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旅途

    新州长丹尼上尉和议会之间摩擦不断，而富兰克林作为议员，自然要以公民的整体利益考虑。不过，富兰克林和州长间并没有任何私人成见，他们时常相聚。丹尼上尉是一位有见识的人，见过世面，和他谈话是一种享受。他还为富兰克林带来了多年不见的詹姆斯·拉尔夫的消息。拉尔夫现在被誉为英国最好的政论家之一，每年有300英镑的俸金。

    到了1756年年底，宾夕法尼亚的形势空前危急：法军仍然占据着杜奎恩，8月以来还拿下了英军在奥斯维格的堡垒。11月，一印第安人袭击了艾伦堡，并烧毁了村庄和富兰克林指挥建造的木堡。

    州长要求议会拨款12万5千镑用于来年的军务，议会只拨款10万。州长否决了这项折中的议案，并说要将议案的副本上交国王。议会推选富兰克林为代表，前往英国向国王陈述这样做的理由。

    富兰克林和莫利斯船长约好，要搭他停泊在纽约港的那艘船前往英国。此时驻美英军司令劳顿勋爵抵达费城，他告诉富兰克林，他是特意来替州长和州议会调解的，他希望丹尼州长和富兰克林都能亲自去见他，这样他便可以听到双方的陈述。

    富兰克林同意了。在调解现场，富兰克林代表议会提出种种辩解，州长不断为业主辩护，他说他已经和业主订立契约，如果他违约，他的前途便化为乌有，即使劳顿勋爵对他提出忠告，他也不肯贸然一试。最后，勋爵希望议会向州长妥协。后来富兰克林回忆说：“他（指劳顿勋爵）恳求我利用我的力量和他们一道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继续做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富兰克林向议会提出会谈的结果，并将他拟的一套解决方法交给他们，里面声明他们绝不会放弃那些权力，只不过在受到武力的压迫下，暂缓执行这些权力，如此一来，议员们总算愿意放弃这项条款，另外再拟出一条比较符合业主心意的法案。州长当然通过了这项法案。

    协商结束后，富兰克林赶往纽约，准备搭船前往英国，因为他提前把行李放在了莫利斯船长的船上，现在那艘船已先行开走了，这使他蒙受了一些损失。

    劳顿勋爵在富兰克林之前赶到了纽约，那时候的商船都必须得到他的允诺才可以出航。当时有两艘船停泊在港内，他告诉富兰克林，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富兰克林向他询问精确的时间，以免错过船班。他回答说：“我下令让它在星期六开船，不过如果你在星期一早上赶到，还是可以赶上的，但是不能再迟了。”

    由于一些意外原因，富兰克林赶到时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那艘船仍然停在码头，别人告诉他，要到第二天才会起航。

    别人都以为富兰克林会马上就搭船前往欧洲去，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惜那时候他不了解勋爵的为人，劳顿勋爵个性中最鲜明的一点便是犹豫不决。富兰克林是在4月初抵达纽约的，可是一直等到6月底才搭上船。当时有两只邮船留在港内已经停留很久了，但是为了等待勋爵的信件，这两只邮船都被扣下了，他总是说信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后来又有一艘船被扣留。富兰克林搭乘的这艘船是第一艘获准放行，可是停在港内等待的时间也最长。在他们起航前，第四艘船正驶入港口。所有船只的舱位全都定好了，有些旅客十分焦急，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替秋季货品保险的申请单担忧（因为这是战时）。但是他们的焦虑毫无用处，劳顿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但是去拜访他的人却看见他整日伏在案头，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必须回复许多信件。

    有一天早上，富兰克林亲自去问候他，恰巧在勋爵的接待室里遇到一位从费城来的邮差伊涅斯，他奉丹尼州长之命给将军送一份小包裹，他也替富兰克林带来一些费城朋友写给他的信。富兰克林问他什么时候返回费城，他说他会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前来取勋爵写给州长的信，一拿到信他就会返回费城。

    富兰克林当天便将回信交给了他。两个星期后，富兰克林又在勋爵家遇到他。

    “伊涅斯，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回来！不，我还没回去呢。”

    “怎么会这样呢？”

    “我每天早晨奉令到这里来取州长的信，可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回信还没写好。”

