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蒙古历史里面保持着游牧生活习性的蒙古人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研究归纳出来。同时，我们也会提到在此之前的各种入侵，因为成吉思汗的侵略不过是之前侵略行为的最终章。
第一节定向侵略
从远古到18世纪，人类的侵略或者迁移大多是由北到南移动的。一般而言是从草原到适合耕种的地带。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向高加索南边侵入，到了公元前7世纪向着小亚细亚、阿美尼亚和米底迁移。月氏人则在公元前2世纪入侵到大夏，然后约100年后入侵印度。4世纪前后，中国的北方遭遇来自荒漠的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入侵。5世纪侵略中原的换成拓跋人。同一时间，厌哒匈奴人入侵大夏，接着进入旁遮普，阿提拉的匈奴人则侵略巴尔干、高卢和意大利等地区。6世纪，突厥人自蒙古里亚向南移动，建立了西突厥斯坦，并在7世纪的时候在河套地区不断挑起战争。10世纪，辽国向南侵占中原北方燕云地区。这个世纪的末期，伽色尼突厥人进占了东伊兰地区。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进攻阿拉伯帝国。12世纪女真人成为中原北方新领主。13世纪则是蒙古人占领了中原、伊兰和罗斯。14世纪，帖木儿占据了伊兰地区，16世纪来到了印度。17世纪，满族征服中原。以上这些都是几千年来的入侵情况，都是从北到南，周期起伏，显示出一些历史的规律性。
在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过相反的情况呢？出于膺惩性或防御性的目的，也有过一些尝试性的移动，例如大流士向欧洲的西徐亚用兵，中原的朝廷也有许多次出兵蒙古里亚，尤其是在西汉武帝时代的出兵，还有唐朝太宗年间的出兵，另外就是明朝的永乐年间的出兵，最后就是清代圣祖康熙皇帝还有高宗乾隆皇帝的出兵。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形：阿拔斯王朝在8世纪向河中的膺惩性用兵，萨曼王朝在10世纪出兵楚河、伊犁，14世纪帖木儿进兵蒙古斯坦；17世纪和18世纪阿拔斯沙和纳迪尔沙向乌兹别克的出兵。可是这些出兵多数出于防御的目的。这与罗马人的出兵政策类似，从山内高卢到山外高卢。这样的侵入是“长驱直入”的。
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在地中海，也许能够看到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些入侵的情况都始于汉志的干燥草原，例如阿拉伯西部还有摩洛哥南部向北扩张：阿莫里特人和阿拉米人对叙利亚和巴比伦的侵略；纳巴泰人的迁移；伽色尼王朝进军被希腊和罗马影响的叙利亚；拉克米特人侵略萨珊王朝的迦勒底。另外还有阿拉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攻击，以及其后的阿勒莫拉维德人还有马格里布的阿勒摩合德人进军西班牙。
西亚和欧洲已经有很多例子。那么同在草原的西徐亚人和匈奴人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克里米亚的希腊古瓶曾揭示了西徐亚人的人种问题。我们从罗马时代的图画可以发现，高卢人、日耳曼人、达基亚人的祖先都像是北方的民族战士那样高大伟岸。中国历史所描述的匈奴人却与若南德描绘的阿提拉形象非常相近，很典型的匈奴人形象。匈奴人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使用古突厥人或者古蒙古人的方言，而西徐亚人则是用伊兰方言。
对比中国历史学家和希罗多德的说法。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西徐亚人的生活状态几乎与匈奴人如出一辙。这些猎取人头的人，带着折叠的帐幕与车辆，跟着他们的畜群一起迁移，将兽肉和乳料作为食物，遇到危险时候就迅速退却然后伺机反击。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种族的人，可是却处于同一个文明阶层，都受畜牧文明影响。阿拉伯人——来自南方的侵略者——也处于畜牧阶段。亚洲的入侵史大致如此。
人们由于追逐水草，需要经常迁移。所以他们没能形成高度的文明，虽然他们也能够很快接受文化熏陶，但是这个阶段显然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女王楚拔把殉葬仪式废除，中国中原地区也很快地在安阳帝墓葬之后就不再殉葬。可是西徐亚人一直到希罗多德仍然有殉葬的仪式。蒙古到了成吉思汗年代也会殉葬。这样的文明断层让侵略成为可能。历史把原始社会的人与处于封建社会的人放到同一个时代的空间。草原地带还是石器时代，南方却已是农耕文明。
第二节侵略规律
草原一般能承载足以养活牧人的牲畜，但有时候却不一定。这是因为土地的荒芜沙漠化吗？从地理来说，是不是因为高温让原本水草丰茂的土地变成沙漠？因为草原的萎缩，牲畜大量死亡，游牧人饿了肚子，于是跑到农耕社会的边缘。欧文·拉铁摩尔基于这一观点，想要从突厥人或蒙古人入侵中原的规律中找出草原大旱的规律。由此可见，是否干旱决定了是否有侵略。可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则给我们解释了发生这些侵略情况时候的政治状况。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政治的变动使中原大陆会不期然招致游牧民族的侵略。每当游牧民族感到有生存压力，而中原王朝缺乏抵抗能力的时候，就会发生侵略了。4世纪初的晋朝，12世纪的北宋，1640年的明末，这些王朝那时候都处于走下坡路的阶段，因此让“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乘虚而入，完全没有办法阻止。文明古国如果自身不强，纵然有长城作为屏障也是徒劳。拉摩尔说这是气候使然，但是如果要真正让这个规律发挥作用，只能是在中原王朝变得弱小的时候。
