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照的是，在杨文广生活的那个时代，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人物都开始或已经粉墨登场，算得上群星灿烂，与他们相比，他只能用星光暗淡来形容。杨文广一生与名人为伍，有幸与范仲淹、狄青和韩琦等一代贤臣名将打交道，他只不过是个配角，始终站不到舞台中心，他的故事只能追随着别人的名字传扬。
一 无法考证的“美男”
如果要在杨家将传说中选美的话，杨文广当之无愧是第一美男。传说中的杨文广貌美如花、俊秀非常，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借杜月英、窦锦姑和鲍飞云等几个女人之口，盛赞杨文广“面如敷粉”、“唇如涂朱”、“美如冠玉”，这三个女人对杨文广都是一见钟情，并且设计将自己嫁与杨文广，上演了一出三女争夫的喜剧。小说还套用历史上夸耀武则天男宠张昌宗的典故来极誉文广之美：人谓杨郎貌美恰似莲花，宋太后道莲花亚于杨郎。人问其故，太后回答说：杨郎解语，莲花岂能解语？人人爱着杨郎貌美，看起来果然是莲花不及。
中国古代的审美标准，一度以“脸如满月，面如荷花”为美，特别是在唐代，这种风气尤盛。唐代的第一美女杨贵妃就面如荷花，《长恨歌》写杨贵妃之美用的比喻就是“芙蓉如面柳如眉”，芙蓉即荷花也即莲花。女人面如荷花是美女，男人面如荷花就是靓仔了。
“荷花脸”是一种富态相，唐代壁画上的女人通常都是富态的“荷花脸”，很符合唐朝的时代风尚。唐代的审美标准影响到了宋代，因而宋人也常用“莲花”比美男，从小说的描述看，张昌宗虽似莲花，比杨文广还要逊色很多。
杨文广是否真是个绝世美男已无法考证，因为史书对杨文广的记载并不详细，很多事情跟故事大相径庭，甚至于美男子杨文广究竟是谁的儿子都成了疑问。很多杨家将故事，都将杨文广视为杨宗保之子，也就是杨延昭之孙。这种传说虽然离谱，但在民间流传甚广。
实际上杨文广应为杨延昭之子。据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延昭有三个儿子，1014年他去世后，三个儿子都受到了宋真宗的封赏，但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封的什么官都没有细说。《宋史·杨业传》记载得稍微明确一些，杨延昭有三子，杨文广是其中之一，并立有传记，其他二人为谁没有提及。曾巩的《隆平集》记载得更为明确，杨延昭的三个儿子分别是传永、德政、文广，传永、德政两人皆默默无闻，没有更多的记录。这也不足为怪，杨业有七个儿子，单独有传的也只不过杨延昭一人。
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嘉祐二年(1057)进士，1019至1083年间人。他出生于杨延昭死后的第五年，比杨文广小几岁，1074年杨文广去世时，他55岁。曾巩与杨文广为同时代人，他的记录应该比较可信。后来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杨宗保、穆桂英等都是虚构的，史上并无其人。民间传说多把杨宗保当成了杨延昭的儿子，这种说法借助于戏曲评书的广泛传播，已有点以假乱真了。
杨文广是宗保之子、杨延昭之孙的说法多为民间传说，而且出现在宋代以后。元代徐大焯的《烬余录》、明代王世贞的《宛委余编》都是其中的代表，元代杂剧《破天阵》最早把宗保视为六郎之子。
史载杨文广死于1074年，反观杨延昭去世于1014年，有人从二者的死亡年代出发提出疑问，文广卒年是在延昭故后整整60年，按常规推算，父子两人相差这么多年的比较少见，中间若再有一代人似乎更合于情理。王世贞的《宛委余编》第六卷，引用巷人俚歌，称延昭子宗保，宗保子文广征南，被敌人围困。此书内容多来自话本、小说，不是历史读本，可信度并不大。徐大焯为南宋遗民，《烬余录》称“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这部书错误很多，有些还是常识性的，而且被怀疑为伪书，所以也不足为信。
还有一种说法，杨文广为杨宗保之弟。因为文广字仲容，依过去的习惯，这是排行第二的标志，仲(老二)之上必有“伯”或“宗”，宗保应为老大。杨延昭担任过保州防御使，很可能是从杨家世代保卫边疆的意思出发，引申出“宗保”二字。杨文广有兄长是历史事实，不过他的兄长应为传永或德政。如果杨宗保真为杨文广之兄，他应该是传永和德政中的一个。
为什么杨宗保不见于历史记载而只存在于故事演义中呢？原因很可能是避帝王讳，宋仁宗有位族弟叫赵宗保，在宋一代，如果真有杨宗保其人，也只能改名他叫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没有杨宗保历史记载的重要原因。就如杨延昭之前叫杨延朗一样，因为避讳而不得不改名，杨宗保很可能是杨文广兄弟中一个的别名。杨宗保确有其人的可能性比较大，较为有利的证据是山西代县等地保存的《杨氏族谱》有宗字辈，河南还发现了记载杨宗保逸事的碑文，不过那个杨宗保是女性。
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把杨文广的出生时间安排在了大破天门阵，柴郡主在破青龙阵时生下一子。老太君看后，称这孩子与其兄杨宗保长得很像，取名为杨文广。《杨家府演义》中也提到柴郡主阵前生下一子，但并没有提及此子是谁。
关于杨文广的辈分，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称杨延昭有子充广，其子贵迁，有孙称文广，杨文广与杨延昭的关系又相差了好几代。宋濂写此文时，《隆平集》已流传开来，宋史也早已刊行，这部号称“家传”的书，不知缘何与正史差距这么大。充广之孙名为文广，听起来有点荒谬，孩子起名都是要避祖讳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宋濂竟然在这一点上出错，多少有点莫名其妙。