    “这怎么有可能，他不是一个大作家吗？我每次总是看到他坐在写字桌旁，不停地工作。”

    “是的，”伊涅斯回答说，“他就像招贴上的圣·乔治一样，总是骑在马上，却从来不曾往前骑。”

    这个邮差的譬喻真是精确。后来富兰克林在伦敦时，彼特部长便以此为由将劳顿勋爵撤职，另派安麦斯特和乌尔佛将军来接替他的职位，因为他从来没有接到过劳顿将军的任何报告，不知道他到底在美洲做什么。

    那些旅客每天都在等着开船，他们担心船只会突然得到起航的通知，使他们来不及上船，所以都觉得还是留在船上比较放心。后来的另外三艘船却被下令驶到圣德·胡克，跟随那里的舰队起程。富兰克林和船上的人一共等了六星期，所有为航行准备的贮粮都吃光了，只好重新采购。

    在纽约等待船起航时，富兰克林接到了他为布雷多克采购的各种货物的账单，有一些费用他一直无法从经手人那里收齐。富兰克林将这些账单拿给劳顿勋爵，希望他能将他预垫的钱付清。劳顿将军把这些账单交给他的财务官做了一番调查，财务官逐项核对后，发现所有的账目都很正确，于是勋爵便答应富兰克林会将这笔钱还给他。不过，他后来却一再推托，富兰克林经常按照指定的时间去取钱，却从来没有拿到过。就在富兰克林离开纽约之前，他告诉富兰克林，经过仔细地考虑后，他决定不将他自己任内的账目和前任的混在一起。他说：“至于你，到了英国后，只要将你的账目呈给财政部，他们就会立刻将钱付给你。”

    富兰克林解释说，由于在纽约等船等太久，已经花掉一大笔费用，因此他希望能够立刻拿到这笔钱。他又说，他这次为英军服务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如果又要拖延偿他预垫的款项，实在很不合理。

    劳顿将军听完后说：“哦，先生，别想用没有捞到利益的这个借口来说服我，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而且了解其中蹊跷，谁不会在为军方做事时趁机将自己的口袋填满？”

    富兰克林向他解释自己绝对不是那种人，可是将军摆出一副完全不信任他的态度。至于他所预垫的钱，也一直没有得到赔偿。

    后来舰队终于启程了，载着劳顿将军和他的军队前往路易斯堡，去进攻那里的炮台。所有的商船都伴着将军的舰队前去，以便当将军准许他们起航时，可以随时接到命令。跟着将军出航后五天，他们才接到开航的通知，他们的船因此脱离舰队，航向英国。其他两艘船则继续被他扣留住，并且载着乘客随他一同到哈里法克斯，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训练部下在假的城堡上演习，接着他又改变心意，不想攻击路易斯堡，他带着军队和两艘商船返回纽约，所有的乘客也随着他转了一大圈。劳顿将军离开纽约的那段时间，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已经攻下边境的要塞乔治堡，在征服该地后，印第安人屠杀了许多已经投降的士兵。

    富兰克林后来在伦敦遇到鲍纳尔船长，他曾指挥那几艘船中的一艘。他告诉富兰克林，他们被扣押了一个月后，他向将军报告说，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贝壳等物，需要清理一下，否则会影响行船速度。对一艘商船而言，速度是很重要的。他请求将军给他一点时间，使他可以清理一下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说三天。将军答复他，如果可以在一天内弄干净，他便答应，否则免谈。就这样，鲍纳尔船长的船总共被滞留了整整三个月。

    富兰克林在伦敦还遇到一个鲍纳尔船长的乘客，他对于将军把他们扣留在那么久，后来又带着他们往返哈里法克斯一事非常愤怒，发誓一定要控告他，要他赔偿所有的损失。

    很多人都很奇怪，像劳顿将军这样的人怎么能肩负重任，统率整个大军。如果他们了解那个时代获取权势的手段，以及在位者的动机，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依富兰克林的看法，如果谢莱将军在布雷多克死后，能够继续出任这项职位，那么1757年的那场战役，他一定会指挥得比劳顿将军还要出色，谢莱将军虽然不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处事有见解，为人又很睿智，并且能够衷心接受别人的劝告，决断英明，执行计划时迅速敏捷。

