无罪可言”，但是“党人之报怨嫌，必为巧发而阴中”。因此，我“反覆计虑，莫若求去”，此举“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
朝廷党争激烈，高太后不敢，也不愿坐看着哪一党独大，调苏轼回京，就是为了让他回来平衡一下各方势力。此时的高太后，对苏轼的依赖性远不如对苏辙，她已经明白文笔好并不等于政治能力强。所以，当苏轼提出“伏望圣慈察臣至诚”，让他仍到外地工作的要求后，高太后已不像以前那样坚决挽留，再次把他送了出去，出知颍州。
苏轼此次返京，再次铩羽而归。
这次苏轼走得比较凄凉，连弟弟都怕仕途受到连累而没有像往常那样送行。当苏轼向苏辙告别的时候，苏辙竟然在家里睡着了，打门都打不醒。苏轼感叹万分，只好留下一首《感旧诗》，离开了“安寝已太康”的弟弟，怀着“怅焉感初凉”的孤独心情离开了京城。苏轼八月底到颍州，又遇到了一个水利工程。
颍州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领地与陈州相接。陈州在颍州上游，今治淮阴，地势都比较低下，常年水患严重。苏轼去时，正逢开封境内和陈州治下皆遇大水，原行水道泄水不及，所以有人建议开挖一条三百多里长的名叫“八丈沟”的支流，通过八丈沟可以把陈州积水引到颍河，再进入淮河，彻底解决陈州水灾问题。这个工程相当浩大，因为途经颍州，所以需要颍州大力配合，朝廷已经准备下拨巨款并动用近二十万民工开工。正好，苏轼到任了。
苏轼知道这件事后，一反在杭州时热心水利的态度，一连向朝廷进了几道札子，找了一百八十个理由，拼命申说八丈沟不可开。说什么“议者欲兴大役，劳力费国，公私汹汹，未见其可”，并指责那些提建议的人“所见猥下，无足观采”。
苏轼反对开挖八丈沟的主要原因是怕淮河水高倒灌，那样颍州就会遭到上下洪水夹击，无法排解。但是，在朝廷放弃了开挖计划后，苏轼却热心于疏通颍州西湖的工作，开中清河入淮，却又不担心淮水倒灌了。
苏轼“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大部分时间都在游玩，但他仍对颍州的生活非常不满。大概这里比杭州差得太多，在《到颖未几，公帑已竭，斋厨索然，戏作》中，说这里太穷了，刚到颍州，公款就被吃光了。苏轼感叹道：“岁月今几何，齿发日向疏”，“梦饮本来空，真饱竟亦虚”，想弄一顿饱饭吃都不容易，想喝酒也只能是在梦中了。
事实上，苏轼在颍州过得并不是那么不堪。颍州西湖是欧阳修经常游玩的地方，虽然没有杭州那么风流可人，但他照样可以到颍州西湖上去办公，“吾公身在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
这年冬天，颍州下了一场大雪，天冷人饥。一天，苏轼天刚亮就起来说：我一夜没睡好，颍州人肯定都在饿肚子，我想做点饼救济他们。倒是王闰之提醒苏轼说：你是当官的，不是布施的。现在朝廷自有赈济的政策，陈州赈济工作做得就很好，你不如向他们请教一下。
苏轼一想也是，于是就招集手下讨论。不料大家早有计划，知道“细民之困，不过食与火耳”，现在颍州义仓中有“积谷数千石”，可以用来“以救下民”，此外尚存有“炭数万秤”，“柴数十万秤”，按原价出售，也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点实惠。苏轼听了非常高兴，急忙上书请朝廷批准赈济工作。
这是他在颍州做的第一件实事。
另一件事则是捕盗。
汝阴县有一个大盗尹遇，“久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获”。苏轼就把汝阴县尉李直方找了来，下令：如果抓到姓尹的，上报朝廷请奖；如果抓不到，请示上级就地免职。
李直方回家后和九十岁老母亲泣别而行，“亲领弓手五人”赶往尹遇的藏身之所，“往返五百余里”，“手戟刺而获之”，“捉杀尹遇”。
苏轼兑现诺言，向朝廷请求奖赏。但对朝廷来说，这件事实在太小了，所以没有答应苏轼的请求。苏轼反复向朝廷申请，表示愿将自己的磨勘恩赏转给李直方，但朝廷就是不理，结果没有任何奖励。尽管如此，苏轼仍然没有停止他热爱的文学创作事业。
一日春夜，微寒漠漠，冷月如水。庭院里梅花绽放，给人带来一丝春意。夫人王闰之说：“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
苏轼一听，说你讲得太好了，“即召客饮”，作《减字木兰花·春月》一首：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年近六十的苏轼，仍然记得当年的少年行乐处，只可惜年华老去，离人断肠的感觉，与当年大概有所不同了吧？
苏轼只在颍州待了几个月，颍州的月亮果然要“与离人照断肠”了，他又要走了。朝廷改任苏轼为知扬州军州事，免去了地方首长职务，事实上是被降级了。苏轼到扬州以后，身心俱灰，功名之心似已减半，每天醉心于花花草草、奇石异墨。有事无事喝几杯小酒，然后写“和陶诗”，真有点像是都市中的隐士。苏轼承认自己比陶渊明差远了，“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总是摆脱不掉尘世的诱惑。