明人小说《杨家府演义》，第三代英雄是杨宗保、穆桂英，他们有一儿一女，杨文广和杨宣娘，文广的儿子杨怀玉则为杨门第五代传人。宋时确有杨怀玉其人，不过他是内臣，且比杨文广年长，与杨家将无关。杨怀玉在真宗晚年时入宫，作为仁宗的伴读，仁宗当时称寿春郡王。1020年，宋朝发生了周怀政谋叛之事，杨怀玉因没有举报而被贬为杭州都监，两年之后复又回宫担任内侍押班。那时候杨文广不过才刚刚二十几岁，这个杨怀玉不可能是杨文广之子。
宋史记载杨文广死后被赐同州观察使，对照《烬余录》，杨文广与杨宗保官职相同，只是名字不同，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人推断后代的戏曲小说中的宗保和文广应由一人演化而来，以前合二为一的多，现在也有一分为二的。因为是演义所以并不拘泥于历史真实，杨文广忽而是杨宗保之弟，忽而又是其子，让人拿捏不定。但无论如何变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加突出杨家将为国为家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
二 早年坎坷
传说中的杨文广是个少年英雄，史书上写的却都是他晚年的事，更像是个烈士暮年、壮志难酬的老者。他虽然是将门之子，但仕途并不平坦，没有多少出人头地的机会，晋升非常缓慢，年近五十了还是个很不起眼的下级军官。
宋史记录杨文广的第一件事是“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这大约是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的事。“班行”相当于现今的排级干部，是宋军中最低职位，包括“三班借职”和“三班供职”两级，军官向上晋升的顺序依次是“三班借职”、“三班供职”、“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杨文广由班行晋升为殿直，类似于现今由排级提到了副连职。
1014年杨延昭病逝，次年，宋朝颁布了新的恩荫制度，防御使一级的武将，子可授予右班殿直(正九品)，其他的则可授予三班奉职或借职(从九品)。杨文广并非长子，所以初任官阶在“殿直”之下，这与当时的政策相符。杨文广从“班行”(1014年)晋升为“殿直”(1043年)，整整用了29年的时间。
宋朝有规定，接受恩荫的子女必须年满15。如果1014年杨延昭去世时他刚好15岁的话，1043年升任殿直时至少应该是44岁。从十几岁的青涩少年到四十多岁的中年长者，杨文广在排长的位置上一干将近30年，这在古今中外都算是罕见。以44岁的年纪还只是个排长，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但在宋朝却不算太过稀奇。
宋朝官员冗多是不争之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恩荫过滥。1015年宋神宗生日那天，宋朝颁布了新的恩荫条例，恩荫的名目更加繁多，恩荫之滥也自此开始，正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据统计，当时每年恩荫补官者多达500人，是科举取士的数倍，这些人多为纨绔子弟，有的百无一用，只能由国家出钱养着。
以杨文广的职位“班行”为例，宋真宗天禧年间就有4000多人，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达到6500多人，到神宗末年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如此众多的“班行”，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可以想见竞争有多么激烈，低级武臣升迁非常困难，僧多粥少，有的人只能老死于“班行”之中。
宋朝的武将基本上是以战功定升迁的，按说这也算公平。杨文广的父亲杨延昭、祖父杨业都是因为屡立战功才得以不断提升的，以他们的为人和处境，不可能给杨文广留下太多可供依赖的资源，能使杨文广迈入军官行列已经是最大的恩荫了，剩下的就全靠杨文广自己。但自从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北部边防基本处于安定状态，武将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大大减少。1004年宋辽两国息战时，杨文广应该在5岁左右，他堪称是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进入11世纪40年代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西部边防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西夏的威胁越来越大。1040、1041和1042年，两国发生了三次比较大的战役，宋朝兵将损失惨重，其中有些正是将门之子，开国大将石守信的孙子就死于阵中。不过，杨文广并没有出现在西征的队伍里，因而也就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此时杨文广已经四十多岁，年龄很可能是他出征西夏的障碍，已经当了30年“班行”的杨文广，不知道还要在这个行列里滞留多久，他的人生之花是不是还没绽放就要凋谢。
转机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
11世纪40年代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先是宋军在边境被西夏重创，接着国内的安定又出现了问题，1043年张海叛乱引起朝野上下不小的震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八月辛酉”，陕西“有贼张海、郭邈山，群行剽劫，州县不能制”，“令左班殿直曹元诘、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往捕之”。