    劳顿将军面对战争时轻率的态度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他不但不用他强大的军队保护殖民地的安全，反而径自到哈里法克斯巡视，让百姓暴露在敌军的视线下，导致整个乔治堡全部沦落于敌人的手中。除此之外，他也破坏了美洲的商业组织。他长期禁止各种货物出口，借口只是防止敌军获得供给品，这一举动的结果是导致美洲贸易额锐减，不过，据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压低粮价，好使商人们从中得利，获得的利益也有他的一份。后来出口的禁令解除了，可是他又粗心大意没有即使通告查理镇，使得卡罗莱纳的舰队在那里多被拘留三个多月，船底都被虫蛀烂了，以致其中一大部分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

    对于一个不熟识军务的人，统率大军作战也是一项沉重负担。当时纽约市民为劳顿勋爵就职举行了盛大的欢庆宴会，当时富兰克林和谢莱将军都参加了。谢莱将军那时已经卸任了。由于有一大群官员来参加这个盛会，宴会中的很多椅子都是临时借来的，富兰克林发现其中有一个椅子特别低，凑巧又是保留给谢莱将军的。当时富兰克林坐到他旁边对他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

    谢莱将军语重心长地说：“没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低座位比较容易坐。”

    在起航前，富兰克林乘坐的那艘船的船长一直在夸耀他那只船的行船速度，不幸的是，开船后，他们所乘的这一艘却是所有船只中最慢的。大家对于船行速度如此慢的原因各持着不同的看法，船长对此羞愤异常，几番推测后，他下令所有的人都到船尾去，而且尽可能站在旗杆旁。连同富兰克林在内的乘客共有四十人左右。当他们站到船尾后，船速突然加快，很快就将与它并行的另一艘船抛在后头，这个事实证实了船长的推测，盛水的水桶一向放在船首，船首的载重量太大。船长下令将所有的水桶移到船尾，于是船只便恢复了正常的速度，成为舰队中最突出的快船。

    船长说它有一次曾经航行到每小时13海里的速度，这艘船的乘客中有一位坎纳德船长，曾经在海军服务。他坚称那是不可能的事，从来没有船只能达到那么快的速度，如果不是测程仪上的分线发生错误，就是测程仪有问题。这两位船长还下了一个赌注，决定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由坎纳德船长负责检验测程仪的精确度，并且亲自投掷测程仪，几天以后的一个风清气爽的日子，坎纳德量了一下仪器，证实自己输了。

    在当时，造船的技术还不够成熟，一般都要等到船下水后，才能测出这艘新船的性能。即使仿照一艘性能优良的船只另做一艘，也未必会有同样好的性能，结果甚至可能正好相反。一般的船只很少是由一个人设计完成或驾驶的。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况：一个人造好了船身，另一个人把装备套好，第三个人将货物装好，并且负责驾驶它。这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他两个人的想法和经验，因此无法从整体中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

    除此之外，其中有一部分原因要归于船员们对载重量、货物的装备、航行的方法的把握。因此同样一艘船，在某个船长的驾驶和指挥下，也许会比另一个人驾驶这条船时开得更快或更慢。就拿海上航行来说，富兰克林经常发现，虽然风向是一样的，可是由于值班的人不一样，加上他们驾驶船只的方法也不同，有的人会将帆拉高，有的人却将它扯平，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驾驶方式。

    富兰克林认为应该先做一个实验，首先要试验什么样的船身航行得最快，其次要确定船桅的最佳尺寸和位置，然后再试验帆布的质地，以及风向不同时应该将帆拉成什么方向，最后再决定如何安排装载的货物。

    当时是一个实验的时代，富兰克林设想，如果能发展出一套精确的实验，再把它们组合起来应用，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的船被赶超了好几次，不过倒能一路领先，30天后，他们已经到达浅水地区了。经过仔细地推算，船长判断出他们已经快靠近英国南部的海港法尔默斯了。如果在夜里航行顺利，第二天就可以抵达港口。

    他们选择夜间航行，主要是为了回避在海峡口巡弋的敌舰。于是，他们升起所有的帆，全速前进，由于海面上波浪平静，再加上顺风顺水，船航行得很快。船长经过一番观察后，制定出了抵达港口的路线。根据他的设想，这样就可以绕过史西莱群岛，可是圣·乔治海峡附近有股暗流，这股暗流时常瞒过水手们的眼睛，之前有一支舰队就是这样沉没的。