第三节掠夺和侵占
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在战争上更有优势。他们神出鬼没，偶尔打败了也没关系，可以到处跑。可是中原的军队要深入草原和荒漠作战则要带许多粮草辎重，只有深入到草原腹地，端掉他们积蓄财物牲口的老巢（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才能够打击到他们。
公元8世纪，突厥的一个大汗准备在鄂尔浑河附近盖一座城池，作为国都，模仿的是中原王朝的城郭。手下谋士暾欲谷却说：“你要小心啊！现在你可以在中原人面前无限地后退，所以他们拿你没办法，若是你将自己关在城墙里，那你就会失败。”成吉思汗也受到属下的劝告，说西夏人跑不掉，因为他们有城池，随时可以打他们。
因此，定居的人们比较容易受到游牧人的攻击，而且经常吃败仗。入侵者即使没能打赢也绝不会空手而归。如果中原的政局不稳，边务废弛，那么北方民族就很容易裂土为王，甚至毁灭中原王朝。这一规律贯穿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原和北方游牧人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北方游牧民族除了在汉唐盛世时期不敢妄动，其余时间几乎是每十年就会掳掠一次。如果中原王朝还比较强大，那就只是来抢东西，像只潜伏的虫螫，偶尔蜇一口。如果中原王朝内部病入膏肓，那么就会直接导致王朝灭亡。
从此我们可以知道，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居民基本上就是在周期掳掠和偶尔反击的循环之中。游牧民族真正征服中原则只是一些例外的情况。他们占领了中原，自己都会手忙脚乱的。契丹人也曾经攻进过宋代的国都开封府，却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很快又离开了。
第四节联盟和边境的部族
鞑靼人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他们联合起来，在长城北边与汉人和匈奴人混居。这些鞑靼联盟的王侯们有着匈奴血统，隶属于中原的王朝，接受他们的文化，而且接受他们的封号，替他们管理着鄂尔多斯、绥远、察哈尔等多地。他们的势力当然比不上蒙古的汗王们。可是他们跟中原来往密切，知道中原朝廷的弱点，所以更加危险。他们有着自己的情报系统，经常有中原的官员、内奸等与他们来往。比较典型的有4世纪的刘聪事件。这一事件中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奴人后裔，与鞑靼宫廷中的突厥首领们有着相似之处。伊朗被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渐渐侵蚀也是这样的形式。这些联盟守卫着长城的外沿，他们不会闯进长城里，却常常让游牧民族进入长城以内。例如成吉思汗进入中原就是通过汪古突厥人（中国历史家称之为白达达）的放行。
可是这个事情只是偶然发生的，历史上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统一的王朝仅有两次，那就是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虽然有一些游牧民族能够在关外很成气候，但却很难占领中原全境，有一些小部落反而有机会成功。例如，匈奴大单于也曾经在草原上称霸，却没能够入关称帝。可是匈奴人的一些小王侯却能够破关而入。例如，唐朝之后在中原兴风作浪的不是威风八面的回纥人，而是一个小部族——沙陀突厥人，他们曾经守卫着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地区。西方也有这样的例子，最终征服伊兰以东的并不是威胁科斯洛斯的西突厥，而是伽色王朝的雇佣兵。在伊兰统治四百多年的也是一个叫乌古斯部族的小民族，他们是由伽色尼人引进为河中的藩属的塞尔柱的部族。
我们从中可以知道第二条规律：当组成联盟的鞑靼人从草原地区到了耕作为主的地区，文化上接受了定居生活的文明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很多额外的好处。他们能够自如出入城池内外，了解到王朝的状况。
第五节游牧部落与森林部落
定居生活的居民为了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一般会联结森林部落。他们一般是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森林中或者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等地。拉施特说，草原上的牧民蔑视森林的居民，说他们是野蛮人，这和中原和波斯的定居民族说牧民野蛮一样。农耕民族为了联结森林部族，经常利用他们对草原游牧民族的矛盾，这种策略有时候会有效。例如，公元840年，吉尔吉斯人就从叶尼塞河出发，打垮了鄂尔浑河的畏兀儿突厥帝国。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风险。北宋为了与辽国抗衡，曾经与女真人合作。1120年前后，女真人果然彻底推翻了辽国的统治，可是不久之后，北宋也遭受到了女真人的打击。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国也曾经拉拢蒙古的森林部族等牵制塔塔儿人，后来成吉思汗却灭了金国。
第六节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争夺
游牧民族征服了农耕为主的地区后会出现什么结果？经济上的结果显而易见。4世纪，匈奴人占领了中原北方，耕地退化成荒原。古都长安附近的渭河下游变得人烟荒芜，到处出没的是豺狼虎豹。匈奴人的头领不想去管这些野兽，还想要利用它们威慑农民，宣示他的威权。