陕西一带张海等人聚众起事，队伍迅速壮大，当地州县无兵无备，无计可施，只好向上汇报请命。朝廷派两个“殿直”和一个“三班借职”率千余禁军前去剿捕。很显然，张海最初并没被放在眼里，朝廷以为禁军出动，自然会马到成功。
轻敌便要误事，托大肯定吃亏。一千禁兵远道剿匪，毫无建树。张海等人备有甲马，日行百里，战略战术灵活机动。禁兵久居京城，对当地情势不够熟悉，被张海来回调动，只能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后来朝廷又派出两批人马前去剿捕，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险些闹出兵变来。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有些慌了，才真正重视起张海叛乱一事。宋仁宗下旨，让各地举荐剿匪人才，并且允诺捕贼者按功论赏，一律提拔重用。
杨文广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经人举荐担任巡检追捕张海的。当时张海作乱已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他们公然攻入州城，劫掠府库，施散钱财。其实张海一部不过千余人，但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得手即撤，纵横千里无人能敌。千余人的游兵散勇，竟让号称战斗力最强的禁军束手无策，由此可以想见，北宋中叶，宋军的战斗力疲弱到何种地步。
与强大的西夏相比，张海确实只能算是小毛贼，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家伙，也让大宋使出了吃奶的劲，甚至不得不动用牛刀，后来还是韩琦领兵将张海剿灭。1043年十二月，韩琦到了陕西，身份是陕西宣抚使。他改变了单纯依靠禁军围捕的做法，任用谢云行等熟悉当地特点的将领和士兵，深入山林围捕。张海等人身单势孤，无处可逃，又没有什么援手，相继被杀，这场叛乱就这样平息下去了。
整个剿匪过程，史书并没有提及杨文广，除了“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外，再没有别的记录。杨文广经何人举荐参与平叛，在其中又立有何功，一切全是未知数，无从考证。有人推论，杨文广获得机会参战，很可能得益于其堂侄杨畋的推荐。那一年，杨畋以殿中丞知岳州，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平叛之后的论功行赏，很可能是人人有份，只要参与了就能够受到提拔。
张海之乱平定之后，杨文广留在了陕西，等待着新的机会。年过不惑的杨文广在史书上的第一次亮相算不上精彩，但却是他人生新的开始，从军30年，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晋升。与父亲杨延昭相比，杨文广的起点更低，杨延昭二十几岁就已经是殿直，他44岁才达到这样的高度。殿直的地位尽管依旧低微，但杨文广毕竟已经起步，开始走向崭新的人生之路。
三 得遇范公
史书讲到杨文广的第二件事是：“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
这里讲到的范仲淹经略陕西是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之后的事，当时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因变法受阻，自请到西部边防，被任命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第二年春天，范仲淹的职位又有所变化，由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十一月，朝廷以“边事宁息，盗贼衰止”为由，罢免了他的陕西四路安抚使之职。
范仲淹的身份之所以变化如此频繁，起因还得从宋与西夏的三次战役说起。双方在1040至1042年间连续展开了三次大规模战役。
康定元年正月(1040年)，元昊调集十万大军，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围攻延州(陕西延安)。宋军大败，主将战死，开国元勋石守信的孙子石元孙被擒，西夏军大获全胜。
延州兵败之后，宋军重新调整边防部署，把沿边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统一协调指挥边务。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分别主持泾原路和鄜延路的防务。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卷土重来，欲与泾原路宋军主力决一死战。泾原路主将韩琦派行营总管任福率万余人前往迎敌。任福轻敌冒进，中了西夏军埋伏，几十名宋将全部殉难，士兵死伤万余。事后夏竦被撤职，韩琦被贬往秦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十万西夏大军再次出击，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等16员战将尽皆战死，9400多士卒被俘。