    船首有一个瞭望员，他们经常对他喊：“仔细注意前方啊！”他总是回答说，“是，是！”可是谁知道他当时正在干吗呢，人们对他喊话时，他只是机械性地回答。或许他那时候正闭着眼，陷入半睡眠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看到前面的灯塔。

    那盏灯恰好被船的副帆遮住，所以驾驶员和其他的瞭望员都没有发现，由于船只偶然偏离航向，他们才发觉船只已经很靠近它了，这使他们大为惊慌。

    在富兰克林看来，那盏灯简直就像一个货车车轮一样大。那时候正是午夜，船长在舱底蒙头大睡。坎纳德船长发现这个危境后，立即下令将船头调转，这种急转很容易使船桅受到损伤。好在他们总算顺利脱险，没有发生事故，如果船只笔直地朝着矗立灯塔的那块礁石冲过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经过这次事件，富兰克林深深认识到了灯塔的价值，他下定决心，如果能活着回到美洲，一定要再大加提倡修筑灯塔的重要性。

    船行到第二天早晨，离港口已经不远，只可惜一片浓雾遮住了眼前的视线。上午九点左右，浓雾开始消退，他们可以清晰地见到法尔默斯镇以及港口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这对于在大海上航行多时的人来说，实在是一幅最美的景观，而且在战争期间能够穿越重围，平安到达，总是令人欣喜的，因此大家的兴奋之情也就更异于平时。

    富兰克林的儿子陪他同行，两人上岸后立即出发前往伦敦，在路上也只是稍稍逗留一小段时间，只参观了索尔兹巴立平原的史前石柱群，又到威尔顿参观了潘伯罗克勋爵的府邸和花园，以及他那些稀世的珍奇古玩。

    伦敦的抗争

    1757年7月20日，富兰克林父子抵达伦敦。

    富兰克林立刻搬进查理为他们准备好的房子，查理是宾州派驻来此地处理一般事务的代表。接着，富兰克林前往拜访福瑟吉尔博士。曾有人嘱咐富兰克林，到了伦敦后应该先跟福瑟吉尔博士商量一下要进行的计划，听听他的意见。博士反对马上去向政府控告，认为应该经过双方的切磋和调解，先和业主之间达成协议，这样才能使业主用平和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

    富兰克林接着去找他的老友彼德·柯林逊先生，他一直和他保持通信。柯林逊告诉富兰克林，有一位弗吉尼亚州的大商人约翰·韩布雷曾经问起富兰克林到达的日期，以便在他抵达时，顺便带他去拜访格兰维尔勋爵。格兰维尔勋爵当时是枢密院的院长。

    富兰克林同意第二天随他一同前去。根据约定，韩布雷先生在第二天早晨用马车来接他。到了格兰维尔勋爵家中，勋爵十分客气地接待了富兰克林，并询问了一些美洲的事务。他对富兰克林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宪法性质有一些错误的看法，你们以为国王下达给州长的训令并不是法律，可以任意自由决定是否遵守吗？可是那些命令并不像一般给出国大使的谕令一样，指示他们在某些场合的礼仪和行为表现。这些法令都是先由精通法律的法官草拟好，然后交由枢密院，经过一番考虑、辩论、修正后，再呈交国王签署。因此，就它和你们的关系而言，它就是你们的法律，因为国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兰克林告诉他：“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定的，它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的批准不能制定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

    和格兰维尔的谈话在富兰克林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他萌生出警惕之心。他现在知道英国政府对他们的看法了。他回忆起20年前，有大臣在国会中提出一个法案，使国王的命令成为殖民地的法律，可是这一条文却被下议院删掉，那时候富兰克林对英国政府是非常敬佩的，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是自由的朋友。可是现在，富兰克林体会出，国会拒绝赋予国王这项主权，也不过是为了将这项权利保留给他们自己。

    几天后，福瑟吉尔博士和业主们协商一致，决定在托马斯·潘先生的家中接见富兰克林。业主们极力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富兰克林也竭力地为议会辩白，这时候看起来，双方的分歧太大，根本没有和解的希望。后来得出的结论是，富兰克林必须将他们对业主的不满以书面形式呈上去，他们答应要好好考虑这些意见。