苏轼酒量不大，少饮即醉，但好这一口，“以把盏为乐”，并且“往往颓然坐睡”，在酒桌上就睡着了，口水眼泪流了一脸。
有一天苏轼请客，“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书法狂人米芾也在座。酒过三巡，米芾突然站了起来，对苏轼道：有一件小事请相公替我做主，“世人皆以芾为颠”，请相公辨明一下。
苏轼放下酒杯，扫了一遍众人，道：我的看法和众人一样。
于是众客大笑，苏轼也笑得不轻，刚喝下去的一口酒几乎喷了出来。
草书“国朝第一”的张友正也请苏轼喝酒，两人“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两个人才气纵横，笔意千秋，“每酒一行”，挥笔狂写，弄得一边磨墨的两个小吏忙得一头汗。就这样一直边喝边写，到晚上才收手，把对方写的字收藏起来，并且“俱以为平日书莫及也”。
苏轼“和陶诗”写得正欢畅，原以为自己一生就可以这样平安结束的时候，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苏轼再次被招入京，任兵部尚书兼管皇家仪仗队。
管理兵部，苏轼没有什么经验，但让他搞仪仗队工作，正对胃口。他此次进京已经小心翼翼不再去挑事，没有主动去得罪人。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攻击他。
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至五月，御史黄庆基等人连上奏章弹击苏轼，使苏轼再次陷入被动。
黄庆基对苏轼开展了全面的批评，“历数其所为”，先是攻击苏轼在知颍州期间“违法令都厅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再则提起苏轼在知杭州时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在违法刺配颜益等问题上性质严重。接着对苏轼的官品做了一个总结：“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不讲政治原则，对所推荐的人，无论其政治能力与品行如何，只要喜欢的就大力提携。黄庆基认为，苏轼尚好空谈，只知“力陈强辩，期必胜而后止”，做不出什么实事来。还借工作之机，不顾人臣大体，“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而且苏轼的私德也有问题，曾勾结“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至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黄庆基指出，更有甚者，苏轼门下都纷纷传言“陛下许轼大用”。“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蜀党之风气渐盛。黄庆基总结：苏家兄弟，“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自古奸臣，未见此比。”
另一名御史董敦逸则指责苏轼、苏辙等人“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如不加节制，则国法大乱。
因为高太后护佑苏轼与苏辙，结果是黄庆基和董敦逸被贬出了京城。
但苏轼也因此不敢自安于朝，他于六月上书乞知越州，想去东南弄一个好山好水的小地方养老。但朝廷并没有答应给他越州，相反，却任命他知河北定州。
定州是河北军事重镇，风沙苦朴，景色寒陋。因此，六月下了任命，苏轼托词不去上任，一直待在京城里另寻安身之所。
岂料在这段时间里却发生了两件对苏轼影响很大的事情：有两个女人先后死了，一个是夫人王闰之于八月初去世，年四十六岁；一个是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于九月初亡故。
高太后之死，让苏轼看到了不祥之兆。因为这意味着哲宗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
高太后听政八年间，主掌一切政事。众大臣包括苏轼在内，只知唯高太后之命是从，全然不把哲宗小皇帝放在眼里。哲宗每天看着众大臣全部面承高太后，背对自己时的屁股，虽然“恭默不言”，其实早就窝了一肚皮的火。加上高太后和众大臣否定、尽废父亲神宗的变法，这些都对哲宗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高太后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临死时把吕大防等保守派大臣叫到床前说：我死以后，你们都快点退休养老去吧，免得小皇帝找你们的麻烦。
果不其然，高太后一死，哲宗亲政，政治气氛立即转变。躲在京城不愿上任的苏轼于九月十三日再次收到任命，仍然要他到定州去。这次，苏轼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他只希望能在出京以前见一下哲宗。