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再到定川砦，宋军三战皆墨。在西部边防，无论是韩琦还是范仲淹都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但据说当地民间却流传着一首《边地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此中缘由真是天晓得。西夏军虽然三战皆胜，但元昊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连年用兵，国内兵源开始枯竭。再加上宋朝停止了边境贸易，西夏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国内人怨沸腾。另外，辽国也感受到了西夏势力日益膨胀的威胁，夏辽关系开始紧张。于是元昊萌生了求和之念，1043年他派使者到汴京与宋和谈，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西夏对宋财富的掠夺用条约的方式固定了下来，不需要再打仗，财源依旧滚滚而来，宋朝也因此赢得了和平与发展之机。
西夏三役的沉重打击，使朝中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他将范仲淹调回京师升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推行“庆历新政”。
范仲淹处事极为认真，一次在选拔各路转运使时，遇有庸碌贪鄙、不能称职的官员便毫不犹豫地一笔勾去。富弼在一旁感叹，“公但知一笔勾，不知一家哭矣。”范仲淹正色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路”是宋朝的一级行政区域，类似今天的“省”，为了免“一省”之哭，必须舍得拿下不称职的官员，这也算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正是因此，“庆历新政”触及了权贵们的痛处。范仲淹们已无法在朝廷立足。
就这样，范仲淹又一次来到西部边防，不过此次陕西之行的时间并不长，若从1044年6月算起，到1045年11月，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杨文广就是在这期间见到了范仲淹，一个下级军官能与一个边防统帅对话，机遇相当难得。经过一番交谈，范仲淹认可了杨文广，将他留在自己帐下，杨文广有幸成为范仲淹的直接部属。如果没有范仲淹的赏识，杨文广可能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史书讲范仲淹“奇之”，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杨文广有什么地方让范仲淹称奇呢？除了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殿直之外，杨文广的家世应该也能够引起范仲淹的注意。杨家将故事在当时已经流传甚广，1051年欧阳修曾撰文称“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范仲淹身为朝中重臣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仅仅因为自己的家世就让范仲淹称奇理由并不充分，无论是杨业还是杨延昭都算不上宋朝最顶尖的名将，比他们身世显赫的大有人在。
这里面应该还有范仲淹性格方面的原因，他出身贫苦乐于助人，尤愿帮助不得志者，杨文广的际遇一定也引起了他的某种同情。此时的范仲淹也是郁郁不得志，1024年当他初为京官时，曾写下“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的诗句，豪迈之情溢于言表。20年过去了，范仲淹一度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当之无愧的“万人英”，但是从变法宠臣到被逐出朝廷重新回到边塞，55岁的范仲淹经历了人生从最巅峰处滑落的失意。惯看春月秋风的范仲淹见到45岁仍然在低级军官中打转的杨文广心中一定是别有滋味。
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人士，如胡瑷、李觏、张载和石介等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乐善好施是范仲淹的天性，他喜欢提携后人或有潜力的人，无论那人时下如何不得志，将杨文广留在帐下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另一方面，范仲淹是个老西夏，他在陕西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和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范仲淹很注重在要地修堡建寨，他认为那是防御西夏铁骑的有效办法。也许杨文广正好具备他所倚重的才能，符合他对西夏作战的理念。杨文广毕竟是名将之后，很可能继承了祖上修建军事要堡的本领，日后的情况也证明，杨文广确实善于修筑。后来在韩琦手下，他奉命在秦凤路大修堡寨，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可惜的是，杨文广在范仲淹麾下并没呆多长时间，他如何跟随范仲淹征战，找不到任何记录和佐证。那时候范仲淹离其政治生涯的最辉煌处已渐行渐远，1045年底，他离开西部边防，之后一再被贬。
宋朝对西夏虽然战败，但却使久不经战的宋军受到了一次历练。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在韩琦、范仲淹等人的经营之下，西部边防“人谋渐得，武备渐修”，“勇夫锐将”“稍稍而出”，一代名将狄青自不必言。杨文广在范仲淹帐下，也受到了战争氛围的熏染，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恐怕他连现有的功名都是奢望。杨文广虽然没有更大的战功，但跟随名将名臣的经历，为他日后的晋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 恩怨狄青