    富兰克林照做了，可是业主们却将这一份书面意见交由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巴黎斯处理。这位律师是一位非常骄傲又暴躁的人，他在辩护的理由上相当薄弱，可是言词却很傲慢。

    业主们希望富兰克林能和律师讨论一下，可是富兰克林拒绝和任何人商谈，坚持要和业主本人谈。业主们听从他的意见，将富兰克林那一份书面文件交给总检察官，希望能征询他的意见。就这样，富兰克林那份文件足足被搁置了近一年。

    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经常要求业主给他答复，但是他们都以总检察官还没有提出意见为由拖延时间。最后他们到底有没有接到总检察官的意见，富兰克林也不得而知，不过却由巴黎斯起草并签名写了一封长信寄给议会，为业主的行为提出辩护，尽管理由都很薄弱。信中还引述富兰克林提出的文件内容，埋怨他写得不得体，措辞不文雅，他们还说，如果议会能够选派一些公正诚恳的人为代表，他们一定会很乐于和解，言下之意指富兰克林并不是一位很正直的人。

    他们控诉富兰克林写的文件既不得体又粗鲁，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以他们的头衔“宾夕法尼亚州真正而绝对的业主阁下”来称呼他们。富兰克林之所以删掉这个头衔，因为他认为这种文件中用不着冠以这种赘词，这个文件的目的只是在于把事实用文字记录下来。

    1760年6月，正当业主把这个案件搁置不理时，宾州议会却设法让丹尼州长通过一项议案，要求通过发行10万英镑纸币以及业主的地产也须纳税的议案。宾州正为这个议案吵得沸沸扬扬，因此议会没有回复巴黎斯的来信。

    这个消息传到英国后，业主们坚决反对这项议案，他们向国王请愿，国王派人在枢密院组织了一个听证会，业主请了两名律师来辩驳这个议案，富兰克林也请了两名律师来支持这项议案。业主们认为这项议案是想加重他们的税款，以便减轻普通人的负担，如果这项议案产生效力，会导致业主们破产。

    富兰克林回答说，这项议案绝对没有这种企图，也不会产生那种结果，因为那些税款对业主而言太微不足道了。这些估税员都很诚实又有原则，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重业主的税款。

    这便是双方当时提出来的证词。富兰克林强调说，如果取消这项议案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因为宾州已经为此印了10万英镑的钞票供给国王的政府使用，而且这些钱都已经发行出去，如果现在断然取消，一定会使那些人濒于破产。业主们如此害怕被课重税实在毫无根据，他们的自私行为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说到这里，枢密院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对富兰克林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到秘书室去，这时候律师仍然在辩论。曼斯菲尔德勋爵问富兰克林如果执行这项议案，是否绝对不会损害到业主的财产，富兰克林肯定地回答绝对不会。

    “那么，”他说，“你愿意立约担保这一点吗？”

    富兰克林回答他说：“当然不成问题。”

    曼斯菲尔德勋爵让人把业主的律师请进来。经过一番商讨后，双方都同意这项建议，前提是做一些小的修改，枢密院的秘书为此草拟一份保证书，富兰克林和查理都在上头签字。曼斯菲尔德勋爵将签好的文件拿回枢密院，这条法律终于获得通过。

    富兰克林和他们约定，以后会再提出另一条法律来修正其中几点。可是议会却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在枢密院将这条法令送到宾州之前，他们已经向业主征收了一年的税。他们推选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估税员的种种措施，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后，他们联合签署一个报告，认为税收方式非常公平。

    议会审查了富兰克林签订的契约上的第一部分，发觉第一部分声明保证流传到各处的纸钞的信用，对于宾州很有贡献。因此富兰克林返回费城后，他们都对他极为感激。

    “印花税”之战

    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从英国回到美洲后，就任新泽西州长之职。富兰克林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儿子的辖区巡视了一番，最后满意而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刚从他的辖区旅行归来，我高兴地看到他所到之处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爱戴。”

    富兰克林回到美洲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当时，加拿大已被英国掌握，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信联系。富兰克林还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