游牧民族是有意识这样做，让耕地流失，农民失业，使农耕文明退化。志费尼和拉施特都记载了，1220年前后，成吉思汗让拖雷摧毁了霍拉桑和阿富汗。薛列夫哀丁或阿拉伯沙也曾说过，帖木儿毁掉了锡斯坦。他们让城市废弃，想要消灭农耕文明，这是一个漫长耐心的过程。他们连根拔除树木，堵塞河道让河水泛滥变成沼泽地，掩埋水井或者放毒药，把粮食仓库和种子一起烧掉。这让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恢复。萨奥达法国教会曾经拍摄了帖木儿毁灭锡斯坦时候的影片。满地狼藉，飞沙走石，环境犹如是在月球。这种人畜灭绝、寸草不生的做法是让人发指的。蒙古人就是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
中原的某些地区几乎都受到这样的破坏。成吉思汗进入今天中国甘肃省地区的时候，将领们就让他毁掉耕地，他们说耕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放牧，对他们没好处，还不如在东伊朗那样，杀光农民，退耕还草，用来放牧。我们都知道这种做法很可笑，但他们也是出于方便放牧的考虑，无可厚非。由于耶律楚材的反对，这件事情就此作罢。我们不能责怪蒙古人的做法，就像不能指责美洲红种人那样，他们在占领村落后也只是懂得毁掉，让这些地区变成森林。蒙古人不懂得耕种，只能摧毁农耕文明，对于商业经济就更是这样了。成吉思汗则比较开明，他有着高超的政治才能，对于耶律楚材的建议能够认真听取，保留了农耕文明的生存空间。《秘史》里面也记载了成吉思汗认真听取牙剌洼赤关于城市管理的报告。
忽必烈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尤为感兴趣。忽必烈比他的祖父更懂得珍惜那些游牧民族看来没有用的东西。成吉思汗的后裔伊儿汗合赞也听取了这样的建议，在拉施特的帮助下恢复了伊朗地区被毁坏的土地。拉施特负责纂修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触目惊心的情景。在他的记载中，波斯的农业已经无药可救。塔吉克农民被驱逐、被蒙古领主压迫，他们背井离乡。每一次州长的更迭，都会搜刮光他们的财物。拉施特希望帮助合赞吸引农民回归，可是一个世纪后，帖木儿的到来，所做出的惨无人道的事情比蒙古黄金家族还要过分。即使到了今天，也能看见波斯乡间有着这段历史的伤痕。
4世纪，匈奴人在中原北方已经恶贯满盈。伤风败俗、父兄相残、毫无诚信，那里基本成了一个众恶的修罗场。当然，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记述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原比那个黑暗时代好了很多。可是除了忽必烈之外，元朝实际上的功绩远不如其他的几个朝代。忽必烈的继承人到了最后在中原统治的几代人都是酒色过度，甚至有精神问题。他们对藏传佛教几乎达到痴迷程度，中国的史书对这些行为都加以了批判。他们之间还不断倾轧，使得忽必烈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被摧残殆尽。
总而言之，分居于中原、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波斯的蒙古人，都没有了解中原文化和波斯文化中的国家概念是什么。波斯和中原文化所谓的国家是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蒙古人却为了抢地盘，兄弟相残，就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在草原上打来打去抢占草原。他们觉得无论中原还是波斯，都应该是部落家族共同的财产，稍有不均就互相倾轧。最后蒙古人在短暂统治中原后被赶走。旭烈兀的子孙建立的王朝在波斯也没能持续下去。
游牧民族的统治让农耕民族为主的国家的发展停滞。汉族政权在重新夺得中原的领导权之后，已经没有能力恢复汉唐时代的荣光。明朝的力量虽然依然领先于世界，但已经没有了向上发展的势头，显得有点畏畏缩缩，对于已有的文化成果也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俄国则被蒙古统治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沙皇制度，到1914年都还有着痼疾。
第七节蒙古人的业绩
蒙古人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蒙古人在战争中把亚洲整合起来，开辟了洲际通道，联结了中原、波斯和基督教世界。中原和波斯的艺术开始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马可·波罗了解了佛教，北京也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通过侵略，让各地打破樊篱，让各地的文化在异地播种。蒙古与罗马都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做出了贡献，这一点可以与发现好望角和美洲相提并论。
蒙古人虽然制造了废墟，也开辟了道路。
可惜的是，帖木儿的出现让交流再次受阻，这与旭烈兀和忽必烈这样的人截然不同。
第八节迁移？入侵？
这个问题似乎意义不大，但还是需要做一些区分的。从上亚细亚开始的迁移次数其实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多。4世纪，匈奴人入侵中原，没有让那里的语言和人种发生变化，毕竟这样的入侵只是在边境的一些小部落的行为，他们人很少，没有办法影响数量庞大的中原汉人。另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虽然征服了鄂尔多斯以及察哈尔，还把蒙古人迁移到这些地方生活，却没有影响这里的文化。蒙古人所占领的地域太过辽阔，没有办法持久性地或者至少能辨别地对人种产生一些影响。蒙古的人口本来就不多，还要补充到中原、波斯、突厥斯坦、罗斯等地区参与管理，这样一来就被稀释得相当稀少。拉施特说，蒙古人所占领的钦察汗国中，实际上只有四千蒙古人，拔都和别儿哥的军队都是突厥人。察合台汗国本来是哈剌契丹人的领地，主要的种族还是突厥人。