范仲淹离开西夏后的5年，从1046至1051年，杨文广的履历是一片空白。1052年，大将狄青南征，杨文广就在军中，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总算是有了些功劳，做过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宜是今天的宜山县，邕是今天的南宁，这已经是宋军的中层领导干部了。宋史对杨文广这一时段的描述是：“从狄青南征，知德顺军，为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累迁左藏库，带御器械。”左藏库使、带御器械都是武官荣誉性的官阶，并无实际职掌。
杨文广与狄青的关系有些微妙。明代小说《杨家府演义》将狄青设计为杨家的死敌。每一代“杨家将”都会遭遇奸人陷害，杨业时有潘美，杨延昭时有王强，杨文广时代的奸臣则是狄青。按照小说的描写，杨家与狄青结仇起因于宋仁宗时的侬智高之乱。故事中这样交代：
侬智高联合五国蛮王率大军围攻北宋之时，狄青领20万大军南征，被侬智高斩将夺旗，地失千里，社稷危在旦夕。包拯无奈，推荐已告老还乡的杨宗保出征，杨文广为先锋，父子领军5万前去代狄青为帅。杨宗保到了前线，因不满狄青笑其老迈，下令将狄青推出辕门斩首，虽经杨文广劝说放了狄青，但狄青从此对杨家怀恨在心，发誓要将杨家灭门绝户。杨文广父子平南之战立下大功，受到仁宗的厚赏。狄青本来就恨杨宗保，见到杨家满门受封，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便派心腹家丁师金潜入杨府，伺机取杨宗保性命。不料那夜，杨宗保喝多了酒，再加上年事已高，竟然一命归西。狄青大喜，进而加害杨文广。杨文广向皇帝禀明真相，自己化作一只飞鹤冲天而去，自此隐匿家中不问朝政。
《杨家府演义》描述的狄青和杨文广与历史真相完全不同。历史上的狄青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他以士兵出身而官至枢密使，这在宋朝是个奇迹。狄青最初引起朝臣的注意是因为他在与西夏作战中的勇猛表现。当时镇守西北的宋军屡次被西夏打败，很多士兵患上“恐夏症”，狄青却完全不同。每次临战，他总是冲锋在前，头戴铜具，披头散发，大声呼喊，形象骇人，西夏兵为之胆寒。1040年，经略判官尹诛召见他，与他谈兵论战后，认为狄青是“良将材也”，将他推荐给陕西经略使韩琦和范仲淹。韩琦和范仲淹两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范仲淹还送他一部《左氏春秋》，鼓励他多学兵法。对于范仲淹的知遇之恩，狄青终生不忘。范仲淹去世后，狄青每次到范家，都要进范氏家庙祭拜范公，恭恭敬敬地礼拜范夫人。后来他起用杨文广随军南征，也很可能是因为杨文广曾得到过范公的赏识。
杨文广与狄青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如果说杨文广出身低微，那么狄青尤甚。杨文广级别虽低，毕竟还是干部，狄青则是地地道道的行伍出身，起点更低。宋朝武将受制于文人，士兵更是低贱。参军入伍首先要在脸上刺字，名曰“赤老”。在宋代，必须在脸上刺字的有两种人，一是士兵，二是罪犯，犯人刺在脸上，兵士有时刺在手背上，有时刺在脸上。刺字同时涂墨，墨痕深入皮肉，水洗不去，历久格外明显，所刺的字称为黥文。
在西部战场，两人都曾在范仲淹辖下，先后被“奇之”，他们也许会有一些接触。论年纪，杨文广大十岁；论资历，狄青早到西部边防五年；论战功，狄青远在杨文广之上。狄青初入陕西时，地位比杨文广还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贵为枢密副使，名震朝野。而杨文广仍然默默无闻，不见有更大的作为。但说书人偏要让杨文广位居狄青之上，还把狄青塑造为懦弱无能迫害杨家的奸臣，形象十分不堪，狄青征南的功劳则完全嫁接给了杨家。小说中，杨家将是在狄青不敌侬智高之后才冲上前线的，而实际正好相反。
1052年5月，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一度攻陷邕州，并一举拿下附近的九个州，随后围攻广州。宋廷急忙调集兵马前去平乱，杨畋被派往前线，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朝廷又命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也均无胜绩。侬智高非常凶猛，当时的一些勇将被其所杀，一向被认为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为免粮草落入敌手，杨畋焚粮之后退守韶州。危急时刻，身为枢密副使的狄青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狄青还师回朝时，宋仁宗亲自相迎，拜狄青为枢密使，他由此成为北宋王朝的最高军事长官。
狄青南征侬智高之时，杨文广只不过是随军出征的一个普通将领，对于他立下什么样的战功，史书只字未提。而且当时杨文广也已经至少53岁了，是年过半百的老将，并非故事中宣扬的青春少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平定侬智高的记载堪称详细，但自始至终未提杨文广。广西临桂龙隐岩潜真洞，刻有平蛮三将大名，分别是狄青、孙沔和余靖，三员大将之下还有一批重要的将官，内中也没有杨文广。史载平南之战随行的文武官员多达231人，因为人数太多，不是每个前去的人都有记载，由此可以断定杨文广在平南中的功劳不会太大。