出乎意料的是，刚刚亲政的哲宗竟然不愿见这个名满天下的文豪老师。苏轼也没有什么好法子想。在《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苏轼先是批评哲宗不理睬自己，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我现在好坏也是守边之帅，“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我前后给你讲课时间也不短了，“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可现在外放守边，却“不得一见而行”，这确实让我有点想不通。其实这事对我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不见我，对你有所损失。
接着，苏轼便警告哲宗不要意图恢复神宗的新法，而应该采用清静无为的策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国家大事，只需要做到“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认真观察“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就可以了。三年以后，必然看到结果。
苏轼还劝哲宗说：现在“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所以不需要乱动，万一方法不对，反而会把国家搞砸了，只有“安稳万全之策”才是最省事、最有效的政策。
但哲宗已决意恢复神宗与王安石的新法，对此，苏轼纵有生花妙笔，也无力回天了。无奈之下，只有离京。
在《定州谢到任表》中，苏轼忍不住发了一句牢骚，“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但既然到了定州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勤恤民劳，密修边备”，希望朝廷能在不久的将来给我一个“鱼鸟之乡”，让我得以“毕桑榆之景”。
苏轼到定州上任时，有一个文吏李之仪不久也从京城来到定州，做了苏轼的手下。
苏轼非常关心时政，就问李之仪：你最近离开京城，时事如何？
李之仪说：政局肯定要有所变化。
苏轼小心地问：你有把握吗？
李之仪回道：高太后垂帘听政已有八年，在这八年之间，小皇帝“未尝可否一事”，不点头也不摇头，根本不表态，这是很让人担心的现象。我估计皇帝肯定是另有打算，一旦时机成熟，政局必然大变。
苏轼本来就是靠高太后罩着的，听李之仪这么一说，心里不安。但他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自我解劝道：想当初太皇太后“受先帝顾托，保佑圣躬”，而当今皇上也很孝顺听话，所以八年以来，“朝廷清明，天下无事”，想来皇帝亲政之时，也不应该大举更张吧！
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说法，高太后垂帘听政的这八年，是北宋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在高太后和司马光的联手下，整个宋朝萎靡之风达到了顶点，加上党争激烈，朝廷早被搅成了一团乱麻。
经过与李之仪反复讨论，苏轼不得不承认前途难测，只好说：看来，以后“与子相从之日益难”，不如我们还是“游戏于文辞翰墨，以寓其乐”。
自此以后，苏轼和手下“穷日力尽欢”，每天外出野游，“从容醉笑间”。游玩的时候“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座侧”，红袖挥舞，香唇轻动，所谓家国百姓，边事艰危，早被那一杯老酒泡成了浑汤。
有一次大家相聚饮酒，一名官妓请苏轼为她写一曲《戚氏》词。此时的苏轼，怜香惜玉之情已大减，而且与在座诸公正大谈古今奇事，没有太大的兴趣，只对这个官妓虚声应答，“随声随写”，结尾那一句“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更是写出了苏轼被贬出京的惆怅心情。
定州既是边关重镇，少不了得常和武将们谈一谈。有一名武将，“状极朴陋”，因为公事写了一篇材料交给苏轼。苏轼一读之下，拍案大喜曰：奇文也！急忙把李之仪找来看，问道：你觉得他这文章里哪些句子比较优秀？
李之仪看了看，说：“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这两句写得最漂亮。苏轼听罢，果然开心，对李之仪说：“非君，谁识之？”于是，苏轼立即把这名武将召来喝酒，“与语甚欢，一府皆惊”。
指望这种爱好玩文弄字的人去把守边关，大宋的命运不问可知。好在苏轼在定州的日子已经到头了。随着哲宗亲政，苏轼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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