在波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这里也多次被突厥人侵占，但是在文化上并没有被异化，因为征服他们的突厥人人数很少。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甚至被当地的居民同化了。阿塞拜疆曾经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主要因为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有着适合游牧民族生存的草地。这里后来也成了蒙古人最后的栖息之地。另外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地方，突厥－蒙古建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要少于那些迟缓的、不为人知的氏族渗入，这些氏族十分神秘，只是带着黑色帐幕迁移，到了今天，还是能看见他们从设拉子往蔑拉德移牧。
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是牢固的，却没有同化这个地区的人，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盘踞着阿拉伯人。与此相反，希腊的安娜托尼亚几乎都变成了突厥人，只有伊朗的桥梁除外。这就能够看出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了。不过也许突厥人要殖民到安纳托利亚只是因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大草原。
游牧民族的入侵，没有改变侵入地的种族和语言，因此这不能说是上亚细亚的真正迁移，只是两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如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迁移向河中；4世纪，厌哒的匈奴人迁往河中；17世纪，准噶尔的卡尔梅克迁移到伏尔加河，18世纪又回到准噶尔。突厥与蒙古的情形也类似，他们经常在历史上互相转化。例如7世纪，突厥人在蒙古横行无忌，而属于蒙古人的厌哒人和阿瓦尔人却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草原称霸。
第九节统治与迁移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典型事例。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表面上是突厥人的国家，可是中间夹杂了很多蒙古人种。欧洲的阿提拉的匈奴人帝国，也包括了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5世纪的蠕蠕（柔然）是原始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但这个国家里面大多是突厥民族。6世纪至8世纪的“突厥”帝国，8世纪至9世纪的回纥帝国，实际上都是突厥人的统治控制着大量的原始蒙古人部族。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也有四分之三是突厥、突厥蛮、通古斯人。
政权的更迭并不能代表人口也相应地发生了流动。所谓的政权更迭只是说哪个民族占有优势，占领了皇气毕聚的鄂尔浑地区，匈奴、突厥、回纥等政权都喜欢把这里作为大本营。
到了1120年，哈剌契丹人从中原北方出走，来到突厥斯坦。这次轰轰烈烈的迁移行为实际上只是耶律大石领着百多人的出走，并没有带来人口迁移。这只是个人的一次冒险行动而已。
第十节重建
这是不是说中原、突厥斯坦、西亚细亚等地的人口情况没有受到上亚细亚的政治波动而产生变化？并不是这样的。德库朗热认为，高卢－罗马的历史进程没有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遭到改变，可是日耳曼人的却在5世纪开始逐渐渗透进高卢地区的东北部。中原政权为了在内战的时候或者国家强大的时候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也曾经在北方各省如陕西、河北等地区屯田，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进行耕种。到了五六世纪则很普遍。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在这个地方盘踞，从最初的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他们在这里长期生活，最终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经历与法兰克人相似。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也融合了高卢－罗马人以及法兰克人。唐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中国贵阀的姓氏知道他是否来自蒙古或者鲜卑族。例如说如果一个人姓慕容，那他应该是鞑靼人后裔。
西方在4世纪的纷争中，语言的界线产生了改变，可是在中原地区却没有这样的情况。说汉语或者阿尔泰语的情形还没有任何变化，与汉朝时候没有区别，以长城为分界线，泾渭分明。在体形上，中原人则受到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影响。纽斯特里亚人有着同样的经历，现在法语系的民众中也能够看到北方移民对他们的影响。