这一切对于铺写杨家将颂歌的人来说显然太过平淡，将狄青与杨家将的身份倒置，把狄青的杰出表现转接到杨家将身上，更能体现杨家将的英雄形象，所以杨家将故事有狄青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侬智高平定之后，宋廷对有功之臣一一封赏，杨文广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部，知渭州之德顺军，也就是渭州陇竿城。德顺军设于庆历三年(1043年)，这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且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夏早有窥探之心。杨文广赴任不久，广西报告侬智高与大理国王又准备发兵。1054年6月，仁宗因为杨文广熟知广西情势，具备领兵才干，超升四级，提拔为供备库使，出任广西钤辖，兼判宜、邕两州，以防侬智高。广西钤辖是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的简称，负责广南西路驻军的训练教阅和赏罚。杨文广受此重任，自是尽心尽力，镇守广西十余年间，侬智高与大理国都不敢轻举妄动，侬智高最终死于大理国境内，边塞未发生大的战事，但杨文广的前途似乎并不明朗。
从历史上看，狄青不仅没有迫害杨家，反而有恩于杨文广，若不是他带杨文广南征，杨文广可能仍然埋没在军中。通观两宋，除北宋开国诸将外，能够称得上名将的，北宋首推狄青，南宋首推岳飞，但俩人都含冤而死。如果说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的话，狄青之死比“莫须有”还冤。狄青没有害人，相反却屡次被害。打压他最为厉害的不是奸人，反而是名垂青史的欧阳修、文彦博、韩琦这些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狄青，却被文人多方弹压，单单从这一点看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何积贫积弱军力不强。
以“莫须有”罪名杀人的不是始自岳飞，而是始自狄青，再往前看，杨业也是受害者。宋朝自宋太宗以后，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浓厚，文臣一般都看不起武将。
从杨业到狄青再到岳飞都是被“疑”所杀，杨业因为监军的一句“岂非有他志”走上不归路，狄青因“朝廷疑耳”不得善终，岳飞则是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被处决，这些名将在功成名就之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又都有着相同的下场，被疑即必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被怀疑有罪就是有罪，只能认罪。不仅仅是宋朝，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大体如此，这就是中国式的法律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似从真，怀疑你有罪你就有罪，没罪也是有罪，在防患于未然的大旗之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便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狄青事详见附录《狄青传》)
五 老骥伏枥
1064年，宋仁宗去世，英宗继位。杨文广因新帝登基又获得新的升迁机会。英宗身体虽然虚弱，但还算勤政，很想有一番作为。当时管军出现空位，英宗下决心挑选有才干的人充任。十月，他亲自检阅禁军将校武艺，期望从中发现人才，杨文广幸运地得以中选，被任命为龙神卫四厢大将军，兼成州团练使。
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是中央禁军的将领之一。凡升至都指挥使的都可以遥领团练。宋代的成州，属陕西秦凤路(今甘肃成县)。杨文广身为宿卫将领，不必到成州赴任，成州团练使只是个虚职，标志着杨文广的身份和级别。
当时杨文广已经65岁了，他被英宗选中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宋英宗之所以选中杨文广至少出于两点考虑，首先杨文广是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有一定的名望。第二，杨文广曾经跟随范仲淹和狄青征战，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年跟随狄青的战将多数得到提拔，杨文广受赏识也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杨文广很可能还受到了宰相韩琦的推荐，杨文广与韩琦的亲信关系非同一般。
杨文广担任此职，在宋朝文臣眼中，是个莫大的荣宠。20多年之后的1090年，苏辙论述过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对内平定骚乱，对外威服夷夏，任务非常重要。
治平四年(1067年)一月，35岁的宋英宗去世，神宗继位。不久，西夏又发起挑衅，十一月，神宗命韩琦判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统筹陕西全局。宋神宗时陕西四路合并为两路，一路为永兴路，治今西安，由韩琦兼领；二路为秦凤路，治今秦州(甘肃天水)。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总管治秦州，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宋代的兴州位于现今的陕西略阳县，秦凤路都总管是马仲甫，杨文广是他的副手。宋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之，副总管以观察使以下充任。秦凤路辖区南起岷山、秦岭，东到六盘山，其西部与北部因受西夏侵逼而缩至定西、秦川一线。