    1764年，印第安人与移民者的冲突被平息后，宾州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国民自卫队议案和拨款议案，但马上被州长约翰·宾（宾州第一位业主威廉·宾的孙子）否决了。其后，关于拨款的议案争论了一个月，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4日，议会将这一议案再次交给州长，并附上一张便条，措辞强烈并带有刺激性，那便条可能是富兰克林写的。同一天，议会决定上书英国国王，把宾夕法尼亚转归英国国王直接保护和治理。

    在休会期间，富兰克林撰写并印刷了一本题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他指出：业主统治者并不比其他的统治者更坏，在业主统治下的人民也不比在其他统治者之下的人民的处境更坏；既然争执由双方引起，那么双方都有责任，原因不在于人类的邪恶和自私，而在于宪法，在于业主政府的性质本身。

    这一小册子的发表在费城的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满。

    1764年3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格兰维尔宣布了向殖民地征税和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新法规，包括当时提出的印花税议案。该税法规定美国殖民者所使用的每一份印刷品都要买一张英国的印花，这意味着北美殖民者必须为每一张报纸、每一份文件，甚至是每一张卡片都要支付印花税。殖民地人民拒绝支付印花税。殖民地大会批准决议，提出英国国会根本就没有权力为美国殖民地制定税法。

    富兰克林自己也因之改变了对英王乔治三世的看法，他原来坚信英国国王具有使人民获得幸福的美德和良知，但是现在他发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牢牢地握在英国当局手中。

    1764年，富兰克林第二次赴伦敦，要求英王保护殖民地利益，黛博勒没有随他同去。只是谁也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去了十年。

    富兰克林代表宾州议会来英请愿，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请求英王建立对宾夕法尼亚的直接统治，二是反对英王批准印花税法。前者是为宾州人民请命，后者是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富兰克林又在克雷文街7号住下来了。距离1765年1月10日英国国会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

    关于请愿的第一项内容，枢密院的态度十分冷淡，他们甚至不愿意倾听请愿书的内容。一直到1765年11月，富兰克林才设法将请愿书呈递给那些大臣。这时，枢密院却推说国王无权干预业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事。

    对于印花税的征收，富兰克林早就持反对态度，但是在一开始，他的态度是温和的。

    他在1763年4月30日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看法或意愿，对你们而言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你们的掌中，如同陶土在制陶匠手中……”

    他指出，“你们做的有害于我们的事，很少有不同样或更多地有害于你们。……所以你们从税收上得到的，必将在贸易上失去。”

    “印花税提案”在英国国会几乎未经讨论便通过了。第二天，富兰克林向费城报告说，“尽管我们提出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印花税提案’还是被英国国会通过。”

    该议案将于1765年11月1日起实施。

    “印花税提案”通过后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财政大臣格兰维尔的秘书惠特利的一份通知，希望第二天上午见他。到了地方后，富兰克林发现其他殖民地的代理人也在那里。惠特利告诉他们说，英国政府不打算从英国派去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而准备在当地居民中委任一些为人谨慎而又卓有声望的人士担任此职，以免使美洲殖民地人民感到不便和不快。这样做，殖民地人民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显然，英国政府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目的是顺利收取印花税，但富兰克林还是决定“合作”。他认为既然印花税的征收已成定局，不如让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

    富兰克林的美洲同胞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凡是不正当的就要反对，英国国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是越权。因此，他们猛烈地反抗了，民众纷纷发表激烈的反对演讲，斥责这一专制行为。

    富兰克林继续为同胞的利益奋斗。他同一般的英国政治家交谈，力图和他们沟通思想，使其理解乃至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还和英国与美洲殖民地有关的工业资产阶级、商人、运输业人士联系，鼓动他们向议会、政府施加压力。1765年12月4日，商界人士在金斯阿姆斯酒店聚会，酝酿联合上书请愿，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并准备为下院安排一次听证会来证明该法案的恶果。

    富兰克林在英国下议院辩论时，坚决主张废除《印花税法》，为殖民地的革命者代言。1766年2月13日，富兰克林来到众议院论述废除《印花税法》的理由。在长达四小时的时间里，面对着众议员，富兰克林回答了174个问题。后来英国哲学家伯克描述了这场戏剧性的答辩，说那就像是一位大师在回答一群学生的提问。在富兰克林的劝说和殖民地民众的斗争下，印花税在实行后的第二年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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