突厥－蒙古人由于他们定居在中原，最终被中原文化同化，他们已经不能回到以前的游牧生活了。突厥－畏兀儿人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长期在草原生活，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巴剌哈孙地区为他们的政治中心。可是到了9世纪中叶，他们却被乞儿吉斯人赶走了，来到今日中国的甘肃地区，之后又来到了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契丹人后来打败了乞儿吉斯人，想让畏兀儿人回到故地生活，却遭到了拒绝。畏兀儿人当时已经定居了下来，还能够跟随丝绸商队做生意，不愿意到大草原去继续过游牧生活了。蒙古人被明朝汉族政权从中原赶走之后，也不适应草原的生活，无法恢复祖先的生活方式。到了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才能够带领部族在鄂尔多斯和察哈尔地区进行游牧，可是他们的族人还是对中原十分向往。
草原居民会被农耕文明同化变成农人，农人却不会愿意成为流浪的游牧人。这是一个单向转变的过程。
第十一节农耕民族占领草原
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游牧民族经常对农耕民族进行侵略，还让他们的农田荒芜。有时候农耕民族也会去开辟草原，变成耕地，让草原萎缩。汉朝时候，中原政权经常进行军屯，远及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遍布在大草原之中。这种业绩可以与罗马人从莱茵河至阿特拉斯建立军事殖民地相比，甚至比这个功绩更持久，直到现在依然能够看到成效。
大清国也曾击败了蒙古人后，把农耕文明推进到草原，让蒙古的草原地区逐渐萎缩。甚至今天中国东北的森林也让他们砍伐了之后，变成耕地，建起了一些农场。这种入侵并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通过暴力完成，但使得森林狩猎民族以及蒙古游牧民族不得不继续北上。就如同美洲的印第安人被美国农民驱逐到西部一样。
第十二节游牧文明的历史界线
兽形艺术是所有游牧民族的居民共有的特点。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就如同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或者原始蒙古人。伊兰游牧人就如同阿尔泰人。这个问题很奇特，可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启发。
这个问题是：兽形艺术是属于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这种艺术从克里米亚传播到中原，又从鄂尔多斯传播到匈牙利等地。可是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却没有讲述过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那么这些艺术源自哪里？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来到河中，然后迁移到大夏，在公元元年前后进入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在1世纪和2世纪在这里建立了贵霜王朝，我们有很多关于他们艺术的材料，希腊－佛教派和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占主要部分。在这两派艺术中，我们很难看到草原艺术的影响，人们期待着西徐亚人能把这种兽形艺术带到印度伊兰等地。
与这种期待相反，这里的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希腊、印度和伊兰影响。匈奴人艺术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跟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里亚，河中、阿富汗和旁遮普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在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对这些地方进行统治。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兽形文化传播到这些地方。他们的艺术品，包括货币的图案，都只能够看到印度和伊兰人的影响。
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应该怎样分析？北方草原的这些艺术风格，只适应于草原。也许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区能够接受这样的艺术。那也是因为自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这个地方的形式化和几何学等与之适应的条件已经具备雏形。印度－伊兰地区则已经有了成熟的风格，塑像和人形都达到了相当水准，草原艺术已经无法替代了。
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草原艺术的传播方向，只能是徒劳。从安阳的“象形古墓”中，我们可以看出草原艺术从商朝开始就产生了影响。它在远东和高加索地区的家乡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先按下不表，接下来的一本书将会详细分析中国艺术的一贯形式，这与草原艺术早就产生了交集：战国时代的艺术与鄂尔多斯发现的艺术有着共同之处，又与西徐亚艺术有着相似的地方；汉代的艺术似乎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都有着联系；六朝的艺术与满族入侵时期的艺术相似；唐代的艺术与米努辛斯克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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