此线以外的居民多为羌族部落，归附宋朝的称“熟户”，没有归附的称“生户”。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杨文广被韩琦派往边境一个叫做筚篥的地方筑城，目的是掌握要道控制权，更有效地抵御西夏。筚篥在甘谷县城北40公里的散渡河旁(今甘肃武山县大庄乡杨家城子村一带)，面积有百里之广，原是秦州“熟户”居住的地方，因为经常受西夏人的劫掠而被迫迁徙。杨文广接到建城的任务后，立即整装待发，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他故意散布消息说要在喷珠筑城，西夏兵果然闻讯而去。文广抓住机会，急行军180里到达筚篥，连夜抢修城寨，构筑防御工事并作好了战斗准备。天明以后，敌人发现上当，移兵前来，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敌兵无机可乘，无奈之下只好退兵。临走前，他们派人送信威胁杨文广说，要派大军前来报复。杨文广不为所动，立即派兵追杀，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展现杨文广才智的事件，史书记载的少之又少，只有筑城筚篥这件事还算是比较突出。他判断敌情准确，行军布阵快速，有勇又有谋。事后手下将领问他为何事先要虚张声势，杨文广回答说，筚篥是兵家要地，如果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先而据之，我们就没有完成计划的可能，必须抢在他们前头实施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
文广据筚篥建堡后，切断了西夏王国与岷山地区氐羌部落的联系。他一面加固城防工事，一面自鸡川砦(今甘肃天水市)至南谷筑堡，此后古渭东南数百里皆成宋朝“内地”。宋神宗闻报大喜，“诏书褒谕，赐裘衣带马”，改筚篥堡为“甘谷堡”。由于御敌有方，秦凤路的兵力和军储都大为增强。
筚篥堡建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六七月间，距今已近千年，仍然沿用。距筚篥堡不足20公里处有一安远寨，又名柳州城，当地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与杨文广的父亲杨延昭有关。
据说当年西夏侵扰，宋王感到威胁很大，下诏令杨延昭率十万大军出征。杨延昭当时驻军广西柳州，征战西夏时受围攻退守安远，见当地两河环抱，依山背川，土地平旷，便筑城坚守。
驻扎已定，杨延昭问当地居民此处叫什么名字，百姓说一直无名。杨延昭想，我过去在柳州做郡守，那里绿柳遍地，山清水秀，到这儿也是山清水秀，绿柳成荫，干脆就叫柳州城吧。由此可见，安远也算得上塞上江南。
后来杨延昭班师回朝，百姓将他曾经穿过的一件战袍埋到城南盈谷山顶，并于山腰平地设牌位以祀，年长日久，香火渐盛，人们就把盈谷山称为香台山，把埋有杨延昭战袍的山顶大土堆称为六郎坟。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却可以反映百姓对杨家将的景仰。西夏攻取筚篥的计划失败以后，转而自清水河谷南下谋求渭水流域。韩琦建言朝廷，任命杨文广知泾州镇戎军，以加强当地的防御。镇戎军为至道元年(995年)所设，在现今的甘肃固原县。
这一年杨文广已69岁，若以虚岁计，已是年过古稀，老将迟暮是不争之事实。在杨文广的最后时代，中国顶尖的几位人物已然登场。王安石46岁，司马光49岁，苏东坡31岁。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大红大紫的年代由此开始。而在此前的1057年，年方二十的苏轼兄弟由四川来到京城一举中第，宋仁宗盛赞他们是未来的相才。
杨文广虽然算不上宋朝的顶尖人物，但杨文广所处的时代却是顶尖人物云集，中国文化的繁盛几乎触到了云层的最顶端。杨文广之后，宋朝最好的年华也随风而过。杨文广死后50年，北宋灭亡。1072年，陕甘经略使王韶统大军向西夏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促使西夏王国向宋廷称臣，维护了边境的安定。
六 梦断边关
就在宋与西夏发生战事的时候，辽道宗耶律宠基乘机挑起事端，要求宋割让北境土地，企图使宋两面受敌。1069年，杨文广以70岁的高龄被调往北线，以步兵都虞侯的身份兼领定州路副都总管。定州屯重兵，位于中部，是防契丹南下的要冲。如遇重大战事，皇帝御驾亲征，行营必设在定州。杨文广所受之职是定州路的副帅。自从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多年，北部防务已十分松懈。
1073年六月，边防通报发现辽人有异常动向，神宗非常担心，但国内的改革已进入到攻坚阶段，主政的王安石不想节外生枝，没有把河北防务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他开导神宗说，不必担心，只要加强军事训练，完善边防城垒就应该没有问题。十月，宋朝在西线作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神宗却高兴不起来，他更担心辽国的进攻，而且据当时的情报分析，辽人很可能南下入侵。如果假想成真，宋军两线作战将会非常被动。王安石再次为他宽心，辽人不会轻易放弃和平局面，双方毕竟维持了70多年的和平。宋神宗仍然不能放心，王安石进一步解释说，即使出现不利局面也不用惊慌，对辽可以主守，对西夏可以主攻，西夏不足畏惧。
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开始寻衅发难，借口宋军越界筑城进入蔚、应、朔三州，派使臣到宋都争河东地界，要求以雁门山为分水岭划界。九月，双方派使在代州进行谈判，谈判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宋朝内部意见不统一。以沈括等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绝不可屈从，不能为辽人所要挟。蔡挺一派则主张克制忍让，甚至建议召回河北沿边将士以示无事。王安石的态度很耐人寻味，他说出了一句令人琢磨不透的话来，“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宋神宗下令王安石改善边境防务，但王安石依然执迷于自己的判断，认为辽国不会动武，甚至主张在河北裁军。在宋使赴辽的过程中，王安石因为改革受到强烈抨击，宋神宗不得已将其罢相。继任的韩绛系王安石推荐，基本上仍然沿用了王安石的政策。
杨文广身为边防大将，坚决支持抗辽。他认为如果辽人胆敢破坏盟约，必须给予迎头痛击，还可以乘机恢复故疆。杨文广在抗辽前线做了大量的调研，结合镇守定州的工作经验，向朝廷献上了收复失地的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计划，但还没等到朝廷的回音，杨文广就一命归西，时间是1074年十月，享年75岁。第二年四月，宋廷赐其为同州观察使。杜甫《蜀相》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对于杨文广而言却是“尚未出师身先死，更使英雄泪满襟”。
杨文广一向低调，此次高调上奏，引发了朝中非议。1075年三月，也就是杨文广身故后的第四个月。宋神宗召集大臣共商对辽之事，韩琦似乎已知道杨文广献策之事。他对神宗说，现在有些好进之人，以为边防有事，正是谋取富贵的良机。他们肯定会向陛下献策，无非是说现在敌势已衰，以陛下神圣文武，如果选择良将率大兵深入敌境，那么幽蓟之地，可以一举收复。接着韩琦话锋一转，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今河朔之地连年灾荒，民力匮乏，粮草不济，新选的将官没有作战经验，士兵多年不进行正规训练，如果就此发兵去攻强敌，敌人四向来援，我军腹背受敌，再加上粮道不畅，此时进退两难，将如何处之？这也正是太宗前朝，即使拥有曹彬、米信这样智勇双全的大将都无法避免兵败的原因所在。
当年和欧阳修一起逼退狄青的文彦博也出言反对伐辽。韩琦、文彦博是宋时名将名相，他们众口一词，不能不引起神宗的重视。可以想见，当时如杨文广一样主张北伐的也一定大有人在，神宗本人可能也有光复的想法，但光有想法是不行的，还要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等待时机成熟。如果准备不足仓促用兵，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以当时边防的情势而论，对辽用兵可能确实并非明智之举。后来南宋的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反证。
杨文广一生不甚得志，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他并没能建立与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这里面有着太多的时代因素。北宋坚守的是保守的退让政策，对辽主和防御，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间不断摇摆。修文偃武的积弊已深，文风日盛，文人受宠，甚至于军队都要由文人统军，武将只能任副职，朝野上下讳言用兵，杨文广不可能有更大的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欧阳修们一方面在缅怀杨业，另一方面又在加紧弹劾狄青。曾为杨业之死大抱不平的欧阳修，难道不知狄青之冤吗？假若狄青健在，他比杨文广还要年轻十岁，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必能使辽与西夏不敢轻举妄动。
欧阳修对杨业父子很是景仰，但对处于同时代的杨文广却没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那个时候，民间已经盛行杨家将故事，而真正的杨家后人却被埋没。
杨文广40多岁才开始崭露头角，平张海、战西夏、征南蛮、守北关，南征北战30多年，经历堪称丰富，但并没有太过闪耀的英雄事迹，历史关于他的有限的几次记述都非常简略，无法展现他的聪明才智。
杨文广与那么多的名臣名将同时代，在他们手下谋生，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历史无言评说。杨家最大的不幸，是自杨文广之后再没有一个较为有出息的子孙，在那个盛行墓志铭的时代，甚至连为杨文广写一篇墓志铭的能力都没有，也无法保存杨文广的著作或奏议。杨文广死后，北宋朝廷追任他为同州观察使，多少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安慰。
杨家将祖孙三代都捐躯在抗辽一线。杨业在边关屡立战功，号称“无敌”，最后慷慨战死以身殉国。杨延昭自小随父出征，在澶渊之役请饬诸军扼辽归路，袭取幽、易等州，威名犹存。杨文广晚年镇守定州尽心竭力，面对强敌滋事，大胆献策议取幽燕。杨家将虽然并非宋代最有影响的战将，到了杨文广这一代也已是日薄西山，但杨家祖孙三代同仇敌忾，以忠勇传家，却是历代将帅中少见。
杨家将故事在民间不断传扬，最初只限于杨业、杨延昭两代，很少提到杨文广。明代以后借助戏曲小说的渲染，杨家将声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愿望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豹死留皮、殁而不朽，杨家将已成为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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